行雲流水 聖嚴法師著

自序
  
  這是我的第七冊遊記,當第六冊《春夏秋冬》尚未付梓流通,本書即已寫成。
  
  本書是賡續《春夏秋冬》來寫的,記述我自一九九三年元旦,以迄同年七月三日之間的一段幻遊過程。其中包括了我在臺灣及美國兩地的弘化活動,重點則在敍述我對於第三度率團訪問中國大陸的見聞及隨感。
  
  因為我去中國大陸訪問,前後雖已三趟,訪問的目的,訪問的地區,隨行的成員,均不盡相同,所以每次都有新鮮的體驗,學到不少有用的東西。
  
  這一回的中國大陸之行,隨行者有臺灣及紐約兩處的僧俗四眾,共計一百一十三人,是我生平所帶人數最多的一次旅行。目的地是中國大陸西南隅的雲南、四川、西藏,到了雞足山、峨嵋山、拉薩等三個高原的頂峯,也是我生平所遇最艱難的一個行程。以我這副病弱之身,尚能活著回來,實在要感恩三寶及護法龍天的加被。
  
  本書的命名,是由於在大陸之行的所見所思,有兩處使我觸景生心。一是雞足山的金頂,我於本書第二十五篇〈觀景修心〉中有云:「雲不留定處,水不住定相。」「所以出家僧侶把遊化生活,稱為雲水。」另一是拉薩的哲蚌寺,我於本書第五十一篇〈行雲流水是共識〉中有云:「山高水自流,不為什麼;無心雲出岫,如來如去。」「只要眾生得益,管它是雲是水。」「法鼓山的共識,就是天下人的共識,沒有時空的限制,不受人為的影響,就像行雲流水那樣。」「以智慧的行雲,提倡全面的教育,用慈悲的流水,落實全面的關懷。」
  
  本書內容所經的時間,共計一百八十四天,所經的空間,則跨東西兩個半球的東亞及北美;我的行程及弘化活動,非常緊密,因我主張「忙人時間最多」,故在本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二日的二十五天之間,於紐約東初禪寺利用主持禪七與授課之餘,在江果華及姚果莊兩位女居士的協助下完成了本書。
  
  本書的內容,雖係自敍實錄及遊記的體裁,我卻盡量引用相關的佛教義理及佛教史實,配合貫串著寫,以期為今日的佛教宣揚正信與正行,為後世的佛教留下歷史的記錄。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釋聖嚴自序於臺北北投農禪寺

 

一、紐約的新春團拜
  
  一九九三年元旦日,我結束了東初禪寺的第五十九次禪七之後,便以兩天的日程,拜訪了紐約巿區各道場的諸山法師,邀請他們,出席元月三十日在東初禪寺舉行的新春諸山團拜。這是每年由紐約華人各寺院輪流主辦的一項活動,象徵僧團的和合。預計有二十至三十位比丘比丘尼眾,參與盛會。
  
  多少年來,這是首次,由東初禪寺爭取到這項主辦權的光榮。為了慎重和禮貌起見,由我親自前往邀請。特別因為我預定於元月四日,即將從紐約飛回臺北,在未來的三個月之間,我的日程,排得非常的緊密。何況元月三十日,正好也是臺北北投農禪寺,舉行盛大的新春園遊會期間,屆時要我趕回紐約,主持這項團拜接待的可能性非常之小。所以行禮在前,破例前往逐寺拜訪。但在我的心中,還是希望屆時回到紐約,接待諸山,參加團拜。
  
  為了籌備諸山新春團拜事宜,我在東初禪寺,也親自召集了兩次僧俗四眾的會議。發現大家,都很有心,而且也都很有才能。所以,我放了心,相信他們會把這樁大事,辦得相當出色。

  

  ▲一九九三年一月三十日紐約諸山長老在東初禪寺團拜午供,前排左起壽治老和尚、夢參老法師、仁俊法師、洗塵法師。
  
  結果,我真的未能及時趕回紐約。當天出席的諸山法師,共有三十六位,其中包括:壽治、夢參、仁俊、浩霖、妙峯、法雲、洗塵等長老,宏如、繼如等比丘,佛性長老尼及依教、依日等比丘尼。這是歷年來,紐約最盛大的一次團拜。雖然未見我親自接待而使大家感到遺憾,但在東初禪寺副負責人果稠師、知客果順師以及護法居士群的熱忱接待之下,不論在秩序、禮節、餐飲、布置、交通等各方面,都能讓諸山法師感到親切自然,賓至如歸,相當滿意。我上海佛學院時代的老學長妙峯法師,在參加團拜之後,還特地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新年團拜法會,你
  
  未遑親自主持,但秩序井然。可見吾兄教導有方!」又說:「今天供佛及齋菜,人人說好,真是天廚妙供,禪味功德,一齋一襯,又有法寶結緣,深以為感。」因此,他還寫了二首詩送我:「東初禪寺慶團年,長老諸山聚會天;供佛及僧皆妙品,酥酡禪悅樂無邊。」「濟濟一堂龍象眾,紹隆佛種賴青年;傳燈續燄光無盡,福慧莊嚴非偶然。」
  
  我真感到慚愧而又抱歉,已經怠慢了客人,竟然還受到讚歎。

二、《金剛經》與《法華經》
  
  一九九三年元月四日晚間,我攜同沙彌果谷,搭乘華航班機,從紐約飛返臺北。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已是元月六日的上午七點,有一百多人在機場迎接,相信他們起了一個大早,甚至昨晚沒有好好睡覺,令我深深感動。
  
  上車之後,便聽取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的機要秘書廖雲蓮菩薩的工作報告,因我已經出國三個月,對於基金會的各項工作活動,雖然經常通過電話及傳真,大致瞭解,還有若干部分需要當面說明,使我進入情況。
  
  回到北投,分別接見文教基金會、農禪寺、中華佛學研究所的主要幹部、執事,晚上七點,召開法鼓山體系僧團全體執事會議。類似緊密的日程,每天幾乎相同。直到再度出國為止,幾乎每天要出席一個到五個會議,接見幾十位乃至幾百位信眾,在三個月中,馬不停蹄。因此也成了臺灣新聞媒體中所常見的公眾人物。各大報章、雜誌,經常採訪報導農禪寺的活動新聞,以及我個人的談話;就拿臺灣的中視、華視、臺視等三家電視公司來說,在九十天之中,我的出現率有二十三天;其中報導最多的是中華電視臺,因為我在二月一日至四日之間的四個晚上,借臺北巿的國父紀念館大廳,講出「《金剛經》生活系列講座」,在張家驤總經理策畫下,華視同時派遣三部錄影機,作大型的現場攝製錄影,除了每天播出這項講經活動的新聞報導,事後又分八次,在該電視臺,做了第二次的全程轉播,並且製作錄影帶,廣為流通。對該公司是業務,對我們則是弘化。

  

  ▲作者於臺北市國父紀念館大廳演講「金剛經生活系列講座」之情景。

  

  ▲國父紀念館會場「金剛經生活系列講座」,聆聽作者演講有聽眾千人。
  
  這四場演講的現場聽眾,超過一萬二千人次,透過華視的轉播,便把「《金剛經》生活系列講座」傳播到了臺灣寶島的每一個角落,而這四場演講的題目,也是別開生面,相當引人注目:1.《金剛經》與心靈環保,2.《金剛經》與自我提昇,3.《金剛經》與淨化社會,4.《金剛經》與福慧自在。我是擷取《金剛經》的經句,配合今天現實社會大眾的生活需要,做了如此的安排。這跟傳統式的講經方式比較,可以說是一項大膽的嘗試。非常幸運,結果並沒有失敗,應該感謝三寶的加持。
  
  這次回到臺灣,也在農禪寺主持了三個晚上的講經法會,接著上次未講完的,第二次繼續講出「《法華經》綱要」,那是一月八日至十日期間,每晚聽眾都在千人以上,把農禪寺的大殿,擠得水洩不通,連殿外的庭院,也坐滿了人。圓滿日的皈依典禮,參加人數就有六百五十多位,這也是農禪寺歷年以來的一樁盛事。

三、新聞焦點.新春慰問.四十五次禪七
  
  在農曆過年之前,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時期,我分別接受了華視、臺視、中視等三家電視臺新春節目的訪問;一月十二日下午,到臺北巿松山機場旁邊交通部觀光局旅遊中心,錄製「跳動的音符」,那是屬於教育性的交通安全節目。一月十四日到中視攝影棚錄製除夕特別節目,那是巴戈及藍心湄主持的「雞蛋碰石頭」,我以特別來賓的身分接受訪問。一月十六日,中視派人到農禪寺,錄製「禪七生活的一天」,在名為「超越九○」的節目中播出。一月十八日,出席《時報周刊》及中視主辦的「復建玉山森林」座談會,呼籲全國佛教界響應火災後玉山森林的重建,並宣說佛教徒看樹林即是眾生的家。另外,我也接受了中廣、民生、警廣、正聲等電臺的專欄訪問。我在有生以來,從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各類新聞媒體爭相報導的焦點人物。
  
  在農曆年前,還有兩項年年要做的大事:

  

  ▲冬令救濟,作者親自將物品贈給貧寒人士,表示慰問及關懷。
  
  已歷四十個年頭的冬令救濟,是從東初老人創建中華文化館開始,每年新春之前,發放救濟的寒衣食米,表示對貧寒家庭的慰問及關懷,歷四十載未曾一年中斷。從去(一九九二)年起,已將救濟範圍,從臺北巿地區擴展到大臺北地區,包括北投、士林、淡水、三芝、金山、石門,今(一九九三)年發放的物品,包括米、衣、被子、食品、罐頭和現金,共計新臺幣五百八十萬元。其中特別撥出二百萬元,捐贈臺北縣作為「青年戒毒機構」專款專用。尤清縣長代表縣府到農禪寺接受。
  
  農禪寺舉辦第四十五次禪七,是在元月十三日到二十日之間,參加人數二百一十七人,也是破歷年記錄的一次。因為農禪寺本身出家弟子已超過五十位,加上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護法會、農禪寺禪坐會,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幹部、師生,就將近兩百多人。加上各大專院校的師生及社會人士之後,就變成這麼龐大的禪七。
  
  禪七期中,我已無法同時照顧二百多人,所以從在農禪寺主持的第四十四次禪七開始,便改成一位比丘及一位比丘尼弟子,代我為禪眾們做初次小參的工作,分擔部分指導的任務。但是,我還會給每一位有一次以上的個別談話機會,故到禪七圓滿為止,大家並沒有覺得因為參加的人多而有影響;那是因為禪七的規則,以及作息的安排,都極有秩序,代我監督輔導的幾位弟子,也都非常盡職負責,所以在禪七圓滿的晚上,大家提出心得報告之時,都有滿載而歸、不虛此行的感受,以及期盼有機會再來的願望。當然,人多的禪七,對我來講並不相同。籌備工作以及生活起居的照顧,都要付出更大更多的心力。好在農禪寺的出家弟子們,已在漸漸成長,能夠為我分勞之處,都由他們去做了。

四、過年.拜懺
  
  農曆新年,對中國的寺院來講,是極忙碌的時段。
  
  在古代的叢林裡,為了要做一年一度的反省工夫,加香用功。所以祖師們常常用這樣的一句話來訓勉弟子:「當年三十來到時,看你怎麼辦?」意思是說:在人生途中,隨時可能面臨死期的來臨,那就像到了除夕日,必須一一償還積欠的債務,否則難過年關。寓意著:由於生死未了,死後前途,難保不失人身,一失人身,便萬劫不復了,該是多麼可怕。所以,當要過年的時候,總得特別提高警覺,而精進用功。
  
  此在一般的寺院,農曆新年中,正是信眾們到三寶門中,祈求平安,種植福田做功德的好時光,所謂「好的開始,成功的一半」,大家都希望討個吉利過年,新春伊始,上廟進香,這就使得寺院的出家僧眾們忙上加忙了。
  
  我們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自從一九五六年開創以來,每年農曆新年,都會舉辦三天的千佛年懺法會,主要是供住眾的策勵自修,意在懺除往昔以來諸種罪障,以資開展未來的菩提之道,直到現在,沒有廢止。而其下院農禪寺,則從一九八七年開始,由於信眾及住眾的要求,也在農曆正月的初一、初二兩天下午,禮拜兩堂大悲懺。由於我們所辦的法會,威儀整齊,壇場簡單、莊嚴、樸實,深受僧俗四眾弟子的讚歎,而樂於熱烈參與。故在這三天之中,上下兩院的佛殿空間,都顯得越來越逼窄了。

五、環保新春園遊會
  
  在今(一九九三)年的新春期間,農禪寺的最大活動,是舉辦新春園遊會,從農曆正月初七到初九,也就是國曆的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這三天之中,吸引了十萬信眾前來參加。這也是農禪寺有史以來,破記錄的一項大活動。
  
  我們這個佛教團體辦新春園遊會,這已是第四次,從一九九○年開始,即由農禪寺及法鼓山護法會聯合主辦,一年比一年辦得成功。第一次是在農禪寺內,由於場地太小,來的人太多,故到第二年,便向附近的士林中正高中,商借了他們的操場、庭院、活動中心、展示館等;連續兩年,每年都能吸引七、八萬人,一時間,造成了臺北巿佛教界的大轟動,而且接連兩年,都把園遊會的活動,延伸到臺中巿去。可惜每年每場,只有一天,所以大家覺得花費的人力、物力太多,展出活動的時間太短,投資的社會成本不太合算。如果,能夠每場舉行三天,那就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服務了。可是,若要在農禪寺以外借了場地,舉行三天的園遊會,場地雖可能借到,工作人員的安排,就會非常困難了。特別是各項展示物品的現場,必須派人守衛保護,那就煞費周章了。

  

  ▲新春園遊會開幕典禮,嘉賓雲集。
  
  到了去(一九九二)年九月,召開第四次新春園遊會籌備會中,就有人建議在農禪寺再辦一次,為期三天,展示館雖每天相同,活動節目則逐日變更,可以把前來參與的人潮,分成三個梯次。每天晚上,只要把各展示館現場的門戶上鎖,再加一、兩人徹夜的輪流看守,便可萬無一失了。
  
  正巧,去年在寺內也增蓋了一棟約兩百坪的雙層寮房,二樓尚未隔間,加上原有一座面積一百多坪的新禪堂,足夠作為兩個大展示館的場地。另有寺內約二百坪的大殿空間,也可作為各項活動的節目之用。非常幸運,也讓我們商借到寺前鄰居的停車廣場,作為擺設各項食物攤位之用;附近兩家汽車公司的停車場,也願意免費借用,以利疏散來賓的車輛。

  

  ▲環保新春園遊會,吸引萬人,人潮洶湧而至。
  
  於是,由農禪寺的監院果鏡師擔任總指揮,動員了全寺僧俗四眾,經過三個月的策畫和準備,進行得相當順利。本來計畫將圖片資料的製作,承包給外面的美術公司或廣告公司,在幾番接觸之後,還是決定由農禪寺全體的常住眾擔當這次園遊會的設計、繪製、布置等工作。由於這一班僧俗青年,缺乏經驗,也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故已到了農曆新年前後,展示館的會場,還是一片零亂。全寺上下一直忙到展出的前夕深夜,總算真刀真槍像模像樣地把兩個展示館,呈現了出來。
  
  所謂的兩個展示館,是指三寶館及簡介館。
  
  「三寶館」又名三寶園區,展出的項目是用圖片、經典、法器、祖師遺物,布置出佛教的歷史、佛教的文物、禪宗法脈傳承譜。把誕生於印度的釋迦牟尼佛用印度佛教八大聖地的圖片,說明佛的一生事蹟,那便是以佛陀八相成道的圖說和一座由陳昭男居士提供的七寶金質巨型佛舍利塔,象徵佛陀永遠住世的精神。
  
  至於各種版本及各種語文的佛教《大藏經》之陳列,現代人的佛教著作之展出,象徵著法寶的普遍和永恆。並且用一幅巨型的圖說看板,標示出各種佛典語文的傳流系統。
  
  在佛典語文傳流系統看板的背後反面,便是中國禪宗法脈源流表,從初祖菩提達摩,經六祖惠能而分枝成為五家七宗,其中直到現在尚保持法脈傳承的,僅存臨濟宗的楊岐派及曹洞宗的鼓山系,我個人正好同時承繼了這兩派的法脈。因此,在這個區域的兩側牆面,懸掛著歷代禪宗祖師的素描畫像,在臨濟系這邊的最後一幅,共有三人的畫像,是虛雲、靈源兩位老和尚,這幅畫的下角是我的人頭畫像;另一牆面的曹洞宗系統,最後一幅也有三人畫像,是智光、東初兩位老和尚,而其下角又是以我為殿後。
  
  在這兩旁的畫像之前,也分別展出了靈源老和尚及東初老和尚生前所用的遺物,包括百衲袈裟,乃至日用的紙筆、碗筷和手蹟日記,都是非常珍貴而難得一見的佛門文物。
  
  在三寶展示館內,配合著三幅大型的插花藝術,以花藝襯托出三寶的偉大崇高,是中國古典插花基金會的首席老師胡文宗居士,以及數十位優秀花藝老師的創作。該會的董事長就是現任監察院院長陳履安的夫人曹倩女士。
  
  另外一個展示場,即是簡介館,是介紹法鼓山系統內的各項弘化事業,包括中華佛教文化館、農禪寺、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山文教基金會、護法會、東初出版社,以及美國的東初禪寺和法鼓出版社,分別用圖表、圖片標示介紹,使得參觀的人,在很短時間內,一目瞭然。把我們已做的、正做的、將做的,告訴大家,我們對今日社會貢獻了些什麼。
  
  在這個展示館內,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個世界大地圖,標示出我個人弘法足跡所到之處,包括了歐、亞、美三洲,除了臺灣之外,在美國各州的將近五十所大學,做了一百次以上的演講。各項統計數字說明了我們對於臺灣地區,乃至對於今日世界佛教的弘化工作,是相當積極的。
  
  這次新春園遊會的主題,就是「環保」。展出的內容,包括著佛教文物的心靈環保,會場推動零污染的生活環保,以及提倡喪儀節約的禮儀環保。除了兩個展示館表現了心靈環保的工作內容之外,整個會場在三天之中,推行環保餐具、環保購物袋的使用、垃圾分類、垃圾回收。尤其一個十萬人的活動會場,竟然能做到在地上未留一張紙屑。所以,吸引了各種媒體,爭相報導,我個人也被他們冠上環保法師的稱號。其實,這都是農禪寺僧俗四眾的智慧結晶,而我個人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應該說我們法鼓山的這個團體,就是佛教界的環保尖兵。
  
  這項園遊會的最高潮,就是第三天下午的千人皈依典禮。我在典禮中贈送了每人三冊佛書、一串手珠、一條菩薩項鍊。同時也發給大家一張賀年卡,用了兩句話來祝福每一位新發心的菩薩:「提得起放得下,年年吉祥如意;用智慧種福田,日日都是好日。」

六、傳授菩薩戒
  
  我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經於紐約的東初禪寺,舉行了我有始以來第一次傳授在家菩薩戒的儀式,參加受戒的東西方男女居士共八十八位。這項消息傳到臺灣,就有不少農禪寺的信眾,也要求我為法鼓山體系的護法信眾們,傳授一次在家菩薩戒。事實上,三十年來,以我對於菩薩戒的認識和想法,早就有意做一項改革,所以一口答應了。
  
  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籌備,終於在今(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的七天之間,為八百多位男女居士,舉行了兩個梯次的傳戒法會。
  
  我個人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之間,寫完一本《戒律學綱要》,就已有了推廣菩薩戒及改良菩薩戒的心願。一九七○年代,我在東京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接觸到蕅益大師的戒律思想;到一九九○年,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召開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大會的主題是「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跟戒律精神是相關的,當時我所發表的論文,乃是〈明末的菩薩戒〉。
  
  事實上,中國佛教界的菩薩戒思想,直到目前為止,尚沒有脫離明末時代的模式和形態,也可以說,相當古老,若干部分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因此,到了一九九二年七月,中華佛學研究所召開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我便提出了一篇長達二萬五千字的論文〈從三聚淨戒論菩薩戒的時空適應〉,其目的就是在於把菩薩戒的精神,集中於「三聚淨戒」,擺脫以往以《梵網經》菩薩戒十重四十八輕戒的若干不合時代環境之要求。因為菩薩戒的目的,是在於發菩薩悲願的大菩提心,不在拘泥於瑣碎戒條項目的授受,我在大乘經律中發現三聚淨戒是有相當大彈性的,可以由於受持者的程度而做不同層次的持守,遇淺則淺,遇深則深;淺者持淺,深者持深;根淺者見淺,根深者見深。

  

  ▲作者(中)與宏印大和尚(右)、今能大和尚(左)主持傳授在家菩薩戒儀式。

  

  ▲新戒在家菩薩受戒之後,邊誦唱受菩薩衣偈邊披菩薩衣。
  
  為了鼓勵我們法鼓山體系內的居士,發心求受菩薩戒,我在一九九二年底,寫了一篇文章,刊於《法鼓雜誌》,在那篇文章的開頭,就這麼說:「好多人因為讀了我寫的《戒律學綱要》,便發心受了菩薩戒。好多人因為讀了《梵網菩薩戒本》,所以不敢貿然求受菩薩戒。好多人因為只知受了菩薩戒有大功德,卻不確知菩薩戒的真實內容是什麼?便受了菩薩戒。」
  
  同時,我在《人生》月刊一一七期,也這樣提到:「受了菩薩戒之後的人,幾乎都只知道在形式上要穿海青、披縵衣、站在前面;在實踐上要吃素、守八關齋戒。」
  
  因為,「梵網菩薩戒」的確很好,涵蓋面廣,對菩薩精神的表達,也相當充分,尤其針對中國以儒家思想為背景的社會,特別提倡孝道,而云:「孝名為戒」;在君主立國王權社會,特別重視王臣的護法觀念,並且講究苦行,以表示難忍能忍的菩薩行。所以,故自隋唐以來,「梵網菩薩戒」是最受中國佛教徒所推崇的。可是到了現在,其中已有好多條文,不能適用於我們的社會,但又誰也不敢擅改菩薩戒律,我是根據大乘菩薩的精神,找出漢藏兩傳與菩薩戒有關的內容,發現了「三聚淨戒」是富於彈性,而且各種菩薩戒本,本身就是為了因應時代環境,而有繁簡不同的要求。若依「三聚淨戒」來受菩薩戒,便會成為任何時地、任何個人都可以接受的了。「三聚淨戒」的內容,極其簡單但又包容廣大,那就是持戒、修善、利益眾生,對不同層次的菩薩,可有寬嚴不同的標準。
  
  我在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開幕典禮上,所做的主題演說「傳統戒律與現代世界」,對大乘菩薩的「三聚淨戒」做了這樣的說明:「止一切惡,修一切善,利益一切眾生。以無染的智慧,消融貪、瞋等煩惱,以清淨的戒行,導正社會的風氣;以平等的慈悲,接納一切的眾生。在眾生群中成就菩提心,也助眾生發起菩提心。」  
  可見菩薩戒的目的,主要是在配合現代的社會,來提倡菩薩精神。所謂「初發心菩薩」,本來還是凡夫,以凡夫的身、口、意三業,來遵守菩薩戒,實踐菩薩道,不能要求過高,陳義太深;不得以初地以上聖位菩薩那樣的標準,來要求初發心的凡夫菩薩。受菩薩戒,雖是非常莊嚴神聖的事,但要在沒有心理負擔和犯罪壓力的情況下,循序漸進。
  
  可惜,我的那兩篇文章,並沒有受到全體護法信徒們的注意,以致當他們到農禪寺報名受菩薩戒之時,還有許多人抱著猶豫不決的恐懼心態,就怕「受戒容易持戒難」。又聽到許多人說:「不受戒,做了壞事,佛菩薩不會責怪;受戒之後,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其實,像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都是因為沒有真正瞭解菩薩戒的宗旨,在《菩薩瓔珞本業經》中,明明說到:「有戒可犯是菩薩,無戒可犯是外道。」受戒之後,犯戒是正常事,只要懺悔,戒罪便滅。不論受戒不受戒,做壞事造惡業,皆當受報。如果受戒,至少可以防犯未然,少造惡業。何況發菩薩心,受菩薩戒,本身就是大功大德。
  
  我準備了三十年,總算因緣成熟,分別在美國及臺灣兩地,傳授了兩次菩薩戒。我也重編了一種《傳授在家菩薩戒儀範》,其中的主要內容,包含著:1.受四不壞信法,2.受三聚淨戒,3.受十善戒,4.受十無盡戒。
  
  以往的戒場,受了在家菩薩戒者,均披縵衣,此於在家律中,並無根據,所以加以改良,用飄帶式的緞子,綉上佛像及法鼓山的山徽,以象徵莊嚴的菩薩衣。但是在戒場中,我也說明,如果他們希望在其他場合披縵衣,也是可以。

七、聯誼會.演講.禪修營
  
  這次我在臺灣的三個月期間,除了在農禪寺及國父紀念館的兩項大型講座之外,也在臺北以外的各地,做了幾場大型演講:
  
  三月五日,抵達嘉義巿,由中正大學財金所黃介良教授的推動,集合了嘉義巿二十二個工商企業團體及十九個佛教事業單位,為我舉辦了嘉義地區法鼓山護法聯誼會;到第二天三月六日的下午,邀請嘉義巿政府及工商界領導人物共四十多人,舉辦了一場佛學座談會;六日當晚,借嘉義高工大禮堂,以「禪與人間淨土」為題,做了二個小時的演講,雲集了兩千五百多位信眾到場聽講,造成當地佛教界的一大盛況。
  
  三月七日,我從嘉義坐車趕到臺中,主持臺中巿法鼓山護法聯誼會,借到「臺中巿世界貿易中心聯誼社」的大廳舉行,所以到了一千多人,當場皈依三寶的信眾,包括該聯誼社總經理廖逑宗居士等六百多人。當天晚上,接受廖居士晚宴招待,他特別請到臺灣中部師管區司令兼中部地區海岸防衛司令湯先智中將,以及臺中扶輪社社長程海波居士等陪同。那晚的素菜,非常精緻,可惜我的腸胃不好,身體很累,未能一一的品嚐,而且為了趕時間回臺北,準備第二天在法鼓山舉辦第三屆「社會菁英禪修營」,故也未能與諸嘉賓多談些佛法。
  
  三月十二日的晚上,我應「時報文教基金會」的邀請,在臺北巿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以「綠化大地,淨化人間」為題,做了一場非常失敗但又成功的演講。因為,這是由《中國時報》系的時報文教基金會、環保署、教育部、農委會等四個單位共同策畫與聯合主辦,共分臺北、臺中、臺南的三場「萬鳥歸林,萬流歸宗」系列演講的第一場。主辦單位認為我有很大的號召力,故讓我在臺北講出第一場,由於那天是植樹節,我的講題又那麼新穎,預料一定會大爆滿、大轟動。所以,不敢租用僅可容納數千聽眾的室內演講場地,而借用中正紀念堂的大廣場,預估有二萬到三萬聽眾。可是他們僅僅給了幾家報紙及電視臺幾十個字的新聞稿,故未引起大眾的注意。我們法鼓山體系的文宣公關,也沒有動員信眾前往聽講,加上當晚突然從西伯利亞吹來了強勁的冷風,像這樣的露天廣場,並沒有供人坐的椅子板凳,也沒有任何遮擋冷風的設備。有一些人到現場站了一會就離開。自始至終坐在水泥地上,冒著寒流的侵襲,聽完我演講的人僅有三百多位,其中的二百多位,是農禪寺的常住僧眾、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學生,及若干信徒;他們因為看到這樣的場面,又是那麼冷的天氣,我在講臺上,所受到的冷風,要比他們成群的坐在地上更強,所以,不忍心先我離開。
  
  最妙的是,那場演講的總策畫人,把我介紹上臺之後,發現臺下冷冷清清,大失所望,加上她也衣著單薄,便把我丟在那裡下臺走掉了,直到演講結束,再也沒有看到她的倩影出現。倒是《時報周刊》的發行人簡志信以及環保署副署長陳龍吉兩位菩薩,坐在臺上非常尷尬,因為,他們也是主辦單位的人,只好陪我受難到底。
  
  這是我第一次經驗,在臺北巿大廣場做露天演講,也是第一次最大的失敗,主辦單位竟然對我這麼有信心,認為只要打出「聖嚴法師」的名字,就能把中正紀念堂的廣場擠滿了人,但他們在事前做的文宣工作,既無大幅廣告,也未貼一張海報,僅僅在廣場搭了一座三面透風的講臺,安排了若干音響的設備,怎麼能夠引起廣大的注目呢?如果由比較瞭解的單位,來舉辦這場演講,大概不會弄成這樣狼狽的。
  
  但也不能算是失敗,當晚臺灣的三家電視臺,都派了攝影記者到現場,在晚間新聞中,都做了蠻詳細的介紹:我指出,環保對我們佛教來講,雖是一個新的名詞,若從佛教主張的惜福、培福的角度來看,就是環保的觀念;寺院生活的整潔寧靜便是環保;戒殺、護生、放生,也是環保的範圍。對自然資源的節省珍惜,對自然生命的保護尊重,乃是我們佛教徒已經做了兩千多年的工作。特別是用佛法的理念,達成人心的淨化,那是心靈的環保,比起對於自然環境的保護更重要。

  

  ▲作者應時報文基金會的邀請,於臺北市中正紀念堂的露天廣場,演講「綠化大地,淨化人間」。
  
  當晚的現場聽眾雖然不多,通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就有很多人,接受到佛教徒對於環保觀念積極的認知。許多聽眾們,看我對這麼少的人數,講得那般認真,這麼冷的天氣,沒有表現出疲倦不耐煩的神態,感動得泣不成聲。有一位資深記者對我說:「師父這麼大的年紀,身體又不太好,主辦單位如此疏忽,真是太不公平。」我倒是沒有感覺到什麼,只可惜他們舉辦這樣的演講,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不過由於我這一場的教訓,使他們在後面的兩場演講,分別是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講出,及佛光山的星雲法師講出,相信他們會對預先的文宣工作做得更好,那也應該是我們共同的收穫了。
  
  三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兩天的晚上,我受高雄巿選出的立法委員陳建平、高雄巿議會議長陳田錨及其夫人黃淑惠三位居士的邀請,在高雄巿三信高級職業學校大禮堂,舉行兩場演講,題目是「開發人人心中的光明」、「慈悲與包容」。兩晚到了四千五百人次。據說這是三信高商第一回把禮堂外借,演講結束,留下參加皈依三寶儀式的有二百多人。也藉著這個機會,在臺南巿及高雄巿兩地,主持了法鼓山護法會聯誼會,給高屏地區及臺南地區法鼓山的會員們,分別各做了一次慰勉談話,在兩地聯誼會中,參加皈依的人數,達七百位以上。可見南部地區的人士,對法鼓山理念的認同,越來越多。這也是因為當地有不少信眾,熱心推動法鼓山理念的成果。縱然我在一年之內,難得去南部一、兩次,他們對法鼓山的向心力,確是有增無減,真使我太感動了。
  
  這次在臺北期間,也用了三天的時間,在法鼓山舉辦第三屆社會菁英禪修營,那是三月八日至十一日,錄取四十二位,報到三十九人,他們是企業界的董事長、總經理,以及處長以上的公務人員,教育文化界的菁英分子,其中包括中央保險銀行的總經理呂東英、臺灣英文雜誌社董事長陳嘉男夫婦、邱和成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也是「和成衛浴設備」副董事長邱宏茂夫婦、新東陽董事長夫人等。他們在上山之前,有的已經是三寶弟子,多半對佛教有好感,但還沒有瞭解,甚至有人認為信了佛教就會消極厭世、擺下事業、離開社會、隱遁山林。經過三天禪修營的生活之後,才讓他們發現真正的佛法對人類是那麼積極有用,將他們的觀念做了一百八十度的修正。
  
  禪修營提供的主題,分成三個段落:1.自我肯定,2.自我消融,3.自我提昇。以往,他們只知道佛教講空,卻不知道空了以後才是真正的有。否則,佛與菩薩的精神,就不會在世間有所表現,佛教也不可能流傳於世了。
  
  我在禪修營結束時,給這群當今國內的社會菁英們,說了這樣的幾句勉勵話:「希望透過禪修營的活動,讓來參加的菩薩們,確實瞭解佛法的好處,並將這裡所學到的理念及方法,帶回去奉獻給諸位家人、同事、朋友、員工,讓他們也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如此,個人的品質才能有所提昇,並為處身的社會環境帶來繁榮與安定。祝福諸位,讓我們大家一齊來努力,幫助自己,協助他人。」
  
  這項禪修營的活動,為臺灣的中上層社會,帶來一股積極的清流和暖流,那些菩薩們在下山之後,多半還是念念不忘,並且鼓勵親朋好友乃至公司員工信佛、學佛。雖然每屆只有三十多位到四十多位學員菩薩,他們產生的影響及對社會的貢獻,是無法估計的。只要他們把禪修營中所學到的理念及方法,用於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就會產生連鎖性的淨化效果。
  
  我在去(一九九二)年二月九日至十一日舉辦第一屆社會菁英禪修營時,是抱著嘗試的態度,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非常慎重,經過細心的籌備,並以虔誠恭敬的態度,辦完之後,無暇想到是不是還有舉辦第二屆的因緣和需要。但到現在為止,幾乎已是欲罷不能,剛辦了第三屆,就已有人在問第四屆的時間,這是讓我感到意外欣慰的事。

八、法鼓山動土前的灑淨法會
  
  自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初覓得臺北縣金山鄉三界村一塊十八甲的山坡地,命名為法鼓山之後,便開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的策畫;也開始成立了護法會的組織,從事募款的活動,到今(一九九三)年四月,已歷時四個年頭。由於申請山坡地開發許可手續的繁複,政府監督嚴密,經過教育部、內政部、臺北縣政府審查,每一個部門,都得牽涉到十多個相關單位,經年累月。特別到了臺北縣政府,要經過兩道手續:首先,獲得開發許可;其次,申請整地工程的水土保持計畫,取得雜項執照,都要經過三次到五次專家委員會的審查。尤其我們對於山坡地開發工程一無所知,包括我們的首席顧問陳柏森建築師,因他未曾有過開發山坡地的經驗,幾乎也是處處摸索,隨時觸礁。好在我們做的是佛教教育文化事業,不是商業性的營利事業,各級政府官員及每一位審查委員,都給了我們許多指導。可是法律的規定就是規定,沒有通融的餘地。不過在這期間,我們也意外地得到了許多位專家成了我們的顧問,使我這個百分之百的外行,漸漸地變成了懂得一些頭緒的半內行。
  
  這是由於臺灣的幅員太小,對於山坡地的種種保護措施,就是為了維持臺灣自然環境的安全,所以,各級政府對於山坡地開發的許可,盡量限制,非常嚴格。例如水土保持、道路工程、地基的穩固等,都特別慎重。這對我們開始時,多了很多麻煩,但也為這項開發工程,做了萬全的考量。當然也增加了在預估中從未想到過的工作。尤其那位給我做水土保持計畫的先生,是一家一人公司,工作多要對外分件轉包他人,效率奇慢,大公司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他要兩個星期,而且多方面不能夠與我們的要求配合。結果,到了去(一九九二)年六月,我們的遷建委員會開會決議,把他換掉,另外找了一家信譽卓越的山地開發工程顧問公司接手。這樣一來,一直趕工進行到現在,一九九三年六月下旬,還沒有正式拿到雜項工程的執照。
  
  在水土保持工程尚未開始之前,我們需要舉行一項動土儀式,因在舉行動土儀式的那天,預計會有六千貴賓,湧向法鼓山。我們必須事先做好典禮場地的規畫與平整,交通路線的鋪設,停車位置的安排,故在動土之前,就要做些整地工程。預定動土典禮的日期,是本年八月三十日,而我在四月八日至七月三日之間,又必須出國將近三個月。法鼓山僧俗四眾的代表,便建議最好在我出國之前,舉行一次整地前的灑淨儀式,一方面使得法鼓山的遠近信眾,知道我們快要動工了,同時也為山上的護法神靈,做一場宣慰的法會,於是在四月六日的中午,隆重地舉行了一次灑淨大悲法會。
  
  這項消息,傳出不到兩週,全省各地的會員,回來參與這項盛會的達三千多人,我們禮請中國佛教會現任理事長悟明長老、中國佛教青年會會長宏印法師,和我本人,共同在法鼓山觀音殿主持儀式,虔誦〈大悲咒〉,全體大眾則排列在殿前上、中、下三層平臺的廣場。  
  那天,從早開始,法鼓山地區,便是滂沱大雨,到了典禮開始之前的中午時分,竟然轉為和風細雨,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讓這場環山灑淨的法會,進行順利,未將大眾淋濕。因此,悟明長老特別讚歎,說是天龍八部降下甘露法雨,普潤大地的眾生,不僅為整座法鼓山的每一寸土地灑淨,也為每位信眾的心田,灑上了希望和幸運。
  
  宏印法師也在會中讚歎,說法鼓山的弘化事業,是屬於國際性、整體性、歷史性的,將來必定能夠帶動全臺灣、全中國、全世界的佛教,為人間的社會,開創新的機運。當天,他們兩位也將信眾的供養金,悉數回贈法鼓山基金會,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對於法鼓山的護持。
  
  因為灑淨的範圍相當遼闊,故將法師和信眾們,分成五路同時進行,我和宏印法師分頭帶隊繞向山前,另外三位常住法師,帶著隊伍繞向後山。
  
  一小時後,又回到觀音殿前會合。大家聽我說明灑淨法會的意義:等於是向護法諸神,做了一趟睦鄰的工作,給他們慰問,向他們致敬,請他們護持;他們在冥冥之中,會為法鼓山的建設工程以及弘化事業,帶來平安順利。同時我也藉此因緣,向大家報告了法鼓山的工程進度、經費的收支狀況、今後的努力目標,勸勉大家要在法鼓山的共識之內,同心協力,充滿信心地來參與這項學法、修法、護法、弘法的大業。
  
  在法會之後,我又冒著微雨,從觀音殿到達三個平臺,逐步巡視,向到會的信眾菩薩們,問安致意。發現他們雖然已經上山三、四個小時,既沒有位置坐,甚至沒有喝到一口熱茶,看到我時,大家都是那麼地精神奕奕、感動歡喜,有人泣不成聲,有的淚如泉湧,場面非常溫馨。當天在三個平臺上雖然搭有帳篷,在那樣陰暗潮濕風雨交加的天氣,大家還能保持著如此虔敬、熱忱的身心儀態,不得不令我相信,他們都是菩薩的化身。我看了他們也暗自欣慰:法鼓山能有這麼多信眾的向心護持,就算沒有我聖嚴來做什麼事,也會把法鼓山的理念弘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九、吳尊賢愛心獎
  
  近三年來,我連續得了幾項榮譽獎:1.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內政部及中國國民黨社工會頒我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我被入選為當年度十位代表之一。2.一九九二年臺北巿政府頒我榮譽巿民獎,我又入選為二十七名代表之一,很可惜,都由於我的人在國外弘化,未能親自出席領獎。3.到了今(一九九三)年的四月七日下午四點,統一關係企業的「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頒發我第六屆的愛心獎。據說本屆各界推薦進入初選的愛心人士共有一百三十三位,經過三次複審,我又被列入前十一名之一,在我非常緊密的日程之中,親自前往臺北巿國賓飯店的國際廳,出席了這項榮譽獎的頒獎典禮。
  
  當天,吳尊賢先生夫婦含笑坐在典禮臺上,典禮的主席是張麗堂先生,他報告了該基金會愛心獎的歷史和用意;總統府資政洪壽南先生是這項愛心獎的主審,報告了審查標準及審查經過;最後請現任司法院院長林洋港先生主持頒獎,依年齡高下為序,我被列入第三名,可見我的得獎是依靠壽緣。
  
  除了獎牌、獎章,還有新臺幣二十萬元的獎金;我在受獎之後,立即把所得獎金,轉贈給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由該會理事長林擎霞教授代表接受。我的這項措施,使得臺上臺下全體參與典禮的人士,非常欽佩,林院長還特別跟張麗堂先生說:「這是拋磚引玉的義舉。」

  

  ▲司法院院長林洋港先生(左)頒獎予作者吳尊賢愛心獎,中為吳尊賢先生。
  
  因為佛教的慈悲精神是要對眾生平等普遍的關懷,我們法鼓山的理念,雖然是在「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但是,也不能忘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是自然環境,野鳥等的飛禽走獸,都是自然生態,但已經遭到人為的大量破壞,若不搶救,固然是對眾生生命的摧殘,也會為人類的生存帶來危機。我們在去(一九九二)年年初,曾經為救濟流浪動物而捐資新臺幣四十萬元,今年也該照顧到野鳥的保護,使得這一筆來自吳尊賢先生關懷社會的愛心獎金,產生更大的愛的功能。
  
  因為我的身分特殊,加上近年來已經成了臺灣各種新聞媒體中常常出現的公眾人物,故被大會推舉為得獎人的代表,站到臺上去發言。當天我向大家說明:我們十人只是愛心人士中的少數代表,真正愛心的人士,在全社會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發現,縱然從新聞媒體常常看到社會的黑暗與犯罪的報導,事實上好人要比壞人多得多,而且世上也並沒有真正的壞人,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有少數人做了壞事。如果大家從社會的每個層面,多去推動愛心的精神,多給他人關懷和照顧,人人都可能成為好人,處處都可能見到愛心。至於我個人,所做關懷社會的工作,非常的少,而且是集合了許多愛心人士們的心力和物力,才做了一些愛心的工作,所以我應該說:「這份愛心獎,是代表著許多許多愛心人士們共同的光榮。」我當藉此機會,為他們祝福,為社會祝福。特別要謝謝吳尊賢文教基金會,頒發了這項愛心獎的崇高心意。

一○、第三度訪問中國大陸
  
  我出生在中國大陸的農村,也在大陸出家,受了沙彌的教育。一九四九年隨軍隊到了臺灣,直到一九八八年為止,相隔三十九年,才第一次返回大陸,做了一趟探親之行。一共十九天的時間,除了到江蘇探親,也深入內地,到了中國佛教的源頭所在,如河南、陜西、北京等地。事後,寫了一冊自傳式的遊記《法源血源》。
  
  到了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至五月一日的二十一天之間,第二度訪問中國大陸,目的是為考察中國佛教的古建築,以備建設法鼓山的參考,那次參觀了北京巿、甘肅省、山西省的三十多處佛教道場。因為建築本身是一項藝術,我們也特別參觀了幾個有名的佛教石窟。那次同行的只有十四位,都是跟建設法鼓山相關的專家;事後,也完成了一冊相當詳盡的遊記,書名《火宅清涼》,它的副題則為「中國佛教藝術之旅」。
  
  這回是第三度訪問中國大陸,我帶著法鼓山的僧俗四眾弟子,包括臺灣和美國兩地的,共一百一十三人,目的是為凝聚法鼓山的共識,體驗名山大剎,建設工程的艱鉅,以資堅定建設法鼓山的信心,同時要建立迎接艱困的心理準備,始能為我國佛教乃至世界佛法,負起承先啟後的大責重任。
  
  我們需要人間化、現代化、學術化、實踐化的佛教。否則,人間若沒有正確的佛教信仰,雖有佛教寺院,人的心地還是一片黑暗;如若不考慮現代社會的需求而來配合現代生活的脈動,佛教便會被現代人類揚棄;若不做高深的研究,佛教就會被民間信仰同化;如果沒有行解並重的修行體驗,佛教就會讓人僅當作知識學問看待。我們的法鼓山,就是要朝著這四個目標努力。提昇佛教的功能,才有希望提昇人的品質,唯有提昇個人的品質,始可能以身作則,影響他人,淨化社會。
  
  我們法鼓山的僧俗四眾弟子,多半已有了正信、正知、正見,那是由於他們各自的慧根,加上歷次「法鼓傳薪」的訓練,勸募會員以上的萬行菩薩們,多已具備了基本佛法的通識,再由他們輾轉地向我們的全體會員,傳達正信佛教的訊息。
  
  我記得一九八九年十月及十一月間,以十五天的時間,帶了八十多位僧俗弟子,做了一趟巡禮印度佛陀遺跡的「佛國之旅」,回國後多半成了法鼓山護法會的主要成員。我也希望藉著這次大陸佛教聖跡的巡禮之行,再為法鼓山的建設,帶來又一次凝聚向心力的高潮。
  
  趁此大陸之行的因緣,我也給大家多一些親近學習的機會,聽聽我如何介紹中國佛教,讓大家多瞭解一些大陸佛教的歷史遺跡,所代表的佛教精神是什麼?盼大家能從回顧中,走出今日的時代社會,面對著大陸之行的所見所聞,激發起學法、弘法、護法的信心和願心。
  
  這趟大陸之行的籌備工作,進行了將近一年,在去(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就交代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的機要秘書廖雲蓮居士,跟北京的中國佛教協會,用傳真及函件聯繫,希望得到他們的協助。我們的原則是不敢要求北京的中國佛教協會派人陪同,希望中國佛教協會給我們預定會到的幾個地方的幾座佛教道場,做一個備忘的知會,給我們若干參觀上的方便就好;安排我們這個團體,進入大陸的管道,乃由臺灣的旅行社跟大陸的旅行社共同負責。並且告訴佛協,我們所要訪問的重點佛教聖跡,是雲南的雞足山、四川的峨嵋山、西藏的拉薩巿。
  
  結果,始終未得回音,直到去年年底,通過正在大陸旅行的林顯政居士,在上海向中國佛教協會打了電話。又託伍宗文博士直接派人到北京廣濟寺中國佛教協會探聽消息,回音說,我們的傳真及函件沒有見到,倒是從大陸國際旅行社的一份資料,已經知道我們將有此行。至於請求協助之事,佛協正在研究,大概沒有問題。結果陰錯陽差,在我們進入中國大陸的十八天之中,所訪問的寺院,並沒有得到北京中國佛教協會的指示,其中原因何在?不太清楚。
  
  這回大陸之行,為了避免勞師動眾,不想引起大陸的誤會,所以,純以旅遊團的名義前往,這樣可以避免大陸對我們的法鼓山及我個人的地位、立場等加以考慮審查;不要讓大陸誤會我們是為了去做傳教的活動,我們也不準備做公開式的訪問。因為在兩年前(一九九一年)的五月,當我們結束第二度訪問,剛剛離開大陸沒幾天,大陸的官方就發布了不准臺灣僧尼入境的命令,迄今猶對海外去的佛教團體,相當敏感。我們臺灣亞星旅行社的負責人,也因此一再對大陸提出保證,我們這個一百多人的團體是純粹的旅行,不會有其他的目的。這也可能就是中國佛教協會,對我們這趟旅行採取觀望態度的原因之一吧!

 

一一、第一次行前說明會
  
  這次大陸之行的計畫,交待兩位菩薩為我執行:對內的各項工作,由廖雲蓮居士負責,旅行社的接洽則由施建昌居士擔綱。
  
  經過半年的探尋接觸,臺灣的旅行社多半不敢接受,因為我們所走的路線,不是在一般觀光旅遊的行程之中,特別又是一個高難度的行程,率領一百多人的團體,走的都是崇山峻嶺地帶,這大陸的旅遊設施,包括飛機、車輛、住宿、飲食等,都有極度的困難。
  
  雖也有一、兩家旅行社,願意接受這一場挑戰,但他們沒有經驗,並且要價太高,我們不敢花了大錢而去冒這趟險。
  
  最後,由熟人介紹了一家高雄的亞星旅行社,他們的負責人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薛一萍女士,她有理想、有擔當、有熱誠,而且她曾經帶團到過大陸幾個相當偏遠的地方,她願意發心為我們這個團,在行前去大陸做兩次到三次的踏勘,全程由她來安排妥當之後,才把我們帶進大陸,而且她的開價也算公道,於是決定委託亞星承辦。
  
  全程的旅費是每人新臺幣七萬一千元,除了個人自己零用之外,一切的所費,全部包括在內。
  
  這次大陸朝聖團的名稱,到今(一九九三)年二月底,才正式確定,叫作「法鼓山農禪寺一九九三年大陸佛教聖跡巡禮團」,參加的成員,是來自:1.法鼓山護法會委員、榮譽董事,以及少數勸募會員。2.農禪寺念佛會及禪坐會的幹部。3.美國東初禪寺八位董事及會員。4.法鼓山體系內十一位當了執事的比丘、比丘尼,擔任隨團輔導及關懷的工作。這全是我們法鼓山體系內的菁英人才,因為名額有限,希望參加的人數相當多,所以,沒有公開發布書面的通知,只通過各單位的幹部,口頭傳達。
  
  到了三月四日的晚上,參加的名單和人數已經確定,便召開了第一次行前說明會,由亞星旅行社負責人薛一萍女士及施建昌居士,分別報告這次大陸之行的籌備經過、注意事項,以及介紹說明行程中各個參訪的重點。注意事項之中,包括兩點:1.個人裝備的準備,2.個人必須遵守的事項。
  
  那晚我對大家強調的是下面的幾句話:「我們對大陸旅遊機構提出的申請理由,雖是旅遊,我們內在的精神則不是旅遊而是朝聖,請大家不要以享受觀光旅遊的渡假心態來參加,要以虔敬、刻苦、朝山修行的心理準備,前往中國大陸巡禮佛教的聖跡。」
  
  因為,這是一次高難度的朝聖之行,籌備人員也給各位團員印發了一份備忘的清單,它的內容項目如下:
  
  個人裝備:小背包、登山鞋、雨鞋、手電筒、冬帽、口罩、手套、冬襪、雨衣、盥洗用品、個人藥物、保溫小水壼、禦寒的暖包、個人食物、護照、臺胞證、一百美元現金、輕軟的睡袋、太陽眼鏡。
  
  注意事項:虔誠心,威儀,勿大聲喧嘩。團隊精神,準時集合。途中的安全,個人的財物及旅社中的門戶安全,勿做個人的離團行動,勿大量採購,不要求和師父合照,勿奇裝異服,全團全程一律素食。若對旅行社及導遊人員有意見時,請通過各車的車長向領隊反應。對各道場贈送供養,由財務人員請示師父統一辦理。身體若有不適,請接受隨團醫生的建議及團體的安排。出發前要訓練體力,練習登山,保持健康。
  
  當晚亞星的薛經理,為我們說明整個行程:在十八天之中,要到達雲南省的昆明、雞足山、大理,四川省的成都、峨嵋山、樂山,西藏的拉薩等,我們就是連接著這幾個地方做重點性的參訪。從她的報告中得知,困難最多的是雞足山,其次困難的是拉薩。
  
  雞足山的困難是因山上未開公路,沒有車輛可通,雖有一段山路可以騎馬,但是最高處的一段陡坡,還是需要徒步攀登,而且山上物質奇缺,氣候奇寒,尤其是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空氣稀薄,會有高山反應。到了山頂,不僅飲食不便,晚上住宿處的棉被潮濕、房間陰寒。
  
  拉薩之行,也有高度的危險,地處青康藏高原,空氣極為稀薄,上拉薩之前,絕對不能感冒,如患傷風咳嗽,到了拉薩就可能立即引起肺氣腫、肺積水的併發症。
  
  不久前就有一位旅客,到了拉薩半天,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的,好好地活著前往旅遊,竟然變成了骨灰,被親友帶著離開。我也曾經聽說,有位已故的臺灣名女作家三毛,到了拉薩就不能呼吸,不得不立即乘著原班飛機回到成都,才算保住生命。
  
  從成都的四川盆地,突然間飛抵拉薩的西藏高原,在氧氣的供需量方面,一時間多半難以適應,即使是健康的人,最好也得要休息半天到一天,才能行動。如果,在上拉薩之前,有人傷風感冒,一定得留在成都,安排另外的行程。
  
  當晚在說明會後,大家都已知道,這是一次高難度的大陸之行,因為見我年老體弱,尚能不顧自身安危,願意親自帶著他們,做一趟大陸偏遠地區之行,也都堅固了信心,大家都說:「有師父在一起,絕對安全,那怕是寸步難行,也是值得的朝聖修行。」

 

 一二、準備出發
  
  四月六日,我在法鼓山主持灑淨儀式之後,回到北投農禪寺,已是下午五點三十分,雖然非常疲累,還是接見一位輔仁大學的教授,談了三十分鐘。晚餐後,立即出席大陸佛教聖跡巡禮團的第二次行前說明會。
  
  全體團員一百一十三人,除了總領隊伍宗文教授正在大陸出差,並且於四月五日提前到了昆明,故由他的夫人顏惠玲居士代表出席外,全數到齊。
  
  在此必須加以說明:當我們跟北京中國佛教協會聯絡不上的情況下,委請伍教授在大陸就便代為接洽,而他跟大陸海協會的最高負責人汪道涵先生,頗有來往,所以主動為我們在大陸做了一些溝通,海協會官員非常願意協助我們。結果我們從臺灣亞星旅行社得到的反應,倒是因為海協會出面去昆明瞭解情況,也牽出大陸中央統戰部的國臺辦,下令調查我們這個團體去大陸的動機及背景,並且把我們預先在昆明飯店訂妥的房間數字,取消了一半,認為這樣龐大的團體,在安全方面會有問題。如此一來,海協會無異是幫了我們一個倒忙。所以我立即用國際電話和正在大陸旅行的伍博士取得聯絡,說明情況嚴重。他也覺得奇怪,立即向海協會請教,汪道涵先生才連夜派了秘書陳元麟先生陪同伍教授,先到昆明,為我們溝通安排,才發覺昆明飯店是一場誤會。
  
  前(一九九一)年的大陸之行,是由伍博士領隊,這次他沒有報名,我也沒有找他,想不到由於這樣的因緣,這次仍請他擔任總領隊的職務,代表本團對外發言,代表本團跟大陸中央及地方接洽聯絡。可惜他因事忙,陪我們上了雞足山,四月十四日晚間回到昆明,四月十五日一早,他就提前離隊,回臺灣去了。
  
  四月六日晚上的行前說明會,只是為了檢查每一個人所應該帶的物品、證件,是否已經齊全,並且再度提醒大家,在行程中將會遇到的那些情況,希望大家先做心理準備。同時也做了工作的分配、職掌的說明、車輛的分組,向全團分別介紹,讓大家逐一認識。
  
  所謂工作分配,是指朝聖團的各項服務職位的安排:
  
  團長:聖嚴法師。
  
  輔導師:果瀚、果擇、果稠、鑑心、果勤、果舫、果燦、果順、果舟、果華、果廣等十一位出家眾。
  
  總領隊:伍宗文居士。
  
  總聯絡人:施建昌居士。
  
  隨團記錄:謝水庸、李美慧二位居士。
  
  財務:廖雲蓮、陳照興二位居士。
  
  醫護:陳武憲、陳瑞賢二位居士。
  
  錄影:王崇忠、陳照興二位居士。
  
  攝影:翁輝蛟、高文瑞、黃建富三位居士。
  
  總務:林新興、許呂雲二位居士。  
  顧問:錢文珠、蘇妧玲二位居士。
  
  全體團員共分四車,各有命名:
  
  文殊車:車長施玉美居士,副車長林武雄、蔡麗卿二位居士。
  
  普賢車:車長謝秀梅居士,副車長林同璧、洪木林二位居士。
  
  觀音車:車長高明媛居士,副車長林海國、高美蓮二位居士。
  
  地藏車:車長陳志傑居士,副車長陳秀梅、盧惠英二位居士。
  
  這次亞星旅行社的隨團導遊共有:總經理薛一萍,專業領隊薛一致、劉永芳、劉臺安等四位居士。
  
  在說明會結束之前,總聯絡人要我做行前開示,我並沒有要多說話,只是向大家提出了十條要求和勉勵:
  
  這次大陸佛教聖跡巡禮團的目的,是在凝聚法鼓山的共識,培養法鼓山萬行菩薩們的信心、悲心、願心,以及學法、弘法、護法的熱心和耐心。
  
  在行程之中,任何時候都要注意聆聽師父的開示,切勿爭搶著跟師父拍照。
  
  尊敬出家的僧寶,禮讓年老的菩薩,照顧病弱的菩薩。
  
  用錢要盡量節省,布施由團體辦理。
  
  攜帶海青,隨身備用,以虔誠心,遵守秩序。
  
  和諧、整齊、肅靜、不脫隊、不外宿。
  
  上下舟車及飛機,出入海關及旅社,不爭先恐後;各人要照顧好自己的行李。
  
  男女團員菩薩之間,要保持情感的距離,彼此當以清淨心、尊敬心,相處相待。
  
  不得私下向大陸旅行社的導遊「全陪」及「地陪」人員做個別的要求;在大陸不可有政治性的評論。對外發言,一律由總領隊出面。
  
  請全體菩薩要接受總聯絡人及各車車長的勸告及輔導。

 

 一三、從臺北到昆明
  
  我在忙中偷閒,安排了這次的大陸之行。四月七日下午三點,出席了吳尊賢愛心獎的頒獎典禮,五點回到農禪寺,我尚未準備出門的行李。因此,一邊由侍者協助我收拾房間,整理行囊,一邊川流不息地接見農禪寺及護法會的執事們,交待、商量、處理種種事項。七點三十分,才吃了一點東西。然後趕到機要秘書廖雲蓮居士的辦公室,發現以大批佛書為主的團體共同行李,已由林新興居士裝入手提旅行包,一共二十多件,準備分給各位團員隨身攜帶。想法雖不錯,只是行不通。上下飛機,出入海關,不可能交給團員手提。一則書籍等都很笨重,二則每人都有自己的手提行李。所以臨時吩咐農禪寺的兩位男眾弟子,找到適當的紙箱,重新打包,到了午夜十二點,總算讓我擱下一切上床睡覺。
  
  四月八日,星期四。
  
  為了趕搭上午八點五十分,由桃園中正機場起飛的泰航班機,飛往香港,凌晨四點不到,我就起床。招呼朝聖團的成員,用了早餐,整隊上車。
  
  由於這是一百多人的團體行動,而且是第一天集合,故在搬行李、找車子、彼此找人,大家在清晨的朦朧中作業,真是大費周章。畢竟這是個臨時組成的朝聖團,不比僧團,也不是軍隊,出發時的集體行動,總會有一些情況,需要人處理。到了上午七點,列隊於農禪寺大殿,向常住告了假後,終於順利登車,駛向桃園機場。
  
  上午七點五十分,抵達中正國際機場,趕辦團體行李驗關,以及證照檢查。正在忙碌中,又出現了一個小情況:美國組的一位菩薩,回到臺灣五天之間,竟忘了去拿回出境證,所以無法離境,急得她邊哭邊跑,在機場內團團地打轉。當時正巧有一位在海關服務的菩薩,給我送行,我就拜託他代向入出境管理部門擔保,總算給她帶來了及時雨。
  
  我們在機場驗關的情況,非常簡便,這是法鼓山的形象,為我們帶來的便利,很快就辦完出境的手續,而上了飛機。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抵達香港,等候轉機,進入大陸。
  
  我們的目的地是雲南的省會昆明巿,由於大陸提供我們的港龍航空公司班機,機位不夠,本團必須有二十一人先飛到廣州,再轉往昆明。
  
  我們這團體,在一天之間,從分到合,從合到分,最後又到目的地會齊。可謂夠忙,也夠新鮮。我對經過廣州的二十一位團員,表示歉意,他們卻反過來安慰我說:「這是我們的幸運,能有機會,多到了一個城巿。」聽起來他們是佔了便宜。
  
  下午三點三十分,在昆明機場落地。那雖是中國大陸國際航線的一個交通要點,可是除了跑道與停機坪尚算寬大,而其辦公大樓的設備,仍非常的簡陋,沒有提供從機艙直接進入海關建築物的空架船橋,而是把飛機停在距離海關辦公建築物的五百多公尺之外,我們下機之後,必須攜帶個人手提行李,走上一大段路。當時機場的地面,到處積水,因為,剛剛下了一陣大雨;好在雨勢已停,且有陽光照耀,鞋底雖然濕了,身體並未淋雨。
  
  當我下機後,走約二百公尺,便見到昆明中國國際旅行社的副總經理劉祖濬先生,代表該社迎面走來,向我合掌行禮,自我介紹,表示歡迎,並且接過我的手提行李。也正由於這位副總的引導,我跟隨他通過海關時,驗看了臺胞證及護照,沒有檢查盤問,就讓我快速通過。
  
  我被帶著登上等候在機場門外的一輛遊覽巴士,伍宗文博士和大陸海協會的陳元麟秘書,已在那兒相候。宗教局也派了一位張懷德先生,當地雲南省佛教協會派了一位圓通寺的監院淳法法師,來到機場迎接。
  
  下午四點多,從香港經廣州轉來昆明的二十一位菩薩,也出了海關。這時候有人前來向我報告說:「所有的行李及人員,全部順利通關,都上了車,只有二十多箱書籍的共同行李,悉數扣關。理由是我們沒有預先報備;同時,也由於這些書的原因,大陸海關人員懷疑我們其他的大件行李,也可能裝的是佛教的書籍,所以把幾十個箱子,都用鋼剪把鎖一一剪掉,仔細檢查。」
  
  當時雲南宗教局的張先生剛好到場和我談話,我就請他去打了招呼,才准予放行。
  
  事後,宗教局給我解釋說,不是中國大陸禁止佛教書籍進口,只要把書名、數量、內容、性質,一一造冊,先向大陸宗教局報備許可之後,保證都能帶進大陸。

一四、圓通寺.雲南佛教
  
  依照我們預定的日程,進入大陸第九天,才要去訪問昆明巿內最古老的圓通寺。由於現在的該寺就是雲南省佛教協會會址所在,現任會長刀述仁居士,當天正好尚在昆明,到了第九天,他已去了北京出席會議。緣此,我們離開昆明機場,就驅車前往圓通寺,提前拜訪。
  
  根據清朝道光年間(西元一八二一~一八五○年)所編《雲南通誌》記載,當時,雲南全省佛教寺院有一千六百五十餘所。到了民國初年,由於有地方賢達首長唐繼堯、龍雲等人的護持,雲南一省的佛教道場也極興旺。至文革期間,寺院被毀,多半夷為平地,圓通寺當然也是在劫難逃。
  
  根據碑碣的記載,該寺原名「補陀羅寺」,是在中國唐朝南紹王時代所建,後經元、明、清三個朝代的重修。圓通寺的得名,是在元代的延祐七年(西元一三二○年)。
  
  現在該寺的主要建築,則有圓通寶殿、八角亭,及其四周的迴廊等。圓通寶殿是一座宮殿式的建築,重檐歇山式,琉璃寶頂;殿內供奉法、報、化三身的結跏趺坐佛像,它的後殿,供奉觀音、文殊、普賢三尊菩薩像。該寺大殿的佛前正中有一對木柱,柱上各盤一條巨大的青龍及黃龍,高達十公尺,屬於明代的雕刻。它跟一般的盤龍柱不同,它是柱身之外附加的兩條巨龍雕刻,二龍東西對峙,張牙舞爪,就像要做騰空相鬥之姿。
  
  此寺在昆明相當有名,古來名士高僧,來到昆明,都會到此參訪,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冬,歐陽竟無與呂秋逸兩位居士到滇,為支那內學院籌款,即在此寺講《攝大乘論》(見《虛雲和尚年譜》)。
  
  八角亭建於方型的大水池中,南北有石橋相通,亭閣上,據說原有一尊彌勒佛的塑像,今已無存。  
  因為,雲南省的佛教是綜合著多種民族的文化環境,既有漢傳的禪宗和密宗,也有藏傳的密教,在她南部的西雙版納地區,又有上座部的南傳佛教。雲南省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的圓通寺,一九八四年由泰國贈送來一尊銅鑄釋迦牟尼鉅像,既代表民族的友誼,也象徵南北兩傳佛教的融合。該寺既以一座殿堂陳列南傳佛教的經像法物,同時也以另一座殿堂,陳列藏傳佛教的經像法物。到達該寺,可以接觸到三個佛教系統的面貌。

  

  ▲昆明圓通寺建築,四周迴廊圍繞。
  
  當天,接待我們的會長刀述仁居士,就是屬於南傳佛教系統的傣族,但他既能說流利的漢語,也對漢傳的大乘佛教有通盤的認識。無怪乎,聽到大陸傳聞:現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老居士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是這位刀述仁先生。他非常親切地接待了我們,也為我們做了有關雲南佛教的簡報。

  

  ▲圓通寺的刀述仁會長(右)及該寺僧眾陪同作者參觀寺內建築景物。
  
  依據雲南大學出版顏思久主編的《雲南宗教概況》前言中,介紹佛教傳入雲南的歷史,抄錄如下:  
  據文獻記載,大乘佛教傳入雲南的起始年代,當在唐玄宗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年)。當時雲南的晟羅皮為王,派遣張建成進京朝貢,玄宗厚禮之,賜浮圖像,雲南始有佛書。上座部佛教在西元七世紀的隋末唐初之際,已開始經由緬甸傳到雲南的西南部邊疆。藏傳佛教影響擴展到滇西北,亦始於西元七世紀藏王松贊甘布在拉薩建立吐蕃王朝時。但據文獻資料證明,藏傳佛教的噶舉派是在西元十一世紀由康區傳入到雲南的德欽、中甸、維西、麗江等地的,至十二世紀、十三世紀和十五世紀,又有寧瑪派、薩迦派和格魯派,相繼傳入雲南。
  
  這位出身於傣族的刀會長說,雲南的南傳佛教是經由緬甸傳入的,雲南當地的一個少數民族叫「傣族」,有他們自己的文字「傣文」,是在上座部佛教傳入雲南後創製成功的。而印度及緬甸的學術、文化、藝術,也通過傣文而在雲南流傳,當地包括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等,雖然各有自己的語言,卻都以「傣文」來記錄傳播他們的文化思想。可見傣族的上座部佛教在雲南地區,是宗教的主流之一,也是文化的主流之一。
  
  至於漢傳的佛教,是隨著漢民族的文化而進入雲南,從文獻來看,有密宗、禪宗、天臺宗。密宗目前已跟民間信仰結合,當地稱為「阿叱力教」,其實就是漢文的「阿闍梨」,這在藏傳佛教沒有進入雲南以前就有了。這一教派進行修法的時候,嚴飾壇場,對各種護法神王,進行供養、持咒、念誦,並且雜有吞刀吐火等的巫術。據說在南詔時代,烏蠻、白蠻,信奉的巫鬼教,跟阿叱力教極為相似,深受下層社會人士的信奉。現在,這個教派,專門為死人的亡靈超度而服務。正式漢傳的唐密,就像是從中國傳去日本的另一支密教,在雲南則似未有所聞。
  
  至於漢傳大乘佛教的禪宗,晚唐時代,已傳入南詔,可是禪宗在雲南真正地立足生根,應該始於元初,這可從該地笻竹寺的〈大元洪鏡雄辯法師大寂塔銘〉的記述,得到消息。因為元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滅大理國而統一雲南;元世祖尊信八思巴為國師,當時在昆明重建和新建的佛寺達三十餘所,也包括圓通寺在內。元代中期以後,以及明清的時代,漢傳的佛教在雲南一地,有了相當大的弘化基礎,這跟政府設立的僧官制度,有很大的關係。

  

  ▲刀述仁會長和圓通寺監院淳法法師(作者右邊)代表接受作者供養。
  
  當天,我們在圓通寺逗留了四十分鐘,陪同接待我們的,還有該寺監院二十九歲的淳法法師和七十九歲的首座妙德法師。
  
  傍晚七點,到達巿區的「紅河餐廳」,那是一家專門招待海外觀光客的飯店,為我們設宴的會場,就是一個舞池,我坐的首席餐桌,背對著演奏和表演節目的舞臺。晚餐後我們便借用那個場地,舉行了進入大陸後的第一場全體會議,由施建昌、蔡麗卿、林同璧三位居士,共同主持。個別介紹每一位團員,讓大家互相認識;也介紹了昆明中國旅行社的副總經理、全陪、地陪人員。我特別把總領隊伍宗文博士和大陸海協會的陳元麟先生,向大家介紹。
  
  晚上九點,始抵住宿處昆明飯店。當把房間安排好之後,我已非常的疲累,很想倒頭就睡,可是,伍博士向我報告,他已安排有三批不得不接見的訪客,要到我房間拜訪,說是每批只要見面兩分鐘。事實上,我雖然不是善於言詞、喜歡發表議論的人,對於交際應酬的場面話,也從來不會說,可是既然是來拜訪,總要互通姓名、交換名片,禮貌上也得溝通一些意見,請教一些問題。當把三批人馬全部送走之時,已到十一點半。
  
  那三批訪客的身分姓名是:雲南省宗教局局長納忠倫,他是回族,當然也是回教徒,另外一位職員張懷德;雲南省臺灣事務辦公室連絡處處長湯世煒,副處長陶麗珠;雲南省民族司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春耀;雲南省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任李廣潤(他的主任是副省長兼任),該委員會辦公室的副主任石穎,以及環保工程師顏杰。
  
  當我打開行李,漱口、洗臉、洗腳之後,時間已是過十二點了。很想立即就寢,但過分的疲勞,需要運動,再靜坐一會,才能躺下休息。看到床頭的鐘,指針已是凌晨零點三十五分。真是好長的一天,總算過去了。

一五、滇緬公路的故事
  
  四月九日,星期五。
  
  這一天,我們要從昆明乘坐四輛遊覽巴士,經過四百九十公里的路程,趕到雞足山。因為那是在中國大陸的偏遠地區,而且是雲貴高原的山區,沒有臺灣及美國那麼好的高速公路,平均一小時的車程,能夠行駛四十公里,已經算是幸運。我在臺灣時就曾聽到說,在那樣的山區,隨時準備在路上發生狀況,一等半天是平常事。當天能否抵達目的地,誰也沒有把握。所以凌晨五點起床,六點早餐,六點四十分把大小件行李,搬運上車,七點二十分啟程上道。昆明巿滿街都是人,騎著腳踏車,拉著人力車,上工、上班、趕巿集。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算出了巿區,上了朝大理和緬甸方向行駛的滇緬公路。
  
  上車之後,就由雲南國旅社的導遊,現年三十九歲的楊亞非先生,向我們介紹昆明以及滇緬公路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故事。他說,雲南的地名,是因位於雲嶺之南;在古代是蠻荒之地,遍處都是瘴氣,所以,文化相當的落後。昆明巿的雨量非常少,尤其在四、五月間是乾旱季節,想不到在我們的飛機降落昆明機場前二個小時,下了一場傾盆大雨,解除了當地的旱象,為農作物帶來了豐收的徵兆,尤其是把整個巿區,好像清洗了一番。所以他們國旅社的幾位接待人員,相信是我們這個朝聖團給當地帶來的吉兆。楊先生他們很少迷信,這項事實,又使他們不得不信。  
  他又介紹昆明位於「滇池」又叫昆明湖的北岸,它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四季如春,故有「春城」的雅稱。以它的交通來講,空中的航線可以通向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南寧、廣州等地,國際航線則有通向緬甸的仰光和香港兩地;它的鐵路,有通向成都、貴陽、河內的三條。公路則有通向緬甸、貴州、廣西、西藏、四川等路線。它是中國西南極重要的一個交通孔道。
  
  據說,在漢朝時代,中國國內有兩條絲路:一條是眾所周知的從甘肅省的蘭州通向西域;卻很少人知道,從昆明到緬甸,也曾有過一條絲路,是經緬甸通向西方。不過這條路線已廢止了約兩千年;久久不用,已被人間遺忘。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代,日軍已把中國大陸沿海港口全部封鎖,國民政府退到四川的重慶,西方來的軍火援助,全部斷絕,這時候英國籍的盟軍統帥史迪威將軍,就建議中國國民政府,開通古代的這條絲路,從昆明經大理到緬甸,當時正由英軍防守著緬甸,可以從仰光的港口,把西方的軍火經過滇湎公路運到中國,再從滇川公路運到國民政府的大後方。因此而動用了當地十萬農民,不眠不休,趕建完成,使得國軍的裝備軍火,源源不絕地從西方運到,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但是,

  

  ▲作者從滇緬公路上看到的霧中崇山峻嶺風光。
  
  就在這條路上,日軍也派了十萬軍隊來圍攻,跟國軍交鋒,戰事非常慘烈,雙方都有數萬人陣亡,日軍則全被殲滅。據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四十多年以來,日本曾經幾度派遣慰靈的團體,乘坐飛機,在滇湎公路的上空,為在當地陣亡的將士誦經超度,而國軍的陣亡將士們,直到現在,尚未有人替他們做慰靈的祭祀。當我聽到這裡,就默默地為這些陣亡將士們念佛祈禱,願他們仗佛法的力量,往生佛國淨土。我們雖不是專為慰靈而來,也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但這四輛車上的人,不論有沒有聽到這麼一段抗日戰爭中的慘史,大家沿途,卻在不斷地念佛,相信也跟這些為國捐軀的英靈,結了佛法的善緣。
  
  到了目前,這條滇緬公路,冠冕堂皇的說,是「玉石之路」,因為大家都知道緬甸的玉石,特別是把翡翠的原材,運到中國大陸,經過琢磨加工,就變成稀世珍寶。據說,有許多人因為做翡翠的生意而發大財,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傾家蕩產;原因是對翡翠的原材石塊,誰都沒有十分把握,裡邊究竟會有多少是翡翠玉。有的從表層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一大片的翠玉,剖開之後,可能全是石頭,那就要看個人的福報大小了。近年以來,就有好多個體戶,因此暴起暴落。
  
  世人非常愚癡,翠玉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穿,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迷信寶石的可貴?所以世間諸寶,皆不及佛法僧三寶,所以佛在經中,處處都說,以七寶布施的功德,千億萬分乃至無量恆河沙數尚不及一。
  
  據說,現在的滇緬公路,另外尚有一個臭名,是「毒品走私之路」,滇緬公路邊區有個叫作金三角的地帶,也就是泰、緬、寮三國交界的種煙地帶,專門種植罌粟,出產鴉片,製造海洛英,經過滇緬公路,以間接直接的各種方式,輸往香港、臺灣、美國等世界各地,大陸在其國內嚴禁煙毒,對國外輸出卻無法嚴格管制。這在中國大陸民間,也都知道有這樣的事實存在,其中,最有名的毒品品牌是「雙獅地球標」,臺灣的國民政府,於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一日,宣布破獲了一個大宗的走私毒品案,並且發表消息說,從今(一九九三)年以來,有四百二十四公斤雙獅地球標的毒品,在臺灣登岸。但是,當我們在通過滇緬公路之時,怎麼也不可能知道是那一輛車正在走私毒品。
  
  毒品對於現代青少年戕害,其危險的程度是無法衡量和形容的。因此我在今年元月二十九日從慈善救濟金的款項內,提供了新臺幣二百萬元給臺北縣青少年的戒毒團體,用來搶救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佛教徒對煙酒都要戒除,何況是麻醉的毒品?本年五月十二日那天,行政院長連戰先生,正式向毒品宣戰,要以全方位戰略來打贏這場反毒的戰爭。我們全體佛教信徒,應該響應。法鼓山正在推動的理念是「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連戰先生就在呼籲:「要讓毒品及吸毒者,在中華民國的臺灣,沒有生存的空間,讓民眾生活在充滿希望和乾淨的天地中,使臺灣成為真正的人間淨土。」
  
  「人間淨土」是我們佛教徒倡導的工作目標,應該要從家庭到社會,不僅是呼籲,而且要實際的幫助那些販毒、吸毒的民眾,從毒品的夢魘中解脫出來,因為不論販毒、吸毒都是隨時生活在恐懼疑慮的心態下,也是經常生活在犯罪作惡的黑道上。

一六、摸黑進入雞足山
  
  四月九日中午十二點三十分,經過中點站的楚雄巿用午餐,一點三十分繼續向大理方向出發,經過祥雲縣,我們就離開滇緬公路,折向西北方,往雞足山方向前進。
  
  雞足山位於雲南省大理州賓川縣境內,我們經過賓川縣府之時,已是晚上七點半了,當地大理州的宗教局副局長楊樹錦先生,賓川縣副縣長陳雲昌先生,以及幾位公安人員,都在路邊等候,然後開著兩輛官用的吉普車,為我們的車隊,在前面開導和帶路。
  
  當晚我們的目的地是雞足山半山腰的祝聖寺。導遊人員在車上向我們報告好消息說,雖然已經趕路十多個小時,但從山下到達祝聖寺,已不需要步行,因為最近有一位臺灣的比丘尼慧心師,布施了二十萬元人民幣,再由政府補貼了一半,新築了一條可以供汽車行駛的山路。
  
  遺憾的是,這段山路,打了路基,舖上石子,尚未加上水泥和柏油,有一些路段的路基,還相當鬆軟,尤其在晚間摸黑開車上山,司機無法看清詳細的路況,開到距離祝聖寺還有八百公尺處,我們所乘的四輛巴士,就有兩輛相繼陷入了路邊的坑洞,出動了寺內的青年僧眾和居士,花了兩個多小時,總算把車子開到了祝聖寺前的廣場,看手錶的指針,已過午夜十二點。
  
  非常感人的是,祝聖寺的監院現年五十二歲的宏道法師,帶著他全寺的上下僧眾來接待我們。為我們準備的晚餐,已經擺了很久,早已冷了,他們必須重新加熱,到了凌晨一點半,我們才把晚餐吃完,進入各人睡覺的寮房,已過凌晨二點,大家用寺內準備好的熱水、冷水,把滿臉的油膩灰塵,草草地抹了一把,才結束了這一天,上床休息。

 

一七、佛典中的雞足山
  
  相傳雲南大理州的雞足山,就是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中頭陀第一的摩訶迦葉,奉釋迦世尊之命,在佛陀涅槃之後,守著佛陀的袈裟,在山中入定,等待彌勒佛出世的所在。
  
  可是,根據《增一阿含經》卷四四的記載:當佛臨將涅槃之前的不久,對迦葉說:「我現在已經老了,快要八十多歲了,我希望交待四位羅漢,在我涅槃之後,住於世間,不要涅槃,那就是摩訶迦葉、君屠鉢漢、賓頭盧、羅睺羅。」因此迦葉就前往中印度摩揭陀國界內毘提村中的山裡守衣入定,因為蒙佛之恩,諸鬼神等為他開門,名為「迦葉禪窟」。(《大正藏》二.七八九頁上)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六說:迦攝波苾芻是在「尊足山」中,等待彌勒佛出世。
  
  根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四○,敍述迦攝波尊者向摩揭陀國未生怨王報告,他要涅槃,向國王告別之後,「便往雞足山中,於三峯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尊所授糞掃納衣用覆於身。令身乃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諸弟子及諸大眾,令生厭離。即便入定三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大正藏》二四.四○九頁上)
  
  在《高僧法顯傳》記載從伽耶城:「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擘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山中即日故有諸羅漢住彼,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虎狼,不可妄行。」(《大正藏》五一.八六三頁下~八六四頁上)
  
  在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記》卷九,記載他在摩揭陀國遊歷之時,也說東渡尼連禪河之後,有莫訶河:「行百餘里,至屈屈吒播陀山(唐言雞足)亦謂窶盧播陀山(唐言尊足)高巒陗無極,深壑洞無涯,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岡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佛在涅槃前,即叮嚀迦葉尊者拿著佛的「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傳付」。(《大正藏》五一.九一九頁)
  
  從以上各種經、律及史傳所見,有關雞足山的記載,都是在中印度摩揭陀國境內,兩次提到「三峯」二字,那表示有三個峯頂,而雲南雞足山之得名,根據《雞足山誌》的「瀋陽范承勳」的序所說:「此山發脈西域,來龍萬里,盤迴紆鬱,三嶺前伸,一岡後距,儼然雞足焉。」可見此山的形勢與摩揭陀國的三峯,有所不同。而且,現今的大理,是在中國西南方的邊疆,與緬甸鄰接,遙望南印度,而跟中印距離尚極遙遠,豈可把這兩地視為一處?後人有把大理的點蒼山視為王舍城的靈鷲山,當然,也可以把賓川的雞足山視為中印的尊足山了。
  
  其實,中國境內的佛教名山,如五臺、峨嵋、九華、普陀,被信為文殊、普賢、地藏、觀音四大菩薩的道場。事實上,這四位菩薩都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地球世界的歷史人物,乃是釋迦世尊在諸部大乘經中所說,最具代表性的四位菩薩。四大名山的形成,也都是從感應、傳說、故事的記載,慢慢演變而成,朝禮四大名山,確實有大功德,直到現在還是香火鼎盛。
  
  可見,對於靈蹟的信仰,未必需有歷史的根據。雞足山已被視為四大名山之外的第五座佛教名山,我們何妨相信它是迦葉尊者化跡所在,所以,我們去朝禮雞足山,雖然明知不是原始佛典中所記載的那座雞足山,又有什麼關係。

一八、祝聖寺
  
  根據資料顯示,雞足山的開創,可能始於唐代,經過宋、元、明、清歷代的重修和興建,寺院、庵堂共有一百零八所,到了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成立之時,尚有寺院二十八所,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幾乎全毀,文革後僅存殘破的三寺一塔。到了一九八○年,大陸政府撥款修復寺舍八千四百平方公尺,到一九八七年,四川文殊院寬霖老和尚,帶了一批弟子到雞足山祝聖寺傳授三壇大戒,新戒有一千多人。戒期圓滿,就把宏道法師留在雞足山,要他照顧修復殿宇的工作,同時也留下幾位新戒比丘、比丘尼協助宏道法師。
  
  現在,請讓我向你介紹祝聖寺:
  
  目前的祝聖寺,進門處有一個空曠的庭院,前有一口大放生池,池中有一長橋直通天王殿前的丹墀,池中建有八角樓閣式的寶亭。後邊的內進,是大雄寶殿,重檐歇山式,殿角上翹,五楹宮殿型建築,屋頂長脊中間有寶鼎,兩端為斑鰲。所有飛檐、斗拱、門、窗,均出自大理、劍川白族的藝人之手,雕築精緻,造型美觀。檐口高懸孫中山先生題「飲光儼然」,梁啟超先生題「靈岳重輝」,趙樸初先生題「大雄寶殿」,一共三塊貼金大匾重疊,熠熠耀眼。殿前兩旁有鐘鼓二樓,大殿正中供釋迦牟尼佛像,兩側有迦葉及阿難脇侍像,在其座前,供有坐式、臥式玉佛像各一尊,在釋迦座像的背面,塑有觀音大士南海普陀的勝境。大殿的四周塑有五百羅漢像,分成上、中、下三層,這都是現代的新品。

  

  ▲祝聖寺大雄寶殿。

  

  ▲祝聖寺後邊的內進。
  
  大殿後面是藏經樓,據說藏有名家的珍貴字畫,可惜,由於我們時間不夠,沒有參觀。藏經樓下的建築,稱為「雨花臺」,是講經說法之處。據說,當年虛雲、太虛、自性等名德高僧,都曾在此登臺說法,樓前樓後,都有走廊,東西兩側也有聯廊,東廊是碑林,收藏山中各寺院現成的古碑,鑲嵌在牆壁,西廊為功德林,銘勒修復寺院時捐助功德者的芳名。
  
  東西各有兩排廂房,共有四殿四堂:祖師殿、伽藍殿、藥王殿、地藏殿;禪堂、齋堂、客堂、雲水堂。此外還有方丈室、靜室、僧寮、旅客宿舍。在其內外庭院,均有長廊、曲徑、洞門、花圃、茶室等。
  
  祝聖寺現在的總面積是六千四百六十三平方公尺,四周圍以青翠的樹林,倚山就勢,緩坡上升。在一九八○年,重新修復之後,於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國大陸國務院即確定該寺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之一,同時,也開放為全國觀光旅遊重點之一。
  
  這座寺院原名「迎祥寺」,因為它是坐落於「石鐘寺」南面的鉢盂山下,而又得名「鉢盂庵」,該寺創建於明朝嘉靖年間(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明末萬曆五年(西元一五七七年),理學家、文學家也是佛教禪宗的學者李卓吾,出任姚安知府,曾落腳於此,並且著有《鉢盂庵聽經喜雨》、《念佛堂答問》、《二十分識》等詩文。後人也曾經為他在祝聖寺建了一座「李卓吾先生談禪樓」,作為紀念。

 一九、虛雲和尚在雞足山
  
  這次我要帶團去雞足山的巡禮動機有二:
  
  三十年前,初讀岑學呂居士編輯的《虛雲和尚年譜》,看到虛雲老和尚朝禮雞足山、重修雞足山的事蹟,非常感人,那是從他六十五歲到八十歲之間的事,有一段時間,他的法號也與雞足山相連,自稱「雞足山虛雲」。
  
  我想參觀大陸偏遠地區最後對外開放的一批名山古剎。那可以讓我們發現許多感人的事蹟,用來激發我們對於法鼓山建設的信心和願心。
  
  至於虛雲和尚與雞足山的因緣,可以從他的《年譜》之中見到,現在介紹如下:
  
  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九年)虛雲老和尚五十歲,他從朝禮緬甸仰光的大金塔,回國朝禮雞足山,在山麓,經過「靈山一會」的大牌坊,直接到了迦葉殿,殿中有迦葉尊者像,然後到達迦葉尊者入定處的華首門,他把當時的見聞情況,敍述如下:
  
  至聖境懸巖,石壁生成一道石門,名華首門,迦葉在內入定。宛若城門,高數十丈,廣十餘丈,雙門關閉,縫顯然。是日遊客及導引之土人頗多,予進香禮拜時,忽聞大鐘三聲,土人均歡呼禮拜,稱有異人至,則聞鐘鼓魚磬聲,我等曾聞一、二次鼓磬聲,未聞大鐘聲也。今師傅禮拜聞大鐘聲,其有道乎!予謝弗敢。時己丑年七月三十日也。
  
  能有這樣的感應事蹟,也使我十分嚮往,我雖不信那就是迦葉尊者在內入定,然在這樣的靈山勝境,有感必有應。
  
  那天的虛雲老和尚,繼續登上當時名為天柱峯的絕頂,因為此是山脈最高處,從山下到這兒,約三十華里,當時虛雲老和尚所見的山頂,有銅殿一所。他又說,據《山誌》的記載,全山本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他所見到的全山,則不足十寺,而且僧伽與俗人無殊,因係子孫相承,非本山出家的子孫,不准在山中常住,也不留單。他很想在山上做些什麼,可是不知從何著手。
  
  到了光緒二十八年,虛雲老和尚六十三歲,第二度朝禮雞足山,《虛雲和尚年譜》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渡金沙江朝雞足山,樹下宿,復聞石門內魚磬聲。翌日上金頂各處進香畢,又復起念:佛祖道場,衰敗至此,金滇僧規,墮落至此。發願在山結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為地方子孫寺廟所禁,思之雪涕。  
  虛老當晚「樹下宿」,相信就是在華首門外露天過夜,而且又聽到石門內的魚磬聲,使他發願,要在山上結庵,以便接待朝山的僧俗四眾。可惜還是不知如何進行。
  
  到了光緒三十年,虛雲和尚六十五歲,總算因緣成熟了。因為大理府的提督張松林及李福興,率領眾官紳,迎虛雲老和尚至大理府,住三塔崇聖寺,請講《法華經》,皈依者數千人。李提督欲留和尚住三塔崇聖寺,和尚回答:「吾不住城巿,早有願在雞山掛單,而山上子孫不許。今諸位護法,能為圖一片地,願開單接眾,以挽救滇中僧眾,恢復迦葉道場。此衲所願也。」
  
  因此,張李二人令賓川縣知縣,代為辦理,在雞足山中覓得一座破院,名「鉢盂庵」,雖然住無房屋,餐無宿糧,然十方僧俗四眾來者,皆以禮相接。
  
  為了重修寺宇,又去各地化緣,他到了昆明西南的騰衝地方,因為有一千餘人皈依而募得鉅款,回雞足山備糧建造房屋,立定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傳受戒法。當年四眾求戒者七百多人。山中諸寺,亦漸改革,出家僧人再著僧衣、吃素菜、上殿,並也接受掛單了。
  
  到了光緒三十二年,由於政府命令,以寺產興學,使得全國寺院驚慌不已。虛雲和尚與寄禪禪師等,一同進京請願,因而認識了肅親王善耆,以及庚子年隨鑾時各王公大臣舊友,都來相視,共同策畫向皇帝上奏諸事。結果,光緒皇帝頒下諭旨,終止提取寺產的命令。
  
  同時,虛雲和尚也通過肅親王的發起,由總管內務府的大臣上奏,為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請頒藏經全部,永遠供奉。因自滿清開國以來,雲南地方尚未蒙朝廷頒發《龍藏》,到了同年七月二十日,即奉諭旨:
  
  雲南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命方丈,御賜紫衣缽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件回山,永鎮山門,善為布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
  
  這樁事,不僅是虛雲和尚畢生大事,對雲南佛教乃至對全國佛教,也是一件值得鼓舞的喜事。虛雲和尚為了在雞足山迎接《龍藏》,而建藏經樓,需要善款,乃遠走南洋的檳城等地化緣。這部藏經的運送路線,也是非常曲折:從北京到廈門,再到檳城而進仰光,然後再乘船至新街,又僱馱馬三百餘匹到雞足山。在沿路經過數十天,一路無雨,至祝聖寺大門,舉行迎經大典,安妥之後,乃大雨滂沱,感應不可思議。那是宣統元年(西元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正好是除夕香會,所以,萬眾歡騰,得未曾有。當年正好也是虛雲和尚七十歲。
  
  至宣統三年,虛雲和尚七十二歲,值國民黨的辛亥革命,雲南地區大亂,統兵官李根源,因誤會而派兵圍困雞足山,駐軍悉檀寺,毀金頂雞足大王銅像、銅佛殿、諸天殿。和尚獨自下山,詣軍門見李根源,李氏怒聲問卅:「佛教有何用有何益?」又說:「要這泥塑木雕作什麼?空費錢財!」更問:「奚如和尚,勿能做好事,反做許多怪事,成為國家廢物。」結果李氏被虛雲和尚以理感動,以德感化,而移住祝聖寺,隨僧眾生活,蔬食數日,執弟子禮,並請虛雲和尚為雞足山的總住持,乃引兵而去。後來這位殺僧毀寺的李根源,卻與蔡松坡等成了雲南一地的法門大護。
  
  宣統三年,虛雲和尚在上海靜安寺參加了全國佛教總會成立大會之後,領取滇黔兩省佛教分會公文及滇藏佛教支會的公文,回到雲南,已是第二年的民國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在昆明召開了雲南佛教分會的大會。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召開了滇藏佛教支會。民國三年(西元一九一四年)回到雞足山,重修興雲寺及下洋的蘿荃寺。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虛雲和尚從緬甸的觀音亭,將玉佛像經野人山運回雞足山,費時數十天。在這以後,我們就看到虛雲和尚離開了雞足山,行雲流水,處處去了。

二○、騎馬經驗.慧燈庵
  
  四月十日,星期六。
  
  上午,六點起床,七點早餐,八點到祝聖寺外的停車場認領個人的行李箱,每人取出背包、睡袋、禦寒的冬衣、手電筒、照相機、登山鞋、雨具等隨身的用品,準備啟程登上金頂。這塊停車場,原有一座寺院,在文革期間,全部被毀,成了一個廣場廢墟,現由幾位藏傳的僧侶,在那兒搭了幾間矮小的木構建築,成為雞足山中藏傳佛教的道場,這也是近幾年來的事。將來的雞足山,也有可能變成像五臺山那樣,漢藏兩傳的寺院和僧侶,同住一山,共存共榮,相得益彰。
  
  上午九點半,祝聖寺的四周,已經聚集了一百五十匹牲口,其中多半是馬,少數是驢,準備把我們這隊朝聖團人員和必需的行李,馱上山去。我們來自臺灣的一百一十三人之中,有過騎馬經驗的不多,包括我在內,這是有生以來第一遭。以往,僅於電視、電影、圖片,以及若干遊樂場和運動場,見過騎馬者的英姿。我好像也能體會到騎馬的要領,最好能夠達到人馬合一而互相遺忘的程度,方為好騎手。可是這一次騎馬上山的痛苦經驗,卻使我畢生難忘。

  

  ▲在慧燈庵前的馬群及王崇忠、翁輝蛟。
  
  從祝聖寺到慧燈庵,再到迦葉殿,旅程不到十五華里,因為走的山坡石路,非常陡峭,路旁樹木林立,枝椏縱橫,馱馬又喜歡靠著路邊貼著樹幹前進,往往一不小心,不是頭上被樹枝刮到,就是兩手或雙腿被道路兩側的樹幹擦破;由於沒有騎馬經驗,不知道如何利用馬鞍,也不懂怎麼樣腳踩馬蹬。至於如何牽著馬韁?更需要有學問,所以須由馬夫跟在旁邊,亦步亦趨,照顧著馬匹及馬上的乘客安全。當地的導遊,早已提醒我們,不可直呼「馬夫」,必須敬稱他們為「師傅」。真佩服那班男女師傅,每天要上下雞足山兩至三次。對我們來說,別論牽馬,就是騎馬,尾椎部分也會被馬鞍擦破,兩手和兩腿,不是扭痛,就是擦傷,真像一場衝鋒陷陣的戰鬥,弄得我們雖然沒有人仰馬翻,倒有遍體疼痛的感受。
  
  我在馬上看到祝聖寺的宏道法師以及兩位年輕比丘,後發先至。他們徒步登山,竟然走得那般輕鬆。後來聽他們說;山上的僧眾,在一天之中,從祝聖寺到金頂寺,最多有過上下三次的記錄,真是可敬可佩。
  
  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到達慧燈庵,暫時歇腳,也在那兒過午吃午餐。那是在天柱峯下的一個山坳裡。從慧燈庵抬頭仰望金頂寺的寶塔,看來既似伸手可及,又覺得它在天外的雲霄之內,高不可攀。膽小的人,看到那樣的形勢,腳下可能發軟,因為太高太陡了,所謂千丈的絕壁懸崖,怎麼可能爬得上去。因為舉頭仰望,帽子都會掉落,站得不穩,也會倒下地來,所謂人間的仙境,應該就是這樣的地方了。正因為如此,它對於到了這兒的登山者,富有強大的吸引力,無論如何,總得上去,看個究竟。
  
  慧燈庵是雞足山全山六十七個庵院之一,也是現在僅存而被修復保護的唯一一座庵院。它位於朝山的幹線路上,也是一個中繼站。它靠近一條溪流,用水方便,同時可以提供朝山客及旅遊群眾的打尖和住宿之用。它在迦葉殿的下方,彌勒院的西面。明末萬曆三十三年(西元一六○五年),有僧洪平在此結茅庵居;崇禎七年(西元一六三四年),其徒普現,募化擴建;清朝康熙三十一年(西元一六九二年),僧宗海募款重修。大陸政府於一九五二年及一九六三年,兩次撥款修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全毀於劫。到了一九八三年,政府撥款重建大雄寶殿、方丈室、廂房等,總面積九三三平方公尺。大殿採用鋼筋水泥結構,為五間重檐歇山式四角鑽尖的宮殿型。屋頂橫背中間,矗立瓶形寶鼎,兩端飾以鰲魚、垂背脊。餞背均裝置上釉陶器奇獸。檐角下懸掛銅質風鈴,山風來時,隨風搖擺,叮噹有聲。殿堂寬敞,設計新穎,色彩鮮豔。殿中塑釋迦佛像,兩旁供達摩及關帝像。院中花木扶疏,庵後有九心十八瓣古茶花樹一株,樹齡已有二百年。

  

  ▲從慧燈庵遠望白色尖金頂,高高聳立於山頂上。
  
  該庵現在已改為比丘尼道場,共住八人,由四十多歲的宏碧比丘尼監院當家,其他幾位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上,她們都是祝聖寺寬仁老和尚的弟子。宏碧當家師曾在四川讀過尼眾佛學院,有些新觀念,她還向我請教如何在大理巿成立一個念佛會,缺少的是一個活動場所。雖然她沒有說要向我化緣募款,如果我能願意幫助她,當然是最好的。
  
  她希望一邊在雞足山照顧慧燈庵來往的香客、遊客,另外也想真正做一些弘化利生和修行的工作。
  
  我沒有給她任何意見,只是把臺灣農禪寺的發展經驗告訴了她:最初無錢,也無人,地方只有一間五十坪的農舍,開始成立念佛會時,外邊來的信徒不到十位,經過十多年的經營,人數越來越眾,殿舍越建越多,房子越蓋越大,直到現在,農禪寺的建築物依舊用活動鐵架和石綿瓦覆蓋,僅能遮風避雨,根本不像一座寺院。可是每到星期六晚上的念佛會,都有千人以上參加共修。我又告訴她:歷代的各處名山大剎,草創時代,大都也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勸她先要有信心,只要開始做,一定會成功。
  
  我們看到慧燈庵的大門和庭院,都還在進行整修加建的工程,這八位尼師,一邊照顧過往的香客和遊客,一邊照顧寺院的工程維修和環境的整理,也就夠她們忙碌辛苦的了。當天我們這個團,在慧燈庵的那頓午餐,就像來了一批蝗蟲,廚房的主廚工作,就是那位當家師自己擔任,真是很夠重的,而她們所用的物品、食品,都是用人工及馱馬,從山下的賓川地方駁運上山。她們的用水,現在已經接了水管,原先是用人力到溪泉口一擔一擔挑進廚房的,故在文革之前,山頂大悲閣的一位老比丘,就是為了汲水挑水,而累死在山間的路中。不用問她們如何修行,就是這樣的生活,已經不是一般的常人所能接受。

二一、迦葉殿
  
  下午二點,從慧燈庵再度上馬,繼續行約一小時,即到迦葉殿。
  
  該處原名袈裟殿,位於插屏山麓以及仰高峽懸崖之旁,也就是在華首門外的銅佛殿之下的一個平臺上。明朝永樂年間(西元一四○三~一四二四年)有道人在此修建茅庵。嘉靖三十一年(西元一五五二年)僧圓慶在此建寺。萬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年)重修,並增建萬佛銅塔於大殿前,塔高八點六公尺,塔身鑄佛像萬尊。清順治十四年(西元一六五七年)增修天咫樓,庋藏《大藏經》,樓共三層,居高臨下,故名「天咫」。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年)遭回祿,樓塔皆毀於火,翌年重建,樓僅二層,復請《南藏》全部貯存。
  
  大殿為三間單檐歇山式,殿內供檀香迦葉尊者雕像,乃為雞足山的珍品,在一九五二年及一九六三年,大陸政府兩次撥款修理,一九六六年全毀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九八七年之後,開始修復了幾間平房,近兩年來,宏道法師已經帶領宏鈺、廣福等青年比丘,正在迦葉殿大興土木,使其恢復明清時代的原貌,我們當天晚上,有一半的人馬,就是被安置在迦葉殿用餐過宿。
  
  我們到達迦葉殿之後,就被宏道法師和兩位年輕比丘,帶著參觀全寺的建築和景觀,目前正在修建兩側的廂房,大殿尚未動工。現大殿兩側的兩排廂房,都是兩層寬敞的樓房,下層有廚房、齋堂、庫房,上層是客房、僧舍。另外還有客堂、偏殿、方丈室,並且正在後邊興建關房。我們被帶到迦葉殿後院的右後側崖壁下,見有一方磐石,傳說是阿難尊者留衣處,又傳說是釋迦世尊給迦葉尊者告誡處,因而被後人稱為「告誡石」。當然這是出於傳說。不過,我們既來朝聖,就該以信仰心把那塊磐石當作聖跡看待,我還坐在上面,被弟子們拍了幾張照,因我相信,至少虛雲老和尚曾經到過這塊石頭的上邊或旁邊,僅此一端,就已值得讓我們對著這塊磐石頂禮膜拜了。
  
  據亞星旅行社告訴我:宏道法師為了接待我們,在一個月之間,準備好了六十套全新的床鋪、棉被、枕頭。當晚迦葉殿為本團兩部車的菩薩們所準備的晚餐,也非常豐盛、可口、營養。比祝聖寺及慧燈庵提供的菜式,更多更好。由於金頂寺的條件,無法與迦葉殿比較,所以我在第三天的集會上,提起住在迦葉殿的人,不比住上金頂寺的人,更有福,更修行。
  
  當然,高山就是高山,當天下午到達迦葉殿之時,就有若干菩薩們出現高山反應的症狀。當天晚上,也有好多位住於迦葉殿的菩薩,由於缺氧而頭疼、胃痛,非常難受。到了第二天清晨五點,摸黑從迦葉殿攀登陡坡上金頂寺,也是一段非常艱苦的路程。因此有一位菩薩提出建議修正,說他們也很辛苦,也體驗到了住山修行的艱難。可見,凡是上了雞足山的人,沒有一位不是在修行。這也正是我們要安排此一行程的目的。

  

  ▲作者參觀迦葉殿的修護工程。
  
  有了這樣的體驗,就不難想像,歷代的先賢們在山上結茅庵居,鳩工建寺,開山築路,日復一日,應該是有多麼的艱辛。雖其所有的磚瓦木料等的建材,多可能是由牲口馱運上山;挖山填土,平地奠基,建築經營,則必是人工完成的。若不是大修行人,豈能有那麼大的耐性,若不是對佛法有堅強的信心,豈會有經年累月的恆心。在山上,不僅要經得起體能的考驗,也要受得了毅力的磨鍊。他們不為名利,放棄人間的五欲,把生命投注於建設道場的信心和願心。所以才有很多文人雅士多在讚歎了「天下名山僧建多」的同時,卻不知道僧侶要在高山建寺的原因何在?除了佛教的僧侶之外,為什麼沒有其他的在家人去開闢那些靈秀的山區,成為供人遊憩的去處呢?他們實在無法體會僧人是為了什麼,深入高山峻嶺的險谷危崖,建築那些道場。這正是啟發我們在建設法鼓山期間,讓我自己以及相關的僧俗四眾,要去大陸實地體驗古德們建設道場的苦心所在。

  

  ▲作者在迦葉殿後側的告誡石上打坐。

二二、華首門
  
  四月十日下午四點,我們把普賢車和地藏車的團員留在迦葉殿,文殊車和觀音車的團員,隨著我繼續向金頂寺出發。

  

  ▲通往華首門的狹路,依壁鑿路,僅可容足,俯視深壑,窮不見底,仰瞻峭壁,上不見天。
  
  途中經過太子閣,它是在銅佛殿的西北面危崖之下,依壁鑿路,僅可容足,俯視深壑,窮不見底,仰瞻峭壁,上不見天,入口處有一道小門,是用石材砌成,門楣上嵌著藍色的「銅佛殿」三字,裡邊依崖而建一座佛殿,原來是以銅瓦覆頂的,因此而得名為「銅佛殿」,可是被紅衛兵摧毀之後,是用磚瓦建造而成。
  
  通過銅佛殿,再向裡行,又有一小門,門板上面橫寫著兩行共六個大字「華首門」、「太子閣」。這使得我們弄不清楚,這兩個名稱是指一個地方呢?還是兩個景點?通過小門,左轉向上,便是一條僅容一人通過的小路,步行約一百公尺,再向峭壁深處看,已經發現,「華首門」就在數十步之外,鑲嵌在懸崖峭壁之間。
  
  所謂「太子閣」,原為銅鑄四角重檐正方型的建築物,高約十公尺,面積七十四平方公尺,從外看是兩層樓閣,閣中供奉銅鑄釋迦太子像一尊。現在的樓閣已被改為銅架,外面覆頂及四壁,是用鐵皮製成。右側建有一間小庵,現有一位比丘住在那兒照顧。
  
  太子閣後便是有名的「華首門」,近看似一扇大門,高四十公尺、寬二十公尺,正中隱約可以看出似有一道門縫,再往上三公尺處,好像還有屋簷式的門框,從遠處看,似有大小兩重石門,那就是傳說中迦葉尊者守衣入定之處。
  
  虛雲老和尚在五十歲(西元一八八九年)及六十三歲(西元一九○二年),兩度到此華首門前,都曾聽到鐘鼓魚磬之聲。傳說每有異人前往山中,即有鐘鼓之聲,若有善根深厚的人,到此也可能遇到迦葉尊者現種種身相,親自接待。我雖不是異人,善根還是有一些的,當天來到華首門前,頂禮膜拜,卻未發現任何的異相,也許昔日的銅佛殿及太子閣,都已在文化大革命時徹底摧毀,現在所見是一九八○年重新修復的,一時間失去了靈氣吧!

  

  ▲四角重檐正方型的建築物為「太子閣」,太子閣後是「華首門」。

  

  ▲華首門外的「銅佛殿」。

 二三、雞足山的神話和環境
  
  四月十日下午四點五十分,通過大悲閣和觀音閣,到達金頂寺。由該寺監院四十二歲的義修法師等三位比丘,著袍披衣,迎接我於山門之外。首先進入大殿拜佛禮僧,嗣被邀到廂房的客堂,致贈紀念品和供養金,宏道法師及其隨從四人,還是以主人的身分,在那兒接待我們。
  
  我告訴他們,因為自己沒有修行,致前往華首門禮敬之時,沒有見到任何異相。宏道法師立即安慰我說:「這倒不一定,能夠來到雞足山朝聖一次,就能十世不失人身,五世身為比丘。」他又給我說了一則感應故事:在五年前,有一泰國比丘來山朝聖,在華首門前,遇到一位老僧及一年輕的比丘,都是身著黃色袈裟,在他們前面引路走向金頂,結果在途中突然不見了二僧的踪影,全山都認為那是迦葉和阿難兩位尊者的示現。
  
  類似的傳說,每一座名山,都會有許多,而且層出不窮,信者信之,不信者還是不信。
  
  我這一生,雖然也經驗過若干靈異現象,我都把它們當作光影門頭的幻境。
  
  現在年紀老了,也會偶爾聽到我的僧俗弟子,在夢中或者在定中,乃至於平常的時間,見到了有關於我的幻影,我是既不把它當成實有其事,也不允許他們常把這些聽聞掛在嘴上。所以,進入名山有沒有看到異相,並不是我們來山的目的。
  
  既然到了雞足山的最高峯,我也讀到了新舊兩種《雞足山誌》以及相關資料,應該把它的地理環境介紹一下。
  
  雞足山位於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賓川縣的西北隅,距大理巿約一百公里,西與大理的洱海毗鄰,北與鶴慶相連,東西長七公里,南北寬六公里,總面積二千八百二十二公頃。前臨點蒼山、洱海,後靠金沙江,山頂聳於西北,山尾掉於東南。前下方三峯分列,正後方一岡撐距,形如雞足。金山共有四十座奇嶺、十三座險峯、三十四座崖壁、四十五個幽洞、泉潭百餘處,岡、嶺、壑、洞、幽林谷峽,不可勝數。
  
  雞足山地處於雲貴高原的邊沿地帶,故其最低山麓沙址河的海拔即達一千七百八十公尺,最高天柱峯頂的海拔是三千二百四十八公尺,在六、七公里的範圍之內,高度的相差達一千四百六十八公尺。
  
  全山的氣候,從下向上,分為三個段落:1.海拔一千七百八十公尺至一千九百公尺是乾熱河谷氣候帶,是屬於亞熱帶氣候。2.海拔一千九百公尺至二千八百公尺是溫暖濕潤山地氣候帶,屬於中亞熱帶和亞熱帶氣候,四季如春,乾濕的季節分明,年平均氣溫在攝氏十三度。3.海拔二千八百公尺至三千二百四十八公尺是屬於溫涼潮濕的亞高山氣候帶,全年無夏,冬季嚴寒,終年多雲霧,且多強勁的冷風,氣候潮濕。也正由於這個原因,從外地去的朝山客,上山下山,很難適應,一不小心,立即感冒。

  

  ▲雞足山上的金頂寺楞嚴塔,作者與該寺僧眾攝於塔下。
  
  由於雞足山的氣候特徵,也為多樣的自然植物,提供了共容共存的繁殖環境。從亞熱帶到寒帶的植物,都能在山上找到生根落腳的地盤,而且各有其豐富的土壤,提供它們生存。據說高等植物有八十多科五百餘種;藥用植物有一百餘種;在低等植物中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食用菌類,例如冷菌、香菌、白木耳、雞㙡,以及土名稱「青蛙皮」的白生菌等。
  
  那兒的飛禽走獸類,也有數百種,原始森林到處可見,平均樹齡在三百年以上,最高的達六百年左右,全山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林區覆蓋面,故當我們進入山區之後,多是穿梭在參天的古木林間。
  
  有關於雞足山的命名,在《白古通》名為「青巔山」,在《大明統一誌》稱為「九曲山」,到明朝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五年)的《雲南通誌》始稱它為「雞足山」。不過雞足山的名稱,在明朝正德(西元一五○六~一五二一年)及嘉靖(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年間已出現,也可以說,把雲南大理的青巔山命名為雞足,而以迦葉尊者守衣入定於中印度摩揭陀國雞足山的故事相連,為時最早是在西元十六世紀之後。所以近代的史學家陳垣,在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中,非常嚴峻的批評了雞足山的這項傳說!而謂:「其取材多方誌稗史,神話連篇,且考證多疏,未足據為典要。」

 二四、雞足山的盛衰
  
  據賓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的《雞足山誌》第九頁資料所見,明朝嘉靖年間(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在四十五年之中,雞足山共建寺十一座、庵二十座。後來名為雞足山八大寺中的迦葉殿、放光寺、傳衣寺、華嚴寺、寂光寺等五所,都是建於此一時期。明末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二○年)的四十七年中,建寺十五座、庵二十三所,其中有大覺寺及悉檀寺,被後人列於八大寺之內,加上明永樂正統年間(西元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所建的石鐘寺,即成為雞足山的八所大寺。到了清順治十七年(西元一六六○年)大錯和尚所編的《雞足山指掌圖記》的記載:「大寺有八,小寺三十有四,庵院六十有五,靜室一百七十餘所。」當時僧眾上千。到了清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五年),虛雲和尚上山擴建迎祥寺,後來被稱為「祝聖寺」,規模之大,後來居上,成為八大寺之外的第九大寺,他在山上,前後十五年間,建樹良多。此後到了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七月,雞足山向政府呈報的僧眾及寺院數字是:全山共有寺、院、庵、殿、閣二十六所,僧四百三十三人,全山財產四億四千三百六十二萬元。
  
  到了一九五一年,大陸撥款修理雞足山二十六座寺院,當時統計全山大小寺院,尚有三十一座,僧眾八十四人,尼眾十四人。全山僧尼相加只有九十八人,每所寺院,平均只有三人。
  
  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爆發文化大革命,把雞足山當作封建堡壘,成了革命對象,一千多名的紅衛兵在「搗毀雞足山指揮部」的率領下,上山進行史無前例的破壞,從下而上,搗毀了上千尊泥塑的佛像,擊碎了幾百尊銅鑄的佛像,炸毀了「尊勝塔」,僅僅賣出的廢銅,就有五萬多公斤。藏經、字畫、法器等文物,悉數焚毀,僧尼全部被趕下山去,廟宇建築全遭拆毀。
  
  到了一九七九年,大陸國家文物局派顧問黃洛峯會同雲南省大理州賓川縣各級幹部,登臨雞足山視察而決定修復。一九八○年,賓川縣成立修復雞足山領導組,首先對祝聖寺、金頂寺、銅佛殿、太子閣、慧燈庵進行搶修。之後又修補了九蓮寺、大廟、靈山一會坊、楞嚴塔。
  
  到了一九八一年,大陸雲南人民政府把雞足山列為自然保護重點區;一九八二年,大陸國務院把雞足山列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
  
  至於真正為雞足山帶來佛教復興氣象的則要到一九八七年,祝聖寺傳授三壇大戒之時。現在全山已有僧眾三十多位,尼眾二十來位。
  
  金頂寺建於雞足山的極頂,原名天柱峯,明弘治年間(西元一四八八~一五○五年)有僧人在此建庵;到嘉靖年間,大理李元陽在此創建「普光殿」;到萬曆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年),創建七級正方形「光明寶塔」,以石材為基礎,磚做塔身,銅為塔頂,高約十丈。萬曆和天啟年間,個別建有觀鳳閣、天長閣;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七年)張鳳翮在山頂築八尺高牆,周圍一百餘丈,四方各設門樓,以便向四外遠眺。由於張氏在天柱峯絕頂修建這樣巨大的工程,當時的黔國公沐天波便同意將昆明東郊鸚鵡山太和宮的銅鑄金殿,遷置天柱峯頂,並且廢除普光殿,就其殿址,建立其金殿,因名為「金頂寺」。可見此寺的現名,是始於明末崇禎時代。
  
  此後,經清順治十一年,加以重修整建。到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年),殿閣均毀於火,唯金殿及塔獨存。康熙三十一年,山上僧人以為山頂屬火星,故自建「光明寶塔」以來,累次火災,要求毀塔,另建新閣。當時雲貴總督范承勛,同意了這項請求,拆除山上的寶塔。
  
  到了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上雞足山,因僧人請求而同意在光明寶塔原址,建「楞嚴塔」,民國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年)動工,歷時三載,興建完成,仍以石材為塔基,青磚為塔身,方形密檐式,內七級,外十三級,塔高四十公尺。這是民國時期雞足山上唯一的大型建築。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金頂寺遭到嚴重破壞,包括銅鑄的金殿,全被擊碎。一九八○年重修之後的金頂寺,總面積一千零八十九平方公尺,包括將原有山門改建的彌勒殿,兩廂為禪堂、客堂、僧寮。最後的大殿是單檐歇山式。這些建築,形成一個長形方陣的院落,其中央便是那座拔地插天的「楞嚴塔」。現在早已不見周圍八尺高的城牆,倒是在彌勒殿前的山門之外,建有一座寬敞平坦的「睹光臺」,以供遊人在此觀覽四周的風光。

二五、觀景修心
  
  雞足山的名勝景觀,共有所謂「四觀八景」,所謂四觀,一定要上到金頂,極目四望,方能飽覽,那便是:東觀日出,南接祥雲,西瀕洱海,北臨玉龍。徐霞客於明末崇禎三年(西元一六三八年)遊此處,歎為觀止。
  
  這四種景觀,多半是要在上午欣賞,所以我們到達的第二天早上六點剛過,便讓我看到雞足山金頂日出的景象。徐霞客把它形容為「四方幾百里,上下數千年,一切都彷彿湧來眼底,奔上心頭」。

  

  ▲從雞足山上俯視而下的祥雲與洱海。
  
  在日出之前,東方的天際,泛出橙黃,雲表漸漸鑲上金邊,如擁霓旌,在旭日光芒的穿透下,大地開始甦醒,一輪火球在絢爛的彩霞簇擁下,被緩緩托出,神態安詳,櫻紅鮮豔,而不刺目,接著紅光泛白,彩霞隱退,群山浴輝,肉眼已不能正視太陽了。當時我也跟著大家湊熱鬧,拍了幾張照片,沖洗出來,並不如我三年前在印度恆河看日出拍的那張更好。這座睹光臺,就是讓人在此看日出的最好地點。
  
  世人喜日出,而厭日落;世人喜生生不易,而不知生滅不已。佛法則不然,觀日落可以得定可以發慧,落日柔和清涼有慈悲相,並可提醒是日已過的無常無我相。其實日出也是無常,落日不異永恆;生生的相對即是滅滅,生滅現象是世間常態,若能洞察生滅現象,便是智者。日出奇景固然很美,但也未脫無常的淒美!
  
  至於「南看祥雲」,因為那天風勢很大,並沒有看到雲海連綿,氣象萬千的景觀,尤其聽說在夏秋的雨後,雞足山的雲海,變幻莫測,或如翠峯裹絮,或如白帶繫腰的景觀,我們沒有看到。
  
  這些都是文人詩人所感所見的藝術境界。若從佛法的立場來看,行雲流水,本身無心,但都是同體的異形,因緣成水,因緣起雲,本性是空而變幻莫測。世人驚奇它的變幻,隨著產生聯想,所以被其陶醉,其實是被幻化所迷,一時之間忘卻現實的煩亂,故覺其美。
  
  至於「西瀕洱海」,是因大理的洱海,雖距雞足山西南的百里之遙,站在天柱峯頂,向西眺望一泓湖水,仍以近在眼前。可資悅目,能夠怡情。
  
  天下景觀,總在山水之間。勞力之人,靠山吃山產,靠水吃漁撈;勞心之士,為了紓解精神的壓力,便設法遊覽於山水之間,作為生活的調劑。對於佛法的修行者而言,山能居住,水能活命,雲自出岫,水自下流,無所謂山光水色之美,不過是因緣聚散現象。雲不留定處,水不住定相,當來則來,當去則去,當隱則隱,當現則現,自由自在,順應自然。所以出家僧侶把遊化生活,稱為「雲水」。
  
  至於「北臨玉龍」,是指相距五百里外的玉龍山脈,終年積雪,綿亙數十里,從金頂絕峯向北遙望,猶如一條玉龍,橫臥於咫尺之間。徐霞客遊於此處,曾留下一詩,他用道家思想,憶想這是神仙境界。
  
  若以佛法觀點而言,霜雪、雲霧、冰水、雨露,都是一體而異形,同為濕性,若觀濕性無性,無我的智慧便會現前。可見,世人只知以景觀怡心,佛法示人用觀照明心。
  
  至於「八景」,是指天柱佛光、華首晴雷、蒼山積雪、洱海回嵐、塔院秋月、萬壑松濤、飛瀑穿雲、重崖夕照。因我們入山,不是為了觀覽山水之勝,所以未曾注意到這些景觀。
  
  不過對其中的「佛光」,朝山進香的佛教徒,多半會有興趣,在《虛雲和尚年譜》中也曾敍述到雞足山金頂的佛光幾乎跟峨嵋山金頂的佛光相同。據說要在秋夏時節,風斂雨收,白雲滿布山腰,雲海晃耀之際,雲中偶然會出現一輪大圓的光圈,外暈六、七重,每重五色,中間虛明如鏡,觀者舉手投足,常在「鏡」中顯現,俗稱「攝身光」。該處又叫「攝身崖」,見者以為祥瑞。佛教徒稱之為「佛光」,極難得遇,而且須臾即收。在全國的另外四大名山之中,尚有五臺山和九華山的佛光,以及普陀山的佛燈,都被佛教徒信為幸運的象徵和善根的表示。我們這次上到天柱極峯,因為不是夏秋之際,故沒有人見到佛光,也未覺得失望。
  
  世人所見的內外諸境,都是「我」的異名,沈醉而不自知。聖者則可借境修行,開悟自心,所以《楞嚴經》的二十五種圓通法門,即是運用自然環境的六塵、生理條件的六根、心理因素的六識、內外和合的七大,門門都能證入法相無相、法性本空的圓滿智境。金頂寺既有四觀八景,又有楞嚴寶塔,真是世法與佛法的相得益彰。

二六、金頂的體驗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
  
  四月十日的傍晚六點,我被招待在金頂寺的會客室用晚餐,有數位我的出家弟子陪同,宏道法師也在場同席,天氣相當的冷,室外寒風如刀,穿上了厚厚的寒衣,還是覺得是在寒冰地獄一樣。好在客廳裡,升有一堆爐火,我又坐在最裡邊,感到有一些暖意。不過從廚房送過來的飯菜,都已經有一些涼意了。我的一位弟子,為了表示禮貌,邊吃邊讚歎:「在這麼高的山上,也有這麼好的飯菜,實在難得,真是好吃。」
  
  可是,那位金頂寺的當家義修法師並不領情,甚至以為諷刺,所以接著回話:「我們出家人,講究的是道心,不在於吃喝。到我們山上,能夠還有一碗飯吃,都要感恩三寶。」接著他發現昆明國旅社的劉副總經理,從門口走進來,便很不客氣的質問他說:「當初跟你們說定是五十個人,為什麼突然來了七十多人,使我們措手不及。要清楚,這兒不是觀光飯店。」當場這位劉副總經理一句話也沒有講,後來弄清楚了,五十個人,沒有把導遊、地陪以及省州縣各級的政府人員算進去,但是在這時候,解釋也是多餘,所以僅說了一聲:「對不起!」
  
  這位義修當家師,是直言直說的率直人,在這樣子的地方,負責道場的維護經營,的確需要一些魄力和擔當,才能夠應付來自三山五嶽的各路英雄好漢,看他的樣子,似也會幾手武術的招數,粗獷而誠懇。我跟他未做多少交談,倒是非常欣賞他的。
  
  在金頂,天色黑的並不太晚,七點多鐘已是一片朦朧的蒼茫夜景,那兒沒有電燈,廁所距離我們住宿的寮房,在二百公尺之外峯下的一個淺坡上面,故於每個房間,都為我們準備一只有蓋痰盂作為尿罐。另外還有一支細小的洋燭,作為照明之用,如果,進出房門,稍不留心,燭火就被寒風吹滅,要是未帶手電筒,那就只有摸黑上床了。
  
  我睡的房間,就在「楞嚴經塔」的左側廂房,面積僅約兩坪,內有雙層木床一架、小型的木桌一張、洗臉盆及其木架一付、禪凳一張、熱水瓶一隻、潮濕老舊的棉被兩條、毛毯一張、枕頭一個。這是為了招待我這個遠道而來的貴賓客房設備,其他的房間,據說設備略差,睡的人數也多些。  
  山頂入夜之後,氣候特別寒冷,氣溫驟然下降。空氣潮濕,侵膚透骨,不僅身外感到冷,身內的五臟六腑,連同骨髓都冷。那兩條被子,好像剛從陰冷潮濕的陰溝邊上取出來的,既冷又潮,而且很重。好在我們每個人都帶了睡袋,我就把自己穿了幾層衣服,鑽進睡袋,蓋上寺裡的毛毯,上覆棉被,作用不在禦寒,而在防風,雖然覺得很重,還是倒頭睡下,頭上戴著冬帽,嘴巴帶上口罩,兩腳穿著厚襪,腳心墊了暖包。據說:我們的團員大眾所睡的床鋪,除了棉被潮濕,連同床板以及床面鋪的軟草,也是潮濕霉臭的,好多位菩薩,不能習慣,也睡不著覺。

  

  ▲雞足山頂後側之金頂寺。
  
  山頂的風勢很大,空氣稀薄,開水不到八十度已是沸點。特別到了中夜之後,凌晨兩點多鐘,包括我在內,共有十多位團員,發生頭痛、嘔吐、呼吸困難等現象的高山症候反應。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經驗,因我氣管及肺部從小就不健康,平時能以心力控制,沒有發生過緊急狀況。當晚睡到凌晨二點左右,不自覺地發生呼吸急促、頭痛欲裂、胃部翻騰等現象,只好趕快起身,盤坐調息,總算在十五分鐘之後,這樣的症狀,便漸漸消退。

  

  ▲法鼓山大陸佛教聖跡巡禮團全團在雞足山金頂寺山門前與山上僧眾合影。
  
  據專家的報告,類似的高山反應,不算是大病,但會為你帶來相當大的痛苦,如果帶上氧氣罩,症狀就會舒緩。其原因是由於高山的氧氣稀薄,心臟的負荷增加,便需要更多的空氣,因此也影響到肺部及心臟的不適,如果是有高血壓症的人,最好不要嘗試登上高山。我們在出發之前,每人都經過體格檢查,並且帶了幾顆治療高山反應的藥丸,當天我沒有用藥,好像也忘了身邊有藥可用;不過對於高血壓者,不論有無氧氣及藥,都不管用。
  
  所謂高山反應的症候,對於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可能發生,不過,有人只要到達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高度,就會發生反應;有人要到海拔五千公尺才有反應;而人類的高山反應最高點,是海拔六千五百公尺左右。也就是說,高山反應症,只有發生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到六千五百公尺的高度之間。臺灣最高的玉山高度,是海拔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世界屋脊的西藏聖母峯基地營的海拔高度,是五千一百五十四公尺。都正好是高山反應區內。
  
  高山反應的症象,最普遍的是,精神渙散,無精打采,食慾不振,頭部暈痛,頭腦遲鈍。如果嚴重的話,會臉色翻白、嘔吐不止、睡覺時喘不過氣來、胸悶腹脹、頭痛欲裂等。這種情況要在二至四天之後,便會漸漸適應而消失。
  
  我們這隊人馬之中,不僅住在金頂的有高山反應,就是借宿迦葉殿的也有幾位,因為都是在海拔二千八百到三千二百四十八公尺之間,有此反應,應該算是正常。那些沒有反應的人,應該算是福報。因在出發之前,我已經教了大家,如何放鬆身心及調整呼吸的方法,所以多半能夠平安無事。
  
  四月十一日上午,在觀賞日出之後,我們便等候從迦葉殿上來會合的兩車團員,共用早餐。在日出之前,金頂寺的當家師,帶著三位住眾上殿做早課,我們的團員之中,也有幾位參加了他們的早殿。唱腔雖然跟我們農禪寺的課誦略異,而其內容則同是用《禪門日誦》規定的讚、偈、經、咒。我們的團員,很受感動,在這麼高的山頂,這麼冷峻的氣候環境,出家人還能夠照常晚睡早起、晨鐘暮鼓地課誦不輟,相信他們一定是有發大悲願及有大善根的菩薩行者,才能夠長年累月地,過這種清苦而精進的修行生活。
  
  山頂的早餐,非常簡單,僅僅一大碗粗米粉,連菜帶湯,都是熱騰騰的,讓我們吃飽取暖,大家都覺得非常好吃,有點像臺灣的「米苔目」,碗面的澆頭,是油豆腐以及山上的特產冷菌,相當鮮美可口。
  
  早餐之後,全團人員在大殿前分批跟我合照,當時正有許多藏胞,圍繞著「楞嚴塔」一步一個大禮拜,有的拜上三匝,也有只拜一匝。有幾位藏胞,看到我們拍團體照,也非常友善地加入我們的行列,參加合影。

二七、僧青年.毒瘤.挑水.下山路.密談.著涼了
  
  四月十一日,上午九點半,我們辭別金頂寺,步行下山。發現有一位四十來歲的比丘尼,就是該山「九蓮寺」的當家師常應法師。從昨天由祝聖寺上山開始,都在徒步跟著我們,非常親切友善,而且一再向我要求,能夠在下山之時,去她的道場普照開示。這個時候她又再度向我做同樣的表示。可惜在我們預定的行程中,並沒有安排這項節目,所以婉言謝絕。這位比丘尼也是雞足山非常重要的領導幹部,她畢業於四川尼眾佛教學院,現在也是大理州佛教界被政府選出的兩位政協委員之一,另外一位就是宏道法師。
  
  從金頂寺下山到迦葉殿的途中,遇到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比丘思慧師,迎面登山上來,他眉清目秀,身材高大,我前一天登山之前,已在祝聖寺見過他一面。此時,他向我在石階上就地拜了三拜說:「我是特地為了親近師父上來。」弄得我不知所以,突然之間我怎麼會多出來一個徒弟,我說:「我不是你的師父,你究竟要我幫你做什麼,等我回到海外之後,可以給我寫信。」當場給了他一張名片。後來到達祝聖寺,宏道法師正在我房間和我談話,這位青年比丘自動闖了進來,宏道法師告訴我:「他是掛單的雲水僧,影才來一天。」所以我叫他退出房外,有空再找他談話。結果便失去了他的蹤影。

  

  ▲作者與團員從金頂寺下山途中。
  
  四月十二日,我們到了大理,住進古城的大理賓館。十三日上午,我在旅館養病休息,那位青年比丘竟然追蹤到我房間的門口,連續禮拜了三個多小時,才由我的侍者向我報告,問他究竟要我替他做什麼?說是他已出家五年,未遇明師,所以要做我的徒弟,要向我學法,要跟我修行。
  
  因為我是從海外去大陸朝聖的人,怎麼可能在半路上撿一個出家的徒弟帶回海外!而且我在這趟行程中,不想惹上任何麻煩。所以拒絕了他的要求。
  
  我這樣的處置,對這位青年比丘而言,實是非常殘忍,使他失望,他給我留了一張便條:「我跟您既然如此無緣,距離如此遙遠,就等來世再見吧!」
  
  當他離開之時,告訴我的侍者說:他在漢傳的佛教圈內,無法找到能夠教他佛法和教他修行的老師,只好準備去雲南南方靠近緬甸和老撾邊境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親近傣族高僧,修學上座部佛教去了。  
  像這樣狀況的僧青年,在今天的大陸,可能是蠻多的。可是在目前大陸,現實條件所限的佛教界內,他們又能如何?我們在海外,又能幫什麼忙!我的幾個出家弟子,看到這種情形,都非常感傷!相形之下,他們也覺得很有福報,能有臺灣的佛教環境,以及有像我這樣的一位師父,來教導他們。
  
  我在離開金頂寺之前,發覺這個寺內寺外,人潮洶湧,多半是青年男女,不像是朝山的香客。我正在猜想,他們大概是寅夜上山的。他們之中即有一位青年說,也跟我們一樣,昨天晚上就到了山頂,住宿於金頂的旅館,這使我有一些驚訝,寺內的設備有限,連招待我們七十個人都有困難,怎麼可能另外供給一、二百人投宿之用。探聽之下,始知在金頂的寺院建築周圍,興建有許多民房,這是地方的某一些政府單位在那兒經營的旅館專業,其中也有個體戶。他們純粹以旅遊的立場來做買賣,所以並不遵守寺院的生活規則。換句話說,男女、夫妻不必分床,飲食可以提供葷酒。
  
  這對一個佛教聖地來講,無異是在頭上長了一大片毒瘤,對名山的形象,以及佛教的神聖,都被他們破壞了。
  
  這樣的情況,在祝聖寺的周圍,亦復如此,旅館、販賣店、飲食攤,幾乎已排成一條小街,他們用完的廢水,全部排入祝聖寺前的大放生池。據說,這些建築是在一九八○年以後,漸漸形成,那時候的雞足山,尚無僧尼,所以他們才是雞足山的原住民,要叫他們拆除遷走,已不是寺院的力量可以達成的了。
  
  所以下山之時,我向大理州宗教局的副局長楊樹錦先生提出請求:「如能把這些有礙國際觀瞻的小旅館,從雞足山拆遷掉,應該是政府的一大功德。」他也當面答應,而且保證一定會設法恢復名山道場的清淨。
  
  在步行下山之時,發現沿路架有金屬的接水管,是將山澗的泉水,接往山下的迦葉殿,而在靠近迦葉殿處,也建了一座磚砌水泥的貯水槽。這使我想起中國人的一個諺語:「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如果沒有住過高山的經驗,無法想像住山的和尚吃水,有多麼的困難。住在山頂都得到山下取水,往返上下一趟,往往就要花去老半天的時間。現在海外的山區,多半會用抽水馬達輸送,而今天雞足山還沒有進步到這樣的程度。所以,山頂的用水,還需要以人工拉著馱馬,把水一桶一桶運上山去。只有山腰的寺院,可以得到接管引水的便利。
  
  我們快要離開金頂寺之前,另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比丘,在那邊照顧殿堂和我們的房間。他問我他該「何去何從」?要我給他建議。他出家只有二年,上山僅幾個月。我不知道他的教育程度,也很難給他建議,所以我說:「出家人以建立出家的身分為目標,以出家心態的養成為宗旨。修行是在平常生活中的舉心動念處,常常照顧到自己,不要好高騖遠,不可懈怠放逸。出家無家處處家,到處可以安身,隨時可以安心。」他聽了之後,向我拜了三拜,謝謝開示。我想這段話,對任何出家人都有用處。
  
  十一點三十分,步行回到慧燈庵,這段下山的步道,非常之陡,幾乎每一級石階,都像陡陡的樓梯一樣,石階的寬度、高度,並不一致。下山應該非常輕鬆,只因我們多半沒有登山經驗,每降一步的落腳,都使得小腿的肌肉緊張萬分,行進之中,只覺得不太對勁,還不太妨事。一到慧燈庵,兩條小腿就感到疼痛難當。聽說團員中有人連摔三跤,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踩空腳步,或者踩到滑溜的砂石。我還算好,自知上了年紀的人,如果跌倒在山上,那就會非常麻煩了。
  
  中午十二點準,我們全團又在慧燈庵叨擾了第二頓午餐,讓我們嚐到好幾樣雞足山的特產,例如油炸雞㙡,它類似於冬蟲夏草而比較長,另外他們叫作青蛙皮的白生菌。這些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嚐到的。
  
  午後一點三十分,從慧燈庵騎馬繼續下山,回祝聖寺。這回跟昨天上山時走的路不同,昨天的那條是供遊客徒步登山之用,路面比較乾淨整齊,為了給我們的禮遇,所以特別通融。第二天下山,就讓我們的馬隊,通過另外一條專為馱馬上下用的小路。沿途也在森林之中穿行而過,可是路面全是一片厚厚的黃土灰塵,當人馬過處,就會使得塵土翻滾,真像古代小說中描寫的大隊兵馬行軍的狀況,所謂「塵頭大作」,遠遠就可以見到,尚沒有看到人馬以前,已經看到灰塵飛揚的鏡頭。像這樣的經驗,在我這一生中是第一次,相信也是最後一次。每一個人只好帶上防風眼鏡和口罩。雖在森林之中,卻像處於沙場之內。經過一個小時,已是下午二點三十分,總算到了祝聖寺。下馬之後,大夥兒互相相認,都變了形,發現每一個人都是灰頭土臉,滿身塵土,真是一副風塵僕僕的狼狽相。
  
  當我們回到寺內,簡單地梳洗換裝之後,各人回寮休息,而那位年輕的宏鈺法師,卻向我為宏道法師要求約談的時間,本來我很想馬上休息,結果就在我的房裡,接見他們兩位法師。原先聽宏鈺法師的口吻,好像有什麼祕密重大的事,要與我商量,但他已預先聲明,不是向我化緣要錢。談了約二十分鐘,知道他們有計畫要把佛教推向社會事業,投於社會服務,來提昇佛教的地位。因為宏鈺法師是重慶大學醫科畢業的專業醫師。以他的長才及社會關係,能夠使佛教在大陸揚眉吐氣。宏道法師也願意主持其事。至於要我替他做些什麼?並沒有明說。我相信他們是可以辦得起來的,因為醫院的規模可大可小,以雞足山為基礎,再呼籲地方政府,以及海內外善心人士的支持,遲早都可以如願以償。
  
  當時我告訴宏道法師,騎馬上山與下山的感受;由馱馬代步,好像是節省了很多體力,但也換來了不少皮肉的痛苦。騎馬下山,要比騎馬上山更不好受,以致於我的兩條腿,從上到下還在隱隱作痛。他們對我笑笑說:在山上步行上下雖然辛苦,但也有好多益處;至於騎馬如果懂得要領,也不會傷到腿部。「上山時,上身前傾,頭要低,兩條腿向馬腹內下鈎;下山時,身體微向後仰,兩腳踩穩馬蹬,順著馬的步伐,身體微微在駝上起伏。」這些要領,我騎在馬背上已經聽到,但是臨陣磨槍,無法熟練,不能得心應手,應該也算是一種果報吧!
  
  下午四點到六點,我們借祝聖寺的齋堂,舉行了第二場全體會議。在我開示勉勵大家之後,就由每車派出三名菩薩,做簡單的感言報告。大家雖然都很疲累,心情則十分愉快,每一位代表的報告,都非常精彩。
  
  我從臺灣出發之前,就有一點感冒,曾由胡秀卿、陳錦宗、蕭令飛等三位醫師給我配了各種不同的藥末,但這幾天以來,因為行程非常緊密,也忘了身體的狀況。當天下午,得到一點點時間休息,而且從金頂寺下山,一路解衣,從嚴冬氣候帶,到初夏的類似亞熱帶,脫衣服的時候,感覺到相當舒服,卻未料到,我在途中已經著了涼,增加了感冒的症象。從此,我就每天吃藥打針,一直拖著回到紐約,請陳國光醫師配服了十四帖中藥,過了五月中旬,才漸漸地擺脫了發寒、頭痛、咳嗽等症狀的困擾。因此,雞足山給我的印象,不論從那方面來說,都非常深刻。

二八、九蓮寺.靈山一會坊
  
  四月十二日,星期一。
  
  五點起床,六點早餐,接著整理行裝。這時候,宏道法師知道我在他們的賣店,購得一本賓川縣志纂委員會編製的《雞足山誌》,他特別另外送了我一套清初范承勳編的《雲南雞足山誌》共十卷,最難得的,這是用鋼版臘紙逐宗刻成用油墨印刷的,相信它的印行部數,一定不會太多。同時附帶送了我一張石版刻印的「雞足山指掌圖」,那是一九八七年由雲南賓川雞足山佛教協會刻印的,對我而說,的確是非常貴重而值得珍藏的禮物。
  
  上午七點,全團從祝聖寺步行到山下的大山門「靈山一會坊」,因為有了四月九日那天乘車摸黑上山之時,車輛陷入路邊軟坑的經驗,四輛遊覽巴士的司機,都拒絕把車開上祝聖寺載我們上山,但在原先的計畫中,旅行社也沒有為我們安排馬匹下山。只好委屈大家,效法古德行腳,路程大約十五華里,腳程大概是一個半小時,我們的旅行團則走了將近兩個小時,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也是一場相當困難的旅程。我及十一位出家眾,倒是坐上了馬匹,走另一條馬道下山,目的是距離靈山一會坊西面約一公里處的「九蓮寺」。因為有感於該寺當家師的頻頻邀請,我的身體又非常虛弱,所以旅行社給我們做了這樣的安排。

  

  ▲作者與雞足山九蓮寺僧眾、行者合影於大殿前。
  
  九蓮寺建於明嘉靖年間(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原為「接待寺」,因它就在雞足山的山麓,入山之前可以在那兒歇腳,後來成為山上退休老僧靜修的地方,經過萬曆三十八年(西元一六一○年)、順治十四年(西元一六五七年)、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年),累次的整建重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破壞,於一九八五年大陸政府又撥款修復,並增添屋宇,重建後的總面積為一千二百二十六平方公尺。該寺三面環山,建於類似太師椅形的山谷前方的平臺之上,寺院的格局,小巧玲瓏。是一座四合院的建築,大門開在右側,面向雞足山的靈山一會坊。大雄寶殿是單檐歇山式三間建築,殿中供奉過去迦葉佛、現在釋迦佛、未來彌勒佛的三世佛像。兩殿兩側有廂房,左為禪堂、客廳,右為達摩殿、伽藍殿,後邊是廚房、僧房、齋堂。山門內供的是彌勒佛及韋馱菩薩像。一座小小的庭院,分成上下兩段,花木扶疏,還栽有幾棵亞熱帶的果樹,非常幽靜,真像是小說中描寫的洞天福地,人間仙境。雖然建築物的材料相當的簡陋陳舊,由於比丘尼眾善於照顧打理,看來是一座相當寧靜溫馨而給人有一種祥和安定感覺的環境。真是一座福人住福地的道場。現在寺內有尼眾五人,另有幾位優婆夷在那兒發心修行。
  
  在九蓮寺大門之內有一方菜圃,寺外門前是一大片的板栗園,樹齡都在百年以上,盤曲如虬、生機昂然,它既是農園的一項產業,也是寺前的一大片景觀。本來是屬於九蓮寺的寺產,其中大部分,目前已屬於附近農人在經營。
  
  此時,我們從山上騎下來的馬匹,還在九蓮寺外的板栗樹下等候。因我見到宏道法師是徒步走下山來,跟我們在九蓮寺會合的,接著我們要同去靈山一會坊前的廣場,跟全團的人員會合,準備登車,開往大理巿去。我問宏道法師:「從九蓮寺到靈山一會坊,要走多遠的路?」他說得非常輕鬆:「就在這東邊的附近,大約兩、三分鐘的腳程就到。」因此,我們就回掉了馬匹,跟著宏道法師走向「靈山一會坊」。

  

  ▲九蓮寺外門前的一大片板栗園。
  
  曾見小說中描寫的神仙世界是「山中方七日,世上數千年」。雞足山的「兩、三分鐘」的確很長,我們走在遍野是等待收成的蠶豆田埂上,猶如下棋時的一把棋子,在棋盤上沿線走動,花了大約三十分鐘,才看到「靈山一會坊」的大牌樓。
  
  「靈山一會坊」是象徵著雞足山的大山門,創建於明末萬曆三十一年,文革期間被砸毀,一九八五年,由大陸政府撥款,修復成原貌,是五柱三樓重檐斗拱式,頂覆黃琉璃瓦,以藍、白、黃色彩繪,二側是兩道向外排開的八字形短牆,牆口各有一座石獅,這是典型的中國寺院大門,而其彩繪等工藝,都是出於當地白族工匠之手。看來相當雄偉壯觀,真的能令人感到:「從此向前,即將進入靈山聖地」的氣勢。現在開上祝聖寺的汽車路,便從這座大牌樓的右側通過。這座山門,僅供遊客憑弔,並沒有門戶的作用。

  

  ▲雞足山山門─靈山一會坊。
  
  原本的「靈山」是指印度王舍城的靈鷲山,在《法華經》中是指釋迦世尊快將涅槃之前,在靈鷲山為八萬人天說《法華經》稱為「靈山會」。
  
  在中國隋朝時的天臺智者大師,於誦《法華經》至〈藥王菩薩本事品〉的「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句下,突然進入法華三昧,親見釋迦如來的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此在《法華經》的〈如來壽量品〉中也曾說到:「釋迦如來壽命無量,常在靈鷲山說法度眾生。」這就是雞足山靈山一會坊名稱的來源。它跟迦葉尊者在山守衣入定的故事,並沒有一定的連帶關係。但是《法華經》的〈如來壽量品〉也明明告訴我們,佛是「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的。可見釋迦佛既然常在印度的靈鷲山,也常住在其他的地方,我們當然也可以相信,釋迦如來恆在雞足山說法度眾生了。我們全團的人員,分兩路下山,而在這座大山門前會合拍照,也可以相信是來參加釋迦如來的靈山一會了。

二九、前往大理
  
  祝聖寺的宏道法師,對我們禮遇有加,他在四月十一日的下午,跟我談話之後,就到山下張羅,借到一輛小型的廂車,準備十二日上午,親自載我,前往大理巿。可惜因緣不作美,那輛藍色有六人座位的廂型旅行車,在十二日早上,開到靈山一會坊前的路邊,不小心給撞上了一家店面的牆壁,車頭的玻璃破碎,前輪陷入店前的陰溝。但是,他們還要堅持,用大理州宗教局的公務車,是一輛草綠色的帆布篷吉普車送我,那當然不會比遊覽車的座位坐得更舒服,所以婉謝了他們的美意。
  
  我在前面講過,雞足山位於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賓川縣西北隅,距離大理巿約一百多公里。這趟雞足山之行,由於伍宗文居士的協助,得到大陸海協會的照顧,故從省到州和縣的三級政府,一共派了十五位大小官員,陪同我們在山上過了兩天三晚,當然是我們的光榮,也為這次的行程帶了便利。最大的便利是,他們幾輛吉普車,為我們的車隊開導;從賓川縣上山之時,如果沒有他們帶路,在山間黑夜行車,難保不會走叉了路。四月十二日上午,通往大理的路上,也有好幾處陡坡和急彎,我們的車隊司機,對這條穿梭於崇山峻嶺之間的路況,也不熟悉。有吉普車為我們帶路開導,任務不在於管制紅綠燈,也沒有需要分開車輛和行人,而在於帶著我們在前面開煞車燈,告訴我們前面的路況情形。有幾處山路被山壁上滾下的大石塊擋住,以及倒下的樹枝攔住,其中包括宗教局副局長及賓川縣副縣長,便下車動手為我們清除,這些官員對我們的照顧,真讓我們感動。不過,賓川縣副縣長把我們送到他們的縣界,他就向我們揮手送別。宗教局的人員,一直把我們帶到大理巿區。

三○、天龍八部
  
  四月十二日上午十一點半,我們到達了大理城外的下關。那是一個工商業的中心,在古代曾經是軍事要塞,也是南詔時代和唐軍交兵的古戰場。
  
  下關又名為「石橋城」。在大理附近,還有一座「龍首城」,被稱為上關,也就是南詔時代古城的北大門。下關又名為「龍尾城」,它是南詔時代「太和古城」的南大門;西南各部族與南詔往來,都要經過這座「龍尾城」。它在軍事上居高臨下,益於防守,利於出擊。唐朝的李密率二十萬大軍,攻擊南詔國的「天寶之戰」,就是在這座龍尾城下展開。
  
  現在的下關,有大專院校兩所,中西專科醫院及大型綜合醫院,有十多家賓館、飯店每天接待南來北往的旅客,有數千張床位可供下榻。它現在是昆畹、滇藏兩條公路在此匯聚的交通樞紐。洱海及點蒼山的風光也可以在下關一覽無遺。那兒有古廟、老樹、飛瀑。而在它的北面有一座建於唐代的「蛇骨塔」;在巿內有一個平地隆起的土包,是古代戰爭留下的萬人塚。
  
  因為它的歷史悠久,神話、傳說的故事,非常豐富,都很淒美。我們到達那兒一家飯店用了午餐,就在那家餐廳的對面,另外一家飯館的命名,叫作「天龍八部」,那是現代香港武俠小說家金庸先生所寫的一部書名,它的故事就是圍繞著點蒼山、洱海、下關、大理一帶,蒐集了相關的傳說故事,加上他自己的靈感想像,完成了一部名作。據說金庸先生本人卻從沒有到過大理地區,爾今這個地方,因他的小說而更加有名。其實,「天龍八部」這個專有名詞,出於佛典,是指護持佛法的八部天神,又名八類天神或八部眾,是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迦。日本近代小說家三島由紀夫,約在三十年前也曾寫過一部名為《天龍八部》的小說。不過在大理的古寺之中,的確是有一座「天龍寺」。

  

  ▲白族婦女穿著白族服裝。
  
  我們到了大理,才發現穿著白族裝的女孩,那是導遊人員和飯店、賓館的服務人員,如果她們是穿戴普通服飾,根本無法和漢人區別,倒是在他們各項旅遊資料中,告訴了我們,大理是一個白族自治州。我們在大理地區,包括雞足山在內,遇到的每一個人,除了少數是來自他鄉,大概都是當地的白族人。但他們的語言、文化,雖然有其特色,從我們外行人看,已無法加以區別。也可以說,他們都已漢化,唐朝的南詔國,宋朝的大理國,到了元初,已被中國統一,在這六、七百年以來,早已和漢族文化融合。所以,漢傳的佛教,在那裡也有相當大的影響;佛教的天龍八部,在那兒護法,應該也是事實了。

三一、洱海之遊.吊點滴
  
  四月十三日,星期二。
  
  昨天晚上,我們都是住在大理的古城之內,由於房間所限,分成兩家相去很近的旅館落腳:文殊、觀音兩車,住「大理賓館」,普賢、地藏兩車,宿「紅山茶賓館」,用餐則分別由兩家輪流供應。
  
  十二日的晚上,我們是在「大理賓館」用晚餐,餐後接著舉行法鼓山護法會共識體驗的報告,由陳秀梅菩薩主持,每車派代表三人,分別敍述他們對法鼓山的共識與共鳴。十三日的晚上,是在「紅山茶賓館」晚餐,接著也在那兒舉辦了一場法鼓山護法會運作方式的建議說明會,是由臺灣英文雜誌社的董事長,陳嘉男菩薩提供勸募會員的運作、方式、心態的建議,那是用他經營臺英社二十多年的直銷經驗,來提供法鼓山護法會的菩薩們作為參考。
  
  四月十三日,清晨五點三十分起床,六點三十分早餐,七點三十分乘車到下關碼頭,遊覽洱海風光。
  
  洱海的面積,約二百五十平方公里,那是一個高山上的湖泊,沒有出口,因其形狀像人的耳朵,所以加上三點水,名為「洱海」。它的水源是來於點蒼山脈的十九峯、十八條溪的灌注,下關巿就在洱海耳垂下端的部分,在點蒼山的斜陽峯下。

  

  ▲大理洱海小島上的觀音閣。
  
  大理巿是在洱海的西面,點蒼山的東側;點蒼山及洱海,無法分割,如果沒有點蒼山的積雪溶化而流入洱海,洱海也就不成為海,那只是一個高原的山谷盆地。在洱海以西,點蒼山的南麓,由於十八條溪流的經過,就帶動了一片帶狀平地的生機,大理的文化,就在這個區域,綿延繁榮,歷一千二百多年,而仍欣欣向榮。那邊的白族子孫,就是生活於得天獨厚的點蒼山、洱海之間,大理巿居中。上關和下關,就在這個地帶的南北兩道進出口處。

  

  ▲白族青年穿白族服裝奏樂迎賓。
  
  當天,我的感冒很重,身體非常虛弱;喉痛、聲啞、流鼻涕、吐濃痰,通身酥軟得像一條懶洋洋的毛蟲,不論是站是坐,只要到了一個定點,就不想動。耳目遲鈍,頭腦失去反應,但是當天所到之處,仍歷歷分明。
  
  沿著洱海,有幾個觀光客常到的景點,一般遊客「蒼洱水陸一日遊」的行程,就是從下關碼頭出發:1.洱海公園,2.觀音閣,3.小普陀,4.蝴蝶泉,5.喜州,6.大理古城,7.三塔寺,8.觀音堂。
  
  當天上午,我跟著大眾,在洱海坐了半天的船,先到「洱海公園」,沿著洱海東岸,直航「小普陀」。因為,這段航程要一個多小時,我就在那艘名為「杜鵑號」的遊輪貴賓室,召集了全體出家弟子,和施建昌、廖雲蓮、臺英社的董事長陳嘉男、各車車長副車長,以及兩位顧問蘇妧玲、錢文珠等人,開了一次檢討會,同時指示他們:「在旅行途中,不要忘了道心和願心,我們這次出來,所負重大任務,是如何推展護法會的力量?如何發揚法鼓山的理念?如何落實凝聚法鼓山的共識?那就是在『整體的關懷』及『全面的教育』。」由於這次小型會議的召集,促成陳嘉男菩薩於次晚提出了四十分鐘的說明會。因為我的聲音很小,我講得費勁,大家聽了吃力,這些人本來都在欣賞湖光山色,所謂心曠神怡於身外的大自然間,經過此次小型會議後,立即心神內斂,默默地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在散會後的幾分鐘內,遊輪就靠上了小普陀景點的碼頭;到了中午時分,船靠上關附近的碼頭。我們就在點蒼山滄浪峯下「周城」的一家白族飯店用午餐,餐畢已是下午一點三十分,席間讓我們品嚐到白族道地的素菜風味,像蠶豆、雞㙡等,已在雞足山吃過,味道還算可以。吃完午餐,來了一場傾盆大雨,我們躲上了遊覽車,被送到附近的另一個景點「蝴蝶泉」,我在車上休息,大家冒雨前往,聽說還是值得一看。
  
  當我們回到大理古城的旅館,已是下午四點半。我實在很睏,洗了一個熱水浴,雖然出了一身汗,竟然是噴嚏不已,鼻水不斷,渾身發冷,其實我在當天早上開始,不僅覺得兩條小腿疼痛難受,渾身上下也就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兆。所以沒有食慾。十三日的晚上,全隊人馬去吃另外一餐由白族人家提供的當地素餐,我就沒有褔報享受了。好在當天晚上,是自由活動,讓團員們可以自由的看看大理巿區的夜巿風景。聽說雲南當地「紮染」的服裝衣帽,非常有名,而且相當便宜。
  
  我就趁這樣的機會,在旅館休息。這麼一來,倒是讓我們隨團的義務醫護人員陳武憲、陳瑞賢兩位菩薩,到處為我去買針藥,走遍巿區所有的藥店,都沒有我所需要的藥品,最後由一位替我們開行李車的司機鄭先生,帶著他們兩位到當地的軍區醫院,向一位醫官買到了感冒的針藥,以及二百五十西西高蛋白點滴;一直弄到午夜十一點半,他們幾位照顧我的菩薩,才回房去休息。
  
  當我正在吊著點滴療病之時,侍者進來向我報告,說是大理州的副州長李映德、大理巿的巿長趙濟舟及副巿長楊宴君、大理州的旅遊局長尹凱澤,連袂來到大理賓館向我拜訪,我當然不便接待這批大理地區的大陸首長了。好在亞星旅行社的總經理薛一萍居士,要跟他們洽談如何在大理巿投資五星級觀光旅館的事,所以由她出面代表本團,接待了這批不約而來的貴賓。

三二、請病假
  
  四月十四日,星期三。
  
  雞足山的宏道法師,真是一位難得的佛教住持人才,我們未到之前,已在雞足山做了許多準備工作;我們訪問雞足山時,他是全程陪同;然後不僅把我們護送到大理,而且也一直待到四月十四日的上午,才返回雞足山去。
  
  這天早上,他也為我們全團每一人送來一盒「田七茶」,就在大陸也不便宜,事實上,他在靈山一會坊前,已經送了我一尊緬甸玉的觀音像。
  
  我在雞足山時,他也特別招呼該寺的知客宏勳法師向我展示了虛雲老和尚留下來的唯一法寶,那是慈禧太后所賜的拜具。
  
  當天的我,因為渾身發熱,不斷出汗,全身衣褲,濕透兩次。早上七點,隨侍人員,為我送來自炊的早餐,是用青菜、包心菜、蕃茄、洋山芋、紅蘿蔔等,以清水混合煮的一鍋羅漢菜。因為他們知道我既不能吃鹹,也不能吃甜,油膩的東西不能下嚥,這頓早餐卻吃了一大碗。這時候衣服雖然已被我的體溫蒸乾,體力仍疲勞不堪。故請帶隊的人員,代我在全團的早餐席上,告訴大家:「因為我在雞足山下山時走痛了小腿,所以向大家請假一天。」並且叮嚀他:「千萬不要說我害了病。」免得把大家嚇倒,影響情緒,攪亂了既定的行程。
  
  這天上午,除了幾位隨侍人員,留在旅館陪我,其他的人,就在旅館附近,欣賞崇聖寺的「三塔倒影」。而我自己,在沒有到大理之前,就已經知道,「崇聖寺」有三座寶塔的盛名。到了下午,雖然還不太舒服,也不得不鼓著勇氣,隨團前往該寺參訪。

 

三四、藉境修行
  
  四月十五日,星期四。
  
  王崇忠居士知道我於前一天晚上病重,而到昨天,幾乎整天在養病,故於昨晚,特別給我送來一條他自己隨身攜帶而沒有使用過的鵝毛被。讓我睡得非常暖和。同時也請來了一位旅館的特約中醫師羅先生,為我做了三十分鐘的全身推拿,費用是人民幣三十元;加上我們隨團的陳瑞賢菩薩,又給我打了感冒針和營養劑,一夜睡得很好。
  
  十五日早上五點半起床,六點半早餐,七點整裝上車,從大理出發,再走上滇緬公路回昆明,經過祥雲縣、南華縣而至楚雄巿,已是下午二點。在上雞足山那天的同一個招待所二樓餐廳用午餐,下午三點半,從楚雄出發,抵達昆明飯店已是晚上八點。
  
  在昆明往雞足山的這條公路上,除了載運磚塊、農產品等的大小貨車之外,只有長短程的公共客車。像我們所乘的高級遊覽車,是很少遇得到的。那些長短程的公共客車車廂擠滿了人,多半沒有座位,而且連車蓬頂上面也載滿了貨,籮筐、箱子、包袱以及成堆的雞鴨等。
  
  正因為這條滇緬公路,尚是以提供輸送物資為主的主要孔道,路面並不寬闊,路況也不良好,特別是沿路沒有一間比較可以使用的公共廁所。
  
  雖然在路邊偶爾有幾處毛坑,或者當地人已經把它看作是現代化的廁所,那也只不過是磚砌有牆有屋頂的茅坑。多半的廁所是僅有一道「L」字型的矮牆,沒有頂蓋,只擋住了朝向馬路及來車方向的兩面,另外兩面沒有遮擋,縱然無人故意去看人家如廁動作,對外地去的人總是不習慣。而且這種茅坑,其臭無比,上過一次廁所,不管大解小解都會被薰得滿鼻孔的悶屎臭,連身上每一寸皮膚也都粘附著臭味。以致我們的團員,寧可跑到老遠的山溝裡去方便,還覺得比較衛生且更有安全感。
  
  亞星旅行社的薛總經理,因此而發了願,要在這條通往雞足山及大理的公路上,建築若干座真正現代化的公共廁所。我想這倒不是僅僅出錢修建廁所,就可把問題解決的了。鄉下根本沒有自來水,如無專人看管、照顧,再好設備的公廁,過了一星期,也會跟原始茅坑的情況相同;假如要人照顧,對於那些人員的薪水是其次,誰來管理那些人,如何管理那些人,也是問題。在那樣偏遠的地區,廁所收費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對薛經理的願心非常讚歎,願她能克服一切困難,來造福通往行客。
  
  有關於廁所的經驗,我們在從昆明上雞足山的途中,好多團員抱怨,甚至寧可整天不喝水,少吃東西,而憋著不上臭茅坑,也不去露天方便。我便告訴他們:這正好是一個藉境鍊心的修行因緣。要觀想不是廁所本身臭,而是大小便臭,大小便是人解的,那是因為進了飲食,可是食物不會臭,而是人的腸胃未把食物全部消化排泄出來,製造出了臭氣。廁所也不會髒,從地水火風四大來的,又重回到地水火風四大去,暫時的因緣聚散,形成了各種假象,何必放它們不下!在《楞嚴經》中,有二十五種圓通法門,如會用功修行,看到什麼顏色,聽到什麼聲音,聞到任何氣味,嚐到任何滋味,都會使之悟入妙明的佛心。當你進入這樣的臭廁所時,正好可以修行「觀身不淨」,若觀想成功,則淨無淨相,臭味無味,聞臭的當時,正好可以提醒自己,藉境攝心。萬一觀想不成,也可以連續地默念《心經》的經句:「不垢不淨」。
  
  因此,好多人上過廁所出來,若有人問:「怎麼樣?」總是回答:「乾淨的很,趕快去。」「不垢不淨,好得很。」這樣的訓練,雖沒有開悟,至少也不起煩惱了。

三五、華亭寺與虛雲和尚
  
  四月十六日,星期五。
  
  上午八點三十分登車,前往西山公園,參觀建於元朝延祐七年(西元一三二○年)的「華亭寺」,這一座古寺跟虛雲老和尚也有一段因緣。
  
  根據《虛雲和尚年譜》所載,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虛雲和尚受雲南督軍唐繼堯之請,在昆明忠烈祠建水陸道場;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年),就被唐氏請到昆明西山的華亭寺,《虛雲和尚年譜》的這段記載是這樣的:
  
  昆明西山華亭寺,古剎也,其地風景至佳,寺僧不能住持,日益荒廢,近且欲售與西人作俱樂部,地方政府批准矣。予惜之,言於唐,請其保存名勝。唐納予言,暗與王九齡、張拙仙諸公議定,設齋敬邀,袖出紅帖,請住華亭寺而重興之。三請受帖。
  
  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虛雲和尚八十三歲,在其《虛雲和尚年譜》,另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是年起,重建華亭寺(亦名雲棲),昆明湖西岸,有碧雞山,因阿育王第二太子至此,見碧鳳一群,乃居此修煉成道,號碧雞神,以是名山,諸峯如屏,卅華亭寺。元時有玄峯禪師得法於西天目中峯(明)本國師座下,來此開山,名「圓覺」,後人以山為名,遂改名「華亭」。前年幾售與外人,予言於唐督,乃贖回,請予住持,動工重建。於土中掘出古碑,有「雲棲」二字題識,年代已湮滅矣。後將此石嵌於海會塔上。
  
  有關的詳細資料,可以參閱《虛雲和尚年譜》附錄張璞撰〈重建碧雞山華亭峯靖國雲棲禪寺碑記〉。
  
  從資料顯示,這座華亭寺,在元朝至治三年(西元一三二三年),玄通元峯禪師,在此修建大光明殿,供奉毘盧遮那佛及十二圓覺菩薩像,因取名「圓覺寺」。到了至元五年(西元一三三九年),元峯禪師從江南請回《大藏經》一部,一千四百六十五冊,藏於觀音殿。明朝景泰四年(西元一四五三年),重修「圓覺寺」,題名為「大圓覺寺」。清康熙二十六年(西元一六八七年),雲南巡撫王繼文,重修該寺,名為「華亭寺」。虛雲和尚接任住持時代,該寺已是一片荒涼,庭院野草叢生,在唐督軍支持之下,大興土木,徹底翻修;建藏經樓、修大悲閣、築放生池、增鐘樓、塑羅漢像、培植花木,完成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十方叢林,取名「靖國雲棲禪寺」。但到現在大家還是習慣稱其為「華亭寺」,當時常住僧眾,五十餘人。

  

  ▲大理三塔與其湖上倒影。
  
  文革期間,華亭寺也未倖免。到了一九八九年,大陸政府撥款重修,並把該寺的管理權從政府的園林部門,移交給雲南佛教協會。直到去(一九九二)年,園林部門的人,才全部遷出寺外。重修之後的第一任方丈是開起老和尚,已於去年圓寂,迄今尚無人遞補。現在的負責人則為年僅二十三歲的心明法師,故亦由他接待我們;他從十三歲就已進入華亭寺,故對該寺的情況,十分熟悉,聰明而又達練,以他的舉止談吐來看,都像三十歲以上的人。  
  現住僧眾二十多人,在寺內工作的在家眾四十多名。當天,另外有一位六十五歲的老當家師護昌比丘,也在幫忙接待我們。
  
  我們在該寺,見到了好多碑碣,多半是被紅衛兵撞斷敲破,字蹟模糊,被蒐集著躺在兩殿之間的露天空間,其中包括虛雲和尚重建該寺的緣起文。現在嵌於牆上的石碑,卻是最近重修該寺捐款人的芳名,並沒有文字記述其始末的說明,當然沒有多少文獻的價值。

  

  ▲雲南昆明華亭寺虛雲老和尚紀念塔塔銘。
  
  我在該寺的左側,禮拜了虛雲老和尚的舍利塔,泫然涕泣,感慨良深!在他一生之中,度化了不少的人,重修了許多寺院,真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沒有虛雲老和尚這麼一位高僧來到,在民國時代的雲南佛教史,幾乎要變成一頁空白,由於他的悲心大願,才復興了當地的佛教。雖在嗣後不久,從大陸政權統治的初期,直到一九七九年為止,佛教已經在中國大陸徹底消滅,可是,再度允許佛教寺院恢復活動之時,還是從虛老重建過的寺院基礎上建立起來。可見他的心血,並沒有白費。

  

  ▲作者於雲南昆明華亭寺虛雲老和尚紀念塔塔銘前頂禮。
  
  虛老曾有兩句名言:「空花佛事時時要做,水月道場處處要建。」空花水月,本身就是假的,不僅是臨時的,根本是虛幻的;可是假戲要真做,對眾生絕對有益,這對我們的朝聖團,應該是最好的啟示。凡是參與法鼓山的建設運動者,就需要抱持這樣的觀點去努力:能做的要趕快做,盡量做,至於將來如何,不必我們擔心,只要做得踏實認真,以後縱然被再三夷為廢墟,還會有人在這個基地上重建再重建的。
  
  當時的虛老,以八十三歲的高齡,修建華亭寺,並沒有想到他能活多久,該寺將來會怎麼樣。可是他那種愛護道場的悲願,以及不怕辛勞的精神,在文化史上,在人們心中,永遠是光芒萬丈。

三六、滇池.大觀樓
  
  四月十六日的上午,訪問了華亭寺出來,前往昆明巿南郊的昆明湖,也就是歷史地理學上著名的「滇池」,又名「滇南澤」,又稱「昆明池」,它是中國第六大內陸淡水湖,總長四十公里,寬約八公里,它在漢代,就已經形成,例如《後漢書》的〈西南夷傳〉,有這樣的介紹:「此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深狹,有似倒流,因謂之滇池。」池旁土地肥沃,並有金馬及碧雞二山,東西夾峙。池之吐口,在昆陽縣北,卅海口,視其通塞,以占農田利害,歷代常有濬治。池水自口西北流,北通金沙江。

  

  ▲大觀樓前的山光水色。
  
  大理的洱海和昆明的滇池,對於雲南的農業灌溉和文化的開發,有絕對的貢獻。自古以來,不善於利用水者,便會造成洪水的氾濫,或帶來常年荒旱的危機;長於水利者,便能因勢利導,而為民用,成為滋生萬物,富國強民的資源。
  
  在往滇池的途中,我非常睏倦,重感冒尚未離身,大夥兒到了滇池前的龍門景點,我已無法隨同前往,所以又向大眾請假,留於停車場的販賣店休息。我雖沒有買任何紀念物品,該店的店員還是讓我坐了兩個小時,並且提供了幾杯開水。
  
  午餐後,再度出發,參觀昆明巿區的另外一個景點,名為「大觀樓」的公園。根據說明知道,該處原只有一樓,後來闢為公園,目前已成昆明巿內一個供人休閒遊覽的主要景點。
  
  「大觀樓」始建於清康熙三十五年(西元一六九六年),其地理位置與太華山隔水相望,故稱樓前的水域為「近華浦」。現在的該樓,據當地人說,已跟中國古代的幾個名樓相媲美,那就是說,它已與黃鶴樓、岳陽樓、滕王閣等齊名了。
  
  我們看到的那座公園,的確相當優美,不論是園中的花草樹木及幾棟典雅的中國式建築,或者樓前的那一片湖泊水域,都被布置得像人間的仙境一般。
  
  其中最能吸引文人雅士前往欣賞的,是一副由清乾隆年間(西元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的一位寒士孫髯翁,為大觀樓撰寫了一副多達一百八十字的長聯,氣勢磅薄,允為不朽的文學作品。它的上聯寫滇池的風物,下聯寫雲南的歷史。
  
  在清咸豐七年(西元一八五七年),長聯與樓宇同毀於兵燹,清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重修,到了光緒十四年(西元一八八八年),雲南總督岑毓英,託趙藩重以工筆楷書刊刻,而被譽為天下第一長聯。現在抄錄如下,敬請分享: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耆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昆明大觀樓。
  
  要讀通這副長聯,還真需要有點學問,這代表著古代的文化,是屬於士大夫階級欣賞,對一般文學修養不夠的平民,實在很難理會。大陸政權允許把它掛出來,也可以說是一項開放,使得當地旅行社的導遊們,要把它熟背以後,拿著一篇註解,來向觀光遊客說明。
  
  當大家飽覽大觀樓公園風光的時候,我在樓旁的樹下,靜靜的坐著,好好地休息了幾十分鐘。出得園來,已近薄暮的黃昏時分。

三七、流落貴陽.抵達峨嵋
  
  四月十六日中午,我們在昆明的「大世界」餐廳用午餐,晚上在「聯友」餐廳用晚餐,晚上七點三十分,趕往昆明機場,搭乘八點十五分西南航空公司飛往四川成都的班機。
  
  萬想不到,快要接近成都之時,因為機場附近的幾十里上空,正在雷雨交加,氣候惡劣,以致飛機無法下降,只好向右後方折回到貴州的貴陽灕江機場。落地時已是晚上十點五十分。我們在沒有照明設備的機場外空地上,被幾輛臨時出勤的交通車,載到貴陽巿區,分別安置於兩棟非常簡陋的航天部招待所樓房。僅有一位五十來歲的女士,負責把我們無可奈何地接待上車後,接連向我們宣布了幾次:「像你們這樣深夜趕到,使我們無法招待,通常會被拒絕,因為那個招待所是供給航天部工作人員,到貴陽開會住宿之處,並不是招待海外的旅客之用,所以只好請你們將就一些,一個房間能擠幾個人,就睡幾個人,能有一個地方睡覺,總比在外邊露宿的好。」因此,到了午夜十二點,我們總算都有了房間可以睡覺。
  
  當天晚上,我和侍者果瀚師同住二樓的一個房間,內有二張木床,一臺電視機,一架電扇和兩把木椅,床上的枕頭和棉被,都有一些霉臭,相當陰暗潮濕。它的對面和右側,就是兩間大洗手間,未必整夜有人進出,但是,偶爾開門、關門已夠熱鬧。僅僅那兩間洗手臺的水喉、水槽漏水、滴水、流水的聲音,也是夠吵的了,這比起山澗溪流的水聲,沒有那般韻律,以致弄得好多人一夜難以成眠。我和果瀚,倒還睡得不錯,因為在我們所教的修行方法中,就有聽聲音的法門,只要用之得法,不僅可以藉境修觀,也可以用來催眠。
  
  四月十七日,星期六。
  
  早晨五點三十分,從貴陽航天部招待所起床,六點三十分乘車回到灕江機場,在那兒一間公營的機場餐廳用早餐。因為我們去得突然,而且餐廳設備簡陋,連一碗泡麵,都無法供應齊全,泡麵不夠,連碗筷也不夠,有一些團員菩薩,只好用他們隨身攜帶的餅乾療飢。
  
  這段行程,並不舒服,可是比起雞足山的經驗,還是好得很多,尤其能夠在途中,多到了一個省分的首都,故也有人覺得倒是撿了一個好大的便宜。
  
  上午十點三十分,我們在貴陽登上原機,抵達成都機場,已是中午十二點。出了機場閘口,就看到成都國旅社的地陪人員,拉著長幅的紅布,上面用黃色的正楷字寫著「歡迎法鼓山大陸佛教聖跡巡禮團」,列隊歡迎。為了銜接上既定的行程,一出成都機場,就被送上了早已等著的四輛遊覽巴士,向峨嵋山方向出發。
  
  通過彭山縣,到達眉山縣的一個招待所「眉山賓館」過午,已是下午二點三十分。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學史上,有一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東坡居士,他的原籍就是四川的眉山,所以,我們在那兒,也看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公家建築物,門楣上方懸著「望蘇樓」的匾額。我以為裡邊一定藏有若干蘇家父子三人的遺物,進去一看,發現那是一個飯館式的公共場所,不是典藏文物的紀念館。
  
  傍晚五點,到達「天下名山」的峨嵋山麓,汽車開進一間當地最大的旅社「雄秀賓館」,分配房間後,把我送到一間位於一樓的大套房「一○一」號,是這家賓館中最好的一間,在臺灣可稱為「總統套房」,分作內外二間,會客及休息之用。但是這間房子的四周窗戶密閉,不僅光線不足,空氣也相當陰冷潮濕,加上空調的送風設備,也是那麼陰颼颼、冷冰冰的,而且帶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我的氣管和體質,實在難以適應,以致連連噴嚏,陣陣寒噤。這使我聯想到去印度朝聖時,在阿格拉的旅館所住的「國王套房」一樣。我實在福報不夠,只好與施建昌及王崇宗兩位青壯的菩薩商量,跟他們換了一間空氣比較乾燥的單人房。否則可能在那邊過了一夜,第二天就要被人用擔架抬著離開了。那幾天正是一個陰寒的季節,而且成都盆地雨量豐沛,陰濕多霧,少太陽,以致古有「蜀犬吠日」之諺。這座雄秀賓館,就是建設在空氣相當潮濕的天然環境之內。

 

三八、峨嵋山的歷史
  
  如眾所周知,四川峨嵋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目前,每年有一百多萬中外遊客,前往觀光。它位於四川盆地的西南,距離成都大約一百六十公里,它是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的總稱,最高峯的海拔是三千零九十九公尺,被分作低、中、高三個遊覽區:低區是海拔五百至一千公尺,全年氣候宜人,遊客最多,它的旅遊點有報國寺、伏虎寺、善覺寺、羅峯庵、雷音寺、純陽殿、神水閣、大峨寺、中峯寺等;中區是海拔八百至一千八百公尺,氣候溫和,風光秀麗,它的景點,包括最有名的萬年寺及洪椿坪、清音閣、仙峯寺、華嚴頂等;高山區是海拔二千至三千零九十九公尺,氣候高寒,風景奇絕,它的景點包括洗象池、大乘寺、雷洞坪、接引殿、臥雲庵、金頂等。
  
  關於峨嵋山的開山歷史,傳說多於事實。根據何志愚的《峨嵋文史.佛教在峨嵋山》一書中說了峨嵋山有寺廟,約始於東晉末葉的第一座普賢寺,據傳是廬山慧遠的弟弟慧持所建,那就是現在萬年寺的前身。其次,在南北朝梁武帝時代(西元五○二~五四九年),有一位印度的高僧寶掌和尚來華,在峨嵋山下,創建「靈岩寺」,此寺在明清之交毀於戰火。又說在南北朝的晚期,有一位尼泊爾的聖僧阿羅婆多登峨嵋山,而建「化城寺」。到北周孝閔帝時,又有一位外國僧人寶緣來峨嵋山禮佛。
  
  據《峨嵋山志》記載隋朝天臺智顗大師到峨嵋山住於中峯寺。唐太宗時,玄奘三藏曾到峨嵋山禮佛。而有唐一代,有關於峨嵋山普賢寺的傳說相當多。據說詩人李白也曾經到過峨嵋山。
  
  其實唐代應該是有僧人到峨嵋創建佛寺的說法,有信史可循的則不多。故在民國二十三年(西元一九三四年),印光大師對《峨嵋山志》所載的傳說,多所駁斥,指出智顗、玄奘跟峨嵋山的傳說,絕對是無稽的。因此他說在四大名山的山志之中,「五臺最嘉,普陀次之,峨嵋又次之,九華最居其下」。他以為山志記載的佛教事蹟,多半是牽強附會(見〈峨嵋山志序〉)。比較可靠的峨嵋山的開展,是宋朝開始,宋明之間已經成為宇內矚目的佛教名山,乃為可信。
  
  對於朝禮名山的風氣,到了明末時代的蓮池大師,也頗有批評,他在《竹窗隨筆》有云:「參師訪道,又何得觀山觀水,徒誇履歷之廣而已哉。」又於《竹窗三筆》有云:「夫經稱菩薩無剎不現身,則不須遠涉他方。」「菩薩之所以為菩薩也,但能有菩薩慈悲之心,學菩薩慈悲之行,是不出戶庭,而時時常覲普陀山。不面金容,而刻刻親承觀自在矣。」行腳參學是以高僧為對象,不是以名山大川的寺院為目標。
  
  根據駱坤琪編著的《峨嵋山佛教史話》記載,清代以前,來峨嵋山朝拜的居士,都是個別行動,到乾隆時,才出現了集體朝山的「幫會」,例如普賢會、觀音會、飛龍會、朝山駕會等,多則上百人,少則三十人,朝山完畢,會便解散,次年又重新組會。僧人朝山的活動,則歷來已久,這是沿著古代的漢僧到西域求法的精神,所以在國內也有尋道訪師和朝禮聖跡的行門。例如虛雲和尚就曾經以三步一拜,從普陀山朝禮到五臺山。
  
  峨嵋山在宋明之際,已相當隆盛,高僧輩出。直到明末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全山住僧尚達一千七百餘人,至清朝,峨嵋山的景況開始衰落。民國初期,遊人和朝山的信徒,大為減少,僧人道風一落千丈,例如民國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寄居峨嵋山洪椿坪時,有的寺僧,已靠做經懺為生活。不過在民國時期,峨嵋山的僧眾之中,還有幾位比較傑出的人才,例如萬年寺毘盧殿的大通和尚曾經開壇傳戒,歷時六十餘天,各地前來受戒的僧眾六百餘人。

 

三九、普賢菩薩與峨嵋山
  
  相傳峨嵋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普賢」的梵文「三曼多跋陀羅」Samantabhadra,又譯成「遍吉」,是一位具足無量行願普遍示現佛剎的菩薩。在《華嚴經》中介紹普賢菩薩的身像,猶若虛空,三世諸佛的法身,也都是普賢的法身,所以,他可以普應十方,而做一切方便,故十方三世諸佛的應身,也是普賢菩薩的應身。是故《大智度論》云:「普賢不必說其所住之處,是應一切世界,而住在其中。」普賢菩薩之在中國受到崇拜和信仰,是因為有幾部經典的介紹:1.《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即《普賢菩薩經》)一卷,2.《華嚴經.入法界品》,3.《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在《普賢菩薩經》中,所說法門,分成五項:五蓋、悔過、願樂、勸請、譬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菩薩,應當除一切罪蓋,悔一切過惡,願樂一切功德,勸請諸佛轉於法輪。如是福德,無可譬喻。4.在《華嚴經》中的〈十明〉、〈十忍〉、〈性起〉及〈離世間〉等諸品,都說到普賢菩薩。再加上《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等,都曾介紹這位菩薩勸修的法門。在《法華經》卷八的〈普賢菩薩勸發品〉中,有兩段經文說到他要護持修行《法華經》的人:
  
  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我爾時乘六牙白象,與大菩薩眾,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護,安慰其心,亦為供養《法華經》故。是人若坐思惟此經,爾時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前,其人若於《法華經》,有所忘失一句一偈,我當教之,與共讀誦,還令通利。
  
  若後世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索者、受持者、讀誦者、書寫者,欲修習是《法華經》,於三七日中,應一心精進,滿三七日已,我當乘六牙白象,與無量菩薩而自圍繞,以一切眾生所喜見身,現其人前,而為說法,示教利喜。
  
  在《楞嚴經》卷五,也有這樣的記載:
  
  若於他方恆沙界外,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得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
  
  正由於有這樣的經文傳誦於世,普賢菩薩給人的印象是乘坐六牙白象,行化世間。在我們這個世間的現在賢劫,普賢菩薩常與文殊菩薩相提並論。因在《無量壽經》卷上說,這兩位菩薩是在我們所處的賢劫之中,最具影響力。同時在《華嚴經》卷四○〈普賢行願品〉,說到賢劫一切諸大菩薩,以無垢普賢菩薩而為上首。可見普賢菩薩是賢劫中最重要的一位菩薩。
  
  因為根據《悲華經》卷四說,普賢菩薩就是阿彌陀佛因地之時,無諍念王的第八子,故將普賢菩薩當作如來的因位來看,他的重點在於無量的行願,如果沒有像普賢菩薩這樣的「因行」,就不可能得到佛的果位。文殊菩薩是代表著佛「果」的智慧,普賢與文殊也就是代表了從因到果的諸佛功德的示現。所以,在《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是從文殊菩薩的指示而去向德雲比丘參學,至第五十一位善知識即回到文殊菩薩處,又示去向普賢菩薩參學,為第五十二位善知識,加上文殊則共為五十三位善知識,乃表示著兩者的關係,不可分割。
  
  關於四川峨嵋山成為普賢菩薩應化道場的緣起,可在清康熙年間(西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重修的《峨嵋山志》卷二〈應化篇〉見到,謹抄錄如下:
  
  而峨山即為應化之場,舊志稱峨山應化,始於漢明帝時,里人蒲公羽採藥,見麋迹似蓮華,詢諸千歲寶掌菩薩,掌令往洛陽問摩騰、法蘭二尊者,蘭卅:「《華嚴經‧菩薩住處品》有文,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卅賢勝,與其眷屬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所謂賢勝即普賢也,蒲歸乃建普光殿,供願菩薩像,示現始於此。  
  這個感應故事牽涉到,在漢明帝時從西域用白馬馱經來華的竺法蘭、攝摩騰兩位尊者,可謂攀龍附鳳的傳說。而且佛說《華嚴經》的地點,是在中印度摩揭陀國的阿蘭若菩提道場,當時所說的「西南方」「光明山」,怎麼可能變成在印度之東的四川峨嵋山,也是牽強附會。不過峨嵋的山水太好,歷代的文人雅士,在遊山之後,留下不少詩文,對於普賢菩薩的感應事蹟也越傳越盛,來到山中建寺修行的僧人也越來越多。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望月信亨所編《佛教大字典》介紹峨嵋山的條下,還說:「現今從山麓至絕頂,有大小洞四十,石龕一百一十二,寺院之有名者則為萬年寺、伏虎寺、光相寺、中峯寺、華嚴寺、黑水寺、靈巖寺、新開寺、蟠龍寺、羅漢寺等,其他還有許多的伽藍。」
  
  其中以聖壽萬年寺為最重要,在傳說中的普賢菩薩為蒲翁示現靈蹟所在,就是萬年寺的坐落處;傳說於晉朝時代已有人在該處建寺,名為「白水普賢寺」。

四○、報國寺.伏虎寺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上午九點,第一站參訪峨嵋山低山區的報國寺,該寺原名「會宗堂」,又名「問宗堂」,始建於西元十六世紀的明朝萬曆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寺依山的斜坡形勢,中軸線上建有四個主殿,每殿向上更高一層;由下向上,依次是彌勒殿、普賢殿、七佛殿、釋迦殿。如今的寺前鳳凰堡上有一鐘亭,內懸掛有明嘉靖年間(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所鑄八卦銅鐘一具,高三公尺,直徑二點六公尺,重一萬二千五百公斤,係由離峨嵋縣五里處的聖跡寺遷於此處。
  
  目前的報國寺,在峨嵋山算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寺院,文革之後,一度由園林部門管理,到了一九八二年才發還佛教協會。峨山佛教協會的辦公處,就設於該寺,也由該寺現年二十九歲的當家定授法師為秘書長,主理會務。該寺現任住持是七十歲的寬明長老,因為膽結石,四月十七日那天才動了手術出院。我們前往訪問時,僅由現年二十六歲的知客師傳法,代表接待,並送了我一套上、下兩冊的《峨嵋山志》,他畢業於四川佛學院,是成都寶光寺遍能老法師的學生。目前的報國寺,住有四十多比丘眾,年老的多,年輕的少。據說每月到該寺旅遊的觀光客,約有六萬多人,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外地。

  

  ▲峨嵋山報國寺。

  

  ▲法鼓山朝聖團中的八位比丘尼在伏虎寺峨嵋山佛學院尼眾部與伏虎寺住持常清長老尼(著黃海青者)合照。

  

  ▲作者參觀峨嵋山伏虎寺的峨嵋山佛學院尼眾班初級班。
  
  從報國寺出來,向該寺左後方,沿著虎溪步行約三十分鐘,見一木門,上書「伏虎寺」,通過小溪,見有一坊名「虎溪橋」,然後拾階而上,便訪問了「伏虎寺」。根據傳說,該寺初建於宋初,原名「龍神堂」,南宋高宗紹興年間(西元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重修,因寺後的山形似臥虎,所以更名為「伏虎寺」。根據《峨嵋山志》的記載:
  
  伏虎寺,在伏虎山下,行僧心安開建。宋紹興間,虎狼為患,人迹罕見,有高僧士性,建尊勝幢一座,據鎮方隅,患遂息。明末毀於兵火,繼得貴之和尚,偕徒可聞禪師,結茅接眾,歷有數稔,於清順治十八年督撫可道,捐俸修建,前後左右,凡列一十三層,其為弘敞,誠峨嵋之大觀也。

  

  ▲峨嵋山伏虎寺的明代青銅華嚴寶塔。
  
  該寺歷代以來原為僧寺,文革之後,大陸政府加以修護,改為尼院,現任尼眾二十五人,並另設初級尼眾學院,學生不足二十名。現住該寺住持是八十一歲的常清長老尼,她也是現任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她有兩位青年的尼弟子,是她得力助手,為該寺當家。當天那兩位當家師因事外出,由常清尼師親自接待。她非常健談,滔滔不絕告訴我們山上情況,以及在人民政府落實宗教政策以來,對佛教如何的關懷及護持;她的弟子又是如何能幹有智慧;使她感到最欣慰的是,該寺設有一個念佛會,在舉行一年一度的大法會時,參加念佛的有上千人,而且有貼在牆上的照片為證。說到文革的情況,又使她氣憤填膺,說寺內許多的古物,全遭摧毀。
  
  伏虎寺於文革後,唯一倖存的是該寺萬曆年間所鑄的紫銅「華嚴寶塔」,在文革時曾被運到成都,所幸未被毀掉,劫後送回該寺。現在寺內的左側,新建了一座塔亭,就是為了陳列這座寶塔,塔高六公尺,共十四層,上鑄四千七百餘尊佛像,以及整部《華嚴經》。我們在那邊拜了塔,然後被帶著在寺內參觀一匝後,辭了出來。
  
  此寺的山門幾乎是在一里路以外的山下,虎溪出口處。而在本寺的第一殿的匾額寫著「虎溪精舍」,在其中央供的是普賢菩薩,兩側為四大天王,然後是彌勒殿,最後的大雄寶殿,供的是三身大佛。

四一、峨嵋金頂
  
  四月十八日下午一點三十分,我們再從雄秀賓館出發,坐上五輛中型巴士,向距離峨嵋山巿區六十公里處的峨嵋山金頂進行。先到「淨水」的入山收費站,停車小歇,再經過兩個小時上山的車程,到達海拔二千四百三十公尺的「雷洞坪」停車場,再到海拔二千五百四十公尺的「接引殿」,從這兒往上,氣溫越來越低,並且遇到夾著雪片的細雨,我們把禦寒的冬裝,全部穿上。也在那兒看到幾個當地的人,兜租兜售草綠色的棉大衣。接著我們分作二十人一隊,進入登頂的電纜車再向上至海拔三千零五十八公尺處的「臥雲庵」。
  
  旅行社把我們分成兩處,做了投宿的安排,至五點三十分,集合參觀了金頂華藏寺普賢殿,由該寺現年三十歲的知客師果正,帶引我們參觀了峨嵋金頂的各項建築,包括觀賞佛光處的「攝身崖」以及它的下院「臥雲禪院」。這個區域的總名叫做「金頂華藏寺」。
  
  當我們上山的那天,整個金頂被籠罩在濃霧之中,不要說四周景觀,一無所見,就是金頂三公尺近距離內的景物,也難辨認,真有墜在「五里霧中」的感受。那位果正知客師為我們東指西畫地介紹著說,這兒是什麼,那兒是什麼。我們就好像一群盲人進了戲院,只能用耳朵聽,無法用眼睛看。他又告訴我們,金頂不算最高,尚有千佛來朝、萬佛來朝的「千佛頂」及「萬佛頂」。萬佛頂的海拔是三千零九十九公尺,金頂華藏寺的海拔是三千零七十七公尺。金頂雖較矮,卻更受重視,因為它的形勢,非常險峻,幾乎三面均是懸崖峭壁,「攝身崖」就是最險峻處。

  

  ▲峨嵋山金頂的攝身崖上平頂,在朦朧霧中,作者立於鐫刻著「金頂」兩個大字的石碑旁。
  
  我們到了此崖的頂端平臺,僅在朦朧中看到鐫刻著「金頂」兩個大字的石碑,其他的什麼也沒有看到。其實這座平臺,原來建有一座祖殿,已被拆除。原有的所謂「攝身崖」,是一塊凸出於懸崖之外的岩石,名為「金剛嘴」。如果遇到天氣好而有上午的太陽,遊客到此,便可以看到所謂金頂的「佛光、日出、雲海、聖燈」四大奇觀。我們上山的那天,金頂大霧,什麼也沒有看到。我對那一位知客師說:「我們大概沒有善根福報,上山來什麼也看不到。」他很會講話,馬上解釋說:「峨嵋金頂是金銀寶地,晴天陽光普照,便是一片金色;冬季滿山冰雪,又是一片銀色;平常雲霧瀰漫,也是銀色莊嚴。既然能到峨嵋金頂,豈會是無福的人。」他說得很有道理,可惜現在的大陸遊客到此,信佛者極少,觀「光」者極多,只能說他們都是有福之人了。由於峨嵋山全年的日照量僅六十至八十天,上山來真有機會見到「佛光」的並不多,故將濃霧的天氣,解釋成為寶光莊嚴,的確很妙。
  
  我們巡禮了金頂的普賢菩薩,下來穿過被浸泡在濃霧中的「臥雲禪院」,不僅霧氣重,水氣也重,到處都是濕漉漉的,連他們的大殿、客廳、拜墊、桌椅,都像是被透足了水的龍宮一樣。我拍了幾張金頂及臥雲禪院的照片,也都沒有成功。真是一個「雲深不知處」的虛幻境界;該院以「臥雲」命名,良有以也。
  
  臥雲禪院又名「臥雲庵」,海拔一千零五十八公尺,是我們所到峨嵋山的次高點。當晚,我與兩車團員宿於「臥雲庵」前的臥雲山莊,另外兩車團員,住在附近的招待所。

四二、金頂華藏寺
  
  根據《峨嵋山佛教專輯》所收釋通孝介紹的〈金頂華藏寺〉一文,使我們知道,它始建於明末萬曆三十年(西元一六○二年),在這之前,稱為「普光殿」,又名為「祖殿」,其中供有銅鑄的普賢菩薩像。
  
  華藏寺大殿為三層木構樓閣,在一條中軸線上,殿有四重,兩旁為僧房和客房。山門前有月臺。它的建築總面積達八千多平方公尺。清光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年)、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遭到三場大火,損失慘重。到了一九七二年四月八日,大陸電訊工程單位,在山頂建造雷達發射臺的天線,工人用柴油生火取暖,不慎引起油庫爆炸。偌大一座華藏寺,頓成一片火海,寺僧永德,因此葬身火窟。燃燒三個多小時,峨嵋金頂便成了一片廢墟。到一九八六年五月,大陸四川省人民省政府,撥款修建該寺,總面積一千六百九十五平方公尺,主體建築由彌勒殿、大雄寶殿、普賢殿、祖堂、方丈、廂房等組成,三個主殿在中軸線上,寺院依山就勢層疊上升。我們在普賢殿看到了一尊供於後上方高臺上的明代銅鑄普賢菩薩座像,據說這是該寺劫後僅剩的一座古像。
  
  在金頂的背面,箭竹重生,為世界稀珍動物如蘇阿羚、小熊貓等棲息之地。我們在山上沒有看到小熊貓,倒是在平臺上碰到一隻大馬猴。我們在臺灣出發之前,已向團員們勸告:到了峨嵋山,不可逗弄猴子,不得隨便餵飼猴群,否則會脫不了身,並須謹防隨身攜帶的皮包、照相機、帽子等,被山上的野猴搶走。可是在金頂遇到的那隻大猴居士,看來非常友善,我們隊中有一位男菩薩,試著跟牠親善一番,得到的回報是挨了一掌,兩衣被牠扯破,幸好人倒沒有受傷。聽說峨嵋山的猴居士們,出名的團結、聰明、野蠻,同時牠們也受到山上的保護,因為那是佛門的聖地。
  
  本來金頂之下的臥雲庵,是一個獨立的寺院,創建於清初,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與華藏寺同遭火災。現在峨嵋山共有寺院二十六座,分成四個編區來統一管理。原則上全山都屬於「峨嵋山佛教協會」,劃分四個編區,分別由都是二十多歲年輕的當家師來負責管理所屬各寺院。金頂編區共轄四寺,僧眾四十多人。
  
  我們到峨嵋訪問,除了伏虎寺,該山的高級僧侶,都避而不見,僅指派知客級的執事出面招呼。從他們的姿態來說,我們未被看作峨嵋山佛教協會的貴賓,僅僅當作上山觀光的遊客看待。他們在顧忌什麼,我不知道。

四三、皈依峨山普賢王
  
  四月十八日晚上,在臥雲山莊用完晚餐,我就在那個餐廳的貴賓間,為臺灣亞星旅行社的總經理薛一萍、專業領隊薛一致、劉永芳、劉台安,以及大陸中國國際旅行社昆明分社的全陪導遊楊亞非等五人,說三皈依。臺灣的四位,本來認為他們老早就是佛教徒,實則尚是民間信仰的層次,這回帶我們進入大陸,在沿途上,才接觸到正信的佛教,以及法鼓山提倡人間淨土的形象和理念。因為我們每一輛車,天天不斷的唱誦「四眾佛子共勉語」,討論法鼓山的共識,報告親近法鼓山以來的學佛心得。同時也看到了團員們隨身攜帶的文宣小冊和通俗的佛書,才知道正信的佛教是那麼好,便決定發心皈依三寶。他們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之後第三天,上了峨嵋金頂,便滿足了他們的願。
  
  至於楊亞非居士,他是昆明國旅社全陪導遊考試第一名錄取的優秀人才,大學外文系畢業,對中國文史常識也極豐富,對導遊的工作做得非常踏實認真;他對大陸政府的政策以及馬列主義思想,知道得相當透徹;對於我們所經過每一個景點的歷史背景、傳說故事,如數家珍。最初,他向我們推銷大陸的思想背景及社會制度,讓我們聽來,覺得相當客觀而能認同接受;因為他用的名詞,幾乎都是我們臺灣流行的語言,很少從他口中聽到大陸八股式的術語。跟他相處,也不會感覺到他是在大陸教育下成長的一位青年。他還有一項拿手的特技,在行車中,表演了兩次,就是用一把折疊式的小刀,為我削蘋果皮,從開始入刀至全部完成,一條飄帶式的蘋果皮不僅不會中斷,他的雙手也不會接觸到果肉,遠遠看來,還是一個完整的連皮蘋果,所以,兩次都受到全車菩薩們的熱烈鼓掌,稱羨不已。今(一九九三)年,他才三十九歲,家有一妻一女,應該是一位前途非常看好的幹部人才。因此我們怎麼也想不到,他會主動向我請求收他做三寶的弟子。結果他就在峨嵋金頂,和亞星的四位菩薩,一起接受了三皈。我還一再問他:「是真是假?」我相信他一定是真,但是為了前途的出路,勸他要三思而後行。要做大陸的幹部,就不得有宗教的信仰,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他也再三的表示,他能夠遇到我,是他一生中最難忘也最重要的事,他一向對宗教並不排斥,可是總覺得迷信,當他這次接觸到我們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來推行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佛教理念後,他已堅定相信,他應該是個佛教徒。所以未來的前途,只要去做提昇自己、協助他人、利益社會、奉獻國家的工作就好。
  
  在這次皈依儀式之後,有人跟我說,當年的佛陀最初成道,度了五位比丘,聖嚴師父初上峨嵋金頂,成就了五位菩薩。這使我感到慚愧!我怎麼敢跟佛陀比較,這場佛事的促成,應該是諸佛菩薩的加持,以及受到我們全團諸位菩薩的感化。

  

  ▲作者為五位導遊人員皈依後攝,前排左起劉台安、劉永芳、薜一萍、後排左起薜一致、楊亞非。
  
  在臺灣出發之前的說明會上,我已叮嚀全團的菩薩們,在巡禮佛教聖跡的行程之中,不論何時何處,心中要常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即將離開昆明的晚餐席上,我又囑咐大家,下一段行程是朝禮峨嵋山普賢菩薩的化跡聖地,所以從當時開始,要時時專念「南無普賢王菩薩」聖號。因此我給他們五位新皈依的菩薩們取的法名是用「峨、山、普、賢、王」五個字,第一位法名「果峨」,第五位法名「果王」。我為他們開示,這不是皈依我聖嚴個人,而是皈依三寶,既然是在峨嵋金頂皈依,不是僅由我來證明,是請普賢菩薩來接引。他們既然是在普賢菩薩的道場皈依了三寶,當願他們都能學習普賢菩薩的偉大願行。他們五人,感受良深,都在典禮中,感動得泣不成聲。
  
  我從來不敢說自己就是佛與菩薩的化身,但在這個時候,確實體會到了普賢菩薩跟我之間的距離,好近好近。心中充滿了法喜和禪悅,不僅為他們五人祝福,也為一切的眾生歡欣。
  
  峨嵋山在中國大陸,畢竟已是觀光旅遊的重點,已有現代化的電纜車代步,省得我們少走了約二個小時的險坡陡路。山頂的旅館,已有電燈、電爐、電毯等設備。金頂雖在寒冷的霧中,旅館的房間卻沒有陰寒潮濕等現象。當晚睡得很好。我預先準備在午夜之後,可能有高山反應,卻沒有發生。整團人馬到峨嵋金頂的感覺,也比在雞足山金頂寺的經驗舒服得多。僅少數幾人,有輕微的高山反應。這真要感謝普賢菩薩給我們的慈悲保佑。

四四、葷酒.滑竿
  
  四月十九日,星期一。
  
  早上五點,在臥雲山莊起床,打坐一小時,果勤師和廖雲蓮兩位菩薩為我送來早餐。早餐之後,我跟臥雲山莊一位五十多歲的管理人員交談,此人相當忠厚老實,他在山上服務,已有十多年了。我故意問他:「靈山聖地,普賢的道場,如果客人要求供應葷酒,你們也照辦嗎?」他很誠懇的回說:「我們作不了主,這兒做的是生意買賣,客人就是衣食父母,他們要啥子,我們就給啥子囉。」
  
  我讀過一些四大名山的感應故事,其中就有關於在聖地喝酒吃肉,立即遭到災難果報的記載。目前中國大陸的四大名山,無一處沒有公私俗人經營的旅館飯店,而且還有現殺、現烹、現賣的交易。我不得不為名山哭泣,也不能不為那些商人祈禱。
  
  八點三十分,我們又分批乘著電纜車下山,從臥雲山莊到「接引殿」,海拔相差五百一十八公尺,僅僅五、六分鐘的纜車車程。不能不承認,是拜科學文明所賜。

  

  ▲作者坐滑竿從萬年寺下山。
  
  十八日的晚上,雖然睡得很好,我的感冒卻還沒有好,胃寒、腹脹、頭重、體力弱。因此,在接引殿的餐飲部,休息了二十分鐘,看到其他大大小小的遊客,從山頂下來,都穿著草綠色的厚重棉襖,像是一群即將出塞遠征的士兵。而那家餐廳,還沒有客人上門,空氣相當的冷,我真想也租一件那樣的棉襖穿上,但在登車之後,這種冷的感覺便漸漸消失。經過九十分鐘的車程,就到了萬年寺下的停車場;那是山中的一塊大盆地,大約有一百多公頃,正在大興土木,現在已經有了很多小型的商店,將來可能成為一座峨嵋山中的商業城巿。
  
  我在峨嵋山頂,就跟新皈依的亞星薛果普菩薩說:「如果下一站要步行,我就留在車上休息。」她的回答是:「沒有問題,只要步行二十分鐘就到。不過,我們會找一輛小車子把您送上萬年寺。」
  
  到了停車場,始知我們要去的「萬年寺」,尚有五公里的山路,目前尚無法通車,那是一條僅容兩人穿肩而行的石階路。山中正在忙著建築,許多用籮筐徒步背磚的腳夫,正在像螞蟻搬家似的在那條石階路上川流不息,我是決定不上去了。
  
  可是那位薛菩薩,已囑楊菩薩為我及文化館的住持鑑心師,叫好了兩臺「滑竿」。外地人稱它們為「竹轎」,其實僅用兩根竹竿,中間綁一塊布,兩頭繫兩根繩,客人平躺在布兜裡,由兩位年輕的扛夫,一前一後,抬著上下山坡,這是四川峨嵋山特有的交通工具。起先,薛菩薩認為我不忍坐上人力的滑竿,所以騙我說有小車子可坐。
  
  兩位扛夫,看我這麼瘦,非常高興,有人問他們:「抬得動嗎!」兩人異口同聲:「沒有問題,九十公斤乃至一百公斤以上的外國人,都對付了,這位老師父,好輕好輕哦!」把滑竿架上了肩膀,箭步如飛。害得薛、楊兩位菩薩,急急追趕,竟使得薛菩薩扭傷了一條腿。不到四十分鐘,就到了萬年寺的山門。不過山路就是山路,空手上山,也會累人,何況抬著一個人,所以抵達終點時,那兩位扛夫,氣喘如牛,滿身是汗,臉色發青。路旁的小販,連聲喊著:「請他們喝一罐冷飲啦!」
  
  像這樣的交通工具,的確使我十分的不忍。可是,比起那些用背馱運磚塊徒步上下萬年寺的腳夫們,這些扛夫,又算是當地的「貴族」。據說那些背磚的農民,每天最多可賺六元人民幣,但是每天要跑五至六趟,每趟要背三十塊磚。來回抬一趟滑竿的收入,要比背一天磚頭好上幾倍。在這樣的情況下,多叫他們抬,才算是慈悲。不過,目前正在開闢汽車道,不久的將來,他們就可以改行開汽車了。

四五、萬年寺與普賢寺

  

  ▲萬年寺內的無梁磚殿,內有一丈六尺高六十二噸重的普賢銅像。
  
  據傳說,「萬年寺」是由慧持禪師始建於東晉隆安三年(西元三八五年),名為「普賢寺」。到唐懿宗時,改為「白水寺」,宋太平興國五年(西元九八○年),茂真禪師擴建,更名「白水普賢寺」。內勅鑄普賢騎象銅像,通高七點四公尺,象身長四點七公尺,重六十二噸。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西元一五九九年),再改為「聖壽萬年寺」,簡稱「萬年寺」。當時寺內有七殿:毘盧、七佛、天王、金剛、大佛、磚砌旋螺殿(中供銅鑄普賢丈六金身騎象像)、接引殿。萬年寺的總稱之下分成四個單位;四會亭、毘盧殿、磚殿、新殿。到清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二年),毘盧殿改為十方叢林制,其他三家則為各立門戶的子孫小廟制。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毘盧殿改為「光明堂」。民國二十五年(西元一九三六年)毘盧殿傳戒時,入山求大戒者,兩百六十多人,四方雲集來參加傳戒法會者約一千人。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毘盧殿大火,化為灰燼。現在的規模是一九五三年,將剩餘的兩殿一起拆除,新修兩殿之後,總稱為「巍峨寶殿」。一九八六年,現任住持寬明老和尚集資恢復了山門和彌勒殿。現在的大雄殿及巍峨寶殿,所供的三身佛及阿彌陀佛銅像,皆係明代嘉靖年間(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的作品。

  

  ▲萬年寺六十二噸重的宋代銅鑄普賢菩薩像,高七點四公尺。 

  

  ▲作者將其著作贈與峨嵋山萬年寺,當家師心定法師(左)與知客照性法師(右)代為接受。
  
  我們到達山門之時,現年三十一歲的知客照性師,已在大門外等待,見面就說:「我看過您老法師好幾本書,也聽過您老人家的錄音帶。」好像是多年不見的老友一樣,那般親切。然後把我扶著,向內逐殿參觀,共有五殿五進:山門、觀音殿、普賢殿、彌陀殿、大雄寶殿。
  
  該寺最重要的一座古殿,應該是供著那尊舉世聞名的普賢菩薩騎著六牙白象銅像的無樑磚殿,不僅這座建於明朝的磚殿有名,而那座一丈六尺高、六十二噸重的普賢銅像更有名。如果朝禮峨嵋山,而不到萬年寺,等於沒有上山;到了萬年寺,而未禮這尊普賢菩薩銅像,必會引為終身的遺憾。許多人朝禮峨嵋山,就是為了親自禮拜這尊菩薩像。
  
  在文革期間,這尊普賢銅像曾被紅衛兵用鐵鍊試著拉倒、擊毀,結果僅僅把普賢銅像從六牙白象背上,移動了數寸,無法拉倒,所以僅把白象的尾巴砍截了一段,用以洩憤。
  
  然後,到客堂喝茶休息,接著進齋午餐。因為始終沒有看到寺內更高層的執事,薛菩薩就問那位知客:「怎麼不見當家師呢?上次我來說好,請他接待我們的師父呀!」這才由知客去後邊通報,總算在我們用過午餐之後,那位現年二十九歲的心定當家師,約我去他的會客室敍禮。見了面倒是相當謙沖、誠懇、有禮。接著,由當家師親自帶著我去他們的「普賢行願樓」,觀賞該寺的三件鎮山之寶:1.明嘉靖年間從緬甸請回的緬文貝葉經;2.由錫蘭請回的迦葉佛牙;3.明萬曆皇帝所賜的玉印,重四公斤,印文是「普賢願王之寶」。這位當家也當面贈送我們每人一條蓋有這方玉印的手帕,作為紀念。
  
  當天晚上回到山下的雄秀賓館,已是五點多鐘。晚餐後,借用該館的會議廳,開了一個半小時名為「感恩之夜」的感恩讚頌晚會。

四六、樂山大佛.凌雲寺
  
  四月二十日,星期二。
  
  早晨五點起床,七點登車,離開峨嵋山麓的雄秀賓館。車行一個半小時,到達樂山巿,巡禮被當地旅遊界形容為「天下第一大佛」的石雕彌勒佛坐姿巨像,位於樂山巿的東郊,是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等三江匯流之處。即是凌雲山棲鸞峯的西壁,坐東向西。
  
  這尊大佛高七十一公尺,頭寬十公尺,鼻長五點六公尺,耳長七公尺,眉長五點六公尺,眼長三點三公尺,嘴寬三點三公尺,頸高三公尺,肩寬二十八公尺,指長八點三公尺,腳背至膝高二十八公尺,腳背寬八點五公尺。
  
  據唐代韋皋《嘉州凌雲寺大彌勒石像記》和明代彭汝實《重修凌雲寺記》等的記載,知道此像開鑿於唐玄宗開元初年(西元七一三年)。完工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八○三年),歷時九十個年頭。
  
  這尊大彌勒像的建造發起人,是唐代的貴州高僧海通和尚,當時他結茅於凌雲山,見江流匯聚山麓,每到夏潮時節,便如萬馬奔騰,直搗山岩,常常傾覆舟楫,造成船毀人亡的悲劇,於是決心開鑿佛像,減煞水勢,永鎮風濤。

  

  ▲作者身後為四川樂山大佛。
  
  佛像動工後,招引了郡吏的貪心,勒索營造經費,激起了海通的無比憤怒,他說:「自目可剜,佛財難得!」郡吏仗勢欺人,不聽勸阻,反而說:「嘗試將來!」海通大義凜然,從容「自剜其目,捧盤致之」。海通專誠一意,以致忘身的精神,使人深為感動,到了清朝,還有一位無錫的顧光旭,為他撰寫了一篇〈凌雲山海師洞記〉,相傳這位海通和尚,就在石佛後上方的崖壁,鑿洞而居,洞穴至今猶在,一九八七年,大陸政府撥款,在此洞口立碑,同時雕了一尊海通和尚石像,坐於洞旁,用資紀念。
  
  由於鑿刻這座石佛的工程浩大,工期漫長,海通和尚沒有等到完工便去世了。後由劍南節度使兼四川採訪制置使章仇,西川節度使韋皋,先後主持其事,石佛鑿成時,建有一座跨度約六十公尺的十三重檐樓閣,覆蓋其上,名「大佛閣」,毀於明末。在佛像右側石壁上,有一條險峻的棧道,自上而下,盤旋九曲,直抵石佛的足部。因為佛像過於巨大,且從原來的岩壁開鑿而成,站在近旁,無法觀賞到他的全部,必須乘船到江面的正前方,才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常有為了遊客專設的小型遊艇,在該段水面出沒。可惜江水已被附近上游的巿區以及工廠的下水道所污染,顯得相當混濁。這座大佛,現在已經不是佛教的靈跡,僅是一個旅遊的景點;它的存在,則猶代表著佛教的精神。

  

  ▲四川樂山大佛始創者海通禪師雕像。
  
  在大佛的背後,有一座古剎,名「凌雲禪院」,也是建於唐初,唐末武宗會昌滅佛之際(西元八四一~八四六年),該寺得以倖存,後來卻毀於元順帝時的兵火。到了明代,曾有兩次修復,又經明末的戰亂,大部被毀。現存凌雲寺的輪廓,是清康熙六年(西元一六六七年),重新修建的,此後又經過多次的破壞與修葺,而保存了現在的面目:是由天王殿、大雄殿、藏經樓等組成的三重四合院建築。該寺天王殿所供木雕金裝的韋皋像,據說是明代的遺物。寺內的藏經樓原為收藏佛教《大藏經》的重地,目前已被改作販賣紀念品的商店。這座寺院在文革之後,還未還給佛教協會,也不見有僧人的蹤跡。
  
  在凌雲寺的北側二百公尺處,有個小山包,建有一座高三十八公尺,共十三級的密檐式方形寶塔,稱為「靈寶塔」,又名「凌雲塔」,它的結構和風格,也跟西安小雁塔相似,可惜現在只是一座景觀,已沒有宗教信仰的作用了。

  

  ▲作者身後的是位於樂山大佛後的靈寶塔。
  
  我們四月下旬訪問四川的樂山巿,也經過了仁壽縣,到了五月中旬仁壽縣就發生農民大舉暴亂的事件,乃至蔓延到安徽等其他幾個省分。原因是抗拒大陸地方官吏的三亂: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常常用「白條」榨取農民的糧食,所以逼得《新世紀》週刊六月十六日引用鄧小平的講話,來呼籲全國的上下幹部,注意「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歷史教訓」。
  
  但是,當我們經過仁壽縣界之時,沒有發現任何異象。
  
  當天,中午十二點,我們在樂山縣的「八仙洞賓館」午餐,下午一點登車,直驅成都巿。傍晚五點三十分,抵巿區的「文君樓」晚餐。晚上七點,抵達成都飯店投宿。全團人員,均已極度疲憊,尤其施建昌居士,連續忙碌了十多天,發生嚴重便秘之後,接著又是腹瀉,所以他在四月二十日這一天,都是躺在車上休息。團員們也多半染上了感冒。當晚我是第三度吊了點滴,並且打了感冒針,渾身痠軟,到十一點才在矇矓中入睡。

四七、飛往藏密的聖地拉薩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我們在臺灣出發之前,亞星旅行社已經非常嚴肅地一再提醒我們:如果身體不適,或染上了感冒,一定要跟領隊的人員直話直說,否則進了拉薩,發生狀況,不是鬧著玩的。亞星也早已給我們預告:如果不去拉薩,留在成都的人,他們會安排成都附近的幾個佛教名勝,供我們前往巡禮。

  不過,到了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四點三十分的早餐席上,薛總經理宣布:「全團飛往西藏。」五點五十分登車,三十分鐘之後,抵達成都的雙流機場,七點登上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機。由於飛行安全的理由,往返於成都及拉薩之間的班機,一天只有兩次,而且都在清晨起飛,害得我們起早趕路。到了機場,大家都是鴉雀無聲,多半是在默念菩薩聖號,或者是進行晨間的靜坐。也影響到其他的乘客,都變得靜悄悄地,所以贏得機場服務人員的驚歎:「從來沒有見到像你們這樣一百幾十個人的團體,出門旅遊,如此的安靜。」畢竟,我們是一個佛教聖跡的巡禮團,全部行程都是在修行,何況即將前往的拉薩行程,又是另一個非常嚴峻的自然環境。我們不是緊張,而是練習著如何隨時放鬆身心,以備迎接隨時可能發生的身體反應。經過兩個小時的飛行,飛越了崇山峻嶺的「唐古拉山脈」(Thang Lha Mountains)。在空中看到一群一群積雪不化的山峯,就像一陣一陣滔天的白浪。那些應該都是無人居住的地帶。

  從中國內地通往西藏,本來是一樁極度困難的事,雖然老早就有從四川和青海通往西藏的陸路,但是非常的艱險和遙遠,倒不如從尼泊爾的加德滿都通過大吉嶺,抵西藏的日喀則,然後到首府的拉薩,來得容易些。現在,從大陸內地進入拉薩,已經先後修築了川藏(原稱康藏)、青藏、新藏、滇藏等四條公路;至於空中的航線,自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大陸的航空人員,已經突破號稱「空中禁區」的青藏高原上空,開闢了拉薩通往成都和拉薩通往西安的兩條國內航道。

  不過交通的便利,也為旅客帶來了所謂高山反應,如果坐汽車經公路,漸漸地開上高原,進入西藏,不會發生高山反應的現象;如今搭乘飛機,在兩個小時之內,就從低海拔地區抵達高海拔地帶,就難免不發生高山反應的生理現象了。因為青康藏高原的平均海拔是四千公尺以上,我們訪問的目的地,是西藏首府,即是喇嘛教的聖地「拉薩」,它位於雅魯藏布江支流拉薩河中游的河畔,它的海拔高度是三千六百五十八公尺。 

四八、雅魯藏布江河谷.隆禮歡迎
  
  我們的飛機,降落於拉薩巿區以南一百三十公里處的貢嘎機場,那屬於雅魯藏布江流域一個帶狀的河谷平原。我們在飛近拉薩的上空所見,成片都是雪覆冰封的山嶺,到了這個河谷平原,卻是一片鵝黃的嫩綠,遍野的農作物青稞苗以及成行的楊柳,欣欣向榮。
  
  我們下了飛機,就學著像太空人在月球上漫步那樣,輕鬆緩慢的走向機場的出口,倒是那兒穿著制服的地勤人員,向我們嚷著:「快點走,快點走。」出了機場,就見到當地國旅社的地陪人員,向我們笑靨相迎。另有一位中年女醫生,提著一只藥箱,準備隨時為我們的團員做急救的服務;也真有幾位,一下飛機,立即需人照料。
  
  在四輛準備接載我們的遊覽巴士之前,懸掛著一長幅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歡迎「法鼓山大陸佛教聖跡巡禮團」,其中有一男一女兩位西藏青年,指著那幅布條,對我說:「歡迎來到西藏。」他們是地陪,是當地出生的藏胞,說的則為一口流利的國語。我向四周看看,再打量那位男青年的臉及裝束,他立即反應:
  
  「不大像是西藏,喔?」因為,在機場的人員穿著、講話,以及建築物的式樣,都已是漢化了的,只有看到這位青年,為了代表西藏地區接待我,所以穿著藏服,但他說的又是漢語。所以不大像是到了西藏。當然我不會懷疑那個地方就是西藏。
  
  我們上車,沿著雅魯藏布江河道的主流,向西到達「曲水」地方,然後再沿著雅魯藏布江的支流拉薩河谷,向東北進行。十二點正,進入拉薩巿區。
  
  我們沿路看到雅魯藏布江的江水,非常的清澈、平靜,雖然是河流,水面非常穩定,就像西藏人都是在禪修中生活那樣。在江面上,也見到一艘羊皮筏,只容一人操作航行。我們在途中見到一尊摩崖石刻的釋迦牟尼佛像,據說它的作用及造像的因緣和四川樂山大佛類似,也是為了鎮伏當地的水患,不過比起樂山的那尊彌勒像,規模小得太多。
  
  我們的投宿處是巿區的「拉薩假日飯店」(Lasa Hotel Holiday Inn),這是美國人經營的全球性連鎖旅館之一。據說是四星級,也是拉薩唯一的高級旅館,現在它的經理,乃至廚房的廚師,也都是美國人。
  
  當我們下車之時,發現在假日飯店的二樓正面牆頭上,懸掛著橫幅的長條紅布,寫著「歡迎臺灣亞星旅行社法鼓山大陸聖跡巡禮團」,同時也有一輛西藏電視臺的外勤錄影採訪車,停在旅館前,一位女記者和一位錄影師,給我們錄製新聞的鏡頭。當地中國國際旅行社西藏總經理,才旺斯達,率領十多人親自接待,為我們全團奉獻西藏禮節中崇高的「哈達」,同時有一位女士捧著酥油、青稞、清水,要我們取三次,各向空中彈灑三回,說是西藏迎賓儀式中的隆禮,表示吉祥。另一邊則放著鞭炮,敲著鑼鼓,吹奏西藏的樂器,表演西藏的獅舞。這是我們到大陸訪問行程中,受到最高歡迎禮儀的一站。

  

  ▲岩壁上的石雕釋迦佛像為作者從機場至拉薩途中所見,位於沿雅魯藏布江支流而鋪的公路上。
  
  到了當天晚上的電視新聞節目中,對於我們的訪問西藏拉薩的畫面,播出了兩次,每次五分鐘。因為這是西藏對外開放以來,他們所接待到人數最多的一個旅遊團體,特別是來自臺灣,所以非常重視。

  

  ▲作者抵達拉薩時,受西藏迎賓式隆禮的款待,取酥油、青稞、清水三次,各向空中彈灑三次,表示吉祥。
  
  不過拉薩這個地方,宗教氣氛十分濃厚,政治的空氣也蠻緊張。電視臺的訪問和報導,不得不避重就輕,記者採訪的對象是亞星旅行社的薛總經理和中國國際旅行社的總經理才旺斯達,以及我們的幾位團員。對於我這位團長聖嚴法師的到訪,隻字不提,沒有特寫鏡頭,未做個別採訪,更不說明我們是一個佛教團體。但是我們在拉薩的電視銀幕上出現,相信會為西藏的電視觀眾,帶來一些反應吧!
  
  畢竟,拉薩的海拔已是三千六百五十八公尺,我們到達飯店,就有十幾位團員,發生了頭暈、嘔吐的現象。我和其他的幾位團員,也發覺到,只要走路和身體的動作用力一些,就會感到呼吸有點困難。所以當天下午,我們就在旅館房間,安靜休息,以便適應當地空氣稀薄的環境。

四九、拉薩的氣候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我於昨晚,整夜頭痛,身體發熱,未能入睡;特別是凌晨二至四點,空氣非常稀薄,我的氣管和肺部極不舒服。那種感覺,與在雞足山金頂寺的經驗有點類似;不過拉薩的空氣非常乾燥,室內的溫度也不寒冷,故到四點之後,略為舒緩。
  
  拉薩的日夜溫差相當的大,四月間的中午,就有點像紐約的盛夏和臺北的六伏天。到了晚上,漸漸的寒冷,室外的氣溫幾乎像是進入了隆冬。所以,我們被通知不要外出。
  
  從成都出發之前,亞星的薛總經理僅告訴大家說,拉薩的白天相當熱,衣服不要穿得太多,卻忘了加一句「小心早上及夜晚,相當寒冷」。因此,絕大多數的團員,便把禦寒的衣服,全部留在成都的行李箱裡,到了拉薩的夜晚,就只好挨凍了。因我曾有去過中國大陸西北部的經驗,那兒處處都說:「早穿棉襖午穿紗,夜晚圍著火爐吃西瓜。」故我相信西藏的情況也是一樣,帶夠了我所需要的禦寒衣服。  
  當地的白天,終年日照,非常強烈,故有「日光城」之稱。
  
  有關於西藏佛教的歷史文化,我曾於三十年前編寫過一篇《西藏的佛教》(案:本收錄於《世界佛教通史》,後獨立成《西藏佛教史》一書),所以,不在這兒另做介紹。
  
  至於西藏跟中國漢民族的關係,最受傳誦的則是唐太宗時代的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贊剛布的一段和蕃故事,後來曾有一度成立了吐蕃王朝,乃至統治了西陲的敦煌達數十年之久。然後到了宋明之間,中國政府不斷地以懷柔政策,加封喇嘛的王位,元朝與清朝,也把藏傳的密教,引進了蒙古族及滿族。到了二十世紀的初期,中國大陸戰亂頻仍,一時間喪失了對西藏的統轄權力。一九四九年中共統一了中國大陸,翌年一九五○年十月七日,人民解放軍便進駐西藏,從此西藏又開始跟中國領土合而為一。於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全面爆發紅衛兵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西藏的佛教寺院,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一九七九年開始,大陸政府恢復有限度的宗教活動;跟著於一九八○年代的早期,大陸對西藏實施開放政策。這幾年來,大陸對西藏寺院的修復,農業、工業的經濟支援,以及教育普及的援助和提攜,可謂不遺餘力,投注了大量的金錢來開發西藏。
  
  我們非常幸運,大陸政府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隆重慶祝了「西藏和平解放四十週年」的紀念,從那以後,每年的同一天,都會再舉行一次的紀念。我們到達的那段時間,正好是他們慶祝解放西藏四十二週年的前一個月,所以,沒有發現任何反對大陸統治的示威活動。
  
  可是當我們訪問拉薩後剛好滿一個月,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就從報紙上看到路透社從北京發出的新聞報導得知:拉薩居民在一項反對食米漲價和大陸統治西藏的示威遊行以後,大陸在拉薩實施了嚴密的安全措施。據說這是從一九八九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數大約是一千五百人到三千人之間。
  
  大陸政府於五月二十四日剛剛舉行過解放西藏四十二週年的紀念大會,第二天就發生了這項人數眾多而有組織的示威遊行。不能不說大陸對於西藏的統治,還是相當吃力。這次藏民的暴動,最初是抗議通貨膨脹及食米漲價,到了傍晚則改變了口號「漢人滾出西藏」。原因是經濟生活和民族感情的問題,也是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的問題。
  
  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為要跟這項暴力的獨立運動,劃清界線,也公開宣稱他不支持以暴力抗爭的西藏人民。
  
  達賴喇嘛不斷地在國際上呼籲大陸政府要尊重西藏人民的人權,而大陸政府也不斷提出反駁說,西藏並不存有人權的問題。在本(一九九三)年的六月一日,西藏自治區的主席江村羅布,公開招待記者,發表談話,質問達賴喇嘛說:「政治上,百萬農奴翻身做了主人,經濟上西藏人民基本解決溫飽,新西藏舊西藏那個更有人權?不帶偏見的人自然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因為,達賴喇嘛不斷地呼籲大陸政府,不要把漢族人口大量移民西藏,致使藏民的人口,日漸減少。可是江村羅布提出了他的人口數據:「最新的人口調查顯示,西藏自治區,人口已達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六百人,其中藏族二百一十六萬,佔百分之九十六,漢族佔不到百分之三,其他民族佔百分之一。而在達賴喇嘛統治時代的西藏,據當年他們自己估算,是一百一十萬人口。」
  
  我們這趟在西藏聽到的資料,西藏全人口是二百二十萬,在西藏境內是一百九十萬,而拉薩巿的人口是二十萬,解放軍是三十萬。究竟有多少漢人在西藏,不太清楚。不過我們這次見到的拉薩巿區,圍繞著布達拉宮五、六公里範圍之內,都是現代漢式的建築物;在哲蚌寺的山前是西藏駐軍的營區;唯有大昭寺的周圍都是西藏式的建築,而且還保守著藏民傳統的生活型態。我也相信在布達拉宮周圍的那些漢式和現代式建築物內,絕對多數是住著藏民,只是過著現代化或
  
  者已經漢化了的生活。他們是政府人員以及經營買賣的藏民,可是在比例上,我們無法說出,有多少是漢人到西藏的移民,而且生活型態已經漢化的藏民,對於傳統的佛教信仰,已在漸漸褪色和遠離。

五○、哲蚌寺.乃瓊寺.西藏素筵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八點三十分,整隊登車,前往位於拉薩巿中心以西約十公里處的「哲蚌寺」參訪。這是一座在西元一四一六年,由宗喀巴的弟子斂欽活佛興建的佛寺,它一直是黃教的政治中心,達賴喇嘛第二、三、四世的墓塔,就在哲蚌寺內。它的海拔高度,高出於拉薩巿區約兩百公尺,該寺建築在一座高山的緩坡之上。據說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寺,其鼎盛時期,寺內曾經容納僧侶約七千到一萬人。如今只有五百人,但它還是西藏佛教的最大寺院。
  
  哲蚌寺的現任第一位堪布(住持)是現年七十二歲的那月夏益洩仁波切,因為他剛講完二十天的經,身體不舒服,我們見面談了幾句,隨即告退。聽說他曾經有十二年被關在地牢的經驗。然後由該寺第二位堪布羅桑仁波切,為我陪同說明,參觀了該寺幾個殿堂。該寺的大講堂,可以同時容納四千名喇嘛聽講。規模弘大,可想而知。
  
  從哲蚌寺前面的平臺,可以看到寺前有一片蘋果園的樹林,中間也夾著一些桃子、李子和柳樹,枝頭剛剛吐出粉嫩的葉苗及花苞。

  

  ▲在神秘的乃瓊寺所見的皚皚白雲及秀麗景色。
  
  像西藏這樣的地方,在哲蚌寺後山的背景,是寸草不生的岩石,寺前山坡竟然會有果林。原因是寺後那座看來相當乾旱的山窪裡,就有一股水量非常充沛而又甘甜沁涼的泉水,向下分成兩道小溪,一道進入寺院,另一道便流向寺前的果園。據說這是一個聖泉,是由開山祖師的感應而出現的。
  
  我們從哲蚌寺下山途中,看到了該寺東側下坡半山的地方,另有一座寺院,那便是在喇嘛教系統內非常有名而神祕的「乃瓊寺」,據說每次遇到西藏的大事,都會由達賴喇嘛祈禱降神。由一位負責擔任靈媒的喇嘛,接受護法神附體,告訴並解答所要問的問題。例如:要找達賴和班禪等大喇嘛轉世的靈童,以及像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就到該寺降神請示,結果接受護法神的指示,以及沿路的保護,帶著大批的人馬,離開了西藏,進入了印度。那一位擔任降神的大喇嘛,也隨著達賴到了印度。因此,據說現在該寺已經有三十多年,沒有舉行降神的佛事。在軍隊未入西藏之前,該寺住有五百喇嘛,目前該寺僧侶僅有五十位,聽說也沒有什麼好看,原有的神祕氣氛和降神的儀式,也都隨著達賴喇嘛去了印度。我們未進去參訪。
  
  中午十二點,到「西藏人家」接受了一餐藏式風味的素席招待,那兒原來是屬於當地的豪族「才旺斯達」世家所有,一大片建築物,現在皆已沒收為國有。那兒以家庭宴客的方式,用清淡量少而色樣眾多的食物,一共給我們上了三十多道的小盤,味道不錯,就是上菜太慢,空氣寒冷,食物上桌之後多半已是涼的,對我來講,只能夠挑出幾樣淺嚐幾口而已,一餐飯吃了兩個小時。這倒使我們進入西藏的民家,看到一般家庭的擺設,處處感受到西藏宗教文化的氣息。

五一、行雲流水是共識
  
  我不懂世間的風水地理之學,我也不贊成迷信風水地理的決定性,但我確信人類的生活環境,跟風水地理有密切的關聯性。風是空氣,無風豈能活?如果經常暴露在風頭上,也會造成安全的問題。水是生命之泉,無水豈能生存,如果洪水氾濫,也會帶來災難。因此,古來高僧,選擇深山險谷,結茅庵居,必先注意隱避、寧靜、開朗、清幽、安定的林下水邊,那便是最佳的風水地理了。哲蚌寺的寺後山間有活泉,後壁有依靠的山巒,兩側有護風的山崗,三面抱山,而正前方是一大片開陽的平臺與緩坡,可以遠眺拉薩河,河外尚有萬山在望,真是一個建築萬年道場的大地理。
  
  從哲蚌寺步行下山時,遙見拉薩河,自東至西,像一條好長好長的絲巾,那就是護法龍天,給拉薩諸寺的諸佛菩薩獻上的「哈達」。是一件無價的寶物,是一件無上的禮品,拉薩河谷平原的繁榮就是依靠這一條水源的灌溉。在拉薩河岸之南的群山峯頂,飄著遊動的幾簇白雲,被藍天襯托出一幅極美的油畫。山頂的雲,山麓的水,本是一家,天壤有別。但又誰都知道,雲從水出,水化為雲,水性向下流是人人皆曉的常識,水氣往上升,也是童叟皆知的常識。升降之間,誰在作主呢?山高水自流,不為什麼;無心雲出岫,如來如去。因緣如此,自然如此。這不正是諸佛菩薩的化世功德嗎?行雲流水,澤被群生,無住無著,無我無人,但確又是適如其時、適如其處、適如其分地或降為水,或升為雲;只要眾生得益,管它是水是雲。
  
  我在臺灣法鼓山的上空所見藍天白雲,我在拉薩上空所見的藍天白雲,不同的地方同樣的雲;我在臺灣法鼓山兩側山澗所見的水,我在拉薩哲蚌寺後側山泉所見的水,不同的地方同樣的水。
  
  由此可以證明:法鼓山的共識,就是天下人的共識,沒有時空的限制,不受人為的影響,就像行雲流水那樣,遨遊千古的長空,普潤萬世的大地,降及時的甘霖,送不死的瓊漿。法鼓山的共識,就像行雲流水一樣,以智慧的行雲提倡全面的教育,用慈悲的流水落實整體的關懷。

五二、色拉寺.治瀉驗方

  

  ▲位於拉薩河谷山麓的色拉寺。
  
  下午二點三十分,我們訪問了位於拉薩巿區北方約五公里處的「色拉寺」,它在拉薩河谷的山麓,該寺亦為宗喀巴的另一位弟子斂樣創連建於西元一四一九年。據說宗喀巴曾在此寺的一間小屋中,研讀佛經,靜坐禪修,達數年之久。此寺的全盛時期,共住有喇嘛五千多名。這次,我們見到該寺的堪布(住持),現年已是九十歲的深格仁波切,他出生於外蒙古,十六歲到西藏出家,如今耳朵雖然重聽,兩眼尚烔烔有神,因為年事已高,我和他彼此的語言不通,經過翻譯交談,相當吃力,見面互相送了哈達,送了他幾本我自己的著作,就離開了他的私人會客室。

  

  ▲作者拜訪色拉寺九十歲的住持深格仁波切。
  
  色拉寺附設的喇嘛學院相當有名,在西藏地區贏得了一致的讚揚。目前該寺住有老少僧侶共三百多人,其中一百多名是年輕的喇嘛。我們到訪之時,喇嘛學院的學生正在他們的露天「辯經苑」,進行非常熱鬧的辯經課程。此起彼落的大聲問答,可聞一里之外。他們分成兩個人一組,互相的詰難酬答。問的一方是站著,答的一人席地而坐。

  

  ▲作者與色拉寺辯經苑內的一位老格西正在對話。
  
  在那大聲的問,大聲的答。問答之間,聲震山谷。在場我們也看到有幾位中年和老年的喇嘛,我問其中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喇嘛,是不是這兒的老師?有沒有格西(相當於博士)的學位?通過翻譯說:「當然是。」並且告訴我,這些學生,共有三個班級,其中最高的是十年級,要到二十五年後,才有資格參加格西考試。他們都不通漢語,可是每一個人面容和身體,看來都很愉快、輕鬆、健康,聽說我來自臺灣,是漢傳佛教的和尚,他們顯得非常歡喜。起初不讓我們進去攝影參觀,後來相當友善。
  
  我們在色拉寺大殿廣場,遇到一隊三十多人的藏民,能懂幾句漢語,他們多是老人、婦女、兒童。是來自西康的同一村莊,都是鄰居和親屬,就這麼翻山越嶺,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到達拉薩朝聖。他們還要進入拉薩西南二百六十五公里處的江孜和日喀則一帶朝禮佛教聖地。像這樣舉村老少組成的朝聖團,在中國大陸內地和臺灣尚不曾看過的。

  

  ▲色拉寺附設的喇嘛學院的學生正在他們的露天「辯經苑」,進行非常熱鬧的辯經課程。
  
  離開色拉寺,因為我很疲倦,所以先回旅館休息,此時尚只是下午四點,所以全團其他人員,都去參觀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現在改名為「人民公園」了。
  
  下午五點三十分,前往漢人經營的「西藏賓館」晚餐。當天晚上是自由活動。並且勸勉大家早一些在假日飯店休息,好好養足了體力,準備第二天的行程。事實上,我們全團進入西藏之後,雖然沒有發生嚴重的高山反應,也沒有真正有人由於感冒而引發了肺積水的病症,卻有十多位團員患了重感冒及腹瀉,連我自己也是整天都有輕微的頭痛,服了陳嘉男居士夫人給我的日本頭痛藥「ノシン」,總算一夜無事。

  

  ▲從色拉寺向下看的遠山拉薩河。
  
  四月二十二日晚間為止,生病情況比較嚴重的有兩位,其中一位菩薩是在到達拉薩的當晚,突然倒地,昏迷不醒,經過注射、吊點滴急救之後,到了第二天下午,便能夠隨團外出訪問了。另外一位是四月二十二日的晚上,突然急性水瀉,幾乎每隔兩、三分鐘,即要上一次便槽,離開便槽還沒有上床,又要去便槽,任便用盡了各種針藥,也用遍了西藏隨團醫生所能找來的藥品,都沒有一點功效,弄得大家束手無策,幾乎是到了等死的程度時才讓我知道。像這樣的病,對我來講,非常容易治療,只要找到一把白米,放在鍋裡乾炒成焦黑,然後用開水沖泡,喝了一杯至兩杯,一定會好。所幸農禪寺果勤師,為我準備了一只隨身攜帶的電鍋,同時到旅館廚房,討了幾把白米。就這樣,到了第二天,這位團員又可以跟著大家一起進早餐了。

五三、布達拉宮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早上六點起床,八點早餐,八點三十分登車前往世界聞名的西藏文化寶庫「布達拉宮」。我們是從山下的旅館乘車,直上布達拉宮的後門,發現正在施工維修。剛進後門,就有一位該宮工程的負責人五十七歲的阿旺索巴喇嘛,親切地接待,扶著我登上了好幾層石階,大大小小轉了好幾個轉彎,才到達第五世達賴喇嘛的金塔殿前,這座骨塔總共用了三千多公斤的純金造成,當然是布達拉宮最值錢的一座寶塔,故在平時重門深鎖。
  
  接著又帶我參觀布達拉宮,據說平時對外關閉而特別為我們這個朝聖團開放的達賴喇嘛寢殿、辦公室、禪修房、寮房等,因為我的雙腿痠軟無力,只好由這位喇嘛把我連提帶拖地,拉著上樓梯下樓梯,出了這道門又進了那道門,到處都是金碧輝煌的佛像、法器,以及各種莊嚴的擺飾和布置。我真擔心他會帶我看盡該宮的一千個房間。
  
  在每一個殿堂和房間內,都可以看到現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大大小小的照片,這位以前的西藏政教領袖,已經離國三十多年,他的西藏民眾,都還對他念念不忘,處處供養。這不是政治的原因,乃是宗教的信仰。

  

  ▲作者身後為布達拉宮全景。

  

  ▲作者拜訪布達拉宮的現任堪布阿旺索巴喇嘛(右),並獲贈一大冊《藏醫全書》,左為西藏宮員嘎瑪吉多。

  

  ▲從紅山上的布達拉宮看對面的藥王山山頂,建有電訊鐵塔。
  
  另外給我的一個特殊印象,就是西藏寺院的每一個殿堂內,都點滿了成排整桶的酥油燈,似乎整座布達拉宮及每所佛寺,都被沈浸在瀰漫著酥油味的空氣中。
  
  我們的導遊,預先告訴我,當天布達拉宮的現任堪布(住持)要接見我,結果到了住持的會客室,接待我的還是這位阿旺索巴喇嘛,並且由另一位在家身分的西藏官員嘎瑪吉多,代表布達拉宮,贈送我們一大冊《藏醫全書》,是用漢藏兩種語文說明的一種圖說書,跟佛教沒有關係,倒是對西藏的醫藥認識很有幫助。我問這位嘎瑪吉多先生,現任布達拉宮的堪布是那一位大喇嘛,他沒有正面回答,倒是告訴我,他代表政府管理該宮,因他曾在北京民族學院讀過六年書,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同時,他又給我介紹,布達拉宮另外一位管理工程的喇嘛,就是我在第五世達賴金塔殿前遇到的土登強巴。目前就由這兩位管理工程的喇嘛,率領另外三十五位年輕的喇嘛,來照顧布達拉宮一千多間宮殿建築的修護,以及對遊客的接待。
  
  每天到布達拉宮觀光的平均人數,大約六千名。我們去的那天,該宮不對國內民眾開放,僅僅接待海外及國外的貴賓,所以顯得非常的清靜。除了在裡邊施工的人員以及管理的人員,沒有遇到其他的遊客。
  
  拉薩河谷平原地帶,有兩座從平地凸起的小山頭,南面的一座,名為「藥王山」,北面的一座稱為「紅山」。兩山之間,便是一條貫串東西的交通要道,而在道路的中央,本有一座佛塔,人馬、車輛就是經過它的兩側通行,因為它在兩山之間,所以用各種旗幡的綵帶,將塔和兩座小山連接在一起。可是到了大陸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因那座佛塔妨礙交通,早已拆除。至於布達拉宮,就是建築在北邊的紅山之上。南面的藥王山,本是一座非常有名的藏醫學院,現在藥王山的山頂已興建了一座高入雲霄的鐵塔,它是電訊部門的一座多用途的天線。
  
  布達拉宮是西元第七世紀時的藏王松贊剛布又名棄宗弄贊所建,直到現在,布達拉宮最古老的一座殿中,還供有這位藏王的雕像。到了清初西元一六四五年,第五世達賴喇嘛在位期間,是從這座王宮的基礎上,興建了現在的布達拉宮。從此以後,歷代的達賴喇嘛,便以政教領袖的身分居住於此。現在該宮分為「白宮」及「紅宮」兩個部分,而連接在一起,顯得更加鮮明突出。
  
  整座布達拉宮由東至西的長度約四百公尺,由南至北的寬度約三百五十公尺,凸出於拉薩河谷地帶,連紅山及宮殿的高度,約一百一十七公尺,它的海拔是三千七百七十五公尺,約一千間的房間,在總計十三層的樓中,整棟建築物的天花板,共使用了一萬五千多根樑柱作為支撐。

五四、牆檐‧公園‧民藝‧犛牛
  
  四月二十三日上午,由布達拉宮的前山步行到山麓的停車場。它的步道,非常的寬敞,可以同時容納五、六個人並排上下,既長又寬,一邊靠著石壁,另外一側是短牆。其牆檐也像是逐級下降的階梯,最上邊的一層,約有一尺多厚,在外邊看是用褚色的泥灰,其實是用西藏特有的一種灌木細枝,堆積而成,露在外邊的,是它們枝桿的頭部。這個牆面約二尺寬。這種由灌木細枝堆積而成的牆檐,比牆面的厚度要寬出幾寸,這種樹枝本身就是褚褐色,再塗上褚色的石粉,從遠遠的山下,向上仰望,上下布達拉宮的幾條步道護牆,非常的整齊壯觀。許多好奇的遊客,到了最後護牆的出口處,希望知道那垛褚紅色的牆檐,到底是什麼材料?因而讓我們看到有一部分牆檐的盡頭處,已被遊客拉鬆拆毀了一小片。我立即用照相機,把它拍攝下來做紀念。採用這種建材,使我們無法想像,他們是如何將那樣多的樹枝,壓得這麼緊密而且如此整齊,真需要有專業的技術。
  
  藥王山及紅山都在拉薩河以北,我們走出布達拉宮,出了布達拉宮下了紅山,就到了山腳下正前方的「解放公園」,那兒有三百年以上成排成行的老柳樹,形狀奇特,頗似古松的姿態。他們也從拉薩河引進水源,開鑿了一口人工的大水池,可在這池水的水面,欣賞布達拉宮的倒影。

  

  ▲布達拉宮步道兩旁的圍牆,上端是用灌木小樹枝堆積而成的牆檐。
  
  據說當初藏王松贊干布選擇紅山作為他的宮殿所在,是由於位置居高臨下,易守難攻,軍事上的價值多於風水上的理由。
  
  中午,我們又第二次回到西藏賓館用午餐,由四川籍的副總經理,出面招待我們,在用餐到三分之一時,就由該賓館請來一個西藏民俗藝術表演團,包括兩位樂器的打擊吹奏員,外加六男三女民俗歌舞演藝人員,為我們介紹西藏的神舞、民謠,帶著濃厚的宗教色彩,以及純樸的高原風情。這樣的民藝表演,具有相當的水準,據說也曾經出國代表西藏文化,做國民外交。我過去只有在書本上的圖片見過,西藏神舞的裝束架勢,如今親眼觀賞,尚是第一遭。

  

  ▲拉薩西藏賓館的犛牛。
  
  從這場表演,也可以讓我們理解到西藏的文化,跟宗教信仰是不可分割的,也可以說,濃厚的宗教氣息,虔敬的宗教信仰,就是他們的生活。藏傳的佛教形象及其修學過程,雖有其異於漢傳的佛教,但它仍是佛教。所以,西藏民風的敦厚善良,跟他們的信仰佛教有絕對的關係。人們如果僅僅欣賞他們宗教性的歌舞表演,忽略了產生這種歌舞藝術的背景,那是不切實際的。
  
  午餐之後,旅館的那位副總經理,特別為我們找來了兩頭被譽為「高原之寶」的犛牛,供本團欣賞,它能夠為高原的居民,提供服務的項目很多,除了能做交通工具,也能提供大量的牛乳及酥油,以及藏民賴以為主要食物的肉類,而其皮、毛、角,乃至骨骼,都能夠派上用場。西藏地處高原,氣候寒冷,穀類的農作物稀少,故在他們的生活中,幾乎無法缺少牛羊提供的肉食。乃至於每一個喇嘛,經常口誦智慧與慈悲的經典,卻無法斷除由牛、羊提供的肉食。

五五、大昭寺.酥油茶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帶到西藏的釋迦佛像。
  
  下午二點三十分,前往布達拉宮東南方五、六公里處的「大昭寺」,那是西藏人民心目中最神聖的寺院,達賴喇嘛面試一年一度的格西資格,便在這座寺院舉行儀典。原來它的位置,是在拉薩舊城的中央,現在把它稱為舊城的中心地帶。它的建築年代,是唐太宗把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贊剛布之時,那是西元第七世紀中葉。是因文成公主從漢地攜帶了一尊釋迦牟尼佛銅像,到了西藏,為了安置這尊佛像,便在那兒的一個河谷沼澤地帶,蓋起了一座寺廟,藏語稱這尊佛像為「昭寶」,這是大昭寺得名的由來。

  

  ▲特許作者登梯以頭面接觸文成公主帶到西藏的佛像足部。
  
  該寺的主體建築,是由四座鍍金屋頂的神聖大殿組成,分別是釋迦牟尼殿、觀音殿、彌勒殿、棄宗弄贊(松贊剛布)殿。
  
  那尊古老神聖的釋迦牟尼佛銅像,是一人多高的座像,如有貴賓到訪,可以沿著短梯,登上佛座的兩側,用頭接觸佛像的腳部,該尊佛像從手以下,都被幾層厚厚的織錦蓋覆,我也被他們當作貴賓活佛,所以有資格爬上佛座,用頭面禮敬佛足。

  

  ▲大昭寺殿頂正在維修,男女藏民工人在一邊唱歌一邊夯土之情景。
  
  據該寺會說漢語的一位年輕喇嘛阿旺吉美向我介紹:那就是一千三百五十年前,文成公主帶去的那尊佛像。最不可思議的是在文革期間,該寺的經像法物全被摧毀,喇嘛僧侶悉數被趕出寺外,一些不信佛教的俗人,佔住該寺,直到一九七九年,僧侶們被允許逐漸回到大昭寺時,所有其他佛像一萬多尊,全部不見,僅此一尊古像,安然無恙。因此有許多學者懷疑這尊佛像,究竟是否就是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帶到西藏的那一尊,迄今尚無法確定。現在寺內其他的所有佛像、畫像,都是一九八○年後,陸續仿製而成。因此益發顯得這尊釋迦像的珍貴,不要說能夠用頭面接觸到,即使能夠站在幾尺外的地面上瞻仰到,也是畢生難遇的一樁幸運事。

  

  ▲大昭寺住持格力仁波切接待作者。
  
  大昭寺正在大興土木,陸續修復各座殿堂屋宇,他們用的木料相當的好,是來自西藏的原始森林。寺院的屋頂平臺,不是用水泥石灰,而是用西藏特殊的一種石材,擊成小塊乃至粉狀,然後加水拌勻,鋪於屋頂,再以人工用木棍頭夯打,幾十個人一組,左右前後,慢步移動,一邊歌唱經偈咒語,一邊夯石,經過一段時間的夯打,便能使得屋頂經得起年長日久而積水不漏。這實在是西藏地區建築技術及建築材料的一大特色。

  

  ▲拉薩大昭寺前的廣場。
  
  當天,接待我的大昭寺堪布,是現年五十二歲的格力仁波切,他原來出家於拉薩東北四十公里處的「甘丹寺」,曾經被大陸強迫農改,下放農村十二年,所以看來滿臉風霜。但他非常的親和友善,自始至終把我當作長輩接待,用手扶著我到該寺各殿參拜。
  
  他把我引到前殿三樓的屋頂平臺,向西北遙望布達拉宮,相距五、六公里,猶在伸手可及的咫尺之間。俯瞰大昭寺前的廣場,是熙來攘往的一片人潮,他們是朝山的進香客及觀光客,也有當地兜售紀念品的攤販,有的小販,把紀念品拿在手上,追著遊客。
  
  在寺前廣場中央,有幾棵老柳,傳說是文成公主從漢地帶去而抗旱性很強的樹種。所以當地稱之為「唐柳」。可是現在那一棵老柳,不知道是原來那棵老柳的第幾代了。

  

  ▲大昭寺住持格力仁波切款待作者飲酥油茶。
  
  最後,我被那位格力仁波切,帶到他的小型會客室飲用酥油茶,給了我半杯。到達西藏兩天以來,因為胃不舒服,始終不敢嘗試著去喝這種帶著濃厚酥油味的西藏奶茶,現在看到這位仁波切對我如此的恭敬,只好一口把那半杯酥油茶喝了下肚,感覺上還蠻好的,所以又要了半杯。對藏民的日常生活而言,酥油太重要了:點燈要用它,煮菜要用它,喝茶要用它,乃至於皮膚防凍也需要用它。因此有人戲稱:「西藏人是浮在酥油面上的民族。」
  
  據說他們的待客之道,也是用酥油茶來表達禮貌的程度:最高的禮節,是用三道酥油茶款待尊客,進門時淡酥茶,坐下之後鹹酥茶,送客之時甜酥茶。我們在各寺院區的沿路上,遇到許多青少年僧侶,都隨身背著一支熱水瓶,問他們裝的是什麼?說是:「酥油茶。」好像他們沒有飯吃可以,沒有酥油茶喝就不行了。我在西藏所喝到的道地酥油茶,也只有這麼一次經驗。

五六、八角街.天珠.分組檢討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三十分,離開大昭寺,接著參觀該寺周圍非常有名的「八角街」。這條街道,圍繞著大昭寺的四周,全長八百公尺,原來是朝聖者用來旋繞禮拜的步道,年長日久之後,就在這條步道的兩旁便擠滿了土產店和小攤販。每一位朝聖者及觀光客,到達大昭寺,就很少不去巡禮這條八角街。現在雖然已經變成了商品買賣的巿場,我們還是去逛了一趟。
  
  我們在八角街見到好幾位年輕的喇嘛盤坐在道路的中央,平和自然地唱念經咒,搖著鈴子,打著小鼓,不斷的向遊客行人,表示敬意和祝福。他們的目的也是希望得到一些財物的布施。他們不是叫化子,甚至是模仿密勒日巴那般的行吟僧。也看到許多兒童追逐從外地去的遊客,拉著、扯著遊客的衣角,窮追不放,嘴裡嚷著:「一毛錢,一毛錢。」因為他們的手臉衣衫都很髒,弄得不好,他們會用臉擦你的衣服,表示親切。當我進入八角街時,團員菩薩們擔心我會被那些兒童騷擾,所以前後左右都有人給我保護,但是竟然沒有一個兒童想來向我要錢。大概他們看到我剃著光頭,穿著僧服,也是一位喇嘛,他們的傳統信仰,對僧侶只有恭敬、供養,豈會向喇嘛要錢,從這也可以看到西藏人對佛教信仰的可愛。
  
  因為我很疲倦,走了不到半條街,便折了回來。  
  我們也在那兒發現有許多西藏青年,身上掛滿了西藏之寶的「天珠」及「山珊瑚」、「綠松石」等稀珍玉石,當街兜售。臺灣去的旅客,都知道那些寶物,相當名貴。若發現價格公道,多少會買它一、兩件。可是也要識貨才行,在這條八角街上,處處可能遇到這些寶物的膺品。「天珠」在西藏乃是寶中之寶,不可能滿街都是,但在八角街上,你可以用稱去稱、用斗去量。其中最差的是塑膠製品,好一些的是大理石粉的合成製品,更好的是瑪瑙粉製品,也有本身就是瑪瑙的一種。所謂真正的「天珠」,究竟是什麼樣,那真的要具有行家的慧眼辨識,方不致上當。據說天珠有避邪、順氣、療病的功能,我也真的曾經將一位在家弟子送我的一顆天珠擺在貼身的口袋裡好幾天,對我卻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反應。
  
  不過這些稀珍的寶石,在西藏越來越少當係事實,許多西藏的喇嘛和藏民,以及若干通曉藏情的漢人,或為虛榮、或為供養、或為斂財,便一批一批的從各寺院以及民間去蒐集,然後轉運到海外。這對西藏來講,倒是一項祖先遺產的流失了。
  
  當天晚上,回到假日飯店的晚餐之前,有一位臺灣去的姓劉的青年,到旅館來看我,因為他的西藏老師,在電視上看到了我們的消息,轉告了他。
  
  他來到西藏才四個月,本來已在臺灣出家為喇嘛,到了西藏還不被接受,所以改穿了俗裝,準備要在西藏學習四年的藏傳佛教。他在臺灣時,已經知道我的名字和法鼓山的動向,所以我祝福他早日學成,然後到我們法鼓山繼續為藏傳佛教的研究和發揚而做貢獻。
  
  晚餐後,就在假日飯店的餐廳,以乘車的組別分成四組,出家眾也另成一組,提出每一個人在這趟大陸佛教聖跡巡禮之行的心得報告,作成綜合性的記錄,然後由各組推出兩位代表,將整理綜合了的內容,準備於第二天回到成都之後,向全體大會提出報告。

 

五七、望江樓.武侯祠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為了趕搭早班飛機從拉薩回成都,清晨四點起床,各人整理行囊,五點三十分早餐,六點登車前往貢嘎機場,車行一百三十公里,搭乘九點鐘起飛的西南航空班機,十點三十分降落四川成都雙流機場。然後乘車返回巿區的成都飯店午餐。下午三點,參觀巿區的錦江公園及武侯祠。
  
  在成都巿內被列為國際旅客旅遊重點的有五、六處。例如文殊院、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樓、崇麗閣、壬建墓等。成都周圍地區的名勝則有寶光寺、都江堰、峨嵋山、樂山大佛等。我們本來計畫去看都江堰,因為那是戰國時代由秦昭王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共同規畫,領導修築而成,這是中國古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水利工程。當時即可灌溉二十萬公頃的土地,如今則可供給六十萬公頃農地的灌溉。所以李冰父子被四川的人民崇拜達二千多年,歷久不衰。可惜它在成都郊外五十公里,我們的時間不多,只好取消。就近參觀了兩個景點:
  
  「錦江公園」亦名「望江樓」,因它位於巿區東南側的錦江南岸,它是後人為了紀念唐朝著名女詩人薛濤(西元七六六~八三一年)而建。內有一座樓閣,面臨著錦江,故名「望江樓」。現在以這座樓閣為中心,把它的周圍規畫為一座公園。園中立有一尊薛濤便裝打扮,似在臥室內獨步吟詩的立像。爾今這座公園的特色,是遍植翠竹,達一百種以上的品目,所以又被名為「竹園」。
  
  「武侯祠」建於西晉(西元二六五~三一六年)末期。原來是為紀念蜀國的開國之君劉備而建,稱為「昭烈廟」。因為劉備的廟號是「昭烈帝」。可是,四川人對於劉備的懷念遠不及對於諸葛武侯孔明的崇拜。後來因為武侯祠就在昭烈廟的後邊,大家只想到有個武侯祠,不在乎尚有昭烈廟,到了明朝便將其合而為一,以昭烈廟為主體,可是民間卻仍叫它「武侯祠」。
  
  不論從忠臣義士的角度或者是智慧聰明的觀點,諸葛武侯既是鞠躬盡粹、死而後已的忠臣,又是足智多謀的智慧之神。所以他受到四川民間歷久不衰的崇拜。我們在那兒也看到了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及〈後出師表〉鑲嵌於祠內的牆面,特別是岳飛書寫的〈前出師表〉,龍飛鳳舞,真是一件傑作。我記得少年時代看《三國演義》及讀〈前出師表〉、〈後出師表〉,也是特別崇拜諸葛亮,這次能夠親自到武侯祠憑弔,覺得很有意思。

 

五八、共識的凝聚.惜別的勉勵
  
  四月二十四日的晚上,我們借成都飯店二樓餐廳召集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以完成共識的凝聚。每車派出兩位,加上出家眾的一組,共計九位代表。就兩個主題,提出各組綜合報告。那就是:1.提昇人的品質,2.建設人間淨土。
  
  這是從大陸佛教聖跡巡禮的過程中,就每一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思、所行,配合法鼓山的理念來談:對於提昇每一個人自己的品質,究竟有了多少的成果與進步;對於建設人間淨土的工作和悲願,究竟已經體會了多少?做了多少?將來準備如何全心全意來達成這兩個目標?
  
  為了法鼓山理念的認同和實踐,大家必須盡心盡力,來建設法鼓山的硬體,培養法鼓山的軟體。當天晚上,每一個人的報告,都非常誠懇和深入。這一趟的大陸之行,的確都有滿載而歸的體認。
  
  聽畢報告,我很滿意,也很感謝,大家暫時擱下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放下身分和地位,隨我出來,受苦受難達十八天之久,實在令人感動。我也感謝各位菩薩,為我個人分勞分憂,為整個團體出錢出力任勞任怨。
  
  我也當場給亞星旅行社薛一萍菩薩及中國國際旅行社昆明分社的全陪楊亞非菩薩,每人贈送了一份富有紀念性的禮物,表示慰勞和感謝。
  
  我也向大家宣布,我們這個朝聖團的行程,到第二天的下午,就要告一段落,並且即將離開中國大陸。可是楊亞非菩薩的服務,還沒有結束,因為我們全團有五、六十位菩薩,把隨身攜帶的睡袋,指定要捐給雞足山的金頂寺,這一項從成都運到雞足山的任務,楊菩薩已自動答應,要專程上山走一趟,甚至於運費也由他負責處理。在大陸像他一樣的公務員,收入不會多,發了這樣大的布施心,實在令我們全團的每一位菩薩,感動不已。當他和薛菩薩同時跪在我的面前,接受贈禮之時,兩人都是淚流滿面,場面十分感人。
  
  旋由施建昌菩薩徵得大家的同意,讓全體菩薩們向師父頂禮三拜,感謝師父十八天以來,以抱病之身,帶領大家、照顧大家、教導大家的大恩。尤其當他說到:「師父一路抱病還是完成了全程;師父的法體越來越弱,開示的聲音越來越低,講話的次數越來越少,而全團的人員到了最後卻都能平安無事,法喜充滿,也應該感謝師父的加持」之時。大家的心情沈重而又充滿了信心,故在一邊向我禮拜,一邊感激得淚如雨下。
  
  最後我以三個心,勉勵大家:
  
  朝聖回去要有堅固的「信心」,信三寶、信師父、信法鼓山的理念。
  
  朝聖之後要發大悲的「願心」,願盡其形壽實踐法鼓山的理念,願盡心盡力推動法鼓山的共識,願自利利他促成人間淨土的早日實現。
  
  從此開始要發不退轉的「長遠心」,不論遇到什麼情況,絕不中止對法鼓山的護持;不論發生什麼情況,絕不放下法鼓山的理念。

五九、成都文殊院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這是我們在中國大陸行程中最後的一個上午。
  
  早上六點二十分起床,整理個人的大小件行李,交運到機場。七點早餐。
  
  八點三十分,登車前往巿區的文殊院,那是四川佛教協會會址所在,現任會長,就是現任文殊院住持,現年八十九歲的寬霖老和尚,他也是四川省的政協委員,雞足山祝聖寺的宏道法師,就是這位長老的弟子。我們到了成都,不僅希望參觀這座歷史悠久的古寺,也希望拜訪這位德高望重的寬霖長老。
  
  文殊院古稱「信相寺」,亦名「空林」,位於成都巿的西北角,距火車站的北站約一公里。初建於晉代,經過不知幾度的興廢,現在的文殊院,是清康熙三十六至四十五年間(西元一六九七~一七○六年)重建完成。該院的建築,在中軸線上有五重殿宇,再加前後照壁,全長二百公尺,目前共有房屋二百餘間,總建築面積一萬一千六百多平方公尺,總佔地面積八十二畝。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高僧如佛源、太虛、能海等,多曾在這座寺院講經說法,據《太虛大師年譜》記載: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十月,曾來此寺講《瑜伽戒本》。此寺也曾開期傳戒和創辦佛學院及傳習所。到一九八三年,被大陸政府列為國家重點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前後又傳了三次戒。

  

  ▲作者身後是成都文殊院的法鼓樓。
  
  我們到達該院時,先由現年六十多歲的知客寂真師接待,並帶領參觀各殿,讓我們見到了歷代的書畫以及佛教的古文物,例如玄奘三藏的頭骨、貝葉經、千佛袈裟、髮綉觀音、挑紗文殊,以及院內僧人刺舌血寫成的《楞嚴經》、《法華經》等。我們也幸運地在該寺看到唐代吳道子所繪觀音像的碑刻。還有一座最新的建築「和平寶塔」。
  
  我們拜訪寬霖長老,是在他的客廳,非常客氣,要我和他平坐於一張雙人座椅上。他的步履已有些不穩,但是耳聰目明,頭腦非常清楚。當他知道我是臺灣的聖嚴法師之後,立即招呼他的侍者,為我取來吳道子所繪觀音像碑拓,以及他自己親自書寫的「毘舍佛偈」相贈。他也表示只要因緣成熟,很想到臺灣訪問,我也當面邀請了他。
  
  我們在文殊院的素餐廳過午之後,立即上車,於十一點五十分趕往機場,準備辦理出境手續,趕搭下午二點起飛的港龍航空公司班機,飛往香港。
  
  我們在文殊院,發現他們所經營的素餐廳,生意特別好,因為那天是星期假日,文殊院的院內院外,坐滿了人,站滿了人。該寺販賣部,也供應茶水、點心,就像是露天的茶座或咖啡廳。
  
  文殊院的庭院,布置得相當幽靜和美觀,到處都種了植栽及盆栽的花卉樹木。我在那餐廳前的院內,看到一株明明是芭蕉樹,它的主幹的頂端,卻開著一朵蓮花,仔細端詳,它只是一株變形的芭蕉花。寬霖長老再三強調的新建築,是那座「和平塔」,為了祈禱世界和平,人間不要有戰爭,所以特地集資修建完成,連塔基共有十三層,是六角宮殿飛簷式,小巧玲瓏,它能當作院中的景點來觀賞。  
  當我們用完午餐之後,準備登車之前,突然有人要我去看另一棟文殊院的建築物「鼓樓」,在樓前的第二重簷下,掛了一方黑底金字的匾額,寫著「法鼓」二字。因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有這樣的標示,是設計者的別出心裁。因為跟我們法鼓山的命名相同,所以倍感親切。

六○、我的贈禮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點五十分,我們全團到達香港啟德機場,除了少數的幾位團員為辦他們的私事而暫留香港,其他團員則一同轉機,飛回臺北。我個人則由果稠師陪同,在香港逗留一晚,由名演員丁珮居士代我安排在香港尖沙咀奧麗大飯店,好好地休息了一夜,準備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搭乘下午十二點四十五分起飛的中華航空公司班機,飛經臺北,轉搭另一架下午三點五十分起飛的華航班機,直飛美國西岸的洛杉磯。展開另一段雲水的旅程。
  
  在這段離開大陸之後的行程中,雖然身體非常疲累,真希望好好地休息一陣子。但在大陸十八天的所見、所聞及所感,也常常浮現在眼前,尚有幾點印象良深的見聞,應該加以補充,作為一份禮物,分贈關心我們這次大陸佛教聖跡巡禮團的菩薩們。
  
  在大陸時曾有多次被人問起,我對大陸佛教的現況,有什麼感想和建議?
  
  我總是回說:在中國大陸應該用大陸現實的環境和尺度,來看大陸佛教的現況,不能夠以美國、日本,或者今日的臺灣標準來看中國大陸的佛教現況。
  
  若跟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成立之前相比,目前中國大陸寺院的座數以及僧尼的人數,當然不比以往更多;若跟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相比,現在中國大陸的佛教,應該稱得上是絕後重生的一片生機。當年被摧毀的許多寺院,已在陸續地從廢墟上重新修建,面目一新,氣象萬千。文革前原有的僧尼,如果還能保持道心,願意恢復出家身分者,到了他們的垂暮之年,能夠重還寺院,繼續度其暮鼓晨鐘、上殿過堂的修道生活,實在是一大福報。如果比起清末民初的中國佛教,也略勝一籌,當時的寺院制度情況異常混亂,例如十方叢林制和子孫小廟制的糾紛;以經懺佛事的收入,維持道場僧尼的生活;用大片農田的租收和經營繁忙的香火,來維繫佛教僧尼的生存,這些情況都曾為佛教帶來詬病和腐化。現在的中國大陸的佛教已經沒有了這些問題。
  
  當我們讀到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主張重建中國僧寺制度;當我們讀到《虛雲和尚年譜》及真華法師的《參學瑣談》,均可以發現清末民初有許多子孫小廟,因其視為私有,所以不接受任何外來僧眾掛單;縱然是十方寺院,弊端也是多多。至於寺產問題,在清末民初時代,就有張之洞提出廟產興學的主張,鬧得全國佛教界,人心惶惶。又有邰爽秋等主張提取寺產移作社會及教育之用。
  
  這都是因為許多古老的寺院,都擁有大片的房產、山產和田產,讓社會人士視佛教的僧尼為寄生社會的贅疣。如今經過文化大革命徹底破壞及大陸宗教政策的監督,僧尼敍職支薪,寺院財產屬於佛教協會,而寺院數及僧尼數由政府設限控制。縱然僧尼們的主要工作,是為寺院經營觀光旅遊的服務,跟舊社會的香火門庭相比,還是半斤八兩;若干都巿寺院也在依靠經懺佛事,不過已非坐享其成。
  
  大陸能夠在憲法內,保障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能夠撥款修復寺院,容許傳教活動,這是難能可貴的事。故於大陸佛教團體的寺院文宣中,常常看到,做這樣的強調:「現在,廣大佛教徒和信眾,充分享受到憲法賦予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他們可以充分自由地在這裡從事宗教活動,任何人都不妄加干涉。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動,受到法律保護。」(成都佛教協會發行的「文殊院」小冊)
  
  有人問我:這趟的大陸之行,看到了幾十座寺院,也見到了寺院已有年輕的一代起來領導,還有好幾個寺院都在辦著佛學院的青年僧尼養成教育,年長的一輩,都在兢兢業業照顧寺廟,接待信眾。像這樣的現象,是不是已經讓我露出來了希望和安慰的微笑?
  
  我說微笑是有的,希望和安慰則尚須假以時日,因為目前佛學院的僧尼教育,對於社會來講,是一份貢獻,對佛教來說相當失敗。因為佛學院畢業生的學歷,受到社會和政府的認可,畢業之後離開僧團,同樣可以找到工作。以致於造成人才外流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那些佛學院的教育程度,低的是初中,最高是專科,他們畢業之後,無論在學業的深造及道業的修持方面,都有不知何去何從的茫然之感。做學問,無法高深;想修行,乏人指導,並且缺乏這樣的場所。佛教無法培養高水準的弘法人才及住持人才,要想提昇佛教徒的社會地位就相當困難了。在目前,最優秀的出家青年,在佛門中最多只能當到名山古剎的當家住持,並沒有其他的前途與出路。社會大眾看待這樣的出家人,乃是寺院的經理,等而下之,不過是看守寺院、售收門票、照顧遊客的一般服務人員而已。所以,優秀的青年,不願意進入僧團,進了僧團的優秀青年,不容易繼續留住。這種情況在民國初年已經如此,今日的大陸並未改善。
  
  不過,大陸已經有了許多年輕人出家,正在照顧著名山的寺院,總比沒有寺院也沒有僧人要好得多了,所以我到每一處佛學院,都修一些供養,用表鼓勵。
  
  有人問我:我們的法鼓山能不能夠開放給大陸的青年僧尼來深造?我們的東初出版社能不能夠有計畫的把佛書、佛經印贈大陸佛教的各寺院?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能不能夠派遣優秀的畢業生到大陸去擔任各佛學院的教師?我們的農禪寺能不能夠派遣法師們到大陸各地開設禪訓班?我們法鼓山的護法會能不能夠到大陸設立分支會來推動「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我的回答:一切都應該,只可惜在預見的幾年之間,不但做不到,而且也做不得。客觀的條件是:大陸方面能夠配合我們做的尚不多。從主觀的條件則是我們法鼓山的硬體還沒有建設,我們在人才的培養方面,尚未足量的成熟,不論人力、物力,我們本身都有分身乏術、捉襟見肘之感,那兒還有餘力,用近水去救遠火。今天的我們,唯有首先集中所有的心力、人力、物力,來建設法鼓山,到了明天才有餘力去照顧中國大陸,否則便是本末倒置。先把法鼓山的理念在臺灣生根立腳,使臺灣的社會獲得全面的利益,然後兼顧大陸,乃至整個世界。多少年來,我在國際上奔走的目的,是讓國際人士認同瞭解臺灣的佛教,再引進世界佛教的長處,幫助我們國內佛教的成長和進步。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創所宗旨,即在於此。我們要懷抱世界,但不能失去自己的立場,必須先穩固了自己的基礎,才能夠談到支援他人。當然,我也在大陸做了這樣的承諾:只要兩岸的法律許可,中華佛學研究所每年可為中國大陸保留一到二個出家學生的名額。但是也得合乎我們招生的條件,以及通過正式的入學考試。
  
  有人問我:雲南的雞足山用驢及馬馱運建材,及各種補給物品上山,是不是違背佛教慈悲的原則?我們也曾騎了馬上下山,將來會不會受到果報,變成驢馬讓牠們騎?
  
  我的回答: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想法。已經生為驢馬的眾生,牠就是驢馬,我們應當為牠們祈福,願牠們將來也能畢竟成佛,但在此生還是驢馬之身時,能為三寶服務,是牠們的功德福報。
  
  同樣是今日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有的住洋房、乘汽車,前護後擁,有的則在峨嵋山背磚抬人。這個社會,這個世間,就是這樣的不公平。可是通過因果的原則和因緣的觀點來看,這些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不論是升是墮,是貴是賤,都有它的前因後果,如果加上現前勤惰的因素,命運和遭遇是可以改變的。有果必有因,有因未必有果,只要努力做人,努力學佛,怎麼會現在騎馬,來世要被馬騎呢?例如玄奘三藏曾經騎馬往西域求法,豈能說玄奘三藏也要墮落畜生道去受報了。
  
  有人下了雞足山,不斷地在唸:山上的馬好可憐,就怕自己修道不成,將來也會墮為馱馬。這種觀念相當愚癡,多多少少是受了齋教徒們污蔑出家修道而宣稱「此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的影響暗示。其實,只要心中常常念著三寶,深信三寶,發菩提心,就是此生不得解脫,來生乃至許多的來生,一定還能親近佛法僧三寶,修行佛道。最重要的是信心與願心,只要信仰三寶,願成佛道,此生不了道,也絕不致墮惡道。
  
  我在雞足山就訓勉大家,此趟巡禮聖跡,是為了體驗古代祖師們如何在嚴峻的自然環境下和極端貧乏的物質條件內,把道場在高山險谷建了起來,那是以堅固的信心和崇高的願心所完成的。
  
  有些人在雞足山上只看到驢馬馱磚,非常可憐,我所看到的卻是虛雲老和尚以六、七十歲的高齡,開始如何募款,如何重建雞足山的祝聖寺,如何經過十五年的歲月,把祝聖寺建設成為全山最大的寺院,也影響了全山的道風,並且接引了無數前往朝聖的僧俗四眾。
  
  我相信虛雲老和尚在當年也曾用驢馬馱運建材等補給物品上山,但是虛雲老和尚要比那些牲口辛苦萬倍。

六一、洛杉磯治病.我的舍利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早上六點起床,七點早餐,因為昨晚從丁珮居士手上收到一封由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寄給我的信,是要我趕快為正中書局替我出版的新書,寫一篇自序。那是因為我在去(一九九二)年年底,應美國天普大學傅偉勳教授策畫的一套叢書之邀,趕完那本《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忘了寫自序,便以航空快遞寄給了臺灣的正中書局。現在這個時間,已經完成四校,正在等著我的自序出書,並且限期於四月三十日以前,必須交廠。我就只好利用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七點三十分到十點之間,在香港的旅館寫了一篇一千二百字的自序,用傳真傳回臺北。
  
  當天飛抵洛杉磯,是美國西部當地時間下午一點三十分。在機場與先我而到的當地沙彌果谷會合,他將在西部陪我一個星期;比丘果稠則向我告辭,轉搭另一班飛機,飛回紐約。  
  當天晚上,我被法鼓山護法會洛杉磯聯絡處的負責人李秋頻居士,接送到她家附近的假日旅館(HolidayInn)。她見我非常消瘦,滿臉倦容,食量又少,所以非常擔心,特別為我請來大陸旅美具有特異功能的劉洪先生,為我做氣功治療,劉先生給我渾身上下運氣三十分鐘,我沒有什麼感覺,他倒滿頭是汗。結果,他告訴我:「法師沒有病,全身的氣脈本來就是通的。只因背負著眾生而生病。」故他勸我,只要好好休息一段時間,就會恢復健康。

  

  ▲信眾於洛杉磯機場歡迎作者蒞臨。
  
  第二天上午,我到劉先生的診所拜訪,他傳授了我一套運氣治病的方法。這位氣功師,曾經治好了很多人的疑難雜症,臺灣的一名籃球國手陳先生,受傷多年,藥石罔效,卻由劉先生治好。
  
  這位異人,為我治療之後,還告訴我一個祕密的消息,說在我的丹田,有一粒比棗核更大的東西,力量強大,他每次運功到我丹田位置,就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把他的內力彈了回去。他說:「這在佛家,可能就叫舍利吧!」
  
  我告訴他說:「我自己的心念重心,經常是在那個部位,所以遇到任何大事,不會慌張煩亂,已經有很多年了。至於那個部位,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不是叫作舍利?我倒從來沒有想過。」
  
  不過,我已經幾次三番地向弟子們宣告,當我最後擺下色身之時,不許弟子們為我撿取什麼舍利,或者建塔供養。在火化之後,把骨灰碾細灑於法鼓山上,然後讓它隨著雨水流下海去,那是我的最好歸宿,原從四大和合而來,再回四大各自的面貌。同時我已在大陸看到那麼多的祖師塔,都被後人糟蹋破壞,我又何必那麼愚癡,死了之後還要佔據人間有限的土地,又害得後人另費手腳。因此,當佛陀涅槃之後,印度的八大國王,爭搶佛的舍利回去供養,大迦葉尊者,所重視的卻是佛的言教法身舍利,故召集五百羅漢比丘,結集佛的三藏聖典,因此使我們後代的人們,才有佛經可讀、佛法可聞。所以,我只期待我的弟子們能夠認同我所提倡的法鼓山理念,繼續推動法鼓山的共識,要比供養我的色身舍利,於人於己更有用處。

六二、回到美國兩個月

  四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三日。

  這次我到洛杉磯的目的,是由於兩個原因:

  是南加州佛學聯誼會,已先後邀請我三次,去為該地的華僑界結法緣。

  是李秋頻居士為法鼓山在該地成立了法鼓山護法會聯絡處,也該去給他們做一趟慰問。

  但在多年以來,我總覺得洛杉磯已有許多中國的法師在那兒弘法利生,沒有必要我再去湊什麼熱鬧,倒是希望藉我的身分,到該地給幾個大學做幾場演講,倒是蠻值得的事。

  故在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晚上七點三十分至九點三十分,由於該會會長林藍騰及秘書長邱全春居士的安排,應邀至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以「禪與生活」為題,做了一場演講,子題分成三條:1.什麼是禪?2.生活的範圍,3.禪與平常生活。

  四月二十八日晚間七點三十分至九點三十分,應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CI)的邀請,講出「禪與悟」。分作四個子題:1.禪定的種類,2.佛教的禪定,3.悟境的種類,4.如何開悟?多年不見的陳桂熏小姐正在該校留學,當晚由她為我擔任司儀。

  

  ▲東初禪寺第六十次禪七,作者與西方弟子合影。

  第三場演講,專為給洛城華僑界結緣,於五月一日晚間,借洛城中國文化服務中心,講出「禪法與人生」,到了四百多人,會後請求皈依三寶者,一百一十八位。

  第四場的聚會開示,是五月二日,借用李秋頻居士的府上,召集法鼓山護法會洛城的諸位會員,做了一次聯誼,我以一個多小時的說明,讓四十多位菩薩更清楚地瞭解法鼓山的理念與共識,並指示他們如何做好以佛法來自我提昇及關懷他人的工作。

  五月三日,從美西的洛城,飛回到美東的紐約。開始連續兩個月的弘化及禪講活動。除了每週四堂例行的課程,並於五月九日午後,在東初禪寺舉行公開演講「照顧自己,關懷他人」。五月二十三日整天,舉行浴佛典禮及特別講座。

  五月二十四日,應密西根大學之邀,於晚間七至九點,借該校的Rackham Hall 四樓大演講廳,為三百多位該校師生及附近居民,講出「作為禪師的條件」。分作五個子題:1.正確的知見,2.修證的經驗,3.正統的傳承,4.福德因緣,5.善巧方便。這場演講,由該校羅培茲教授(Dr. Donald S. Lopez)做引言介紹,堪薩斯大學的史蒂文生教授(Dr. Dan Stevenson)英語翻譯。

  這次我去密大,另有兩項任務:1.密大與中華佛學研究所,準備於後年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至十一日,借該校聯合主辦「戒律與現代化的問題」的國際佛學會議,進行首次磋商。2.中華佛學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也是現任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的董事果祥比丘尼,正在密大做訪問研究,所以前往探慰。

  五月二十七日晚間,至紐澤西州,為李果嵩及李果照夫婦召集的法鼓山護法會第一次聯誼會,介紹說明法鼓山的理念與共識,運作方法及基本態度。

  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在東初禪寺主持第六十次禪七,參加者三十六人,其中四位是來自歐洲的英國、法國、瑞士,及另一人口僅二萬九千的小國Liechten-stein,圓滿日並為英國的約翰克魯克(Dr. John Crook)舉行隆重的傳法儀式,使之成為臨濟宗第五十八世的傳承者。

  

  ▲東初禪寺第六十一次禪七圓滿日,作者於寺前與西方弟子合影。

  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三日,在東初禪寺主持第六十一次禪七,參加者三十四人,分別來自菲律賓、以色列、英國、加拿大、中國大陸、臺灣以及全美各州。打完禪七的當晚,我便連夜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飛回臺北。再迎接另一次三個月的緊密日程。

  這次我在紐約兩個月期間,於忙著上課禪講及看病吃藥打針的空間,也完成了一小冊六萬字的《聖嚴和尚禪七開示》的修改。同時,從六月九日到六月二十五日之間,由江果華居士為本書筆錄初稿,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日之間,我在禪七中,減少睡眠時間,完成了全書的潤文補充工作,也難為了姚果莊居士,以每日一萬二千字的抄寫速度,謄清了本書的完稿。

  我要感謝三寶的加持,護法龍天的庇佑,僧俗四眾弟子的協助,無數讀者的關懷,得讓本書在我多病多忙的日程中,平安成稿。南無十方三世三寶。(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聖嚴脫稿於紐約東初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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