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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人物　呂徵等著

 

一　安世高（約二世紀）

   

安世高，可說是佛經漢譯的創始人。他本名清，是安息國的太子，博學多識，信仰佛教。當輪到即位的時候，他讓位給叔父，出家修道。他精研阿毗曇，修習禪定，遊化西域各地；於漢桓帝建和初年（１４７），輾轉來到中國洛陽，不久即通曉華語。那時佛教傳入中國內地，已有相當時期，在宮廷內和社會上都有一些信徒。他們雖主要奉行祭祀，祈求福德，但也有切實修行的要求。安世高就為他們譯出有關止觀法門的種種經論。譯事大概到靈帝建寧中（１７０年左右）為止。隨後，他遊歷了江南的豫章、潯陽、會稽等地，後來各地就流傳有關於他的神奇故事。他晚年的蹤跡不詳，在華活動前後約三十年。

   

安世高譯出的書，因為當時沒有記載，確實部數已不可考。晉代道安編纂的《眾經目錄》，列舉所見過的安世高譯本，才加著錄，共有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其後歷經散失，現存二十二部、二十六卷。其中，《七處三觀經》大概在道安（３１２—３８５）以後就成為兩卷本，而誤收《積骨經》和雜經四十四篇於內，未加區別；現經今人考訂，特將那兩種分列出來。另外，從翻譯用語等對勘，《五陰譬喻經》、《轉法輪經》、《法受塵經》、《禪行法想經》四部是否世高所譯，尚有問題。又《四諦經》一種，道安也說它好像是世高所撰，但現勘是譯本。

   

安世高的翻譯，有時用口述解釋，由他人執筆成書。這屬於講義體裁，在道安目錄裏著錄了《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便是這一類。此書在別的經錄也稱為《安侯口解》。這因世高原來是王族出身，西域來華的人都叫他安侯，所以經錄家就沿用了。還有魏吳時代（２２０—２８０）失譯本單卷《雜阿含經》，共收二十七卷，《七處三觀經》、《積骨經》也在其內，譯文和世高餘譯很接近，唐代智昇《開元釋教錄》就說它像是世高所譯，但未見舊錄記載，還不能確定。

此外，道安目錄所載安世高的譯本現已失傳的，一共十三部十三卷。其中《十四意》和《九十八結》，道安都說像是世高的撰述。又《小安般經》一種，《開元錄》說它就是現存本《大安般守意經》除去注解所餘的部分。

   

關於安世高的翻譯，歷來各種經錄的記載互有出入。到了隋代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漫無簡別地羅列名目達到一百七十六種之多。其中好些沒有確實出處，只推測是世高在河西和江南旅途中隨順因緣從大部譯出。後來《開元錄》加以刪除，還剩九十五部，而缺本幾乎占一半，是非辨別，自然很難說。現在仍以道安目錄所記載的為最可信。

   

安世高的漢譯佛典，可算是一種創作，內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內容說，他很純粹地譯述出他所專精的一切。譬如，譯籍的範圍始終不出聲聞乘，而又有目的地從大部《阿含經》中選擇一些經典，且都是和止觀法門有聯繫的。至於譯文形式，因為安世高通曉華語，能將原本意義比較正確地傳達出來，所以僧祐稱讚它說理明白，措辭恰當，不鋪張，不粗俗，恰到好處。但總的說來，究竟便於直譯。有些地方順從原本結構，不免重覆、顛倒；而術語的創作也有些意義不夠清楚（如「受」譯為「痛」，「正命」譯為「直業治」等）。因此道安說世高的翻譯力求保存原來面目，不喜修飾，驟然看到還有難瞭解的地方。

   

從安世高的譯籍見到的學說思想，完全是屬於部派佛教上座系統的。他重點地譯傳了定慧兩方面的學說，聯繫到實際便是止觀法門。定學即禪法，慧學即數法（這是從阿毗曇的增一分別法門得名），所以道安說世高擅長於闡明禪、數，而他所譯的也是對於禪、數最為完備。

   

關於禪法，安世高是依禪師僧伽羅剎的傳承，用四念住貫穿五門（即五停心）而修習。他從僧伽羅剎大本《修行道地經》抄譯三十七章，著重在身念住，破除人我執。念息一門另譯大小《安般經》，其中說十六特勝也和四念住相聯繫。所以從這些上見到世高所傳禪法是如何地符合上座部佛教系統（特別是化地一派）用念住統攝道支的精神。念息法門因為和當時道家「食氣」、「導引」、「守一」等說法有些類似，傳習比較普遍，學人著名的就有南陽韓林、穎川皮業、會稽陳慧等。東吳康僧會從陳慧受學，幫助他注解了《安般經》。僧會更依他的心得，在所集《六度經》的禪度裏，對止觀有要目式的敘述。其後，晉代道安見到了僧伽羅剎《修行道地經》的全譯本（竺法護譯），又從大部《阿含經》的翻譯上理會聲聞乘實踐的體系，因而對於安世高所譯禪法和有關各書瞭解得更為深刻。他注解了這些譯本，並各各做了序文，現在知道的有《大道地經注》等七種。 

關於數法，安世高謹守毗曇家的規模，用《增一》、《集異門》等標準，選譯了《五法經》、《七法經》、《十二因緣經》、《十四意經》、《阿毗曇五法經》、《阿毗曇九十八結經》等經論。並在譯文裏帶著解釋，所以道安說《十四意經》、《九十八結經》好像是撰述。當時嚴佛調受到啟發，就「沙彌十慧」引經解說，作成章句。跟著康僧會輯《六度集經》，也有這樣用意。後來道安得著新譯《毗曇》的幫助，對安世高在數法方面翻譯的業績，認識更清楚，因而注釋了《九十八結經》，以為是毗曇要義所在。他還模仿《十慧章句》等，從各經中抄集十法，加以解說，成為《十法句義經》。由此可見安世高譯傳的部派佛教學說在當時發生了相當影響，而到後世還是得到發展的。（呂　澂）

   

二　支婁迦讖（約二世紀）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是後漢桓帝末年（西元１６７年頃）從月支來到洛陽的譯師。他通曉漢語，除了獨自翻譯而外，有時還和早來的竺朔佛（一稱竺佛朔）合作。他譯經的年代是在靈帝光和、中平年間（１７８—１８９），比安世高稍遲，譯籍基本上屬於大乘，內容廣泛；可見他的學問廣博，思想細緻，但他後來不知所終。

   

支讖所譯佛經究竟有幾種，因當時無記載，很難確定，晉代道安著述經錄時，見到的寫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種：１．《般若道行經》十卷（光和二年，即１７９年譯）。２．《般若三昧經》二卷（現存本三卷，譯年同上）。３．《首楞嚴經》二卷（中平二年，即１８５年譯）。其中《首楞嚴經》一種，現已缺佚。另外，從譯文體裁上比較，道安認為像支讖所譯的還有九種：１．《阿闍世王經》二卷，２．《寶積經》（一名《摩尼寶經》）一卷，３．《問署經》一卷，４．《兜沙經》一卷，５．《阿（音同觸ㄔㄨˋ）佛國經》一卷，６．《內藏百寶經》二卷，７．《方等部古品曰遺日說般若經》一卷，８．《胡般泥洹經》一卷，９．《孛本經》二卷。其中後三種現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嚴記》裏提到而為道安所未見的還有一種：《閃真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一卷。

   

總計支讖譯籍現存九種，缺本四種。僧祐《出三藏記集》依據《別錄》加了《光明三昧經》一卷，這是支曜譯本的誤記。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又依各雜錄加了《大集經》等八種，也都出於附會，不可信。

   

支讖譯籍裏比較重要的《般若道行經》和《般舟三昧經》，原本都由竺朔佛傳來，支讖為之口譯。以支讖學識之博，這兩種佛經也應該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譯功專歸於他，並無不可；但從費長房以來，經錄家都說竺朔佛也曾翻譯這兩種佛經，就未免重覆了。那時候的翻譯，因有安世高為先導，遣詞造句都已取得一些經驗，譯文比較流暢，讀來有「審得本旨」之感。不過翻譯的總方針依然是隨順佛說，了不加飾，要求儘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譯文結構上做了一些「因本順旨、轉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極有限的。所以後人辨別他的譯文仍用「辭質多胡音（即多用音譯）」為標準。

   

支讖譯籍的種類恰恰和當時安世高所譯的相反，幾乎全屬大乘，可說是大乘典籍在漢土翻譯的開端。支讖的譯籍反映了龍樹以前印度大乘經典流行實況。例如，他譯的《寶積經》、《阿（音同觸ㄔㄨˋ）佛國經》、《般舟三昧經》都是構成大部《寶積》的基層部分。《道行經》是大部《般若》的骨幹。《兜沙經》又屬於大部《華嚴》的序品。可見印度的大乘經典開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發展的。還有支讖譯出的《阿闍世王經》（異譯本題名《文殊普超三昧經》，道安經錄說它出於《長阿含》不確）、《問署經》（也作《文殊問菩薩署經》）、《內讖百寶經》、《首楞嚴三昧經》，都以文殊為中心，發揮「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對於大乘傳播的重要關係，也屬寶貴資料。

   

對於以後義學發生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道行經》。這因為大乘學說本來以般若的緣起性空思想為基礎，由於這部經的譯出便有了趨入大乘的途徑。又因當時思想界有道家的「無名為天地始」等一類說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論的準備，也就是通過這類思想使般若理論更快地傳播開來（如在支讖的譯文裏譯「波羅蜜行」為「道行」，譯「如性」為「本無」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來傳播般若的）。從此《道行》成為研究佛家學說特別是般若理論的入門之籍。只因它譯文過於簡略，好多義理難得徹底瞭解，引起了朱世行的西行求法，與《道行》同源異流的《大品般若》（魏晉的義學家都將《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陸續有各種異本的譯傳。這就豐富了般若學說的內容，但《道行》始終受到重視。

   

在支讖從事譯經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僑民數百人入了中國籍（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讖傳》）。月支人信仰佛教較早，他們依照原來的習俗，立寺、齋僧，舉行各種宗教活動。其中有支亮（號紀明）從支讖受業，發揚了支讖的學說。佛學的初傳雖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觀混同於方術，可是在已入漢籍的月支民族中仍舊保持其傳統和特點。這對後來佛學傳佈而逐漸接近真相，起了相當作用。（呂　澂）

   

三　支謙（約三世紀）

   

支謙名越，號恭明。他的祖先是後漢靈帝時入中國籍的月支族後裔。他從小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精通漢文，後又兼學梵書，受業於同族學者支亮，通達大乘佛教理論。他對從前那些過分樸質以致隱晦義理的譯本很不滿意。漢獻帝末年，洛陽一帶發生兵亂，他隨族人避亂南渡到東吳。在那裏他得到從事翻譯的機會，從吳黃武元年到建興中約三十年間（２２３—２５２）搜集了各種原本和譯本，未譯的補譯，已譯的訂正。特別是對支讖的重要譯本如《道行》、《首楞嚴》等，著意加以重譯。同時他又幫助從印度來華的維祇難和竺將炎翻譯。傳說他到東吳後曾得到吳主孫權的信任，叫他輔導太子登：後來太子死了，他就去穹隆山過隱居生活，年六十歲卒於山中。

   

支謙的譯述比較豐富，晉道安的經錄裏就著錄了三十部，梁僧祐又據《別錄》補充了六部。慧皎《高僧傳》說有四十九部。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旁搜雜錄增廣到一百二十九部。其中很多是別生或傳抄的異本，不足為據。現經考訂出於支謙翻譯的只有下列二十九部：１、《阿彌陀經》（又稱《無量壽經》）二卷，２、《須賴經》一卷，３、《維摩詰經》二卷，４、《私訶末經》一卷，５、《差摩羯經》一卷，６、《月明童子經》一卷，７、《龍施女經》一卷，８、《七女經》一卷，９、《了本生死經》一卷，１０、《大明度無極經》四卷，１１、《慧印三昧經》一卷，１２、《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１３、《菩薩本業經》一卷，１４、《釋摩男經》一卷，１５、《賴吒和羅經》一卷，１６、《梵摩渝經》一卷，１７、《齋經》一卷，１８、《大般泥洹經》二卷，１９、《義足經》二卷，２０、《法句經》二卷，２１、《佛醫經》一卷，２２、《四願經》一卷，２３、《阿難四事經》一卷，２４、《八師經》一卷，２５、《孛經鈔》一卷，２６、《瑞應本起經》二卷，２７、《菩薩本緣經》四卷，２８、《老女人經》一卷，２９、《撰集百緣經》七卷。

   

在這些佛經裏《了本生死經》，據道安的《經注序》說，原來是漢末譯出，支謙加以注解或修改，道安的經錄便又將它列在支謙譯本之內。黃武三年（２２５）支謙曾請竺將炎譯出維祇難傳來的略本《法句經》（五百偈本），後來又請他根據中本（七百倡本）加以補訂，其間自然也有支謙參加的意見，所以可說是支謙和竺將炎的共同譯本。其次《佛醫經》，情況也相同。另外，《歷代三寶記》載有支謙所譯《四十二章經》一卷，並加注說：「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別錄大概泛指另外一種記錄，決不會是劉宋時代的《別錄》，因為僧祐著作《出三藏記集》時，曾見過《別錄》，並將其中所載的支謙譯本都收在《記集》裏，卻沒有提到這樣一種《四十二章》。所以支謙是否重譯過《四十二章經》尚有問題。最後，《菩薩本緣經》（始見於《歷代三寶記》）和《撰集百緣經》（始見於《大唐內典錄》），雖然原始的記錄出處不明，但從譯文體裁上看無妨視為支謙所譯。

   

支謙除翻譯外，還作了合譯和譯注的功夫。他曾將所譯有關大乘佛教陀羅尼門修行的要籍《無量門微密持經》和兩種舊譯（《阿難陀目怯尼呵離陀鄰尼經》、《無端底總持經》，現已不存）對勘，區別本（母）末（子），分章斷句，上下排列，首創了會譯的體裁（後來支敏度的合《維摩》、《首楞嚴》，道安的合《放光》、《光贊》，都取法於此）。支謙自譯的經也偶而加以自注，像《大明度無極經》首卷，就是一例。這種作法足以濟翻譯之窮，而使原本的意義洞然明白。

   

支謙又深諳音律，留意經文中讚頌的歌唱。他曾依據《無量壽經》、《中本起經》創作了《贊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可惜在梁代以前早就失傳了。後來連《共議》一章梵唄也絕響了，現在只能想像那三契或者即是《無量壽經》裏法藏比丘贊佛的一段和《瑞應本起經》裏天樂般遮之歌及梵天勸請的兩段而已。他這一創作對贊唄藝術的發展有相當影響。被稱為始制梵唄的陳思王曹植，可能是受了般遮瑞的啟發而有《瑞應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構，成為學者之所宗。

   

支謙翻譯的風格，對後來佛典翻譯的改進，也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對譯文尚質的偏向，主張尚文尚約應該調和。這當然是為了更好的暢達經意使人易解的緣故。深知翻譯甘苦的人，像後來的支敏度就很能瞭解他。支敏度給予他的翻譯文體的評語是：「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假使他不能深刻的明瞭原文本意，譯文就難恰到好處。看他所改譯的《大明度無極經》，對般若「冥末解懸」的宗旨是比支讖《道行》更能闡發的。他用「得法意而為證」等譯語，雖借用了道家「得意忘言」的說法，但般若「不壞假名而說實相」的基本精神，他已經掌握到了（因此，他的自注說「由言證己，當還本無」。本無即指的實相）。他翻譯的《維摩詰經》，充分表現了大乘佛教善權方便以統萬行的精神。後來羅什門下雖對他的翻譯還嫌有「理滯於文」的不足處（見僧肇的經序），可是仔細將羅什重譯的《維摩經》相對照，不少地方都採用謙譯，述而不改，足見支謙譯風已遠為羅什的先驅。不過，在拘泥形式的學人看到支謙儘量刪除梵本的繁複而各取省便，又竭力減少音譯到最低程度，以至有時連應存原音的陀羅尼也意譯了，不免有些反感。像後來道安就說他是「斲鑿之巧者」，又以為「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這是從另一角度的看法。要是從佛典翻譯發展的全過程來說，由質趨文，乃是必然的趨勢；支謙開風氣之先，是不能否認的。

   

另外，支謙的譯文風格也很適合於佛傳文學的翻譯，因而他繼承了漢末康孟祥譯《修行本起經》那樣「奕奕流便足騰玄趣」的傳統，更翻出了《瑞應本起經》。這一翻譯不但豐富了佛傳文學的內容，而且通過贊唄的運用影響到後來偈頌譯文的改進，也是值得提出的。（呂　澂）

   

四　朱士行（約三世紀）

   

朱士行是曹魏時代穎川地方人。少年出家，時當嘉年中（２４０—２５３）曇柯迦羅傳來《僧祇戒本》，並創行羯磨受戒。他依法成為比丘，與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為僧的有別。從這一點上，後人也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他出家後，專心精研經典。當時最流行的譯本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陽便常常講此經。但《道行》的傳譯者理解不透，刪略頗多，脈絡模糊，時有扞格。他慨歎大乘裏這樣的要點竟譯得不徹底，就發願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甘露五年（２６０），他從長安西行出關，渡過沙漠，輾轉到了大乘經典集中地的于闐。在那裏，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餘萬字（二萬餘頌）。因受到當地聲聞學徒的種種阻撓，未能將經本很快的送出，直到太康三年（２８２）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譯法饒）送回洛陽。又經過了十年，元康元年（２９１）才在陳留界內倉垣水南寺由無叉羅和竺叔蘭譯出。而士行本人終生留在西域，八十歲病故。

   

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上看，朱士行可說是第一人。那時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沒有人引導，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達到了目的。他為法熱忱可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得的經典雖只限於《放光般若》一種，譯文也不完全，但對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譯本風行京華，凡有心講習的都奉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詳）使人到倉垣斷絹謄寫，取回中山之時，中山王和僧眾具備幢幡，出城四十裏迎接，可謂空前盛況。一時學者像帛法祚、支孝龍、竺法蘊、康僧淵、竺法汰、於法開等，或者加以註疏，或者從事講說，都借著《放光》來弘揚般若學說。

   

就因為朱士行求法故事動人，後人更偽託有《朱士行漢錄》的經錄著作。此錄在隋初即已散失，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從當時所見幾種南北朝時代經錄裏轉引了二十五條，可看出它的特徵是對漢代各譯家的重要翻譯都臆造了翻譯年代，又有些譯家像竺法蘭、康巨等也獨有它的記載。後唐代法琳《破邪論》更引用了《朱士行錄》說秦始皇時即有印度沙門來華傳法。由這些資料看《朱錄》是有意地表明佛法東傳之早，並對幾個有問題的早期譯家像迦葉摩騰、竺法蘭等說得那樣斑斑可考，這大概是南北朝時代的佛徒為了和道家校論教興年代的先後，偽造了這部經錄。現在對它的鑒別還是很重要的。（呂　澂）

   

五　竺法護（約三、四世紀間）

   

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察（察，一作剎），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原來以支為姓，八歲依竺高座出家，以後從師姓竺。他博學強記，刻苦踐行，深感當時（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視寺廟圖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經典的傳譯，因此決心宏法，隨師西遊。他通曉西域各國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經典原本，回到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２６６—３０８），譯出了一百五十餘部經論。武帝末年（２７４頃），他曾一度隱居山中，隨後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聲名遠揚，各地僧俗從學的達千餘人。他又去各地宏化，並隨處譯經。晚年，行蹤不詳。據說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法護因原居敦煌，化洽各處，時人又稱他為敦煌菩薩。後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讚他「德居物宗」，並將護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當時存在的寫本是九十五部。其後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現經重新對勘，實係法護翻譯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經典。另有十種法護譯本已認為散失了的，現經判明仍然存在，但誤題為別人所譯。這十種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般若三昧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婁迦讖譯）、《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溫室浴洗眾僧經》一卷、《迦葉結經》一卷、《楏女耆域因緣經》一卷、《大六向拜經》一卷（上五種舊題為安世高譯）、《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遊四衢經》一卷（舊題康孟祥譯）、《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謙譯）。

   

法護的譯本有《般若》經類，有《華嚴》經類，有《寶積》經類。有《大集》經類，有《涅槃》《法華》經類，有大乘經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類，又有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的局面。道安說：「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法護）所出，真眾生之冥梯」（見《漸備經敘》）。僧祐也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見《出三藏記集‧法護傳》）。至於法護的譯風，忠實於原本而不厭詳盡，一改從前譯家隨意刪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譯本形式上是「言準天竺，事不加飾」，而給人以「辭質勝文」的印象。用作對照異譯的資料，對理解經義的幫助很大。道安稱讚他譯的《光贊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補益」、「所悟實多」（見《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又說他譯的《漸備經》「說事委悉」、《興顯經》「辭敘美瞻」、更出《首楞嚴》「委於先者」（均見《漸備經敘》），都對義理研求有相互啟發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護譯本《維摩經》、《首楞嚴經》分別對照舊譯，編成「合本」，便利於學者的兼通）。另外，法護譯出《正法華經》，為《法華》最初的全譯本，經印度沙門竺力和龜茲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訂，又由法護向一些學徒「口校詁訓，講出深義」，並還在檀施大會中日夜講說（見《正法華經後記》）。他這樣熱心弘揚《法華》，對於其後鳩摩羅什新譯本的流通，創造了條件。法護其他譯本有影響於後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護的譯經工作中，有許多助手為他執筆、詳校。其中著名的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百虎、虞世雅等。聶承遠父子對法護譯事幫助最大，他們承旨筆受而外，並還常常參正文句。像法護所譯《超日明三昧經》，原稿文句繁重，聶承遠即曾加以整理刪改。又法護譯缺本中有《刪維摩詰經》，似乎也是承遠所刪的。承遠的兒子道真通達梵語，並擅長文學。他參加法護的譯事，積累了經驗，在法護死後更獨自翻譯了一些小部經典。他又將法護的譯籍編成目錄，即後世所稱《聶道真錄》（有時也稱《竺法護錄》）。據長房錄轉印的資料看，此錄記載法護的存缺譯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譯《方等泥洹經》），其時或者是道真參加譯事之始。

   

法護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無幾。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護為沙彌，富於悟解。太康年間，他筆受《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等，後來在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對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學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隱居山林、講究實踐而知名於當世。還有竺法首，於元康年間筆受《聖法印經》。（呂　澂）

   

六　竺佛圖澄（２３２—３４８）

   

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氏（以姓氏論，應是龜茲人）。九歲在烏萇國出家，清真務學，兩度到罽賓學法。西域人都稱他已經得道。晉懷帝永嘉四年（３１０）來到洛陽，時年已七十九。他能誦經數十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無能屈者。他知見超群、學識淵博並熱忱講導，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調、須菩提等不遠數萬里足涉流沙來從他受學。此土名德如釋道安、竺法雅等，也跋涉山川來聽他講說。《高僧傳》說他門下受業追隨的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及一萬。教學盛況可見。

   

他又重視戒學，平生「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並以此教授徒眾；對於古來相傳的戒律，亦復多所考校。如道安《比丘大戒序》說：「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之譯人考校者□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

   

但《僧傳》中敘述他的神通事跡頗多，說他志弘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徹見千里外事，又能預知吉凶，兼善醫術，能治痼疾應時瘳損，為人所崇拜。他的義學和戒行反為神異事跡所掩。

   

他到了洛陽之後，本想在洛陽建立寺院，適值劉曜攻陷洛陽，地方擾亂，因而潛居草野。永嘉六年（３１２）二月石勒屯兵葛陂，準備南攻建業。這時佛圖澄因石勒大將郭黑略的關係，會見了石勒。澄勸他少行殺戮。當時將被殺戮的，十有八九經澄的勸解而獲免。澄對於石勒多所輔導，石勒既稱帝，事澄甚篤，有事必諮而後行。石勒卒，石虎廢其子石弘而自立稱天王，對澄更加敬奉。朝會之日，澄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又敕司空李農每日前往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往朝謁。後趙建武十四年（３４８）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年一百一十七歲。

   

佛圖澄既在趙推行道化，所經州郡，建立佛寺，凡八百九十三所。其教誨甚誠篤。石虎的尚書張離、張良家富奉佛，各起大塔。佛圖澄斥其貪吝積聚，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可希問石虎曰：「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由此可知他的教導注重在勵行慈濟，當時群眾由於他的影響奉化，競造寺宇，相率出家。但其中品類雜濫，生出了許多事故，石虎也認為「今沙門甚眾，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而下書囑中書命「簡議真偽」。可見當時佛教雖暢行，雜亂情形也自此而盛。

   

佛圖澄的著名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佛圖澄的學說，史無所傳，但從他的弟子如釋道安、竺法汰等的理論造詣來推測佛圖澄的學德，一定是很高超的。其弟子釋道安博學多才，通經明理，最為傑出。其所注經理淵富，妙盡深旨。經義克明，自安而始。《高僧傳》說：道安初到鄴地，入中寺遇佛圖澄，澄一見安便加以賞識，相語終日。眾人見安形貌不稱，全都輕怪。澄告眾說：此人遠識，非爾等可比。安因事澄為師。澄講學時，安每復講。眾人紛紛提出疑難，道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四座都震驚。於此顯示澄對道安授以心傳和教學的善巧。致使道安所證的經義和後來羅什譯出的經旨符合，因而使佛法大顯於中土（《魏書‧釋老志》）。《高僧傳》卷八《義解論》說：「釋道安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餘輝，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湧泉猶注，實賴伊人。」又《水經注》稱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苻堅、慕容德、姚興對於朗公皆很尊敬。苻堅時沙汰眾僧，特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昆侖一山不在搜例。」到唐時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尚敘僧朗居泰山金輿谷許多事跡。可見僧朗是受到群眾尊重的。竺法雅妙達精理，研測幽微。與康法朗創立格義。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比丘尼安令首是石趙時兵部令徐沖的女兒，從佛圖澄和淨檢尼受戒。博覽群籍，思致淵深。她曾造五寺，從她出家的有二百餘人。這些人既然都是一代英傑，則其師的學問就可知了。（周叔迦）

   

七　道安（３１２，一說３１４—３８５）

   

道安，是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生於東晉懷帝永嘉六年（３１２），卒於孝武太元十年（３８５），年七十四（一說年七十二）。

   

道安出生於常山扶柳縣（今河北省冀縣境）的一個讀書人家裏。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因為形貌黑醜，不為他的剃度師所重視，叫他在田地裏工作，而他一點沒有怨色。幾年之後，才向剃度師要佛經讀，由於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還准許他出外任意參學。大約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東晉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趙的鄴都（今河南省臨漳縣境）遇見了佛圖澄。佛圖澄一見到他就非常賞識，對那些因他醜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不是你們所能及。因而他就師事佛圖澄。

   

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道安在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鄴都，十三、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講說，並且解答了許多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

   

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３３５），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澤（今臨汾縣境）去住。□澤地方很偏僻，可以暫避兵燹之禍，因此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先後冒險遠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有關禪觀方面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和《大十二門經》，並作了注解。

   

道安在□澤住了不久，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今河北省涿鹿縣境），與僧光等相敘。僧光對於禪定極有研究，是道安還沒有受具足戒時的老朋友，相見之後就住下來互相研討。這時道安已經放棄了「格義」，他和僧光的一段辯論很為珍貴。《高僧傳‧僧光傳》說：「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教理，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認為格義是先達傳下來的一種方法，只可應用，不必再問是非。道安就不以為然，他以為弘揚教理，首先要求正確，先達不先達的問題可以不必理會。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也可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

   

《高僧傳》說，石虎死後（東晉穆帝永和五年，３４９），石遵在位的時候，曾經派中使請道安返鄴住華林園，並廣修房舍，但為時一定不會很久，因為石遵在位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殺，道安大概就在那個混亂的時候率眾去鄴都西北的牽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內弘化，並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這時，社會紊亂人民痛苦到了極點，而道安率眾行道精進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裏面，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因此「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慧遠也在這個時候從他落發出家。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德化，派專人請他去講經。後來又回到鄴都，住受都寺，當時他年已四十五歲。

   

那時石趙滅亡已八年，冉閔和慕容雋的混戰也已經結束，慕容雋雖在鄴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戰亂不息，元氣未復，《高僧傳》說「天災旱蝗，寇賊縱橫」，「人情蕭索」，道安不得不率眾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過黃河到達河南省的陸渾縣（今嵩縣境）。當慕容雋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時候，習鑿齒從襄陽致書道安，請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學、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他為廣布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襄陽，先住在白馬寺，後又創立檀溪寺。

   

襄陽在那時還屬於東晉，社會環境比較安定，道安在那裏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發展事業的機會。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五說：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這是關於考校譯本、注釋經文方面的事業。同書卷二云：

   

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風，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法輪屆心，莫或條敘；愛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

   

這是創制《眾經目錄》的事業。中國佛教界有了這樣的註疏和經錄，才能承先啟後，循著正軌發展。否則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即使後來有了像鳩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像僧肇那樣的大學者，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

   

道安在襄陽，除了從事佛學的研究與著述外，每年還講兩次《放光般若經》，《高僧傳》說「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可見當時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云：

   

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道安法師所制定的這些軌範，在當時已見到很好的效果。如習鑿齒致謝安書中有云：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威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高僧傳》卷五）。

   

這是習鑿齒親自所見的事實。道安的風範對當時佛教界的影響一定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東晉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楊弘忠、郤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請他去開示，有的供養食米千斛，有的送銅萬斤。他創立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可見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堅是東晉的敵人，也遣使送來外國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為了莊嚴檀溪寺。東晉孝武帝曾經下詔書表揚道安，並且要當地政府給他像王公一樣的俸祿。這都說明道安在襄陽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３７９），苻堅遣苻丕攻佔襄陽，道安和習鑿齒皆被延致。苻堅並認為襄陽之役只得到一個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為習鑿齒。苻堅既得道安，就請他住在長安五重寺，時年六十七。

   

道安在長安的七、八年當中，除了領導幾千人的大道場，經常講說之外，最主要的是組織翻譯事業。如曇摩難提翻譯《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論》，僧伽提婆翻譯《阿毗曇八犍度論》，鳩摩羅跋提翻譯《毗曇心論》、《四阿鋡暮抄》，曇摩鞞翻譯《摩訶缽羅蜜經抄》，耶舍翻譯《鼻奈耶》，他都親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有時對於不正確的譯文還加以考正或勸令重譯。他在《摩訶缽羅蜜經抄序》上所說的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經驗之談，為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據《高僧傳》卷五說，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道安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才改姓釋氏。又他廣博的學問和文學的素養，成為長安一般衣冠子弟請教的目標，當時有「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的諺語，可以想見他為社會所推重的情形。因此當苻堅要想進攻東晉，朝臣勸諫無效的時候，大家又請安乘機「為蒼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堅同車的機會中進言規勸，而苻堅不聽，終至敗亡。

   

苻堅建元二十一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３８５）二月，道安圓寂於長安五重寺。

   

道安的著作，現存的除了收於各大藏內的《人本欲生經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記集》所收錄的經論序十四篇，又同《集》標名未詳作者而可肯定為道安所作的經論序七篇，和同《集》的《綜理眾經目錄》原文兩段；此外還有《鼻那耶經》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還很多。

   

道安的著作現存的不多，對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說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盡之義」，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科判。吉藏《法華義疏》講到註疏的體例時，有「預科起盡」的說法；良賁《仁王經疏》說：「昔有晉朝道安法師，科判諸經以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師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經的內容分章分節標列清楚，研究起來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環節；同時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對於每一個名詞或每一種句義加以分析推詳，自然就「文理會通，經義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經本，考校異同方面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如《漸備經十住胡名並書敘》說：

   

……《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勤以為意。……《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在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賴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為深恨，若有緣便盡訪求之。

   

從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運用資料方面是非常熱心和認真的。他就以這樣的治學方法進行研究和撰寫著作，養成佛教界樸實謹嚴的學風，開創了純正的佛學研究。因此道安的學說在當時起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論疏》說：「安法師立義以性空為宗，作性空論；什法師立義以實相為宗，作實相論。是謂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說：「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以來，雖日講肄，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對於道安法師的學說都備加頌揚，也的確是函蓋相稱的。

   

關於道安的學說，大約可以從戒定慧三個方面來談。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廣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譯的十卷《鼻奈耶》，他認為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無論在家出家都應以戒為基礎。他又以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說，為了眾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由此可見，道安在戒律方面雖然很嚴正，而並不是膠柱鼓瑟、偏執不通。

   

道安的親教師佛圖澄以神變見稱，而神變出於禪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禪定止觀，不能不說是受了佛圖澄的影響。他認為禪修達到高深的境界時，「雷霆不能駭其念，火燋不能傷其慮」（《人本欲生經注》），同時還能夠發生種種神變（《安般注序》），但它並不是禪修的真正目的。禪修的真正目的在於契入「無本」（即本無）、「無為」而「開物成務」。開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務是無事而不適（《道地經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從禪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盡性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僅僅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大十二門經序》說：「明乎匪禪無以統乎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有也。」這就說得非常明白。習鑿齒致謝安書，稱讚道安法師「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從這裏去理解，就更覺意味深長了。

   

又佛圖澄的教理以般若為宗，道安自始就重視《般若經》的研究。他認為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單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開繁複的文句體會它的精神實質（《道行經序》）。有了這樣的體會，才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或本無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名僧傳抄‧曇濟傳》），也才能把第一義諦與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合放光光贊略解序》（譯意）說：

   

沒有智慧則無往而不生窒礙，終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為八萬四千塵勞門。有了智慧則無往而不發生良好的作用，終日所言無不合理，故為八萬四千波羅蜜。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平常所說的「舉足下足皆道場」，或者「頭頭是道」，也不外乎這個道理。那末，道安雖然處在般若弘傳的初期，而對於般若性空的義理的確是已經有了相當正確的瞭解了。

   

戒定慧三學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見解；因此他在中國佛教史上，不但是傑出的學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當時起過典範的作用，也為後來佛法的弘傳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中國佛教信徒永遠紀念著他。（巨　贊）

   

八　支遁（３１４—３６６）

   

支遁，是晉朝名僧，號道林，俗姓關，陳留人。亦說河東林慮人。約晉愍帝建興二年（３１４），他出生在一個佛教徒的家庭裏。幼年時期即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時，他同一些名士如王濛、殷融等有來往，並備受賞識。在餘杭山隱居時，他研究《道行般若》等經典。二十五歲出家。其後他回到吳地建立了支山寺。後來他去剡地（今浙江嵊縣）經會稽郡時，與王羲之晤面，王請他住在靈嘉寺。以後移到石城山，立棲光寺。晉哀帝即位（３６２）以後，曾屢次派人征請。他於是又到建康，住在東安寺。在晉京停留將近三年，上書請求回山，哀帝應允並給了他很優厚的饋贈和照顧。太和元年（３６６）去世。

   

魏晉時代老莊的玄學極盛行，佛教僧侶有的也加入了清淡的行列，佛經也成了名士們的清淡之資，而支遁幾乎是這種風氣的代表人物。因而支遁一生交往的名士很多，名士也喜歡和他來往，並且非常推崇他。在以記載清談家言行為主的《世說新語》中，關於支遁的記載就有四十多條。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談家條件雜揉老釋的僧人，他對於清談家最為宗奉的典籍《莊子》更有獨到的見解。對於《莊子》的《逍遙遊》篇尤能獨抒己見，曾為當時名士王羲之等所欣賞。

   

他的生品習好，也帶著當時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風趣。《世說新語》記載他曾養馬養鶴，他擅長草書隸書，詩也寫得不錯。《廣弘明集》收錄他的古詩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帶著濃厚的老莊氣味。

   

支遁在內典之中，對《般若經》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過《般若》。後來又經常辯論、講誦《般若》。他所著的論文中可視為支遁般若義的代表作是《即色遊玄論》。此論已經亡佚，在慧達《肇論疏》中有所證引：「吾以為即色是空，非絕滅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雖色而空。如知不自知，雖知而恒寂也。」《中論疏記》引《山門玄義》，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而寂。」其義又見於《支遁集‧妙觀章》：「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有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他這些話的大意是：所謂色不自色者，即明色法無有自性。亦即謂其色雖有，而自性無有，亦即是空。無體，故曰：「色復異空」。非別有空，故曰：「色即是空」。既主色無體，無自性，則非色像滅壞之後，乃發現空無之本體，故曰：「非色滅空」。後人對即色義雖有不同的看法，但支公所論要不失為一家之言。

   

他又著有《釋即色本無義》、《道行指歸》（並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原書已經亡佚，但由書名推測，一定也是解釋《般若》的作品。此處還有《聖不辯知論》、《辯三乘論》、《釋蒙論》等，也都亡佚。他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異同，加以研討，作《大小品對比要鈔》。但原書也不存在了。《出三藏記集》卷八還保存著這部書的序。

   

此外，他也曾注意過禪學，撰寫過《安般經注》及《本起四禪序》。又曾致力於《本業經》，《出三藏記集》收錄他的《本業略例》、《本業經注序》。又曾講過《維摩詰經》和《首楞嚴經》。

   

他又是主張頓悟的一個人，南齊劉虯《無量義經序》論頓悟說：「尋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支法師傳》：「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由於他主張到第七地生起頓悟，七地以上尚須進修，因此又稱為「小頓悟」。如慧達《肇論疏》說：「第二小頓悟者，支道林師云，『七地始見無生』。」

   

他的集子《隋書‧經籍志》著錄八卷，加注說：「梁十三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讀書敏求記》和《述古堂書目》就都作兩卷了，可見此書缺佚已久。現存的清光緒年邵武徐氏刊本《支遁集》有兩卷，附補遺一卷。（張建木）

   

九　僧伽提婆（約四世紀）

   

僧伽提婆（華言眾天），本姓瞿曇氏，北印度罽賓人。他出家以後，遠訪明師，學通三藏，尤精於《阿毗曇心論》。又經常頌習《三法度論》，奉為入道的要典。他於苻秦建元年間（３６５—３８４）來長安，他的氣度開朗，舉止溫和，又洞察物情，誨人不倦，信眾都樂於親近。建元十五年（３７９），高僧釋道安也來長安，備受苻堅敬重；道安當時年垂七十，仍極力獎勵譯書。還有苻堅的秘書郎趙正（後出家名道整），崇信佛法，極力護持譯事。時車師前部（吐魯番）王彌第的國師鳩摩羅佛提，罽賓沙門僧伽跋澄和曇摩蜱，兜佉勒沙門曇摩難提等先後來到長安，其地漸形成新起的譯經重鎮。建元十九年（３８３），僧伽提婆應道安的同學法和之請，譯出《阿毗曇八犍度論》三十卷，並與曇摩難提一同協助僧伽跋澄譯出《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十卷。這是他們學有相通之處，故彼此互相幫助。建元末，發生慕容沖之亂，經數年才略定。提婆與法和召集門徒同往洛陽，研講經論。提婆在那裏住了四、五年，已漸解華語，才知道前譯多違失本旨。法和也追恨以前的疏忽，乃重新校勘了《八犍度論》的譯本。不久，法和聞知長安在姚秦統治之下法事重興，決再入關，而提婆則渡江南遊，遂彼此分道。時道安的高足慧遠住在廬山，以南地佛典未備，特注意搜羅。聽說提婆南來，就迎請到山中。東晉太元十六年（３９１），提婆於廬山般若台譯出《阿毗曇心論》四卷、《三法度論》兩卷，慧遠都作了序文。隆和元年（３９７），提婆到了晉都建康（今南京市），受到王公和名士們的尊敬。尚書令王珣曾建立精舍，廣招學眾，準備譯經。至是延請提婆於其精舍講《阿毗曇》（當是《心論》），一時名僧都來聽受。提婆既精熟論旨，解義又極明晰，聽眾悅悟。其年冬，王珣以苻秦建元末曇摩難提在長安所譯《中阿含》、《增一阿含》文義不盡，未得校定，乃集在都義學沙門惠持等四十人，組織譯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經》六十卷，隨後又校改了《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開元錄》以為提婆重譯，實誤）。提婆來華多年，備悉方俗，加以他為人從容機警，善於談笑，所以在江南名盛一時。晚年情況不詳。

   

提婆的翻譯，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在長安、洛陽所譯所校的為《阿毗曇八犍度論》（唐譯作《阿毗達摩發智論》）。後期先在廬山譯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兩論。後在建康又譯校了《中》、《增一》兩種阿含。另據《歷代三寶記》所載。他還譯有《教授比丘尼法》一卷，已經失傳。總計他所譯校的經論，共六部，一百四十八卷。參加他的譯事的，最初有竺佛念，次有法和、僧伽羅叉和道慈等。佛念、涼州人，少好遊方，通華梵音義，苻、姚兩代西僧來華弘化，大都由他傳譯。提婆初翻《八犍度論》，即由他傳譯，慧力和僧茂筆受。法和是道安的同學，同時又是繼道安盡力幫助譯經的人，提婆所譯《八犍度論》的整理改定，都得他的幫助。提婆後在建康譯校《中》、《增》兩阿含時，由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宣讀梵本，道慈筆受。

   

提婆生於說一切有部的根據地罽賓，他所傳習的，主要是有部之學，但非有部的正統。提婆出家後曾遠道去各地參學，以故他所習的並不囿於罽賓的傳統。他專精的是《阿毗曇心論》，而經常誦習的是《三法度論》。《心論》的作者法勝，相傳是縛瑀國人，其地或即縛羯國，遠在罽賓之西北；本論對於《發智》舊說頗有重加組織之處，其中的一些立義還與譬喻師之說相通，這些在正統的婆沙師看來，是屬於外國師之說的。又《三法度論》的作者是世賢，其說即為後來犢子部賢胄派所宗。從這些都可說明提婆所傳之學不限於正統的有部。但在當時諸譯師中，提婆仍不失為弘傳有部毗曇的一大家。他不但傳譯毗曇，而且善於講解。他先在長安、洛陽，雖曾譯講過毗曇，以時值變亂，又因譯文未善，故收效不多。後南至廬山，應慧遠之請，譯出他所專精的兩部論書，復經慧遠推重提倡，在廬山的諸名僧都相從研習，於是他所傳之學遂風靡一時，公認為頭一個來中土弘傳毗曇的學者。他所譯的《三法度論》，還介紹了犢子部勝義我雖執受五蘊而有解脫可能之說，對於慧遠一系的主張和實踐，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其後他又在建康講《阿毗曇心論》，遂開南地毗曇學的端緒。至於《中》、《增》兩阿含，為有部四阿含最初傳來的完本，都由提婆加以正確的譯訂，這也是中國譯經史上值得記載的。（遊　俠）

   

一○　慧遠（３３４—４１６）

   

慧遠，本姓賈氏，晉雁門樓煩（今山西省崞縣東部）人。他從小好學，十三歲（３４６）就隨從他的舅父遊學洛陽，習儒家典籍，及老、莊之學。二十一歲時（３５４），他原想到南地從豫章名儒范宣子去隱居，適值戰事，道路不通，沒有成行。時高僧釋道安在太行恒山建寺弘法，名聞各地，他前往參見，極為推崇，從之出家。從此，他常以立宗弘法為己任。勤誦精思，晝夜研習，對於道安所倡弘的般若之學特有會心，登壇講說，聽眾悅服。道安也特加器重他，認為佛法在中土，將因他而得到更好的弘傳。晉哀帝興寧三年（３６５），他隨道安南遊樊沔。孝武帝太元三年（３７８），襄陽被苻秦軍隊攻陷，道安為秦軍所獲。慧遠帶著徒眾南行，到了潯陽（今江西九江市），愛匡廬峰林清靜，就定居下來。他初住匡山龍泉精舍，別置禪林，帶領徒眾修道。

   

慧遠繼承其師道安的遺志，熱忱弘法，有感於南地佛典未備，特遣弟子法淨、法領等西出流沙，遠求眾經。聞有西僧來華，便殷勤咨訪。太元十六年（３９１），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南遊到了潯陽，他就迎之入山，請譯《阿毗曇心》、《三法度》兩論，並為兩論作序，標舉宗旨，推重提倡，遂開南地毗曇學的端緒。安帝隆安五年（４０１），龜茲沙門鳩摩羅什到了長安，他即遣人致書通候，後常向羅什尋問經典和大乘深義。羅什亦贊許他的好意，往返酬答，互相切磋。原在廬山親近他的道生、慧觀等，都受了他的影響，相繼北行入關向羅什問道。晉室重臣桓玄，威振一時，過潯訪晤，欽佩慧遠之為人，致書請他罷道從政，他答辭堅決，不為所動。玄後下令甄別眾僧，加以裁汰，獨尊「廬山為道德所居」，視為例外。又欲令沙門一律對王者盡敬，先寫信給慧遠，徵求意見。他懇切作答，提出異議，同時撰《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桓玄終於感悟，沒有堅持執行。這次爭議，在中土僧史上留下了極深遠的影響。當時名僧多聚居廬山，各地清信之士，亦多望風來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都來廬山從慧遠遊止。元興元年（４０２），他率眾於精舍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立誓，期生淨土，結白蓮社，一時參加的達一百二十三人。義熙元年（４０５），鳩摩羅什在長安譯《大智度論》一百卷告成，姚興特遣送論書，請他作序。他以此論文繁義隱，不易研習，乃加以刪節，約為二十卷，並為序文，以便初學。先是罽賓律師弗若多羅在長安譯出《十誦律》，沒有譯完而去世。慧遠聽說有曇摩流支來華，亦精於律藏，就致書勸請補譯，由是《十誦律》得有完備的譯本。他又一再遣使到長安，迎中印禪師覺賢到廬山，勸請傳出禪經。及知覺賢在長安因誤會被擯，他就寫信給姚興和長安僧眾，為之調解，使所傳之學繼續在南地弘播，不受影響。由是中觀、戒律、禪、教諸典以及關中勝義，都仗慧遠的熱心而流播南地。

   

慧遠隱居廬山，歷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市，平時經行、送客常以虎溪為界。義熙十二年（４１６）卒於東林寺，年八十有三。潯陽太守阮侃，在廬山西嶺營壙安葬，門下著名文士謝靈運為撰文立碑。廬山東林寺就因為曾經是慧遠率眾行道之所，遂成為中國著名的佛教淨土宗發源地之一。

   

慧遠從道安受學，長於般若。他在荊州時曾據師義破斥道恒所執「心無」之說。既定居廬山，感慨南地佛典未備，多方訪求，所涉頗廣。僧伽提婆在廬山譯講毗曇，極推重《三法度論》，慧遠於此書亦很有領會。自是，他的思想常出入於空有之間，在他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明報應論》諸篇上，都可略見其宗旨。他對於佛家視為宗極的涅槃，理解作「生絕神冥，形盡神存」的境界，其所謂「神」，即是精極為靈，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因此也不可能以語言來表達。又說人生由化而有，形和神雖各殊，而相與為化則渾為一體；然形只是桎梏，而神卻有暗中轉移的妙用，可以從這一形體相迭傳附於另一形體，有如火之可由此薪傳於異薪一般。火薪相傳這個比喻在當時原為常談，而他開始用傳於異形來解釋，具有自此傳於彼的意義。這和犢子部執勝義我為不可說法，雖執受五蘊而又有解脫可能之義很相近，顯然是受了僧伽提婆譯講《三法度論》的影響。他說到入道之要，則主張依悟徹以求反本。所謂反本，意指不以情累其生，不以生累其神。而欲遣除塵累，必有待於運用禪觀，究生化之源，永息流轉，使神靈絕境，這就是所謂悟徹。他在廬山昏曉行道，致力禪觀，祈向淨土，都可視為他基於這一思想的實踐。後來，他接觸到羅什的譯籍，又迎請覺賢傳出禪經，研習中觀，兼究寂照相濟的說法，很得歸宗無相之旨。但他晚年談到法性無性和禪智究竟時，仍舉火傳不息，以及形累、神化等說，可見他的根本思想還是保留著，沒有完全改變。

   

慧遠初事道安，即以建立教法宏綱為己任，以後他更推廣此意，欲根據教法移風易俗。他以為出家的人號為沙門，在於能破習俗的愚暗教導有情轉向覺道。因而主張出家修行，即和處俗一切以世法為準則的有所不同，應高尚行事，不敬王侯，才能變俗以達其道。而化導世俗，在先示以罪福報應，使知去惡從善，期易於啟發覺意。他自己隱居廬山率眾行道，以身作則，在當時確已獲得相當的影響。特別是他所主張的，以罪福報應導俗和以禪觀念佛入真的見解，對於後世的影響尤其深遠。像他所倡行的念佛法門，原是用觀想功夫，到了曇鸞以後就側重稱名，形成淨土一宗。導俗入真，固不能逸出於慧遠的遺規，所以後人們追奉他為淨土宗的初祖。

   

慧遠的著述見於著錄的，有《大智度論要略》二十卷，《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並《羅什答》三卷，《法性論》兩卷，《集》十卷。現僅存《問大乘深義》，改名《大乘大義章》，其餘都已散失。惟《出三藏記集》、《弘明集》、《高僧傳》和《廣弘明集》都收載有他的一部分論、序、贊、書。

   

慧遠的門下頗多，以隨他一同出家的慧持，及弟子慧觀、僧濟、道祖、曇邕、僧徹最為著名。慧持係慧遠之弟，十八歲隨慧遠共事道安，後同居廬山。曾到建康，參校《中阿含經》譯文。隆安三年（３９９）入蜀為成都道俗所推重。義熙八年（４１２）卒於成都龍淵寺，年七十有六，遺囑誡勉務嚴律儀。他的近侍弟子道泓和曇蘭，都能傳經繼軌。慧觀本姓崔，清河人，少年出家，遊方參學，中年以後到廬山從慧遠受業。羅什入關，他又北遊諮訪異同，辨勘新舊，精思入微，撰《法華宗要序》，深得羅什稱許。後隨覺賢同到廬山，又一同到荊州，轉赴建康住道場寺。他精通《十誦》，廣習諸部。著有《辨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十喻序贊》及諸經序等，卒年七十有一。僧濟，通大小諸經及世典，長於講說，太元中入廬山受學，特蒙慧遠賞識。後以感疾，專志淨土，卒年四十有五。道祖，吳國人，少就台寺依支法濟出家，精勤務學。後與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受戒，慧遠稱其易悟。道流撰《諸經目》，未就而卒，他為之完成。曾至建康瓦官寺講說。憤桓玄欲使沙門禮敬王者，還歸吳地台寺。玄欽重其為人，令郡官送他來京，他託病拒絕，元帝元熙元年（４１９）卒於台寺，年七十有二。曇邕本姓楊，關中人，少仕苻秦為衛將軍，曾隨軍南征，後回長安從道安出家。道安逝世，即南遊師事慧遠。不避辛勞，為慧遠入關致書羅什，往返傳達，十餘年間不負使命，廬山和長安在當時能聲氣相通，全賴他出力，後卒於荊州竹林寺。僧徹本姓王，寓居襄陽，年十六入廬山受業，遍學眾經，尤精般若，講《小品》詞旨明析，為同學所推服。他兼長賦詠，落筆成章，慧遠以散亂之言皆屬違法，遂不復作。後南遊荊州，歷住江陵五層寺、琵琶寺，一時名流多從受戒法。劉宋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卒，年七十。此外，曇順，黃龍人，少曾從羅什受業，後師事慧遠，長於義學。南蠻校尉劉遵在江陵建竹林寺，物色住持，慧遠特命他前往。其弟子襄陽僧慧傳其學，善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諸典，齊初任荊州僧主，和當時名僧玄暢，並稱黑衣二傑。法安，以戒行著，兼習禪業，善講說眾經。慧要，通經律，尤長巧思。以廬山缺乏刻漏報時，他就山泉創制十二葉芙蓉，順著泉水流轉以定晝夜六時，未嘗差失；傳說他嘗作木鳶，能飛行數百步。道汪本姓潘，長樂人，綜習經律，尤精《涅槃》，後被迎住武擔寺為僧主。道溫本姓皇甫氏，安定朝那人。初師事慧遠，後北遊長安問學於鳩摩羅什，善大乘經，兼通數論。劉宋孝建間（４５４—４５６）被召住宋都中興寺，大明年間（４５７—４６４）任宋都僧主。曇詵，長於義學，著有《維摩注》及《窮通論》等。（遊　俠）

   

一一　鳩摩羅什（３４３—４１３）

   

鳩摩羅什（華言童壽），龜茲人。他的先代本出婆羅門族，在印度世襲高位。他的父親鳩摩羅炎，棄相位出家，東渡蔥嶺，遠投龜茲，被龜茲王迎為國師，後被逼和王妹耆婆結婚，生鳩摩羅什和弗沙提婆兄弟二人。羅什於七歲隨他的母親一同出家，即開始從佛圖舌彌誦習阿毗曇，能通大義。九歲時隨母親渡辛頭河，前往罽賓，師事當地著名大德、罽賓王從弟槃頭達多，從受《雜藏》、《中》、《長》兩部阿含。達多常常稱讚他聰明，罽賓國王聞知，邀他入宮，和外道論師辯難。十二歲時他隨母親回龜茲，中途在沙勒停住一年。他在那裏自習有部的要典《發智論》，以及「六足」諸論，又誦《增一阿含》。沙勒國王聽從當地三藏沙門喜見的建議，為了勖勵國內僧眾，兼以對龜茲王表示友好，特舉行大會，請羅什升座說《轉法輪經》，年輕的羅什從此聲譽益著。

   

先是罽賓三藏佛陀耶舍來止沙勒，其人學究大小乘，兼通五明諸論和世間方術，善於談論，為沙勒太子達摩弗多所敬重，留在宮內供養。羅什後到，曾從之受學，他受了耶舍的影響，也於說法之暇，誦習《韋陀舍多論》，研究梵文撰述體制，又博覽《四韋陀》和五明諸論，乃至陰陽曆算，莫不窮究。他又在此遇到莎車大乘名僧須利耶蘇摩，從之參學，聽受《阿耨達經》，悟蘊、界、處諸法皆空無相，從此他的學問一變，專務方等，廣求大乘義要，受誦《中》、《百》及《十二門》諸論。隨後，他復隨母北行，經過龜茲北境的溫宿時，又以論議挫敗當地一有名道士，更提高了他的聲譽，龜茲王親自來迎他歸國。

   

他回到龜茲以後，應王女阿竭耶末帝比丘尼之請，弘宣方等諸經，闡明諸法皆空、假名無實的深義，聽眾都受了感動，附近諸國也一同宗仰。二十歲時他在龜茲王宮受戒，從罽賓律師卑摩羅叉習《十誦律》。不久，他的母親再往印度，臨行特勉勵他到中國弘傳方等深教，他毅然引為己任，表示當忍受諸苦來弘法。他留住龜茲約二十多年，廣習大乘經論。

   

苻秦建元十五年（３７９），中土僧人僧純、曇充等遊學龜茲歸來，稱述龜茲佛教盛況，說到彼處王新寺有青年沙門鳩摩羅什，才智過人，明大乘學。時高僧釋道安在長安，極力獎勵譯經事業，聽到羅什在西域有這樣高的聲譽，就一再勸苻堅迎他來華。建元十八年（３８２），苻堅遣呂光等出兵西域，他囑呂光在攻下龜茲時，從速送羅什入關。二十年（３８４），呂光攻陷了龜茲，得了羅什，但因呂光原不奉佛，莫測羅什智量，又見他未達高年，便以常人對待，並強迫他和龜茲王女結了婚，還時常使他乘牛和劣馬來戲弄他。次年（３８５），苻堅被殺，呂光割據涼州，自立為涼主；羅什相隨至涼州，遂被留在那裏。後來姚萇繼苻堅稱帝於長安，慕羅什高名，也曾虛心邀請，而呂光父子忌他智計多能，不放他東行。羅什被留凡十七年，隱晦深解，無法弘傳。到了姚興嗣位，於弘始三年（４０１）出兵西攻涼州，涼主呂隆兵敗投降，羅什才被迎入關，這時他已經五十八歲了。

   

姚興對羅什十分敬重，待以國師之禮。宗室顯貴如姚旻、姚嵩、姚顯、姚泓等，都信奉佛法，盡力維護，公卿以下莫不歸心。而長安當地名僧群集，法化頗盛。弘始四年（４０２），羅什應姚興之請，住逍遙園西明閣，開始譯經。他先譯出《阿彌陀》等經，接著就著手創譯《大智度論》和《百論》。次年，姚興以舊譯諸經文多乘失經旨，勸請重譯《大品般若》，並選宿舊義學沙門慧恭、僧〔（豐＊刀）／石〕　、僧遷、僧睿等五百餘人參加譯場，詳義著文。六年（４０４），他校定了《大品》譯文，兼在中寺為罽賓律師弗若多羅度語，譯出《十誦律》的大半，並重治《百論》譯文。以後繼出《佛藏》、《菩薩藏》等經。從弘始八年（４０６）起，他遷住大寺，續出《法華》、《維摩》、《華手》及《小品般若》等經，《中》、《十二門》等論，最後又應請譯出《成實論》。他在譯經之暇，還常在逍遙園澄玄堂及草堂寺講說眾經。

   

羅什為人神情開朗，秉性坦率，平時虛己善誘，專以大乘教人，而善於辨析義理，應機領會，獨具神解。當時北天竺禪師佛馱跋陀羅來華，到長安來尋他，每有疑義，必共諮決。他又具有文學天才，嘗為《維摩經》譯文作注，出言成章，不待刪改；所作贈法和慧遠偈文，都辭理婉約，韻味深長。在來華的外國譯師中他是最能精通中土語文的人。他雖屆高年，仍從事傳譯，未嘗停歇。弘始十五年（４１３）四月，他因微疾，驟卒於長安大寺（關於羅什卒年，舊有各種說法，今參照今人所考，假定在這一年），時年七十。他臨終遺言，所出經論三百餘卷，惟《十誦》一部未及刪訂，自信諸譯所傳非謬，可供後世流通。

   

羅什雖於苻秦末年入華曾被留住涼州很久，但他在其地長期接觸中土語文，深有領會，為他以後的譯經事業奠定了有利的條件。他前後所出，據《出三藏記集》卷二所載，共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比較可信，但略有遺漏（約四、五部）。後來《開元錄》著錄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內缺本二十二部、八十二卷），則由沿襲《歷代三寶記》之誤，混入許多失譯和偽託經論，須加辨別。

   

羅什翻譯事業，在當時是空前的。他的成就，不僅在所譯經論的內容上第一次有系統地介紹了根據般若經類而成立的大乘性空緣起之學，而且在翻譯文體上也一變過去樸拙的古風，開始運用達意的譯法，使中土誦習者易於接受理解，而為義學方學開闢了廣闊的園地。羅什對翻譯事業有高度的責任感，特別是傳譯富有文學趣味的大乘佛典如《法華》、《維摩》、《大智度》等經論，使他感到翻譯上兼顧信與達的困難。因此，他的譯籍在力求不失原意之外，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語趣。他既博覽印度古典，對梵文極有根柢，又因留華日久，對漢文也有相當的素養。同時他對於文學還具有高度的欣賞力和表達力。由於具備了這些條件，故能創造出一種讀起來使人覺得具有外來語與華語調和之美的文體。他的譯文以「曲從方言，趣不乖本」（見慧觀《法華宗要序》）為原則，再考慮到中土誦習者的要求，在傳譯上或增或削，務求達意。因此，他譯《法華經》時，常為表達言外的含意而有增文；譯《智度論》時，又以秦人好簡，裁而略之；譯《中論》則將其中繁重乖缺處分別加以刪補；譯《百論》則反覆陶練，務存論旨；這都因他並嫻華梵，故能斟酌損益，遊刃有餘。他在譯文上有所增削時，極其慎重，如他譯《維摩經》時，常一言三復，精求原意；譯《大品般若》則與諸宿學對校舊譯，詳其義旨，並以釋論校經，必求文合然後付寫，可見他在傳譯上慘澹經營的苦心。因此他所譯經論，特為中土佛徒所樂誦，且對於後來的佛教文學發生了一定的影響，大乘根本教理的移植和弘傳，應歸功於這位大家。

   

羅什在翻譯上的成就，也和長安先期的譯業基礎、以及當時參加譯場的許多得力助手分不開。長安當苻秦時代，由於高僧釋道安在此獎勵譯事，創立了譯場的規模，已漸成為譯經的重鎮。到了羅什入關，姚秦奉佛更盛於前，譯經事業基本上繼承了道安所創的舊規，而由朝廷全力支援，加以擴充，遂為國立譯場的開端。曾經參加前期譯事的名德如法和、僧□、僧睿、曇影、僧導等，此時都參加羅什主持的新譯場，而成為得力的助手。同時還有原在長安的慧精、法領、道標、道恒、僧肇，以及來自廬山的道生、慧睿、慧觀，來自北方的道融、慧嚴、僧業、慧詢、曇無成，來自江左的僧弼、曇幹，和來自其他各處的慧恭、寶度、道恢、道悰、僧遷、道流、道憑、曇晷等名僧，都參加譯場，諮受深義。就中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曇影、道恒、慧觀、慧嚴諸人尤其著名，他們既精教理，兼善文辭，執筆承旨，各展所長，故能相得益彰。此外，西域僧人在翻譯上和羅什合作的，有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律師弗若多羅和卑摩羅叉。相傳羅什譯《十住經》時，以於理未善，遲疑未著筆，既而耶舍至，共相諮決，辭理方定。羅什助譯《十誦律》時，以無本可據，先須誦出律文，故以戒行著稱的弗若多羅為度語，譯至三分之二而多羅卒，譯事只好中止。其後他的戒師卑摩羅叉來華，才共補譯完成。從這些上面，看出羅什對於譯事是如何的謹慎不苟。

   

從羅什的譯籍上，可以看出他所弘揚的，主要是根據般若經類而建立的龍樹一系的大乘學說。般若各經卷帙浩繁，號稱大部，其中《大品般若》（相當於唐譯《大般若經》的第二分），是比較早出的根本典籍，在中國早就一翻再翻了（即是《放光》、《光贊》）。學者的異解、爭論，也都集中在這上面。但此經的奧蘊，得著龍樹的釋論即《大智度論》闡揚以後，方明白了然。這對當時佛教學界的需要而言，也非由龍樹釋論以通經不可，所以羅什於入長安的次年（４０２），便極其鄭重地集五百餘人來譯《大智度論》。不久，又兼譯《大品般若》，即以釋論校正經文，又從經本楷定論義。這樣，他所出《大品》，在經文分段以及安立品目上，都顯出一經宗旨，而迥異於舊譯。如他判全經為前後兩分，各於其末置《囑累品》，表示雖同說般若，而前分後分內容各有重點（依《智論》解釋，即前分主要說根本道，而後分主要說方便道，以此二道為大乘學的宗要）。又如在經文中依釋論安立《金剛品》以表示菩薩發心之精義；又安立《會宗品》，以見大乘學即是般若學。他又依釋論在經初安立《三假（法、名、受）品》為發凡，於經末標《如幻品》（此品說涅槃就假名而言，和色香味等法同為如幻）為歸結，以見全經乃用假名一義作骨幹，以對治小乘視佛說一切法為實在的妄執。如此譯文品目始終條理，一絲不亂，尤可見羅什有得於龍樹般若學的真傳，決非泛泛，而對當時學者糾正了誤解，指示坦途，給義學上以深遠的影響。跟著，羅什在這一成就的基礎上，譯了龍樹所撰宗經論的代表作《中論》。此書發揮般若實相之義，反覆論證以假名成性空及不壞假名而說實相之義。羅什即於七十二家釋論中，特選擇善得論義的青目釋，更配合譯出入中觀論門的《十二門論》和提婆破外執的《百論》而為助揚。他又重譯《維摩》、《法華》兩經，一則詳菩薩解脫法門，一則明一乘佛果的究竟，都是和般若經意互相發明的。而從支（謙）竺（法護）以來即有舊譯，研尋稱盛，亦未得正解，由於他的重翻，也給義學以極大的啟發。此外，他於戒律出《十誦律》及《比丘戒本》，於禪學出《首楞嚴三昧經》及《禪經》等。於小乘論譯出比較接近般若的《成實論》，更於比喻文學譯出馬鳴《大莊嚴論經》；最後，他還譯出馬鳴、龍樹、提婆諸傳，以助學人理解這些大師的生平，提供了有關印度佛教史的重要資料。據《出三藏記集》所載傳文，說羅什歿後，有外國沙門來言，羅什多所諳誦，在中土譯出的還不及十分之一。由此可見羅什的博學，在傳譯上是適應當時需要而經過一番選擇的。

   

羅什少時，熟習有部經論。傳說他初聽須利耶蘇摩為講《阿耨達經》蘊處界皆空無相時，以他一向執有眼根，未即接受（推測他的毗曇學必近於當時所謂「根見家」的一系）。後知理有所歸，乃棄小向大。他曾說如作大乘毗曇，非迦旃延子可比，對有部毗曇的不滿，溢於言表。故他弘揚大乘以後，必對有部毗曇有所破斥。現以他的著述殘缺，不得詳知。只在他答廬山慧遠問大乘深義中，提到說有為法四相是迦旃延弟子意，非佛所說；佛法中無微塵之名，為破外道及佛弟子邪論故說，無決定相，但有假名；三十四心、九無礙道、九解脫道皆非佛說等項，略見其對於毗曇的批判而已。

   

羅什來華後專力翻譯，著作不多。相傳有《實相論》二卷為他有系統的著述，現已佚。他曾注《維摩》，亦無本，又有答廬山慧遠及王稚遠問的文章多篇，現存後人所集他答慧遠問大乘深義十八科三卷，題為《大乘大義章》。此外，《廣弘明集》收載他答姚興《通三世論》書一篇。其他口義散見於關中諸疏。至於答王稚遠問二十四項，現僅存略目，載於《出三藏記集》所輯收的陸澄《法論目錄》中。現就他答慧遠問所涉及的諸點看，如辨法身色、力、命、業相等如化，辨斷煩惱殘習差品，辨大種造色及生法無定相，辨如、法性、真際等義，多根據《大智度論》所說給以解釋，亦可見他著述規模的一斑。

   

羅什門人號稱三千。蓋當時義學沙門雲集長安，多趨於他的門下。又羅什譯經，常隨即敷講，參加譯場的諸助手便成了聽受義理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為僧肇、僧睿、道融、曇影等，後世有四傑、八俊、十哲之稱。（遊　俠）

   

一二　法顯（？—約４２２）

   

法顯，俗姓龔，平陽郡武陽（今山西省襄丘縣）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都於幼年死亡，父母擔心他也會夭折，三歲時便把他度為沙彌。嗣因他在家患重病，送到寺院裏住就好了，從此他便不大回家。父母死後，便決心出家，二十歲時受比丘戒。他常慨歎律藏傳譯未全，立志前往印度尋求。晉安帝隆安三年（３９９），他約了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四人，一同從長安出發。

   

當時河西走廊一帶，有許多民族割據建國，各自為政，行旅很受影響。法顯等經過了迄伏乾歸割據的範川（今甘肅省榆中縣東北）後，隆安四年（４００）的夏天在張掖和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寶雲、智嚴、慧簡、僧紹、僧景等五人相遇。秋間到達敦煌，得到敦煌太守李浩的供給，法顯等五人先行，沿著以死人枯骨為標識的沙磧地帶走了十七天，到達鄯善國。大概因為前途阻梗難行，他們便轉向西北往鄔夷，又遇著寶雲等。時鄔夷諸寺都奉行小乘教，規則嚴肅，漢僧到此不得共處。法顯等（此時智嚴、慧簡、慧嵬三人返高昌，只餘七人同行）得到符公孫供給，又折向西南行，再度在荒漠上走了一個月零五天，約於隆安五年（４０１）初到達於闐國。慧景、道整隨慧達先走，法顯等留在那裏等著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的行像盛會。會後，僧紹去罽賓，法顯等經子合國南行入蔥嶺，在於麾國過夏。山行二十五日，到了和印度接境的竭叉國與慧景等會合，在那裏參加了國王舉行的五年大施會。

   

晉元興元年（４０２），法顯等度過蔥嶺，進入北印度境，到了陀歷國。又西南行，過新頭河，到達烏萇國，即在該地過夏。其後南下經宿呵多、竺剎尸羅、健陀衛到弗樓沙；寶雲、僧景隨慧達回國，慧應在此國佛缽寺病故，慧景、道整和法顯三人，先後往那竭國小住。元興二年（４０３）初，南度小雪山，慧景凍死，法顯等到羅夷國過夏。後經過西印跋那國，再度新頭河到毗荼國。從此前進入中印摩頭羅國，過蒱那河東南行，於元興三年（４０４）到達僧伽施國，在龍精舍過夏。又東南行經罽饒夷等六國，到達毗舍離，度恒河，南下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又順恒河西行，經迦尸國波羅捺城，再西北行到達拘睒彌國，他在這些國家，瞻禮了佛陀遺跡，並聽到了關於南印達嚫國的情況和大石山五層伽藍的傳說。晉義熙元年（４０５），他再回到巴連弗邑，在這裏住了三年（４０５—４０７），搜求到經律論六部，並學習印度語文，抄寫律本，達到他求法的素願。這時他唯一的同伴道整，樂居印度，法顯便獨自準備東還流通經律，東下經瞻波國，於義熙四年（４０８）到達東印多摩梨帝國，在此為了寫經和畫像，又住兩年（４０８—４０９）。

   

義熙五年（４０９）冬，法顯從多摩梨帝國海口搭商人大船西南行，離印度往獅子國。義熙六年（４１０），他在獅子國都城觀看了三月出佛牙的盛會，並為繼續搜求經律在此住了兩年（４１０—４１１），抄得四部，乃準備歸國。義熙七年（４１１）秋，他搭了載客二百餘人的大商船泛海東行歸國，途遇大風，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在此住了五個月。義熙八年（４１２）夏初，他再搭乘大商船，預計五十天航達廣州，即在船上安居。不料航行一個多月，又遇暴風雨，船上諸婆羅門認為載沙門不利，商量將法顯留在海島邊，幸虧法顯從前的施主仗義反對，得免於難。經過了兩個多月的漂流，終於航抵青州長廣郡牢山（今山東省即墨縣境）南岸。法顯前從長安出發，途經六年，才到印度的中部，在那裏逗留了六年，歸程經獅子國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後經過了十五年，遊歷所經將近三十國，這是以往求法僧人所沒有過的經歷。法顯到達青州的消息，被太守李嶷聽到了，便迎法顯到郡城住了一冬一夏。義熙九年（４１３）秋間，法顯南下赴晉都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他在道場寺會同佛馱跋陀羅及寶雲等從事翻譯。從前和法顯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後有十人，或半途折回，或病死異國，或久留不還，只有法顯一人，孜孜不倦，終於完滿夙願，求得經律，又冒了海行的危險回到祖國，翻譯流通，這種勇猛精進為法忘身的精神，真足為後人所取法。他在建康約住了四、五年，於譯事告一段落之後，又轉往荊州辛寺，後在那裏逝世。

   

法顯西行的目的原在尋求戒律，當時北印度佛教律藏的傳授，全憑師師口傳，無本可寫。他到了中印巴連弗邑摩訶衍僧伽藍才抄得最完備的《摩訶僧祇眾律》（其本傳自祇洹精舍）；又抄得《薩婆多眾鈔律》一部（即《十誦律》）約七千偈，這都是當時所通行的本子。此外還得著《雜阿毗曇心》約六千偈，《方等般泥洹經》約五千偈及《摩訶僧祇阿毗曇》等。法顯後來又在獅子國（斯里蘭卡）抄得《彌沙塞律》，又得著《長阿含》、《雜阿含》和《雜藏經》，都帶了回來。這些都是中土舊日所無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其《涅槃》一經，首唱佛性（即如來藏）之說，而又不許闡提成佛，保存經本原來面目，更為可貴。他在建康道場寺和佛馱跋陀羅共同譯出的有下列五部：《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經》六卷、《雜藏經》（勘同《鬼問目連經》一卷）。

   

這些譯本，由法顯在場共同斟酌，譯文都很樸素而傳真，別成一格。此外，舊傳他還共佛馱跋陀羅譯出《雜阿毗曇心論》十三卷，其本早佚，確否待考。至於他帶回的《彌沙塞律》，後於劉宋景平元年（４２３）由罽賓律師佛陀什譯出；《雜阿含經》亦於劉宋元嘉十二年（４３５）由求那跋陀羅譯出。又元嘉十年（４３３）印度三藏僧伽跋摩補譯《雜心論》（原經求那跋摩翻譯未畢），他所依據的也許就是法顯從印度抄寫帶回的梵本。《長阿含經》在法顯回國的次年（４１３）由罽賓婆沙師佛馱耶舍在長安依另一底本譯出，法顯的抄本埋沒未傳。

   

此外，法顯還詳述西行求法的經歷，留下了《歷遊天竺記傳》一卷。此書成於義熙十二年（４１６），為中國古代以親身經歷介紹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情況的第一部旅行記。它對於後來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同時在他的記載裏，還保存了有關西域諸國的許多可貴的古代史地資料。因此，近代有英、法文等譯本，極為各國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所重視。（遊　俠）

   

一三　道生（３５５—４３４）

   

道生，一般稱為生公，是晉宋間的義學高僧。本姓魏，鉅鹿（今河北省鉅鹿縣）人，寓居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幼而穎悟，依竺法汰（３２０—３８７）出家，隨師姓竺。披讀經文，一覽能誦，十五歲便登講座。到受具戒之年，便以「善於接誘」見重當世。中年遊學，廣搜異聞。晉安帝隆安中（３９７—４０１）入廬山。常以慧解為入道之本，故於群經眾論普遍鑽研。後聞鳩摩羅什（３４０—４０９）在長安譯經講學，於是和慧睿、慧嚴、慧觀同往受業。後秦主姚興在逍遙園接見了他，叫他和羅什的弟子道融論難。往復問答，所說無不中肯。關中僧眾都佩服他的英秀。羅什門下有四聖、十哲等稱，道生都予其列。義熙五年（４０９）還至建康，住青園寺（後來改名龍光）。宋少帝景平元年（４２３），他請罽賓律師佛馱什共于闐沙門智勝，譯出法顯在獅子國所得梵本《彌沙塞部五分律》三十四卷，及《比丘戒本》、《羯磨》各一卷。名士王弘、范泰、顏延之都相從問道。道生從羅什遊學多年，於龍樹和僧伽提婆之旨深達玄奧。因而體會到語言文字只是詮表真理的工具，不可執著粘滯。他說：「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研思空有因果深旨，立「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諸義。《出三藏記集》說他「籠罩舊說，妙有淵旨」。但守文之徒加以嫌嫉，目為「珍怪之辭」。又當時涼譯大本《涅槃》還沒有傳到南方，只六卷《泥洹》先於義熙十四年（４１８）在建康譯出，其中說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卷三、四、六）。道生仔細分析經文的義理，主張「一闡提人皆得成佛」。舊學大眾以為違背經說，把他擯出僧眾。道生遂入吳中的虎丘山，傳說他曾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說到闡提有佛性，群石皆為點頭（《佛祖統記》卷二十六、三十六）。元嘉七年（４３０）再入廬山，時大本《涅槃》傳到建業，其中果然說「一闡提人有佛性」（卷五、七、九），和他先前的主張完全相合，大眾才佩服他的卓越見識。他即於廬山精舍開講《涅槃》，窮理盡妙，務使聽眾悟悅。後來在元嘉十一年（４３４）於講座端坐而逝。涅槃學從此盛行流傳。從南朝宋初以後，南方出了不少的涅槃師。其中屬於道生系統的，宋有寶林、法寶、道猷、道慈、僧瑾、法璦，齊有僧宗，梁有法朗等。道猷是道生的弟子，道生寂後，他作新出《勝鬘經》的注釋，以弘宣道生的遺訓，後來應宋文帝之請，在宮內申述道生的頓悟義，孝武帝也推重他，稱為「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僧瑾也是道生的弟子。寶林在道生之後，住在龍光寺，祖述道生諸義，著有《涅槃記》等。法寶是寶林的弟子，也祖述道生義，著有《金剛後心論》等。

   

道生的著作，見於記載的，有《維摩》、《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義疏，現只《法華經疏》傳存二卷。其《維摩經疏》，《出三藏記集》載它較僧肇注更能發明深旨，疏文散見於現存的《注維摩詰經》（僧肇撰）、《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唐道掖集）、《淨名經關中釋抄》（同上）中。此外《善不受報義》、《頓悟成佛義》、《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都已佚失。還有《涅槃三十六問》等關於佛性義的問答諸作，其中只《答王衛軍書》（答王弘問頓悟義）一首現存（收入《廣弘明集》卷十八），餘已遺失。

   

道生融會般若空觀和涅槃佛性說的精義而成一家言。他先本於「萬法雖異，一如是同」（《法華經疏》卷上）的論據，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為煩惱所覆，受生三界；進而說一闡提也是眾生，當然也有佛性。這如《名僧傳》所載：「稟氣二儀者，皆是涅槃正因。三界受生，蓋唯惑果。闡提是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此經度未盡耳」。又日本宗性《名僧傳抄》附錄有「一闡提者不具信根雖斷善猶有佛性事」專案，即是記述他的學說。關於佛性的解釋，道生著有《佛性當有論》，其文已佚，但《大乘四論玄義》（唐均正撰）卷七載：「道生法師執云：『當有為佛性體』。法師意：一切眾生即云無有佛性，而當必淨悟，悟時離四句百非，非三世攝，而約未悟眾生望四句百非為當果也」。又說：「白馬愛（曇愛）法師執生公義云：『當果為正因』，則簡異木石無當果義」。據此則當有與當果同義，一切眾生有當來佛果的性能，只要斷壞煩惱，皆得成佛。

   

頓悟成佛，也是道生的主要學說。所謂頓悟，即是寂鑒微妙，不容階級，一悟頓了，與真理相契無間的豁然大悟。後世稱此種頓悟義為大頓悟，而把支道林（支遁，３１４—３６６）等有漸進的頓悟稱為小頓悟。依道生之說，真理湛然常照，本不可分，只是凡夫由迷惑而起乖異。然而真理既然不可分，故就悟入真理的極慧，自然也不允許有階級。以不二的極慧照不分的真理，豁然貫通，渙然冰釋，這叫作頓悟。如《大涅槃經集解》卷一載：「道生曰：『夫真理自然，悟亦冥符。真則無差，悟豈容易？不易之體，湛然常照，但從迷乖之事，未在我耳』」。又陳慧達《肇論疏》卷上載：「竺道生法師大頓悟云：『夫稱頓者，明理不可分』，悟謂照極。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悉稱，謂之頓悟』」。但這頓悟的極慧，又必須到佛地金剛心後成就法身才有，如隋碩法師《三論遊意義》載：「竺道生師用大頓悟義也，金剛以還皆是大夢、金剛以後皆是大覺也」。又隋吉藏《二諦義》引道生觀點說：「果報是變謝之場，生死是大夢之境。從生死至金剛心皆是夢，金剛後心豁然大悟無復所見也」。這叫做頓悟成佛。道生的頓悟義，在宋代風行一時，如梁代著名的法師僧旻就有：「宋世貴道生，開頓悟以通經」之語（《續高僧傳》卷五）。其時謝靈運作《辨宗論》，與法勖等諸道人往復問答此義，以為道生聲援（論載《廣弘明集》卷十八）。宋文帝亦樂頓悟之說，在道生示寂後，先後延請道猷、法璦（慧觀的弟子）到建康中述此義。和道生對立唱漸悟義的，有慧觀，作《漸悟論》；又有曇無成（羅什的弟子），作《明漸論》。還有僧弼等對宋文帝所述設巨難。

   

道生的法身無色、佛無淨土、善不受報諸義，其文已夥，大概都是本於般若的真空絕相義立說。

   

道生把釋迦如來一代的教法分為善淨、方便、真實、無餘四種法輪，世稱「生公四輪」。善淨法輪指人天乘的教法，從一善（一毫之善）起說到四空（四空處定，亦稱四無色

   

定），去除三塗的濁穢，所以稱為善淨。方便法輪指聲聞、緣覺二乘的教法，以無漏三十七道品獲得有餘、無餘二涅槃，所以稱為方便。真實法輪指《法華經》，破三乘之偽，成一乘之實，所以稱為真實。無餘法輪指《涅槃經》，暢會歸一極之談，標如來常住之旨，所以稱為無餘（《法華經疏》卷上）。這四種法輪說，和慧觀的二教五時說，同為後世教判的淵源。（黃懺華）

   

一四　僧肇（３８４，一說３７４—４１４）

   

僧肇，是東晉時代著名的佛教學者，京兆（今陝西長安市）人。少年以傭書為業，遂得歷觀經籍，亦愛好老、莊。他以為《道德經》於玄遠之道還未盡善，後來看到舊譯《維摩經》，披尋玩味，始知所歸，因而出家。不久即以「善解方等、兼通三藏」知名。鳩摩羅什於晉隆安二年（３９８）到姑臧（今甘肅武威縣），他遠道往從學，為羅什最初的弟子，被法為「法中龍象」。羅什於秦弘始三年（４０１）至長安，肇隨行。既而秦主姚興請羅什入西明閣及逍遙園翻譯佛典，他和僧睿等相助詳定，列席譯場，諮稟羅什，所悟更多。弘始六年（４０４）《大品般若經》譯出後，他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羅什大加讚賞，說「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其時他大約才二十三歲。羅什又譯出《百論》，他又作了一篇序文，闡明一論的要旨。弘始八年（４０６），《維摩經》譯出後，他又條記羅什的口義作為經的注解，並作序（此序已佚，現存《經注》，係糅合羅什、僧肇、道生、僧睿、道融各家的注解而成）。約在弘始十年（４０８）夏末，道生從關中回廬山，以《般若無知論》示隱士劉遺民，遺民讚歎說：「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慧遠，遠也以為「未嘗有」，於是一同披尋玩味。第二年（４０９），劉遺民致書與他通好，並諮問關於「般若無知」的疑義。又一年（４１０），他復書，告以關於佛法盛況，並附贈所作《維摩經注》一本；次述《般若無知論》的旨趣以答。他後來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弘始十五年（４１３），佛陀耶舍譯出《長阿含經》，他也列席譯場，並作序。他在羅什門下十餘年，被稱為什門「四聖」或「十哲」之一，又稱為「解空第一」。羅什卒後，他「追悼永往，翹思彌厲」；更博采眾經，著《涅槃無名論》，往復論辯，有九折十演。論成，表上秦王姚興，姚興備加贊許，即令繕寫，分發子侄。弘始十六年（４１４）去世，年僅三十一歲（《傳燈錄》卷二十七說僧肇被秦主所殺，臨刑時說了四句偈，不足為據）。

   

僧肇重要的著述，即是上述《物不遷》、《不真空》、《般若無知》、《涅槃無名》四論，此外還有《宗本義》，始見於陳小招提寺慧達的《肇論序》所述。四論合而為一，稱為《肇論》，或即在此時。關於《肇論》的註疏現存的有晉惠達的《肇論疏》三卷（現闕下卷）、唐元康的《肇論疏》三卷、宋淨源的《肇論中吳集解》三卷、又《肇論集解令模鈔》二卷、宋遵式的《注肇論疏》三卷、宋悟初道全集其師《夢廣和尚書釋肇論》一卷、元文才的《肇論新疏》、《肇論新疏遊刃》各三卷、明德清的《肇論略疏》六卷等。另外還有明道衡的《物不遷論辨解》一卷。又宋陸澄《法論目錄》《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所載）及隋法經《眾經目錄》（卷六）著錄有僧肇的《丈六即真論》一卷，已佚。又現存《寶藏論》一卷，題作僧肇注，但文義舛雜，不似出其手筆。

   

僧肇雖生於玄學盛行之後，早年又曾受老莊的影響，但他的學問實得之於鳩摩羅什，以《維摩》、《般若》、三論為宗。他以緣生無性（實相）立處皆　真為中心思想以談體用動靜有無等問題，頗為學術界所稱賞。關於體用問題，當時學者有兩種不同的主張：王弼注《老子》，法汰、道安等談般若（本無論），都貴無賤有；向秀、郭象釋《莊子》，支道林談《般若》（即色義），又崇有賤無，都不免偏執。僧肇破斥這些偏執，主張體用一如、非無非有、即靜即動之說，對於《般若》、三論的中道思想可說大大地發展了一步。在他現有的幾種論文中，《宗本義》從緣生無性談實相，《不真空論》從立處皆真談本體，《物不遷論》依即動即靜談體用一如，《般若無知論》談體用的關係，都是有所發揮而互相聯繫之作。首先《宗本義》中說：「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等的涵義是一樣的。宇宙萬法都由因緣會合而生，未生就無有。又因緣離散萬法就壞滅，可知並非真實有。以此推度，萬法雖現有而性常自空，所以稱為「性空」，性常自空即為「法性」，法性真實如是即為「實相」，稱為「本無」。「本無」是派生實相，超一切名言分別，故不能說它是有，也不能說它是無。其次，《不真空論》中以《放光般若經》所說「諸法假號不真」作依據，立「不真空」義。當時的佛教學者，對於般若性空的解釋各出異義，紛紜不一。僧肇在這篇論文中歸納作「心無」、「即色」、「本無」三家，並且隨加破斥，然後陳述他自己的不真空義。他以宇宙萬法都屬虛假，依因緣生，即是不真，也即是空。既不是真生，即非是有。但萬事萬象都已經呈現，也不能說是無。非有非無，所以稱為不真空。但森然萬象雖非真實，而由真體起用，即用即體，所以說「立處即真也」。《物不遷論》中更從即動即靜來論證體用一如的道理。論文首先引用《放光般若經》所說「法無去來、無動轉者」而解釋說並非捨動而另求靜，而是求靜於動，雖靜而不離動。由動靜的未始不同，而知宇宙萬法的不遷徙變易。又說：一般人所謂動，是因為從前的事物已經遷徙而去，而不靜止，所以說動而非靜。但從前的事物即停在從前，並不來到現在，所以論中說靜而非動。如此今昔的事物不相往來，「若動而靜，似去而留」，「言常而不住，稱去而不遷」；從而「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意思就是說法身本體，無去無來，所以常恒不變。蓋絕對的本體不可與相對的動靜等現象截然劃分，即動即靜，也正是在辨明即體即用的道理。最後《般若無知論》中，依《放光般若經》所說：「般若無所知、無所見」，而說有所知就有所不知，因為聖心無知，所以無所不知，不知之知才叫作一切知，所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實照，「虛不失照，照不失虛」；「用即寂，寂即用」；這也是說明體用一如、動靜相即，與緣生實相立處皆真的理論一貫，而貫串了他的般若、三論空的中道思想。

   

後世的三論宗人很推尊僧肇，常常把他和鳩摩羅什並稱，有「什、肇山門」之語，以他的學說為三論宗的正系。（黃懺華）

   

一五　曇無讖（３８５—４３３）

   

曇無讖（意譯法護），中天竺人。六歲喪父，跟著母親做織工過活。他母親看到沙門達摩耶舍受人崇拜，得到豐厚的供養，很為羡慕，就叫他去做達摩耶舍的弟子。十歲學念經，聰明特出，記憶力強，一天能背三百多頌。他本學小乘，後來遇到白頭禪師，辯論了一百天，難不倒禪師。禪師便給他樹皮的寫本《涅槃經》，他讀了以後，便專攻大乘。到二十歲時，已熟習大小乘經典六萬多頌。他受到《涅槃經》的啟發才改小歸大，後來他弘揚佛教即以《涅槃經》為主。

   

曇無讖的從兄是善調象的，無意間把國王所乘的白耳大象弄死了，被王所殺。國王命令不准親屬去看，獨有讖來哭他並將他埋葬了。國王發怒要殺讖。讖很從容地說：「您因他犯法而殺他，我因他是親屬而葬他，這並沒有什麼不合理，您何必生氣呢？」國王驚訝他的氣概，便款留他加以供養。他懂得咒術，頗靈驗，在西域有大咒師之稱，因此國王很優待他，但不久就淡薄了。後來，他因事觸犯了國王，很害怕，就帶了《大涅槃經》前分十二卷和《菩薩戒經》等，逃到龜茲。那裏的人都學小乘，不信《涅槃》，他只好又去敦煌，停留了幾年（這是依《涅槃經序》及《記》所說。《魏書》卷九十九說他曾到鄯善，因犯了錯誤逃去涼州，《祐錄》和《高僧傳》又說他從龜茲徑到姑臧，都不可靠）。他在那裏開始譯經，現在《菩薩戒本》一卷就是當時的譯品。

   

大約在北涼玄始十年（４２１），河西王沮渠蒙遜佔領了敦煌地方，迎接他到姑臧（這也是根據《涅槃經序》及《記》之說）。十月間，河西王就請他翻譯《大涅槃經》。（《高僧傳》誤以玄始十年為譯《涅槃經》完畢之時，而說開始翻譯於玄始三年，不可信）。那時沙門慧嵩和道朗都是河西的傑出人物，對他很推重，幫助翻譯而由慧嵩筆受。讖說：《涅槃經》的梵本有三萬五千頌，譯成漢文大約百萬言；現在所譯的只有一萬多頌，經本品數不全。他回國一年多訪求經本（當時他的母親病死）。後來在於闐得到，回到姑臧繼續翻譯，足成三十六卷（當時有智猛法師也曾去印度取得《涅槃經》梵本，回國在涼州譯出二十卷。後人常常將他的梵本、譯本和曇無讖的混為一談；實際智猛回中國遠在曇無讖譯經幾年之後，他們之間無甚關係）。

   

曇無讖所譯的經，除去上面所說的二部以外，又還應嵩、朗等的請求，譯出《方等大集經》三十卷、《悲華經》十卷、《方等大雲經》六卷、《金光明經》四卷、《優婆塞戒經》七卷、《佛本行經》五卷、《菩薩地持經》十卷（以上都現存），《海龍王經》四卷（缺本）、《菩薩戒優婆塞戒壇文》一卷（缺本）。總計所譯現存本和缺本一共十一部一百一十二卷。這些翻譯文詞華麗，尤其是他所譯的《大涅槃經》和《佛本行經》富於文藻。且能婉轉表達出本旨，不曾走樣，所以道朗的《涅槃經序》說他「臨譯謹慎，殆無遺隱，搜研本正，務存經旨」。此外，《法上錄》說《大方廣三界經》是他所譯；《長房錄》說《腹中女聽經》、《文陀竭王經》和缺本《勝鬘經》、《羅摩伽經》、《楞伽經》、《須真天子經》、《功德寶光菩薩經》也都是他所譯；但前種譯文風格不像曇無讖的，後五種翻譯的原始記錄不明，都不可信。至於他譯經的年月，除《大涅槃經》以外，只有《優婆塞戒經》依據經記說是玄始十五年（４２６）四月河西王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百餘人請譯，七月譯完，另外就無可考了。南宋以來的《僧祐錄》刻本，對於曇無讖的譯經，很多都注出年月，來歷不明，難以輕信。

   

後來北魏主拓跋燾聽到曇無讖會種種技術，派人到北涼迎索曇無讖。蒙遜既怕魏國強大不能拒絕，又怕讖去魏國之後，對他不利，陰謀除讖。恰恰讖當時有再去西域求《涅槃》後分之意。他贊助讖出發暗中派刺客在路上殺害了他。時為義和三年（４３３），讖年四十九歲。

   

曇無讖所傳的涅槃學說，在中國佛學上曾發生過重大影響。他所譯的《涅槃經》中，發揮一切眾生都具備能自覺成佛的佛性因素，乃至斷了善根的一闡提也不例外。這引起當時佛教界裏的激烈爭論，而開創了義學上涅槃師的一派。《高僧傳》說他譯經當時道俗幾百人，疑難交加，讖隨機釋滯，清辯若流。又說竺道生在讖譯《大涅槃經》未到之前，看到略本六卷《泥洹》，就分析入微，說一闡提人都能成佛，因而遭到保守派學者的反對並被驅逐。但他仍很自信地說，如果他的主張不違真理，願得死在講座之上。後來曇無讖所譯《大涅槃經》傳到南方，果與道生所說相符。道生就在廬山開講，講畢真的死在講座之上。這一故事反映出當時佛教界裏在佛性問題上爭論的激烈以及對讖譯大本《涅槃》是如何重視。此經譯出後，在涼州即有道朗作序和註疏（見隋吉藏《大乘玄論》）；智嵩是譯時筆受者，他也用新譯經論在涼土教授，辯論深義，著成《涅槃義記》（《魏書‧釋老志》）。經本傳到江南，又由慧嚴、慧觀和謝靈運等重加修訂成南本《涅槃經》。從此南北各大家，都提倡《涅槃》，講疏競出，直到唐初不衰。唐代慧均僧正的《大乘四論玄義》卷七講《涅槃經》討論正因佛性的有本三家末十家，可見其學說發展的一斑。

   

其次，印度大乘佛教的戒律，到了《瑜伽師地論》的《菩薩地》，才把散見各經有關大乘戒律總集起來成為一個整體。曇無讖首先把它譯為中文。他初到敦煌就重視這戒律的翻譯工作。譯本與後來唐玄奘所譯比較大致相同，只缺少善開性罪一條。因為條文裏有反對統治階級的說法，避免引起糾紛而刪除了。他又譯出《優婆塞戒經》和《菩薩戒優婆塞戒壇文》等一系列有關大乘戒的典籍，又譯出《瑜伽地薩地》的同本《菩薩地持經》。《法苑珠林》卷八十九說，讖帶《菩薩戒本》來時，沙門道進馳往敦煌親自接受，以後從進受戒的有三千人，輾轉傳授迄至於唐，都是他遺留下來的規範。另外，大乘佛教重要經典，像《大集經》、《金光明經》以及佛傳的重要作品《佛本行經》，都經曇無讖譯出流行，對後來大乘佛教有相當的影響。（李　安）

   

一六　求那跋陀羅（３９４—４６８）

   

求那跋陀羅（意譯功德賢），中天竺人，本是婆羅門，因讀《阿毗曇雜心論》有了體會，改信佛法。出家學小乘，後又深通大乘，當時的人都尊稱他為摩訶衍。劉宋元嘉十二年（４３５）他經過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等地泛海到達廣州，住在雲峰山的雲峰寺。廣州刺史車朗報告於宋文帝，文帝就派人接他到南京，安頓在祇垣寺。當時的博學名士顏延之對他很敬仰，宋室的彭城王義康和譙王義宣也尊他為師，這樣使他的譯經工作很快就開始了。

   

他最初在祇垣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五十卷（《開元錄》載「於瓦官寺譯，梵本法顯齎來」。現存本實只四十八卷，其中第二十三與第二十五兩卷，是求那跋陀羅譯的《無憂王經》誤抄進去的）。接著在東安寺譯出《大法鼓經》二卷、《相續解脫經》二卷。元嘉十三年（４３６）由丹陽郡尹何尚之為施主，在他那裏譯出《勝鬘經》一卷。又在道場寺譯出《央掘魔羅經》四卷、《楞伽經》四卷（《開元釋教錄》卷五說此經是元嘉二十年——西元４４３年譯）。當時有徒眾七百餘人，寶雲傳語，慧觀筆受，「往復咨析，妙得本旨」（見《高僧傳》卷三）。元嘉二十三年（４４６）譙王義宣出鎮荊州，請他同去，安頓在辛寺。他在那裏譯出《無憂王經》一卷、《八吉祥經》一卷（現存本誤題僧伽婆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常由他的弟子法勇傳譯度語。除以上九部六十八卷以外，據《李廓錄》記載，確為求那跋陀羅譯的書還有《大方廣寶篋經》二卷、《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三卷和舊題作出於《小無量壽經》的《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一卷。總計十二部七十三卷，現今都存在。《高僧傳》載他還譯出一卷《無量壽》（即《小無量壽經》）、《泥洹》、《現在佛名》、《第一義五相略》等，均已散佚。至於《長房錄》載《老母女六英經》、《申日兒本經》等十七種也是他所譯，那是不足信的。另外《李廓錄》、《長房錄》記載他所譯的《虛空藏菩薩經》等二十一種，現在都是缺本，確否待考。

   

他在荊州，還應譙王義宣之請，講過《華嚴》等經，弟子法勇傳譯，僧念為都講，雖然要靠譯人傳言，但能往返表達出玄妙的義解。孝建初（４５４），譙王陰謀作亂，經他勸阻不聽；並因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很高，逼著他一道東下。後來王玄模督軍打敗了譙王義宣，依著孝武帝預先發佈的命令，護送求那跋陀羅重回南京。他在荊州時寫給譙王的信都有記錄，沒有片言隻字牽涉到軍事，孝武帝後來查明了越發敬重他。有一次問他想念譙王否，他回答說：「受供十年，何可忘德，請許為之燒香三年」。孝武帝重他的義氣也就慨然允許了。明帝泰始四年（４６８）卒，年七十五歲。

   

求那跋陀羅的翻譯比較質直，但仍不失原意。所以法慈說他「又謹傳譯，字句雖質而理妙玄博」（見《出三藏記集》卷九《勝鬘經序》）。像他在《楞伽經》中翻譯「如來藏識藏」、「識藏名如來藏」等用語，雖然「識藏」二字沒有照漢文的意義倒轉過來，而有「回文未盡」之嫌，可是比較元魏菩提留支譯的「如來藏識不在阿黎耶識中」，把阿賴耶與如來藏截然劃分為二，就顯得符合於原意了。這也可見法慈評語之正確。

   

求那跋陀羅的翻譯能夠有系統地傳播他所宗的瑜伽一系學說的。這一系學說的構成，來源有：上座部的禪法，以《雜阿含經》作依據；從如來藏發展為藏識的說法，以《央掘魔羅經》、《勝鬘經》作依據；從勝義諦無性發展為三自性的說法，以《相續解脫經》（即《解深密經》）作依據。這些經典求那跋陀羅都譯了出來。最後瑜伽學系通過唯心所現的理論，組織獨到的禪觀法門，詳細敘述於《楞伽經》，求那跋陀羅對它更一字不遺地做了直譯功夫。這在修辭方面雖沒有能夠文從字順，但就意義言，可算是很忠實於原本的。由於求那跋陀羅傳播了這一禪法的種子，後來得到達摩、慧可等人的培養，形成一派專講《楞伽經》的楞伽師，終至蛻化為中國的禪宗。在楞伽師的傳承裏，本來就認求那跋陀羅為第一代祖師，並傳有他所教導的「禪訓」，說了一些安心的方法，成為楞伽師理論的重要根據。由這些事實，可見求那跋陀羅不單是個禪師，並還是中國佛教中的一位宗師，他和菩提留支、真諦等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李　安） 

一七　佛馱跋陀羅（３５９—４２９）

   

佛馱跋陀羅，簡稱佛馱跋陀，意譯「覺賢」，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人。他原是釋迦族甘露飯王的後裔，住劫比羅伐窣堵，因祖父在北天竺一帶經商，遷居出來。五歲時，父母相繼病故，寄養於舅家。十七歲出家，在誦經時顯出異常的聰明，一天讀完一個月的功課。受了具足戒後，更加勤學，博通經典，以精於禪定和戒律出名。其後去罽賓，跟當時大禪師佛大先進修；在那裏遇中國僧人智嚴。智嚴請他到中國弘法。這正符合他的素願。他倆在旅途中歷盡艱難，先走雪山，繼改走海道，輾轉三年，才到達中國青州東萊郡（今山東掖縣）。晉義熙四年（４０８），他倆聽到鳩摩羅什在長安，就前去拜見。住長安的宮寺（一矨齊公寺），初和羅什相處甚好。在學問上，他們互有商量，發揮奧義。但他們的學風不同，師承淵源也各異。羅什專弘經教，特別是龍樹一派的大乘學說，得著姚秦統治者姚興的信任。羅什和門下兩千多人，出入宮廷，聲勢顯赫。佛馱跋陀謹守聲聞乘上座部的教學規模，修禪習定，聚徒數百人（像智嚴、寶雲、慧觀等有名人物都在內），甘於淡泊，不喜繁華。羅什也傳授禪法，不過只介紹了上座部舊師各家禪要，還沒有很好的組織；而佛馱跋陀的禪法是從上一派相承，保持了它的純粹性（關於佛馱跋陀的師承，僧祐有記錄，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由於這些分歧，發生了隔閡。義熙七年（４１１），佛馱跋陀偶然說了一些自炫神異的話頭，便掀起了風波。當時羅什門下僧（此字缺）、道恒等指摘佛馱跋陀犯了妄語戒，借著群眾的勢力，逼他離開關中。佛馱跋陀的門徒一時感到威脅，幾乎全部都散了，只剩下慧觀等四十餘人隨從佛馱跋陀南下去廬山。那時慧遠住在山中，早就聽到佛馱跋陀的聲名，及相見，異常歡喜。慧遠又瞭解到佛馱跋陀被驅逐的不合情理，特為寫信給姚興和關中僧眾，替他解釋並要求取消了判他為犯戒的處分。

   

佛馱跋陀在廬山為慧遠譯出了有關修禪的專著《修行方便禪經》二卷，這對慧遠的修持給予很大幫助。佛馱跋陀的志願是要往各處弘化，一年後，義熙八年（４１２）秋，他便離開廬山西遊，到了荊州，受到當時逗留在那地方的太尉劉裕的尊敬。不久（義熙九年即４１３春間）他隨劉裕去揚都（今南京），住道場寺（在南京中華門外，一稱鬥場寺；寺為司空謝石所建，後人又稱謝司空寺）。他儀錶樸質有涵養，深受當地僧眾欽佩。

   

佛馱跋陀到揚都後，依舊傳習禪法；所住道場寺，一時成了「禪師窟」。不久，法顯遊歷印度歸來，他們開始合作，從義熙十二年到十四年（４１６—４１８），先後翻譯了法顯攜歸的梵本經律《大般泥洹經》六卷，《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雜藏經》一卷。他積累了好些翻譯經驗，到義熙十四年（４１８）受孟顗、褚叔度的啟請和沙門法業、慧嚴等一百餘人於三年中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後來改分六十卷，稱為六十《華嚴》）。這一大部經典的梵本有三萬六千偈，原來是西晉沙門支法領從西域于闐取回來的，一向無人翻譯。直到佛馱跋陀才完成這一大譯事（羅什先翻了《華嚴經》中的《十住品》，佛馱跋陀譯本就完全採用它的譯文；其餘各品和它配合，當然也受到了羅什譯文風格的影響）。大體上斟酌文義，符合原本的意旨。這部經文對後來佛教義學的發展關係甚大。翻譯地也以「華嚴堂」為名以示紀念。佛馱跋陀於劉宋元嘉六年（４２９）圓寂，年七十一歲。

   

佛馱跋陀的翻譯除了以上七種外，現存的還有：《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觀佛三昧海經》八卷。此外有缺本一種，《淨六波羅蜜經》一卷。總計佛馱跋陀所譯共十二部，一百十三卷（《高僧傳》說他譯經十五種，一百十七卷，計算有誤。又《開元釋教錄》刊定他的譯本裏有《新無量壽經》二卷，即寶雲譯本的重覆記載；《方便心論》一卷，即《修行方便禪經》的誤傳；《過去因果經》一卷，出處有疑；都不計入）。

   

佛馱跋陀的翻譯雖有多方面，但專精禪法。慧遠作《禪經總序》載，佛馱跋陀曾譯達摩多羅和佛大先兩家的法門，現存《禪經》僅介紹了佛大先的漸修一法。這就是從二甘露門（數息和不淨觀）方便、勝進兩道各別的退、住、升、進，決定四分開始，進而觀界，修四無量，觀蘊、處，以至暢明緣起，達到禪定的成就。至於達摩多羅禪觀的詳細內容已無可考（後人仍稱佛馱跋陀譯本為達摩多羅禪經）。又佛大先所傳禪法次第本屬上座部瑜伽師地（舊譯修行道地）一類，從安世高以來已傳入中國。到了佛大先，更推進一步，「搜集經要，勸發大乘」而接近了大乘瑜伽系。佛馱跋陀的傳譯就為稍後的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這在中國佛教義學的歷史上是有意義的。（呂　澂）

   

一八　菩提達摩（？—５３６，一說５２８）

   

菩提達摩（通稱達摩），是中國禪宗的初祖。他生於南印度，婆羅門族，出家後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年中（５２０—５２６，一說：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來到廣州，從這裏北行至魏，到處以禪法教人。據說他在洛陽看見永寧寺寶塔建築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歲，歷遊各國都不曾見過，於是「口唱南無，合掌連日」（《洛陽伽藍記》卷一）。

   

達摩抵魏，遊嵩山少林寺，在那裏獨自修習禪定，時人稱他為壁觀婆羅門。有道育、慧可二沙門禮見達摩並親近和供養四、五年。達摩感覺他們真誠，傳授以衣法。又把四卷《楞伽經》授與慧可說：我看中國人的根器於此經最為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離世間。

   

隨著禪宗在中國的發展，達摩逐漸成為傳說式的人物。首先是傳說達摩到金陵（今南京）時和梁武帝的問答。梁武帝是篤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後建寺、寫經、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負地詢問達摩：「我做了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說：「此是有為之事，不是實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達摩即渡江入魏。記載這個傳說的最古文獻是敦煌出土的佚名《歷代法寶記》（７７４年間撰）和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二之上。後來禪宗著名的《碧岩錄》把它作為第一則「頌古」流傳。以後，它便成為禪門眾所周知的公案了。

   

達摩晚年的事跡，各傳都未明確記載。後人傳說他遇毒而逝，葬於熊耳山（今河南宜陽縣），但又傳魏使宋雲自西域回國時遇達摩於蔥嶺。達摩手攜只履翩翩獨逝。所以又有「只履西歸」的傳說。

   

達摩的禪法，據敦煌出土資料，古來作為達摩學說而傳的許多著述之中，只有「二入四行說」似乎是達摩真正思想所在。唐淨覺《楞伽師資記》的《達摩傳》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達摩弟子曇林記錄而傳出。據曇林的序文說，他把達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為《達摩論》；而達摩為坐禪眾《釋楞伽要義》一卷，亦名為《達摩論》。這兩卷論文理圓淨，當時流行很廣。

   

現在一般作為達摩學說的有《少室六門集》上下二卷，即：《心經頌》、《破相論》（一名《觀心論》）、《二種入》、《安心法門》、《悟性論》、《血脈論》六種。還有敦煌出土的《達摩和尚絕觀論》、《釋菩提達摩無心論》、《南天竺菩提達摩禪師觀門》（一名《大乘法論》）等，以及朝鮮梵魚寺所刻《禪門攝要》上下二卷，日本鈴木大拙校刊《少室逸書》所收關於達摩諸論文。這些著述內容大致都差不多。

   

達摩「二入四行」的禪法，是以「壁觀」法門為中心。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二載：「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云，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禪之法？」所謂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屬於教的理論思考，行入是屬於實踐，即禪法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教義。 

理入和行入的名稱，見於北涼所譯《金剛三昧經入實際品》第五。但《金剛三昧經》說的理入是「覺觀」，而「壁觀」是達摩傳出的獨特禪法。道宣在《續高僧傳》卷二十《習禪篇》末對達摩禪法的評價說：「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

   

壁觀禪法的特點在於「藉教悟宗」，即啟發信仰時不離聖教的標準，構成信仰以後教人「不隨於文教」，即不再憑藉言教的意思。二入之中以理入為主，行入為助。

   

後世佛教徒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達摩禪法的標誌，因它直以究明佛心為參禪的最後目的，所以又稱禪宗為「佛心宗」。又有人因達摩專以《楞伽經》授人以為參禪印證，因而稱它為「楞伽宗」。

   

達摩的師承已無可考，後人為追溯傳統遂有種種說法。《楞伽師資記》推求那跋陀羅為初祖，菩提達摩為二世，下以神秀為七世。神會堅持南宗為正統，肯定達摩為中國禪宗初祖，主張自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代是一脈相承的。吉迦夜、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說法。唐智炬《寶林傳》（成於８０１年）以印度自迦葉傳至獅子比丘為二十四世，繼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羅至菩提達摩為二十八世。此說為五代南唐泉州靜、筠二師所集《祖堂集》（成於９５２年）、永明延壽《宗鏡錄》（成於９５７年）所繼承，又為宋道原《景德傳燈錄》（成於１００４年）和契嵩《傳法正宗記》（成於１０６１年）所依用，後來即成為禪宗的正統說。

   

達摩的弟子有慧可、道育、僧（一作「道」）副和曇林等。「慧可」另見本書專條。

   

道育，一作慧育，他和慧可一同親事達摩四、五年，是達摩最初及門弟子之一。他從達摩學了禪法，專重個人內心修持而少對人講說。他的事跡已不明，只有《景德傳燈錄》卷三等記達摩臨終時自許慧可得髓、道育得骨、尼總持得肉、道副（即僧副）得皮的傳說，可以想見其禪學程度之一斑。

   

僧副，俗姓王，太原祁縣人，是達摩剃度的弟子。南齊建武（４９４—４９７）年間住鍾山（今南京）定林下寺。他忻慕岷嶺峨眉的勝景，趁蕭淵藻出鎮蜀部（今四川）時隨從入蜀，因而使禪法流行四川。後來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５２４）寂於金陵開善寺，年六十一歲。

   

曇林自稱是達摩的弟子，曾記錄過達摩的「二入四行說」。《慧可傳》中稱他為林法師。北魏永平元年至東魏武定元年（５０８—５４３）之間，他在洛陽和鄴都參與譯經事業，在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譯場任筆受，是當時參加譯經的重要人物。他博學善講，在鄴都常講《勝鬘經》。周武滅法期間，他與慧可共同護持經典，被斫掉一臂，人稱「無臂林」。曇林早年雖曾親近達摩，但他以禪法與義學並重，因此後世所傳達摩臨終對在側弟子們分別印可得皮、肉、骨、髓的說法，沒有提及曇林。曇林在傳承達摩禪法上所記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於中國禪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業跡。（林子青）

   

一九　僧祐（４４５—５１８）

   

僧祐是齊梁時代的一位律學大師，也是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他原籍是彭城下邳（今徐州專區邳縣），生於江南建業（今南京），俗姓俞氏。幼小時隨父母入建初寺（當時在建業城內）禮拜，歡喜踴躍，就不肯回家。父母依從他的願望，允許他在寺內出家，奉僧範為師。到了十四歲時，又投定林上寺（在鍾山）法達（曇摩密多的弟子，見《高僧傳‧曇摩密多傳》）門下，法達「戒德精嚴，為法門棟梁」（《高僧傳‧僧祐傳》）；同時法獻也在定林寺弘化，「律行精純，德為物範」（《高僧傳‧法獻傳》），僧祐都從而服膺奉事，執操堅明。受具以後，又受業於法穎；法穎是當時的律學名匠，僧祐隨侍盡心鑽研二十餘年，終於精通律部，有名於當世。法穎逝世（齊建元四年，４８２）後，永明年中（４８３—４９３）竟陵王蕭子良每請他開講律學；由於他披釋精詳，辯解入微，因此聽眾常七、八百人。又奉齊武帝敕，往三吳（今湖州、蘇州、紹興地區）去試簡僧眾，並講《十誦律》，說受戒法。所得的信施，都用來修治建初、定林諸寺，並在兩寺造立經藏。從此以後，在他後半生數十年中，經常為學眾廣開律席，「春秋講說，七十餘遍」（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僧祐法集總序》），他一生的主要事業，也就在於傳弘律學。

   

僧祐所傳弘的律學，即是中土流傳最早的薩婆多部（即一切有部）《十誦律》。這是由於當時四部廣律（《十誦》、《五分》、《四分》、《僧祐》）雖都已在中國譯出，而由北印度罽賓傳來的薩婆多部《十誦律》在中國最為流行。法穎律師就是盛弘此律的巨匠，僧祐長期從他就學，故亦弘演此律。他在所撰《薩婆多部記序》中說：「年逾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三紀於茲。」可見其律學師承的嚴謹。

   

僧祐關於律學的撰述，有《薩婆多部記》五卷和《十誦義記》十卷，前者屬於歷史方面，即他所傳弘的律學師承傳記；後者屬於義理方面，即他所傳弘的律學義解記述。這兩部律學著作都是他中年以後——即四十幾歲到五十歲之間的作品，是古來薩婆多部《十誦律》學方面的重要著述。可惜這兩部書都早已亡佚不傳，只《出三藏記集》中略載它的目錄和序文而已。

   

僧祐生平在弘傳律學而外，對於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藝術事業，也有非常豐碩的成就，略如下述：

   

一、造立經藏　中國佛教典籍至齊梁時已甚豐富；但歷史上第一個搜聚卷帙建立經藏的，實即僧祐在建初、定林兩寺所建立的經藏。而它的動機似乎受自其師法穎的影響。據《高僧傳》卷十三《法穎傳》載：「穎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僧祐更擴大這一事業，先後在建業城內建初寺和鍾山定林上寺營建般若台造立經藏，並各有文記載其事（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集》目錄）。其中定林上寺經藏的建立，還得到梁臨川王宏的大力襄贊（同上）。著名文學家劉勰也相隨從事整理厘定，並區別部類加以序錄（見《梁書》卷五十《劉勰列傳》）。後來慧皎在《高僧傳》中也稱述僧祐「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的勞績。

   

二、撰制經錄　僧祐在兩寺建立經藏，編制成《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實為中國現存的最古的佛教經錄。其中目錄部分係依據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加以考訂並增補而成。僧祐在此書中自稱：「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敢以末學，響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為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出三藏記集》卷二）。他在此書的撰制當中，曾經「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以前識，驗以舊聞」（同書《序》），旁征博考，確實費過不少功力。此書保存了古代譯經史上許多原始資料，值得後世學人的憑藉研究和珍視。

   

三、佛教文史著述　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記集》十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十誦義記》、《釋迦譜》五卷、《世界記》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雜記傳銘》十卷。這八種著述，他曾總名之為《釋僧祐法集》，並自序稱：「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以講席間時，僧事餘日，廣訊眾典，披覽為業；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仰稟群經，傍采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別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銓師資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編；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既稟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為律記十卷；並雜碑記撰為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啟於今業，庶有借於來津。」在這八部書中，集錄了很多古記遺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資料，極為可貴。現只《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弘明集》三書尚存，其餘五種均佚。

   

四、佛教工藝的業績　僧祐在他所撰述的《法苑集》中，搜集有關於佛教音樂、歌唄、法樂、梵舞、造像、雕制等記載和文獻甚多；可見他對於佛教藝術的興趣和修養甚深，曾被當時朝野緇素人士所一致推崇。如《高僧傳》卷十一本傳載：「祐為性巧思，能目準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及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準畫儀則。」其中光宅寺銅像，係梁天監八年（５０９）僧祐奉敕監造，用銅四萬三千斤，鑄成丈九佛像，其莊嚴精美，被稱為東方第一（見《高僧傳》卷十三《法悅傳》）。嗣天監十二年（５１３），僧祐又奉敕監造剡縣（浙江嵊縣）石佛，前後雕刻四年，造成極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並造龕台、門、閣、殿、堂，以充供養（《高僧傳》卷十三《僧護傳》）。在這以前攝山大佛和千佛岩，創始於齊仲璋，齊梁時代如豫章王、竟陵王等多發心出資依山造像，僧祐常為之規畫並監造。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法苑集》中有《太尉臨川王成就攝山龕大石像記》；又陳江總《攝山棲霞寺碑銘》載：臨川王就石雕千佛加以瑩飾鏤刻。臨川王是僧祐的虔誠信徒和有力護法，因之這項工程是出自僧祐的規畫無疑。可見僧祐在佛教工藝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出色的。

   

五、教學的風範　僧祐當時以律學和文史著述馳譽江表，而他化導門下，於律部以外，也以經論文史為先。據《續高僧傳‧明徹傳》：「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移業經論，歷采眾師，備嘗深義。」又同傳《寶唱傳》：唱投僧祐出家，咨稟經律，先後撰集《法寶聯壁》、《續法輪論》、《法集》、《華林殿經錄》、《經律異相》、《名僧傳》等。寶唱自稱：「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捃拾遺漏。」劉勰也依僧祐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廣制文記，於定林寺，撰制經證。這都顯示僧祐的學風和他門下的文采風度。

   

他因戒德高嚴，博學多才，在齊梁兩代，備受朝野崇敬。晚年腳疾，梁武帝還請他乘輿入內殿為六宮受戒。他的緇素門徒有智藏、慧廓、寶唱、明徹、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劉勰等一萬一千餘人。梁天監十七年（５１８）五月圓寂於建初寺，年七十四。葬於鍾山定林寺舊墓，弟子正度立碑，劉勰撰文。（高觀如）

   

二○　慧光（約六世紀）

   

慧光是南北朝時代的義學高僧。俗姓楊，定州（今河北省定縣）人，十三歲時，跟隨父親入洛陽，歸依了佛陀扇多，不久，佛陀便度他出家，常為人講經，有聖沙彌之稱。佛陀以戒律為智慧的基本，令他先聽講《四分律》。既而回鄉，受具足戒。後到洛陽參學，並貫通了南北方言，從事著述。當時譯師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三家，分別翻譯。助譯者方言各異，以致傳述分歧而發生爭執。慧光也列席譯場，他既諳習語言，常常為之溝通，完成譯業。就在此時，他曾受教於勒那摩提，得其傳授。後來撰成《十地經論疏》，發揮經論的奧旨，《地論》學派由此流傳。他又注解《華嚴》、《涅槃》等經，並造《四分律疏》，刪定《羯磨戒本》；又著有《玄宗論》《大乘律義章》等。但以上著述現存的只有《華嚴經義記》卷一的斷片（現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其餘都散佚了。東魏時（５３４—５５０），他任國僧都。北齊時（５５０—５８０），應召入鄴都，住大覺寺，轉任國統。學者稱他為光統律師。後來在寺圓寂，年七十歲。

   

慧光是地論師南道派的開創者。關於《十地經論》的傳譯，在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間，有不同的見解，從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和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寵之間，也顯出師承的不同。這樣《地論》的弘揚，以相州（即鄴都）為中心，慧光、道寵南北兩道分為兩派。後來北道派受了攝論學派的影響，而有變化，南道派保持了純粹的傳統，並且名德輩出，獨盛一時。慧光的著作雖多不傳，但在他的再傳弟子慧遠所撰《大乘義章‧八識義》中，看得出這派學說的特別主張，是說阿黎耶識即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亦即真如、法性，而為一切法緣起的本源。

   

慧光的弟子很多，傳承他的地論學說的，有法上、僧範、道憑、慧順、靈詢、僧達、道慎、安廩、曇衍、曇遵、曇隱等，其中以法上為上首，道憑四傳到智儼，開闢華嚴立宗的端緒，所以華嚴宗也可視為南道地論師系統的發展。

   

慧光又是四分律宗的開祖。《四分律》從北魏道復律師繼承法聰，作科文式的《律疏》四卷以後，才打開研習的門徑。慧光更根據律家的口傳，繼續研究，作《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紙，並刪定《羯磨戒本》，遂為法侶所傳誦。每次開講常有僧眾千人列席，後世推他為四分律宗的開山。慧光弟子中傳承四分律學系統的有道雲、道暉、洪理以及曾宗奉道復的曇隱等。由道雲三傳至道宣，律宗乃完全建立。

   

另外，慧光對於教判也有獨到的見解。他有三教、四宗兩種教判說。三教是說漸教、頓教和圓教。他說釋迦一代的教法，為根機未熟的先說無常後說常，又先說空後說不空，漸次而說，這是漸教。為根機成熟的，於一法門具足說常與無常、空與不空、更無漸次，這是頓教。又為上達分段佛境的，說如來果德圓滿自在的法門，這是圓教，也就是《華嚴經》所說。這種漸、頓、圓三教說，後來就成為「南三北七」中北七教判的通相。四宗是說因緣宗、假名宗、誑相宗、常宗。慧光以為一代佛教中，第一、薩婆多部的毗曇學說，諸法各有體性，皆從六因四緣而生，可以稱為因緣宗。第二、《成實論》說一切法皆無實體，但有假相假名，可以稱為假名宗。第三、如《大品》及《三論》說諸法不但無有實體，即假相亦虛誑不實，可以稱為誑相宗。第四、《涅槃》、《華嚴》等，說常住佛性，可以稱為常宗。這個四宗教判，是慧光依《地論》南道派的主張對當時盛行的經典和學說所作的判斷。（黃懺華）

   

二一　曇鸞（４７６—５４２）

   

曇鸞，是南北朝時代北魏弘傳淨土教的一位高僧。他生於今山西大同的雁門（唐迦才《淨土論》作並州汶水人），因家近五臺山，從小就聽了有關文殊菩薩靈異的傳說。十餘歲時，即登山訪尋，備見遺跡，心裏非常感動，於是出家，廣學內外經典。他對於尤樹一系的《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四部論及佛性義的研究特別有心得。

   

後來，他讀《大集經》，感覺到經中的詞義深奧不易悟解，即著手寫作注釋，寫了一半多，忽然得了氣疾，暫時停筆。於是出門尋醫療治，到了汾州，氣疾忽然好了，又想繼續寫作；但又感到生命短促，如果不獲長年，便難完成一切志願。聽說江南隱士陶弘景（４５６—５３６）精研神仙方術，學問淵博，遠近推重，即南遊相訪。當時江南梁朝對於北人入國是不輕易容許的。曇鸞到了梁都建康（今南京）之後，經過官府的勘問並引見梁武帝。武帝知道他並不是北朝的奸細，即請他入重雲殿和他談論佛性的深義，曇鸞的見解很受梁武帝的贊許。

   

這時陶弘景住在句容的茅山，深受梁武帝的尊敬，時人稱他為山中宰相。曇鸞在建康先寫信給陶弘景說明來意，表示願從他學習仙術。陶弘景也早慕曇鸞的高名，接信後立即回信表示歡迎。曇鸞到茅山後受到陶弘景殷勤的接待，不久即授與《仙經》十卷。曇鸞即攜經辭還北魏，欲往名山如法修煉。

   

曇鸞回到洛陽時，遇見北印度三藏法師菩提流支，即向流支敘述自己的願望，並問他佛法中有沒有勝過此土《仙經》的長生不死之法？菩提流支告以《仙經》比不上佛法，並且仙術也不能長生，即以《觀無量壽經》授給他說：這是大仙方，依此修行，便能解脫生死。曇鸞受了這一番教化，即把隨身所帶的《仙經》燒掉。從此精修淨業，自行化他，逐漸得到廣大群眾的皈依。魏主尊號他為「神鸞」，並敕住並州大寺（故址在今太原）。他晚年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又時常到介山（今介休縣綿山）之陰集眾念佛，後人稱其處為鸞公岩。東魏興和四年（５４２），曇鸞因疾入滅於平遙的山寺，時年六十七歲。魏主敕葬於汾西泰陵文谷，營造磚塔，並為立碑。

   

關於曇鸞入滅的年代，在唐朝已有異說。迦才《淨土論》卷下的《曇鸞傳》載「魏末高齊之初猶在」，《續高僧傳》卷二十《道綽傳》及文諗、少康《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都稱他為「齊時曇鸞法師」。此外，據近人羅振玉所藏拓本北齊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銘」中的願主題「比丘僧曇鸞」的名字看來，曇鸞入滅似應在北齊天保五年（５５４）以後，但這也還不能作定論。

   

曇鸞的著述，根據《續高僧傳》卷六及《隋書經籍志》卷三十四、《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九等所記，共有十種。其中，《大集經疏》現已不存。《論氣治療方》、《療百病雜丸方》、《調氣方》、《服氣要訣》四種，似乎是同本異名的關於氣功之類的醫書。據《續高僧傳‧曇鸞本傳》載，他能調心練七，對病識緣，名滿魏都。他所著的《調氣論》，隋著作郎王邵曾加以注釋，可見曇鸞在醫學上是有造詣的。他的《大集經註疏》尚未完成，未見行世。但智顗於《法華文句》卷一引用曇鸞的「細科煙颺，雜礪塵飛」的語句，也許是出於他的《大集經注》或其他著作亦未可知。其《禮淨土十二偈》似乎即是現存的《贊阿彌陀佛偈》；又《安樂集》也似乎即是現存的《略論安樂淨土義》。至於《淨土往生論注》、《贊阿彌陀佛偈》、《略論安樂淨土義》現存三種，都可以確認是曇鸞的著述。

   

其中《往生論注》二卷，是印度世親的《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的注解，上卷解釋偈頌，下卷專釋長行，其間隨處發表他的見解。其特創的見解，有二道二力、名號為體、往還二向等義。這些都體現出曇鸞淨土教的思想。

   

《贊阿彌陀佛偈》，有七言偈一百九十五行。是依《無量壽經》贊詠阿彌陀佛及其淨土的功德，故一稱《無量壽經奉贊》或《大經奉贊》（見迦才《淨土論》卷下）。

   

《略論安樂淨土義》是用問答的體裁，把有關彌陀安樂淨土的三界攝否、莊嚴多少、往生輩品、邊地胎生、五智疑惑、渡與不渡、十念相續等問題，作總別九番的問答，並一一加以解說。迦才《淨土論》卷下說：「（曇鸞）法師撰集《無量壽經奉贊》七言偈百九十五行並《問答》一卷，流行於世」，可見《略論》即是《問答》，曾附屬於本偈流傳的。但新羅元曉的《無量壽經宗要》指出其中「渡河著衣脫衣」的譬喻為鳩摩羅什所說，其他也還有異論。

   

曇鸞的淨土思想，完全表現於《往生論注》。他在論注的卷頭即引龍樹菩薩《十住毗婆沙論》說明菩薩欲求阿毗跋致（即不退轉法）有難行、易行二道。在五濁之世無佛之時求阿毗跋致名為難行道；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由佛力住持入於大乘正定之聚名為易行道。這就是說，在無佛之世「唯是自力，無他力持」，難得阿毗跋致，譬如陸路步行則苦，名為難行道。反之，乘著佛的本願力往生淨土，即依他力而得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名為易行道。

   

曇鸞強調依佛本願力，其思想根源於《無量壽經》。他在《往生論注》卷下說明阿彌陀佛本願力的殊勝和修五念門以自利利他，可以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要點在以彌陀如來為增上緣。以阿彌陀如來四十八願中的第十一，第十八，第二十二、三大本願為中心的他力本願，發揮了彌陀淨土教義的蘊奧。後來唐代善導所發揮的彌陀本願論，就是祖述曇鸞此說的。

   

曇鸞的淨土學說是傳自菩提流支，已經成為一般通說。但也有人以為是經過慧寵、道場二師師傳於曇鸞的（道綽《安樂集》卷下）。一說慧寵原從廬山慧遠受傳淨土法門，後來又得菩提流支印可，成為兩人的弟子。道場是慧寵的弟子，又是廬山東林寺第三代住持（聖聰《淨土三國佛祖傳集》）。這兩人都是慧遠的後繼者，不知何以又被認為菩提流支的弟子。在曇鸞自己的著作中並沒有提到他們的事跡，所以他們的關係很疏遠是可想而知的。

   

在曇鸞以後至道綽之間，《佛祖統記》卷二十七記載往生高僧有二十二人，這些人和曇鸞無直接關係。道綽《安樂集》卷下所舉的中國淨土教系六大德的名字，提到大海和法上，並未肯定他們和曇鸞的傳承。只有日本聖聰《淨土三國佛祖傳集》卷上說大海是玄中寺鸞公的嗣法弟子，法上又是大海的嗣法弟子。這似乎是後來的傳說，真正祖述曇鸞的教學並將淨土宗的發展作出貢獻，成為善導淨土教先驅的當推道綽。（林子青）

   

二二　菩提留支（約五、六世紀間）

   

菩提留支一作菩提流支，意譯道希，北印度人。他是大乘瑜伽系的學者，得到世親直系的傳承（依《金剛仙論》所說，留支是世親四傳弟子）。他不但深通顯教，還熟悉當時流行的秘密陀羅尼法門。北魏永平元年（５０８），攜帶大量梵本，經過西域來到中國洛陽，受到北魏宣武帝的禮遇，住在規模宏大的永寧寺。當時受帝室供養的印度、西域僧人多到七百人，內有著名學者勒那摩提（意譯寶意）、佛陀扇多（意譯覺定）等；但在翻譯佛典方面，留支被推尊為領導人物。

   

留支的翻譯工作，在他到洛陽不久就開始了。其先，他和勒那等合作（由留支、勒那二人主譯，扇多傳語），譯出一些瑜伽學系的重要著述，這就是《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無著造論本，堅意作釋）、《法華經論》二卷（世親造）、《十地經論》十二卷（世親造）、《寶積經論》四卷（安慧造）。他們翻譯的技巧一上來比較生硬，有些名詞還用得不恰當（像器世間開頭譯成了盞子世間等）；又因當時在譯場裏的助理人員所操方言有南北的不同，筆受綴文的時候也發生種種的錯誤（這像《寶積經論》有許多錯亂的文句和聲音近似的別字等等）。但是三年後譯完《十地經論》，他們的翻譯技術也就成熟了。《十地經論》裏有處原本的字句有不同的傳誦，後人因傳說留支和勒那爭名，沒有合作到底，現存譯本是兩家分譯完了才又合併的；但這並非事實。

   

留支在洛陽單獨從事翻譯，為時很久，最後還隨著東魏的遷都到了鄴城，繼續工作到天平二年（５３５）為止，前後將近三十年光景。他在何時去世，現已無考。至於他一生所譯的書，當時就有李廓所撰《眾經目錄》詳細記載，唐代《開元釋教錄》更加以刊定，總共三十部、一百零一卷。其中重要的經論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彌勒菩薩所問經》一卷、《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深密解脫經》五卷、《入楞伽經》十卷、《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十卷、《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五卷、《金剛般若經論》三卷、《文殊問菩提經論》二卷、《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四卷、《無量壽經論》一卷、《百字論》一卷等。此外，還有《唯識論》一卷，《開元釋教錄》說是瞿曇般若流支所譯，但在唐代窺基的著述裏仍認為菩提留支的譯本。

   

留支所譯各書偏重於介紹大乘瑜伽一系的學說，比較有系統。其中對於後來佛學開展發生影響的，有好幾種。首先是《入楞伽經》。此經在劉宋時代求那跋陀羅曾譯過一部略本（四卷），傳播達摩禪法的一些禪師即用它做修行的參考書。但求那的翻譯是相當晦澀難懂的，留支特為重翻大本，「加字混文」，力求暢達；並還為人講說，留下了《義疏》（今佚）。這一矯正，在義解上不免有偏差的地方。像將第八種識即阿賴耶識染淨兩方面說成兩截，便是一例。由此，留支譯本顯然和宋譯分歧，成為北方一部分禪師異說的來源。

   

其次是《十地經論》。在經文中本有「三界唯心」的論點；世親的釋論更依唯識道理加以發揮，並對染淨兩方面緣起指出了總的根源。這很適合於當時學者研究上的要求，因而一時風行，有了一群專攻此論的「地論師」。其中跟著留支學習《地論》最有成就的是道寵。他曾聽過留支三冬講說，隨聽隨即著疏流傳：從他得法的有千餘人。他們主張阿賴耶識為諸法緣起的根本；這和勒那門下慧光一派地論師主張真如（法性）為諸法根本的有所不同，於是成了北道系，而與慧光們的南道系相對立。

   

再次是《金剛經論》。這在留支到洛陽的次年（５０９）就獨自譯出了。它介紹了彌勒、世親對於《金剛經》的解釋，將經文裏隱含著的疑難和解答，剝蕉似地一層層分析出來，給予研究經文的以很大啟發。留支還將他所傳習的世親門人金剛仙的解說詳細為學人開演，他的紀錄編成了《金剛仙論》（十卷）留傳到現在。

   

另外，中國淨土宗的祖師曇鸞，當初因要訪求長生之術而遇到留支，留支授給他《觀無量壽佛經》，說明長生不如解脫的道理，引導他信仰淨土。同時留支又譯出《無量壽經論》（通稱《往生論》），介紹世親的五種念佛法門，曇鸞為之作注，也大大發揮了淨土宗的教義。

   

中國南北朝時代，判教之說盛行。相傳留支對於判教也表示了獨到的看法。他依據《涅槃經》判釋一代佛法為半滿兩教：在佛成道後十二年內所說的都是半字教，十二年以後所說才算滿字教。北方一部分禪師又傳說留支判經為一音教。此即依《維摩》等經，說佛教只是一音、一味，但以眾生根性不同，隨類而有異解。關於這些傳說，現在已無留支自己的文獻可考了。（呂　澂）

   

二三　慧可（４８７—５９３）

   

慧可，一名僧可，是中國禪宗的第二祖。俗姓姬，虎牢人（今河南榮陽縣）。他少為儒生時，博覽群書，通達老莊易學。出家以後，精研三藏內典。年約四十歲時，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在嵩洛（今河南嵩山—洛陽）遊化，即禮他為師。慧可從達摩學了六年，精究一乘的宗旨。達摩寂後，他即在黃河近邊一帶韜光晦跡；但因早年已名馳京畿，許多道俗前訪問道，請為師範，他隨時為眾開示心要，因而道譽甚廣。

   

天平初年（５３４）慧可到了東魏的鄴都（今河南安陽市北），大弘禪法，有些學者不能理解他的學說，時常發生爭辯。當時門下擁有千人的著名學者道恒，竟指慧可所說法要為「魔語」，密遣上足弟子和慧可詰難。但他的弟子聽了慧可說法後欣然心服，反而不滿道恒。道恒因此更加懷恨慧可，甚至賄賂官吏，企圖加以暗害。其間似乎和慧可宣傳宋譯《楞伽》的理論有關。起初，達摩把四卷《楞伽經》授慧可說：「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就宣揚此經，但因宋譯《楞伽》文較難解，不如北魏菩提流支所譯的十卷《楞伽經》文字流暢，所以當時北魏的學士多鄙視它。由於劉宋和北魏兩譯《楞伽》學說之爭，牽涉到菩提流支，後世智炬的《寶林傳》等遂出現誣衊菩提流支因禪學思想不同而毒害達摩的記載。

   

慧可在鄴都既受異派學者的迫害，其後即流離於鄴衛（今河南安陽、汲縣）之間，所以到了晚年，並沒有多少隨從的弟子。但三論宗的學者慧布（５１８—５８７）北遊鄴都時，曾慕慧可而前去叩問禪法，得到印證。北齊天保初年（５５０）著名禪學者向居士致書慧可請教，並以詩文問答，受到了慧可的許多啟示。

   

在北周建德三年（５７４）武帝進行滅佛運動，慧可和同學曇林曾努力保護經典和佛像。後來他又南行隱居於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潛山縣），在這山裏傳法與三祖僧璨。周武滅佛停止後，他又回到鄴都。隋開皇十三年（５９３）入寂。

   

談到慧可的禪法，就令人想到他的「斷臂求法」的傳說。智炬《寶林傳》卷八載唐法琳所撰《慧可碑》文，記載慧可向達摩求法時，達摩對他說：求法的人，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於是慧可乃立雪數宵，斷臂表示他的決心。這樣才從達摩獲得了安心的法門。因此「雪中斷臂」就成為禪宗一個有名故事而廣泛流傳。但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慧可傳》只說慧可「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未提到求法事，因而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值得研究。但後來有關禪學的史籍，如淨覺《楞伽師資記》、杜朏《傳法寶記》、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三、契嵩《傳法正宗記》卷六等，多承襲法琳說而否定道宣之說，從而慧可這段「雷中斷臂求法」的故事，仍為一般禪家所傳誦。

   

慧可的禪學思想傳自達摩，特別是達摩傳授給他的四卷《楞伽》重視念慧，而不在語言。它的根本主旨是以「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這個思想經過慧可的整理提倡，給學禪的人以較大的影響。

   

慧可又曾用詩句來表達他的禪學見解，他答向居士的函問說：「本迷摩尼是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涅槃）？」這是用簡明理路表達出來的禪意。達摩「理入」的根本意義在於深信一切眾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捨妄歸真，就是凡聖等一的境界。慧可繼承這個思想，指出生佛無差別的義理，直顯達摩正傳的心法。

   

從敦煌發現的禪宗文獻看來，其中有許多斷簡殘篇被認為是慧可所說的法語。鈴木大拙所編《少室逸書》的《雜錄》第二之八十一至九十則，即是此類。其中第八十三則關於「懺悔」的故事和《寶林傳》卷八所載唐房琯撰《三祖僧璨碑文》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

   

房琯的《僧璨碑文》，記僧璨請慧可為他懺悔。慧可說：「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僧璨覓罪不得。慧可就說：我已經為你懺悔了！《少室逸書雜錄》第八十三則的記載和上面的問答形式大體相同，只加上一句僧璨最後答慧可時說「罪無形相可得，知將何物來」而已。

   

後來宋《景德傳燈錄》卷三即據此寫成這樣的一則公案。這種罪性本空的思想，成為後世禪家最樂道的一種說法。由於僧璨有這個體會，慧可才傳法給他。

   

慧可著名的弟子是僧璨和僧那，但兩人在《續高僧傳》都沒有獨立的傳記，只在同《傳》卷三十五《法沖傳》中說到禪宗的師承時，言可禪師後有璨禪師（即僧璨）、惠禪師、盛禪師、那老師、端禪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以上八人，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留下著述的有善禪師（出《楞伽抄》四卷）、豐禪師（《疏》五卷）、明禪師（《疏》五卷）、胡明師（《疏》五卷）。此外遠承慧可系統的有大聰師（出《楞伽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沖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宏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十卷）等。

   

僧那，略稱那禪師。據《慧可傳》：他本是個儒家學者，年二十一歲時在東海（今山東）講《禮記》和《周易》，有弟子數百人。後來到了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北），遇到慧可說法，即率領學生十人從他出家受道。（林子青）

   

二四　慧皎（４９７—５５４）

   

釋慧皎，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西）人，俗家的姓氏不詳，是梁代著名的佛教史學家。

   

他博通內外學，對於經律尤有研究。住會稽嘉祥寺（在今浙江省紹興市）。每當春夏則講說弘法，秋冬則專心著述。他還曾住過宏普寺（在會稽），有豐富的藏書，當時有名的藏書家梁元帝蕭繹任江州刺史時（５４０—５４７），曾到他那裏來「搜聚篇翰」。那時候，涅槃學說由於梁武帝的提倡盛行，而持戒止殺之風也見重於當世，他著有《涅槃經義疏》十卷，又著有《梵網經疏》，這些著作都得到當時人的尊重，可惜早已亡佚。

   

他最大的貢獻是綜合了前人有關高僧的傳記，創造性地加以分類和編輯，成為《高僧傳》十四卷，取材精審，義例明確，條理清晰，文采斐然，為佛教史籍中的名著。

   

他的生卒年月都不詳。現行本《高僧傳》末，有僧果的題記，說慧皎在梁末承聖二年（５５３）避侯景難，遷地湓城（今江西省九江市），不廢講說。次年二月逝世，年五十八。江州僧正慧恭為之經營，葬於廬山禪閣寺墓。僧果和慧恭都實有其人，見於《勝天王般若經序》。但是這段記載，不僅道宣的《續高僧傳》卷六《慧皎傳》中沒有提到，其前的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和其後的唐智旻《開元釋教錄》卷六，五代義楚的《釋氏六帖》卷十所記的慧皎事跡中也都沒有言及，可見他們都沒有看到這段題記；題記當為後人所附入。（蘇晉仁）

   

二五　真諦（４９９—５６９）

   

真諦（梵名波羅木陀），西印度優禪尼婆羅門族，原名拘那羅陀（華言親依）。少時博訪眾師，學通內外，尤精於大乘之說。他以弘道為懷，泛海南遊，止於扶南國。梁武帝大同年間（５３５—５４５），派直後（官名）張汜送扶南國的使者返國，訪求名德和大乘諸論、《雜華》等經。彼國乃請真諦來華，諦欣然同意，帶著經論梵本二百四十夾，於中大同元年（５４６）八月到達南海郡（今廣東省南部），當時他已年垂五十了。隨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５４８）八月才到建業，武帝深加敬禮，使住寶雲殿。方將從事翻譯，即發生侯景之亂，不果所願，乃往東行。太清四年（５５０）他到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縣令陸元哲迎住私宅，為招集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佈置譯場，請他翻譯。是年十月起，始譯《十七地論》、《中論》等，不久因世亂中止。大寶三年（５５２），他應侯景之請回到建業，住於台城，不久侯景兵敗東遁，梁元帝即位，改元承聖，建業地方秩序逐漸恢復，他遷住正觀寺，和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譯《金光明經》。其後，從承聖三年到敬帝紹泰三年（５５４—５５７），他歷住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寶田寺，新吳（今江西省奉新縣）美業寺，始興（今廣東省曲江縣）建興寺，還到過南康（今江西省贛縣西南）。陳武帝永定二年（５５８），他再到豫章，住棲隱寺，又轉往晉安（今福建省晉江縣）住佛力寺。在這一時期內，他轉徙各地，生活極不安定，但仍隨方翻譯講習，未嘗中止。雖年已六十，仍與前梁法侶僧宗、法準、法忍等重新核定所翻諸經論。逾二載，於文帝天嘉二年（５６１），從晉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今廣東省惠陽一帶），住建造寺譯講《解節經》等。三年（５６２）九月，譯事事一段落，遂泛海西行，擬還本國，不料風向轉變，十二月間又飄回廣州。刺史歐陽頠請他為菩薩戒師，迎住制旨寺。天嘉四年（５６３），他應慧愷、歐陽頠等之請，譯講《大乘唯識論》（即《唯識二十論》）和《攝大乘論》等。五年（５６４）又譯講《俱舍論》。天康元年（５６６）二月他應慧愷、僧忍之請，於顯明寺重治《俱舍論》譯文，再一次闡講論義。光大元年（５６７），重治《俱舍論》完畢，又為僧宗、法準等再講《攝大乘論》一遍。二年（５６８），在南海郡應法泰之請，譯講《律二十二明瞭論》。是時慧愷在智慧寺代真諦為僧宗、道尼、智□等同門二十餘人及其他學士七十餘人講《俱舍論》。六月間，真諦有厭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將欲自盡，慧愷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歐陽頠等跟著都來勸阻，他還居王園寺。八月，慧愷講《俱舍》未及半部而病卒，真諦為之大慟，惟恐《攝論》和《俱舍》從此無人弘傳，特地邀集道尼、智□等十二人，勉勵他們誓弘二論，勿令斷絕。他並接著講《俱舍論》，講到第五《惑品》，亦因病中止。宣帝太建元年（５６９）正月十一日入寂。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編為部軸。真諦平時生活嚴肅，在廣州時常別居水洲，衣食之奉，節儉知足。弟子等受他的熏陶，也都勤奮稟學，晨夕不懈，形成一種刻苦篤實的學風。及真諦歿後，弟子們分歸各地，弘傳其學，因而形成攝論師學派。

   

真諦在華期間，雖因世亂，不遑寧處，但他隨方譯出經典部卷之多，仍為同時諸譯師所不及。他所譯經論及講述疏記，據《歷代三寶記》所載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內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開元錄》刊定其譯籍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從真諦所譯經論的內容來看，他所弘揚的主要是瑜伽學系無著、世親之學。像《決定藏論》，即是《瑜伽師地論‧抉擇分》的一部分，《三無性論》相當於《顯揚聖教論》的《成無性品》，《解節經》勘同《解深密經》的序和《勝義諦相》二品，《轉識論》相當於《唯識三十論》，《唯識論》（唐譯作《唯識二十論》）、《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等一系列的瑜伽學系主要經論，他都已譯出。中土瑜伽學系的規模，可以說是由他開創的。他學說所宗，特別重視《攝大乘》和《阿毗達磨俱舍》二論。他譯講這二部論時，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覺得在中土道缺情離，不副所懷，一再決心西歸都未得遂之後，才應道俗懇請而翻出的；他又仔細地治定譯文，反覆講解，並特囑弟子道尼等立誓弘傳，可見他的懇摯之忱和鄭重其事的態度。這兩部論在印度佛學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名著，組織嚴密，義理豐富，可以說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種學說的總結。他重視兩書，顯示他對於整個佛學體系的理解和弘法重點之所在。

   

真諦生於西印優禪尼國，和西印著名的佛教義學中心地伐臘毗相近，伐臘毗是當時正量部的根據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學的當與正量部有關。在他的譯籍中，最後所譯的《律二十二明瞭論》，就是以二十二個提綱頌文來解釋正量部律相要義的論書。如以《明瞭論》和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３８１）來華的竺曇無蘭所譯的《離欲優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及劉宋文帝元嘉八年（４３１）由南海闍婆（今南洋爪哇）來華的求那跋摩所譯的《優婆塞二十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見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團不同的新的實踐條在各處擴充教勢的一斑。又在真諦所譯的《部執異論》上，也見到正量部見解的混入，如《論》中述可住子部（即犢子部，正量部從此派生）根本教義處，就有不見於其他漢、藏譯本的「三種假」、「一切眾生有二種失」等十餘條執義。從這些地方，都看出真諦曾受過正量部教養的色彩。此外，他還譯出《婆藪槃豆傳》一卷，《翻外國語》（一名《雜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十論》二卷，對於當時佛學界，都是很有意義的介紹。至於舊傳真諦曾譯《大乘起信論》二卷，此蓋出於後人的偽託。在真諦歿後僅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即說「勘《真諦錄》無此論」，而列之於疑惑部。此書不但文獻無征，而且所表現的思想體系，亦與真諦學說厘然有別，故不能作為真譯譯籍看待。

   

真諦的翻譯，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雖然有些艱澀，或雜入他自己的解釋，但從其師承來說，大體是正確的。後來玄奘門下對其譯文批判未免有過分之處。又真諦傳譯主要經論大都經過講解。弟子們記述師義，通稱疏、釋，亦稱注記或本記。綜計屬於撰述者達二十餘部，可見他不僅是著名的翻譯家，而且是極淵博的義學大師。這些疏記上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釋經論的傳統學說及有關文獻，是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可惜都散失不傳，僅可於後人著述稱引文中略見一斑而已。此外，真諦還撰有《佛性義》三卷、《禪定義》一卷、《眾經通序》二卷，大都同樣由弟子們輯述而成。

   

參加真諦譯場的人，最初有沙門寶瓊、願禪師等，繼有沙門慧寶擔任傳語，居士蕭桀擔任筆受。六十歲以後，真諦已漸善解華言，不須傳譯，當時擔任筆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愷和法泰。至於他晚年的譯事，則和慧愷合作最為密切。相傳真諦所帶梵本達二百四十夾，其中《華嚴》、《涅槃》、《金光明》三經存於建業，其餘梵本都在廣州制旨、王園二寺。譯出經論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部卷已甚可觀。他遭時多難，又缺乏得力的助手，以致未獲大量譯本。

   

真諦門下，以僧宗、法準、慧愷、慧曠、法泰、道尼、智□及居士曹毗等為最著名。特別是慧愷助師譯《攝大乘》、《俱舍》二論，建議重治《俱舍》譯文，並記錄口義，最著功績。真諦嘗有相見恨晚之歎。現存他所撰《攝大乘論釋序》、《俱舍釋論序》、《唯識論後記》及《律二十二明瞭論》的《後記》四篇，為僅存的成於真諦生前的可靠史料。

   

真諦所傳之學，在梁、陳二代並不顯著，歿後由於諸弟子返還各地傳播，從廣州延至閩、越，漸及九江、建業等處。到了隋初，靖嵩傳法泰之學北上彭城，道尼從九江應召入長安，其學遂傳於北土。當時北方著名地論學者曇遷，獲讀新譯《攝論》，備極推崇，及應召入長安，創講《攝論》，請從受業者竟達千數。名僧慧休（玄奘曾從受學），以及北地《攝論》學者道英、道哲、靜琳、玄琬等，都出其門下。當時長安名德慧遠，亦敬禮聽受，其弟子淨辯、淨業、辨相等都相從研習《攝論》。而靖嵩的弟子智凝，講《攝論》於蜀地，傳播的區域益見擴大，瑜伽系無著、世親的《攝論》之學，至是遂遍及各地。它和流行北地的地論師學系並傳，各尊所聞，莫衷一是。終於導致唐初玄奘之西遊求法，解決疑難，而其結果乃有完備的新譯瑜伽學說，其影響可謂深遠了。（遊　俠）

   

二六　慧文（約六世紀）

   

慧文，一稱慧聞；他的籍貫和生卒年月，傳記不詳。據《佛祖統記》卷六《慧文傳》稱他是東魏孝靜、北齊文宣時（５３４—５５９）「行佛道者」，另一說他是北齊時（５５０—５７７）專業大乘的人。

   

根據慧思自述的《立誓願文》和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可知慧思生於５１５年，寂於５７７年，他自稱二十歲到三十八歲遍歷齊國，學習摩訶衍及親近諸大禪師。在三十四歲那一年（５４８），受信州刺史的苦留，建立禪齋，說摩訶衍義；以後他就由北而南。慧思在親近慧文並獲得開悟，至遲是在他三十四歲之前的一、二年。這時慧文已是「聚徒數百，眾法肅清，道俗高尚」的有聲譽的大禪師了。慧思因聞名而往歸依「從受正法」，在親近慧文的第二夏而大悟。故慧文的弘化時期當自東魏開始，《佛祖統記》並說他「道化行於北齊受禪（５５０）之後」。《釋氏稽古略》卷二稱慧思依慧聞開悟為梁承聖三年（５５４），是不大可靠的。

   

相傳慧文是無師自悟的。他因讀《大智度論》（卷二十七）體會到「三智實在一心中得」；又因讀《中論》四諦品，因緣生法即空、假、中一偈，聯繫構成了慧文一心三觀和所觀的一境三諦的思想的禪法。其後慧思傳承了這法門而傳給智顗。到了智顗它的內容更加以充實，從修觀上更開展為一念三千的三諦圓融觀，以為天臺一宗的教觀中心。慧文即是這方面奠定基石的人。

   

慧文的禪法，似包含有中國初期傳入的《安般守意經》、《般舟三昧》等，而以般舟系的大乘禪法為其心要。

   

鳩摩羅什（４０１—４１３）在長安傳譯的《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和有關禪經（《坐禪三昧經》、《禪法要解》等），學風在當時中國北方的影響當能存在。慧文遠承其學，近復取資於北地六家禪師明、最、嵩、就、鑒、慧用心之法，更發展之。其一心三觀之說，和當時傳菩提達摩二入四行的壁觀禪慧可（４８７—５９３）於東魏天平初年（５３４）在鄴都「盛開秘苑」，依《楞伽經》藉教悟宗似相呼應。傳之於慧思，思又傳之於智顗，乃構成教觀兼備，建立了天臺宗。

   

慧文禪法，雖資取於諸家，但師承是很不明的。天臺宗建立以後，為了教人信服，智顗門人灌頂（５６１—６３２）曾在敘《摩訶止觀緣起》中，援用北魏曇曜譯的《付法藏因緣傳》二十三祖的系統，提出了「金口所記」和「今師相承」的說法。金口所記，後來湛然名之為金口口承是「從前向後」，從大覺世尊法付第一祖大迦葉到第二十三祖師子止，以其中第十三祖為龍樹。為慧文所祖承。蓋謂「文師用心一依《釋論》（《大智度論》），論是龍樹所說，《付法藏》中第十三師。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摩訶止觀》卷一）。「今師相承」是由智顗追溯師承業於思、文，而上接龍樹，所謂「台（智顗）衡（慧思）慧文宗於龍樹」（《摩訶止觀》卷一）。今師即指智顗而言。

   

除了上述的兩種相承之說而外，後來湛然在《摩訶止觀輔行搜要記》卷一，還提出與天臺法門有關的九師相承問題。即列舉明、最、嵩、就、鑒、慧、文、思、頠九人，並簡單地說到九人用心的法門。九師中前六師，除「最師」是曇無最外，其餘身世不詳。據說，九師是記在《國清廣百錄》（原書已佚），且是不識根源的人所記；《續高僧傳》的《慧思傳》中也說，「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最師」；並說慧思開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己所證，皆蒙隨喜」；故前六師中至少最、就、鑒三師在慧文與慧思之間無疑是有深切的關係的。（石鳴珂）

   

二七　慧思（５１５—５７７）

   

慧思，俗姓李，後魏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今河南上蔡縣）人。十五歲信仰佛教出家，二十歲受具足戒後嚴守戒律，平時不常和人來往，每天讀誦《法華》等經，數年之間便滿千遍。又因閱讀《妙勝定經》，開始修習禪觀。外出參訪，尋問禪法，常於林野間經行修禪。中間曾往投當時著名的慧文禪師，從受禪法，白天隨眾僧事，夜間專心修禪，結合《法華經》意，悟得法華三昧。他復將自己的領悟，請教於鑒、最諸禪師，得到他們的贊許，聲譽遠播。以後他遊行各州，隨從他學習禪法的徒眾不斷增加。為了給徒眾講習禪學，他著手從大小乘經論中採集有關法門，加以貫穿解說。三十四歲時（５４８）在兗州講禪法，因徒眾人品複雜，時生是非，遭遇邪師的猜忌謀害，從此中止北遊，率眾南行。先到信州，後入郢州，隨地應請講說大乘。在郢州又遭惡人在食物中置毒加害，徒眾有三人因中毒致死。梁代承聖二年（５５３），率眾再向南行，到了光州，次年入住大蘇山，在開嶽寺、觀邑寺講《大品般若經》，信眾日增，因此發願寫造金字《般若經》，四十四歲時（５５８），於光城縣齊光寺實現了寫金字經本並貯以寶函的心願。他極重視這件事的完成，特撰《立誓願文》，敘述自己出家學道、習禪以及在各地遊化迭遭諸異道擾亂毒害，因而發心寫造金字經本的因緣，立誓修禪解脫法、得神通力、弘揚般若、廣度眾生的大願。由於這篇《立誓願文》的流傳，更引起了遠地信眾的歸仰，遠來歸從他的人益多。以後創立天臺宗的智顗，就是在這時不避戰亂，遠來光州師事他的。慧思在光州遊化歷時十四年，乃於陳代光大二年（５６８）帶了徒眾四十餘人前往湖南、入住南嶽。在那裏繼續提倡修禪，陳地信眾望風歸附，陳主迎他到陳都建業，住棲玄寺，講《大品般若》。他很感慨當時南地佛學界偏重理論，輕視禪觀，於是雙開定慧兩門，日間談理，夜間修禪，同時講說禪波羅蜜，陳主尊他為大禪師，傾動一時。後又還住南嶽，繼續傳授禪法。他平時奉持大戒，衣服只用棉布，寒冬添鋪艾葉以禦風霜，《續高僧傳》特別稱讚他慈行可風。陳太建九年（５７７），他特從山頂下來，住半山道場，大集徒眾，勸勉勤修法華、般舟三昧，語極苦切，於是年六月卒於南嶽。

   

慧思年輕時出家，即特別注意行持。自從發心習禪，及參訪諸禪宿以來，更接觸到當時北方佛教學者所特有的躬行實踐的學風，使他深信由定發慧的學道之路。他的禪學思想重視般若，以後到處講說般若，發願守護弘揚，這就使他的禪法盡力於引發智慧、窮究實相。這一傾向，也和他親承慧文禪師的傳授有關。慧文是北齊一代最著名的禪觀學者，他所提倡的禪法即是定慧並重的。特別在慧這方面，慧文對於《大品般若》上講到三種智慧（道種智、一切智、一切種智）可次第證得亦可同時得到的道理，有其獨到的見解。慧思得其真傳，更結合到他自己對於《法華經》的領會，在禪學的理論和實踐上，又提出獨到的說法。在理論上，關於智慧，他根據《法華經‧方便品》，提出窮究諸法實相的「佛之知見」作為一切智慧的最高標準。關於實相，他也根據《方便品》，特舉唯佛與佛乃能窮盡的境界，即所謂諸法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十項，為攝一切法實相，且具有圓滿意義的主要內容，並據此建立了所謂「十如」實相之說。又據《大智度論》分析「如」有通別之說（見《智論》卷三十二）以闡明十如相互間的關係。在實踐上，他也結合到從《法華經》上體會到的圓頓法門，用來修習法華三昧，並還具體地推廣應用於日常行事上，倡導了「法華安樂行」的實踐行法。

   

由於慧思長期持誦《法華》，對它有極深刻的信仰，所以他的中心思想雖屬於《般若》，但更推崇《法華》。認為從佛的教化輾轉增勝上看，《法華》所說要比《般若》更進一步。稱《法華》為大乘頓覺疾成佛道的法門，好像蓮花一樣，一花而具眾果，利根菩薩一心一學，一時具足，非次第入。他曾命其弟子智顗代講《大品般若》，講到一心具足萬行處，慧思特別指示說，《大品》所講還是次弟義，到《法華》才講圓頓義。對於智顗後來創立以《法華》為中心的天臺宗學說，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另外，慧思的思想也和當時開始流行的《地論》、《攝論》的學說有了接觸，多少受到些影響。如關於諸法實相的看法，《般若》、《法華》說一切法無自性、不可得，原從客觀上說，色、心諸法是平等的，慧思則有心法為中心而談諸法實相的傾向（見《無諍三昧法門》卷下），因而和同時講「三論」一系學者的實相觀有所不同。這一傾向，對於以後智顗所倡說的一念三千和圓融三諦等觀心釋的說法，無疑也起了作用。其次是關於心識的看法，慧思認為心法可分為根本心識和枝條心識二類（見《無諍三昧法門》卷下），說六識為枝條心識，是心之相，有假名識、動轉識等異名；六識的本體為根本心識，是為心之性，亦稱為如來藏。他這樣說法，雖未明白主張有八識，而對於心的看法不局限於六識則顯然可見。他把心體聯繫到當時所說的真心、如來藏等概念上去，但沒有很好地加以辨別，所以關於這一方面的見解，多少和後來流行的《起信論》的議論相近，這可能代表了當時一部分習禪者的心識觀。

   

慧思對於所習諸經論，每有他獨自悟入之處，多結合實踐加以申說，他的著作大都出於口授的記錄，自具體系。見於記載的有《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立誓願文》、《隨自意三昧》、《法華安樂行義》各一卷，《大乘止觀法門》二卷等。《止觀》一書頗受宋、明以來台宗學者的重視。

   

慧思的門下頗多，最著名的當推善於發展師說，創立天臺學系的智顗（見本書「智顗」條），其次有新羅人玄光及大善。他如南嶽的僧照、枝江的慧成、江陵的慧威等都著名於一時。玄光將南嶽思想傳入新羅，為以後臺宗教義流行於朝鮮半島的先驅。（遊　俠）

   

二八　智顗（５３８—５９７）

   

智顗，世稱智者大師，是中國天臺宗的開宗祖師。俗姓陳，家居荊州華容（今湖南華容縣），父親是梁朝的官吏。十七歲時，值梁末兵亂，家庭分散，流離顛沛，遂在荊州長沙寺佛像前發願為僧。次年，依湘州（今湖南長沙市）果願寺法緒出家，授以十戒；叫他去慧曠律師處學律，二十歲受具足戒。這時他已精研律學，深好禪觀。陳文帝天嘉元年（５６０）聽說慧思禪師從北方南下，居於光州（今河南光山縣）大蘇山，他就前往請益。慧思為他演說四安樂行，他日夜勤習，造詣甚深。

   

陳光大元年（５６７）慧思臨去南嶽時，囑他往金陵（今南京）傳弘禪法，他就和法喜等二十七人一同東下，到達陳都講禪。過了兩年（５６９），受請主瓦官寺開講《法華經》題，樹立新的宗義，判釋經教，奠定了一宗教觀的基礎。

   

智顗住瓦官寺前後八年，除講上述《經》題而外，還講《大智度論》和《次第禪門》（即《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寫出《六妙法門》等。陳太建七年（５７５）離開金陵，初入天臺山，於北面山峰，創立伽藍，栽植松栗，引入流泉。又往寺北的華頂峰，行頭陀行，晝夜禪觀。

   

陳至德三年（５８５）三月，智顗再到金陵，住靈曜寺。陳少主請於太極殿講《大智度論》題，又講《仁王般若經》題，慧恒、慧曠、慧辯等名僧都奉命參加討論。後移居光宅寺，講《法華經》。弟子灌頂隨聽隨記，錄成《法華文句》。此後智顗所講經義，多由灌頂筆錄成書。陳亡，智顗上廬山留居。

   

隋開皇十一年（５９１），晉王楊廣為揚州總管，遣使到廬山堅請智顗往揚州傳戒，他即前去為楊廣授菩薩戒，受到「智者」的稱號。次年（５９２）他回到故鄉荊州，於當陽縣玉泉山創立玉泉寺。此後兩年（５９３—５９４）在寺講《法華經玄義》和《摩訶止觀》。

   

開皇十五年（５９５）春，智顗又從楊廣之請，再到揚州，撰《淨名經疏》，九月，辭歸天臺，重整山寺，習靜林泉，這時他已五十八歲了。以後兩年（５９７），會稽嘉祥寺沙門吉藏，曾奉書天臺邀請他到嘉祥寺講《法華經》，他因病未允前往。過了些時，他在病中對弟子們口授《觀心論》。十月，楊廣遣使入山迎請，他仍勉強出山，走到石城，疾亟不能前進，不久入寂，世壽六十歲，僧臘四十。

   

智顗生平造寺三十六所，入滅後，晉王依照他的遺願在天臺山另行創建佛剎，後於大業元年（６０５）題名為國清寺。

   

智顗弘法三十餘年，其著作小部分是親自撰寫的，大部分由弟子灌頂隨聽隨錄整理成書。現存有《法華經玄義》二十卷、《法華經文句》二十卷、《觀音玄義》二卷、《觀音義疏》二卷、《金光明經玄義》二卷、《金光明經文句》六卷、《維摩經玄疏》六卷、《維摩經疏》（前二十五卷親撰，後三卷灌頂續補）二十八卷、《維摩經略疏》（唐湛然略）十卷、《四教義》十二卷、《三觀義》（由《淨名玄義》分出）二卷、智顗前出《淨名玄義》十卷；後為晉王楊廣著疏，並別制《玄疏》。因將前出《玄義》分為三部，即《四教義》六卷、《四悉檀義》二卷、《三觀義》二卷）、《請觀音經疏》一卷、《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阿彌陀經義記》一卷、《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五卷、《金剛般若經疏》一卷、《菩薩戒義疏》二卷、《摩訶止觀》（初名《圓頓止觀》）二十卷、《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十卷、《六妙法門》（一名《不定止觀》）一卷、《小止觀》（一名《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一卷、《四念處》四卷、《五方便念佛門》一卷、《禪門口訣》一卷、《禪門章》一卷、《禪門要略》一卷、《觀心論》一卷、《觀心誦經法》一卷、《觀心食法》一卷、《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覺意三昧》一卷、《方等三昧行法》一卷、《法華三昧懺儀》一卷、《請觀音懺法》（載《國清百錄》卷一）一卷、《金光明懺法》（載《國清百錄》卷一）一卷、《天臺智者大師發願文》一卷、《普賢菩薩發願文》一卷。此外，他的著述還有《大智度論疏》二十卷、《彌勒成佛經疏》五卷等，現已散佚。又《淨土十疑論》一卷，有說是後人託名偽撰。 

智顗的著述，建立了天臺一宗的解行規範，其中主要的是《法華經玄義》、《法華經文句》、《摩訶止觀》世稱為天臺三大部；又《觀音玄義》、《觀者義疏》、《金光明經玄義》、《金光明經文句》、《觀無量壽佛經疏》，稱為天臺五小部。他的特點在於教觀雙運，解行並重。在發揮《法華經》的要旨方面，他以化儀四教和化法四教判釋釋迦一代時教，用五重玄義解釋經題，述為《法華玄義》；以四釋（一，因緣釋；二，約教釋；三，本跡釋；四，觀心釋）詮經的文句，述為《法華文句》；以一心三觀十乘觀法開顯圓頓止觀法門，述為《摩訶止觀》。他的學說，在中國佛教史上發生的影響很大（參照「天臺宗」專條）。（吳　明）

   

二九　信行（５４０—５９４）

   

信行，是我國隋代倡導三階教（佛教一個支派）的一位大德。俗姓王，魏郡（今河南安陽）人。十七歲時，出家於相州（今安陽）法藏寺。受戒後，博涉經論，重視行持。認為佛教須應時宜，實行濟度，不應空講理論。又比丘生活方式，對於菩薩行頗多不便，因此，他於法藏寺舍了具足戒。

   

信行舍戒後，極力宣揚大乘利他精神，並且親服種種勞役，節衣縮食，救濟貧窮並供養三寶。雖捨戒而並不還俗。於是遠近有一些僧徒造門詰問，信行說明他要創立新宗的企圖。他認為隋代已是末法時代，應因時設教，以法驗人，從而依末法觀創立三階教義。他把整個佛法分為三階，闡明機教相應與根行相契。謂第一階為大乘根機，屬於正法時代；第二階為三乘根機，屬於像法時代，以上第一、二階教中有大小差別之法，名為別法；第三階為世間普通的根機，屬於末法時代。不論大小乘法，必須普敬普信，名為普法。普法就是末法眾生唯一得救的法門。有很多人從他化導，奉以師禮。

   

開皇三年（５８３），他在相州光嚴寺，發願為皇帝、諸師父母乃至一切眾生，施捨身命財物、建立禮佛、轉經、眾僧、眾生、離惡、頭陀、飲食、食器、衣服、房舍、床坐、燈燭、鐘唄、香、柴炭、洗浴十六種無盡藏行，「願施無盡，日日不斷」，直至成佛為期。開皇七年（５８７），信行已經四十八歲。他寫信給相州知事，誓願頓捨身命財物從事無盡藏的布施。要求相州知事代為奏聞，讓他他行這個志願（《信行遺文》）。

   

這時左仆射（丞相）高顃，聞信行盛名，因請隋文帝召他入京，並施資於京師（今西安）真寂寺建立別院，供養信行居住（唐臨《冥報記》）。開皇九年（５８９），信行帶著弟子僧邕等自相州至京師，受到了很多僧俗的皈敬。 

信行教導門徒，悉行頭陀乞食，日止一餐，他又效《法華經》常不輕菩薩的榜樣，路上遇人，不問男女，悉行作禮，謂之「普敬」。由是他所領導的教團很快的得到許多道俗的信奉。

   

信行晚年患病，體氣衰弱，不能起床，乃請佛像入房觀念。開皇十四年（５９４）正月四日寂於京師真寂寺，年五十五（《續高僧傳》作五十四，茲據《故大信行禪師塔銘》）。弟子淨名、僧邕等三百多人，依林葬法，收其舍利起塔於至相寺旁，弟子裴玄證為撰舍利塔銘。他的教徒歿後，無論僧俗，照例也埋葬於他的墓塔左右，後來那裏建了信行塔院，稱為百塔寺。

   

信行創立三階教的年代，據敦煌發現的《信行遺文》看來，開皇三至七年（５８３—５８７）間，始在相州提倡。後來由相州傳入隋都，得到許多道俗的信奉，不幾年間，便形成了一個三階教派。

   

三階教所創立的無盡藏布施思想，與《華嚴經》的菩薩行思想有關。裴玄證《信行塔銘》說：「（禪師）披《雜華》（即《華嚴經》）之文。起菩提之行，感波崙（常啼菩薩）之志氣，慨童子（善財）之精誠。誓欲洞達十二之文，和會百家之說。」可知信行之所以建立無盡藏，是受了《華嚴》饒益眾生思想的啟發。

   

信行認為到了末法時代，應有一種能夠滿足時代要求的佛法，即所謂三階佛法。三階的名稱，是依時、處、人三項而建立的。約時三階，即以經上所說佛滅後的正、像、末三個時代而言，以佛滅後五百年正法時代為第一階，次五百年像法時代為第二階，佛滅千年以後末法時代為第三階。約處三階，以淨土為第一階一乘（大乘）之處，穢土為第二階三乘（小乘）之處，第三階為戒見俱破的眾生之處。約人三階即一乘、三乘和世間根機的區別，分為三階。他認為眾生根性不同，必須因人說法。既然時屬末法，處在穢土，人乃劣機的世間則應信修普法。若以下人而修上法，則不合機宜。所以三階教的主要教義，在於對根起行。

   

信行認為第一階正法時，戒見（行為和認識）俱不破，第二階像法時，破戒不破見，二者都是具有正見的人。但到第三階的末法時，則戒見俱破。劣時劣處，又為便見（空或有）或邪見所支配。對於執著偏見的人，若授以第一、二階的「別法」，則信此一佛一經者，將謗他佛他經。所以信行主張在末法時期，不應學習「別法」，應該普遍歸依一切佛、一切法、一切僧、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故他稱第一、二階為「別佛別法」，稱第三階末法為「普佛普法」，略稱「普法」。 

信行的著作，最初見於隋開皇十七年（５９７）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十二，稱為《對根起行法集錄》三十二卷、《三階位別集錄》三卷，早已散佚。後世學者對於三階教的內容，只能從窺基的《淨土要訣》及懷感的《釋淨土群疑論》等書中的片段記事，略見其教理大綱而已。到了近代，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在歐洲從斯坦因、伯希和自敦煌盜去的許多古寫經中，發見了關於三階教的幾種寫本，從而進行研究，並參照日本古代所傳三階的典籍加以校訂發表。因此，現在可以見到信行的著作有《三階佛法》四卷、《對根起行法》一卷、《大乘無盡藏法》、《三階佛名經》等殘卷。

   

信行的弟子很多，其傳記事跡見於僧傳及碑銘的有：本濟、淨名、僧邕、裴玄證、惠了、僧海、道安等。（林子青）

   

三○　吉藏（５４９—６２３）

   

吉藏，是中國隋代三論宗的集大成者。他俗姓安，本西域安息人，先世避仇移居南海，住在交廣（今越南、廣西）一帶，後遷居金陵而生吉藏。幼年時，父親帶他去見真諦，真諦為他取名吉藏。吉藏的上輩本奉佛教，他的父親後來出家名道諒。吉藏七歲時（一說十三歲）即從法朗出家，學習經論。十四歲時從法朗受學《百論》，十九歲時開始為眾復述，受到大眾的稱譽。

   

吉藏受戒以後，學解更進，聲望日高。陳桂陽王（伯謀）欽慕他的學問，對他特加尊敬。陳末，隋兵進攻建康，社會極為混亂。吉藏和一些同學前往各寺，搜集佛教文疏，藏於三間堂內，到戰事停止後加以整理。他涉獵典籍非常廣泛，後來他的著述注引的賅博，就是得力於此。隋朝平定江浙地方以後，吉藏遂移住會稽秦望山嘉祥寺。他在這裏弘傳佛法，從他受學者多至千餘人。後來學者即因他所住的寺號稱他為嘉祥大師。

   

吉藏在會稽嘉祥寺時，曾開講《法華經》並自著章疏。及智顗再歸天臺，他即於開皇十七年（５９７）八月廿一日與禪眾百餘人致書請智顗開講《法華》，智顗因病未赴不久即圓寂。因從智顗弟子灌頂聽天臺宗義（《續高僧傳》卷十九《灌頂傳》）。

   

隋開皇最後幾年（５８１—６００），晉王楊廣（即隋煬帝）總管揚州，在揚州建置四個道場，延請佛教知名學者入住。吉藏以盛名被延入慧日道場，受到特殊禮遇。開皇十九年（５９９），楊廣自揚州赴長安，邀吉藏同行，到長安後被安置於日嚴寺，即埋頭整理《維摩經》的著述。他的《淨名玄論》，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見《淨名玄論》）。隋煬帝的次子齊王楊暕，早聞吉藏盛名，於大業五年（６０９）請他蒞臨私第，邀集長安名士六十餘人舉行辯論會，並推吉藏為論主。當時有僧粲和他對論，往復四十餘番，結果吉藏獲勝。這時他已經六十一歲了。

   

隋朝亡後，唐高祖李淵初到長安，召集佛教知名人物在虔化門下接見。吉藏被推為代表往見。武德初年（６１８），唐朝設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務，吉藏被選為十人之一。他在長安先住實際寺和定水寺，後來齊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請他住延興寺。武德六年（６２３）五月得病逝世，世壽七十五。臨終還寫了一篇《死不怖論》，葬於終南山至相寺的北岩（《續高僧傳》卷十一本傳）。

   

吉藏的學說淵源於攝山學系。攝山自梁僧朗、陳僧詮相繼，成為江南三論宗的發祥地。僧詮門下最傑出的有興皇寺法朗、攝山棲霞寺慧布、長幹寺慧辯和禪眾寺慧勇，尤以法朗為最著名。僧詮在攝山弘布三論及《摩訶般若經》，到了興皇法朗始兼講《涅槃經》（吉藏《涅槃經遊意》）。吉藏從法朗受業，後來也廣弘這些經論，其學問授受的淵源是可以想見的。

   

吉藏一生的學說有三變，最初宗承他的本師法朗的學說，深究三論和《涅槃》；繼而攝取天臺宗的《法華玄義》；最後傾其全力於三論的闡揚，著作《三論玄義》，樹立了自己的宗要。在他以前的所謂「古三論」，有羅什門下僧肇、道融的「關內義」（或稱「關河舊說」），有僧朗、僧詮、法朗三世相承的「山門義」，到了吉藏始集三論教義的大成，因此他的三論學說被稱為「新三論」。

   

吉藏博學多識，歷受陳、隋、唐三代王室的尊崇，不免恃才傲物；加以生活不拘細節，時或招受人們的非難。他在學問上雖有成就，並不善於處眾。所以道宣對他的評價是：「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眾之德，非其所長。」

   

吉藏弘法五十餘年，造就弟子很多。見於史傳記載的有慧遠、智拔、智凱（同名的兩人）、智命、碩法師、慧灌等。慧遠晚年住蘭田悟悟寺，盛行講說。智拔，襄陽人，初為智潤的弟子，後來京師從吉藏研究《法華》，深得吉藏的器重（《續僧傳》卷十四本傳）。智凱，丹陽人，因聞吉藏講《法華‧火宅品》而出家，發色較黑，被稱為烏凱，隨吉藏到會稽嘉祥寺，是吉藏門下的俊才（《續僧傳》卷十四本傳）。另一智凱是揚都人，聞吉藏在會稽傳播佛法，即棄俗從他出家，並受學三論。後隨吉藏入京，專攻子史，曾在內殿佛道辯論時折服了道士張鼎，是一個長於辯論的僧人（《續僧傳》卷三十本傳）。智命，滎陽（今河南）人，初從吉藏聽三論和《法華》，發生了信仰。後來夫婦同時出家，不久因事被殺（《續僧傳》卷二十七本傳）。碩法師從吉藏受學，曾著有《中論疏》十二卷。慧灌，高麗國人，曾入隋至會稽嘉祥寺從吉藏研究三論，後入日本傳弘三論，被稱為日本三論宗的初祖（日本師鍊《元亨釋書》卷一本傳）。

   

吉藏生平，曾講三論、《法華》、《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經論多遍，並各著註疏行世。他的著述共計四十餘種，其中有的已經散失，有的真偽尚未決定，現存的尚有二十六部。其名如次：《華嚴經遊意》一卷、《淨名玄論》八卷、《維摩經遊意》（即「維摩經義疏」卷首玄義）一卷、《維摩經義疏》六卷、《維摩經略疏》五卷、《勝槃經寶窟》六卷、《金光明經疏》一卷、《無量壽經疏》一卷、《觀無量壽經義疏》一卷、《彌勒經遊意》一卷、《大品經遊意》一卷、《大品經義疏》十卷（卷二闕）、《金剛經義疏》四卷、《仁王經疏》六卷、《法華經玄論》十卷、《法華經遊意》一卷、《法華經義疏》十二卷、《法華經統略》六卷、《涅槃經遊意》一卷、《三論玄義》一卷、《中觀論疏》十卷、《百論疏》三卷、《十二門論疏》三卷、《法華論疏》三卷、《二諦章》三卷、《大乘玄論》五卷。

   

吉藏的著述，自隋唐以來並陸續流入朝鮮和日本，曾被廣泛研究和翻譯刻版，因而有所影響。（林子青）

   

三一　法順（５５７—６４０）

   

法順，俗姓杜，一稱杜順，雍州萬年縣（今陝西長安縣）人，生於陳武帝永定元年（５５７）。十八歲出家，從因聖寺僧珍禪師（又稱魏禪師），受持定業。後來在慶州、清河、驪山、三原、武功等地說教，所說直顯正理，刪去浮詞。當時盛傳他有種種神異的事跡，所以《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把他的傳記編在《感通類》，並且說唐太宗仰慕他的神德，引入內禁，隆禮崇敬。《佛祖統紀》卷二十九、三十，載有唐太宗和他的問答，並說唐太宗稱他為「帝心」，後世遂有帝心尊者之稱。他曾遊歷四方，勸人念阿彌陀佛，著有贊詠淨土的《五悔文》。他的門弟子有達法師、智儼、樊玄智、動意等，其中以智儼為特出。據《華嚴經傳記》卷三說法順於隋煬帝大業九年（６１３），即智儼十二歲時，向智儼的父母乞智儼為弟子，即交付高足弟子達法師教誨。《華嚴經傳記》卷四又說有居士樊玄智，涇州人，年十六，捨家來從法順修行，即令以讀誦《華嚴經》為業，並勸他依經修修賢行願。法順於唐太宗貞觀十四年（６４０）在南郊義善寺圓寂，時年八十四歲，葬於樊川的北原。 

世稱法順為華嚴宗初祖，其說始於圭峰宗密。《續高僧傳‧法順傳》雖然沒有任何關於法順弘傳《華嚴》的記載，但在傳末說智儼經常講說《華嚴》和《攝論》之後，緊接著說是「斯塵不絕矣」，可知杜順、智儼之間是有華嚴傳承關係的。又《華嚴經傳記》說法順令樊玄智讀誦《華嚴》，又勸他修普賢行，也可見法順確是倡導《華嚴》學說的。

   

法順的著述，相傳有《華嚴法界觀門》、《華嚴五教止觀》各一卷。《法界觀》的全文，又見於法藏所撰《華嚴發菩提心章》，因此有人疑心不是杜順的著作，但澄觀對它有注解，題作「終南山釋法順俗姓杜氏」撰，並作《華嚴法界玄鏡》以闡明它。《五教止觀》也題作「京終南山文殊化身杜順說」，卷末還載明是「華嚴杜順和上略出記」，但全文大部分見於法藏的《華嚴遊心法界記》中，這《遊心法界記》或者是根據《五教止觀》所作。但是《五教止觀》中，出現了好些後來玄奘所用的譯語，又提到後來的佛授記寺，於是發生了是不是杜順所說的問題，為學者所聚訟，懸而未決。還有法藏的《妄盡還源觀》，孤山智圓也說它是法順所撰，到了晉水淨源才斷定是法藏所著（見《妄盡還源觀》卷末淨源按語）。又智儼所撰的《華嚴一乘十玄門》，也題作「承杜順和尚說」，假如這是事實，也可以證明杜順和智儼《華嚴》傳承的關係。此外法順的著作相傳還有《十門實相觀》和《會諸宗別見頌》各一卷。（黃懺華）

   

三二　道綽（５６２—６４５）

   

道綽，俗姓衛。並州（今山西太原）汶水人（迦才《淨土論》卷下作並州晉陽人），是繼承北魏曇鸞一系淨土思想的大師。他十四歲時出家，對《大涅槃經》特別有所研究，曾開講二十四遍。後於太原蒙山開化寺從慧瓚禪師（５３６—６０７）講究空理，對禪學有很深的造詣。

   

隋大業五年（６０９），他到汶水石壁玄中寺。寺為曇鸞所建立，他見到記載曇鸞念佛往生種種瑞應的碑文極為感動，於是即捨《涅槃》講說，修習淨土行業，一心專念阿彌陀佛，觀想禮拜，精勤不斷。並為信眾開講《觀無量壽經》約二百遍，詞旨明暢，辯才無礙。每當他講經散席，大眾歡喜讚歎，念佛的聲音響徹林谷。他所住的玄中寺屬西河汶水之地，故後人又稱他為西河禪師。

   

道綽每日自己念佛，以七萬遍為限。他並廣勸道俗信眾稱念阿彌陀佛名，以麻豆等記數，每一稱名便下一粒，念念相次，累積得數百斛。其中最上的念得豆量八、九十石，中等的念得五十石，最少的也念得二十石。後來他又教人穿木□子作數珠以為數法。他經常自己穿制念珠，送給四眾，教他們稱念佛號。教導信眾不向西方涕唾便利，不背向西方坐臥。有些不信淨土法門的人想加譭謗，但一接觸到道綽的風采都改容歸向。由於他熱忱弘化，當時晉陽、太原、汶水三縣七歲以上的男女都會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唐太宗貞觀二年（６２８）四月八日，他曾大集道俗於玄中寺，祝佛陀降誕，將欲捨命而未遂。其後太宗因文德皇后有病，曾驅車到玄中寺訪道綽，供養祈願。顯見道綽當時德望很高（見《金石萃編》卷八十四林諤撰《石壁寺鐵彌勒像頌碑》）。他七十歲時，忽然齔齒新生，一如童年，加以神氣清健，容光煥發，弘講淨業，滔滔不絕。貞觀十九年（６４５）四月二十四日與道俗告別，二十七日於玄中寺入寂時年八十四。

   

道綽的著作，現存的有《安樂集》上下二卷（道宣《續高僧傳》的《道綽傳》中誤作為《淨土論》）。此外日本的《東域傳燈目錄》，別出他的《觀經玄義》一卷，現已不傳。

   

道綽淨土學的特色，是他重視經證。他在《安樂集》的卷首就說：「此所引用的經律論釋，多至四十餘部。其中常引用的除《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所謂淨土三經外，還引用有《大集》、《涅槃》、《華嚴》、《維摩》、《法華》、《般若》、《大悲》、《增一阿含》、《十地》、《觀佛三昧》、《十方隨願往生》、《法句》、《大乘同性》等經；《大智度》、《大乘起信》、《俱舍》、《往生》等論；以及此土曇鸞《贊阿彌陀佛偈》等。」由此可以窺見他的博學。但他志在闡揚淨土教義，並不講求著述形式，文字不免有堆砌之嫌。因而迦才曾批評《安樂集》說：「近代有綽禪師，撰《安樂集》，廣引眾經，略申道理。其文義參雜，章品混淆，後之讀之者，亦躊躇未決」（見迦才《淨土論》序）。

   

道綽主張教法應該和時機相應。他在《安樂集》卷上即根據《大集月藏經》所說：佛滅度後有五個五百年末法開始時期，主張應該修福懺除罪障，並認為念佛一門最為應機。他把佛的教法分為聖道、淨土二門。聖道門非末法鈍根眾生所能悟證；只有淨土門簡要易行，乘佛的本願力即能往生淨土。所以他一生宣揚淨土法門。

   

關於淨土生因的問題，道綽主張以菩提心為其根本，以念佛三昧為其要行。並引天親《淨土論》「發菩提心即是願作佛心。願作佛心即是度眾生心」的說法以為證明。他更廣引諸經證明念佛三昧的不可思議功德，修此三昧必能見佛，命終之後即生佛前；又念佛三昧具足一切四攝六度。能消滅過去、未來及現在一切諸障。從他所引《般舟經》的「常念我名」及《觀佛三昧經》的「觀佛相好」文字看來，道綽的念佛三昧包含著稱名和觀念兩種念佛的意味。這和曇鸞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關於道綽的師承，他因見曇鸞碑文而歸向淨土，並非直接的傳承。他自己在《安樂集》卷下提到中國淨土的師承，曾舉了菩提留支、慧寵、道場、曇鸞、大海、齊朝上統（法上）六人，也沒有直接傳授的跡象。因此迦才《淨土論》稱道綽為大鸞法師三世之下玄孫弟子，是從曇鸞之法上的隔世關係而推想的。

   

受了道綽感化歸向淨土法門的有道撫、僧衍、善導、尼大明月等，而以善導為最傑出。道撫是長安洪福寺的名僧，特地到玄中寺訪問道綽，和他共修淨土行業，對於淨土教義的弘揚起了不少作用。他每和道綽相見，必指淨土為會。道綽死後三日，道撫聞訊歎說：「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在像前叩頭懺悔，退就其坐而寂。僧衍（５９７—６４２），並州汶水人。初念慈氏菩薩名，期生兜率內院。年九十以後遇道綽講《觀無量壽佛經》，始歸心淨土。每日早晨禮佛千拜，念佛萬聲。尼大明月，介州平遙人，也是在晚年六十歲時（貞觀初）遇著玄中寺道綽講《無量壽經》，教念阿彌陀佛。她從此在淨室念誦，同時傳教其妹少明月，亦同念佛。

   

善導於貞觀十五年（６４１）訪問道綽於玄中寺。道綽授以《觀無量壽佛經》並淨土教義。他後來到長安，盛唱念佛法門，極受道俗的敬信，成為綽以後唐代淨土教史上最傑出的人物。（林子青）

   

三三　法琳（５７２—６４０）

   

法琳，俗姓陳，原籍穎川。他的遠祖曾到襄陽做官，因之留寓該地。他生於陳宣帝太建四年（５７２），年少即出家，遊歷金陵、楚郢（江陵）各地，遍學內外典籍。隋開皇十四年（５９４），二十三歲，夏五月，隱居青溪山鬼谷洞（地在湖北遠安縣），精勤誦習，白晝鑽研佛經，夜間閱覽俗典，學業大進，曾撰有《青溪山記》，文詞婉麗，傳誦一時。仁壽元年（６０１），他三十歲，出山來遊隋京大興（即長安）。他想瞭解道教的真實情況，遂在義甯之初（６１７）著黃巾道服與道家交往，到唐武德年初（６１８），又還歸佛教，住濟法寺。武德四年（６２１）九月，太史令傅奕（原是返俗的道士），上廢佛法奏事十一條。唐高祖李淵徵詢沙門的意見，法琳這時據理回答，李淵無詞以對，傅奕之議因而不行。但是傅奕把他奏事的內容公開宣佈，因文中有禿丁、胡鬼等語，遂使社會上有鄙視歧視佛教僧徒的風氣。這時有總持寺的普應撰《破邪論》二卷，又居士李師政（曾任扶溝令）撰《內德論》和《正邪論》，都廣引佛教經論，破斥傅奕之說。但是法琳以為佛教經論本為傅奕攻擊的物件，縱然引用，豈能使其心服，於是自撰《破邪論》一卷（或作二卷），約八千多字，引據孔子老子推敬佛教等中國的古代傳說，用傅奕等本身所信的學說以破斥其謬見，此論出後，虞世南特為寫了一篇序文，風行一時。法琳為了要進一步轉移當時社會上的視聽，遂在武德五年（６２２）正月上書於皇太子，武德六年（６２３）五月二日又上書於秦王（唐太宗）備論傅奕之妄。武德九年（６２６）三月，唐高祖下詔沙汰寺僧；只京師留三寺千僧，其餘寺宇並賜王公，僧徒放還故鄉。但到六月三日，高祖退位，太宗大赦天下，佛教又恢復舊觀。本來武德初年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著《十異九迷論》和《顯正論》等論貶量佛教，法琳為了造論破斥著成《辯正論》八卷十二篇，東宮學士陳子良為之制序。貞觀元年（６２７）太宗捨太和宮為高祖立龍田寺，以法琳為寺主，又三年（６２９），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三藏來長安翻譯《寶星陀羅尼經》和《般若燈論》等經典，法琳都參加筆受，審定名義，並為《寶星陀羅尼》制《序》。貞觀七年（６３３）二月，有太子中舍人辛諝設《問難》二條以問紀國寺僧慧淨，慧淨著《析疑論》答之，並以此論送法琳閱覽，法琳因此又著《齊物論》。貞觀十一年（６３７）正月，唐太宗因為自姓李氏，欲推尊以老子李耳為始祖的道教，詔令道士女官的位次排在僧尼之前。當時僧眾推法琳上表抗爭，太宗不從。貞觀十三年（６３９）九月，有道士秦世英譖毀法琳，說他所著的《辯正論》，訕謗皇帝的祖宗，有罔上之罪。太宗大怒，又下詔沙汰僧尼，並逮捕法琳加以推問。到十月二十七日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韋悰，司空毛明素等推問，法琳辭氣不屈。至十一月十五日劉德威等以推檢狀況奏聞，太宗於是親自審問，當時問答有二百餘條。到二十日，太宗又下詔令法琳念觀音七天，屆期行刑，看有無靈感。到期又遣人詢問，法琳對答從容，太宗聞報歡喜，諭令免刑，又召法琳細問佛道優劣，法琳對答如理，太宗遂釋其罪，令徙益州為僧。法琳又著《悼屈原篇》以敘己志。貞觀十四年（６４０）六月初一日行至百宇關菩提寺，患疾，七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九。

   

法琳的著作，除《破邪論》、《辯正論》（現存）而外，據同時的沙門彥悰曾加以搜集，謂共有《詩賦》、《碑誌》、《讚頌》、《箴誡》、《記傳》、《啟論》、《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三十卷。又據道宣所述，另有《表》、《章》、《誄》、《大乘教法》等名目，共有三十餘卷。他的這部文集現已失傳，但是重要的文字大都引用在彥悰和道宣二人分別撰作的《法琳傳》中。在法琳當時，佛教和道教的鬥爭非常劇烈，法琳在此一鬥爭中，深入瞭解道教內幕，所以他的文字中保存不少有關道教的原始材料，而為現代研究道教史的重要依據。又因唐朝引老子李耳為祖先，法琳考查出唐代的祖先實出於元魏拓拔氏，這給後代研究隋唐氏族問題得到一個很好的啟發，所以近代有些史學家也找出旁證支援法琳的意見。（郭元興）

   

三四　法融（５９４—６５７）

   

法融，是禪宗牛頭派的創始人。俗姓韋，潤州延陵（江蘇丹陽縣延陵鎮）人。十九歲（６１２）入句容茅山從三論宗僧炅法師剃度。後從大明法師鑽研三論和《華嚴》、《大品》、《大集》、《維摩》和《法華》等經數年。大明寂後，漫遊各地，從鹽官（今浙江海寧縣）邃法師、永嘉曠法師等聽講各種經論，深有造詣；但覺全憑知解不能證入實際，因而復入山凝心宴坐，過了二十年習定的生活。

   

唐初武德七年（６２４）平定了吳越，左丞相房玄齡奏請淘汰寺廟僧徒，法融即挺身入京陳理，御史韋挺看了他的《表》辭情文並茂，和房玄齡協定後才把這事打消。貞觀十年（６３６）他到南京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下構築一所茅茨禪室，日夕參究，數年之間，同住的法侶就有一百餘人。這時牛頭山的佛窟寺藏有佛經、道書、佛經史、俗經史和醫方圖符等七藏，是劉宋初年劉同空造寺時到處訪寫藏在寺裏的著名經藏。法融得到佛窟寺管理藏經的顯法師允許，在那裏閱讀了八年。摘抄各書的精要，然後回到幽棲寺，閉門從事研究。

   

貞觀二十一年（６４７），法融在幽棲寺開講《法華經》。永徽三年（６５２）邑宰請他出至建業講《大品般若》。江甯縣令李修本又請他講《大集經》。

   

顯慶元年（６５６）司功蕭元善再三請他住建初寺，次年（６５７）即寂於該寺，時年六十四歲。

   

法融和禪宗四祖道信的關係，《續高僧傳》並無記載。明確的記述法融受道信印可為牛頭禪初祖的事實，是晚出的劉禹錫的《融大師新塔記》（《全唐文》第六百零六卷）、李華的《故徑山大師碑銘》、《故左溪大師碑》（《全唐文》第三百二十卷）、李吉甫的《大覺師碑銘》（《全唐文》第五百一十二卷）和宗密的《禪門師資承襲圖》等。

   

法融的門下，據《續高僧傳‧法融傳》說，他初入牛頭山時有道綦和道憑，這兩人的事跡都不詳了。《宗高僧傳》卷八有《曇璀傳》，說曇璀晚年曾事牛頭山法融，稱法融為東夏的達摩。他受了法融誨示以後，即隱居於鍾山，後入潤州竹林寺。從最初的師承關係說，曇璀應該是牛頭宗的第二世，但後來卻公認智岩為二世。至於牛頭宗法系六世的次第，都是比較後起的說法，而各種記載裏也互有出入。唐劉禹錫的《融大師新塔記》以法融、智岩、法持、智威、玄素、法欽為牛頭宗傳承的次第，但未稱為六祖。李華的《故徑山大師（玄素）碑銘》所記的傳承是：法融、智岩、慧方、法持、智威、玄素六世。這種系統傳說在玄素（６６８—７５２）生前似已成立。到了宗密時（７８０—８４１）更確定了牛頭宗的世系，以法融為第一祖，智岩第二，慧方第三，法持第四，智威第五，慧忠第六。又說智威的弟子有潤州鶴林寺玄素，玄素的弟子有徑山道欽（一稱法欽），都是相承傳授牛頭禪的宗旨的。牛頭宗的世系，後來即以此為定說。

   

據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說，牛頭宗是從道信下傍出的一派。初祖慧融（即法融）禪師曾多年精研般若空宗，後遇道信印證所解。道信告訴法融說，此法從上以來只委一人，他已將法付與弘忍了，因而囑咐法融說，可以自立一支。法融後來果於牛頭山創宗，位當初祖，輾轉傳了六代。這一宗和南北二宗都沒有關係。一說是法融在牛頭山得自然智慧後，道信親自過江去加以印證的。但道信當時住蘄州（今湖北蘄春）雙峰山三十餘年，為全國禪徒所仰望，法融到雙峰山去問法是可能的。

   

法融的著述，據《宋高僧傳》卷十《唐天臺山佛窟岩遺則傳》說，遺則曾為法融的文集作序，其書三卷現已失傳。現在所傳的只有存於《全唐文》卷九百零八和《景德傳燈錄》卷三十中的《心銘》，共一百九十八句，每句四字。《心銘》主張：「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熏煉？」又說：「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這種思想顯然成為後來南宗所倡導的頓悟說的先聲。此外，據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一及永明延壽《宗鏡錄》卷九十七所記，法融還有一種著作叫《絕觀論》。此論近代出土的卷子本有四本（巴黎國民圖書館藏三本，北京圖書館有一本）。這些大概都是唐貞元十年（７９４）前後的寫本，篇幅似乎不完全，《宗鏡錄》卷九十七引文未見於他本，但第九卷及七十七卷所引之文，敦煌本都有。

   

牛頭禪的特色在於排遣多言，而著眼於空寂。所以從《宗鏡錄》卷九十七所引法融《絕觀論》的文句看來，法融認為六根所緣的並悉是心，而心性又是空寂的。他說從境起解是智的作用，而自身心性是智的境界。他從心的照用和靜止的狀態說明心的舒卷，「舒則彌遊法界，卷則定跡難尋」。這和他的《心銘》「目前無物，無物宛然」的說法是一脈相通的。至於他的禪風，重在無心絕觀，或絕觀忘守。這和道信禪法以坐禪觀心守一為主的，不很相同。所以他們中間的有無傳授淵源，今人還是有異論的。

   

據日本古經錄所載，法融還有《注金剛般若經》一卷、《金剛般若經意》一卷、《維摩經記》二卷、《維摩經要略疏》一卷、《華嚴經私記》二卷、《法華名相》一卷（見《惠運律師目錄》、《智證大師將來目錄》和《東域傳燈錄》等），共有六部七卷之多，都已失傳。（林子青）

   

三五　道宣（５９６—６６７）

   

道宣，原籍吳興（今浙江湖州市）人（一說丹徒人），俗姓錢，父在陳時曾任吏部尚書，母姚氏。自幼受到家庭教育，九歲便能作賦。因隋朝大興佛教，他十歲時，便捨家從長安日嚴寺慧頵受業，第二年就在日嚴道場落發。二十歲時，到大禪定寺依智首受具足戒。二十一歲就在智首門下聽受律學。智首是當時新興的律學大家，「鈔疏山積，學徒雲湧」，長安獨步三十餘年。兼弘《地論》和《四分》的靈裕，以及先在關中弘闡《四分律》的洪遵，都率眾預其法筵，聽受講習。道宣在智首門下受教奠定了一生的律學基礎。

   

道宣在受慧頵和智首的教導以外，還經常跋涉山川去到四方廣泛參學，自稱「居無常師，追千里如咫尺；唯法是務，跨關河如一葦；周遊晉魏，披閱累於初聞；顧步江淮，緣構彰於道聽。遂以立年（三十歲）方尋鉛墨，律儀博要，行事謀猷，圖傳顯於時心，鈔疏開於有識；或注或解，引用寄於前經，時抑時揚，專門在於成務」（見《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序》）。說明他在三十歲以前是用咨廣學，三十歲以後便從事於各項著述。

   

武德七年（６２４）。長安日嚴寺廢毀，道宣隨慧頵往新造崇義寺。同年他又往終南山，棲居於仿掌谷修習定慧，時有清泉湧出，因稱為白泉寺。他在山整修十餘年來的律學心得，於武德九年（６２６），撰成《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三卷（今作十二卷），闡發了他為律學開宗的見解。貞觀元年（６２７），撰制《四分律拾毗尼義鈔》三卷（今作六卷）。四年（６３０）出外到諸方參學，廣求諸律異傳，曾到魏郡訪問名德法勵律師，請決疑滯（見《量處輕重儀序》）。九年（６３５）入沁部棉上（今山西沁縣綿上鎮）山中撰《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卷、《疏》二卷，隨後又撰《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疏》三卷。十一年（６３７）在隰州益詞谷撰《量處輕重儀》（一作《釋門亡物輕重儀》）二卷、《尼注戒本》一卷。十六年（６４２）仍入終南山居豐德寺，至十九年（６４５）撰成《比丘尼鈔》三卷（今作六卷）。時玄奘三藏已由西域歸國，他於同年六月被徵召至長安弘福寺譯場任綴文大德，參與譯事。翌年（６４６）又返終南山，在豐德寺將所撰《羯磨》一卷增廣為二卷，又將《疏》二卷增廣為四卷（今作八卷），永徽二年（６５１）九月又增訂《含注戒本》並《疏》。於是他所開啟的南山宗義的五大部疏鈔至此完備。至顯慶二年（６５６）又撰成《釋門章服儀》一卷。三年（６５７）六月，他奉敕為唐京新建的西明寺上座，同年七月迎請玄奘入寺譯經，他也參加譯業。龍朔元年（６６１）又撰《釋門歸敬儀》一卷。乾封二年（６６７）二月，他在終南山麓清宮精舍創立戒壇，依他所制的儀規為諸州沙門二十餘人傳授具戒。同年他撰有《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一卷，《律相感通傳》一卷。此外他還撰有《釋門正行懺悔儀》二卷、《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一卷、《淨心誡觀法》二卷等。

   

道宣在佛教上的主要成就，即在於他對《四分律》的開宗弘化，以及綜括諸部會通小大的創見。他對於律學的整理，如他所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和《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兩書就可以顧名思義。所謂「補闕」就是以其他部的文補充《四分》的闕義；所謂「隨機」即是以《四分律》順中土大乘的機緣。如他在《行事鈔》（卷上一）中說：所以隨其樂欲，成立己宗。競採大眾之文，用集一家之典。故有輕重異勢，持犯分塗，有無遞出，廢興互顯，今立《四分》為本，若行事之時必須用諸部者不可不用。又說：「世中持律略有六焉：一、唯執《四分》一部，不用外宗；二、當部缺文，取外引用；三、當宗有義，文非明瞭；四、此部文義具明，而是異宗所廢；五、兼取五藏，通會律宗；六、終窮所歸大乘之極。……此《鈔》所宗，意存第三、第六，餘亦參取得失隨機知時故也。」這說明他以《四分》為本，並對《四分》有義無文的地方參取諸部律，而最後以大乘為歸極。同時他所撰的律學著述，則自稱是「包異部誡文，括眾經隨說，及西土聖賢所遺，此方先德文紀，搜駁同異，並皆窮核；長見必錄，以輔博知，濫述必剪，用成通意」的。道宣這一綜攬諸說成一家言的學風，曾受到當時佛教界的廣泛推重。但同時也有少數學者不同意他的見解，如東塔懷素批評說：「題云《刪補隨機羯磨》，斯有近棄自部之正文，遠取他宗之旁義，教門既其雜亂，事指屢有乖違」（懷素《僧羯磨序》）。這是代表另一部分學人認為道宣的著述是淆亂了《四分律》的本質而有所指摘的意見。雖然如此，道宣的學說在當時已風靡全佛教界，乃至從那時以來的中土律學家，差不多都以他的著述為圭臬；對於《行事鈔》的解記之作，在唐宋兩代就已多至六十多家。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道宣以《四分律》會歸大乘的主要論據，即為心識戒體說。他認為「戒是警意之緣也，……欲了妄情，須知妄業，故作法受，還熏妄心，於本善識，成善種子，此戒體也。由有本種熏心，故力有常，能牽後習起功用故，於諸過境，能憶、能持、能防、隨心動用還熏本識，如是輾轉能淨妄源」（見《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卷三）。他這一圓教戒體說的提出，當是受自其時舊新兩譯大乘唯識學說的影響。至於他證明《四分律》能通於大乘，主要有五種理由：一、《四分律》中，遝婆得羅漢後，心念此身不堅固，即厭無學身，求菩薩法。二、戒本回向文：施一切眾生，皆共成佛道，即是大乘的圓頓了義，不以其餘二乘為歸向處。三、律序一再說如是諸佛子，佛子亦如是和大乘《梵網》戒中所稱佛子意義同樣。四、《四分》捨墮求悔，先須捨財，如僧用不還，只犯突吉羅輕罪，和大乘戒以心意劃分輕重相通。五、如《四分》小妄戒，解釋見聞觸知，說眼識能見、耳識能聞等，以識為了義，也和大乘義理相通。由此五義，即以《四分》會通大乘。

   

道宣以心識戒體為根據，因而對於佛說的一切教法判為三種，如《行事鈔》說：「一者諸法性空無我，此理照心，名為小乘；二者諸法本相是空，惟情妄見，此理照用，屬小菩薩；三者諸法外塵本無，實唯有識，此理深妙，惟意緣知，是大菩薩佛果證行」。此中第一種是小乘人行，觀事生滅，是性空教；第二種小菩薩行觀事是空，是相空教；第三種大菩薩行，觀事是心意言分別，是唯識圓教。他所闡述旨在第三。

   

道宣又將佛陀一切教授教誡分判為化行二教，如《行事鈔》卷一說：「一謂化教，此則通於道俗，但泛明因果，識達邪正，科其行業，沈密而難知，顯其來報，明瞭而易述。二謂行教，唯局於內眾，定其取捨，立其綱致，顯於持犯，決於疑滯。……謂內心違順，托理為宗，則準化教；外用施為，必獲身口，便依行教。」即以屬於教理一方面的大小乘經論稱為化教，以屬於行持一方面的戒律典籍稱為行教。這是他判別佛法的另一分類。

   

道宣基於以上理解，因而主張《四分》圓融三學，並以大乘三聚淨戒為律學的歸宿（見《刪補隨機羯磨疏》卷三）。這正合乎中土學人對大乘佛教的愛樂和機運，因而使他所倡導的南山律學從那時以來即盛行流傳。

   

道宣在佛教文史學上的貢獻也很大。他於貞觀十九年（６４５），撰成《續高僧傳》三十卷。同年入弘福寺參加譯經，兼考證西域方輿，於永徽元年（６５１）撰成《釋迦方志》二卷。顯慶五年（６６０）撰成《佛化東漸圖贊》一卷（今佚）。其時佛道二教論諍甚熾，他於龍朔元年（６６１）撰成《集古今佛道論衡》三卷，麟德元年（６６４）又撰成一卷，合為四卷。同年又撰成《大唐內典錄》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和《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一名《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又於麟德二年（６６５）撰成《釋迦氏譜》（一名《釋迦略譜》）一卷。此外還撰有《聖跡現在圖贊》一卷（今佚）、《後集續高僧傳》十卷（今佚、一說已羼入於現行的續高僧傳內）、《法門文記》若干卷（今佚）等，可見他的致力範圍極為廣博。其中《續高僧傳》、《釋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論衡》、《大唐內典錄》和《廣弘明集》等，均為佛教文史上重要名著。唐智昇稱他「外博九流，內精三學，戒香芬潔，定水澄齊，存護法城，著述無輟」（見《開元釋教錄》卷八），這是非常允當的。

   

道宣生平「三衣皆紵，一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床」，他精持戒律的盛名並遠傳至西域。乾封二年（６６７）十月三日示寂，年七十二，僧臘五十二，窆於壇谷石室，建塔三所，唐高宗詔令天下寺院圖寫他的真容奉祀，名匠韓伯通並為塑像，以追念他的遺範。後人因他長時期居終南山，並在山樹立了他的律學範疇，即稱他所傳弘的《四分律》學為南山宗，並稱他為南山律師。

   

道宣門下有受法傳教弟子千人，特出的有大慈（住西明寺，撰有《行事鈔記》）、靈（住崇福寺，撰有《行事鈔記》）、文綱、名恪、周律師、秀律師等。其中文綱和文綱的弟子道岸，相繼闡揚他的遺教弘化最盛，朝野崇奉，南山一宗風行更廣。最後道岸還請得唐中宗墨敕，在江淮間推行南山律宗，使最後奉持《十誦》的東南一隅，也多改奉南山《四分律》。至今中國出家僧徒，還大多以他的《四分律》學為行持的楷模。（高觀如）

   

三六　玄奘（６００—６６４）

   

玄奘，俗姓陳，本名褘，河南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縣南境）人。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了他父親陳惠，便潛心儒學不做官了。玄奘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即西元６００年。關於玄奘的生平，現存的《傳》、《狀》、《塔銘》等都沒有記載，而關於他的年歲又有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九諸說，推算不出確實生年來。今以重校內學院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暫定法師壽六十五歲）。少時因為家境困難，跟著他二兄長捷法師住在洛陽淨土寺，學習佛經，十一歲（６２０）就熟習《法華》、《維摩》。十三歲時（６２２）洛陽度僧，破格入選。其後聽景法師講《涅槃》，從嚴法師學《攝論》，升座復述，分析詳盡，博得大眾的欽佩。隋煬帝大業末年，兵亂饑荒，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長安後，得知當時名僧已多聚在蜀地，因又同往成都。在那裏聽寶暹講《攝論》、道基講《雜心》、惠振講《八犍度論》。三、五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６２２），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６２４）離開成都，沿江東下參學。先到了荊州天皇寺。講《攝論》、《雜心》，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聚。六十高齡的大德智琰也對他執禮甚恭。講畢以後，繼往趙州從道深學《成實》，又到揚州聽惠休講《雜心》、《攝論》。貞觀元年（６２７），玄奘再到長安，從道岳、法常、僧辯、玄會諸師鑽研《俱舍》、《攝論》、《涅槃》，他很快就窮盡各家學說，受到稱贊，聲譽滿京師。仆射蕭瑀，奏請令他住莊嚴寺。但是玄奘覺得多年來在各地講筵所聞，異說不一，特別是當時流行的《攝論》、《地論》兩家有關法相之說不能統一，很想得著總賅三乘學說的《瑜伽師地論》，以求會通一切（這一見解大概是受了當時來華的波頗蜜多羅的啟發而生），於是決心往印度求法。那時出國之禁很嚴，他正式表請赴印，未得許可，只好作種種準備等待著。貞觀三年（６２９），因北方連遭災荒，朝廷准許道俗四出就食，他得便西行，到達蘭州，應當地人士請求，講《涅槃》、《攝論》和《般若經》。西域商侶有參加旁聽的，回去以後，便將玄奘求法的事向各地宣傳了。玄奘繼而潛行到達瓜州，得胡人西槃陀導送，夜渡瓠顱河。從此子身冒險，過了玉門關外五烽，度莫賀延沙磧，到達伊吾。高昌王□文泰得知後，遣使迎往，敬禮備至，延留度過夏坐，並要久留在高昌，他堅決未允。當時西突厥葉護可汗勢力遍及雪山以北各地，如去印度，須要取得他的協助，因而高昌王遣使陪送玄奘去葉護可汗衙所，時當貞觀三年八月。玄奘離開高昌，過阿耆尼、屈支等國，越淩山到達素葉城，和葉護可汗相見，憑著可汗致所經諸國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很順利的經過西域笯赤建等十國，越大雪山，直到鄰接北印的迦畢試國。

   

他從此東行，進入北印度境，過濫波、健馱羅、烏仗那諸國。渡信度河，過呾叉始羅等國，至迦濕彌羅國，於此先後居停兩年參學。隨後至磔迦、至那仆底、闍爛那達、屈露多等國入中印度境。又經窣祿勒那國，渡閻牟那河至秣底補羅國。過婆羅吸摩補羅等國，至羯若鞠闍國。東南行渡殑伽河至逾陀國。更循殑伽河東下，擬赴阿耶穆佉國，於中途遇盜，幾乎喪命。後又過阿耶穆佉等國至吠舍厘國，更南行至摩揭陀國，巡禮華氏城、伽耶等處聖跡，折向那爛陀寺。寺眾千餘人歡迎他到寺，參謁了戒賢。他離開高昌，進入印度國境以來，隨處遇著高僧大德，就停留參學。廣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經百論》、《廣百論》、《對法》、《顯宗》、《理門》、《眾事分毗婆沙》、《經部毗婆沙》、《薩婆多部辨真》、《發智》、《日胄毗婆沙論》等。如此且行且學，到達那爛陀時前後約四年，其時為貞觀七年（６３３）。

   

玄奘到了那爛陀寺，被推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優遇。他請戒賢三藏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歷一年五個月講畢，後復重聽兩遍。又聽講《順正理》、《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論》、《百論》各三遍。《俱舍》、《婆沙》、《六足》等論，他先在諸國聽過，至此更披尋決疑，兼學婆羅門《聲明記論》。如是在寺學習，歷時五年（貞觀八至十二年，６３４—６３８）。

   

其後，玄奘為了更廣泛的參學，便離開那爛陀寺南遊，經伊爛那缽伐多國，從怛他揭多趜多和羼底僧訶兩師學《毗婆沙》、《順正理》等論。過瞻波等國入東印度境，經羯羅拿蘇伐刺那等國，折西北行至中印南憍薩羅國，停一個多月，從善解因明的婆羅門學《集量論》。從此南行入南印度境，過案達羅國至馱那羯磔迦國，停數月從蘇部底和蘇利耶兩僧學《大眾部根本阿毗達摩》等論，他們亦從法師學大乘諸論。過珠利耶國至達羅毗荼國，於建志城逢僧伽羅國大德覺自在雲和無畏牙，就問《瑜伽要文》及僧伽羅國佛教情況。過那建補羅等國，出伐臘毗國入西印度境，西至狼揭羅國。從此折回，過臂多勢羅等國，渡信度河，至北印缽伐多國，於此停兩年，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摩》及《攝正法》、《成實》等論。從此東南行，仍還那爛陀寺。又到寺西低羅擇迦寺，從般若跋陀羅就薩婆多部三藏及《聲明》、《因明》等論咨決所疑。往杖林山，從勝軍居士學《唯識抉擇》、《意義理》、《成無畏》、《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莊嚴經》等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首尾歷時兩年。這樣在各地遊歷參學凡經四年（貞觀十二至十六年，６３９—６４２）。回那爛陀寺後，應戒賢三藏之囑，為寺眾講《攝論》、《唯識抉擇論》，並溝通了當時大乘學說中「瑜伽」、「中觀」兩家的論爭，著《會宗論》三千頌，得到戒賢三藏和諸大德的贊許。他又應戒日王的請求，擬折服南印正量部論師般若趜多《破大乘論》的異說，著《制惡見論》一千六百頌。

   

玄奘在印所學至此已經大成，他很想回國弘通，得到戒賢的贊許，遂莊嚴經像，辭別戒賢，準備東歸。時東印迦摩縷波國鳩摩羅王一再遣使迎請前往。適值羯若鞠闍國戒日王征恭御陀回來，又遣使來請，鳩摩羅王就帶兵陪送玄奘，到羯朱祇祗羅國，遇著戒日王。戒日王乃決定於曲女城為玄奘建立大會，命五印沙門、婆羅門、外道義解之徒都來參加。到期與會的有十八國王，各國大小乘僧三千多人，那爛陀寺僧千餘人，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此會即以玄奘所著《會宗》、《制惡見》兩論的論點標宗，任人難破，但經過十八天大會終了，沒有一人能提出異議。玄奘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給以「大乘天」和「解脫天」的尊稱。其後又隨喜了在缽羅耶伽兩河間舉行的五年一次的無遮大施會，這才辭別戒日王，攜帶幾百部梵本和各種佛像，啟程東歸。路過呾叉始羅渡信度大河時，因遇風浪，失卻梵本五十夾及諸異花種，停在烏鐸迦漢荼城五十多天，遣人往烏仗那國抄寫迦葉維耶部三藏。從此經過濫波等地，出迦畢試境，度雪山，經睹貨羅故地，過波迷羅川，越蔥嶺到了於闐，以國王延留，未得即還。就派人隨商侶入朝，表陳還國，日夜為于闐僧人講《瑜伽》、《對法》、《俱舍》、《攝論》四部論，約停了七、八個月。等到使人回來，並奉敕迎令東歸。於貞觀十九年（６４５）正月到達長安。

   

玄奘去洛陽會見了唐太宗。太宗要求他據遊歷見聞，修西域傳；並勸他還俗從政，玄奘力辭。因留他住長安弘福寺譯經，由朝廷供給所需，並召集各地名僧二十餘人相助，分任證義、綴文、正字、證梵等職，組織了規模完備的譯場。玄奘於是年五月，創譯《菩薩藏》等經，次年撰《大唐西域記》成。貞觀二十二年（６４８）譯完《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的大部之後，請太宗替新譯諸經做了總序，即後世所傳的《大唐三藏聖教序》。這一年因太宗問功德利益，他建議度僧，太宗詔諸州寺各度五人，並於北闕造弘法院，供譯經用。冬十月，東宮新建大慈恩寺告成，寺內也別造譯經院，迎他入住。高宗永徽三年（６５２）春，他請就大慈恩寺造西域式石塔，安置帶回經像，以運石工大，改用磚造。永徽四年（６５３）夏，印度大菩提寺智光、慧天來信問候他，次年他分別答書。永徽六年（６５５），尚藥奉御呂才，誦玄奘所譯《因明》、《理門》二論，自出新解，指議長短。後經玄奘和他親自辯論，他才辭屈謝退。顯慶元年（６５６）二月，玄奘為鶴林寺尼寶乘等五十餘人授戒，又為德業寺尼眾數百人授菩薩戒。玄奘西遊求法的時候，路上備嘗辛苦，六十歲前後，身體就有病痛，這一年復間冷疹重發頗劇。他恐怕病危，表請高宗重定佛道名位次第，及廢僧尼依俗科罪。顯慶三年（６５８），他遷居新建的西明寺，當時印度僧人阿地瞿多和那提相繼來華，譯事不專，他因而請求停譯，未得允許。繼而因大眾請詳譯《大般若經》全部，以京師紛擾，恐難譯了，表請赴玉華宮翻譯。顯慶四年（６５９）冬，他遷往玉華宮，次年初即開始譯《大般若經》，至龍朔三年（６６３）冬完成，全經十六會，總六百卷。他於譯完《大般若經》後，自覺體力衰竭，不再事翻譯，專精行道。麟德元年（６６４）初，他在玉華宮染病，病中命門人嘉尚具錄所譯經論以及造像、寫經、供養、施捨等項，宣讀一過，他很覺自慶，到了二月五日中夜便圓寂了。

   

玄奘回國以後的主要事業，就在翻譯經論，並傳播新知。因為他對印度佛學全面通達，所以他所譯經論亦賅一切。並且他進行翻譯，也完全有系統、有計劃。他從住弘福寺開始翻譯，直到最後遷住玉華宮，譯完《大般若》，中間經歷十九年，共譯出經論七十五部（除《大唐西域記》一種不計入），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這十九年的翻譯，可分幾個段落：最初，在太宗貞觀末年，約五年間，譯出了「瑜伽」學系的「一本十支」各論；其次，在高宗永徽、顯慶中間約十年，譯出《俱舍》、《婆沙》和「一身六足」等「阿毗達摩」；最後四年譯成全部《大般若》，這些都是整然自成系統的譯業。在這中間，他還曾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將中國的《老子》譯成梵文，流傳於迦摩縷波；又以中國流傳的《起信論》文出馬鳴，印度諸僧很想一讀，他也譯唐為梵，傳到印度。這些都是有關中印文化交流的事業。

   

玄奘所譯各籍，因為他對梵文的造詣精深，又親自主譯，所以名相的安立，文義的貫練，莫不精確異常，而且矯正舊譯的訛謬，遂在中國譯經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後人通稱其譯籍為新譯。另外，從玄奘由翻譯而傳播的學說看來，綱舉目張充分反映了西元五世紀以後印度佛學的全貌。當時印度那爛陀寺等處的佛學，已顯然分為因明、對法、戒律、中觀和瑜伽等五科。他於因明科譯出《理門》和《入正理論》，樹立了在論議基礎上的佛家邏輯軌範。於對法科，聲聞乘方面以《俱舍》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論，以及其後發展的《順正理》、《顯宗》等論，他都原原本本地傳譯了出來；大乘對法譯出了《集論》和他的注書《雜集論》，顯示對法經不同於瑜伽論的特點，並指示大小對法相通的途徑。於戒律科，譯傳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薩戒》，並輯出《受戒羯磨》以為實行的規範。於中觀科，特別譯出護法的《廣百論釋》，以見瑜伽系貫通中觀的成就。於瑜伽科，則「一本（《瑜伽》）十支（《顯揚》、《莊嚴》等）」，差不多全部譯出，而於最後發展的「唯識」說，則編纂了完備的《成唯識論》，以盡其奧蘊。如上所舉，可以說那爛陀寺最盛時期所傳承的佛學精華，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譯傳於中土了。至於他在講學中闡揚了「理佛性」和「五種姓」之說，這不僅為後來創立慈恩一派的根本典據，即其他宗派也有加以採用，在中國佛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玄奘的著述，除上文說到用梵文寫的《會宗論》三千頌，《制惡見論》一千六百頌而外，還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造了《三身論》三百頌，但這些都沒有譯成漢文，因而也未流傳後世。他回國以後，忙於翻譯，無暇撰述，只應太宗的要求而修撰《大唐西域記》十二卷，還是口授辯機寫成的。另外，向當時朝廷陳事的表啟，現存一卷。至於有關學說，則大都為其門下各家所記的口義，特別是見於園測一系新羅學人著述上的占多數。通稱為法師自作的有《三類境》一頌，載《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二內，又有《贊彌勒四禮文》，載《法苑珠林》卷十六，另傳法師論《五種不翻》，周敦義《翻譯名義集序》曾見稱引。至後人所傳的《八識規矩頌》，文義都有可疑之處，並非他的手筆。

   

玄奘門人很多，參加譯業的也大都從他受業。最著名的是神昉、嘉尚、普光、窺基，稱玄門四神足。繼承法系的自然要推窺基。基師俗姓尉遲，十七歲得玄奘指導出家，常侍左右，二十五歲參加譯場，勤於著述，有「百部疏主」之稱。他對玄奘所傳的唯識學說尤有領會，糅印度解釋唯識十家之說而輯譯為《成唯識》一論，即是出於他的建議，他所撰《成唯識論述記》，為後世治此學者所奉的圭臬。他釋《瑜伽》有《略纂》，解《雜集》有《述記》，弘五姓說有《法華玄贊》，詳三支立破有《因明大疏》，其他重要經論都有《疏》、《記》，發揚師說，建立了「慈恩」一宗。其次為普光，於《俱舍》造詣最深，撰《俱舍論記》三十卷，為學者所宗。神昉和嘉尚，事跡不詳。神昉撰有《十論經抄》三卷，《成唯識論文義記》十卷，《種姓差別集》三卷等。嘉尚參加譯事，玄奘臨寂之前，特命他具錄譯經部卷及造像等，玄奘歿後，曾撰《雜集論疏》。

   

此外，在奘門著名弟子中被視為異流的有圓測和法寶。圓測係新羅人，為奘門新羅學人的領袖。他曾在譯場充證義，著有《仁王》、《深密》、《成唯識》等《疏》，多用真諦等所傳的舊說。法寶撰《俱舍論疏》十五卷，與普光《記》並稱，見解時有出入。他又著《一乘佛性究竟論》，不同意五姓各別之說。故在奘師門下，都被視為別系。（遊　俠）

   

三七　智儼（６０２—６６８）

   

智儼，俗姓趙，天水人，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６０２）。他的父親趙景，任申州（今河南信陽市）錄事參軍。煬帝大業九年（６１３）即智儼十二歲時，法順到他家裏，請求把智儼給他作弟子，趙景夫婦欣然應允，法順就把智儼交高足弟子達法師教誨。後來有兩位梵僧來遊，智儼從學梵文。十四歲時，出家為沙彌。那時正是隋末兵亂，他往北方從攝論學系的法常聽受《攝大乘論》，不到幾年便洞解精義，為法常同門的僧辯所稱讚。二十歲受具足戒後，到處參學，遍聽《四分》、《八犍陀》、《成實》、《十地》、《地持》、《涅槃》等經律論。後來又從名僧靜琳參學，感到佛教的經典和派別很多，難以遍學，因而在經藏前發誓，信手探取，獲得《華嚴經》第一卷，於是決定專學《華嚴》。當時智正法師正在至相寺開講此經，他便去聽受。經過一年，覺得還有疑義，更遍覽藏經，搜尋各種疏釋，獲得北魏慧光所撰《華嚴經疏》，對此經所說「別教一乘無盡緣起」的義旨，有所領會。後來又遇到一位僧人，告以要深入一乘，必須先理解十地中六相義。他便從事六相義的研究，作疏解釋《華嚴經》的義理，即《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奇通智方軌》，略稱《華嚴經搜玄記》。那時他才二十七歲。這部著述直到他晚年才在至相寺弘傳，同時還講說《攝論》。《續高僧傳‧法順傳》中稱他「神用清越，振績京皋」；可以想見他當時宣傳經教的情況。後來又在雲華寺講說《華嚴》，宗風大振。時人稱他為雲華尊者，或稱為至相大師。法藏就在這時投在他的門下。智儼於唐高宗總章元年（６６８）十月二十九日在清淨寺圓寂，年六十七歲。後世稱他為華嚴宗二祖。

   

智儼的門下有薄塵、法藏、慧曉、懷齊（又作濟）、義湘、道成等人，而傳承他的華嚴學說並加以發揚光大實際創立華嚴宗的是法藏。

   

據《華嚴經傳記》卷三說，智儼所撰經論的義疏一共有二十餘部，章句都很簡略，而解釋卻很新奇。現存的有《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奇通智方軌》十卷、《華嚴一乘十玄門》一卷、《華嚴五十要問答》二卷、《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略稱《華嚴孔目章》）四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二卷。還有著作多種，均已失傳。

   

其中《華嚴經搜玄記》是解釋《華嚴》本經，顯示一經的教相及觀行的方軌，後來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即係祖述此書而作。《華嚴孔目章》是指示一經的大綱。《華嚴五十要問答》是解釋一經的要義。《華嚴一乘十玄門》是根據經義建立十玄緣起的新說，為法藏的《探玄記》、《華嚴教義章》等闡發十玄所據。因此，華嚴一宗到智儼就已教相和觀行粗備了。

   

智儼最初受法順的教育，中間聽智正的講說，末後探討慧光的文疏。特別是慧光的別教一乘說、無盡緣起說及十地中六相義，影響他的思想最大。他在這個基礎上，構成了華嚴思想體系；所以智儼的思想是與地論師有淵源的。但智儼確是繼承法順的法派，《續高僧傳‧法順傳》中已有明文，《續高僧傳》的作者道宣和法順、智儼先後同時，他的記載是比較可靠的。

   

智儼最主要的思想，是十玄緣起。他由六相義的啟發，進一步尋繹《華嚴經》所說緣起法相的條理，於是悟解了十玄的法門。在他所撰《搜玄記》、《五十要問答》中，關於六相的解釋，還很簡略；只說：「所謂一總，總成因果也。二別，義別成總故。三同，自同成總故。四異，諸義自異顯同故。五成，因果理事成故。六壞，諸義各住自法不移本性故。」而關於十玄，《一乘十玄門》中卻有詳細的解說，說明《華嚴經》的根本思想是法界緣起。

   

華嚴一家所立判教的五教義，在智儼的撰述中還沒有具體成熟。他在《搜玄記》的卷端，繼承慧光漸、頓、圓三教的教判說，又在漸教中說有聲聞、菩薩二種。又說依陳真諦所譯《攝大乘論釋》，有一乘、三乘、小乘三種教法。而在《五十要問答》卷上，列舉小乘、三乘、一乘三種教，在三乘教中，又分作始（又作初）、終二教；在一乘教中，也分共（又作同教）、不共（又作別教）二教。《華嚴孔目章》已經有「依教有五位差別不同」等語，然而關於五教的名目，也還沒有固定，並且也還沒有成立明確的教相判釋。直到他的後繼法藏的著述中才有了完備的組織。（黃懺華）

   

三八　弘忍（６０１—６７４）

   

弘忍，俗姓周，湖北黃梅人，生於隋仁壽元年（６０１）。七歲時，從四祖道信（５８０—６５１）出家，年十三，正式剃度為僧。他在道信門下，日間從事勞動，夜間靜坐習禪。道信常以禪宗頓漸宗旨考驗他，他觸事解悟，盡得道信的禪法。永徽三年（６５１）道信付法傳衣給他。同年九月道信圓寂，由他繼承法席，後世稱他為禪宗第五祖。因為四方來學的人日多，便在雙峰山的東面馮茂山另建道場，名東山寺，時稱他的禪學為東山法門。

   

中國禪宗從初祖菩提達摩到三祖僧璨，其門徒都行頭陀行，一衣一缽，隨緣而住，並不聚徒定居於一處。到了道信、弘忍時代，禪風一變。道信於唐武德（６１８）初入黃梅雙峰山，一住三十餘年，會眾多至五百。後來弘忍移居東山，又二十餘年，徒眾多至七百人，這兩代禪徒都定住一處，過著集體生活。他們實行生產自給，把運水搬柴等一切勞動都當作禪的修行；弘忍並認為學道應該山居，遠離囂塵。這是後來馬祖、百丈等於深山幽谷建立叢林，實行農禪生活的指導思想。

   

唐顯慶五年（６６０），高宗遣使召弘忍入京，他固辭不赴；乃送衣藥到山供養。龍朔元年（６６１），弘忍令會下徒眾各作一偈，以呈見解，若語契符，即以衣法相付。上座神秀先呈偈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另作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這句是比較通行的記載，敦煌本《壇經》此句作「佛性本清淨」），何處惹塵埃」。弘忍以慧能見解透徹，遂授以衣法，叫他南歸。咸亨五年（６４７）十月二十三日，弘忍圓寂，年七十四，葬於東山之岡。開元中（７１３—７４１）學士閭丘均為撰塔碑。代宗時（７６３—７７９）諡為大滿禪師。

   

弘忍的禪學傳自道信。道信自說他的法門：一依《楞伽經》以心法為宗，二依《文殊般若經》的一行三昧。弘忍常說：「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之根本。」又說：「諸佛只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宗鏡錄》卷九十七）。這是他繼承道信以心法為宗的設施。又弘忍評神秀的造詣說：「吾與神秀論《楞伽經》，玄理通快」（《楞伽師資記》引《楞伽人法志》）。神秀後來答武則天問東山法門依何典誥時說：「依《文殊般若經》一行三昧」（見《楞伽師資記》）。由此可知弘忍和道信的思想是一貫的。又道信說一行三昧的修法，引《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欲入一行三昧，應處空間，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念名號，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如是入一行三昧者，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楞伽師資記》）。弘忍也繼承了這一思想，為他的門下建立念佛禪的理論根據。

   

弘忍的著作，未見記載。僅《楞伽師資記》及《宗鏡錄》等，散錄其法語。《楞伽師資記》且說弘忍常蕭然靜坐，不出文記，只是口說玄理，默授與人。因此世傳有《禪法》一本，云是弘忍禪師所說，是不確實的。但古來傳有《最上乘論》（一稱《修心要論》）一書，題為「第五祖弘忍禪師述」，朝鮮、日本都有刻本。論中設立問答，闡說守本真心為涅槃根本、入道要門、十二部經之宗和三世諸佛之祖。又說：「若有初心學坐禪者，依《觀無量壽經》，端坐正念，閉目合口，心前平視，隨意近遠，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這比弘忍原來說法似更有發展，當是後人所作。

   

弘忍會下的徒眾極多。其及門弟子，據《楞伽師資記》和《歷代法寶記》所載有十一人，《景德傳燈錄》所載有十三人，宗密的《圓覺經大疏鈔》及《禪門師資承襲圖》所載有十六人，總計見於記載的約二十五人。

   

《楞伽師資記》引用玄賾《楞伽人法志》的記載說，弘忍臨終前二日，親語玄賾說：「吾一生教人無數，好者並亡；後傳吾道者，只可十耳。」於玄賾以外，更舉出了上首神秀、資州智詵、白松山劉主簿、華州惠藏、隨州玄約、嵩山老安、潞州法如、韶州慧能、揚州高麗僧智德、越州義方。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也舉了十人，但人名稍有出入。新見的有襄州通、蘄州顯、揚州覺三人。而以嶺南新州盧行者慧能最為傑出。又宗密的《禪門師資承襲圖》另舉出弘忍門下十大弟子，新見的有業州法、江寧持二人。《景德傳燈錄》所舉弘忍弟子十三人，其中新見的有揚州曇光、隨州禪慥、舒州法照、枝江道俊四人。《宋高僧傳》還載有在廣州為慧能剃發的印宗，在大庾嶺因慧能的啟發而悟道的慧明和越州妙喜寺僧達三人，都出於弘忍門下。此外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載有曾到印度那爛陀寺留學八年的智弘律師，也曾在黃梅弘忍門下參學過。還有慧能弟子智隍，本出弘忍門下，他修定二十年，後遇慧能弟子智策的啟發，始往曹溪參學（《宗鏡錄》卷九十七）。以上二十五人，可稱弘忍門下的著名弟子。他們弘化地域甚廣，如慧能、印宗在廣東，神秀在長安、洛陽、荊州，玄賾、玄約和道俊等在湖北，智詵在江蘇，義方、僧達在浙江，法照在安徽，慧明在江西，各化一方，遂使東山法門傳播於全國。因此，達摩一系的禪學，也可說從弘忍門下始發展成為一大宗派。而盛傳其法的，首推慧能和神秀。慧能宗《般若》，開法於南方，神秀宗《楞伽》，傳禪於北方，成為南頓北漸二系禪學的首導。（林子青）

   

三九　神秀（６０６—７０６）

   

神秀，是中國禪宗北派的開創者。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縣）人，早年博覽經史，唐武德八年（６２５）在洛陽天宮寺受具足戒。五十歲時，至蘄州黃梅縣雙峰東山寺（在湖北黃梅縣東北三十裏）參謁弘忍（６０２—６７４），從事打柴汲水等勞役以求法。如此六年，深為弘忍所器重。弘忍有一天令門弟子各作一偈呈解所悟，來決定付以衣法的人。神秀作了一偈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弘忍看見此偈，只說依此修行也有大利益，但不許可他見自本性，終於把衣法另外付給慧能。弘忍圓寂後，他去江陵當陽山（今湖北當陽縣東南）玉泉寺，住在寺東七裏的山上，大開禪法，二十餘年中，四面八方從他就學的徒眾很多。武後則天聽到他的盛名，於久視元年（７００）遣使迎請，當時神秀已年過九十（見宋之問《為洛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禪師表》）。第二年（大足元年，７０１）他到了東京洛陽，住於內道場，受到特殊的禮遇。武後時時向他問道，並命於當陽置度門寺、於尉氏置報恩寺，表彰他的道德。到中宗即位（７０５），更受禮重。神秀住東京六年，於神龍二年（７０６）在天宮寺示寂，諡大通禪師。他這時候已經有一百多歲了，但他自己向來不說年齡，所以人們不知其詳（見張說撰碑文）。《楞伽師資記》的作者淨覺說神秀並沒有什麼著作，但秀門共傳他所作的《大乘五方便》（一作《北宗五方便門》，又作《大乘無生方便門》），晚近在敦煌石窟發現它的寫本（巴黎圖書館藏有兩本）；又有《觀心論》一卷，亦於敦煌發現殘本。他的嗣法弟子有十九人，其中嵩山普寂（６５１—７３９）、西京義福（６５８—７３６），又繼續領眾，受宮廷與佛徒的崇敬，不下於神秀。普寂的弟子道璿還把北宗禪傳到日本。

   

神秀的根本思想，從他所作示眾偈說：「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見《景德傳燈錄》卷四），可見一斑。他純是繼承道信以來的東山法門，以「心體清淨，體與佛同」立說的。神秀因此主張「坐禪習定」，以「住心看淨」，為一種觀行方便。《壇經》記載慧能問神秀的弟子志誠，神秀如何示眾，志誠說：「常指誨大眾：住心觀淨，常坐不臥」。他的門人張說也說他的「開法大略，則忘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先後。趣定之前，萬緣皆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張說撰《大通禪師碑》）。這都是說明神秀的禪風。後來他的弟子普寂、降魔藏更發展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之說。

   

神秀繼承了道信、弘忍以心為宗的禪法，故「特奉《楞伽》，遞為心要」（見張說《碑》文），楞伽宗也立他為第七祖（此以《楞伽》譯者求那跋陀羅為第一祖、達磨為第二祖、慧可為第三祖、僧璨為第四祖、道信為第五祖、弘忍為第六祖，而神秀為第七祖，見《楞伽師資記》）。但此宗從道信以來，即並重《般若》，而提倡一行三昧。神秀更擴大其方便，涉及多種經論。其門下相傳有五方便門，即是：一、總彰佛體門，亦稱離念門，依《起信論》說心體離念；二、開智慧門，亦稱不動門，依《法華經》說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三、顯不思議解脫門，依《維摩經》說無思無想為解脫；四、明諸法正性門，依《思益經》說心不起離自性為正性；五、見不異門，依《華嚴經》說見諸法無異，自然無礙解脫。由這五門依經論而又溝通其義，故後人稱為方便經（見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

   

神秀寂後，普寂、義福兩大弟子在帝王的支援之下，繼續闡揚他的宗風，盛極一時，有「兩京之間皆宗神秀」之概。普寂並以神秀為達磨一宗的正統法嗣，立為第六祖而自稱為第七祖。其慧能一系，在慧能寂後荷澤神會出而論定是非，指出達磨宗的正統法嗣不是神秀而是慧能，並以神秀之禪由方便入為漸門，不如慧能之頓悟，於是有南頓北漸之分。南頓適應當時佛徒捨繁趨簡之要求，日見其盛，神秀的門庭遂日見寂寞，傳了幾代，法脈就斷絕了。（黃懺華）

   

四○　善導（６１３—６８１）

   

善導，是唐代大弘淨土教的一位高僧，後世尊他為蓮社第二祖。他俗姓朱，臨淄（今山東臨淄縣）人（一作泗州人）。幼年從密州（今山東境）明勝出家，常誦《法華》、《維摩》諸經；偶入經藏取讀《觀無量壽經》，大為欣賞。受戒以後與妙開律師共研《觀經》，覺得只此觀念法門，最易超脫，其他行業迂僻難行。

   

他常依《觀經》修十六觀，並慕東晉慧遠結社念佛的高風，曾親往廬山叩尋遺範。後更周遊各地，訪問高德。聞道綽在西河（今山西境），盛弘淨業，即於貞觀十五年（６４１）赴並州（今太原）石壁山玄中寺相訪。其時正值嚴冬，旅途艱苦，道綽憫他遠來，即授以《觀經》奧義。

   

貞觀十九年（６４５），道綽入寂，善導即赴長安，盛弘念佛法門。他於唐永隆二年（６８１）三月十四日，忽患微疾，怡然長逝，年六十九。他的弟子懷惲等，葬其遺骸於長安終南山麓神禾原，建寺立塔紀念，即今香積寺與崇靈塔。一九八○年五月十四日，中國佛教協會與日本淨土宗，雲集兩國佛徒，於此舉行了盛大的法會，紀念善導大師圓寂一千三百年遠忌。

   

善導在長安廣行教化時，曾將所得布施的淨材，書寫《阿彌陀經》數萬卷，又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近代新疆吐峪溝高昌故址發掘出的許多古代寫經中，即有他寫的《阿彌陀經》的斷片，卷末記有「願生比丘善導願寫」一段題記。

   

善導兼擅造像藝術。他在西京實際寺時，唐高宗教於洛陽龍門興造大盧舍那佛像，命他監督造像工程。調露元年（６７９）奉敕於大像之南建置奉先寺，為佛教東傳以來所開的最大石佛之龕（見《金石萃編》卷七十五《河洛上都龍門之陽大盧舍那龕記》，簡稱《奉先寺像龕記》）。龕記文中並稱他為「檢校僧西京實際寺善道禪師」（「道」與「導」的寫法雖然不同，但由於西安碑林所保存的《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敕贈隆闡大法師碑銘》中，有「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黎」之語，且與善導時代相合。其為同一善導無疑）。

   

善導日常持戒極嚴，常事乞食。澡浴以外，不脫三衣。每合掌胡跪，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後來宋代宗曉取異代同修淨土功高德盛的七人立為蓮社七祖，置善導於慧遠之次，列為蓮宗第二祖（見《佛祖統紀》卷二十六《淨土立教志》）。

   

古代有兩位善導的說法，其說起始於宋《新修淨土傳》中的二《善導傳》。後至十二世紀時日本源空所著《類聚淨土五祖傳》中曾加以引錄。十三世紀時良忠撰《觀經玄義分傳通記》第一，載明《新修淨土傳》中卷有三十三人的傳記，其中第二十五人為善導，第二十六人為善道。此則前者為京師光明寺的善導，後者為終南山悟真寺的善道《佛祖統紀》於第二十七卷出《善導傳》，第二十八卷載《善道傳》，於此可以分清兩個善導的區別。

   

善導的著述，現存五部九卷。即《觀無量壽佛經疏》四卷、《往生禮贊偈》一卷、《淨土法事贊》二卷、《般舟贊》一卷和《觀念法門》一卷。《觀無量壽佛經疏》，亦稱《觀經四帖疏》。此疏主要敘述淨土法門的教相教義，故又稱為教相分或解義分；其《往生禮贊偈》等四部，敘述淨土法門的行事儀式，故又稱為行義分。《觀經四帖疏》於八世紀時傳入日本，流傳甚廣，後來日本高僧法然（即源空）即依它創立日本淨土宗，並尊善導為高祖。

   

《往生禮贊偈》亦稱《六時禮贊偈》，說明晝夜六時禮贊彌陀及觀音、勢至的儀式。《淨土法事贊》上卷標題為《轉經行道願生淨土法事贊》，下卷標題為《安樂行道轉經願生淨土法事贊》，說明《阿彌陀經》轉讀行道的方法。《般舟贊》具稱為《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贊》，是依《觀經》等說明修學般舟三昧行道的方法。《觀念法門》具稱為《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是說明觀念佛三昧的行相和入道場念佛與懺悔發願的方法。此外，通常附於《觀念法門》之中的還有《依經明五種增上教義》一卷。

   

又宋宗曉《樂邦文類》卷四載有《臨終正念訣》一篇，署名作者為京師比丘善導，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集》卷十二題作《善導和尚臨終往生正念文》，內容文字大體相同。

   

古來關於彌陀的淨土問題，有報土和化土的異說。攝論師以彼土為報土，認為凡夫不能往生。迦才等認為彼土有報土和化土兩種：地上菩薩生於報土，凡夫二乘生於化土。慧遠認為淨土是眾生的自業所感，隨凡聖階位而有高下之別。善導的著述裏，則堅決主張彌陀淨土為報土，並認為凡夫能入彌陀報土，以此樹立了淨土一宗的教法。

   

善導認為凡夫乘著彌陀的本願力雖能往生極樂淨土，但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往生的正因，即所謂安心、起行和作業。安心，即具足《觀無量壽經》所說的至誠心、深心和回向發願心，如是「具足三心必得往生。」起行，即隨身口意三業之行。身業是禮拜阿彌陀佛。口業是稱讚彌陀及一切聖眾的身相光明及淨土莊嚴。意業是專念觀察彌陀及諸聖眾的身相光明及淨土莊嚴等。作業，即依以下四修法策勵實行。一、恭敬修，禮拜彌陀身心恭敬。二、無餘修，即稱名憶念彌陀及淨土聖眾，不雜餘業。三、無間修，即修行三業乃至回向發願，無有間斷。四、長時修，即以畢命為期，心行相續，誓不中止（見《往生禮贊偈》）。

   

善導的弟子，以懷感最為知名，懷惲次之（孟銑的《釋淨土群疑論序》說，「惲與感師，並為導公神足」）。此外見於史傳碑銘的，尚有貞固、淨業數人。懷感是長安千福寺沙門，初學法相，博通經論。及謁善導，善導命他入念佛道場，精誠念佛，三年後得念佛三昧，著有《釋淨土群疑論》七卷行世（《宋高僧傳》卷六）。

   

懷惲，於長安西明寺出家，時善導在光明寺弘法，他即趨侍座下十餘年，盡傳善導之學。善導示寂，他於神禾原建造靈塔葬之，又於塔邊構築伽藍，並造十三級大窣堵波。後依敕為長安實際寺主，常講《觀經》、《賢護》、《彌陀經》等，勸四眾專念彌陀名號。寂後諡隆闡大禪師（見《隆闡法師傳》）。

   

貞固，鄭地滎川人，於汜水等慈寺從遠法師出家；後於襄州遇善導，接受淨土法門，精勤稱念阿彌陀佛。至廬山，住東林寺。至廣州，邂逅義淨，同渡南海達於室利佛逝（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貞固傳》）。

   

淨業，於弘道元年（６８３）出家，善講《觀無量壽經》和《釋淨土群疑論》。他為香積寺主二十餘年，勸修淨土行業，年五十八圓寂。（林子青）

   

四一　圓測（６１３—６９６）

   

圓測，名文雅，是玄奘的著名弟子之一。他原是新羅國王孫，三歲出家，唐初來中國，十五歲受學於法常（５６７—６４５）和僧辯（５６８—６４２）。受戒後，住長安玄法寺。鑽研《毗曇》、《成實》、《俱舍》、《婆沙》等論，及其註疏。在玄奘回長安以前，圓測所學的內容已很豐富，並負盛名。西元６４５年玄奘回到長安，他就開始從玄奘受學。顯慶三年玄奘徒居新建的西明寺，同時敕選名僧五十人同住，圓測也在其中。他在玄奘門下與慈恩寺的窺基並駕齊驅。玄奘去世（６６４）以後，他就在西明寺繼承玄奘弘傳唯識教義（因此，後世唯識著作中稱他為「西明」）。他的《解深密經疏》大約就在此時寫成。他性好山水，約６６８年，曾往居終南山雲際寺，又在離寺三十餘裏的地方，淨修了八年。在地婆訶羅來到長安稍前，他回西明寺講《成唯識論》。

   

地婆訶羅於儀鳳初至垂拱末（６７５—６８７）於兩京東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譯《大乘顯識經》等十八部經論，敕召名僧十人襄助，圓測與薄塵、嘉尚、靈辯等同充證義。證聖元年（６９５）實叉難陀在洛陽大內大遍空寺重譯《華嚴經》，圓測應召前往協助講譯。經還未譯完，即於萬歲通天元年（６９６）七月二十二日，在洛陽佛授記寺去世。後在龍門香山寺北谷荼毗、起塔。他的弟子西明寺主慈善和大薦福寺勝莊等，分了一部分遺骨，葬在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他曾經遊歷過的地方。宋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同州龍興寺仁王院廣越又從豐德寺分了一部分遺骨，葬在興教寺玄奘法師塔左，與窺基塔相對，貢士宋復為作《塔銘》（見宋復撰《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舍利塔銘序》）。

   

圓測著述現存的有三種：

   

一、《解深密經疏》四十卷，第三十五卷以後曾經佚失，但在藏文《丹珠爾》中保存有完整的譯本，近年來中國佛教協會觀空法師又從藏文譯成漢文補齊。本書為圓測僅存的主要著作。書中引及《大般若經》，可能是在玄奘去世後寫成的。本書又引玄奘譯的《瑜伽》、《唯識》、《雜集》、《俱舍》、《婆沙》諸論很多，引真諦譯的《決定藏論》、《三無性論》、《攝大乘論釋》、《般若疏》、《金光明記》、《解節經記》等也很多。特別是《解節經記》，幾乎隨時引到。本書卷一，引真諦翻譯目錄說，陳天嘉二年（５６１）於建造寺譯《解節經》一卷、《義疏》四卷。《續高僧傳》卷一《法泰傳》說，法泰與僧宗、惠鎧等。於廣州制旨寺從真諦筆受文義，前後出經論五十餘部，並述《義記》等。因此本書所引真諦《記》，可能是真諦的《義疏》，或法泰的《義記》。真諦的注解久已失傳，要瞭解他的學說，本書實為極重要的資料。

   

二、《仁王經疏》三卷。本書在說明所詮宗旨中，敘述了真諦、玄奘安立無相法輪的不同。

   

三、《般若心經疏》一卷。

   

另外，佚失的著作有《金剛般若經疏》、《阿彌陀經疏》、《成唯識論疏》等十一種。

   

圓測關於唯識和因明的著作都已佚失，與窺基一系見解不同之處，只有從惠沼、智周等的著作中見到一部分。特別是惠沼著的《成唯識論了義燈》，主要是駁圓測和他的弟子道證的說法。此外，惠沼在《因明入正理論義斷》中，也有駁破圓測和道證的地方。從這些書中可以見到慈恩和西明的種種不同見解。

   

圓測早年的學說，是淵源於真諦的。他最初從學的法常和僧辯，都出於攝論師道嶽（５６８—６３６）之門。道岳的師父道尼，曾親同智□等聽過真諦弟子智愷的講說，並撰集所傳真諦的註疏。智愷死後，在真諦面前立誓弘傳《攝大乘論》和《俱舍論》的十二人中，即以道尼為首。道尼於開皇十年（５９０）到長安，道嶽親從受學，後來又從廣州顯明寺求得智愷親筆記錄真諦口傳的《俱舍論疏》和《十八部論記》，鑽研很久，成了攝論師中一大家。另外僧辯又受學於攝論師智凝（？—６１０？），獲得真諦另一弟子法泰通過靖崇（５３７—６１４）傳受於智凝的學說。因此，圓測從十五歲（６２７）起即跟著法常、僧辯受學，直到玄奘回到長安之前，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都寢饋於真諦學說之中。真諦到中國後，受到梁陳之際政局動蕩、兵禍相連的影響，沒有得到充分弘傳所學的機會，這是他和他的弟子們非常悲憤的事，因而他們立誓要奮鬥到底。這樣的精神，似乎也成功了，圓測在他的著作中就隨處顯示了努力保存真諦學說的傾向。

   

圓測的著作中，對真諦和玄奘都稱為三藏，似於二人等量齊觀，這與窺基、普光等專尊玄奘為親教師顯然有別。他又把窺基等人認為唯識正宗的護法學說，從彌勒學說中分別出來，而稱為彌勒宗和護法宗，表示兩說不同。而對護法的主張不一定承認。在《解深密經疏》中，圓測引用真諦的解釋遠遠超過玄奘之說，其引玄奘說來駁正真諦的，也只偶一見之而已。他又常將真諦、玄奘以及他們二人以外的各家異說平列敘述，而不加可否。其有意保存真諦的學說，是很顯然的。又在《解深密經疏》中他引用梁譯（即真諦譯）《攝論》很多，所以一般人也認為圓測為《攝論》學者。

   

西明與慈恩的分歧，在圓測生前不很顯著。現存的圓測著作中並沒有駁難窺基的痕跡。儘管《宋高僧傳》卷四《窺基傳》中，說到玄奘給窺基講《成唯識論》，被圓測隱形聽講，而回到西明寺鳴椎集僧先講此論，以致窺基甚為不快。似乎測、基二人早就有了門戶之見。但實際上這些記載是不近情理的。這很可能是窺基的弟子們，為了要表示窺基獨得玄奘的真傳，故意附會出來。而他們對圓測的門戶之見很深，是不待多說的。現在推究他們分歧的原因，大概是在於圓測沒有絕對接受三乘五性教義的一點。圓測本來並重真諦之說，又以為真諦見解接近清辯，與護法針鋒相對，這樣圓測不能絕對採取護法主張的五性之說，很為自然。也即因此深為窺基弟子們所不滿。窺基本以圓測為後進，又死於圓測之前十四年，故未及對圓測的著作有所品評。但其弟子惠沼，卻完全把圓測的著作做了批判的物件。像所著《成唯識論了義燈》即主要搜尋圓測著作中的間隙而給他示過。他的批評還有時流露了很重的成見。如《了義燈》卷一中，取窺基說駁了圓測，甚至說：「親承三藏執筆綴文糅《唯識》人（指窺基）傳定不謬。餘（包含圓測在內）非執筆，縱時諮問，多意定之。所有判文，論大綱紀非可為定」。這是惠沼筆下以窺基有糅《成唯識論》的成就自豪，便認為窺基所說都可為標準，而圓測的一切都該抹殺，這是不公正的。在《了義燈》中，對於圓測著作的批判，近於吹毛求疵，非常苛細。也正因此，可以說慈恩、西明所有不同的意見，已大體概括在《了義燈》一書之中了。

   

圓測的弟子道證，新羅國人，嗣聖九年（６９２）歸國，著有《成唯識論要集》十四卷、《般若理趣分疏》一卷、《大般若經笈目》二卷、《辯中邊論疏》三卷、《因明正理門論疏》二卷、《因明入正理論疏》二卷、《聖教略述章》一卷，均佚失。

   

道證的弟子太賢，自號青丘沙門，也是新羅國人。他的著述現存有《起信論內義略探記》一卷、《成唯識論學記》八卷、《菩薩戒本宗要》一卷、《梵網經古跡記》二卷。其餘佚失的著作還有三十餘種。太賢著作主要屬於瑜伽學方面，因此稱為「海東瑜伽之祖」。（隆　蓮）

   

四二　阿地瞿多（約七世紀）

   

阿地瞿多，漢譯無極高，中印度人，深通五明、三藏。因欲宣揚佛法，攜帶很多梵本從中印度來華，於唐永徽三年（６５２）正月到長安。他來華的時間在玄奘遊學印度歸來之後。這時大唐國威遠振，國內佛法興盛，印度高僧陸續前來，阿地瞿多也是應時而來的一人。他到長安以後，唐高宗（李治）很為重視，特下敕安置在大慈恩寺。這時玄奘正在慈恩寺翻譯《俱舍論》和《集論》。後來沙門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徐勣、鄂公尉遲敬德等十二人，又請阿地瞿多到慧日寺的浮圖院建立「陀羅尼普集會壇」。沙門玄楷等遂力請阿地瞿多翻譯他的「法本」。於是他就在慧日寺中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抄譯，集成《陀羅尼集經》十二卷，由沙門玄楷筆受。同時有中印度大菩提寺僧阿難律木義師、迦葉師等在經行寺（與慧日寺同街）譯出《功德天法》（阿地瞿多參譯），也編在《陀羅尼集經》第十卷中，未另流通。又本經第三卷所收《般若無盡藏陀羅尼》，文末注明為筏黎耶思蠅伽法師所譯，也未單行。阿地瞿多這次關於秘密經典的傳譯也影響了同時的玄奘譯經的品類。就在《陀羅尼集經》譯出的同一年（６５４）九月，玄奘在譯完《俱舍論》和《順正理論》之後，也連續地翻譯了很多種陀羅尼；從經文的內容看，似乎都屬於《金剛大道場經》的同一個系統。

   

阿地瞿多譯經以後的蹤跡無考。他的受法弟子當時有玄楷、大乘琮等人，以後傳承情況也不明。到唐貞元二十年（８０４）台州國清寺惟象傳阿地瞿多法系的「大佛頂大契曼荼羅行事」於日本最澄。次年五月五日，最澄又在明州開元寺法華院從靈光受「軍荼利菩薩壇法」並契象等，又從鄮（音茂）縣檀那行者江秘受「善集會壇」並「如意輪壇」等法。靈光和江秘也屬阿地瞿多的法系。這一法系以後即在日本台密一派中代代傳習。

   

《金剛大道場經十萬頌》本，在印度流行的時間大概在法顯、智猛等回華（４２４）以後。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提到印度在陳那以前有一部《持明咒藏》十萬頌，後來由難陀攝集為一萬二千頌。《集經序》說《金剛大道場經》即「大明咒藏分」之少分，或者與彼有關。西元５３５年中即摩揭陀國的闡那耶舍攜弟子耶舍掘多和闡那掘多等來華，初譯《金剛大道場經》中的《佛頂咒經並功能》一卷和《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這兩部經現在勘明已收在《陀羅尼集經》中。西元６２６—６２７來華的波頗密多羅曾傳《金剛大道場經》中的《理趣般若陀羅尼》及像法於玄模。西元６４４年回國的玄奘也傳本經中的《隨心咒印》於智通。上面幾個傳譯本經密法的大德都出身於那爛陀寺，因此，《金剛大道場經》一向傳習於那爛陀寺是無疑的。

   

《金剛大道場經》現在只有阿地瞿多的這個抄譯本十二卷比較完整。雖然這個本子不足以盡《金剛大道場經》大本的內容，也不足以盡阿地瞿多所傳密宗的內容（如江秘傳給最澄的「如意輪壇法」即不在《陀羅尼集經》中），但是從本經中大體上可以看出西元六、七兩世紀印度在胎藏界和金剛界等密法興起以前所流行的一種古老密法的面貌。在《陀羅尼集經》中所有陀羅尼大致可分為佛部、觀音部、金剛部、諸天部和雜部五類。佛部中有佛頂法、藥師法、彌陀法等（卷一、二）。次般若佛母法（卷三），但卷一金輪佛頂像法中，以大般若菩薩次佛而為居中之尊，不別出佛頂尊像，故此法也屬於佛部法。觀音部中有十一面觀音法（經本曾由玄奘在６５６年重譯），千轉觀音法（咒文由玄奘於６６４重譯，收於《咒五首經》中），白衣觀音法（觀音母），隨心觀音法（多羅，咒文由玄奘於６６４年重譯，收入《咒五首經》中，玄奘並曾傳印法於智通），十二臂觀音法，不空□索觀音法（經文由玄奘於６５９年重譯），毗俱胝觀音法，馬頭觀音法（卷四、五、六）。在卷六末又附諸大菩薩法，包括大勢至、文殊師利、彌勒、地藏、普賢、虛空藏等菩薩的印咒。金剛部中有金剛藏法，金剛藏眷屬法（包括摩摩雞、母瑟胝、央俱施等法），金剛藏隨心法，金剛藏荼利法，金剛烏樞沙摩法（卷七、八、九）。諸天部中有摩利支天法，功德天法，大梵摩天法，帝釋天法，摩醯首羅天法，四天王各尊法，日天法，星宿天法，那羅延天法，大辯天法，水天法，風天法等（卷十、十一）。雜部法中有龍王、乾闥婆、摩呼囉伽、大孔雀、獅子王、阿修羅王、遮文荼、毗那夜迦、藥義、羅剎等法（卷十一）。卷十二說《諸佛大陀羅尼都會道場印品》（又名普集會壇）的建立法。

   

從內容來看，本經之推尊佛頂法是很顯然的。佛頂咒的來源很古。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中，記載彌勒叫無著轉告世親要他持誦最勝佛頂陀羅尼的故事。這個重視佛頂咒法的傳統，一直到不空傳譯的密典中仍然保持。但自阿地瞿多翻譯本經時起（６５３），到不空廣譯佛頂部的經軌時（７５４）為止的一百年間，佛頂法因為流傳的地域不同，修法的形式和意義均有變化。由西元６９３年來華的寶思惟（迦濕密羅）和菩提流志（南印）所譯的佛頂部經中，已可看出佛頂法中一些分別。寶思惟所傳不另立特定的佛頂本尊，像《一字金輪咒》、《帝殊羅施咒》、《熾盛光佛頂咒》、《佛頂尊勝咒》、《大佛頂咒》（《大白傘蓋咒》、《楞嚴咒》）等，修法時的尊像仍以釋迦為主。流志所傳，則在菩提流志的譯經中已有各別的五佛頂尊。後來不空所譯《佛頂經法》，大同菩提流志的譯本。此種經軌尊像不見於西藏的譯述和傳承，當是由於流傳地域不同所致。

   

《陀羅尼集經》的法門大體上不外以「咒印」為內容，以「祈求出世間各種功德」為果利。就龍樹、彌勒、無著的論著中的思想而論，所謂陀羅尼門也是大乘菩薩必修學行之一。我們看來華傳譯龍樹、彌勒、無著、世親、安慧、陳那、清辯之學的鳩摩羅什、曇無讖、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普提流支、真諦、波頗密多羅等人，無不兼嫻咒術，備著靈異，足見陀羅尼門的咒術事實上從初期大乘以來為一般學者所通學，與後世胎藏界、金剛界、無上瑜伽等密乘法門不同，後人謂之「雜密」，實在也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古老密法。（郭元興）

   

四三　懷素（６２５—６９８）

   

懷素，是律宗東塔宗的創始人。俗姓範，祖籍南陽。父名強，作過唐朝的左武衛長史，所以他生於京兆。十歲發心出家，不久，玄奘法師回長安（６４５），他就堅決要求從玄奘受學。顯慶中（６５６—６６０），二十二歲時，從道成受戒並學律。學了法礪的《四分律疏》和道宣的《行事鈔》等，對於兩家著作，都感到不滿意，認為「古人義章未能盡善」，決心自己另撰新疏（參照《宋高僧傳》卷十五《如淨傳》）。咸亨元年（６７０）開始撰《四分律開宗記》，上元三年（６７６）奉詔住西太原寺，仍繼續聽道成講律並撰述。永淳元年（６８２）撰成了新疏。又自講了五十餘遍，然後去世。年七十四歲。

   

懷素的著作，現存有三種：１、《四分律開宗記》二十卷，一稱《律疏》，或作十卷。因為《四分律》的傳譯較遲，建宗在後，直到法礪著《四分律疏》，還注重於開宗之說，懷素即在法礪著書的基礎上，發揮了自己的新意而寫成了這一部新的《四分律疏》。即以「開宗」為題。２、《四分僧羯磨》三卷（或作一卷，《宋僧傳‧懷素傳》同《尼羯磨》合為《四分僧尼羯磨文》二卷）。據本書自序說，因研究了曹魏康僧鎧、曇諦，元魏惠光、隋法願、唐道宣五人所集的羯磨，感覺未盡恰當，才集成此書。內容分：方便、結果、授戒、師資、說戒、安居、受日、自恣、衣缽藥受淨、攝物、德衣、除罪、治人、設諫、滅諍、雜行、修奉十七篇，正文下並有略注。３、《四分尼羯磨》三卷（或作一卷），分十七篇，同上。

   

佚失的有：《遺教經疏》二卷、《鈔》三卷、《四分比丘戒本》一卷、《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開四分宗拾遣鈔》二十卷、《俱舍論疏》十五卷（或作十卷）等。因懷素從玄奘受學，對於戒體採取有部的色法說，顯然是受自《俱舍》學的影響。

   

懷素住長安西太原寺的東塔，因而由他創立的這一派律宗即稱為東塔宗，這和道成另一弟子住在同寺西塔的滿意、定賓師弟們相對峙。東塔宗立說和律宗中南山（道宣）相部（法礪）兩宗不同之處，最重要的是關於戒體的問題。最初四分律家解釋戒體，原有兩種主張，一種以為戒體是色法，一種以為是非色非心。法礪疏中肯定了非色非心之說。他引證《成實論》，認為《成實論》是曇無德部的著作，謂須依據此論以解釋同部的《四分律》。道宣的著作，本來也主張非色非心，到了接受唯識思想之後，遂改變主張而以心法為戒體。懷素在兩家之外，獨樹一幟的肯定戒體是色法。他的理由是曇無德部的著作，中國不傳，但此部出於化地部，而化地出於說一切有部，故解《四分律》應依說一切有部之書，以色法為戒體（見《四分律開宗記》卷十二）。因此，他在疏文中引了不少《俱舍》、《婆沙》和迦濕彌羅諸大論師的主張。只許心、心所、及不相應行為戒因，而不認為是戒體。他的立說精神，始終不出於聲聞乘的範圍。

   

其次則為《四分律藏》的宗旨問題。懷素在《四分律開宗記》中以戒行為律藏之宗，而破斥七家異解。其中第二家以「受隨」為宗的，正是法礪。懷素破此說云：「受隨二法，對初行者分行不同，始終有異，如何即得以此為宗？」又云：「夫論宗者取『詮』所顯，『詮』既顯戒即是其宗。故《婆沙》云奈耶『論』戒。又宗謂是族義、尊義、崇義、重義。此教始終崇尊戒行，故用戒行為宗。餘止作等是別明法，不可就別立以為宗。」「受隨」即包在止作之內，是戒行的前後兩部分；既有前後不同，就不好立以為宗。只有戒行才能通貫始終，算是宗旨。

   

由此，關於受隨的界限，懷素亦有二解：一、約能詮之教說，以律藏中受戒犍度全文和比丘尼犍度中關於受戒的部分為受，餘文為隨。二、約所詮之行說，第三羯磨以前，根本和加行都能成辦戒體，判之為受，第三羯磨以後，所有說戒相等事都名為隨。其說亦與他家不同。

   

不過，懷素學說原是淵源於相部和南山的。《四分律開宗記》的內容，基本上採用法礪舊疏的原文，其修正舊疏發明自己新意的只占了一部分。同時他也吸收了道宣的學說，如化制二教的建立等。他還從玄奘接受了俱舍學。所以懷素的學說性質，是比較複雜的。他尊重前人說的成果，也富於批判前人的勇氣。如說「相部無知」、「南山犯重」，都是大膽的批評。他又批評道宣的《刪補隨機羯磨》，說「近棄自部之正文，遠取他宗之旁義，教門既其雜亂。指事屢有乖違。」

   

懷素對於前人的著作很能捨短取長，所以他的主張曾轟動了一時。他的弟子最有名的是法慎，也為當時的士大夫所推重。後來元載（八世紀時唐朝的宰相）支援東塔宗，其根源也許就在這裏。

   

西塔門下，不但出了著疏破懷素的定賓，還出了法藏等有名人物。他們都為相部宗張目，南山宗也同情相部。因此，相部與東塔勢均力敵，「兩疏傳授，學者如林，執見相朋，互興違諍。」大曆十三年（７７８）由於元載生前的建議，朝廷特令兩街臨壇大德十四人齊集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的是非（見《宋高僧傳》卷十五《圓照傳》及《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中）。主持其事的人是學《新疏》的如淨。當時檢定的原則是「新章有理義準新章，舊疏理長義依舊疏，兩疏有據二義雙全，兩疏無憑則依經律」（見《貞元續開元錄》），似乎很為公允，但元載的意思是要如淨從懷素的《新疏》中刪去一些引證和論辯，只留正義，以便學習。如淨主持其事，照此進行。到建中元年（７８０）十二月檢定疏成，送上祠部，當日就有不服的學者，具狀出過。結果，只好仍讓新、舊兩疏並行，任學者所好。元載的同事韋皋，於貞元元年（７８５）作劍南四川節度使，為了貫徹元載的遺志，自以俸錢寫《檢定新疏》四十本，使如淨弟子光翌在成都傳行，並且自製了《寶園靈壇傳授毗尼新疏記》（見《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八上），於貞元十八年（８０２）十一月刻石。自此三宗並傳，直到宋初不替（見《宋高僧傳》卷十六《澄楚傳‧系》）。但傳東塔宗的學者，在如淨、澄楚、圓照數人之後，著名的人物就很少了。（隆　蓮）

   

四四　窺基（６３２—６８２）

   

窺基，是玄奘的高足弟子，俗姓尉遲，因其著述常題名基，或大乘基，後人稱為窺基，京兆長安人。他生長於以武功受封的貴族家庭裏；父親尉遲宗，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封江油縣開國公。窺基出身將門，少習儒經，善於屬文。九歲喪母，平時常感孤單，漸疏浮俗，早有出家志向。唐貞觀十九年（６４５），玄奘遊印歸來，回到長安，從事於傳譯事業，並很注意物色、培養傳法的人才。偶然在路上遇窺基，見其眉目秀朗，舉止大方，便有意度他為弟子，親自去和他的父親商量，得其允許。但因為窺基出身貴族，出家須經手續，直到貞觀二十二年（６４８）十七歲時，才正式捨家受度為玄奘弟子。先住弘福寺，同年十二月隨玄奘遷入大慈恩寺。高宗永徽五年（６５４），復有朝命度窺基為大僧，並應選學習五印語文，這時他年二十三歲。二年以後，即應詔參預譯經。從此，他一直跟著玄奘參加慈恩、西明、玉華等的譯場，隨從受業。麟德元年（６６４），玄奘在玉華宮譯場逝世，譯經事業中止。窺基重新回到大慈恩寺，專事撰述。以後曾有一段時間，在他的祖籍附近遊歷，沿途仍講經造疏，從事弘化。他還曾在五臺山造玉石文殊像，寫金字《般若經》。永淳元年（６８２）十一月十三日，窺基在慈恩寺翻經院圓寂，年五十一歲。十二月四日葬於樊村北渠，靠近玄奘塋隴。後於文宗太和三年（８２９）七月啟塔荼毗，遷入平原新塔。

   

窺基隨侍玄奘參加譯場，前後九年，據《開元釋教錄》記載，玄奘譯籍中標明窺基筆受的，有《成唯識論》十卷、《辨中邊論頌》一卷、《辨中邊論》三卷、《唯識二十論》一卷、《異部宗輪論》一卷、《阿毗達磨界身足論》三卷。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成唯識論》的翻譯。這是一部解釋世親所造《唯識三十論》而屬於集注性質的論書，是中國傳譯瑜伽學一本十支中的主要一支。世親造《三十頌》時，沒有造釋就去世了，後經親勝、火辨等諸論師相繼作釋。玄奘在印度，將著名的十大家的注釋都搜集了回來。開始翻譯時，擬將十家注釋各別分譯。但不久，窺基就向玄奘建議：將十家的注釋糅合起來，成為一部，作出定解，以免後人無所適從。玄奘同意他的建議。窺基自己說這一部譯典是「商榷華梵，甄權重輕，陶甄諸義之差，有葉一師之制」。對於十家疏義，採取了護法的注釋為主，加以抉擇組織。這種糅譯的體裁是窺基獨創的，他在《唯識樞要序》裏說：「雖復本出五天，然彼無茲糅釋，直爾十師之別作，鳩集尤難，況更摭此幽文，誠為未有」。可見他對於本論的譯成，是有創造性的貢獻的。《唯識二十論》，原有後魏瞿曇般若流支和陳真諦的兩種譯本。窺基《唯識二十論述記自序》說：「今我和上三藏法師玄奘佼諸梵本，睹先再譯，知其不閑奧理，難具陳述……基受旨執筆……刪整增訛，綴補紕闕，既睹新本，方類世親」。這段話是他對於佛典新、舊譯本優劣的總評，也說明了新譯是從那些方面來校正舊譯的。

   

玄奘在譯經期間，每「黃昏二時講新經論」，「譯僚僧伍競造文疏，筆記玄章並行於世」；玄奘在印度所學的微言大義，就通過這種方式流傳。窺基隨侍受業，多聞第一，他又是當時造疏最多的一人，稱為百部疏主。他的註疏，很多是在玄奘親自指導之下寫成的，如《成唯識論述記自序》說：「凡茲纂敘，備受指麾」。《唯識二十論述記自序》說：「我師不以庸愚，命旌厥趣，隨翻受旨，編頭述記」。他在撰述中遇有疑難，隨時向玄奘請示，惜《二十論》疏尚未完成，玄奘就去世了。一部分著作是在玄奘去世後才著手寫的，如《雜集述記‧歸敬頌》說：「微言咸絕杳無依，隨昔所聞今述記」。這些述記，大體上包羅了玄奘學說的主要內容。

   

窺基的著作，共四十三種，計現存三十一種。其所註疏的經典，除《金剛般若》、《法華》、《彌陀》、《彌勒》、《勝鬘》等經外，其餘所釋諸經論本文，都用玄奘譯本。

   

窺基的著作，善於提綱挈領，建立體系，如《法苑義林章》七卷，把瑜伽一本十支和各宗不同的法義都歸納起來，抉擇貫通，細至一字之微，也有專章分析，如《法華為為章》把《法華經》中所有「為」字歸納起來，得出平聲「為」有九訓，去聲「為」有三訓，表現出他所提出的「示紀綱之旨，陳幽隱之宗」的特徵。他不但通達聲明，並且精熟因明，「大善三支，縱橫立破」，他的著述內也常常表現運用因明以立說的傾向。要瞭解玄奘的學說，現在所可依據的，最主要的就是窺基這些著作。

   

玄奘去印之前，曾在國內到洛陽、長安、成都等處參訪研求，對《攝論》、《雜心》、《成實》、《俱舍》都深有造詣，覺得好多問題還不能解決，才發願往印度求法，以極大的努力，窮佛學的底蘊。他回國以後所譯《般若》、《瑜伽》、《婆沙》、《俱舍》、《雜集》、《因明》等重要教典，包羅很廣。其學說要點折中於總賅三乘教學的《瑜伽師地論》，而以之貫通一切，這是依據部派佛教、大乘中觀學說的發展而得出來的結論。玄奘在印度就學於那爛陀寺戒賢三藏，對繼續發揚龍樹、提婆學說的無著、世親，及其後繼者陳那、護法之學，均親所稟受，回國以授門下，各有專弘。窺基組織師說，廣制諸疏，加以發揚，對於法相唯識之學，尤其精闢獨到。玄奘逝世後，學人多認窺基為玄奘的繼承者，講習取為準據，成為奘門的權威，為國內外同所景仰，後遂成為慈恩一宗。

   

玄奘在世時，中國佛學的瑜伽學說盛極一時，但在窺基以後，華嚴、天臺、禪宗漸次興盛。華嚴宗反對三時判教，天臺宗反對五種姓之說，禪宗不重文字、排遣名相，也立於相反的地位，法相唯識之學就逐漸消沈下去。再經過天寶以後的兵亂，唐武宗的滅法，窺基著作在其時就佚失了一部分。宋仁宗天聖初年（１０２３），內廷出所藏窺基著作十四種，四十三捲入藏刻版，《金藏》曾據以復刻，元代的《弘法藏》原由《金藏》留在燕都的遺版蛻化而成，所以《至元法寶勘同錄》上仍見著錄。明代刻藏以南方通行的《磧砂藏》為據，未及搜羅，因而散佚失傳，後人講習失所依據，此學遂終於寥落。

   

窺基一傳弟子慧沼，再傳智周，均能繼述闡揚。智周弟子有新羅智風、日本玄昉等，於第八世紀初並將窺基著述傳到日本，成為日本法相宗。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從日本搜羅得慈恩宗著作多種，次第刊行，重加整理和研究。（隆　蓮）

   

四五　普光（約七世紀）

   

普光，是唐玄奘的上首弟子，他的鄉貫和生卒年月不詳。玄奘於貞觀二十一年（６４７）在弘福寺譯出《解深密經》和《大乘五蘊論》時，他就擔任了筆受。直到麟德元年（６６４），玄奘在玉華宮譯出《咒五首經》他還參預譯場（見《開元釋教錄》卷八）。他師事玄奘，非常勤懇，又以聞少證多，為玄奘所默許，因而與玄奘的譯事相始終。玄奘譯出的經論，經普光筆受的最多。

   

普光除助玄奘譯經外，還勤於著述，現存的有三種：

   

一、《俱舍論記》三十卷（或作十五卷），此論與神泰、法寶二疏並稱為俱舍三大疏。泰疏今殘缺、僅存七卷。寶疏多引眾賢《順正理論》直譯《俱舍》，又好獨抒己見。三疏中，比較穩健完整的，要算此記。這是關於俱舍學的一部權威著作。

   

二、《俱舍論法宗原》一卷，此依《俱舍論》扼要地說明一切有部，總以七十五法為諸法體，並決定尋、伺、睡眠、惡作、貪、瞋、慢、疑八法為不定法。此書除略說諸法體相外，還以百門分別諸法色非色、有見無見等。

   

三、《百法明門論疏》二卷（或作一卷）。本書以緣境、四緣、四界、重數、三性等五門料簡八識，以諸論不同、假實、四界、三性、廢立等五門料簡心所有法、以諸論不同、釋妨難、辨假相三門料簡二十四不相應行法，比窺基所解為詳。

   

此外，普光的著述，已佚的有二種：

   

一、《婆沙論鈔》若干卷。

   

二、《大因明記》二卷。

   

關於俱舍學的傳習，後世公認普光為得玄奘正傳。賈曾作《俱舍論頌疏序》云：「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躬得梵本，再譯真文。其徒大乘光法師親承密誨，初傳正釋，既盡善矣，又何加焉」。後唐法盈作《俱舍論頌疏序記》解賈曾序云：「『親承密誨』者，三藏西方大乘諸師立破口授基法師，小乘義授光法師」。故普光的俱舍學，實總集玄奘法師所傳西方小乘諸部立破教義的大成。《俱舍》本來宗於經部，但一般俱舍學者如慧愷、法寶皆許《俱舍》「理長為是，非定一宗」。普光也許《俱舍》「據理為宗」，與慧愷、法寶無異。但他解釋《俱舍》，總的傾向還是偏重有部。他著《俱舍論記》，兼採各宗各家的解釋，又每平列地援引多種異說而不加評判，故有時失之繁雜。但忠實地記錄了玄奘法師所傳印度小乘諸部的主張，保存了諸家異解的本來面目，也正是普光的功績。

   

普光的弟子最有名的是園暉。他略攝普光《俱舍論記》正義，並兼採法寶《俱舍論疏》，作《俱舍論頌釋疏》二十九卷（後有人補作第三十卷，佚名）。他的見解往往調停於普光、法寶之間。園暉弟子有崇廙、慧暉、道（遁）麟。崇廙作《俱舍論頌疏義府鈔》二十卷，慧暉作《俱舍論頌疏義鈔》六卷，道麟作《俱舍論頌疏記》二十九卷，俱釋園暉疏。後唐法盈（即虛受）作《俱舍論頌疏序記》一卷，解園暉疏的自序和賈曾序。當時園暉疏於兩河間二京道江表燕齊楚蜀盛行，所以後來關於這部著作的論釋有好多種。（隆　蓮）

   

四六　義淨（６３５—７１３）

   

義淨，俗姓張，名文明，唐齊州（今山東省濟南地區）山莊人。十四歲出家，即仰慕法顯、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風。及從慧智禪師受具足戒後，學習道宣、法礪兩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陽學《對法》（《集論》）、《攝論》，又往長安學《俱舍》、《唯識》。唐高宗咸亨元年（６７０），他在長安曾和同學處一、弘褘等相約西遊；但處一未能成行，弘褘亦至江寧而中止。後來他途經丹陽，有玄逵同行。翌年（６７１），他在揚州坐夏，遇著將赴龔州（今廣西僮族自治區平南縣）上任的州官馮孝詮，一同去廣州，得到馮氏的資助，這年十一月間，從廣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這時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隨。他們海行二十天到達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停留了六個月，在此學習聲明。善行因病返國，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經末羅瑜（後改隸室利佛逝）、羯荼等國，於咸亨四年（６７３）二月到達東印耽摩梨底國，和另一住在那裏多年的唐僧大乘燈相遇，停留一年，學習梵語。其後，他們一同隨著商侶前往中印，瞻禮各處聖跡。往來各地參學，經歷三十餘國，留學那爛陀寺歷時十一載，親近過那爛陀寺寶師子等當時著名大德，研究過瑜伽、中觀、因明和俱舍，並和道琳法師屢入壇場，最後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餘萬頌，方才言旋。武周垂拱三年（６８７），他歸途重經室利佛逝，就在那裏停留二年多，從事譯述。他為了求得紙墨和寫手，曾於永昌元年（６８９）隨商船回到廣州，獲貞固律師等的相助，仍於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隨授隨譯，並抄補梵本。天授二年（６９１），他遣大津回國，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譯的經論及所撰《南海寄歸傳》等送回。到了證聖元年（６９５），他才偕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歸抵洛陽，受到盛大的歡迎，住在佛授記寺。他先共於闐實叉難陀、大福先寺主復禮、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譯《華嚴經》。久視元年（７００）以後，他才組織譯場，自主譯事。從此直到睿宗景雲二年（７１１）止，譯鈔經典並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貞元錄》「敕薦福寺翻經」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他所譯述雖遍三藏，但力行專攻律部，譯事之暇，常細心地把日常重要律儀教授學徒，漉囊護生，淨瓶滌穢，嚴守規矩，樹立新範，學僧傳習，遍於京洛，為一時所稱歎。玄宗先天二年（７１３）正月，卒於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享年七十有九。

   

義淨西行求法，意在傳宏，在那爛陀寺參學時，即已試譯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及《一百五十贊佛頌》等，後在東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續有翻譯。回國專主譯場以來，所譯各書，可分為三部分：最初，從武周久視元年到長安三年（７００—７０３），於洛陽福先寺及長安西明寺，譯出《金光明》等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掌中論》共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其次，唐中宗神龍元年到景龍四年（７０５—７１０），在洛陽內道場、福先寺及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譯出《大孔雀咒王》等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成唯識寶生》等論著二十四部，九十四卷。最後，於睿宗景雲二年（７１１），在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譯出《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等經、《能斷金剛論頌》及《釋》等論共十二部，二十一卷。當時在譯場擔任證梵的有沙門北印何爾真那、吐火羅達摩末摩、中印拔駑、罽賓達摩難陀，及槃度、慧積等；擔任筆受的有沙門波侖、復禮等；擔任證義的有沙門法寶、法藏等；擔任證譯的有居士東印瞿曇金剛、迦濕彌羅國王子阿順；監護的有成均太學助教許觀、秘書監楊慎交等；參加潤文的有崔湜、盧粲、韋嗣立、張說等，皆一時名流，保證了譯籍的高質量。

   

在那些譯籍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原已全部譯出，中經散失，後再搜列《藥事》等七事，共四十七卷，其餘十事約十餘卷（據西藏譯本分量估計）終於佚缺。他如《集量》、《法華》二論，比較重要，今亦失傳。綜觀義淨所譯，律籍最為完全，除上面已提到的幾部以外，還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經》一卷、《尼戒經》一卷、《雜事》四十卷、《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毗奈耶頌》五卷、《律攝》二十卷等。

   

義淨在那爛陀寺所學是一種綜合性而偏重瑜伽一系的學問，所以他在儘量譯出律部各書以外，還譯出瑜伽系方面的書好幾種，如無著、世親的《金剛般若論頌》和《釋》，陳那的《集量》、《觀總相論頌》等，護法的《成唯識寶生論》（釋《二十唯識論》）、《觀所緣論釋》等，現存本雖不完全，但可以見到陳那、護法學說的要點，都是玄奘翻譯所遺漏而有待補缺的。此外，他還適應當時崇尚密教的風氣，因而重譯了《金光明經》及一些陀羅尼經（在他所著《求法高僧傳》內，還附述明咒藏概略，保存了有關密宗源流的重要資料）。不過，他之所譯在文字方面偏於直譯，潤飾不足，因而時有生澀欠暢之處。只是他對於梵語音義的翻譯極其認真，常於譯文下加注以作分析說明，並著重訂正譯音、譯義，以及考核名物制度。譯音方面，除分別俗語、典語（如說明和尚是印度俗語，非是典語，梵本經律皆云鄔波陀耶，見《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及校補略音（如說明褒洒陀舊譯為布薩之訛，褒洒是長養義，陀是清淨洗滌義，有遮現在及懲未來之慢法二義，不可省略，見《有部百一羯磨》卷三）外，對於咒語中一些字的讀音多附注四聲或反切，分別發聲的長短輕重，彈舌音借字則加口旁（見《佛說大孔雀咒王經‧前方便法》），又對二三合音之字，選用適當字音，也能曲盡其妙。譯義方面，指出舊譯如理作意應正翻寂因作意（見《六門教授習定論》），以及《金剛般若經》譯文保留陀羅音譯，以見梵文一詞含多義之例（見《金剛般若論釋》卷二）等。考核名物方面如《有部百一羯磨》卷二注釋尼用五衣，卷八注釋五種畜水羅等。在這些注文裏，可見他對於譯事一絲不苟，有獨到之處，不愧為新譯時代之一大家。

   

義淨的撰述，關於律儀方面的有《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法》各一卷。另有《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贊述》一卷，述印度《金剛般若》譯的傳承及以九事解九喻的觀行要義。他歸途停留南海佛逝時，曾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二書各有專條）。此外，尚有《南海錄》（見《寄歸傳》序）、《西方十德傳》（見《寄歸傳》卷四）和《中方錄》（見《求法高僧傳》卷上末），從前的經錄都未見著錄。

   

義淨在譯籍和撰述上介紹了印度當時的綜合學風，並表明他對於佛學的認識。他以為大乘無過中觀、瑜伽，二者同契涅槃，理無乖意，應該和合。並謂般若大宗實即含斯兩意（見《寄歸傳》序及《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贊述》序）。他對律部一宗則以其在印度專業的關係，獨尊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傳統。日常行儀特別注意，以為含生之類，衣食為先，受用失度，易招罪累，特致意慎護。他所撰《南海寄歸傳》，意欲據十七事重要節目，糾正中土僧徒實踐上失當之處。如當時持律者諸部互牽，混淆派別；律家章疏繁雜，不切踐行，他都表示不滿。可惜他的主張沒有發生多大影響，所傳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儀，隨著他的去世，就歸寥寂了。他的門人參加譯事的有智積等。他賞識的有崇慶、崇勖、元廓、玄秀、玄睿、慧神等。分佈諸州的有法明、敬忠、慧福等；常侍左右的有崇俊、玄暉、曇傑、寶嚴等，事跡都不詳。後來德宗建中、貞元間（７８０—８０３），有京兆律師道澄，以律範著稱。他不滿南山律學缺點，所至常以瓶杖自隨，護生為切，又不常住一寺，以為西方三時分房，防止貪著，觀門易立（見《宋僧傳》卷十六）。他的風範，似乎是受了義淨主張的影響，在當時四分律盛行的律學界是罕見的。（遊　俠）

 

四七　李通玄（６３５—７３０）

   

李通玄，世稱李長者，又稱棗柏大士，是唐代的華嚴學者，滄州（今河北省滄縣東南）人。青年時鑽研易理，到四十餘歲時，專攻佛典，潛心《華嚴》。當時正值八十《華嚴》譯成。於開元七年（７１９）春，他攜帶新譯《華嚴經》到太原孟縣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一作仙）奴家，造論闡明經義。三年足不出戶，據說每天早晨只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由此世稱棗柏大士。他後來攜帶論稿移居神福山原下的土龕（即太原壽陽方山土龕）繼續撰述，經過五年告成，這就是《新華嚴經論》四十卷。繼而又作《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四卷。開元十八年（７３０，一說開元二十八年，７４０）三月二十八日圓寂，壽九十六歲。

   

他的著述除上述兩種而外，還有《會釋》七卷（後附論文）、《略釋》（即《華嚴經中卷大意略敘》）一卷、《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均現存。此外還著有《十玄六相》、《百門義海》、《普賢行門》、《華嚴觀》，又《十門玄義排科釋略》一卷、《眼目論》一卷等及諸詩賦均散佚。《新華嚴經論》在李通玄死後四、五年，才由僧人廣超等傳寫弘通，到了宣宗大中年（８４７～８５９）中，福州開元寺比丘志寧又將論文會入經文之下，成一百二十卷，後又經思研整理，稱為《華嚴經合論》，就流傳得更普遍了。宋戒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要解》一卷，便是依據李通玄的學說而輔以澄觀的學說而作。又有關於他的合論提要之書，有明李贄作的《華嚴經合論簡要》四卷。明方澤作的《華嚴經合論纂要》三卷。

   

他在智儼、法藏一系以外，別樹一幟，於華嚴一宗傳統的學說，有不少的變更，如志甯在《華嚴經合論序》中說：「其論所明，與諸家疏義稍有差別。」通玄自己也說他的分宗立教，和先德所立有少分不同。但大體仍不出法界圓融的義旨。他在《新華嚴經論》的卷首，立十門解釋《華嚴》一經的義旨：一、明依教分宗，二、明依宗教別，三、明教義差別，四、明成佛同別，五、明見佛差別，六、明說教時分，七、明淨土權實，八、明攝化境界，九、明因果延促，十、明會教始終。這十門都是自出機杼，特別是所立十宗、十教的教判，和法藏一系的五教十宗說迥不相同。十宗是：一、小乘戒經，以情有為宗；二、《梵網》菩薩戒經，以情有及真俱示為宗；三、《般若經》，以說空彰實為宗；四、《解深密經》，以不空不有為宗；五、《楞伽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為宗；六、《維摩經》，以會融染淨二見現不思議為宗；七、《法華經》，以會權就實為宗；八、《大集經》，以守護正法為宗；九、《涅槃經》，以明佛性為宗；十、《大方廣佛華嚴經》，以此經名根本佛乘為宗，又以因圓果滿，法界理事自在緣起無礙為宗。十教是：第一時說小乘純有教；第二時說《般若經》破有明空教；第三時說《解深密經》和會空有明不空不有教；第四時說《楞伽經》明說假即真教；第五時說《維摩經》明即俗恒真教；第六時說《法華經》明引權歸實起信教；第七時說《涅槃經》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教；第八時說《華嚴經》於剎那之際通攝三世及十世圓融無始終前後通該教；第九共不共教，即聞共同法領解獲益不共教；第十不共共教，即不共機聞共同法獲益教。

   

他把八十《華嚴》一經的組織分作十段：第一明（毗盧遮那）始成正覺，即《世主妙嚴品》。第二明舉果勸修，即《如來現相品》以下五品。第三明信心成備（又作以果成信），即《佛名號品》以下六品。第四明入真實證，即《昇須彌山頂品》以下六品。第五明發心修行，即《昇夜摩天宮品》以下四品。第六明理事（又作智悲）相入，即《昇兜率天宮品》以下三品。第七明蘊修成德，即《十地品》。第八明隨緣（又作利生）無礙，即《十地品》以下到《普賢行品》等十一品。第九明諸賢寄位，即以上三十七品諸菩薩並佛，是《如來出現》、《離世間》二品寄位成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及等覺位十一地。第十明令凡實證，即《入法界品》。他在第一「明始成正覺」中，不同意於法藏一系的佛七處八會或七處九會說《華嚴經》，而立十處十會說。他認為《華嚴經》是重重無盡圓滿無礙的法門，所以它的說處，也應當用十來作為它的次數，以表無盡之意。但晉譯《華嚴‧十地品》次、《十明品》前，唐譯《十地品》次、《十定品》前，都缺少說第十一地等覺位的一品一會。而《菩薩瓔珞本業經》卻說了第十一地。因此他把《瓔珞經》看做《華嚴經》的一品，加在九會三十九品，而成立十處十會四十品。十處十會是：第一普提場會，第二普光明殿會，第三昇須彌山頂會，第四昇夜摩天會，第五昇兜率天會，第六昇他化自在天會，第七昇三禪天會，第八給孤獨園會，第九覺城東大塔廟處會，第十於一切國剎及塵中一切虛空法界會。此中第二會是把九會中普光明殿三會合作一時一處一會。第七會是依據《瓔珞經》所增加。第八、第九兩會是把九會中《入法界品》的說處分作兩處。第十會是把諸會和十方剎海法界虛空界總為一會。通玄在闡明第十「令凡實證」之後，更因法藏一系的五周因果說，而說《華嚴》一經總有五種因果遍周義：一、示成正覺因果遍周，即《世主妙嚴品》，通下五品。二、信位及進修因果遍周，從《佛名號品》以下六品，通《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共十品。三、定體遍周，即《十定》、《十通》、《十忍》等品。四、行海遍周，即《普賢行》、《離世間》二品。五、法界不思議大圓明智海遍周，即《入法界品》。

   

他又將《華嚴》一經科為序、正、流通三分：《世主妙嚴品》，總括全經，作為序分。《入法界》一品，總通前後四十品，作為正宗，而以餘品為伴。《如來出現品》，具說付囑、流通，作為流通分。又品品之中、會會之內，都有序、正、流通三分。

   

又解釋《入法界品》中，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卷十八內，說文殊當般若門，是能入。普賢當法界門，是所入。非般若無以入法界，非入法界無以顯般若。李通玄於此則在《新華嚴經論》卷八、三十一、三十二及《華嚴經決疑論》卷一之上中，倡導他獨創的三聖圓融說，他說文殊、普賢、佛（毗盧遮那）等三德，體用主伴無礙。又說文殊以理會行，普賢以行會理，體用相徹，成一真法界。又說文殊為法身的妙慧，普賢為萬行的盛德，二聖合體，體用自在，即名為佛。又說文殊為法界體，普賢為法界用，或互為體用。文殊為因，普賢為果，或互為因果。進而說一一位次（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門，旨在互相成就；如帝釋網，互相徹入；一中無量，無量中一；諸佛菩薩，體用相成，因果相入，同時無二。更進而說十方諸佛心不動智與眾生自心（即無明）與十方諸佛心無異，無明本空，所以信自心所有無始無明能分別心，即是信自心的根本不動智佛，從而用自心根本無明的體用，觀不動智與諸佛及眾生同一體性、同一境界、同一智海，即是發心；才發心時即於十方世界現身成佛。他還在《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中，說十二緣生是一切眾生逐妄迷直隨生死流轉的大苦海，也是諸佛及眾聖賢的寶莊嚴大城，又是文殊、普賢常遊止的華林園苑。這個一切諸佛功德海，重重無盡，與一切眾生，猶如光影，無有障礙。只由迷之則為眾生；悟之即是諸佛，所以眾生及十二有支皆無自性，隨無明等而有生死流轉。用戒、定、慧觀照的方便力，照見自身心境體相皆自性空，即眾生心就是全佛智海。

   

李通玄關於十玄六相的專著，已經逸失不傳，只在《新華嚴經論》卷八、二十三、二十四及《華嚴經決疑論》卷一下中有些簡單的陳述。六相圓融義，本來源出六十《華嚴》初歡喜地十大願中第四修行願，所以他也在《決疑論》中就十地立說。他先說初地一地中，總攝十地及如來義，六相圓融，如天帝釋寶網，自在無礙。次說地與地的關係，有六相。如十地修行，其智用地地逐步殊勝，為別相。一一地中智用都不離根本智，為總相。心從事修行，一切境界自體無作，為同相（原文缺異相）。一一位次能淨除業障，智用增明，為成相。一一地中修行，不見修，不見行，不見成，不見菩提，涅槃等事，為壞相。後說一切諸法皆具足六相。

   

李通玄的《新華嚴經論》中有不少獨創的見解，所以能於賢首、清涼等華嚴宗師的著述外別樹一幟。而論中應用《易經》的思想來解釋《華嚴》，也是引起學者注意並促使此論推廣、流行的一個因素。（黃懺華）

   

四八　善無畏（６３７—７３５）

   

善無畏（正翻淨師子），中印摩揭陀國人。他的先代出身剎帝利，因國難出奔烏荼，做了國王，承傳到他，十三歲就依父親佛手王的遺命即位。兄弟們不服，起兵相爭，他於平亂之後，讓位於兄，決意出家。先至南印海濱覓得殊勝招提，修習法華三昧。又由水路搭乘商船，遊歷中印諸國，密修禪觀。及到摩揭陀，訪國王，王妃原是他的女兄，他們瞭解到善無畏捨位出家的經過，大加敬重，由是名聲遠播。他曾把自己所攜傳國寶珠施給那爛陀寺，裝飾在大佛像的額端上。後歸依寺內以禪、密著名的長老達磨鞠多，研習密教，受到鞠多的賞識，將總持瑜伽三密及諸印契完全傳授給他，得了灌頂，號為三藏。他又周行各地，遍禮聖跡，方便誘化。八十歲左右，依著師教東行弘法，攜帶梵本，經過北印迦濕彌羅、烏萇等國，到了素葉城，應突厥可汗之請，講《毗盧遮那經》，然後再前進通過天山北路，達於西州（今新疆吐魯番東南、寶應）。因為他的聲譽早已傳至漢地，唐睿宗特派西僧若那和將軍史憲，遠出玉門迎接。他於玄宗開元四年（７１６）到達長安，被禮為國師。先住興福寺南塔院，後遷西明寺；玄宗並嚴飾內廷道場，尊為教主。開元五年（７１７），開始在西明寺菩提院譯出《虛空藏菩薩求聞持法》一卷。寫定進內之後，即有敕令將帶來的梵本全部送藏內廷。從此他便注意另訪未譯的密典梵本。先有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無行求法，遊歷南海、東印、中印各地，曾住大覺、那爛陀等寺聞法，並訪求梵本。學畢回國，途經北印病卒（見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所將梵本，由同行者帶回中土，存於長安華嚴寺。善無畏和一行同往選取前未譯過的重要密典數種。開元十二年（７２４），他隨玄宗到洛陽，於開元十三、十四年間，在奉先寺譯出《大毗盧遮那神變加持經》等三種。開元二十年（７３２），他曾請求還歸印度，優詔慰留。二十三年（７３５）得病，十一月卒於洛陽大聖善寺，年九十有九。開元二十八年（７４０）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肅宗乾元元年（７５８），於塔院側建碑，其弟子李華撰文。

   

善無畏是漢地真言教的奠基者，所譯經典全屬於秘密部。他最初據自己所帶梵本譯出的《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由沙門悉達譯語，無著筆受綴文，經題下注云：出《金剛頂經成就一切義品》，實係密軌一類。以後就無行所將梵本內選譯的有三種，其一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綴文，為純密教的根本經典，通稱《大日經》。本經於所說諸曼荼羅中，特以大悲胎藏生曼荼羅為正式灌頂曼荼羅，所傳密教胎藏部大法即從此出。其第七卷為供養念誦法，末後有阿闍梨所集之文，是無畏依經教而撰集的修習胎藏密法的儀軌。其餘兩部是《蘇悉地羯羅經》和《蘇婆呼童子請問經》三卷，則廣說三部（佛部、觀音部、金剛部）和五部（加般支迦部和摩尼部）的持誦通則。以上四部、十四卷，都見於《開元錄》。另有屬於密軌的《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二卷，題善無畏譯，實際是善無畏依《蘇悉地經》撰集以傳授門弟子者。此外，流傳於日本的，還有《金剛頂毗盧遮那一百八尊法身契印》一卷，共一行譯，《釋迦文尼佛金剛乘修行儀軌法品》一卷、《尊勝佛頂修瑜伽法儀軌》二卷，以及其他秘密陀羅尼法、念誦法、略要法等，內容都有可疑之處，或出於後人的偽託。在無畏譯籍中，《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內的密咒，全部都寫出梵字，逐字用漢音對譯，他所集《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中部分密咒，亦復如是。此由密教重視文字，為求念誦、觀想精確，故創此例，以後不空傳譯密典即沿用之。由此可見善無畏當時傳授密教，已同時教授梵文拼法，開始講求「悉曇」這一門學問，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善無畏的撰述，除上述密教儀軌外，還傳有《無畏三藏禪要》一卷，這是他和嵩嶽會善寺敬賢對論佛法，而由西明寺慧警記錄的。本書先開發心、供養、懺悔、受戒等十一門，次說觀智密要、禪定法門，列舉陀羅尼十首和月輪觀法等。其中評論初習禪人多怕起心動念，或專守無念以為究竟，認為如是便無法增長善念。他主張先正念增修，後方至於究竟清淨，不怕起心，而患虧於進學。在這段話裏，可以見到當時的禪風和他對於修禪的見解。相傳他平時靜慮怡神，時以禪觀獎勸初學，遇有問疑，剖析無滯，本書所記即其一例。

   

善無畏兼長工巧藝術，相傳他自製模型，鑄造金銅靈塔，備極莊嚴。他所畫的曼荼羅，尤其精妙。他這一法系的傳佈，對於漢地工巧藝術，也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善無畏弟子，入室的有寶思、妙思二人。寶思俗姓鄭，滎陽人；妙思俗姓王，琅琊人。俗弟子有著名的文士李華，趙州贊皇人，是善無畏行狀和碑銘的撰者。又傳喜無畏是他的最後弟子，行事不詳。傳承善無畏胎藏法的是大興善寺沙門一行和保壽寺新羅國沙門玄超。一行撰《大日經疏》七卷（或開為十四卷），善釋經文，闡明教相和事相，對於純密理論體系尤多所發揮。玄超事實不詳，傳說不空法系的青龍寺沙門慧果（７４６—８０５）曾從他受大日和蘇悉地密法，又于闐沙門智嚴、嵩岳沙門溫古，也曾受學於善無畏。

   

真言宗在唐武宗廢佛（８４５）以後，中土傳承即以衰歇。惟善無畏所傳胎藏部密法，後由不空的弟子慧果傳於日本空海，而和金剛智所傳的金剛部密法相並傳習，在日本一直到現在還存在著。（遊　俠）

   

四九　慧能（６３８—７１３）

   

慧能，是中國禪宗的第六祖。俗姓盧，先世河北范陽（今涿縣）人，其父謫官至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東），唐貞觀十二年（６３８）生慧能，遂為廣東新州人。慧能幼年喪父，後移南海，家境貧困，靠賣柴養母。有一天，能在市中，聞客店有人誦《金剛經》，頗有領會，便問此經何處得來，客人告以從黃梅東馮茂山弘忍禪師受持此經。他因之有尋師之志。咸亨初（６７０），他把母親安頓後，即北行。到了韶州曹溪，遇村人劉志略，引其出家之姑無盡藏尼，持《涅槃經》來問字。慧能說：我雖不識字，但還瞭解其義。尼說：既不識字，如何解義？慧能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聞其言，深為驚異，遂告鄉里耆老，競來禮敬，即請慧能居於當地寶林古寺，稱他為盧行者。

   

慧能在寶林寺住了不久，又至樂昌西石窟，從智遠禪師學禪，智遠勸他到黃梅東禪寺（寺在黃梅雙峰之東，亦稱東山）去從弘忍受學。慧能於咸亨三年（６７２）到了黃梅東山，弘忍見著他即問：居士從何處來，欲求何物？慧能說：弟子是嶺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說：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當時中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如何堪作佛？！慧能說：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和尚佛性與獦獠佛性無別；和尚能作佛，弟子當能作佛。弘忍遂命他隨眾勞動，在碓房舂米。

   

慧能在碓房間踏碓八個月，當時東山禪眾達七百人。相傳弘忍有一天為了考驗大眾禪解的淺深，準備付以衣法，命各人作偈呈驗。時神秀為眾中上座，即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一時傳誦全寺。弘忍看後對大眾說：後世如能依此修行，亦得勝果，並勸大眾誦之。慧能在碓房間，聞僧誦這一偈，以為還不究竟，便改作一偈，請人寫在壁上。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這句是較通行的記載，敦煌本《壇經》此句作「佛性本清淨」），何處惹塵埃！」眾見此偈，皆甚驚異。弘忍見了，即於夜間，召慧能試以禪學造詣，傳與衣缽，並即送他往九江渡口。臨別又叮囑他南去暫作隱晦，待時行化。因此慧能回到廣東曹溪後，隱遁於四會、懷集（今廣西懷集縣）二縣間，過了十餘年，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有二僧辯論風幡，一個說風動，一個說幡動，爭論不已。慧能便插口說：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你們的心動！大家聽了很為詫異。印宗便延他至上席，請問深義，慧能回答，言簡理當。印宗便問：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非就是行者？慧能便出示衣缽，印宗歡喜讚歎，即集眾就法性寺菩提樹下為慧能剃發。又請名德智光律師等為他授具足戒（按法性寺即今廣州光孝寺。寺中有六祖瘞發塔、菩提樹、風幡堂、六祖殿諸古跡）。兩月後，慧能即於寺中菩提樹下，為大眾開示禪門，說般若波羅蜜法。

   

不久，慧能辭眾歸曹溪寶林寺，印宗與道俗千餘人相送。那時，韶州刺史韋璩仰其道風，率同僚入山請慧能入城，於大梵寺講堂為眾說法，兼授無相戒。僧尼道俗集者千餘人，門人法海編錄其法語，又加入後來的法語，即世所行《法寶壇經》（今世流通的《法寶壇經》有四本：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德異本，四、宗寶本。參照本書「法寶壇經」條）。從此以後，慧能在曹溪寶林寺說法三十餘年。其間，中宗曾請慧安、神秀二師於宮中供養，並問禪法。二師皆說：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神龍元年（７０５），中宗即遣內侍薛簡往曹溪召他入京。他以久處山林，年邁風疾，辭卻不去。薛簡懇請說法，將記錄帶回報命。中宗因贈摩納袈裟一領及絹五百匹以為供養。並命改稱寶林為中興寺，由韶州刺史重修，又給予法泉寺額，並以慧能新州故宅為國恩寺。延和元年（７１２）慧能回至新州小住，命門人建報恩塔。先天二年（７１３）圓寂於新州國恩寺，世壽七十六。弟子等就在那一年迎其遺體歸曹溪。憲宗時（８０６—８２０）贈以大鑒禪師諡號，柳州刺史柳宗元為撰《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碑並序》。元和十年（８１５）劉禹錫因曹溪僧道琳之請，又撰《曹溪大師第二碑》。從達磨六傳而至慧能，故一般稱他為六祖大師。

   

慧能的遺體未壞，弟子方辯裹紵塗漆於其上，形像生動逼真，現存於廣東曹溪南華寺（即古代的寶林寺）。

   

中國禪宗從達摩始百餘年間皆以《楞伽經》相印證，故亦稱為楞伽宗。達摩的三傳弟子道信開始兼以《金剛》等經為典據，到了慧能即以文句簡單的《金剛經》義代替了《楞伽經》，其目的在於擺脫名相煩瑣的思想束縛，而單刀直入求得開悟。

   

慧能本與神秀同為弘忍門下的大弟子。但因對禪的看法不同，後來遂分為南北二宗。北宗禪法多弘傳於北方貴族階層，南宗初行於嶺南一帶。後由慧能弟子神會於開元十八年（７３０）在洛陽定南北宗是非大會上，極力批評北宗禪為「師承是旁，法門是漸」，影響所及，北宗的勢力遂逐漸衰退。

   

慧能的禪學思想，見於其弟子法海集記的《法寶壇經》。此經後來曾被神會系一度改編作為傳宗的典據，故其中夾雜後後之說，但大體上還可見到慧能主張是捨離文字義解，而直澈心源。他說這種境界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又說：心量廣大，遍周法界，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慧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他以為定是慧體，慧是定用，猶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燈是光之體，這是所謂定慧一體觀。他又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他說自心既不攀緣善惡，也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因此，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就是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動作云謂裏，也可體會禪的境界。這就不同於北宗的教人靜坐看心，以為那樣將心境分為兩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他教人只從無念著手，並不限於靜坐一途。

   

慧能強調「見自性清淨，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因此他對於當時僧俗念佛願生西方的淨土法門，另有一種看法。他對韋刺史開示說：「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

   

慧能的弟子很多，《景德傳燈錄》及《傳法正宗記》皆載有嗣法四十三人。《法寶壇經》說有門人十人，《祖堂集》列舉八人。但是最著名於後世的，即青原行思、南嶽懷讓、荷澤神會、南陽慧忠、永嘉玄覺五人。他們得法後，都各成一家。其中以青原、南嶽二家弘傳最盛；南嶽下數傳衍為臨濟、溈仰二派；青原下數傳分為曹洞、雲門、法眼三派，形成了禪宗五派法流。

   

此外，《僧傳》、《傳燈錄》所未載而見於金石著錄者有淨藏（６７５—７４６），也是六祖知名弟子，他把南宗禪傳入嵩山（《金石萃編》卷八十七《淨藏禪師身塔銘》）。（林子青）

   

五○　法藏（６４３—７１２）

   

法藏，本是康居國人，他祖父僑居長安，因而以康為姓。他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七年（６４３），十七歲時，入太白山求法。後來聽說智儼在雲華寺講《華嚴經》，就去聽講，因設數問請教，為智儼所贊賞，從此列為門徒，前後數年，深深領會智儼的妙旨。高宗總章元年（６６８），法藏年二十六歲，還未出家，智儼圓寂前把他付託於弟子道成、薄塵，說他將要紹隆遺法。既而就長年婆羅門請授菩薩戒，講《華嚴》兼講《梵網》。高宗咸亨元年（６７０）法藏年二十八歲，榮國夫人（楊氏）死，武後為樹福田，度僧，並把住宅施捨作太原寺。於是道成、薄塵等京城耆德連狀薦舉，度他為僧，得到許可，並且令隸屬太原寺。此時法藏只受了沙彌戒（《五祖略記》謂在上元元年，６７４），奉詔在太原寺講《華嚴經》。後來，又在雲華寺開講，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具足戒，並把《華嚴經》中賢首菩薩的名字賜給他作稱號，一般稱為賢首國師。自此以後，經常參加翻譯、廣事講說和著述，大振華嚴的宗風。他常常慨歎晉譯《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內有闕文。高宗永隆元年（６８０），中印度沙門地婆訶羅（譯云日照）來到長安，法藏往問西方的古德有沒有關於佛一代教法的判釋。據地婆訶羅說：近代印度那爛陀寺，同時有兩大論師，一位是戒賢，遠承彌勒、無著，近繼護法、難陀，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立有、空、中的三時教判。一位是智光，遠承文殊、龍樹，近稟提婆、清辨、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立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的三時教判（見《華嚴經探玄記》卷一）。於是有建立華嚴五教以對抗慈恩宗三時說的根據。繼而聞知地婆訶羅從印度帶來的梵本中，有《入法界品》，遂親自和他對校，果然獲得善財求天主光等十善知識和文殊伸手按善財頂兩段，旋即請他於西太原寺譯出，這就是《大方廣佛華嚴經續（或無續字）入法界品》。既而又奉詔和地婆訶羅及道成、薄塵等同譯《密嚴》、《顯識》等經論十餘部，合共二十卷。武後天授二年（６９０），于闐沙門提雲般若（譯云無智）在魏國東寺譯經，他也列席譯場，提雲般若譯出《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他特為作疏，發揮新義。證聖元年（６９５），於田沙門實叉難陀（譯云喜學）在洛陽大遍空寺，重新翻譯《華嚴經》，他奉詔筆受，後來並補入日照所譯兩段。長安三年（７０３），義淨等華梵十四人，先後在洛陽福先寺及長安西明寺，共同翻譯《金光明最勝王經》等二十一部，他奉詔證義。中宗神龍二年（７０６，作元年），南印度沙門提流志（譯云覺愛），在大內林光殿翻譯《大寶積經》，他也奉詔為證義。又新譯的《華嚴經》，雖然增加了《如來現相》、《普賢三昧》、《華嚴世界》及《十定》等品，卻脫漏地婆訶羅所補譯的文殊伸手過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文。法藏用晉唐兩譯對勘梵本，把地婆訶羅的譯文，補在實叉難陀的脫處，於是得以文續義連，現行即此本。總之，法藏對於當時的譯事，特別是《華嚴經》的翻譯是有貢獻的。當武後聖曆二年（６９９），重新翻譯的《華嚴經》告成，詔令法藏在洛陽佛授記寺宣講。《宋高僧傳》等說他嘗為武後講新《華嚴經》，講到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等。武後驟聽之下，茫然不解。他於是指殿隅金獅子作譬喻，講到一一毛頭各有金獅子，一一毛頭獅子同時頓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無邊獅子，重重無盡。武後於是豁然領解。因而把當時所說集錄成文，叫作《金獅子章》。又為不瞭解剎海涉入重重無盡義的學者，拿十面鏡子，安排在八方（四方四角），又在上下各安排一面，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間安置一尊佛像，然後燃燒一支火炬去照著他，令互影交光，使學者通曉剎海涉入重重無盡的義旨。前後講新舊《華嚴經》三十餘遍。中宗、睿宗都禮請他作菩薩戒師。睿宗先天元年（７１２），在長安大薦福寺圓寂，年七十歲。葬在神禾原華嚴寺的南邊，秘書少監閻朝隱為作碑文，概略地陳述他一生行化的事跡，這就是現存的「大唐大薦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智儼所創教相和觀行的新說，得到法藏詳盡的發揮，才使一宗的教觀建立周備，所以法藏是華嚴宗的實際創立者，世稱他為華嚴宗三祖。

   

法藏的門下「從學如雲」，其中知名的弟子，有宏觀、文超、智光、宗一、慧苑、慧英六人。慧苑的傳記見《開元釋教錄》卷九、《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四及《宋高僧傳》卷六。又《法藏和尚傳》說宗一續法藏的《華嚴略疏》遺稿達二十卷，慧苑也續成十六卷。

   

法藏的著述，據說約百餘卷，其中關於《華嚴》的著述，現存的有《華嚴探玄記》二十卷，《華嚴經文義綱目》一卷，《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略稱《華嚴教義章》，又稱《華嚴五教章》）四卷，《華嚴經旨歸》一卷，《華嚴策林》一卷，《華嚴經問答》二卷，《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十世》、《玄義》等章同卷）二卷，《華嚴經義海百門》一卷，《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一卷，《華嚴遊心法界記》一卷，《華嚴三昧章》一卷，《華嚴經普賢觀行法門》一卷，《華嚴經關脈義記》一卷，《華嚴金獅子章》一卷，《華嚴經傳記》五卷。已佚的有《新華嚴經序注》一卷，《新華嚴經略疏》十二卷等近二十種。《探玄記》是舊譯《華嚴經》的疏釋。他晚年作新譯《華嚴經》的略疏，未成全書，遽告入滅。此外，他的一般著述，現存的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入楞伽心玄義》等近十種。還有已佚的《法華經疏》等幾種。

   

法藏繼承了智儼的法界緣起思想，用緣起因分、性海果分二門闡明宇宙萬法的實相。性海果分就是諸佛的境界。緣起，就是法界緣起，其相狀為無盡圓融。宇宙萬法，有為無為，色心依正，過去未來，通通互為因果。因此，一法為因，萬法為果；萬法為因，一法為果。自它互為能、所緣起，相資相待，圓融無礙。所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舉一盡收，以一塵為主諸法盡伴；相即相入，重重無盡。（黃懺華）

   

五一　慧苑（約七、八世紀間）

   

慧苑，唐代京兆（現今陝西省西安市）人，少年出家，禮法藏為師，深通經義，尤精於《華嚴》，為同門的上首。法藏在八十卷本《華嚴經》譯成後曾作《略疏》，才寫了四分之一就去世了，慧苑和同門宗一分別續寫，宗一續滿二十卷，其文現已逸失；慧苑所續名為《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據他在《記》中說，此書是他「鳩集廣略之文，會撮舊新之說；再勘梵本，仇校異同；順宗和教，存之以折衷，簡言通義，箋之以筆削」而成的。但《記》中所說，往往和法藏的宗旨大異其趣。其中主要是改五教為四教、改十玄為十種德相和十種業用的兩重十玄，因此後來正統的華嚴宗人都以他為異系。慧苑還博覽經書，考核詁訓，寫成《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卷，以便初學。他在此書的《自序》中，說到他從法藏受業十九年，曾住長安靜法寺和洛陽佛授記寺，生卒年月不詳。

   

慧苑著述的《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一書，現存不足十三卷，原書卷數已不詳了。此外有改訂法藏所著《華嚴經傳記》而成的《纂靈記》五卷，屢見澄觀的著述所引用；《刊定記》還說他有《華嚴旋章》一書，現已無考。

   

慧苑的學說和華嚴宗的傳統說法分歧最大的是他的判教說。他在《刊定記》卷一的「立教差別」中，批判了古來菩提留支等十九家的教判說，其中就包括了法藏（稱之為古德）的小、始、終、頓、圓的五教說，認為五教說是受了天臺宗「化法四教」的影響而作，在藏（改作小乘教）、通（改作大乘始教）、別（改作終教）、圓（仍舊）的基礎上，只加了一個頓教。又以法藏所立的頓教是用離言說相以顯法性的，不應作為能詮的教相，能所不應混為一談。故另依《究竟一乘寶性論》卷四立迷真異執（相當於人天教）、真一分半（相當於聲聞、辟支佛）、真一分滿（相當於初心菩薩）、真具分滿（相當於如來藏）四教，並就後三教各立通宗、別宗、隨部宗、隨義宗四宗，把全部佛教教義概括在「四教」之中，廢除了華嚴宗傳統的「五教」說。智儼、法藏兩代相承的十玄緣起說，到了慧苑，也改作十種德相和十種業用兩重。十種德相是：一同時具足相應德、二相即德、三相在德、四隱顯德、五主伴德、六同體成即德、七具足無盡德、八純雜德、九微細德、十如因陀羅網德。十種業用是：一同時具足相應用、二相即用、三相在用、四相入用、五相作用、六純雜用、七隱顯用、八主伴用、九微細用、十如因陀羅網用。澄觀在《華嚴經疏鈔》卷三、卷十中對慧苑的兩重十玄說有詳盡的批判，說他「析十玄之妙旨分成兩重，徒益繁多，別無異轍」；又說「德相、業用雖異，不妨同一十玄，無不該攝」。

   

慧苑所有違反傳統學說的觀點，受到後來推崇賢首的華嚴教徒的排斥，因而他所遺留的著述，未為後世佛教學人所重視。（黃懺華）

   

五二　慧沼（６５０—７１４）

   

慧沼一作惠沼（或惠照），俗姓劉名玄，祖籍彭城，後遷淄州，因此他亦稱淄州沼。十五歲時，高宗為新生兒子（即睿宗）祈福度僧，他就此時受度出家。

   

相傳他曾親近過玄奘。青年時已博通經藏，講《法華》、《般若》、《涅槃》等經。咸亨三年（６７２）始從窺基、普光受學。慧解超群，被稱為「山東一遍照」。他的唯識、因明諸疏，大概即在此時稟受師說漸次寫成。窺基去世（６８２年）後，慧沼遊行諸郡，講經二十餘年，同時寫成了《金剛般若》等經疏，和《慧日論》、《了義燈》等著作。

   

慧沼晚年又在義淨譯場任證義大德。唐中宗神龍三年（７０７）曾召義淨入宮同譯經沙門九旬坐夏，他也參加在內（見《開元錄》）。景龍四年（７１０）義淨於大薦福寺譯《浴像功德》等經，《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等律，《唯識寶生》等論，慧沼與文綱、勝莊等同任證義。景雲二年（７１１）義淨於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等經，和《能斷般若論頌》等論，亦慧沼證義。慧沼所疏《金光明最勝王經》，即是義淨的新譯本。他晚年的思想受到義淨的一些影響。

   

慧沼於開元二年（７１４）十二月十七日去世（見李邕碑文後日本釋善珠記），壽六十四歲。他生平曾被驛征三次，詔講二次，補綱維大德六次，敕譯經論四次。他是慈恩宗的嫡傳，或許因此受到當時朝廷的重視。

   

慧沼的著作現存有十種，共四十卷：一、《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十卷，經文是武周長安二年（７０２）義淨譯。疏文也同時寫出，發揮了三乘五性的宗義，並訂正以真如為三身正因的舊說。二、《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一卷，經文玄奘譯。三、《法華玄贊義決》一卷，釋窺基著《法華玄贊》中難義。四、《成唯識論了義燈》十四卷，與窺基的《成唯識論樞要》、智周的《成唯識論演秘》總稱唯識三疏，多分祖述窺基學說加以闡明補充；對圓測、道證等諸家異說一一批判。五、《因明入正理論義纂要》一卷。六、《因明入正理論義斷》二卷。七、《因明入正理論續疏》，慧沼自跋云：「於師曾獲半珠，緣闕未蒙全寶」，這是因窺基著《因明入正理論疏》到了喻過部分就絕筆了，慧沼接著做了下文的注解，所以稱為《續疏》。八、《大乘法苑義林章補闕》八卷，現存卷四、卷七、卷八。九、《能顯中邊慧日論》四卷，略名《慧日論》。十、《勸發菩提心集》三卷，第二卷中有受菩薩戒儀軌。

   

此外，慧沼的著作佚失了的還有《能斷金剛般若經疏》、《發菩提心論疏》等十種二十九卷。

   

玄奘所傳的瑜伽唯識學，由窺基的傳述，建立了以三乘五性說為主的慈恩宗，又由日沙門道昭、智通、智鳳、玄昉等傳衍至日本而建立了日本的法相宗。慈恩宗窺基是奠定者，智周為傳播者，而作為他們中間樞紐的就是慧沼。玄奘的學說雖然通過窺基等諸大弟子記錄下來，但有許多微言奧義未見得盡能一一筆之於書。同時玄奘在世時，門下對於教理的見解本來就不一致，作為繼承慈恩嫡傳的慧沼，就擔當了力排異說的任務。

   

慧沼的著作充滿了追求真理的精神，他為了對真理的探討，做到了「當仁不讓於師」的地步。他不但對於圓測、法寶等前輩沒有隨便妥協的態度；就是對於窺基的主張，有懷疑的地方也要求得一個是非；甚至對於玄奘的教授，也要透過思考才接受。用這種服從真理的精神來治學，是值得後人效法的。由於他的努力，進一步充實並推進了窺基的學說。在西明與慈恩的論爭中，慈恩之能得到最後勝利，慧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慧沼的弟子最著名的首推智周，他從慧沼學，於西元７０３年和７０６年，先後有日本僧人智鳳、玄昉等來從他受學，回國弘傳。智周的著作，很多是輔翼或解釋慧沼的著述的。義忠、道巘、道邑、如理等當時也很出名。此外，碑序所載，還有惠沖微、惠勝說、耶含朏、惠日、福林、無著、惠融、惠祥、惠光、惠燈、惠嵩、惠先等。（隆　蓮）

   

五三　實叉難陀（６５２—７１０）

   

實叉難陀（華言學喜），唐于闐（今新疆和田）人，以通大小乘學和外論著名。武周時，則天後聽說于闐有完備的《華嚴經》梵本，即遣使訪求並騁請譯人，實叉難陀便以此因緣，帶著《華嚴》梵本來華。他於證聖元年（６９５）到達洛陽，住在內廷大遍空寺，重譯《華嚴》。武後很重視，開始還親自參加。難陀後來又在洛陽三陽宮、佛授記寺、長安清禪寺等處續譯諸經。長安四年（７０４），他以母親年老，請求歸省，朝廷特派御史霍嗣光送他回歸于闐。唐中宗即位，再度邀請他到長安，住大薦福寺。未遑翻譯，即患病，睿宗景雲元年（７１０）十月卒，年五十九。他的遺體於死後一個月焚化，骨灰由他的門人悲智和唐使哥舒道元，護歸原籍。後人在長安焚化難陀的遺體處建起七層浮圖以為紀念，號稱華嚴三藏塔。

   

實叉難陀來華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譯于闐所傳的大本《華嚴》。他在大遍空寺主譯《華嚴》時，由普提流志和義淨同讀梵本，參加筆受、證義的有弘景、圓測、神英、法寶、法藏等，綴文的為復禮，至聖曆二年（６９９）完畢，共計八十卷。接著又於久視元年（７００）在洛陽三陽宮重譯《大乘入楞伽經》七卷，由沙門復禮、法藏等筆受、綴文，至長安四年厘定。以上兩經，武後都親制序文弘揚。在此期間，他還譯出屬於華嚴部的《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和《普賢菩薩所說經》各一卷，屬於寶積部的《文殊師利授記經》三卷，屬於大乘律部的《十善業道經》一卷，屬於秘密部的《觀世音菩薩秘密藏神咒經》等陀羅尼經四種、四卷；另有《右繞佛塔功德經》和《大乘四法經》各一卷。參加筆受的還有沙門波崙、玄軌等，監護譯事的是太子中舍人賈膺福。據《開元錄》載，他譯的經共計十九部，一百零七卷。

   

實叉難陀所譯的《華嚴》和《楞伽》，都是時人公認的要典，以前雖有譯本，但或者篇幅不全，或者文義不備，不能令人滿意，所以須得重譯。其中，先出的晉譯《華嚴》，經本亦來自于闐，但全經只有八會、三十四品，而新譯的《華嚴》則為九會、三十九品，就更覺完備了。此新譯開初會二品為六品，又《十定》一品，重新集會於普光明殿，連以下十品開為第七會，故較舊譯增多一會、五品。另外，新譯經的文頌也增加了許多處〔據澄觀《華嚴疏》說，晉譯梵本三萬六千頌，唐譯梵本增加九千頌，但仍未備，法藏後又將中印沙門提婆訶羅於垂拱三年（６８７）所譯《入法界品》內文殊伸手摩善財頂一段文補入〕。新經譯出後，法藏未及詳注，但其後慧苑、澄觀、李通玄等都依新經發揮經義，特別是澄觀從新經文義上理會到理事法門的重要，而大暢其說，乃將《華嚴》理論更推進了一步。又新譯《楞伽》，梵本的來源不詳，與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四卷本對勘，經首多出《羅婆那王勸請》一品，中間開出《無常》、《現證》、《如來常無常》、《剎那》、《變化》、《斷食肉》等六品，末又多出《陀羅尼》、《偈頌》二品，計十品、七卷，比四卷本詳盡得多了。據武後所作經序說，此譯「討三本之要詮，成七卷之了教」，似乎所據梵本還不止一種，或者隨處對舊譯有過比較研究。經序又說「三十九門，破邪見而宣經旨」，這指經文的章段，似乎也是參考到印度的經疏而大分段落（藏文譯本經疏，即作三十九章）。因此，這一經本是比較完備的。他如《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為第四出，《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和《妙臂印幢陀羅尼經》同為第二出，《文殊師利授記經》為第三出，都屬於重譯的一類。在這些譯本上，他表現出一種獨有的譯風。就他的時代說，是在玄奘新譯流行已三十年之後，應該受到新譯的影響，而他的譯文以簡約順適為宗，傾向意譯，反和舊譯更相接近；甚至許多法相名目，當時已有比較正確的意譯或音譯的，反不採用，而仍沿襲羅什以來的舊譯（如文殊師利、維摩詰、兜率陀、由旬、塔，以及妄計、緣起、圓成三自性，建立及誹謗等）。因而他所譯《華嚴》，在譯風上完全是舊譯的繼續，《楞伽》亦復相同。這當然和其時參加譯場筆受、綴文者的好尚有關。如圓測、法寶、法藏，都對玄奘翻譯懷有不滿的情緒。這種傾向，形成難陀譯籍的特徵，並給後來以影響。

   

以《大乘起信論》的重譯歸之於難陀，是很有問題的。初出於隋代而盛行於唐代的《大乘起信論》，舊傳為真諦所譯，但成書於真諦歿後二十五年的隋法經等所撰的《眾經目錄》，即說「勘《真諦錄》無此論」，並列之於疑惑部。而且在法藏所撰難陀的傳記裏，並無翻譯《起信》明文。法藏始終參與難陀譯事，但他注解《起信》仍用舊譯，並未提到難陀重譯的話。這些都可證明法藏猶不知有重譯的《起信》，其本必係後出無疑。今從它的內容看，也完全是重點改訂舊譯而成。所以說難陀重譯此論，是很難使人相信的（唐代華嚴家立說，很受了舊《起信》一系的思想影響，或即是這一派人將重譯《起信》歸之於難陀，也未可知）。後世還流行著一種不見於舊錄的疑偽經——《地藏菩薩本願經》，亦題為唐實叉難陀譯，亦為偽託。（遊　俠）

   

五四　智周（６６８—７２３）

   

智周，俗姓徐，濮陽人，十九歲受戒，二十三歲入慧沼門下，得慈恩宗嫡傳。學成後，行化諸郡。但據唐曇曠《入道次第開決》說，他未嘗至長安，而聲聞遐被。在玄奘門下的慈恩、西明兩系的論爭中，慧沼著《成唯識論了義燈》等書，駁破圓測等異說，而闡發了窺基所傳的微言奧義。智周即繼承慧沼的事業，繼續著述。專宏基師一系之說。他於開元十一年（７２３）去世，年五十六歲。其後，慈恩宗驟驟衰，著述亦漸次零落，惟新羅與日本學僧智鳳、智鸞、智雄、玄昉先後入唐，從智周受學，玄昉留學時間最久（７１６—７３５），他們返日後，即建立了法相宗，為慈恩一系的海外傳承。奘門諸師重要著述亦賴以流傳不絕。

   

智周的著作，據《東域傳燈目錄》所載有十三種，現存十種：１．《法華玄贊攝釋》四卷，是對窺基《法華玄贊》「細繹疏意，問答釋難」。２．《大乘法苑義林章決擇記》四卷，是對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的決擇釋難。３．《大乘入道次第》一卷，一作《入道章》，扼要地說明自宗修行次第的境行果。４．《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五卷，現存二、四兩卷。《東域傳燈目錄》云：「智周師依天臺撰之」。５．《因明入正理論疏記》三卷，亦名《前記》、《因明紀衡》，是對窺基所著《因明入正理論疏》文義的釋難。６．《因明入正理論疏後記》三卷，補《前記》之缺。７．《因明入正理論疏鈔》一卷，亦名《略記》（或云偽作），是對窺基《疏》的簡略補充解釋。８．《成唯識論樞要記》二卷，現存上卷，亦名《成唯識論方志》，或《樞要方志》。９．《成唯識論了義燈記》二卷，現存下卷（起《了義燈》卷三末至卷六末），是對慧沼所著《成唯識論了義燈》的釋難。１０．《成唯識論演秘（鈔）》七卷，是對窺基所著《成唯識論述記》的隨文釋難。本書與窺基的《成唯識論樞要》和慧沼的《成唯識論了義燈》，並稱唯識三疏。

   

以上十種，除《大乘入道次第》和《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外，都是稟受師承的記述。此外，他的著作還有存目無書的三種：即《因明入正理論纂要記》一卷、《因明入正理論斷記》一卷、《瑜伽論疏》四十卷。

   

智周的著述雖多從慧沼稟受而來，但也包含一部分由玄奘傳來而未經前人記述的印土學說。例如：《樞要記》中釋相見影質種子的異解，又如《演秘》卷四釋《述記》所引和《瑜伽》五十二說「出世間法由真如所緣緣種子生」一義有關的天竺三釋。又如《樞要記》述《能斷金剛般若》用杜行顗梵本的經過，都可見智周著述是另有親聞依據的。但慈恩宗的勢力，到智周已成弩末。他對於自宗的學說，只限於祖述師傳，並沒有顯著的發展。（隆　蓮）

   

五五　菩提流志（？—７２７）

   

菩提流志原名達摩流支（意譯法希），南印度人。出身婆羅門，姓迦葉。十二歲從外道出家，熟悉數論學說，並通曉聲明、術數等。直到六十歲，遇著大乘上座部三藏耶舍瞿沙（稱音），辯論屈服，才改信佛教，注意實踐，五年間就通達了三藏教典，名稱遠聞。唐高宗於永淳二年（６８３）派人去印度邀請，十年之後即武周長壽二年（６９３）到達了東都洛陽。當年，他在佛授記寺譯出《寶雨經》，於序分末加入東方月光天子受記在中國現女人身統治世間一段，博得武後喜歡，替他改名菩提流志，意譯覺愛。他在那時還譯了《實相般若經》等小部經典十幾種。不久實叉難陀來華，翻譯大部《華嚴經》，流志即停止譯事，和義淨一同幫助他。後來中宗重定，流志隨著回到長安，住在崇福寺，從神龍二年（７０６）起，他重新專譯《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等經，並開始編譯《大寶積經》，歷時七年，到睿宗先天二年（７１３）完畢。這中間還夾著譯出密典《不空□索神變》等經。流志譯完《寶積經》之後，就不再翻譯了，專門修持，十分精進，又經十幾年，到玄宗開元十五年（７２７）去世，據說壽一百五十六歲。

   

菩提流志所譯的經本流通的，依《開元釋教錄》記載，共四十三種，一百零一卷。此外，流志最初所譯的《般若波羅蜜多那經》等小部十二種十二卷，未曾流傳就散失了。

   

流志翻譯經籍最值得稱道的是完成了《大寶積經》全部一百二十卷的編譯。這一大部，原來玄奘在臨死前一年（６６３）曾試譯過幾行，感覺氣力衰竭而輟筆。這樣一擱數十年，無人問津。流志攜來新的梵本，重新引起注意，中宗重定之後，就加強了譯場組織（譯語，證梵義等都聘請了印度人），使流志主譯來完成玄奘未盡的偉業。流志利用《寶積經》獨有的叢書體裁，變通辦法，儘量勘同從前譯過的零本編入大部，遇到舊本文義不全或舊無譯本的，才出新譯。因此全經四十九會幾乎一半用了舊本，只二十六會新譯，其中還多數是參酌舊本重出，純粹的初譯本只十一會而已。流志譯本的譯文質量較高，因為當時譯場組織相當完備，翻譯經驗豐富。特別是頌文翻譯，舊本有些形式是六言或八言不很符合中國詩歌體裁的，流志重翻都改為五七言，且曲盡其意。所以徐諤替《寶積經》譯本做的《述》裏說：「大乘章句義不唐捐，小品精微拯無遺溺，能事畢矣，佛何言哉！」

   

另外，流志的譯籍一部分與密教有關，大都是當時增訂過的本子（如《不空□索神變真言經》就比較舊譯本為繁廣等），並有南印度密教重視觀法的特徵。（呂　澂）

   

五六　神會（６６８，一說６８６—７６０）

   

神會，是禪宗六祖慧能晚期弟子，荷澤宗的創始者，建立南宗的一個得力人物。俗姓高，湖北襄陽人。童年從師學五經，繼而研究老、莊，都很有造詣。後來讀《後漢書》知道有佛教，由此傾心於佛法，遂至本府國昌寺從顥元出家。他理解經論，但不喜講說。三十歲到三十四歲（６９７—７０１），他在荊州玉泉寺從神秀學習禪法。久視元年（７００）神秀因則天武後召他入宮說法，便勸弟子們到廣東韶州從慧能學習。神會去曹溪後，在那裏住了幾年，很受慧能器重。為了增廣見聞，他不久又北遊參學。先到江西青原山參行思，繼至西京受戒。景龍年中（７０７—７０９）神會又回到曹溪，慧能知道他的禪學已經純熟，將示寂時即授與印記。開元八年（７２０）敕配住南陽龍興寺。這時他的聲望已著，南陽太守王弼和詩人王維等都曾來向他問法。

   

神會北歸以後，看見北宗禪在北方已很盛行，於是提出南宗頓教優於北宗漸教的說法，並且指出達摩禪的真髓存於南宗的頓教。他認為北宗的「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慧能才是達摩以來的禪宗正統。

   

開元十二年（７２４）正月十五日，神會在滑台（今河南滑縣）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和當時著名學者崇遠大開辯論，建立南宗宗旨；同時批評了當日最有聲望的神秀門下普寂。普寂以神秀為達摩的正統，他自己則是繼承神秀的人。據李邕的《大照（普寂）禪師碑》記普寂臨終誨門人說：「吾受託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薩導於可、可進於璨、璨鍾於信、信傳於忍、忍授於大通（神秀）、大通貽於吾，今七葉矣」（《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二）。當時神秀門下的聲勢很大，他們所立的法統無人敢加以懷疑。但神會卻認為這個法統是偽造的，說弘忍不曾傳法給神秀。他提出一個修正的傳法系統：「（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與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獨孤沛《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又說：「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為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和尚（神秀）為第六代，所以不許。」當時大雲寺崇遠質問他說：普寂禪師是全國知名的人物，你這樣非難他，不怕生命的危險嗎？神會從容地說：我是為了辨別是非、決定宗旨，為了弘揚大乘建立正法，那裏能顧惜身命？他的堅強態度和言論驚動了當時參預大會的人。從此南北兩宗的界線更加分明，爭論也更加激烈了（《神會語錄》第三殘卷）。

   

天寶四年（７４５）神會以七十八歲的高齡應請入住東都荷澤寺，這時普寂和義福都先後去世，由於他的弘傳，使曹溪的頓悟法門大播於洛陽而流行於天下（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之下）。天寶八年（７４９）神會在洛陽荷澤寺又楷定南宗的宗旨而非斥北宗，且每月作壇場為人說法：抑清淨禪，弘達摩禪（《歷代三寶記》中《無相傳》）。這時北宗門下信仰普寂的御史盧奕於天寶十二年（７５３）誣奏神會聚徒企圖不利朝廷。唐玄宗即召他赴京，因他據理直言，把他貶往江西戈陽郡，不久移湖北武當郡。天寶十三年（７５４）春又移襄州，七月間又敕移住荊州開元寺。這些都是北宗的人對神會的報復（《宋高僧傳》卷八《本傳》、《圓覺大疏鈔》卷三之下）。神會雖過著貶逐的生活，兩年之間轉徙四處，但他的聲望並未下降。

   

神會被貶的第三年，即天寶十四年（７５５），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舉兵，攻陷洛陽，將逼長安，玄宗倉皇出奔西蜀。副元帥郭子儀帶兵征討，因為軍餉缺乏，採用右仆射裴冕的臨時建議，通令全國郡府各置戒壇度僧，收取一定的稅錢（香水錢）以助軍需。這時神會尚謫居荊州，誣奏他的盧奕已被賊所殺，群議請他出來主持設壇度僧，於是他才回到洛陽。至德元年（７５６）神會已經八十九歲，當時洛陽寺宇已被戰火摧毀，他即臨時創立寺院，中間建築方壇，所有度僧的收入全部支援軍費，對於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起了相當的作用。

   

安祿山之亂平定以後，肅宗便詔他入內供養，並敕建築工程師在他曾住過的荷澤寺中建造禪宇給他居住，所以時人稱他所弘的禪學為荷澤宗。

   

上元元年（７６０）五月十三日，神會寂於洛陽荷澤寺，年九十三歲。建塔於洛陽寶應寺，諡真宗大師。

   

荷澤宗的基本理論，具見於神會所著的《顯宗記》和《傳燈錄》卷二十八所保存的《荷澤神會語錄》以及敦煌出土的《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顯宗記》的思想內容，大體和《法寶壇經》的定慧第四品相同。而近代敦煌出土的《頓悟無生般若頌》的寫本，其文字和《顯宗記》又幾乎一致。敦煌本的《般若頌》尚無西天二十八祖之說，而《顯宗記》卻多了「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二十三字。因此敦煌本當是早出的寫本，初題《頓悟無生般若頌》，後來改稱《顯宗記》。

   

《頓悟無生般若頌》雖無二十八祖的記載，卻有「傳衣」之說，和《顯宗記》所記一樣。所謂「衣為法信，法是衣宗，衣法相傳，更無別付。非衣不弘於法，非法不受於衣」。可見傳衣之說似乎是從神會倡始。

   

宗密在《禪源諸詮集都序》記述荷澤一宗的教義說：「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由無始迷之，故妄執身心為我，起貪瞋等念；若得善友開示，頓悟空寂之知。……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為宗。」

   

因此神會的禪也稱為「無念禪」，謂「不作意即是無念」（《神會語錄》第一殘卷《與拓跋開府書》）。又說：「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為最上乘。」（《傳燈錄》卷二十八《神會語錄》）神會雖說無念，但據宗密所傳，荷澤是主張「知之一字」為「眾妙之門」的。可見他最重知見解脫。南北二宗的根本不同是：北宗重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發慧，而南宗重在以慧攝定。神會答王維說：「慧澄禪師要先修定，得定以後發慧。會則不然。」他又引《涅槃經》的「定多慧少，增長無明；慧多定少，增長邪見」的說法而主張定慧同等（《神會語錄》第一殘卷）。

   

神會傳法的弟子，據宗密《圓覺略疏鈔》所記有二十二人，《禪門師資承襲圖》有十八人，《宋高僧傳》及碑文所見得十六人，《景德傳燈錄》載十八人。以上各書所列除重覆者外合共有三十餘人。比較知名的有磁州法觀寺法如（７２３—８１１），法如傳成都聖壽寺唯忠，唯忠傳遂州大雲寺道圓，這是宗密繼承的系統。宗密出於道圓門下，自稱為神會的第四代法嗣。

   

神會的法派大約繼續了一百五十年，到唐末就中斷了。但德宗貞元十二年（７９６）曾敕皇太子邀集諸禪師制定禪門宗旨，搜求傳法的正傍系統，終於敕立荷澤神會為第七祖，並御制七代祖師讚文（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這是在神會寂後三十五年的事情。五代以後，只有當時與神會同門的青原行思和南嶽懷讓兩支系統平分禪宗勢力而日行繁衍，這個當年曾大力為南宗爭取正統的神會的法系就寂然無聞了。（林子青）

   

五七　慧日（６８０—７４８）

   

慧日，是唐代淨土宗的高僧，俗姓辛，山東東萊人。唐中宗時出家，受具足戒後遇到義淨，聽到義淨述說巡禮如來遺跡的情況，心裏很羡慕，就立志遠遊。武周大足年間（７０１），泛船渡海，經昆侖（今康道爾群島）、佛誓（今蘇門答臘）、獅子洲（今斯里蘭卡）等地，三年之後，到達了現在的印巴次大陸。並在那裏尋求梵本，訪問善知識，歷時十三年，最後翻越雪嶺而東歸，於開元七年（７１９）回到長安。他回國後，曾受到唐玄宗的接待，並頒與「慈愍三藏」的稱號。天寶七年（７４８）圓寂於洛陽罔極寺，年六十九。

   

慧日在印度受淨土學的影響，歸國後主要弘傳淨土法門。他的淨土思想有獨特之點，因而有人把他的淨土學說同淨土大師慧遠和善導兩流並列，稱為慈愍派。

   

慧日的根本思想在於禪、教、律、淨四行並修而著重於淨土。他批評當時的禪家忽視齋戒，又指摘求生淨土者不斷酒肉五辛。宋延壽的禪淨雙修說，對於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其思想似多淵源於慧日，如在他著的《萬善同歸集》中就曾引用了慧日的說法。慧日強調戒律修持的理論極為宋代元照律師所推重。元照憤慨當時禪家輕視律儀生活，曾於宋紹聖三年（１０９６）翻刻了《慈愍三藏文集》流通於世。並且作了《論慈愍三藏集書》一文，詳論教禪律不可偏廢。

   

慧日的著作流傳至今的有：《淨土慈悲集》、《般舟三昧讚》、《願生淨土讚》和《西方讚》。《淨土慈悲集》具名《略諸經論念佛法門往生淨土集》，此書散佚已久，１９２５年才在朝鮮的桐華寺發現其殘本（卷上）。慧日的思想全貌現在不得其詳，由這部書裏尚可窺見其梗概（參看本書《淨土慈悲集》條）。其餘三種收於唐法照作的《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中，也可供佛教學者的參考。

   

慧日的弟子，諸傳錄中未有所載。據唐呂溫《南嶽大師遠公塔銘》，知道承遠曾赴廣州師事慧日，而法照出於承遠門下，創唱五會念佛，他曾受慧日思想的影響是無疑的。（林子青）

   

五八　一行（６８３，一說６７３—７２７）

   

一行，是我國古代有數的天文學家，也是密宗教理的組織者。他生於唐高宗弘道元年（６８３），圓寂於唐玄宗開元十五年（７２７）十月，年僅四十五歲。

   

一行原籍魏州昌樂縣（依《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之說，當今河南省南樂縣境，《宋高僧傳》作鉅鹿），本姓張，名遂，是唐初功臣張公謹的後裔。天資聰敏，過目不忘。二十歲左右，已博覽經史，精於曆象陰陽五行之學。一次，他幾天之內寫成《大衍玄圖》及《義訣》各一卷，闡釋楊雄的《太玄經》，得到名藏書家尹崇的獎譽而聲名大震。當時武三思獨攬朝政，猜忌正士，出於某種意圖，想與一行結交。一行鄙薄他的行為，隱而不見，適遇普寂禪師在嵩山弘揚禪要，參聽之後，深受感動，就禮普寂為師，落發出家，時年約二十四、五歲。

   

出家之後，得到普寂的許可，四出參訪，《高僧傳》說他不遠千裏到浙江天臺山國清寺從一位隱名的大德學習算術，內外學的造詣因而更深，名聲也更大了。唐睿宗即位（７１０，一行二十八歲）之後，曾派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徵聘，一行稱疾堅辭，卻徒步走到湖北當陽去從悟真律師學習毗尼。

   

開元五年（７１７），唐玄宗命一行的族叔禮部郎中洽親自去湖北請他入朝，協助善無畏翻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即《大日經》）。

   

唐玄宗請一行進京，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整理曆法，從新舊《唐書‧律曆志》的記載看來，一行開始草擬《大衍曆》是在開元九年（７２１），到開元十五年（７２７）完成，共經過六、七年的時間。在這六、七年中，他的工作非常緊張。在曆法方面，他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如《新唐書‧藝文志》所載的《曆議》十卷、《曆立成》十二卷、《曆草》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等書，都是為草擬《大衍曆》所提出的重要文獻。此外他還要收集實測的資料，如《舊唐書‧天文志》云：「玄宗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詔沙門一行改造新曆。一行奏云：今欲創曆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太史令測候星度。」這是從天象方面去找立論的客觀根據，因此他又必須製造天文儀器以供測候之用。

   

《新唐書‧天文志》說：開元十一年（７２３），一行和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用銅鐵鑄成可以測量星宿運動和考察月球運行規律的黃道遊儀。測候結果，證實了恒星的位置有移動，畫成三十六張圖，深得唐玄宗的嘉許，親為黃道遊儀制銘。接著，一行又受詔和梁令瓚等製造渾天儀。渾天儀又稱渾儀，是我國古代研究天文的重要儀器，創始於西漢武帝時代的洛下閎。東漢安帝元初四年（１１７），張衡就改用漏水來轉動；後來又屢有修改，經過一行和梁令瓚的改制，才比較完備。《舊唐書‧天文志》說：「鑄銅為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動擊鼓，每辰則自動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共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僚。」由此可以考見當時的創造精妙。

   

《新唐書‧天文志》又說：「中晷之法：初（李）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沖之短長頗異，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按即太史監南宮說、太史官大相元太等）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為定數。」這就是用圭表測量日影於同一時間在各地投影的差數（即所謂「影差」），以計算太陽距離赤道南北遠近的方法。如太陽走到最北而位置最高的時候，圭影最短，就是夏至節；太陽走到最南而位置最低的時候，圭影最長，就是冬至節，依此可以區分二十四節氣和測定時刻。一行根據當時實測的結果，計算出來大約五百二十六裏（唐裏小程每裏為三百步，合４５４．３６３公尺）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糾正了《周髀算經》「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說法。影差與北極的高度有關，而一地的北極高度即等於該地的緯度。所以一行「大率三百五十一裏八十步而極差一度」的議論（《新唐書‧天文志》），就是說明緯度一度的長度，亦即子午線一度的長度，比西元８１４年回教王阿爾馬蒙的實測子午線早九十年。《新唐書‧天文志》說，一行根據許多資料作《復炬圖》，南自丹穴，北至幽都，每極高移動一度，就注明它的差數，可用以確定日蝕的偏全和晝夜的長短。後來昭宗時代（８８９—９０３）的邊岡重訂曆法，認為一行此圖非常精粹，是不可磨滅的作品。

   

《大衍曆》的主要著作《經七章》一卷（《新唐書‧藝文志》作《開元大衍曆》一卷），大約是一行在開元十二年（７２４）開始寫的。一行圓寂後，經過張說的編次，和《長曆》三卷、《曆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或即《新唐書‧藝文志》之《曆草》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合併為五十二卷，總稱為《開元大衍曆》。

   

後來，太史令用靈台候簿核對，證明《大衍曆》相合的十之七、八。所以《新唐書‧曆志》說：「自太初（漢武帝）至麟德（唐高宗），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

   

一行關於《大衍曆》的著作，可惜流傳下來的已經不多；當時以及後代對於他的技術之巧、曆算之精，非常景仰，因此別人的許多有關著作，也用一行的名字。查各書所載，用一行名的計有三十二種七十五卷，多數出於依託，因為大都佚失，現已無法詳細楷定。至於《舊唐書‧一行傳》所說的《大衍玄圖》一卷、《義訣》一卷和《後魏書》中的《天文志》（《宋史‧藝文志》著錄後魏《天文志》四卷），可能是一行的作品，可惜也已散失，無從稽考了，但他對於天文學的巨大貢獻和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一行的佛教著作見於著錄的有：《攝調伏藏》十卷（《宋高僧傳》作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大日經疏》二十卷、《藥師琉璃光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一卷、《大毗盧遮那佛眼修行儀軌》一卷、《曼殊室利焰曼德迦萬愛秘術如意法》一卷、《七曜星辰別行法》一卷、《北斗七星護摩法》一卷、《宿曜儀軌》一卷，共八種。其中《釋氏系錄》已佚。《藥師琉璃光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等，或屬於金、胎合部，或屬於胎藏部，都是通常的密教儀軌。《七曜星辰別行法》前面有一段似序非序的文字，可以證明它和相傳是「一行禪師修述」的《梵天火羅九曜》，皆出於後人的依託。所以一行的佛教著作應以組織密宗教理的《大日經疏》為代表。

   

據《續古今譯經圖記》所說，善無畏為一行在洛陽大福先寺翻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是在開元十二年（７２４）。而崔牧《大日經序》說，譯畢之後，一行「重請三藏和上敷暢厥義，隨錄撰為記釋十四卷」；即《大日經疏》的著作年代，大約在開元十三年（７２５）。至於《經疏》的名稱，或稱《義釋》，或稱《義記》，卷數也有七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和二十卷的不同，內容也不完全一致。據說一行臨終命弟子智儼、溫古改治《疏文》，更名《義釋》，因而傳抄有異，但理論上並無出入。

   

《大日經疏》對於中國密宗的貢獻，除了把經中「文有隱伏，前後相明，事理互陳」（溫古《大日經義釋序》）的地方解釋明白，保存了善無畏所傳的圖位，和注明許多事相的作法與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發揚大乘佛教世出世間不二的積極精神，使密宗教理合理化，而一行就是這種精神的實踐者。

   

據《開元釋教錄》、《續古今譯經圖記》、《宋高僧傳》等書所說，一行又曾從金剛智諮詢密法，請譯金剛頂瑜伽中《念誦法》四卷，《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並受灌頂。因此一行是傳承胎藏、金剛兩部密法的大阿闍黎。他在我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可惜他積勞成疾（玄宗撰碑文有吐血忘倦之語），不到五十歲就圓寂了。《舊唐書‧一行傳》說：玄宗賜諡曰大慧禪師，並「為一行制碑文，親書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為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柏焉」。可以想見當時朝廷對於一行的尊仰和懷念；一行所貢獻於我國古代文化的功績，也將永遠昭垂史冊。（巨　贊）

   

五九　鑒真（６８８—７６３）

   

鑒真，是我國唐代赴日本傳戒並首創日本律宗的高僧。唐垂拱四年（６８８），生於揚州江陽縣，俗姓淳於，十四歲從智滿禪師出家為沙彌，神龍元年（７０５），從光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７０７），遊學東都洛陽，繼入西京長安，次年，於長安實際寺從恒景律師受具足戒。這兩位律師都是當時的律宗大德。道岸（６５４—７１７）是繼承道宣的弟子文綱（６３６—７２７）大興南山律宗於江淮的人（《宋高僧傳》卷十四）。恒景（６３４—７１２）初從文綱受律學，後來又到荊州玉泉寺研究天臺止觀，有名於時（《宋高僧傳》卷五）。鑒真受了這些名師的熏陶，數年之間便通達了三藏教法。後來他又從融濟研習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鈔》、《羯磨疏》、《量處輕重儀》；從義威、智全、大亮等鑽研了相部律宗法礪的《四分律疏》。融濟是南山道宣的高足，義威是道岸的弟子，大亮是法礪弟子滿意的法嗣。這些師承關係和律學修養，是鑒真後來在傳持律學上能有重大成就的增上因緣。

   

開元二十一年（７３３），鑒真四十六歲。這時他已經學成名立，於是自長安回到揚州，先後十年間在江淮地區努力講律傳戒，聲名遠播，成為當時道岸之後獨步江淮的律學大師。《宋高僧傳》說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導一方，共弘師教。他同時建造了許多寺院和佛像，書寫過三部大藏經，又興辦救濟孤貧疾病等社會事業，並曾親自為病者煎調藥物。在長期從事這許多活動中，他掌握了當時許多方面的文化成就，積累了不少實際的領導經驗，團結和培養了一批有專門造詣的工技人才。這一切都為他後來東渡日本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日本的學問僧榮睿和普照等於開元二十一年隨遣唐大師丹墀真人廣成來中國留學。他們同時負有邀請中國傳戒師東渡日本傳戒的任務，乃先請洛陽大福先寺道璿律師（７０２—７６０）乘了日本副使的船先行赴日，為正式傳戒作準備。

   

到了天寶元年（７４２），榮睿、普照留學中國已經十年了，他們始終不忘請師傳戒的使命，為此做了許多努力。他們托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寫信給揚州倉曹李湊，請他造船備糧，以備東渡，同時邀請了西京僧道航、澄觀，東都僧德清，高麗僧如海，與日本同學僧玄朗、玄法同下揚州，訪謁鑒真。這一年十月，鑒真正在揚州大明寺為眾講律，榮睿和照照前往參見，懇切祈請東渡傳戒。當時鑒真回答，日本是「有緣之國」，便問弟子們有誰願意應請到日本國去傳法。大眾默然良久，無人對答。於是弟子祥彥說，日本和中國，隔著大海，路途危險，前往者很少能夠安全到達，而我等「進修未備，道果未克」，所以大家不敢表示。鑒真說：「為是法事也，何惜生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弟子們經他這樣激勵，祥彥首先表示願意隨師同去。接著表示願意隨去的有道航、思托等二十一人。

   

鑒真接受邀請，決心東渡之後，便立即著手籌劃，於當年冬天進行造船及他他準備工作，其間得到了李湊的協助。到第二年春天定期出發之前，道航認為這次東行是為傳戒法，去的僧人要求品行端嚴，提議不讓如海等少學的人同去。這件事引起了如海極大的不滿，便向淮南採訪廳誣告道航造船入海和海賊勾結，因而鬧出了一場大風波。經州官調查結果非實，只將所造的船沒收，雜物還與僧人，如海坐誣告罪，榮睿和普照依例遣送回國。這是鑒真東渡第一次的挫折。

   

榮睿和普照因為沒有達到目的，便讓玄朗和玄法先回日本，他們二人在克服了許多困難之後再去懇求鑒真。鑒真便安慰他們，並表示要積極創造條件，以求達到目的。同時托人買得嶺南道採訪使劉臣鄰的軍用船一隻，雇得乘務員十八人，備辦大量的佛像、經典、法器、名香、錢幣、羅袱頭、麻靴、糧食、藥物、蔗糖等，和祥彥、道興、德清、榮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連同琢玉匠人、畫師、雕鏤、鑄寫、刺繡、修文、鐫碑等工手共有一百八十五人，於天寶二年（７４３）十二月乘船東下。船到了狼溝浦就被惡風急浪打破了。這是第二次的挫折。鑒真和隨同人員涉寒潮上岸，經過一番艱苦努力，修理了船再走，到下嶼山住一個月，待得好風出發，擬到桑石山，又被風浪打壞了船，幸而人員沒有傷亡，但水米俱盡，饑渴三日，得到當地州官救濟，被安置於明州（今寧波）阿育王寺，那時是天寶三年（７４４）的初春。這是第三次的挫折。

   

這時越州（今紹興）龍興寺僧眾聽到鑒真在明州，便首先請他去傳戒；杭州、湖州、宣判（今宣城）各寺也都來請講律，他依次巡遊開講授戒，然後又回到阿育王寺。有些越州弟子捨不得他出國，就向州官控告榮睿引誘鑒真要去日本，榮睿因而被逮，解送長安，途經杭州，以臥病假釋醫療，經過許多周折，方得脫難。鑒真看到榮睿、普照二人備歷艱辛，毫無退悔，深嘉其志，就派法進等三人到福州去買船，並置辦食糧用品。他自己率領祥彥、榮睿、普照、思托等三十餘人離阿育王寺巡禮天臺山，經臨海、黃岩，想從溫州到福州乘船出國。不料這時揚州弟子靈祐和諸寺負責人商議說：「我大師和上發願向日本國，登山涉海數年艱苦，滄溟萬里，死生莫測，可共告官，遮令留住。」於是請得江東採訪使下牒諸州，派遣差使，追蹤攔截。鑒真於是在被嚴密防護之下送回揚州本寺。據《東征傳》記載，當時諸州道俗，聞大和尚還至，競來供養慶賀，獨大和尚憂愁不樂，呵責靈祐，數月不見笑容，靈祐和諸寺負責人不斷懺悔禮謝，始勉為開顏。這是鑒真東渡第四次挫折。

   

天寶七年（７４８）春，榮睿、普照從同安郡來揚州，這時年已六十的鑒真仍然充滿信心，重作東渡準備，積極造船，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年所備。揚州道俗，一再受到鑒真的啟發與感動，發心隨行的，有祥彥、神倉、光演、頓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思托等十二人，連同榮睿、普照共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及其餘樂於相隨的共三十五人。六月甘七日從揚州出發，至常州界狼山便遇風浪，後來至越州界三塔山和暑風山各停住一月。十月間再行啟航，不久怒濤又至，在海上漂流十四日，經過無數險阻，竟被漂到海南島的振州（今崖縣）。在那裏得到地方官員的護送，東行經萬安州（今萬寧），然後取道澄邁渡海至雷州。從此經廣西的藤州、梧州而至桂州，在這裏留住一年，然後受請赴廣州。至端州龍興寺，日僧榮睿以屢經艱險，因患重病，奄然遷化，鑒真哀慟悲切，送喪而去。至廣州住了一春，又往韶州，停住開元寺。　普照在這裏辭別鑒真，向嶺北去明州阿育王寺，臨別，鑒真和普照執手悲泣。此時鑒真感慨過海傳戒之本願不遂，悼念榮睿之為法忘軀，葬身異域，加以受了旅途的熱氣，眼病突發，遂至失明，那是天寶九年（７５０）。後經大庚嶺至江西虔州，次至吉州，，他的高足祥彥又死於船上。北行經江州（今九江）乘船到江甯（今南京），弟子靈昇遠迎到棲霞山，旋即重返揚州。此番水陸往返一萬餘裏，費時最久，顛沛最甚。這是第五次的挫折。

   

鑒真最後的一次東渡是天寶十二年（７５３）十月，這時他已六十六歲了。這一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禰胡□、吉備真備、安倍朝衡等到揚州來訪鑒真，更請東渡傳戒，他即毅然允許，乘日本使船出發。同行的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托、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竇州（今廣東信宜縣）開元寺僧法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潘仙童、胡國人安如寶、昆侖國人軍法力、瞻波國人善聽共二十四人。帶去的經像法物有：如來舍利、彌陀、藥師、觀音、彌勒等造像，金字《華嚴經》、《大佛名經》、《大品經》、《大集經》，南本《涅槃經》、《四分律》，法礪、光統《四分律疏》，天台《止觀法門》、《玄義》、《文句》、《四教儀》、《小止觀》、《六妙門》等，定賓《飾宗義記》，觀者寺亮律師《義記》，南山道宣《含注戒本疏》、《行事鈔》、《羯磨疏》，懷素《戒本疏》、《比丘尼傳》、《西域記》、《戒壇圖經》等共四十八部。菩提子、青蓮華莖、天竺革履及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之真跡行書等。

   

這次搭乘日本使船出發，事先做了周密佈置，避免了道俗的攔阻，是時日僧普照也從餘姚趕來同行，十一月十五日由揚州出發，取道蘇州黃涸浦航，十二月七日到了日本九洲西南的益救島，二十日到達九洲薩摩國的秋妻屋浦。日本天平勝寶六年（７５４）二月一日到難波（今大阪），中國僧人崇道等趕來供養。四日入平城京（即奈良）日朝廷遣正四位下安宿王於羅城門外迎拜慰勞，引入東大寺安置。二月五日，鑒真等人先往日本作傳戒準備的道璿和印度菩提提仙那前來慰問。日皇的特使吉備真備宣讀詔書對鑒真表示慰勞和歡迎，並請他就東大寺設壇傳戒。同時又令僧都良辨錄諸監壇大德名單送進宮內，特授鑒真為傳燈大法師。

   

四月初，在鑒真的指導下於東大寺毗盧遮那大佛殿前築了一座戒壇。這座戒壇是依南山道宣的《戒壇圖經》建築的，但在第三重壇上安置著多寶塔，塔中安置釋迦和多寶二佛像，則是鑒真依據天臺宗的教理而有所改變。鑒真傳戒時，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次第登壇受菩薩戒；又為沙彌證修等四百四十餘人授戒；大僧靈祐、賢璟、忍基等八十餘人都捨舊戒重受。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規傳戒的開始。後來他在東大寺大佛殿西方造了一所戒壇院，四方聞名來學戒的漸多。天平寶字元年（７５７）日皇將故新田部親王舊宅送給鑒真作為建築伽蘭之用。鑒真即指導弟子們開工建築，至天平寶字三年（７５９）落成，這就是現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

   

鑒真從此在唐招提寺講律傳戒，極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天平寶字五年（７６１），他又在下野的藥師寺、築紫的觀音寺各造戒壇一所。這兩所戒壇和東大寺戒壇並稱為日本三戒壇。鑒真的律學正宗南山，旁兼相部，所以日人尊他為南山系的第三祖，相部系的第五祖（凝然《律宗綱要》）。天平寶字七年（７６３）五月六日入滅於唐招提寺，年七十六。他的遺體荼毗後，即葬在這寺東北角的松林中。在鑒真生前，他的弟子們為他所制的夾紵坐像，至今還供奉在寺中的開山堂，視為日本的國寶。唐招提寺還藏有鑒真的《東征繪傳》五個長卷，是日本名畫家蓮行為了紀念他們東渡傳律而畫的。

   

鑒真自從發願東渡傳戒，受了五次航海的挫折，第六次到達日本時，前後同伴已死去３６人，道俗退心的二百餘人；只有他和日本學問僧普照、天臺僧思托始終六渡，不顧生命的危險，經過十二年終於達到了赴日傳戒的目的。１９６３年是鑒真圓寂一千二百年，中日兩國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時舉行了廣泛、隆重的紀念活動，並互派代表參加，日本人士將鑒真事跡寫成小說，編演戲劇。中國佛教界則在日僧榮睿示寂的端州地方（今廣東省肇慶），建立了一座紀念碑。一九八○年，鑒真像回國探親，在揚州和北京都受到中國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禮。通過這兩次紀念活動，加強了中日兩國佛教徒和人民的友好關係。

   

鑒真和他的弟子除律學之外，對於天臺宗義也深有研究，他們帶到日本去的經典中以天臺章疏為最完備。鑒真、法進、如寶、法載、思托等都先後在唐招提寺講說天臺宗義（《唐招提寺緣起略集》），因此，他們是天臺宗傳到日本的先驅者。鑒真對於建寺造像又富有經驗，隨他東渡的弟子如思托、如寶、法力等人都是精於塑造佛像的雕刻家和建造寺塔的建築家。唐招提寺的佛殿、講堂、食堂、文殊堂、不動堂、地藏堂、影堂、開山堂、藏經樓、鐘鼓樓及各堂佛像，都是鑒真及其弟子們所計劃建造的。唐招提寺之建立，成為後來日本佛教藝術的範例，平安朝以後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築幾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響。

   

鑒真到日本時雖已雙目失明，但他博通三藏，而且記憶力極強。西元７６０年，日淳仁天皇令就東大寺校正一切經論，因為從中國傳到日本的經論，展轉抄寫，誤字不少，鑒真多憑記憶和理解加以校正。相傳他在日本刊刻了戒律三大部。鑒真又通醫學，精於本草。日本醫藥界遵奉為始祖。據日本史籍記載，當時日本人對於藥物有不瞭解的，請鑒真加以辨正，鑒真以鼻別之，無一錯誤。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國現在書目錄》中載有《鑒上人秘方》一卷，這是鑒真留在日本醫學上的寶貴遺產。

   

鑒真弟子中多長於漢學詩文，這對於古代日本漢學的風行很有影響。其中思托的詩文造詣最深，他著有《鑒真和尚傳》三卷、《延曆僧錄》一卷，可惜兩書都散佚不傳。與他同時的日本淡海真人元開所著《唐大和上東征傳》則是依據思托的《鑒真和尚傳》所載事實而寫的。法進也有著作，今尚流傳。（施無畏）

   

六○　希遷（７００—７９０）

   

希遷，俗姓陳，端州高要（今廣東省高要縣）人。年輕時即沈毅果斷，自信力特強。他反對鄉邑迷信神祠、定期殺牛灑酒的祭祀，每逢祀期，就前往毀祠奪牛，態度堅決。旋赴曹溪，投禪家南宗慧能門下，受度為沙彌。慧能逝世時，他還沒有受具足戒。不久，前往吉州青原山靜居寺，依止先得曹溪心法的行思禪師，機辯敏捷，受到行思的器重，有「眾角雖多，一麟已足」的稱譽。不久，行思又命希遷持書往參曹溪門下的另一位宗匠南嶽懷讓，經過一番鍛煉，再回到靜居寺。後來行思就付法與他。唐玄宗天寶初年（７４２），希遷離開青原山到南嶽，受請住衡山南寺。寺東有大石，平坦如台，希遷就石上結庵而居，因此時人多稱他為石頭和尚。代宗廣德二年（７６４），希遷應門人之請，下山住端梁弘化，和當時師承南嶽懷讓住江西南康弘化的馬祖道一，稱並世二大士。希遷弟子甚多，晚年付法給藥山惟儼。於德宗貞元六年（７９０）逝世。

   

希遷先在曹溪門下受了熏陶，已有所證悟。當他初到青原山和行思見面時，行思問他從曹溪那裏帶著什麼來了，他說，未到曹溪以前，原未曾失落過什麼。行思再問，那末為什麼要到曹溪去，他就說，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在這番簡短的問答裏，可以想見希遷直下承當，自信之切。後來希遷亦常以此旨接引門下，如慧朗問如何是佛，希遷就呵道汝無佛性。朗再問，一切含靈都有佛性，他為何卻沒有？希遷直示道，為汝不肯承當，朗因於言下悟入，即其一例。希遷自說他的法門「不論禪定精進，惟達佛之知見」，並說「能自知之，即無所不備」，都著重在這一點。希遷自從依止行思以後，受到進一步的陶冶，禪境有了新的開展，禪法益臻靈活細緻。門人道悟問佛法大意，希遷答以「不得，不知」。又問，向上更有轉處否，答云「心空不礙白雲飛」，即暗示在悟入以後，機境可以無限開拓，自在運用。

   

希遷的禪法總結於他所撰的《參同契》。相傳希遷因讀《肇論》至「聖人會萬物為己」句，得到啟發，對於《肇論》中所說的「法身不隔自他，圓鏡體現萬象」之旨深有契會，於是有《參同契》之作。「參同」二字，原出於道家，希遷蓋取其意，以發揮他的以「回互」為眼目的禪法。其所謂「參」是指萬殊諸法各守其位，互不相犯。其所謂「同」，意示諸法雖萬殊而統於一元，以見個別之非孤立地存在。而他所創倡的「回互」，則指見於萬殊諸法間的互不相犯而又相涉相入的關係。修禪者領會此旨，於日用行事上著著證驗，靈照不昧，是謂之「契」。他把這種思想導入禪觀，加以發揮，豐富了禪法的內容，遂開闢了他這一系的宗風。《參同契》中反覆闡明一心與諸法間的本末顯隱交互流注的關係，以見從個別的事上顯現出全體的理的聯繫。要是將理事分開來看，則「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如果統一起來看，則每一門都有一切境界在，即所謂「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這裏面有相互含攝的地方，也有互相排斥的地方。中間說到諸法自復其性，如子得母，以見會末歸本之不待安排；同時一法體而用（動態的）處（靜態的）兼具，而彼此互相倚待，如明暗相生，往來轉化，展轉無住。能這樣地體認一切事象，自然事存理應，舉足知路，而達到「即事而真」的境界。其禪法運用之妙，圓轉無礙，如環無端。和希遷同時異派的禪家馬祖道一，對於希遷的禪風，常有「石頭路滑」之說，很足以道出它的特徵。

   

希遷的禪風，顯然帶有哲學的思索的傾向，和同時的馬祖道一之盛倡大機大用相比較，它是近於靜態的。因而他所創倡的禪法，也可以說就是一種禪思想。這種思想，以後還結合了坐禪而續有發展。承受希遷付法的藥山惟儼即常事閑坐，並有「思量個不思量底」之說。再傳到雲岩曇晟（７８２—８４１），又提出了「寶鏡三昧」法門，以臨鏡形、影對顯的關係，說明由個別上體現全體的境界。續傳到洞山良價（８０７—８６９）、曹山本寂（８４０—９０１）師弟，都向這方向發展，成為曹洞一派。他們更從事象各別相涉的關係上建立了偏正回互、五位功勳等等說法，禪法的運用愈趨細密。曹洞一派和同時馬祖下再傳臨濟一派，並世各行其是。臨濟宗風以棒喝峻烈著稱；而曹洞禪則回互丁寧，親切綿密，頗重傳授，表現出慧能門下青原行思和南嶽懷讓兩大系各自發展，形成不同宗風之顯著的對照。

   

希遷的禪法，還經他的門下天皇道悟弘傳，到五代時，更衍為雲門、法眼兩系，他們同樣著重在「一切現成」，都和希遷所主張的「即事而真」的宗旨一脈相通。禪宗五家中，溈仰一家早絕，其餘四家除臨濟外，曹洞、雲門和法眼三家，在傳承上都淵源於希遷。曹洞禪後傳入日本，迄今傳習不衰。法眼的再傳也曾繁衍於高麗，對於國內外的禪學界，希遷的禪思想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希遷的門下頗多，著名的法嗣有藥山惟儼、天皇道悟、丹霞天然、招提慧朗、興國振朗、潭州大川、潮州大顛等。惟儼在同門中最受希遷器重，他傳法於雲岩曇晟，曇晟傳洞山良價，良價傳曹山本寂和雲居道唐。後曹山一脈中斷，賴雲居門下單傳，到了南宋而再興。另一方面，道悟傳龍潭崇信、信傳德山宣鑒、鑒傳雪峰義存而續傳於雲門文偃，行化自南而北。義存的別系經玄沙師備、地藏桂琛而傳法於清涼文益，為五家中最後出的法眼宗的開祖。文益的再傳永明延壽（９０４—９７５），著有《宗鏡錄》一百卷，導天臺、唯識、賢首以歸於宗門，集禪理之大成。延壽又以禪來融攝淨土法門，開後世禪淨一致之風，尤為中國佛教從教、禪競弘轉入諸宗融合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遊　俠）

   

六一　蓮華生（約八世紀）

   

蓮華生是西藏地區佛教密宗初興時的一位大阿闍黎（譯作「軌範」）。他在西藏佛教中很受尊重，開創了西藏佛教的寧瑪派。

   

據西元１６１０年多羅那他（１５７５—１６３３）所著《蓮華生傳》記載，蓮華生在東印度提婆波羅王時，生於烏長國。於大眾部出家受具戒。遍參知識，廣學顯密教典。西元７５０年到尼泊爾。次年離尼泊爾來到西藏地區。７５２年，他和藏王持松德贊見面，與菩提薩埵等共議建寺事。７５４年，桑耶寺建成。次年，他和菩提薩埵二人欲回印度，藏王挽留未成，即遣使送他返印。一說藏王逝世後始返印。

   

蓮華生離藏後先到達羅毗荼洲，教化國王皈依佛教，從摩揭陀請來三藏的親教師多人，建立毗陀、遏陀、蘇陀三大寺。蓮華生住此洲弘揚佛教十二年。

   

蓮華生的著述收入《西藏大藏經》的有《聖青衣金剛手修法廣釋》、《金剛摧壞陀羅尼釋金剛炬》、《吉祥空行世間怙主修法》、《秘密書狀》、《五三摩耶》、《普遍怡悅修法》、《長行述阿囉波左那修法》、《照明宮殿現現除暗燈》等。另外還有一些題名蓮花金剛著的作品，其中一部分也可能是他的著作。他還和遍照同譯一部《金剛恐怖真言集根本續》也收在《甘珠爾》（經藏）中。

   

蓮華生的思想學說，他本人沒有系統的著述流傳。和他有密切關係的寂護以及蓮華戒屬於中觀自續派；無垢友則是弘揚般若的一位大師，撰有《文殊般若廣釋》和《心經廣釋》等著作。蓮華生的思想可能和他們相近。

   

蓮華生在西藏培養造就人才很多，傳說其中得到密宗悉地的，有藏王和臣民二十五人：如虛空藏、佛智、遍照、玉紮寧波、智童、柱德積等人均為當時有名的譯師。（郭元興）

   

六二　不空（７０５—７７４）

   

不空，具名不空金剛，是他受灌頂的號，他名智藏，或稱不空智。是獅子國（今斯里蘭卡）人，生於西元７０５年（唐神龍元年），幼年出家，十四歲在闍婆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遇見金剛智三藏，隨來中國，７２０年（開元八年）到洛陽（此據《貞元釋教錄》卷十五。另據趙遷《不空三藏行狀》說，他是西域人，幼隨舅父來中國，十歲周遊武威、太原，十三歲遇金剛智雲）。開元十二年（７２４），年二十歲，他在洛陽廣福寺說一切有部石戒壇受比丘戒。此後十八年中學習律儀和唐梵經論，並隨金剛智譯語。開元二十九年（７４１），唐玄宗詔許金剛智和弟子回國。但金剛智從長安到洛陽時就生病，於同年八月三十日圓寂，不空奉金剛智遺命，仍想前往天竺。這時他又奉到朝廷的命令，教他齎送國書往獅子國（斯里蘭卡）。他先到廣州率弟子含光、惠銎等僧俗三十七人，攜帶國書，於十二月附昆侖舶，經訶陵國（在今爪哇中部），未滿一年到獅子國。當時獅子國王因不空是大唐來使，殊禮接待，把他安置在佛牙寺。不空遂依止普賢阿闍黎，請求開壇重受灌頂。他和他的弟子含光、惠銎同時入壇受學密法，前後三年。他並廣事搜求密藏和各種經論，獲得陀羅尼教《金剛頂瑜伽經》等八十部，大小乘經論二十部，共計一千二百卷（依不空於７７４年奏表）。後來，不空要回中國，獅子國王尸羅迷伽（戒雲，７１９—７５９）請附表，並托獻方物。不空遂同使者彌陀攜帶獻物和梵夾等回唐，於天寶五年（７４６）到達長安。最初，他奉敕在淨影寺從事翻譯和開壇灌頂。天寶九年（７５０）又奉旨放回本國，但不空到韶州時得病不能前進。天寶十二年（７５３）因西平郡王哥舒翰的奏請，玄宗又降敕將不空追回。他到長安保壽寺休息月餘後，即又奉詔令往河西。不空遂到武威，住開元寺從事灌頂譯經。天寶十三年（７５４），又征安西法月的弟子利言（一稱禮言，有《梵語雜名》一書傳世）來參加譯事。肅宗至德元年（７５６）徵召不空入朝，住興善寺開壇灌頂。後來長安被安祿山的軍隊攻陷，不空仍然秘密派人和肅宗通消息。因此至德二年（７５７）肅宗還都以後，不空備受皇帝的禮遇。乾元元年（７５８），不空上表請搜訪梵文經夾加以修補，並翻譯傳授，得敕許將中京（長安）慈恩、薦福等寺，東京聖善、長壽等寺，以及各縣的寺舍、村坊，凡有舊日大遍覺（玄奘）、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三藏所帶來的梵夾，都集中起來，交給不空陸續翻譯奏聞。這是唐代梵夾一次大規模的集中（在興善寺）。後來會昌五年（８４５）唐武宗滅法，大興善寺被毀，大批的梵夾也就損失了。在肅宗還都以後十七年中，不空得到朝野的傾心崇奉，廣譯顯密經教，灌頂傳法，教化頗盛。晚年（７６６）使弟子含光到五臺山造金閣寺，繼又造玉華寺，並奏請於金閣寺等五寺各置定額僧二十一人，自後遂成為密教重心。大曆九年（７７４）示寂，世壽七十，僧臘五十。唐代宗敕贈「司空」，更加「大辯正」的諡號。建中二年（７８１），德宗敕准不空弟子慧朗在大興善寺為不空立碑。

   

不空的弟子很多，在他赴獅子國以前已有弟子含光、惠銎等人。諸弟子中，不空認為能盡傳五部之法的除早亡二人外，僅餘六人（時稱六哲），即金閣寺含光、新羅惠超、青龍寺惠果、崇福寺惠朗、保壽寺元皎和覺超。其中惠朗年最長，不空歿後，繼他的法位，教授後學。又疏勒人慧琳也是不空弟子，撰有《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廣引內外典籍，詳釋梵漢名義，對於經論的解詁、正字乃至外典的考據、輯佚都有很大的貢獻。又當時大德如良賁、潛真、法崇等也都參與不空譯場，承受法義，造作註疏。中唐諸帝如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時為太子）都曾依他受法灌頂或參加譯事，其餘王公大臣都對不空的譯經傳法盡力護持。翰林待詔趙遷撰有《不空三藏行狀》，說他居灌頂師位四十餘年，受法門人約萬計，由他授比丘戒的弟子也有二千人，因此他也是說一切有部的一代戒師。

   

關於不空的思想和學說，可以注意的是，他自幼來華能夠通曉中國的語文和文化，這個優越條件是歷代來華的譯師所少有的。當時佛教中各宗競立，密法漸行，有一種要求抉擇統一的趨勢。不空長期住在中國，對於這種情況有很深的認識，所以從他的譯述中可以看出他正是以畢生的精力從事這種努力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雖然他在後代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密宗的祖師，但他的譯述並沒有獨尊密法抵抑顯教的意思，不過認為真言門的修行證果比顯教為速而已。

   

不空的譯籍可以分為五類：

   

一、顯教類　《般若》、《華嚴》、《大集》三部大經包含了大乘佛教的主要內容，其「譯漢」工作在不空以前基本上已經完畢。不空特改譯《仁王般若經》二卷以發明般若餘蘊；又重譯《密嚴經》三卷以溝通《華嚴》、《勝鬘》等經；又重譯《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八卷以抉擇大集法門。又佛教的顯密經典以及歷代中印傳說，都認為中國漢地是文殊菩薩應化之域，不空因此重譯《文殊師利佛剎功德莊嚴經》二卷，以加強這一信仰。此外，還譯有《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幹喻經》一卷、聖者鬱楞伽造《大乘緣生論》一卷、《佛為優填王說王法正論經》一卷、《大方廣如來藏經》一卷、《大聖文殊師利贊佛法身禮》一卷、《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一卷。這幾部經論的譯出對於當時佛教中流行的幾個重要句義（範疇）像緣生、正法正理、如來藏、法身等都提供了經典性的根據和解釋。

   

二、雜密類　所謂雜密一般是指金剛界和胎藏界兩部法以外的密部經軌，但這是在金、胎兩部法特別受到推崇以後所立的名稱，不空時代還沒有確定這一說法。對於雜密法門，不空不但非常重視，而且為提高它們的位置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在返唐之初（７５４），曾特別提出《金剛大道場經》一系裏「一字佛頂法」的各種經軌加以譯述。其中觀想由日輪出生本尊，這和胎藏界的觀想蓮華上月輪以及金剛界的觀想月輪中蓮華的意義都有不同。事實上，日輪觀在佛教顯密經典中是一個比較古老的傳統，而月輪觀則是在金、胎兩部法興起以後才普遍的。不空在《三十七尊出生義》中，以為從釋迦（能仁）的普賢金剛性海中流出三十七尊，而以頂輪法為「勝絕唯一法」，可見他對於這一系法的推崇。另外，可以歸入本類法的文殊咒藏各法，不空也廣事翻譯，如焰幹德迦法、金翅鳥法、摩利支法等。

   

三、金剛界類　金剛界法是不空早歲從金剛智研學的重心，也是他後來發展所學的基礎。據不空所譯《金剛頂十八會指歸》，金剛界法只是初會中一部分的內容。不空曾選譯初會一分為《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三卷，其全經四千頌到宋代施護才完全譯出為三十卷。不空另有《三十七尊出生義》、《不空心要》和《金剛頂經義訣》（殘）等述作，都屬這一類。從印度佛教密宗發展的經過看，金剛界法的觀想組織是後來流行的各種秘密瑜伽法門的重要依據。但自金剛智於西元７０１年學得本法起，以後百餘年間其內容一再的變化。如不空所譯經文就和金剛智所傳不同，而西元７７４年前後到烏荼國王寺從灌頂師達摩枳栗底（法稱）受瑜伽教法的罽賓人般若，來華後所譯的《諸佛境界攝真實經》又和不空所傳有別。

   

四、大樂類　以《般若理趣經》為本源的大樂系密法，在不空的譯述中也特別值得注意。他所譯關於本類的經、釋、儀軌共有十多種。當時代宗也從不空受學此法，其受到重視可想而知。《般若理趣經》的翻譯雖從玄奘開始，但經末咒文早由波頗密多羅（６２６來華）傳與玄模（見《法苑珠林‧咒術篇》）。又《理趣經》末的咒也已收入阿地瞿多的《金剛大道場經》抄譯本《陀羅尼集經》中。《金剛大道場經》十萬頌本在西元５３５年以前成立，所以《理趣經》咒的傳世是很早的。《理趣經》的義理是《大般若經》中實相般若一分的略要，所以菩提流支的重譯本即題名《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實相就是法界，所以本系法中以表示周遍於器世間和有情世間的法界身普賢金剛薩埵為本尊，同以他受用身的毗盧遮那或持金剛和自受用身（智法身）的四面毗盧遮那或金輪佛頂為本尊的法門相比，意義上更深入一層。大樂系的法門和西元八世紀中到我國西藏地區的蓮華生、無垢友等所傳授的大圓滿，以及印度超岩寺後出的大手印法門在理論和修法上都一脈相通。而且大圓滿和大手印都別稱實相般若，而大樂金剛薩埵的修法也別稱大印法門，足見它們在義理上有共同的淵源。

   

五、雜撰類　不空譯述一百一十部共一百四十三卷（依《貞元錄》）的顯密經軌中，有他和當時天文家楊景風共譯的《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為後代密宗所常用，其中具見印度當時的一般天文星曆的知識。此外還有《金剛頂經義訣》一種（殘），據說是他赴印以前的著述，也為後世密教所誦習，他還遺有奏表若干篇，由圓照集為《表制集》六卷（兼收不空弟子表文）。從這些遺表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文學的修養也達到很高的水平。圓照並稱讚他「冠絕古今，首出僧倫」。（郭元興）

   

六三　道一（７０９—７８８）

   

道一，是中國唐代著名的禪師，漢州什邡（今四川什邡縣）人，俗家姓馬，後人尊為馬祖。他幼年依資州處寂出家，從渝州圓律師受具戒。開元中（７３５年頃），到衡山，結庵而住，整日坐禪。當時南嶽懷讓住在般若寺，見他很不凡，便去問他說：「大德坐禪圖什麼？」道一說：「圖作佛。」懷讓於是拿一塊磚在庵前石上磨。道一說：「師作什麼？」懷讓說：「磨作鏡。」道一說：「磨磚豈得成鏡耶？」懷讓說：「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道一因問法要。懷讓給以開示，最後說偈：「心地含佛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言下道一豁然契會，侍奉十年，才離南嶽。後在江西開堂說法，起初住建陽佛跡嶺，既而遷臨川，又遷南康龔公山，所至聚徒說法，創建禪林。大歷年中（７６６—７７９），住鍾陵（今江西進賢縣）開元寺，四方學者雲集，法嗣有百丈懷海、西堂智藏等一百三十九人，後各為一方宗主，散佈天下。六祖慧能的後世，以道一的門葉最繁榮，禪宗至此而大盛。道一在洪州弘傳懷讓的宗旨，當時稱為洪州宗。道一的言行，後人輯有《馬祖道一禪師語錄》（又稱《大寂禪師語錄》，收入《古尊宿語錄》卷一）、《馬祖道一禪師廣錄》（收入《四家語錄》卷一）各一卷。

   

道一雖得法於懷讓，但其思想實淵源於曹溪，而對接機方面更有所開展。首先他根據六祖慧能的主張，倡導「即心即佛」，一切皆真；後來又恐人落於知解窠臼，於是進而倡導「非心非佛」。有一天他對大眾說：「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後有一人問他：「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道一說：「為止小兒啼。」那人又問：「啼止時如何？」道一說：「非心非佛。」道一有個弟子名叫法常（７５２—８３９），聽到他說即心即佛，立即大悟，就到餘姚南七十裏大梅山去住。道一想瞭解他領悟的程度，派一個人去問他：「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法常說：「馬師回我道即心即佛。」那人說：「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非佛。」法常說：「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那人回去告訴道一，道一卻印可他說：「大眾！梅子熟也。」這都是從遮、表兩方面說明眾生心性與佛性無異的。

   

從是心是佛解釋出發，他更認為「道不用修，但莫污染」。此即慧能傳懷讓「即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的思想進一步發展。他說：自性本來具足，只要在日常行事上於善惡兩方面都不沾滯，就喚作修道人。又說：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以來，長在法性三昧之中，穿衣吃飯，言談應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都是法性；只為不瞭解返本還源，於是隨名逐相，起惑造業；假如能一念回光返照，就全體都是聖心；假如能瞭解聖心，更無他事。因此他更具體地主張「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即是本來具足的聖心。悟得此心則行住坐臥、應機接物都是道，只須護持不染，更無別樣修持。這一思想對於後來修禪定的人起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慧海、法常、惟寬、景岑、從諗等都有平常心是道的一說。

   

又接機的方式，他和慧能有所不同。慧能作風甚為平實。處處透露真諦，而道一則機鋒峻峭，變化無方，卷舒擒縱，殺活自如。他的作略有打、畫地、豎拂、喝及蹋等。不外乎隨事截斷學人的情解，而使悟得本心。這方式經經弟子西堂智藏等的發展運用，遂開後世臨濟一宗的家風。（黃懺華）

   

六四　湛然（７１１—７８２）

   

湛然，是唐代天臺宗的高僧，俗姓戚，常州晉陵荊溪（今江蘇宜興縣）人，其家世習儒學，幼年便超然有邁俗志。玄宗開元十五年（７２７），他年十七歲，遊浙東，尋師訪道。至十八年（７３０），於東陽遇金華方岩，示以天臺教門並授以《摩訶止觀》等書，於是求學於台宗八祖左溪玄朗（６７３—７５４）門下。玄朗知為道器，誨以所傳天臺教觀的大旨，其後十餘年間專究此學。到天寶七年（７４８），三十八歲，才在宜興君山鄉的淨樂寺出家。既而往會稽的開元寺，就四分律相部宗名僧曇一，廣究律部。又在吳郡開元寺，敷講《摩訶止觀》。過了六年（天寶十三年，７５４），玄朗圓寂，於是在東南各地盛弘天臺的教法。當時禪、華嚴、法相諸宗，名僧輩出，各闡宗風，湛然慨然以中興天臺為己任，常對弟子說：「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予誰歸？」從而祖述所傳，撰天臺三大部的注釋及其他凡數十萬言，顯揚宗義，對抗他家，於是台學復興。天寶、大曆間（７４２—７７９），玄、肅、代三宗前後徵召他，都託病固辭。初住蘭陵（今江蘇武進縣），晚年遷天臺國清寺，以身誨人，耆年不倦，當大兵大饑之際，學徒來集的更多。德宗建中三年（７８２），在佛隴道場圓寂。天臺宗人尊為第九祖。一般稱為荊溪尊者，又稱妙樂大師。弟子有道邃、行滿、元浩等三十九人，其中吳門元浩（—８１７）於《法華》、《止觀》之學深有所得，為湛然囑累弟子。道邃、行滿後來傳教觀於日僧最澄（７６７—８２２），最澄盡寫此宗的教籍以歸，開立日本的天臺宗。賢首宗的名德清涼澄觀，早年亦嘗從湛然受學止觀及《法華》、《維摩》等疏。又有翰林學士梁肅，也曾從湛然學教觀，深得心要，嘗以《摩訶止觀》文義弘博，刪定為六卷，又述《止觀統例》一卷等。其說出入儒釋，和宋代理學極有關係。此外從湛然受學的人士，有李華等數十人。

   

湛然的著作，有《法華玄義釋簽》二十卷、《法華文句記》三十卷、《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四十卷，注釋三大部，闡明智顗教觀的深旨。又有《金剛錍》一卷、《止觀義例》二卷、《法華五百問論》三卷，建立自宗的正義，破斥他家的異解。此外有《摩訶止觀輔行搜要記》、《維摩經略疏》各十卷、《維摩經疏記》六卷或三卷、《華嚴經骨目》二卷、《法華經大意》、《十不二門》、《始終心要》、《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各一卷等。其中《十不二門》，原是《法華玄義釋簽》卷十四的一節，湛然在《釋簽》中，立色心、內外、修性等十種不二門，發揮本、跡十妙的深旨，後人以其說在天臺教學上占重要的地位，錄出別行，注解多到五十餘部。《玄義釋簽》、《文句記》、《止觀輔行》、《金剛錍》、《始終心要》也都有後人的注解。

   

湛然極力發揮智顗的宗義，然而有時借助於《大乘起信論》，有時接近賢首家言，其獨特的學說，是「無情有性」論，他在《金剛錍》、《止觀義例》及其他著作中，按依正不二、色心一如之理，說佛性遍法界，不隔有情、無情、一草一木、一礫一塵，皆有佛性。但他在這裏所說佛性，是三因（正因、了因、緣因），佛性中的正因佛性，即是法性，又即真如。他進而應用《起信論》的真如隨緣不變說，來證明無情有性。依他說：假如依不變隨緣理，常住的真如和變化的萬法是一體，有情、無情都不在萬法之外，那就彼此真如同一。猶如波雖有清濁之分，濕性卻無彼此之別。如《金剛錍》說：「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子信無情無佛性者，豈非萬法無真如耶？故法之稱甯隔於纖塵，真如之體何專於彼我？是則無有無波之水，未有不濕之波。在濕詎間於混澄，為波自分於清濁。雖有清有濁而一性無殊，縱造正造依依理終無異轍。」認為不僅有情具有佛性，無情也本來具有。原來早年從湛然受學教觀的澄觀，後來轉入賢首宗，在所撰《華嚴大疏鈔》中說：「經（《涅槃經》）云：『佛性除於瓦石』，論（《大智度論》）云：『在非情數中名為法性，在有情數中名為佛性；』明知非情非有覺性。」（《疏》卷三十）又說：「此段疏為遮妄執一切無情有佛性義。」（《鈔》卷五十二）湛然的《金剛錍論》，主要對其說而發，間及唯識家的決定二乘及無性有情無佛性論。（黃懺華）

   

六五　懷海（７２０—８１４）

   

懷海，福州長樂人，依潮陽西山慧照出家，從衡山法朗受具戒。後往廬江（今安徽廬江縣）浮槎寺閱藏經多年。他聽說馬祖道一在南康（今江西贛縣）開法，即前往參學，與西堂智藏同稱入室。他侍奉道一六年，得到印可。道一圓寂後，他初住石門（今江西靖安縣），繼往新吳（今江西奉新縣），住大雄山，岩巒高峻，又稱為百丈山。不久，四方禪者奔湊而來，以溈山靈祐、黃檗希運為其上首。他傳播禪風二十餘年而圓寂，有《百丈懷海禪師語錄》、《百丈懷海禪師廣錄》各一卷。

   

懷海禪學的主要特點，是主張眾生心性本來圓滿成就，只要不被妄想所繫縛，就和諸佛無異。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語句：「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這些語句顯示心性本自寂照與隨事即用顯體的禪宗心要，較道一所說更為具體。他的修行法門，就是根據這個思想，他說：「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並皆放卻，莫記、莫憶、莫緣、莫念。放捨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無所辯，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

   

懷海的作略，如打、笑、喝、舉拂等，和道一相似。他每逢說法下堂，大眾已經出去，卻呼喚大眾，等到大眾回過頭來，他又問：「是什麼？」他這種提醒學人反省的方法，諸方稱為「百丈下堂句」。

   

懷海並運用禪學於勞動實踐中，實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規制，他本人就是「作務執勞，必先於眾」；他還在《禪門規式》裏規定實行「普請」（集眾作務）法，上下協力勞動。

   

禪宗僧眾以前多半住在律寺，後來參學的人日見其多，感到在律寺中對於說法和住持多有不便，道一才開闢荒山另建叢林，然而還沒有規章制度；懷海乃折衷大小乘的戒律，制定禪院清規。禪院的最大特點是不立佛殿，只設法堂，表示佛祖親自囑咐，以現前的人法為重。又規定以具道眼的禪僧為化主，稱為長老，住在方丈；參學的大眾，都住在僧堂；長老說法，兩序雁行立聽，賓主問答，激揚宗要。此外還有關於禪院事務的種種規定，此即所謂《百丈清規》（《傳燈錄》卷六題作《禪門規式》）。其書在宋時就失傳了，別行宗賾所編《禪苑清規》。元代朝廷今百丈山德輝重編，至元元年（１３３５）頒行，書名《敕修百丈清規》，八卷，但已全非百丈原來的面目了。明永樂二十二年（１４２４）同山忠智重刊，即今所傳之本。（黃懺華）

   

六六　澄觀（７３７—８３８，一說７３８—８３９）

   

澄觀，姓夏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７３７），十一歲時，從本州寶林寺霈禪師出家，肅宗至德二年（７５７），從妙善寺常照受具足戒。乾元年（７５８—７５９）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後回本州，依開元寺曇一受南山律學；更往金陵依玄璧，受學關河的三論。代宗大曆（７６６）年中在瓦官寺聽受《大乘起信論》及《涅槃經》。又從淮南法藏學新羅元曉的《大乘起信論疏》。隨後又到錢塘（今杭州）天竺寺聽華嚴宗法銑講《華嚴經》。大曆十年（７７２）又往剡溪從成都慧量重新研究三論。大曆十年（７７５）往蘇州從天臺宗學者荊溪湛然學天臺止觀及《法華》、《維摩》等經疏。又走謁牛頭慧忠、徑山道欽及洛陽無名，諮決南宗的禪法。更從禪僧慧雲，探習北宗的禪理。他一方面廣學律、禪、三論、天臺、華嚴各宗的教義；一方面還研究佛教以外的各種學問。大曆十一年（７７６）歷遊五台、峨嵋諸山，後仍回五台，住大華嚴寺，行方等懺法。同時應寺主賢林之請，講《華嚴經》，感覺《華嚴經》的舊疏文繁義約，發願撰新《華嚴經疏》，從德宗興元元年（７８４）正月開始，到貞元三年（７８７）十二月，歷時四年，撰成《華嚴經疏》二十卷，即是現行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然後在本寺及崇福寺一再講演。又為弟子僧睿等作新疏的演義數十卷，即是現行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後世把疏、鈔合刻，略稱《華嚴經疏鈔》）。故有華嚴疏主之稱。貞元十二年（７９６）朝廷召他到長安，協助罽賓沙門般若翻譯南印度烏荼國送來的《華嚴經》後分梵本，由他加以審定，到十四年（７９８）譯成四十卷，也題名《大方廣佛華嚴經》，世稱四十《華嚴》。又詔令他作疏解釋，於是在終南山草堂寺撰成《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又作《華嚴經行願品疏》或《普賢行願品疏》）十卷。次年，為德宗皇帝講《華嚴》，被授以「清涼國師」的稱號。不久又參與翻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由他證義。以後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各朝，他都很受尊敬。文宗開成三年（８３８）三月圓寂，年一百零二歲〔這是依《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二十五，古來佛教史家多取此說；《宋高僧傳（卷五）本傳》則說於元和年中圓寂，年七十餘，未詳所據〕。後世尊他為華嚴宗四祖。

   

澄觀的弟子有一百多人，就中圭峰宗密、東都僧睿、海印法印（一作寶）及寂光四人稱門下四哲，其中繼承他法統的是宗密。

   

澄觀一生著有《華嚴經疏》等書四百餘卷，講《華嚴經》達五十遍。他的著述現存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華嚴經行願品疏》十卷、《大華嚴經略策》一卷、《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一卷、《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一卷、《三聖圓融觀門》一卷、《華嚴法界玄鏡》二卷、《五蘊觀》一卷、《華嚴心要法門》一卷、《華嚴經綱要》三卷。已佚的有《十二因緣觀》一卷等。此外，據說還有《法華經》、《楞伽經》及《中觀論》等疏鈔，今不傳。

   

澄觀早年曾廣泛參學禪教各家，對《大乘起信論》領契特深。在這基礎上，他雖以振興華嚴學說為己任，但思想中摻有禪宗、天臺及《起信論》的成分，從而融會禪教，強調唯心，著重於一心法界的論述。他認為「總該萬有，即是一心；心融萬有，便成四種法界」。立一心法界無盡緣起說，以發揚華嚴性起的教義。

   

澄觀以前，法藏的弟子慧苑，違反師說，在所著《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中纂改法藏的「十玄」宗義，作德相、業用兩重十玄說。經澄觀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及《隨疏演義鈔》（卷一、二、十）中加以反駁，從而恢復了法藏《華嚴經探玄記》的十玄說，並加以發揮。又慧苑說法藏的「五教判」是受了天臺四教的影響（在四教基礎上，只加了一個頓教），因而另立了迷真異執、真一分半、真一分滿、具分滿的四教。澄觀在《華嚴經疏》裏，對慧苑此說也加以駁斥，力彰法藏的「五教」義，更具體地以南北禪宗作為頓教（見《隨疏演義鈔》卷八）。

   

此外，由於澄觀所處的時代正是六祖慧能下南嶽懷讓、青原行思、荷澤神會等弘布禪法的時期。早年又參訪過牛頭宗的慧忠、道欽，荷澤宗的無名，以及北宗神秀一系的慧雲等，受禪宗影響頗大，從而極力融會禪教，如《隨疏演義鈔》卷二自述其心得說：「造解成觀，即事即行，口談其言，心詣其理，用以心傳心之旨，開示諸佛所證之門。會南北二宗之禪門，攝台（天臺）衡（南嶽）三觀之玄趣。使教合亡言之旨，心同諸佛之心……。」

   

同時，他在解述華嚴家理事無礙、真妄交徹的教義上，也採用天台家的性惡說，如《隨疏演義鈔》卷一說：「若論（一作依）交徹，亦合言即聖心而見凡心，如濕中見波。故如來不斷性惡，又佛心中有眾生等。」又《華嚴經疏》卷二十一說：「無盡即是無別之相。應云：『心佛與眾生，體性皆無盡』，以妄體本真故緣無盡，是以如來不斷性惡，亦就闡提不斷性善。」

   

澄觀這一諸宗融會、禪教一致的宗趣，對於中唐以後的佛教界影響很大。（黃懺華）

   

六七　宗密（７８０—８４１）

   

宗密，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四川省西充縣）人，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少時，通儒書。憲宗元和二年（８０７）二十八歲，將參加貢舉考試，偶然造謁荷澤神會系下的遂州大雲寺道圓，言下相契，便從他出家，當年從拯律師受具足戒。有一天隨眾僧赴齋，受得《圓覺經》，讀罷有悟，回去向道圓陳述。道圓即印可他當大弘圓頓之教，於是授與《華嚴法界觀門》。元和五年（８１０），遊方到襄漢，在恢覺寺遇澄觀弟子靈峰，授與澄觀所撰《華嚴經疏》及《隨疏演義鈔》，晝夜披尋，認為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於是作書寄疏主澄觀遙敘弟子之禮，並述所領解，遣弟子玄珪，智輝送往。澄觀答書稱讚，希望見一面印證所解。他就親自到長安禮覲。這時宗密三十二歲，澄觀已七十四歲。自後二年間，晝夜隨侍。元和十一年（８１６）春，在終南山智炬寺，遍閱藏經三年，撰《圓覺經科文》、《圓覺經纂要》各一卷。後來入長安，住興禪寺。穆宗長慶元年（８２１）正月，遊清涼山，回到鄠縣（屬陝西省，在長安縣西南），住終南山草堂寺，起草《圓覺經疏》。後到豐德寺，撰述《華嚴經綸貫》五卷，闡明《華嚴經》的關節次第。入草堂寺南的圭峰蘭若，誦經修禪。太和年中，文宗邀入內殿，問佛法大意。賜紫方袍，敕號大德。以後又累次詔入內殿問法。朝臣及士庶歸崇的也很多，特別是宰相裴休常受他的教旨，深入堂奧。武宗會昌元年（８４１）正月，在興福塔院圓寂，年六十二歲。宣宗即位（８４７），追諡定慧禪師，世稱圭峰禪師，尊為華嚴五祖。他的著述現存的有《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六卷、《華嚴經行願品疏科》一卷、《注華嚴法界觀門》一卷、《注華嚴法界觀科文》一卷、《原人論》一卷、《華嚴心要法門注》一卷、《圓覺經大疏》十二卷、《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十三卷、《圓覺經大疏鈔科》中下二卷、《圓覺經略疏》四卷、《圓覺經略疏科》一卷、《圓覺經略疏之鈔》十二卷、《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十八卷、《金剛經疏論纂要》二卷（會入《金剛經疏記纂會》）、《佛說盂蘭盆經疏》二卷、《起信論疏注》四卷（會入《起信論疏筆削記會閱》）、《禪源諸詮集都序》四卷、《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一卷（裴休問，宗密答）。

   

宗密的弟子甚多，據《景德傳燈錄》卷十三所載，著名的有圭峰溫、慈恩寺太恭、興善寺太錫、萬乘寺宗、瑞聖寺覺、化度寺仁瑜等六人，此外還有見於《遙稟清涼國師書》的玄珪、智輝等，事跡不詳。

   

宗密的思想體系，如裴休在《大方廣圓覺經疏序》中所說：「禪師既佩南宗密印，受《圓覺》懸記；於是閱大藏經律，通《唯識》、《起信》等論；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冥坐於圓覺妙場；究一雨之所沾，窮五教之殊致。」宗密起初傳承荷澤宗的禪法，精研《圓覺經》，後來又從澄觀學《華嚴》，從而融會教禪盛倡教禪一致。他早年曾治儒學，所以也主張佛、儒一源。

   

宗密的主要思想是繼承智儼以後的性起說。他在《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一中，根據《起信論》一心二門的學說，認為一真法界有性起、緣起二門。性起是說一真法界的體性，全體起為迷悟、染淨、情非情一切諸法。一真法界的體性，湛然靈明，全體即用；所以法爾常為萬法，法爾常自寂然。寂然是全萬法的寂然，這和虛空、斷空不同。萬法是全寂然的萬法，這也不同於遍計倒見定相的物體。既然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全是性起，法性之外更無別法。所以諸佛和眾生交徹，淨土和穢土融通。法法皆彼此互收，塵塵悉包含世界。相即相入，重重無盡。至於緣起，有染緣起，淨緣起。染緣起又有無始根本、展轉枝末。無始根本是說獨頭無明，有迷真和執妄。展轉枝末也有惑、業、苦分別。淨緣起有分淨、圓淨。分淨又有聲聞、緣覺、權教六度菩薩。圓淨也有頓悟和漸修。頓悟是說圓機聽聞圓教，了知一切眾生皆如來藏，煩惱生死即是菩提涅槃。漸修是說已經頓悟，更為斷盡多劫顛倒妄執的習氣而修行。這又有離過（即離惑、業、苦）成德（稱性修行），和顯發性上塵沙功德妙用，即是與展轉枝末的三障相對的。總之，淨緣起門對治染緣起門以和性起門相合。

   

宗密思想的另一特點，是教禪一致論。他把各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的文字偈句集錄成書，稱為《禪源諸詮集》（又稱《禪那理行諸詮集》，也略稱《禪源詮》），全書已佚。並且作了一篇《都序》（現存），來建立禪教一致的理論。他說，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又說，一部大藏經論只有三種教，禪門言教也只有三宗；而這三教三宗也是相應符合的。禪的三宗是：（一）息妄修心宗，說眾生雖然本來有佛性，但是無始無明把它復蔽，不知不見，所以必須依師言教，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即覺悟，無所不知。如南侁（智侁）北秀（神秀）保唐（益州保唐寺無住）、宣什（南山的念佛禪門）等的門下，都屬這一類。（二）泯絕無寄宗，說一切凡聖等法，如同夢幻一般，都無所有，本來空寂，非今始無，無法可執，無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虛妄。如此了達本來無事，心無所寄，才免於顛倒，稱為解脫。從石頭（希遷）、牛頭（法融）到徑山（道欽）都提示此理。（三）直顯心性宗，說一切諸法都只是真性，無相無為，其體非凡聖、因果、善惡等法，而即體之用，能造作凡聖、色相等法。這是指洪州、荷澤等宗。教的三種是：（一）密意依性說相教，說佛見三界六道眾生只是迷真性而起，無別自體；但根鈍者很難卒然開悟，所以姑且隨他們所見的境相，說法漸度。這又有三類：其一是人天因果教，說善惡業報，令知因果不差；其二是說斷惑滅苦教，說三界皆苦，令斷集、修道、證滅；其三是將識破境教，說前面所說的境相，只是眾生無始以來法爾具有的藏識等八種所變現。此教了知外境皆空，所以只息我法之妄，修唯識之心，和禪三宗的息妄修心宗相合。（二）密意破相顯性教，說所變之境，能變之識，皆是虛妄，和禪三宗中泯絕無寄宗相合。（三）顯示真心即性教，說一切眾生皆有空寂真心，無始本來性自清淨，靈知不昧，和禪三宗中直顯心性宗相合。如此，宗密以三教配對三宗，最後他作了一個結論說：「三教三宗是一味法，故須先約三種佛教證三種禪心，然後禪教雙忘，心佛俱寂。俱寂即念念皆佛，無一念而非佛心；雙忘即句句皆禪，無一句而非禪教。」

   

宗密在所著《原人論》中，說究人的本源，先在第一「破迷執」破斥習儒、道者的迷執，次在第二「斥偏淺」中破斥習佛不了義教者的偏淺，其中先將佛教分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顯性教五等，後略述人天等四教的教義而——加以批判。在第三「直顯真源」中，以一乘顯性教「頓指一真心體」為佛了義實教。最後在第四「會通本末」中，將以前所破斥諸教會歸一真靈性一源，以明華嚴一乘的教旨。但在宗密的種種議論裏，都見得他推崇靈知之心以為本源，其受荷澤禪法（主知為眾妙之門）影響之深，可不待言。（黃懺華）

   

六八　希運（約八、九世紀間）

   

希運，福州人，幼年在本州黃檗山出家，後來因人啟發，到江西去參馬祖道一。那時道一已經圓寂，於是往見百丈懷海，問道一平日的機緣，懷海向他說起關於「豎拂」被喝、三日耳聾的一段話。希運自稱得見道一的大機大用，懷海印可他，說他有超師之見。希運後來在洪州高安縣鷲峰山建寺弘法，並改其山名為黃檗山，往來的學眾很多。會昌二年（８４２），裴休在鍾陵（今江西省進賢縣）為廉鎮（即觀察使），迎請希運上山安置在鍾陵龍興寺，日夕問道。大中二年（８４８）、裴休移鎮宛陵（安徽省宣城縣），又迎請希運至開元寺，常去參問，並記錄所說，即為現行的《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當時黃檗的門風盛於江南，圓寂後諡斷際禪師。有《語錄》、《傳心法要》、《宛陵錄》各一卷行世。他的法嗣有臨濟義玄，睦州陳，千頃楚南等十二人，而以義玄最為特出。

   

希運繼承馬祖道一「即心即佛」的思想，而力倡「心即是佛」之說。他說：「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眾生更無別異。」但他認為這個所謂心，不是見聞覺知之心，他說：「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遍照。世人不悟，以知識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本體。然本心雖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假如「當下無心，決定了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依無住，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又說：「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眾生同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而發揮其心佛一如的思想。希運的禪風即是沿這一思想基礎出發，主張「心即是法、法即是心」，為反對以「見聞覺知為心」，有時也以打、棒、喝等為接機的方便。後來臨濟的宗風，即淵源於此。（黃懺華）

   

六九　天息災（？—１０００）、法天（？—１００１）、施護（？—１０１７）

   

中國佛教典籍的漢譯，從唐憲宗元和六年（８１１）譯成《本生心地觀經》之後就中斷了，直到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９８２）才復興，當時主持翻譯工作的即是天息災、法天、施護三人。

   

法天是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僧，原出剎帝利族，通達三藏。宋初，印度內地的佛教徒因回教的侵入受到逼迫，外出的很多，法天和兄法護也攜帶梵本經典來到了中國的鄜州。他們在那裏遇著河中府梵學僧法進，共同翻譯了《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如來陀羅尼經》、《最勝佛頂陀羅尼經》和《七佛贊唄伽陀》。由於法進熟習教典，所以譯文委婉簡約，具備傳統的風格。開寶七年（９７４）鄜州守吏王龜從將這些譯本送到汴京，宋太祖很喜歡，召見了他們，並允許他們去朝禮五臺山，遊歷江浙、嶺表、巴蜀各地（那三部譯典，後來在太宗端拱元年即西元９８８年，經過校訂，都編入大藏經）。

   

天息災生在北印度迦濕彌羅國，是中印度惹爛馱羅國密林寺僧，施護則是北印度烏填曩國帝釋宮寺僧。他們原係同母兄弟，在太平興國五年（９８０）一同攜帶梵本來京，也受到優待。那時法天等已遊歷歸來，太宗叫他們審查宮廷收藏的各種梵本。因為他們兼通華語，能夠翻譯，太宗動了重興譯經的念頭，遣內侍鄭守鈞計劃在京中太平興國寺的西邊建築譯經院。過了兩年，院屋建成，天息災等便受命住入開始翻譯。

   

天息災等參酌密教儀軌，佈置了譯場。場內設一金剛界的種子圓壇，分佈諸尊的種子梵字，辰為「大法曼拏羅」。每天用香華燈水果品等二時供養，禮拜旋繞，做著祈禱。壇外安排了譯場各種職事的坐位。其職事有以下幾種：第一、譯主，是通達梵本的三藏，正坐在壇的北面。第二、證梵義，評較梵本的解釋；第三、證梵文，審定梵本的讀法；他們都坐在譯主的左邊。第四、筆受，第五、綴文，第六、證義，第七、參詳，這些是跟著讀文譯義記錄下來並改定為譯本的，都坐在譯主的右邊（其中參詳一職不常設，後來更改設校勘華字一職）。第八、潤文，對譯本為最後的筆削刊定；第九、監譯，維持譯場的秩序；他們分坐在東南西南兩面。

   

這樣的譯場制度很適合當時的具體情況。那時主譯的雖為印度人，但通達華語，自不必再設傳譯。還有參加譯事的印度三藏不止一人，所以又設了證梵義、證梵文兩職，以便合作。在宋初較長的一段時期裏，天息災等便是在這種組織下進行翻譯的。

   

天息災、法天和施護最初於太平興國七年（９８２）七月，分別試譯《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各一卷。當時集合了京城義學沙門一百人共同審查，左街僧錄神曜等以為譯事久廢，新譯不見得會合式，經過對勘證明，才肯定它的價值，繼續編入大藏。從此更充實了譯場各職（證義的擴充到十人），經常翻譯，譯成即隨時附表進上；特別是在每年十月間太宗生日的一天，必定準備新經獻祝，以為點綴（後來帝誕獻經，即成為定例，歷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不改）。

   

譯事進行不久，天息災等就注意到翻譯人才的培養。他們以為，歷代譯經都依賴印度僧人，但道路遠隔，假使沒有人來（這當然是由於那時印度佛教的衰勢而引起的遠慮），譯事豈不又要停頓？因此，他們建議選拔童行，進修梵學，以儲譯才。當時從京城童行五百人中選出惟淨等五十人，送入譯經院（隨後改名傳法院）學習。後來惟淨、澄珠、文一等數人均學有成就而參加了譯事。

   

天息災等新譯的經典在雍熙元年（９８４）九月刻版流通，太宗還做了《新譯三藏聖教序》加在各經的前面。二年（９８５），他們因為翻譯有成績，加給了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官銜（以後歷有升遷）。四年（９８７），天息災奉詔改名法賢。他們從此一直工作不輟；到了真宗咸平三年（１０００），法賢病死；後一年，法天也死了。剩了施護一人主譯，由惟淨協助（證梵文），景德三年（１００６）才有北印度僧人法護（梵名「達理摩波羅」，和法天之兄同名，其實是兩個人）參加證梵義。祥符二年（１００９），惟淨、法護便協同施護主譯。五年（１０１２），施護等建議將宋代譯出的新經，接著《開元》、《貞元》兩種經錄之後，編輯新錄。後來即由譯場潤文大臣趙安仁、楊億和惟淨等編成《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二卷。施護的翻譯一直繼續到天禧元年（１０１７）病死時為止（和法天之兄同來的法護，最初也曾參加譯事，在太平興國八年譯出《大力明王經》二卷後便回印去了）。

   

天息災等所譯典籍的種類、名目、卷數，都詳細記載在《大中祥符法寶錄》和《景祐新修法寶錄》裏。

   

太平興國七年（９８２）天息災等試譯新經成功以後，譯經院的東西兩邊更擴建了殿堂，分別安置佛像和經藏；宋代宮廷所藏梵本都取了出來，供給翻譯之用。當時太宗詔令用新刻的大藏經目錄（大體同於《開元錄》）對勘，揀未有的經翻譯，避免重覆；因此，印度新流行的密教經典譯出最多。在天息災等譯籍總數二百五十二部四百八十一卷裏，大乘秘密部經就有一百二十六部二百四十卷，整整占了一半。再就它的內容說，像大部《金剛頂經》十八會的初會（《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三十卷，施護譯）、六會（《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法賢譯）、十五會（《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七卷，施護譯），都有了新譯。另外像觀音六字明咒信仰的根本經典《大乘莊嚴寶王經》也翻譯了過來（天息災譯）。但在密典的翻譯裏面也夾雜一些不純的作品，像淳化五年（９９４）法賢譯的《頻那夜迦成就儀軌經》說到種種成就法，而葷血之祀甚瀆於真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理，這些都違反佛教根本精神。天禧元年（１０１７）發現了它的錯誤，便禁止入藏；但以後各版藏經仍舊將它保存下來，只是密典的翻譯從此無形中受到了限制。

   

天息災等譯本在顯教方面，也有幾種是中觀、瑜伽學派的重要論著，如龍樹的《六十頌如理論》、《大乘二十頌論》，陳那的《佛母般若圓集要義論》，三寶尊的同論《釋論》（以上都是施護所譯），寂天的《菩提行經》（天息災譯）等。不過譯文晦澀，且多錯誤，這大概是由於當時的翻譯流於形式不求甚解所致；因此譯出之後，對於當時佛教義學並沒有發生什麼作用。另外，天息災等譯本為了正確地念誦陀羅尼和諷詠贊唄，在音譯方面卻有它相當的發展，特別是譯出了好多梵贊。這當法天初到中國鄜州時譯了《七佛贊唄伽陀》，就已開端。此譯現存本雖已經過改訂，但仍可看出它是怎樣地著重對音的正確，以致七佛名稱都沒有沿用舊譯（如迦葉波改譯為迦引捨缽，釋迦牟尼改譯為設枳也二合母等）。其後這類譯本，更有法天譯的《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贊》、《聖觀自在菩薩梵贊》，法賢譯的《三身梵贊》、《八大靈塔梵贊》、《犍椎梵贊》、《聖金剛手菩薩一百八名梵贊》、《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施護譯的《聖多羅菩薩梵贊》。有了這些華梵對翻的經驗，後來法護、惟淨更加以總結，依著悉曇章十二番字母編成《景袾天竺字源》一書，即作為一代音譯的典範。這和舊譯對照看來，是有其特色的。（呂　澂）

   

七○　延壽（９０４—９７５）

   

延壽，字沖元，王姓，本貫江蘇丹陽，後遷餘杭。年十六，曾獻《齊天賦》於吳越王錢鏐。後曾為餘杭庫吏，又遷華亭鎮將，督納軍需。他因為自幼信佛，戒殺放生，擅自動用庫錢買魚蝦等物放生，事發被判死刑，押赴市曹而面無戚容。典刑者怪而問之，他回答說，動用庫錢是為了放生，自己沒有私用一文，於心無愧。因此被無罪釋放，並聽其從龍冊寺翠岩禪師出家，時年三十。

   

當時法眼宗文益的弟子德韶在天臺山弘化，延壽前往參學，得到印可。由於文益洞悉當時禪宗學人空疏不通教理的弊病，提倡研究教理，延壽深受影響，在國清寺結壇修《法華忣》，又到金華天柱峰誦《法華經》三年。據《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及《淨慈寺志》卷八所說，延壽於後周太祖廣順二年（９５２）住持奉化雪竇寺，從他參學的人很多，其中當不乏深明教理，宗眼明澈的學者，因此《雪竇寺志》有在雪竇寺寫成《宗鏡錄》初稿的說法。 

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吳越國忠懿王弘懿見靈隱寺頹廢傾圯，請延壽到杭州主持復興工作，重建殿宇，前後共計一千三百餘間，加以四面圍廊，自山門繞至方丈，左右相通，靈隱因而中興。次年又接住永明寺（即淨慈寺），忠懿王賜智覺禪師號，從學的多至二千餘人。《宗鏡錄》一百卷在此寺的演法堂定稿，因此改名為宗鏡堂。開寶三年（９７０）奉詔於錢塘江邊的月輪峰創建六和塔，高九級，五十餘丈，作為鎮潮之用。當時高麗國王抄讀了《宗鏡錄》，深受啟發，遣使航海來宋齎書敘弟子禮，並奉金線織成袈裟、水晶數珠、金澡罐等。延壽為隨同使者前來問道的學僧三十六人印可記，法眼宗旨因而弘傳高麗。

   

開寶七年（９７４），又入天臺山傳菩薩戒，求受者約萬餘人。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晨起焚香趺坐而逝，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二。太平興國元年（９７６）建塔於大慈山，宋太宗賜額曰壽寧禪院。延壽著作，除《宗鏡錄》外，又有《萬善同歸集》三卷、《唯心訣》一卷、《神棲安養賦》一卷、《定慧相資歌》一卷、《警世》一卷，而以《宗鏡錄》對於後世的影響為最大。

   

《宗鏡錄》全書約共八十餘萬言，分為三章，第一卷前半為標宗章，自第一卷後半至第九十三卷為問答章，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為引證章。所謂「標宗」，即「舉一心為宗」。此一心宗，「照萬法如鏡」，《宗鏡錄》的立名，即自此義而來。據卷三十四所說，教是《華嚴》，宗是達摩，因《華嚴》示一心廣大之文，達摩標眾生心性之旨，其實是發揚了法眼的宗旨。因為法眼有《三界唯心頌》和《華嚴六相義頌》。《宗鏡錄》全書在詮釋「一心」處，引用《華嚴經》及賢首宗的理論最多。這是由於賢首宗興起在天臺宗和慈恩宗之後，法藏、澄觀博涉教誨而極意談「圓」，重重無盡，圓融無礙的說教，與禪宗門下經常提舉的「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互相呼應。有時禪家宗旨得到《華嚴》義理的引證而愈益顯豁，所以禪宗五家宗派最後一宗的開山祖師法眼及其法孫延壽重視華嚴，乃是佛教發展史上必然會出現的現象。

   

由於法眼宗重視華嚴，所以《宗鏡錄》卷二十四說：「此宗鏡內，無有一法而非佛事。」又卷六十六說：「生老病死之中盡能發覺，行住坐臥之內俱可證真。」這與六祖慧能所說的：「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係縛。」馬祖道一所說的：「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儘是道。」溈山靈祐所說的：「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並無二致。這「情不附物」的一念心行，可以說是禪宗的特色，也是歷代禪師們行持的心髓，所以他們之中，有的風標超逸，行誼可風，有的自在解脫，坐亡立化，都是從這種涵養而來的。《宗鏡錄》全書，雖然問答聯綿，引證繁富，而千回百轉也是著眼於此，所以《宗鏡錄》畢竟是借教明宗的著作，而不是混宗於教的書集。因此在九十幾卷的問答章裏雖然羅列了天臺、賢首、慈恩的教義，而只是一味會通，藉以證明心宗的深妙，並沒有料揀異同，解決教理上的問題，這又是《宗鏡錄》的一大特色。

   

引證章引證了大乘經一百二十種，諸祖語一百二十種，賢聖集六十種，共三百種。其中保存了一些寶貴的文獻。例如：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的兩段法語，都未見於《景德傳燈錄》、《古尊宿語錄》等書。此外在問答章裏所引用的《中論玄樞》、《唯識義鏡》等書，現在皆已失傳，幸而《宗鏡錄》保存一點資料，還能從而考見原書的大概。

   

延壽的教理宗眼，非常明澈，相傳他又重視淨土法門，未免與六祖惠能所說的：「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有些鑿枘，這又是佛教發展史上不可避免的現象，存而不論可也。（巨　贊）

   

七一　知禮（９６０—１０２８）

   

知禮，字約言，是宋代天臺宗的義學高僧，俗姓金，四明（今浙江鄞縣）人，七歲時（９６６）依汴京太平興國寺洪選出家。十五歲受具足戒，專研律部。二十歲（９７９）從天臺螺溪傳教院義通（９２７—９８８）學天臺教觀。太宗端拱元年（９８８）義通圓寂。淳化二年（９９１），受請住四明祥符寺，遂開講席，學徒雲集。既而以堂舍狹隘，於至道元年（９９５）遷城東南隅保恩院，次年，院主顯通舍院與知禮永作十方住持傳演天臺教法之地。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以後，專以講經、修懺為事。六年（１００３），日僧寂照等攜帶其國天臺宗學者源信有關天臺教義的疑問二十七條來詢，他依教答釋。其後先後撰《十不二門指要鈔》、《別理隨緣二十問》、《十義書》及《觀心二百問》等，使天臺宗蔚然中興。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創設念佛施戒會，結合僧俗男女一萬人，同修念佛、發菩提心，求生淨土。七年，撰《觀經融心解》。天禧五年（１０２１），撰《修懺要旨》、《觀音別行玄義記》、《觀無量壽經疏妙宗鈔》。仁宗天聖六年（１０２８）圓寂。天臺宗人尊為第十七祖。一般稱為四明尊者。稟法領徒的弟子，有廣智尚賢、神照本如、南屏梵臻等三十餘人。

   

知禮的著作，有《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六卷，《金光明經文句記》十二卷，《觀音經玄義記》、《觀音經義疏記》各四卷及甯宗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四明宗曉所編《四明尊者教行錄》七卷等。

   

天臺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即起於知禮時代。知禮一派自認為是天臺一宗的正統，以山家自稱；而把和他們見解不同的晤恩、洪敏、源清、天昭、智圓一派貶稱為山外。知禮極力發揮智顗、湛然的宗義，其要點是「別理隨緣」說，他在《十不二門指要鈔》卷下成立此義。認為真如緣起的涵義，別、圓二教所說不同。別教所說的真如，超然在差別的事相之外，就是和事相隔別的理體，所以稱為「別理」，或稱為「但理」，「一理」。圓教則認為真如理中本來就具有差別的事相，事理相即熔融。其隨緣而作一切諸法，乃是舉體隨緣，舉體不變，即不變而隨緣，即隨緣而不變；所以稱為「理具隨緣」。如《指要鈔》說：「他宗明一理隨緣作差別法，差別是無明之相，淳一是真如之相，隨緣時則有差別，不隨緣時則無差別；故知一性與無明和合方有差別，正是合義，非體不二，以除無明無差別故。……應知不談理具，單說真如隨緣，仍是離義。……故知他宗極圓，祇云性起，不云性具，深可思量。」

   

由於山外派的奉先源清著《十不二門示珠指》二卷，主張真心觀，慧光宗昱（與義通同門）著《注十不二門》二卷，又倡靈知心性之說，皆在教理上出入於賢首家言。知禮起而著《指要鈔》指出「別理隨緣」之義；其用意是在捍衛天臺一家宗義，而貶低賢首家性起義的價值。以為他們不說性具三千，單說真如隨緣變造諸法，和天臺家相望，止是別教隔歷之談，未臻圓極。然而山外諸師反對此說，如梵天慶昭（９６３—１０１７）的弟子永嘉繼齊作《指濫》，說真如不變隨緣正是今家圓教之理，別教豈有隨緣？知禮於是作《別理隨緣二十問》反破。其時有天臺元穎，作《征決》，支援繼齊；又有嘉禾子玄，作《隨緣補》助之。知禮的弟子淨覺仁嶽（？—１０６４）又作《別理隨緣十門析難書》，析破諸難，成立知禮之說，其辯難乃漸息。

   

又智顗的《金光明經玄義》，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義通即曾講過廣本，並對廣本著有《金光明玄義贊釋》及《金光明文句備急鈔》（均佚）。但同時慈光晤恩（９１２—９８６）作《金光明玄義發揮記》，專解釋略本，說《玄義》已經在教義釋一段用十種三法說廣示法性圓妙之理，不須更作觀心釋；廣本有此，是後人所擅添；並依略本唱真心觀。其弟子奉先源清、靈光洪敏共構難詞，非議廣本的觀心釋，輔成師義。知禮應同門善信之請，作《釋難扶宗記》，闡明廣本觀心之義，唱妄心觀。說晤恩廢除觀心，是有教而無觀。源清的弟子梵天慶昭（？—１０１７）、孤山智圓（９７６—１０２２）又合作《辯訛》，以破《釋難》，知禮繼之次第作《問難書》、《詰難書》、《問疑書》、《復問書》詰問，慶昭也先後作《答疑書》、《五義書》、《釋難書》答辯，往復五次，綿亙七年，知禮更於景德三年（１００６），總括前後十番問答釋難集為《十難義書》二卷，更作《觀心二百問》，遣弟子神照本如攜往錢塘面請慶昭作答。智圓聞知此事，請錢塘太守令他們停止論爭，始暫告結束。其後天禧二年（１０１８），智圓又作《金光明經玄義表微記》一卷，非議廣本的觀心釋。知禮對之也在智圓示寂的次年（１０２３），作《光明玄義拾遺記》加以破斥。另外，和這些論爭相關聯的，還有色具心具、三千有相無相、理毒性惡等論爭，特別是知禮於《觀經疏妙宗鈔》卷一中作色心雙具說，主張色法也和心法一樣，圓具十界三千諸法。慶昭的弟子永福咸潤作《指瑕》，固執獨頭的色法，不具三千等義。仁嶽作《抉膜》述心色不二義評破他。然而後來仁嶽也不滿於知禮約心觀佛之談，先後作《十諫書》等和知禮諍論，其說到知禮示寂後為其再傳弟子妙悟希最所破，知禮之說於是大行。（黃懺華）

   

七二　智圓（９７６—１０２２）

   

智圓，是宋代天臺宗山外一派的義學名僧。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或稱潛夫。錢塘（今杭州）人，俗姓徐。幼時出家，隨後於錢塘龍興寺受戒。二十一歲，受儒學，但仍以習釋氏為本務，即往奉先寺依源清學習天臺教觀。後隱居於西湖孤山的瑪瑙坡，與處士林和靖（逋）為友，又與當時天臺宗義學沙門慈雲遵式相交，以天臺三觀教人，孜孜不倦，著述甚富。先是源清承其師慈光晤恩（９１２—９８６）之說，謂智顗《金光明經玄義》廣本（這部經的《玄義》有廣本、略本）中的觀心釋為後人所增，乃撰《法華十妙不二門示珠指》二卷，主張真心觀。四明知禮起而作《釋難扶宗記》，以難源清而扶廣本。智圓為救師說和同門梵天慶昭（？—１０１７）合撰《辯訛》對抗知禮。其後十餘年，更撰《金光明經玄義表微記》一卷，以詞鄙、義疏、理乖和事誤四難，批判廣本的觀心釋。又撰《請觀音經闡義鈔》，提出智顗在《請觀音經疏》中所說的理毒（法界元染而染為理性之毒）能消伏，所以不是性惡。知禮對此又撰《釋請觀音疏中消伏三用》及《對闡義鈔辯三用一十九問》（收入《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二），難破智圓之說，而主張理毒即性惡。慶昭的弟子咸潤，作《釋簽》救智圓，知禮的弟子仁岳（？—１０６４）也作《止疑》摧咸潤。如此雙方爭論不絕，達十餘年之久。智圓於行禪講道之外，好讀儒書，又喜為詩文（見《閒居編自序》），年四十七圓寂。因他隱居孤山，眾稱為孤山法師，弟子孤山惟雅傳其學。智圓曾於真宗天禧五年（１０２１）冬，就自造的《阿彌陀經疏》撰《西資鈔》，扶病口述，即由惟雅筆錄成書。 

後人以四明知禮一系為天臺宗的山家派，以錢塘晤恩、源清一系為天臺宗的山外派。而智圓為山外派中著述最宏富的學者，他著有《文殊般若經疏》、《遺教經疏》各二卷，《般若心經疏》、《瑞應經疏》、《四十二章經注》、《不思議法門經疏》、《無量義經疏》、《觀普賢行法經疏》、《阿彌陀經疏》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卷，世稱十本疏主。十疏中僅《般若心經疏》現存。其餘著作現存的還有《請觀音經疏闡義鈔》三卷（現行本作四卷）、《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十卷、《涅槃玄義發源機要》二卷（現行本作四卷）、《涅槃經疏三德指歸》二十卷（現存十九卷）、《涅槃經治定疏科》十卷、《金剛錍顯性錄》四卷和《般若心經詒謀鈔》一卷。此外有《閒居編》收雜著及詩文五十一卷。

   

智圓的學說，在教理方面，大體不出山外諸師一般的見解，主張心是能造、能具的通體，色是所造、所具的別相，所以心具三千，色不具三千。又主張心、佛、眾生三法中，只有心是理，是能造的總體，生、佛諸法只是事，是所造的別相；所以理具三千，事不具三千。而在觀行的方面，卻同於山家主張以凡夫的妄心為觀法的對境，但以異於知禮所立為但妄觀，而以自家所立為即妄（即真之妄）觀。他又在《西資鈔序》（載《閒居編》卷六）中表示他的志趣是：「始以般若真空蕩繫著於前，終依淨土行門求往生於後。」他又說儒、釋其言雖異，其理相通；而主張「修身以儒，治心以釋」（見《閒居編》卷十九《中庸子傳》上），從而背離了純粹的佛教，但代表了宋代一部分僧人思想的傾向。（黃懺華）

   

七三　阿底峽（９８２—１０５１，一說９８０—１０５２）

   

阿底峽，是中國西藏地區在朗達瑪王滅法之後，復興佛教的第一位重要人物。他是社護羅國（即今孟加拉國）人。他的父親就是當地的國王，名叫善祥；他的母親名叫吉祥光。這位國王有三個兒子，長子叫蓮花藏，次子叫月藏，幼子叫吉藏。長子繼承王位。次子月藏當受具足戒之後，取名吉祥燃燈智，也就是阿底峽尊者（阿底峽是人們對他的一個尊稱。後人對這個稱呼的解釋很多，但多不可置信。據《菩提道次第廣論字詁》引宗喀巴和《迦當教法史》的說法，是有「卓越，優勝」等義，由此推測，這個名稱當係由梵語轉來）。

   

他幼年很聰穎。十歲以內，學會醫方、工巧、文學等，並常時皈依三寶，守持齋戒，對於佛法的信仰和修持，都有明顯的表現。十一歲的時候，他對宮中的寶車彩女等繁華享用起厭離想，便到山林去參見佛教出家人勝敵婆羅門。起初王子故意示現驕慢，自稱是當地主人。勝敵說，「我已超出人群，沒有主子也沒有奴隸」。說完這些話，王子供上弓箭寶劍，表示渴望出離，企求攝受。勝敵最後指示他到那爛陀寺，使他尋求菩提賢論師。王子到了那爛陀，拜見菩提賢論師以後，菩提賢又指他去參見那爛陀寺北面的明杜鵑菩薩。他見了明杜鵑菩薩之後，又被指示往見黑山之南的阿縛都帝巴。經過阿縛都帝巴的開示之後，王子回到本國，請求父母許可他離開家庭，父母無可奈何，就暫時答應了他。於是他又到阿縛都帝巴那裏，恭敬供養，企求教授。阿縛都帝巴傳給他發心法之後，又指點他到黑山寺去親近大瑜伽師羅侯羅笈多伐折羅，在那裏，他受了歡喜金剛灌頂。此後，先到王宮向父母訣別，再到阿縛都帝巴處修難行，學中觀，獲得月稱一派的中觀見。二十一歲之內，內外聲明、因明之學完全學會。在與其他宗教信徒的辯論中得到勝利。二十九歲時，在金剛座末底寺從持律上座戒護論師出家。他從論師學習了兩年論藏。到了三十歲，他已遍學四部（大眾、上座、正量、一切有部）的三藏教典，通達各派的持戒行法。他曾長久住在毗訖羅摩尸羅寺，主要依止那羅巴。又曾從飛行寺法護學《毗婆娑論》十二年。尊者不但精通了佛教學術，對於當時的其他學派：如正理派、數論派、勝論派、瑜伽派的根本經典都能通曉。

   

他不但在印度大陸上研習大法，為了求法的緣故，也曾三度入海。當時金洲（據說即今蘇門答臘）有一位大法師法稱，或稱法護，一般稱為金洲大師，學識淵博，名馳遠近。阿底峽對他極為崇敬，於是決意參拜依止，與一百二十五位弟子入海，乘船航行了十三個月，才到達金洲。金洲大師給予熱忱的歡迎，以後十二年中，尊者與大師共同起居，學得一切大乘佛法。特別注意學習的是《現觀莊嚴》一切教授，和《集菩薩學論》、《入菩薩行論》等不共教授。此外，以清淨增上意樂修自他換菩提心的不共教授，也是從金洲大師獲得。學成之後，與贍部洲的商人結伴回到印度，那時他年四十四歲。

   

當時印度有四大寺，即是：那爛陀、飛行寺、金剛座和毗訖羅摩尸羅寺。他回國之後，先住在金剛座寺，其後因為護法王迎請，在毗訖羅摩尸羅寺駐錫。由於他卓越的才學和聲望，成為該寺的首要人物。當時這個寺院的前面，右邊畫著龍樹論師的像，左邊畫著他的像，可見當時人以為他可與龍樹並論。還有，殿的左右牆壁一邊畫著通達五明的人，一邊畫著得成就者，而左右兩牆都有他的畫像。那時印度的寺規，只有大善巧者才能掌管鑰匙，而他掌管了十八把鑰匙。

   

當時中國西藏地區阿裏地方出家人智光，本是王族的後裔，而且曾攝持王位。他看到當時西藏地區佛教內部異說競起，理論分歧，即在經典之中，這部經與那部經也常常有互相矛盾的說法。他心裏想，只有到佛教基礎厚的地方去求法，才能決定誰是誰非。於是派遣七位智者到迦濕彌羅去留學，並且每人給予僮仆，共二十一人，囑咐他們除了求法以外，並應設法迎請當地的大德，而且還要打聽哪位大德能來西藏地區弘傳佛法。被派遣的二十一人因為不服水土，陸續死了十九個，只剩下寶賢譯師和善慧譯師兩個人。這兩個人回阿裏以後，除了把學法的結果報告智光以外，並且向智光述說他們所聽到的吉祥燃燈智尊者的學識與聲望。智光於是派賈精進獅子前往迎請。但是這次賈精進獅子失敗了，無論他怎樣請求，阿底峽只是不答應。他回到阿裏向智光報告經過之後，智光讓他再去迎請阿底峽以下的大德，於是，賈精進獅子再度入印。

   

這時智光為了迎請而籌募供養，到了西藏地區南方邊境，不幸被一個信奉異教的國王所俘獲。智光的侄孫菩提光帶兵往救，與那個王講條件，結果是須要用與智光身量相等的金子來贖智光。菩提光在阿裏廣事征募，結果還欠一頭之量。拿了這些金子去贖，未能達到目的。不過這次菩提光在牢獄中見到智光。智光告訴菩提光說：「這個罪惡的國王你不要給他一兩金子，把所有的金子都作為迎請阿底峽之需。我寧願為法捨身，死在這裏。」菩提光回去之後，還要再尋覓金子，但這時他聽說智光已經死了，於是中止這件事。又請戒勝律師往迎阿底峽。

   

戒勝到了毗訖羅摩尸羅寺中，晤見先來此地的賈精進獅子。賈勸告他先不提迎請，只說是來求學，因為恐怕操之過急更容易失敗。又告訴他不要提迎請阿底峽以下的大德，因為除了阿底峽以外，沒有第二個人能在西藏地方弘傳佛法。他們過了一些時日之後，把阿底峽請到賈精進的房間裏，奉上帶來的金子，並且把西藏異說流行的情形、智光如何為迎請他犧牲性命、智光菩提光受到多少痛苦，耗費多少資財，以及智光迎請他的言詞，一一都告訴了他。他對於他們所說的話表示非常同情，說智光一定是一位菩薩，但是告訴他們因為自己任務太重，恐怕不能成行。但他又說自己也要考慮一下，能不能在西藏地方弘闡佛法。當時囑咐他們暫時把金子存起來。

   

他當時雖然沒有馬上答應使者的要求，但此後經常考慮赴藏的問題。一天，到了金剛座，智光所派遣的使者頂禮足下，涕泣請求。他才答應了他們，把寺院的職務交卸清楚，決定赴藏。第二天他到毗訖羅摩尸羅寺的上座寶生寂處辭行，只說帶著外來的香客朝禮聖地。寶生寂聽了，也要和他們結伴到各地去瞻拜。到了中途，寶生寂發覺他們是設好圈套，打算與阿底峽共赴西藏地區。當時他就和戒勝譯師等人商量，允許阿底峽赴西藏地區弘法，以三年為限。因此，他們越過邊界到達尼泊爾，受到尼泊爾國王竭誠的敬禮和盛大的歡迎。不幸在這裏賈精進獅子譯師因病去世。阿底峽很悲哀地說：「我現在沒有舌頭了，到西藏也沒用了。」 

在尼泊爾的時候，弘揚正法，並將王子蓮花光攝受為弟子。一年以後，啟程赴藏。那時是西元１０４１年。

   

到達阿裏的時候，菩提光迎請他住在智光所建的沱庭寺裏，在那裏講說多種教法，傳授多種灌頂，翻譯了多種經論。又應菩提光的啟請，造《菩提道燈論》，辟斥違背佛法的異說，開示三士道次第。這部書直到現在還為藏族佛教徒所尊奉。

   

那時八十五歲的寶賢譯師最初以為自己對顯密諸法都已完全通達。雖然有阿底峽來，也不會再有什麼可求的法。可是阿底峽既是王族請來的，只好虛與委蛇。但以後逐漸被阿底峽高深的學識、卓越的德行所感動，於是化輕視為崇敬信仰，後來並且幫助他翻譯了不少經論。

   

阿底峽在阿裏住了三年，將要返回本國的時候，西藏一位通曉梵文的居士，後來成為他最大的弟子名叫種敦巴的趕到補讓地方謁見他，得他的灌頂加持。種敦巴為了轉移他返國的念頭，盛讚拉薩、桑耶等地的道場殊勝，僧侶眾多。並且說那些僧眾都希望他到那裏去弘法。他聽了很高興說，「這麼多修梵行的，在我的家鄉也沒有，其中一定有大阿羅漢。」說完向東方頂禮，於是答應了種敦巴。種敦巴恐怕中途生變故，急忙寫信給前藏的僧眾，使他們秋季以前趕來迎接。那時戒勝譯師因為不願失信於毗訖羅摩尸羅寺的上座，曾經陪同他南下。但走到尼泊爾的時候，路途前面有兵亂，於是中止南返的計劃。回到芒宇住了一年，前藏的一些大德不久也趕來迎接，因此啟程一齊前往前藏。一路上講經傳法，經過拉多絳、寧措、桑耶等地，最後到達拉薩。在拉多絳時，供敦永仲、迦格瓦、傑吉迦瓦勤波、迦瓦釋迦自在、枯敦尊主永仲、善慧六人以五事請他決斷：一、方便和慧，單運一支能不能成佛？二、菩薩律儀須要不須要依別解脫戒？三、未得金剛阿縛黎灌頂的，可不可為說續部？四、修梵行的可否受秘密和智慧灌頂？五、未得灌頂可否行密咒行？他回符說：「比這更多的問題菩提光都問過了，都載在《菩提道燈論》中。」在桑耶時，他曾翻閱該寺所收藏的梵文典籍，看到好多在印度已經失傳的孤本，他異常驚喜。他於是抄寫了《明顯中觀論》、《華嚴經》等寄回國。此後他一面講經弘法，一面與藏地譯師合作，翻譯了好多經論，最後回到聶塘。這時他體力已漸衰老，西元１０５４年陰曆十月十八日示寂於聶塘，壽七十二歲。

   

阿底峽生存的時代，印度佛教的主要宗派中觀和瑜伽都很發達。密教此時也早已興起。尊者駐錫的毗訖羅摩尸羅寺，就是兼弘顯密的道場。能上承顯密諸師的傳統，下啟中國西藏地區迦當派的端緒的，即是阿底峽。所謂迦當派的教義，即是把佛所說的經律論三藏都攝在三士道次第中。對於一切佛說都不棄捨，沒有一法不是成佛的順緣。這是阿底峽學說亦即迦當派教義的特色，同時也是中國西藏語系佛學主要特色之一。關於他的學說的詳細內容和「迦當派」的源流，可參看全書「菩提道燈論」條和「迦當派」條。這裏把他的重要著譯列目於後：

   

一、著作

   

甲、怛特羅部：

   

《現觀分別論》、《獨勇成就法》、《金剛座金剛歌》、《吉祥集密世自在成就法》、《聖觀自在成就法》、《大威德遍照現觀》、《法界見歌》、《定資糧品》、《超世間七支儀軌》、《不動成就法》、《一切如來三摩耶守護成就法》、《攝一切三摩耶論》。

   

乙、般若部：

   

《般若波羅蜜多攝義燈》、《般若心經解》。

   

丙、中觀部：

   

《入二諦論》、《一念優波提舍》、《中觀優波提舍》、《經集攝義》、《菩提道燈論》、《心要略攝》、《菩薩寶鬘論》、《顯示歸依論》、《成大乘道方便略錄》、《經義集優波提舍》、《業分別論》。

   

丁、經疏部：

   

《業障清淨儀軌疏》。

   

二、譯籍

   

頓毗波著《十真性》，法稱祥著《現觀莊嚴論注釋難疏》，善觀自在稱著《金剛手成就法》、《大威德成就法》，聖天著《中觀破迷論》，清辨著《中觀心要頌》、《中觀心要分別燃論》、《攝中觀義論》，德光著《菩薩地注》，世親著《攝大乘論釋》，清辨著《異部分派解說》。

   

丹珠爾中有一函名為「阿底峽小品集」，專收阿底峽自著的和阿底峽學說所依據的小品著作。但所收的書目都重見於其他各帙，這裏所開列的書目已包括其中的主要作品。（張建木） 

七四　淨源（１０１１—１０８８）

   

淨源，宋代華嚴宗學者。先世是泉州晉水（現今福建省晉江縣）人，所以學者以晉水稱之，也有尊他為華嚴宗七祖或十祖的。俗姓楊，出家受具足戒後，到處參學，起初從五台承遷學《華嚴經》，繼從橫海明覃學李通玄的新《華嚴經論》，其後回到南方，師事長水子璿，聽《楞嚴經》、《圓覺經》及《大乘起信論》。華嚴宗在圭峰宗密圓寂後不久，遭遇會昌的法難，經論散佚，和其他各宗一同衰落。宋初，子璿起而興復，以賢首宗旨作《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淨源繼其後，四方的宿學推為「義龍」。先後住持泉州清涼寺、蘇州報恩寺、杭州祥符寺，既而遷到秀水（今浙江省嘉興縣）青鎮的密印寶閣、華亭（又稱雲間，今江蘇省松江縣）普照的善住寶閣，盛弘華嚴宗。時高麗僧統義天於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航海來中國問道，上表四次，請傳授賢首教，朝廷令主客楊傑送到慧因寺受法於淨源。華嚴一宗久已散佚的疏鈔，因義天持來咨決所疑，於是得以復傳於中國。義天回國之後，又於元祐二年（１０８７），遣使者送來金書《華嚴經》三種譯本一百八十卷（晉譯本六十卷、唐譯本八十卷、又四十卷）。淨源特建華嚴閣安置。三年（１０８８）三月，依命把慧因禪寺改名為教寺，永遠作為弘布《華嚴》的道場，而慧因寺也有高麗寺之稱。淨源繼子璿之後，振興華嚴的宗風，當時稱為中興教主。

   

淨源的著述，現存有《仁王經疏》（內題《注仁王護國般若經》）四卷、《科》一卷、《佛遺教經論疏節要》一卷、《科》一卷、《法界觀門助修記》二卷、《科》一卷、《金獅子章雲間類解》一卷、《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一卷、《華嚴原人論發微錄》三卷、《科》一卷、《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一卷、《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一卷、《首楞嚴壇場修證儀》一卷、《肇論中吳集解》三卷、《科》一卷（依淨源的題辭本書原是中吳秘思法師「提疏鈔之繩墨，舉箋注之權衡」所說，而淨源把它集錄成書）。此外尚有鈔、科、序贊、策門等六種。

   

淨源的著述大都取材於華嚴宗諸祖的疏鈔，但也有他特殊的見解。他在《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中說：「帝心（杜順）冥挾《起信》，集三重法界（法界觀）於前；賢首顯用論（《起信》）文，述六門還源（妄盡還源觀）於後。」由此推論到華嚴宗應當以《起信論》著者的馬鳴為初祖。這等於把從杜順的法界觀、法藏的妄盡還源觀以來的華嚴宗學說，都看作《起信論》思想的演繹，可說是他的創見。其次他說還源觀六門中的一體，即華嚴一真法界。二用中海印常住用闡明自性深廣，圓明自在用闡明隨緣成德。三遍中普周法界遍闡明塵性依真，出生無盡遍闡明依真起用，含容空有遍闡明體用交參。四德中妙用無方德多半顯示悲心利他，住持有則德多半說明智體自利，柔和質直德悲智雙流自他俱濟，代生受苦德只是大悲利他普救群品。五止中照法離緣止正顯示法空，觀人寂泊止兼闡明人空，性起繁興止會緣歸寂，光定顯現止寄功忘照，理事玄通止寂照融泯。六觀中攝境從心觀顯出法身，從心現境觀修成報身，心境圓融觀法報無礙，智身影現觀一智現多，身入境象觀多身入一，主伴帝網觀一多同時，身智無盡。這些都確實可以補充法藏原著的解釋。淨源又說這六重觀法即是《華嚴經‧賢首品》中闡明普賢的功德周遍一切時處無邊大用的十門三昧，而將十門三昧合作六重的觀法。一體和二用中海印森羅常住用攝第一圓明海印三昧門；法界圓明自在用攝第二華嚴妙行三昧門。這是依法藏及澄觀所說。二用中所引《華嚴經》四偈，又攝四種三昧門。三遍攝第三因陀羅網三昧門。四德攝第五現諸法三昧門及第六四攝攝生三昧門。五止攝第十寂用無礙三昧門。六觀攝第九主伴嚴明三昧門。他還說一體是澄觀所說一心法界，宗密所說眾生萬法的根源，即是《起信論》的如來藏。這也是把華嚴家理論歸結於《起信論》之說的。

   

其次，淨源的《華嚴普賢行願修證議》是以華嚴一宗圓融法界無盡緣起思想為基礎來修習普賢十大行願的。他說，依圓教修行略分二種：其一是了悟毗盧法界，其二是修行普賢行海。毗盧法界即一真無礙法界，亦即一心，其中本來具足三世間、四法界、一切染淨諸法。既然了悟一心本來具足無數的相好、無盡的神通功德，便須稱自家的毗盧法界，修本有的普賢行海，令無盡的功用得以速疾現前。於中又有帝網無盡觀、無障礙法界觀二門。帝網無盡觀是觀想遍法界帝網無盡的三寶前，各各有帝網無盡的自身，每一一身各個禮敬帝網無盡的三寶，乃至供養、懺悔、發願、持誦等。無障礙法界觀是觀想一切染淨諸法，皆是重重無盡的法界，全此全彼，互無障礙；這就是修習普賢境界。（黃懺華）

   

七五　元照（１０４８—１１１６）

   

元照，字湛然，俗姓唐，浙江餘杭人，是北宋時期弘傳律宗和淨土教的一位高僧。他幼時依錢塘祥符寺慧鑒律師為童行（沙彌候補者），治平二年（１０６５）遇度僧考試，因通誦《妙法蓮華經》得度，時年十八。熙甯元年（１０６８）和同學擇瑛從神悟處謙（１０１１～１０７５）習天臺教觀，同時博究諸宗，而以戒律為主。後覽天臺《淨土十疑論》，始歸心淨土法門。並依善導之說一意專持阿彌陀佛名號，發願領眾同修念佛，更編成《淨業禮懺儀》（只今佚），以自修持。又因神悟勸令「闡明《法華》宗旨，以弘四分戒律」，於是歷遊溫、台二州，從事參學。元豐元年（１０７８），他從廣慈慧才受菩薩戒於西湖雷峰。此後，博究南山一宗律學，搜集道宣著作，撰《南山律師撰集錄》。常布衣持缽，乞食於市。後住靈芝崇福寺從事著述。

   

元豐八年（１０８５）十二月，高麗僧統義天（？～１１０１）率弟子眾來求法，主客（接待外賓官名）學士楊傑陪伴到杭州，曾至西湖靈芝寺謁請元照開示律儀，時元照正講《四分律刪補羯磨疏》，即為演說律宗綱要並授菩薩戒，義天並請得元照所著書攜歸高麗雕板流通。

   

其後，元照鑒於當時禪僧輕視戒律和念佛，乃於紹聖三年（１０９６）翻刻唐《慈愍三藏文集》（即慧日著《往生淨土集》），倡導依經律修持，因此引起僧眾的攻擊，並被控偽造《慈愍文集》。元照乃上書敘明顛末，並檢附古本為證，其事始寢。

   

紹聖五年（１０９８）二月，元照於明州（今浙江寧波）開元寺，建築戒壇依律傳戒。政和六年（１１１６）九月一日圓寂，年六十九，葬於靈芝寺西北隅。南宋高宗紹興十一年（１１４１），諡號大智律師，一般稱為靈芝律師。

   

元照的思想，主張戒律和淨土並重。他常對門徒說：「生弘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此法門。」又說：「化當世無如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因此他出家後數十年間，以奉持戒律，專修淨土自行；以聚徒講學，弘法著書，並詳究律宗傳承，楷定南山九祖，後世稱為律宗中興的大師。

   

元照力說比丘受持淨戒的必要。他說：「出家之人，若禪若教，以至房居，所習雖殊，未有不登壇受戒者。世多偏學，見學律者薄為小乘，見持戒者斥為執相；而不觀己身削髮染衣，復不思自心登壇納具。且受而不持，雖受何益？」元照認為入道歸心，須有始有終。有始即須受戒，專志奉持，一切時中，不可暫忘。有終謂歸心淨土，決誓往生。他的往生觀，又屬於他力本願的範疇。他說末法之時，自無道力，唯淨土法門是修行徑路。因此門全假他力，即彌陀世尊本誓願力，光明攝取之力，但具信願行三法，即得往生。

   

元照以二種教觀，判別釋迦一代佛教，以求在娑婆世界入聖得果的教法，為娑婆入道教觀；以修行往生淨土的教法，為淨土往生教觀。此土入聖的教觀，有大小偏圓之殊；淨土往生的教觀，則是圓頓純一大乘。元照的弟子戒度評價這二教觀說：「約娑婆、淨土二土，分別教觀之純雜，為前古所未聞」（《觀無量壽經義疏正觀記》）。元照以為娑婆入道，以觀心為主；淨土往生，以觀佛為要。他在《觀經義疏》，盛倡觀佛之法；後來在《阿彌陀經義疏》，一轉而高揚執持名號的功德。他勸不能觀佛者，可依稱名之法而往生。元照又因得襄陽龍興寺石刻《阿彌陀經》拓本，有「專持名號即是多善根」之語，遂依之以稱名為首要，布施、造寺等一切福業次之。由於稱名善根故，即能滅罪往生（戒度《阿彌陀經疏聞持記》）。

   

元照又唱律、禪、教三學一源之說。他說：「律，佛所制也；教，佛所說也，禪，佛所示也。」這是遠承慈愍慧日的思想而來的。他又說：律非學無以自明，教非學無以自辨，禪非學無以自悟。故律、教、禪，同出而異名，即同出於一心，主張無分別地加以修學。顯見他對律教禪三學的調和主張。

   

元照倡導律、淨二學相結合，並著書、造像、講學、傳戒，從事於多方面的弘法活動，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望。蘇東坡即受其影響為母和妻的冥福而畫彌陀佛像供養於佛寺中。元照在傳戒方面，撰有《受戒方便》、《授大乘菩薩戒儀》、《剃發儀式》等文（俱見《芝苑遺編》卷中），是今日研究北宋時代傳戒儀式的重要史料。他說：三藏三學，以戒律為首，但受戒的人心有明昧，對於初受戒時未發大心的人，佛開重增（一作重受或增受）一法，是名增戒。他的弟子中如宗利和思敏，就是依律增受戒法的，其一生為人增授戒法達六十餘會。但有些同道以他為矯異駭眾，故尋短失，以致鬥訟，幾欲置之於獄。因而他在推行增戒中也受到不少挫折。

   

律宗傳至宋代，以南山道宣一系為盛。但南山律宗祖承，歷代取捨不一，元照乃作《南山律宗祖承圖錄》，楷定南山九祖。他認為南山道宣傳承出於智首，智首以上，為法聰、道復、慧光、道雲、道洪相承。法聰初傳四分，其本則承受於曇摩迦羅（法時），而宗於曇無德（法正）部。故元照以四分開宗為始，斷自曇無德，而下至於南山（道宣）躡跡傳通共九人。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二十九依之，作為南山律宗傳承，後附允堪和元照二人略傳。清初福聚著《南山宗統》，即依元照所立九祖次第，於道宣下續文綱、滿意、大亮、量一、辯一、道澄、澄楚、允堪至靈芝元照，定為中國律宗十六祖。

   

元照的著述，在律學方面有解釋南山三大部的《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四十二卷、《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二十二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二十一卷。淨土方面有《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對天台、善導等所著《觀經疏》舊疏，稱為新疏）三卷、《阿彌陀經義疏》一卷。雜著《芝園集》二卷、《補續芝園集》一卷、《芝苑遺編》三卷。他又撰《法住記》（釋《遺教經論》）、《報恩記》（釋《盂蘭盆經疏》）、《應法記》（釋道宣《釋門章服儀》）、《佛制比丘六物圖》、《道具賦》（三衣、缽、坐具、漉水囊）等各一卷，並刪定《比丘尼戒本》，共計著書百餘卷。道宣所著《行事鈔》，自唐至宋，解者六十餘家，而以允堪的《會正記》和元照的《資持記》二書最負盛名。允堪於慶曆間（１０４１－１０４８）主錢塘西湖菩提寺（即後之昭慶寺），撰《會正記》，以釋南山的《行事鈔》。後來元照律師出，因爭論繞佛左右、衣制短長等，遂別撰《資持記》。於是《會正》、《資持》，遂分二家（《佛祖統紀》卷二十九）。當時律宗學者稱之為會正派和資持派；但後代學者專弘《資持記》，推為南山律宗正統，允堪《會正記》遂不流傳。

   

元照的及門弟子見於史傳的有用欽、戒度、行詵、慧亨、道言、宗利、思敏等，而傳持他的律宗法脈的為智交。

   

用欽，從元照學律，並專修淨業。著有《白蓮記》四卷釋元照《觀經疏》，《超玄記》一卷釋《阿彌陀經疏》。

   

戒度，號拙庵，居四明龍山。學《四分律》，晚年專修淨業，撰《正觀記》三卷釋元照《觀經疏》，《無量壽佛贊注》一卷釋《無量壽佛贊》等。當時山家學匠草庵道因，見元照的《觀經疏》中有排斥知禮的《約心觀佛之說》，作《輔正解》一卷破之。戒度因撰《觀經扶新論》一卷反破，大張元照之說。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又作《和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以見歸心淨土之志。

   

行詵、慧亨、道言、宗利、思敏也都修習念佛法門。

   

智交的事跡不詳。他的門下出惟一，惟一門下出法政，法政門下出如庵了宏和石鼓法久，了宏門下出鐵翁守一，法久門下出上翁妙蓮。這些人到南宋時還傳持著元照的律系。鐵翁守一著有《律宗會元》、《終南家業》；上翁妙蓮著有《篷折直辨》和《篷折箴》各二卷，都是有關律學的著作。

   

南宋慶元五年（１１９９），日僧俊仍（１１６６—１２２７）入宋，於四明景福寺，師事了宏三年，專修律學，於大小部文，悉皆通達。不久，淨業（１１８７—１２５９）繼之，於嘉定七年（１２１４）、紹定六年（１２３３）兩度入宋，從守一增受戒法，並究律藏，守一為撰《重受戒文》示之（《終南家業》卷中）。後來，真照又入宋，於開慶元年（１２５９）從妙蓮和其門人行居傳受戒法。俊仍（回國時，請回許多律宗典籍和南山、靈芝真影各一幅，於日本京都大弘律法，成為日本律宗泉湧寺派的開祖。淨業等亦於京都戒光寺、西林寺、東林寺等廣說戒法，盛傳元照一系的律學（望月信亨《支那淨土教理史》第二十九章）。（林子青）

   

七六　膽巴（１２３０—１３０３）

   

膽巴，是元代藏族高僧。他原名叫慶喜稱，西藏地區突甘斯旦麻人。幼時父親去世，依靠叔父生活。九歲時，便能很流利地背誦一些梵咒。十二歲時，對經咒壇法也能通達。二十四歲時講演大喜樂本續，四眾悅服。以後到印巴次大陸的西部參禮大德古達麻室利，盡得其傳。蒙古中統年間（１２６０—１２６３）經帕思巴推薦，謁見忽必烈汗（即後來的元世祖）命他住在五臺山壽寧寺。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在京師為王公授戒。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奉元世祖命，赴長春宮辯論《老子化胡經》的是非。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堅請西歸，先到雲中，再到西夏，又到臨洮，各地從他求法的人很多。他在臨洮接受元帝的命令回到故鄉，住了六年。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回京，住在聖安寺。這年四月，命他往潮州，八月到達，住開元寺。以後在潮州傳法建寺。不久就被召還。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在內殿建觀音獅子吼道場，為元帝疾病祈。元世祖病癒之後，打算在五臺山為他建寺，尚未動工，世祖就去世了。以後成宗嗣位，膽巴奏請蠲免僧道稅糧，得到許可。元貞元年（１２９５）四月，奉皇帝命令住當時京師最大的廟宇大護國仁王寺。移居時，皇帝命令太府給他使用皇帝出行時用的儀仗，並由百官護送。這一年西藏邊界有警，奉皇帝命在京師西北甕山（即今萬壽山）建曼拏羅祈。大德六年（１３０２）二月，成宗出巡到柳林，在那裏得了病，膽巴奉令前往探視。成宗病癒之後，命令天下僧人普閱藏經，並大赦天下。對於膽巴，所給布施極為豐厚。三月成宗繼續北巡，命膽巴乘象輿行於皇帝車駕之前。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夏，膽巴在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西北）示疾，五月十八日午時逝世。世壽七十四，僧臘六十二。遺體就上都慶安寺結塔荼毗，舍利被迎歸北京，葬於仁王寺的慶安塔。

   

元仁宗皇慶二年（１３１３），追號膽巴為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巴帝師。（張建木）

   

七七　帕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

   

帕思巴，是元代西藏薩嘉派佛教的第五代祖師，曾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師。他是中國西藏薩嘉人，他的家族在歷史上從寶王建薩嘉寺後叫「薩嘉」。此後，這個家族的名聲遍傳各地。

   

帕思巴生於西元１２３５年。據說三歲時，便能講喜金剛修法，措辭流暢，聽眾歎為稀有，因此大家就稱他為帕思巴（聖者）。四歲隨薩嘉班底達赴阿裏的吉莊帕巴瓦底寺。九歲講喜金剛本續《二觀察》，名聲大著。十歲在拉薩大召寺釋迦佛像前受沙彌戒，並從傑隆堪布聽受《三百學處》。後來忽必烈慕薩嘉班底達的名聲，通過西涼廓丹汗來邀請，帕思巴及其弟金剛手隨侍前往。十七歲在蒙古地區從薩嘉班底達廣聞顯密之學，深得班底達嘉許，授予釋迦金像和經缽，舉行教主傳法典禮，並將所有徒眾托他攝受。班底達付法事畢即逝世。以後經廓丹汗的介紹，帕思巴十九歲往晤忽必烈於潛邸，為忽必烈夫婦等二十五人傳喜金剛四種灌頂。忽必烈感彼法恩，遂將西藏十三萬戶（前藏、後藏各六萬戶、延卓一萬戶）作為求密法的供養。此後七十多年間，薩嘉派執掌了西藏的政教全權。當時，他的一個好友西藏大學者奈塘正理劍對此表示不滿，寄詩譏諷他：「嘎廈烏雲障佛教，國王奪去眾生樂。濁世沙門貪富貴，不悟此理非聖人。」讀後，他亦作詩回答：「教有盛衰佛明訓，有情安樂係自業。隨類被機施教化，不解此理非學者。」那時，忽必烈對帕思巴崇奉備至，打算下令使西藏各派教徒一律改從薩嘉。帕思巴加以諫阻，認為應該諭示各派依照自宗傳承清淨修學。二十一歲在蒙藏民族聚居區的交界處從聶塘的名稱獅子受具足戒。

   

忽必烈即位，為元世祖。中統元年（１２６０）尊帕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中統四年（１２６３），帕思巴辭元帝西歸，不滿一月，又被召還。

   

至元年間，奉詔制蒙古字。即後世所傳的帕思巴文。這是一種拼音文字，但在形式上也可以寫成大致的方塊形，書寫格式一般是從右到左，直行。製成之後，元朝廷曾借政治力量大力推行。有這種文字的錢幣、碑刻、印刷品等文物，有不少流傳到今日。

   

三十三歲再應元帝迎聘，率領司膳、司寢等十三司的貴族組織盛裝出發，抵達北京，先以法供養，後以財布施，共計銀兩千錠，彩緞六千匹。灌頂時，元帝以西藏三部及一部分漢族地區作供養，並獻六角水晶章及冊文，頒給帝師的封號。以後曾和許多漢族、印度學者校對佛經，深獲元帝崇敬。

   

四十三歲由世祖作施主，集七萬康藏僧眾，在後藏的曲彌仁摩寺舉行有名的法輪泉法會。

   

至元十七年（１２８０）十一月二十二日，帕思巴圓寂，享年四十六歲。元帝為建大窣堵波於京師。並諡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的稱號。

   

他去世之後，元朝廷仍然念念不忘。仁宗延祐五年（１３１８）建帝師帕思巴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延祐七年（１３２０）詔各郡建帝師殿。英宗初即位，亦詔各郡建帝師帕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建帕思巴帝師寺於上都。泰定帝元年（１３２４）圖繪帕思巴像十一幅，頒行各省，使據以塑像奉祀。元朝德輝重編的《百丈清規》裏載有帕思巴涅槃日的法會儀式和誦文。

   

現在漢文大藏中保存帕思巴的著述三種：一、《彰所知論》，係應真金太子啟請而造，主要依據《起世》、《俱舍》等經論而寫成；二、《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範》；三、《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習學略法》。第三種並曾譯為維吾爾文字。

   

帕思巴的弟子很多（參看本書第一冊「元代佛教」條），為漢族人士所習知的是沙羅巴。沙羅巴（１２５９—１３１４）西域積寧人，幼時即依帕思巴剃染，習諸部灌頂法。又從其他上師廣學顯密諸法。善吐番語，兼解諸國文字。世祖命譯漢地未備的經典，所譯現存於大藏的有《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供養法》等。辭旨明晰，特賜大辯廣智之號。為了革除當時佛教的流弊，世祖特授他為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後改統福廣。又以皇太子令召回燕京，拜光祿大夫司徒，皇太子及諸王嘗從問法要，皇帝命他住在燕京的慶壽寺。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示寂。

   

此外，尼泊爾的雕塑師阿尼哥，是經帕思巴的勸導而從之祝發受具的。並由帕思巴把他帶到北京，中國的雕塑藝術很受他的影響。北京妙應寺白塔，是他設計並指揮建造的。這是中尼兩國人民友誼的象徵。（喜饒嘉措）

   

七八　布敦（１２９０—１３６４）

   

布敦，名寶成，是西藏迦舉派中綽普系的一位名學者。他的父親勝幢吉祥賢和母親福億都是密宗的阿闍黎。他生於肖梅公奈的寺院裏，時元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仲春。幼年從母學法，五、六歲時他母親教他讀誦《臨終智慧經》和《地藏十輪經》等。七歲時，曾到綽普巴處求受發菩提心的教授，八歲時從綽普巴求受薩嘉派的勝樂鈴師曼荼羅四種灌頂、持明律儀和甚深口訣等。又在幼年期中曾從餘師學習算術、草書、卦宮、咒術等。另外，又從他的祖父學習舊派的大圓滿數年，對於大圓滿的普行續、前譯五部、後譯十三部、心部母子十八部、界部等法，都圓滿受學。

   

他十八歲從福怙出家為沙彌，更從其學《千頌般若》、《二萬頌般若注解》、《入行論》等經論，《律經》、《本生鬘》等律部，《集量論》、《量決定論》及各種釋疏等量論，約二年。後來，又從阿闍黎量士和寶獅子等學習各種密法，都得善巧。二十三歲，受近圓戒為比丘，仍廣學各派顯密教法。又到解脫譯師處學聲明，對於《旃陀羅記論釋》、《迦羅波經釋》以及《阿摩羅俱舍》等都能通達。同時，印度東西兩方，迦濕彌羅、信度、僧伽羅島、海邊等各種不同語言也都學通，成為當時的一大譯師。

   

他又從勝德獅子學時輪灌頂教授拉卓兩派密意匯合之法以及其他密法辦種。此後仍然廣事參學，據說他自幼至長共參學二十八位大阿闍黎，劉當時西藏所有的顯密法門，幾乎全部學到。

   

三十歲左右布敦的學業和思想即已成熟，此後從事著述、翻譯和編訂大藏等工作。西元１３２０年他到霞魯寺，以後大部分時間都住持該寺。他的弟子繼承法座，衍為霞魯一派。後來，他的名聲遠揚，西元１３３３年元順帝妥懽鐵木兒汗即位後，曾派遣使臣前來問候。當時的印度法王福基也派人前來致意。西元１３４４年，元順帝派使臣拔得青恩及藏拔拉都悉立官等帶詔書來請，他謝絕未去。這時，他翻譯了獅子難勝的《記論迦羅波經釋》，並另造大疏。又譯無垢藏造《金剛甘露釋難》、極寂友造《金剛藏莊嚴釋難》、遊戲金剛造《金剛薩埵修法釋》、大悲尊造《明炬釋難》、牟尼室利造《五次第釋》等。又阿婆耶（無畏）所造《五次第釋》舊譯本，特為補譯缺文。又應喇嘛滾邦清波之請，譯出《吉祥無二最勝大教王經》。總之，他對佛說、論著兩種經典，偽造的加以破斥，不妥的另行重譯或加以勘正，或補譯缺佚，有的加以注解分疏。他經常有書手若干人相隨，翻譯、編訂、著述等事同時進行。而他對於灌頂、說法、教授等事從來也不間斷。不輕末學，平等攝受，弟子很多。

   

西元１３５１年，他六十二歲，住裏浦。次年，作了《大菩提塔樣尺寸》（有漢譯本）；並修建一磚砌大菩提窣堵波於裏浦，高六十九肘，廣袤二十三肘，收藏印度、尼泊爾、漢地、西藏佛教的文物甚多。西元１３５３年，他六十四歲，應蒙古成吉斯汗六世孫般若景色烏景王等之請，傳授時輪等無上深法。又作《吉祥勝樂根本續大疏》等。六十五歲，住霞魯寺內修定，外則講說、辯論、著述、翻譯，從不間斷，並且興建了七十餘種大曼荼羅儀軌，廣事宣揚密法。西元１３５７年，他六十八歲時，有迦濕彌羅班胝多蘇摩那室利來藏，布敦又從其受學觀自在無上蓮華網灌頂，並翻譯修法、壇儀、灌頂儀、開光、護摩等梵本。西元１３６４年，他七十五歲，頞婆荼月二十一日（約當農曆五月初六日）晨去世。弟子寶勝嗣法。隨後構成了霞魯派。

   

西藏從西元９７２年（或作９７８年）開始佛教的後弘期，到布敦出生時（１２９０）已有三百多年。這一階段的藏地佛教，由於傳承的源流不同而各宗競起，平行發展，而且譯籍也逐漸增多。到了公元十四世紀（布敦時代），西藏佛教不管新舊宗派，都有總結教義、整理教典的要求。布敦可以說是應運而生並且出色地完成了這種工作的人。他的一生，翻譯、著述涉及的範圍很廣，但他對於西藏佛教的突出貢獻，不能不推他對於大藏經的整理、分類和編目的工作，他三十二歲時完成《善逝教法史》。這是西藏很早的一部佛教通史著作，其中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佛教史料以及當地一般史地資料。他在此書最後部分曾對西藏所譯佛教教典做了理論性的分析和編目，後來布敦自編大藏經目錄，大體上就是依此訂定的規模。他分譯典為經咒兩部分（即顯密兩類），又各分佛語（佛說）和論著兩類。後來編訂入藏之籍以譯典為限，即有甘珠和丹珠兩藏的名稱，意思是「佛說譯典」和「論著譯典」。經部佛說分三法輪：初、四諦法輪，如《毗奈耶》、《別解脫經》等。中、無相法輪，如《般若十萬頌》、《二萬五千頌》等。後、勝諦了義法輪，如《華嚴》、《寶積》等及諸大乘經。論著又分三類：初、釋經別意，依三法輪再細分。次、釋經總意，即因明、聲明論等。三、散類，即《智慧百論》等。咒部佛說分為四類「本續」。初、事續，如文殊續類、觀音續類、金剛手續類等。次、行續，如《大日經》、《金剛手灌頂續》等。三、瑜伽續，如《真實攝》、《金剛頂》、《降三世》等。四、無上瑜伽，又分父續和母續。前者如《密集》、《大威德》等。後者如《喜金剛》、《三補吒》、《勝樂》、《大手印明點》、《金剛四座》等。或者另從母續中分出一部為無二續，如《時輪》等。咒部論著譯典分「別譯」和「總譯」兩類。別譯類依上述佛說四續部分四，分別收各該部的註疏和撰述。總釋類則為一般的修法、壇儀、咒道次第、三昧耶律儀、開光、護摩、會供等著述。

   

布敦後來又編次大藏中《續部總目錄》，（收入拉薩版全集第二十六套）和《論著譯典目錄》。《論典目錄》先後編定兩次，初編本別名《如意珠自在王鬘》（收入拉薩版全集第二十六帙），作於１３３５年；重編本別名《如意珠寶篋》（收入拉薩版全集第二十八帙），補訂於１３６２年，這算是布敦的晚年定本。這些目錄在各種譯典的編次、分類、卷數、譯人等方面，都對舊目錄的記載有所考訂改正，十分精細，成為後世各版大藏經的依據。

   

布敦對於西藏翻譯的教典這一種分類法，實際是他對於藏地佛教文獻的一種整理總結。而且，經他刊定的那種分類，如密典之分四續，到後代就成為一種定說了。後來宗喀巴（１３５７－１４１９）出世，學說思想雖然繼承阿底峽，但關於教典的組織分部仍然遵循布敦之說。

   

布敦的著作（譯典除外），在舊編全集內，約有一百八十二種，分十七帙。後來拉薩新版重新補訂編次，得二百二十種，分二十六帙（末附弟子寶勝集二帙）。（郭元興）

   

七九　宗喀巴（１３５７—１４１９）

   

宗喀巴，是開展西藏佛教最有權威的人。他的原名叫善慧稱吉祥，這是受沙彌戒時的名稱。宗喀巴是後來人對他的一個尊稱。「宗喀」是距離青海西寧五十裏的一個地名，「巴」是藏語的語尾之一。「宗喀巴」原義即是宗喀地方的人。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他生於宗喀的一個佛教家庭。父親名叫達爾喀且魯崩格，母親名叫馨茂阿卻，兩個人都是很虔誠的佛教徒。

   

他三歲時，正值法王迦瑪巴遊戲金剛，授給他近事戒，賜號慶喜藏。

   

這一年，附近有位名喇嘛敦珠仁欽，施捨給他父親好多馬羊等財物，請求把這小孩送給他，得到應允。從此直至入藏以前，他依止敦珠仁欽，學了很多經論，並且受了密教的灌頂，他的密號叫不空金剛。七歲時，依敦珠仁欽受沙彌戒。

   

為了進一步深造，十六歲時（１３７２）他辭別敦珠仁欽前往西藏。十七歲到達拉薩東面的止公山林，在止公寺向阿仁波且座前聽受大乘發心儀軌、大印五法、拿熱六法等教法。以後又到拉薩西面的極樂寺，從吉祥獅子和善滿聽聞經論。又奉功德海和烏錦巴為正副阿闍黎學習《現觀莊嚴論》。又依曼殊寶聽受《大乘莊嚴論》等及彌勒菩薩所造諸論。這樣幾年之內學習了好多顯密經論。十九歲在那塘時，學習《現觀莊嚴論》；由於論中多引《俱舍》原文，比較難懂，因此又發心學《俱舍》。在那裏他又從義賢譯師聽受意樂賢的《俱舍釋》。第二年夏天他又到澤欽請慶喜祥講《現觀莊嚴論》。慶喜祥又介紹他到仁達巴那裏聽聞《俱舍》和《入中論》。仁達巴的學問修持都極好，因此成為宗喀巴一生中最重要的師長。那年秋季，又從大譯師普提頂受學《集論》。冬天從慧明律師聽受《毗奈耶根本經》及其《釋論》。二十二歲時仁達巴為他講《集論》、《入中論》。那年秋後閉關專修，兼閱經論，對於法稱的理論，生起了無限的信心。二十四歲那年的春天，他到那塘，聽受高僧義賢講受所著《釋量論》的注釋。夏季，他在那塘立《釋量》、《集論》、《俱舍》、戒律四部之宗，同時受學許多密法。秋間在藹寺從空賢學詩詞，同時從那塘住持慶喜幢受得中觀宗重要經論的傳承。當時西藏中觀宗諸論傳承的人很少，由於宗喀巴得到傳承，加以宣揚，後來受到中觀宗諸論傳承的人就很多了。以上僅僅是把他所學的經論略舉幾個例子，實際所學決不限於這些。大概藏中所有經論，他沒有不聽到講授或受到傳承或接觸過的。

   

他學習圓滿，即改戴黃帽，以後他的弟子們也就隨著戴黃帽，因此形成黃帽派。黃帽原是持律者所戴，據土官《宗派源流》說「貢巴饒塞（朗達瑪滅法後復興佛法的大律師）送盧梅到西藏去的時候，把自己戴著的一頂黃帽子送給盧梅，說戴上這個就想起我來了。因此，過去一些大持律者都戴黃帽子。宗喀巴想振興戒律，因而也就戴上了與過去的持律者們同樣的黃色的帽子」（德格版一百零一至一百零二頁）。據此，黃帽並不自宗喀巴始，宗喀巴採用黃帽，用意是復興戒律，並沒有改革宗教的含意。

   

三十歲時他在雅壟地方恭請錯欽薄寺住持戒寶律師為親教師，錯巴吉津寺住持慧依為羯磨阿闍黎，錯巴吉津的維那福德金剛為屏教阿闍黎，還有兩個寺院的持律比丘為證戒僧眾，受比丘戒。

   

他受比丘戒後，曾從名稱菩提請問法義，印證所學，並聽受有關道果的傳授、拏熱六法、帕摩主巴與世間依怙的著述。

   

以後他到聞道場，講《現觀莊嚴》、《因明》、《中觀》諸論，並到前藏，住在剎寺閱讀大藏。他三十一歲那年造《現觀莊嚴論獅子賢釋廣疏》，取名《善說金曼》。此後一兩年中，除了自己修習以外，並在各地講大小乘經論。如在貢迦的五明道場，為貢迦法王和七十多位三藏法師講《現觀莊嚴論》、《因明》、《集論》、《俱舍》、《比丘戒》、《入中論》等。住在門喀劄喜棟寺時，曾以十五部論，同日開講。每天從早到晚講十五座，沒有間缺。歷時三月，共講了《因明疏》、《現觀莊嚴論》等十七部論。後來他又在一法會中，同時開講二十一部大論。又在專修時，曾合講二十九部大論。一切緇素，歎為稀有。

   

他三十四歲時，打算學金剛乘講授、灌頂、密傳、事相等法。於是到了後藏，住在努卻從錯寺住持稱友受五種次第密乘法類。會見精進獅子喇嘛，詳談法義。這一期間，他了知中觀月稱、清辨的差別，而肯定月稱論師是解釋龍樹論的正宗。

   

宗喀巴以前所學偏重顯教經論，此後打算專攻密法，於是到仰垛的德欽寺，從布敦的上首弟子法祥學習《時輪疏釋》、修行事相、六加行法等。以後又從瑜伽壽自在學習各種瑜伽事相。學畢，仍舊回到法祥座前，聽受《金剛心釋》、《金剛手贊釋》等時輪的各種注解，並布敦所造全部二派集密的各種釋疏。後又聽受了布敦所造的《金剛出生大疏》、《瑜伽部根本經》等重要經續和注釋。

   

三十六歲時赴拉薩朝禮釋迦佛像。此後一、二年內閉關專修。三十八歲培修精基地方的慈氏菩薩殿。四十歲時從法依聽聞《菩提道燈論釋》、《集密五種次第法》等。這一年中，曾往孃地的金沙奔巴行廣大供養，在那裏講比丘戒，安立無量眾生住戒律儀。在若種安居時，大弟子達瑪仁欽阿闍黎開始來謁見。達瑪仁欽最初看不起宗喀巴，但聽了他講經之後，肅然起敬，並願作他的隨身弟子。後來宗喀巴圓寂，即由達瑪仁欽繼承法位。

   

以後從孃回到俄喀，住拉頂阿蘭若一年，自修教他，並造稱讚緣起性空的《緣起贊》。

   

四十四歲那年的春天到迦瓦棟，講說《菩薩戒品》、《事師五十頌》和密宗十四根本戒等。以後與仁達巴共赴若珍，冬季在若珍廣演《大乘莊嚴經論》、《辨中邊論》等諸大乘法。次年夏與仁達巴、勝依法王在囊則敦寺安居時，抉擇正法，廣弘戒律。四十六歲時造《菩提道次第廣論》，這部著作，總依慈氏《現觀莊嚴論》、別依阿底峽《菩提道燈論》，開演三士道次第。後半別明止觀，更是他的精心之作。以後又造菩薩戒品廣釋《密宗根本罪釋》、《事師五十頌釋》等。四十七歲宣講《現觀莊嚴論》，講授完畢，令弟子達瑪仁欽依照所講要義造成釋論，即現在西藏講《現觀莊嚴論》的根本依。四十八歲時，移錫雷撲寺，廣演法稱論師的《因明廣釋》，達瑪仁欽加以記錄造論。以後又到俄喀住慈氏洲講經，因勝依法王等的勸請，造《密宗道次第》，總明四部密宗的全部。這部論與《菩提道次第》，一明密乘，一明顯教，是宗喀巴生平兩部主要著作。

   

五十一歲時，赴前藏，在寒若卻頂安居，大弟子克主傑初次參謁，為授大威德灌頂。這一年造《中觀論廣釋》。

   

五十二歲時，造《辨了不了義論》。這一年（永樂六年，１４０８）六月，明成祖派大臣四人，隨員數百人，到西藏迎請宗喀巴來漢地，他婉然辭謝。大臣們轉請派一上首弟子代表前往，他便令大弟子釋迦智到京，謁見了永樂帝以後，被封為大慈法王。同年《中觀論廣釋》造訖，在有六百多位三藏法師的聚會中，廣為宣講。此外還講了《中論》、《密宗道次第》等。又應徒眾之請，興建根本道場格登寺。第二年來到格登寺，講述《菩提道次第》、《集密月稱釋》等。

   

五十八歲時，藏王名稱幢迎請他赴聞地的劄西朵喀安居，為三藏法王數百人宣講《中觀》、《因明》、《菩提道次第》等。大弟子根敦主初次參謁。以後回到格登寺。五十九歲時，另造《菩提道次第略論》。六十二歲在格登寺《入中論廣釋》造迄。歲末，令刻《集密根本經》，第二年刻成。六十三歲時（１４１９）宣講《勝樂輪根本經》等顯密諸法，《勝樂輪根本經釋》也在這一年作成。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圓寂。

   

宗喀巴的平生，在學問修持各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詣。對於教理，他總結大小乘、顯密一切教誡理論，而自成一家之言。他一方面有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氣度，一方面又以深刻謹嚴的態度執擇佛教各宗的見地，以中觀為正宗，以月稱為依止。他對於戒律，能矯正舊派佛教的流弊。他所創的格魯派至今為我國藏地第一大教派。藏語系統的佛教徒，大多崇奉他為教主。

   

宗喀巴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有：

   

一、嘉曹傑（１３６１—１４３２），名叫達瑪仁欽。最初在薩嘉派出家，親近仁達巴等，以十部大論在各寺立宗。後來，作宗喀巴的弟子，十二年中受學一切顯密教授。宗喀巴圓寂以後，他繼承法位，為噶登寺的第一代坐床者。以後依據宗喀巴的成規，以戒律為本，宣揚顯密教法。在位十三年（１４１９—１４３１）中，宗喀巴的弟子把他當作宗喀巴一樣侍奉。

   

二、克主傑（１３８５—１４３８），名叫格雷倍桑。最初也在薩嘉派出家，親近仁達巴和達瑪仁欽，也立過十部大論宗。後來因仁達巴的介紹而為宗喀巴的弟子。宗喀巴歿後，他到後藏弘揚顯密教法。以後被達瑪仁欽迎回噶登寺，繼承法位凡八年。他的學說完全祖述宗喀巴的主張。

   

三、妙音法王（１３７９一１４４８），名叫劄喜倍丹。在宗喀巴弟子中稱為聞持第一，受持顯密經論一百零八部。永樂十二年（１４１４）受宗喀巴的囑咐，於次年建立哲蚌寺。講授《中觀》、《因明》等，一切依宗喀巴為依止，攝受弟子極多。

   

四、大慈法王（１３５４－１４３５），釋迦智。曾經代表宗喀巴到京謁見明成祖，回藏後創建色拉寺。以後又晉京作永樂、宣德兩代的國師，把宗喀巴的教法傳佈到蒙古和漢地，為向內地弘法的最有力者。

   

五、根敦主巴（１３９１—１４７５），最初依止慧獅子，其後歸

   

依宗喀巴門下，後隨愁獅子到後藏弘法，在那裏創建劄什倫布寺，住持三十八年。這是後藏第一大寺，歷代班禪在該寺主持。

   

六、上慧賢，阿裏人。學成後回阿裏莽域建立達莫寺，弘布宗喀巴的教法。

   

七、下慧賢，西康人。起初在色拉寺求學，後回西康，在昌都建立寺院，從此黃教即盛行於西康。

   

宗喀巴的著述極多。他的全集拉薩版共十八帙，凡一百六十多種。此外，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著作如：《密宗戒注釋成就穗》、《囊則敬寺所說比丘學處》、《金剛持道次第秘密樞要解》、《一切怛特羅吉祥集密廣釋明燈論貫注》、《安立次第解說集密要義明釋》、《怛特羅王吉祥集密優波提舍五次第明鄧論》等。（張建木）

   

八○　嘉曹傑（１３６４－１４３２）

   

嘉曹傑，是西藏黃教派宗喀巴的第一位大弟子，在宗喀巴去世後，繼承噶登寺的法座，為宗喀巴的弟子所尊敬。

   

嘉曹傑是別人對他的尊稱，意思是紹勝尊，法名為盛寶，是後藏仰垛地方人，西元１３６４年生。十歲時在內寧寺以寶幢為親教師，以童戒為阿闍黎而出家受沙彌戒，「盛寶」即是這時取的法名。他依止二人學習沙彌律儀，又從祥怙學習藏文文法，次依崗僅慶喜祥學習《釋量論》、《決定量論》等因明諸書。依寶金剛學習《現觀莊嚴論》等般若部教義。依仰垛巴義成寶學習對法。依慧賢學習戒律。復從勝依詳賢譯師響巴遍智等聽講顯密經論。特別是依止惹達瓦童慧復習般若、因明、戒律、對法、中觀等顯教經論，進學集密等密教諸法，對於內外各種宗派教義，均能貫通，成為惹達瓦的上首弟子。二十五歲時（１３８８）在後藏拉垛受近圓戒，成為比丘。

   

此後往薩嘉寺等後藏各大寺院立十部大論之宗，名揚各處。又赴前藏諸寺立宗，會見宗喀巴，發願為其長隨弟子。此後直至宗喀巴入滅以前二十餘年一直隨侍師側，凡師所講顯密教授，隨所聽聞，詳為記錄，或依意旨作注。《曩則敦瑪學處》、《圓滿次第春期明點筆記》等，都是他記錄師說之作。

   

１３０９年春，宗喀巴在拉薩大召寺廣興供養之後，初建噶登寺，即由嘉曹傑與持律名稱幢二人負責修建。凡有一切修造儀式，如觀地、白僧、規定淨廚、差職事人等，皆照律中的制度。

   

宗喀巴在世時，其徒眾已都從嘉曹傑受學，凡經宗喀巴度令出家受戒的弟子，嘉曹傑都攝護使他學業增長，不令荒廢。

   

１４１９年，宗喀巴臨終時，把自己的衣帽賜給嘉曹傑，令他繼承法位，因此稱為嘉曹傑。此後十三年中，每年夏冬二季閉關自修，春秋兩季，講經說法。

   

１４３１年，赴後藏內寧寺，朝禮供養寶幢的遺塔並廣供僧眾。這時宗喀巴另一大弟子克主傑來見，於是一同回噶登寺，並請克主傑住持法座，他自己則退居於嘉康則靜修。

   

次年（１４３２），在拉薩布達拉宮示寂，壽六十九歲。由克主傑率眾，將遺體運回噶登寺，在嘉康則院中火化。

   

嘉曹傑的弟子，都是宗喀巴的徒眾。他自己所攝化的有寶吉祥、慈訓、寶祥、名稱祥、慧怙、慧堅、功德海等，克主傑、僧成等，也都是嘉曹傑的弟子。

   

嘉曹傑的著述很多，現在刻版流行的共有八函，包括顯密各方面。關於因明方面的有：《釋量論頌釋》、《決定量論大疏》、《正理滴量論釋》、《集量論釋》、《論量備忘錄》、《現量品備忘錄》、《因明道論》、《觀察關係論釋》、《相違連系建立》、《釋量論略義》。拉蔔楞寺所刻全集本內有《因明正理藏論》的注解。中觀方面的有：《中論八大難義備忘錄》、《中論八大難義釋》、《入中論略義》、《中觀寶鬘論釋》、《中觀四百論釋》、《中觀莊嚴論備忘錄》、《六十正理論釋》、《六十正理論講錄》、《二諦建立正見講授》。《現觀莊嚴論》方面有：《現觀莊嚴論顯義解心藏莊嚴論》、《現觀莊嚴論略義》、《現觀次第修法》、《入現觀七十義修法》。其餘尚有：《大乘寶性論釋》、《集論釋》、《入菩薩行論釋》、《入行論慧品筆記》、《苾芻學處》、《沙彌學處》、《三十五佛名號功德》。密宗方面的有：《集密妙吉祥金剛曼荼羅儀軌》、《集密師承祈禱文》、《修法普賢義釋》、《集密難義筆記》、《時輪二次第道修法》、《修法品四印筆記》、《時輪六支瑜伽略講》、《圓滿次第春期明點筆記》。（法　尊）

   

八一　克主傑（１３８５—１４３８）

   

克主傑，是宗喀巴的兩位大弟子之一（另一是嘉曹傑），被稱為宗喀巴心目中的唯一弟子，是噶登寺法座第三代。對於宗喀巴的不共教義，弘揚功勞極大。

   

１３８５年，他生於後藏拉朵絳，父名吉祥德賢，母名補珍嘉摩。稍長依獅子幢為親教師，功德光為阿闍黎出家受沙彌戒，法名善利吉祥賢。先從二師學沙彌律儀，後親近惹達瓦童慧，受學七部因明，大小對法，《慈氏五論》，《中觀理聚》和毗奈耶等，通達無礙。復從智祥受歡喜金剛的灌頂，並學道果等教授。再從福幢等廣學顯密教法，獲得辯才，通達宗派深義。

   

諸部大論學完後，遂往後藏地區各大寺院立宗辯論。１４００年冬，克主傑十六歲，到昂仁寺立宗。正巧薄棟班禪無畏尊勝也在該寺立宗。班禪學位很高，名震一時，對薩嘉班墀達所著的《因明正理藏論》從頭到尾舉出了好多過失，傳佈於昂仁、薩嘉等各大寺院，並說：薩嘉派格西都不能解答，大家轉請克主傑和薄棟班禪辯論。克主傑允諾，於是在大眾之中，以佛教正理，將薄棟班禪的主張，逐條破斥。薄棟班禪無辭可解，於是推諉說這是經部自宗的過失。薄棟班禪對克主傑之智慧辯才深為折服，曾造文讚頌他。

   

克主傑很有文學之才華，十八歲時造的《說法獅子文殊菩薩贊》，就是著名的文學作品。以後的著述更為完好。

   

１４０５年克主傑二十一歲，依惹達瓦童慧為親教師，拔覺協饒為羯磨師，無等慧為屏教師受苾芻戒。此後常於惹達瓦座前聽諸法要。１４０７年，他二十三歲，持著惹達瓦的介紹信到前藏色拉卻頂謁見宗喀巴。他見宗喀巴衣食住行皆如律制，而自己素以大學者自居，所著服裝，都不合律，感覺惶愧。接著，他把惹達瓦的介紹信呈上，行弟子禮。宗喀巴因他原以紅色大威德為本尊，於是給他傳授十三尊能怖金剛大灌頂，並傳授以大威德為根本經典《七觀察續》、《三觀察續》、《四瑜伽次第》等關於大威德的一切教授。自此以後他改修能怖金剛為本尊。又從嘉曹傑、持律名稱幢等的弟子聽聞法要。在噶登寺中，凡經十月，依止宗師日間講授《菩提道次第》、中觀、對法、因明等顯教經論和集密、歡喜金剛、勝樂、時輪等密教經論，夜間講授生起次第，圓滿次第要義。

   

他學得一切教授之後返回後藏，作仰朵絳惹住持，廣播教法，因此有絳惹迦巴的稱號。又建日窩覺僅寺，常住寺中淨修宗喀巴所傳的顯密教授。

   

當時，法王饒敦巴（當地官長）對克主傑深為敬慕，自為施主請克主傑建祥輪大樂寺宣揚宗喀巴的教法。但後來兩人的意見發生不合，克主傑因此離開祥輪寺，仍回日窩覺僅寺靜修。

   

以後數年常在日窩覺僅寺、倫拔梭寺、結淩寺等處弘法著述。

   

１４３１年嘉曹傑到後藏內甯寺時，克主傑往見。嘉曹傑請他繼承噶登寺法位，於是同返前藏。到噶登寺時，上座寶幢率寺內全體僧眾迎接禮敬。嘉曹傑退位，請克主傑噶登宗師的獅子寶座，依照成規如法教化大眾，每年廣講《菩提道次第論》一遍，並傳授請尊灌頂、教授，還在宗喀巴肉身殿頂上建造金頂。嘉曹傑去世後，將其遺體迎回噶登寺火化，並在宗喀巴塔右側建造銀塔供養遺骨。此外他又在噶登寺興建講經紮倉，派釋迦室利等為教經阿闍黎，宣傳五部大論弘揚宗喀巴的教法。１４３８年２月歿，壽五十四，據說轉世的班禪，以他為第一代。

   

克主傑的得法弟子很多。其上首有法王慧法護、霞爐善幢、堪勤福勝成、遍智聖光、具法善現、拔梭法幢、寶海慧、僅俄慧幢、剎廓瓦法稱、法王義成祥、漾絨瓦法自在稱、上座法護等。

   

克主傑的著述，現在流通的有十二函。在顯教方面有：《宗喀巴大師傳》、《現觀莊嚴論註疏》、《釋量論大疏》、《顯示甚深空真實義論》、《三律義建立論》等多種，都是現在西藏佛教學者所必須參考的書籍。在密教方面有：集密的各種修法，能怖金剛、勝樂論、歡喜金剛、時輪等各種修法經的注釋。又有總貫諸部密教的《續部總建立論》等。（法　尊）

   

八二　僧成（１３９１—１４７４）

   

僧成，是西藏佛教格魯派宗喀巴的大弟子之一，是達賴喇嘛的第一世。

   

僧成於１３９１年，生在薩嘉寺附近的一處牧場，父名滾波多傑，母名覺摩曩吉，幼年為人牧羊。七歲時喪父。他親手寫出《藥師經》一部為亡父懺罪。並在拏塘寺從成就慧受五戒。又從釋迦祥學習梵文、藏文、胡文等各種文字。出家後，在拏塘寺長期教授徒眾讀誦和書寫，遂稱為僧成字師。由於他書寫善巧，後來紮什倫布寺的佛菩薩名號、讚頌、嗎呢等咒文以及各佛殿中梵文字書，多半是他親手所寫。

   

僧成十五歲（１４０５）出家。是年三月，在拏塘寺，依成就慧為親教師，羅敦巴為阿闍黎，受沙彌戒，起法名僧成祥，後在末後自添賢字，具名「僧成祥賢」，簡稱僧成。

   

僧成出家後，住拏塘寺依僧祥學習聲明五種結合等等。又從福慧、溫敦能仁祥賢受學各種灌頂及經論講解等。年滿二十歲時（１４１０）仍依成就慧為親教師，在拏塘寺受近圓戒。遵師囑聽講全部迦當派法類。又依羅敦巴的指示，先學因明論。同時在親教師前，受歡喜金剛九尊等多種密法灌頂，及幕依怙、藥師佛、能仁及十六尊者儀軌等許多隨許法，又受中觀派的發菩提心的儀軌，並受菩薩戒。還聽了迦當派六論等許多教法。

   

僧成在二十五歲時（１４１５）與饒卻巴結伴赴前藏。先到茶主寺，後到塘波伽寺，從絨敦釋迦幢聽講《現觀莊嚴論》。此時宗喀巴受藏王名稱幢邀請，到紮什朵喀講經。僧成隨侍滾桑巴往見，請決《決定量論》之疑義。聽講《辯了不了義論》、《中觀論釋》、《事師五十頌釋》、《根本罪釋》等。他智慧聰穎，深得宗喀巴所嘉許，給以一件穿過的五衣作為將來弘揚律學的因緣，繼而他從師命，回塘波伽依日幢受學集密不動等、十三尊金剛怖畏、十三尊紅大威德、五尊紅大威德等密法。後來到噶登寺，仍從宗喀巴聞法。次年（１４１６）秋，他又到噶登寺從宗喀巴聽講《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勝樂輪根本經》等。並從嘉曹傑聽講因明、《現觀莊嚴論》等法。如是經過三年學法很多。

   

１４１９年宗喀巴到哲蚌寺時，他又從聽講《菩提道次第論》，並受拏熱六法，《入中論》等許多法。宗喀巴後到色拉寺會釋迦智法王，依著清淨戒律為基礎，樹立講授集密和勝樂的道場。僧成以隨從慧獅子參加。以後到弘揚戒律的根本道場卓薩寺學律。

   

１４２６年三十六歲，隨同慧獅子回後藏，先住絳勒寺給僧眾講經。五、六年間，在拏塘寺、絳勒寺、達拏日庫等處講經。四十歲（１４３０）在拏塘寺造《入中論釋善顯密意鏡論》，這是僧成著書之始。

   

次年往拉朵區宏法，朝禮各處勝跡，並參訪著名僧侶。又在協迦寺和班禪尊勝的弟子拔敦桑傑巴辯論佛法，以此親近班禪尊勝。學了「二十一尊度母」、「十七尊度母」等灌頂，和妙音天女、大白傘蓋等許多隨許法。並回答了班禪所提的許多問題，得到班禪歡喜嘉許，稱他為「一切智僧成」。

   

１４３２年開始著《釋覺論疏》。以後去薩嘉寺朝禮幕依怙後，到絳繃摩且廓弘法。翌年返回拏塘寺，著《中觀論疏寶鬘論》。以後繼慧獅子擔任日庫寺住持。四十七歲那年（１４３７）十月，他完成了《因明正理莊嚴論》的撰著。此後自己多次講說此論，至今仍為西藏三十六寺學習因明時必備的要論。同年把日庫寺住持讓位於善慧法王，自己暫在格塔寺閉關自修。

   

次年，由格塔寺動身赴前藏，在噶登寺從虛空祥法王受大輪加持續的灌頂和教授等，所講《菩提道次第論》中修菩提心等許多深廣法門。又到鄂王寺從妙音寶幢受到時輪的圓滿灌頂，六支加行的講授，續師的廣講並一切支分教授，以後回到噶登寺，又從虛空祥法王學到許多法。這時因應後藏施主的迎請，與慧獅子一同返回後藏。此後多在拏塘和絳勒兩寺講經，並著《毗奈耶因緣起大集》和《別解脫經疏》。後又著《戒學規章》實行布薩、安居、解制的行持，有時閉關靜修，並造了許多讚頌和發願文等。從此即在後藏講經弘法。

   

僧成自從慧獅子圓寂之後，為了紀念恩師，想造佛像安置寺中供養。因此募緣，於１４４７年夏，鑄成小型度母像一座，後又鑄釋迦坐像，高二十五手。像內裝有宗喀巴等的舍利，慧獅子的頭蓋骨和經像珍寶。為了安置佛像，同年十月，他偕諸施主觀察地基，建造紮什倫布寺。此後，他就多在此寺廣講經論，寺僧日增，遂成格魯派在後藏的唯一大寺，並為西藏格魯派四大寺之一。

   

僧成又想建立集密諸像，樹立講說集密法的規則，命其弟子賢吉祥在寺講說。同時，鑄造集密五部像及白度母像。又在大殿中，塑造教主、無量壽佛、藥師佛、八大菩薩和二十五肘高的彌勒像。七十四歲（１４６４），他邀請各處善書者，抄寫經藏一部，並彩繪佛殿的壁畫。隨後又鑄各種尊像。七十九歲（１４６９）開始著《律經大疏》。

   

後又刻賢劫千佛像，歷代傳承師長、三十五佛、十方諸佛、藥師八佛、及諸本尊的石像，並佛名號等很多。

   

教化完畢，遂把寺事囑諸大弟子，於１４７４年十二月，圓寂於紮什倫布寺，壽八十四歲。

   

僧成一生廣事弘法，弟子很多，前藏、後藏大小寺院的住持，講經法師多半是他的弟子。初期最著名的有慧密、祥賢兩律師，又有願祥，班禪賢吉祥、無垢友、施祥等。中期有班禪教理海、名稱如意、具力光明等。晚期有慶喜利樂、善慧日、班禪福頂等。

   

僧成講說經論，多依據宗喀巴、嘉曹傑和克主傑的註疏而講，自己的著述有《毗奈耶因緣大集》、《律經大疏》、《別解脫經注》、《釋覺論疏》、《正理莊嚴論》、《中觀論疏》、《入中論疏》，諸佛菩薩的讚頌、願文等，約數十種。另有《俱舍頌釋》，是他的大弟子菩提祥等聽他講說作的筆記。（法　尊）

   

八三　袾宏（１５３５—１６１５）

   

袾宏，杭州人，俗姓沈。他十七歲時補諸生。二十七歲以後，在四年之間，連遭喪父、失兒、悼亡和喪母的刺激，即作《七筆勾》而出家受具，自號蓮池。晚年居雲棲寺，所以世稱蓮池大師或雲棲大師。他提倡念佛風化被於一代，被推為蓮宗第八祖；他又和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並稱為明代四高僧。

   

隆慶五年（１５７１）他從外地參訪回到杭州，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就在那裏結茅安居。由於得到梵村居民的隨喜，為他建立禪堂、法堂，不久竟成了著名的叢林。雲棲的宗風以淨土法門為主，冬季坐禪，餘時兼講經論。這時南北戒壇久被禁止，他令受戒者自備三衣於佛前受戒而為作證明。在律學方面著有《沙彌要略》、《具戒便蒙》、《菩薩戒疏發隱》等，建立了律制的範例。他竭力提倡戒殺放生，同時修訂了《瑜伽焰口》、《水陸儀軌》及《朝暮二時課誦》（《諸經日誦》）的儀式。這些儀式，一直流傳到今天。

   

雲棲的教學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是淨土宗的大師，也是華嚴宗的名僧，因此受到兩宗學人的崇奉，清守一的《宗教律諸宗演派》以他為華嚴圭峰下第二十二世。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悟開撰《蓮宗九祖傳略》，列雲棲為蓮宗第八祖。

   

雲棲對於華嚴和禪學的造詣雖都很深，但其思想的歸趣則在淨土。他認為淨土教並非和各宗對立。他的《普勸念佛往生淨土》說：「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若人參禪，禪是佛心，正好念佛」（《雲棲遺稿》卷三）。但他也同樣重視經教。他說：「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說何自來乎？非金口所宣明載簡冊，今日眾生何由而知十萬億剎之外有阿彌陀也？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學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為模楷」（《竹窗隨筆‧經教》）。這都說明他極力要把淨土思想和各宗教義統一起來。

   

雲棲提倡的淨土法門仍以「持名」為中心。他撰《阿彌陀經疏鈔》說：「今此經者，崇簡去繁，舉約該博，更無他說。單指持名，但得一心，便生彼國，可謂愈簡愈約，愈妙愈玄，徑中徑矣」。他以攝心為學佛的要道，念佛為攝心的捷徑，並開「念佛門」、「止觀門」、「參禪門」為方便門，而指出「念佛一門止觀雙備」，從教理上闡明禪淨的一致（《雲棲遺稿》卷三《答何武峨給諫》）。又說：「念佛一門而分四種：曰持名念佛、曰觀像念佛、曰觀想念佛、曰實相念佛。雖有四種之殊，究竟歸乎實相而已」（《雲棲遺稿》卷三《普示持名念佛三昧》）。他又引古德說明觀想念佛的困難而強調持名的功德說：「觀法理微，眾生心雜，雜心修觀，觀想難成。大聖悲憐，直勸專持名號。良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此闡揚持名念佛之功，最為往生淨土之要。若其持名深達實相，則與妙觀同功」（同上）。

   

雲棲對《阿彌陀經》的教理判釋，是採用華嚴家的主張。他認為就教相來說，《彌陀經》為頓教所攝，並且兼通前後二教（終與圓）。他說：「此經攝於頓者，蓋謂持名即生，疾超速證無迂曲故」（《彌陀疏鈔》卷一）。

   

雲棲對於儒佛兩家的看法，雖認為兩者根本不同，但卻採取調和的態度。從《竹窗隨筆》的《儒釋和會》和《竹窗二筆》的《儒佛交非》、《儒佛配合》三條看來，可以理解他的思想。他說：「有聰明人以禪宗與儒典和會，不惟慧解圓融，亦引進諸淺識者不復以儒謗釋，其意固甚美矣……。若按文析理，窮深極微，則翻成戲論，已入門者又不可不知也」（《儒釋和會》）。他又說：「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為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眾，儒者為世道計，非之未為過。儒既非佛，疑佛者眾，佛者為出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為過。迨夫傅（奕）、韓（愈）非佛之後，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迨夫明教（契嵩）、空谷（景隆）非儒之後，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儒佛交非》）。他又說：「儒佛二教聖人，其設法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儒佛配合》）。他在這裏說明儒佛兩家應該採取的態度。

   

雲棲一生雖專弘淨土，但也以文字作佛事。他的著述有《菩薩戒疏發隱》五卷、《彌陀疏鈔》四卷、《具戒便蒙》一卷、《禪關策進》一卷、《緇門崇行錄》一卷、《水陸法會儀軌》六卷、《楞嚴摸象記》十卷、《竹窗隨筆》三卷、《山房雜錄》二卷、《雲棲遺稿》三卷等三十餘種。這些著述於雲棲寂後由他的僧俗弟子大賢、鄒匡明等搜集編次，分為釋經、輯古和手著三類，總稱之為《雲棲法彙》。崇禎十年（１６３７）比丘智瑛刊為方冊本，現在流行的刻本則是清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金陵刻經處所重刻。

   

雲棲在明末享有盛名，當時信佛的朝野人士如宋應昌、陸光祖、張元、馮夢禎、陶望齡等都受過他感化。他的弟子不下數千人（德清的《蓮池大師塔銘》）。其中居士多於僧眾，且多為海內知名之士。出家弟子中比較知名的，有廣應、廣心、大真、仲光、廣潤等。（林子青）

   

八四　真可（１５４３－１６０３）

   

真可，字達觀，號紫柏，世稱紫柏尊者，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俗姓沈，江蘇吳江人。十七歲時，辭親遠遊，欲立功塞上。行至蘇州，宿虎丘雲岩寺，聞寺僧誦八十八佛名號，內心歡喜；次日晨，即解腰纏十餘金設齋供佛，從寺僧明覺出家。

   

真可出家後，常閉戶讀書。年二十，受具足戒。不久，至武塘景德寺閉關，專研經教，歷時三年。後至匡山，深究相宗。萬曆元年（１５７３）至北京，親近華嚴宗匠遍融於法通寺，又從禪門老宿笑岩、暹理等參學。萬曆三年（１５７５）至嵩山少林寺參謁大千常潤。見常潤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為心印，以帕子為真傳，不以為然，遂不入眾。不久南還，至浙江嘉興。時密藏（道開）欽仰真可的風範，特自普陀山來訪，真可即留他為侍者。嘉興楞嚴寺是宋代名僧子璿著經疏處，已久荒廢，真可發願重修，命密藏主持其事。

   

真可在萬曆初年，曾聽法本（幻予）談起袁了凡慨歎請經困難，有易梵夾為方冊以便於印造流布的願望，而法本自顧力弱難行。至是，真可為撰《刻藏緣起》，陳說刻藏利益，鼓勵募刻全藏。得到陸光祖、馮夢禎等熱心贊助，真可即令密藏籌備刻經事。萬曆十七年（１５８９），方冊藏始刻於山西五臺山紫霞谷妙德庵，由真可門人如奇等主持。因山中氣候嚴寒，不便刻經工作，四年後（１５９３）南移至浙江餘杭徑山寂照庵。他的門人桐城吳用先為他修復徑山下院化城寺，作為貯藏經板之處，並施資刻經數百卷。

   

萬曆二十年（１５９２），他遊房山雲居寺，禮訪隋代高僧靜琬所刻石經，於石經山雷音洞佛座下得靜琬所藏佛舍利三枚。神宗生母李太后曾請舍利入宮內供養三日，並出帑金布施重藏之於石窟。後來他又與高僧德清（明末四大師之一，詳見本書《德清》條）同遊石經山，以皇太后所施齋襯贖還靜琬塔院等，請德清為撰《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碑現存雲居寺）。並與德清共議續修明代的《傳燈錄》。旋德清被官廳認為私建寺院，謫戍廣東，續修《傳燈錄》之願未能成就。

   

萬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真可因對南康太守吳寶秀拒不執行朝廷徵收礦稅命令而被逮捕表示同情。他常慨歎著說：「憨山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因而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這時他的門人為他的安全著想，相繼寫信勸他出都。不久京城發生了一項謠言，稱神宗要改立太子，以挑撥起宮廷糾紛的妖書事件。神宗下令搜索犯人。忌恨他的人乙太後曾因真可在石經山發見舍利而施資供養，遂誣他以濫用帑金之罪，捕之下獄。並誣陷他是《妖書》的造作人（《紫柏尊者別集》附錄《東廠緝訪妖書底簿》），但未得罪證。萬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十二月十七日圓寂於獄中，世壽六十一，法臘四十有奇。他的弟子們把他的遺骸浮葬於西郊慈慧寺外，後又移龕至浙江餘杭徑山之寂照庵，以後又移葬於開山。萬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在開山前文殊台荼毗立塔。

   

真可現存的著作，有經德清校閱過的《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別人纂校的《紫柏尊者別集》四卷，《附錄》一卷。全集收載他的法語、經釋、序跋、銘傳、書信和詩歌等；別集則補收全集所未收的雜文、贊偈、詩、書問、語錄和附錄等。

   

真可對於佛教各宗的思想採取調和的態度。他所訂的《禮佛儀式》（見《紫柏尊者別集》卷四），除發願禮拜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外，還教人禮拜西天東土歷代傳宗判教並翻傳秘密章句諸祖，這是他調和諸宗思想的具體表現。

   

真可喜拈《毗舍浮佛偈》教人，有時則教人持誦半偈。所謂「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毗舍浮佛頌說示如裴》）。他的僧俗弟子很多，從他問道的人士有陸光祖、馮夢禎、瞿汝稷、王肯堂等。翟汝稷通內外學，著有《指月錄》三十二卷，王肯堂為著名醫學大家，著有《成唯識論證義》十卷等。

   

真可一生參扣諸方尊宿，但他並沒有專一的師承。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說：「餘往來遍老之門，觀其動履，冥啟予多矣。……予於遍老之門，未敢言嗣，若所謂德，則此老啟迪不淺，焉敢忘之！」

   

真可雖到處興修古剎，而從未受請擔任寺院住持，所以沒有「上堂」「普說」。他只是隨緣接引，略說法語而已。他與當時一般排斥文字的禪僧不同，而極重視文字經教。他認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能契會實相般若。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禪家機緣及念佛求生淨土等說法，曾列舉盲眼師資七大錯誤，一一加以辨難（《紫柏全集》卷三《法語》）。德清稱他的宗風足以遠追臨濟，上接大慧（《達觀大師塔銘》），可見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施無畏）

   

八五　德清（１５４６－１６２３）

   

德清，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年二十，投南京報恩寺出家，住持西林命法孫俊公教他讀《法華經》，四月即能背誦。西林見他聰穎，為延師教讀《四書》、《易經》及古文詩賦。因此他在童年即能寫詩作文。

   

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他謁雲谷（法會）於攝山棲霞寺，獲讀《中峰廣錄》，大為感動，因決意學禪。同年冬又從無極（明信）聽講《華嚴玄談》並受具足戒；因仰慕清涼，自號為「澄印」。過了幾年，報恩寺設立義學，教育僧徒，他被延為教師，其後又應聘至鎮江金山寺教館二年。

   

隆慶五年（１５７１），他北遊參學，先至北京聽講《法華》和唯識，並參遍融（真圓）、笑岩（德寶）二巨匠，請示禪要。繼往遊五臺山，見北台憨山風景奇秀，即有取為自號之意。不久又回北京西山，獲識當時名士王鳳洲、汪次公、歐楨伯等，以詩文相唱酬。

   

萬曆二年（１５７４）他又離京行腳，遊嵩山、洛陽，至山西蒲州會見妙峰，和他同上五臺山，居北台之龍門，專事參禪。萬曆四年（１５７６），袾宏遊五臺山，特訪他敘談五日而別。萬曆九年（１５８１）神宗慈聖太后派人至五臺山設「祈儲道場」並修造舍利塔，他和妙峰共建無遮會為道場回向。越年在山講《華嚴玄談》，聽眾近萬人。

   

萬曆十一年（１５８３），他赴東海牢山（山東勞山）那羅延窟結廬安居，開始用憨山為別號。皇太后遣使送三千金為他建庵居住，時山東遭災荒，他即建議將此費全數施與孤苦。萬曆十四年（１５８６），神宗印刷大藏經十五部分送全國名山，慈聖太后特送一部與東海牢山，因無處安置，又施材修寺，稱海印寺。這一年真可（達觀）與弟子道開為刻藏事特來訪他，住了兩旬而去。萬曆二十年（１５９２），他訪達觀於房山上方山，同遊石經山，巡禮隋靜琬所刻石經。時靜琬塔院為僧所賣，達觀出資贖回，德清為撰《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現存）。

   

萬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神宗不滿意皇太后為佛事耗費鉅資，恰恰太后又派了個當時大臣所忌的使者送經到牢山，這樣就遷罪於德清。他剛從北京回來，就被捕下獄，結果以私創寺院罪名充軍去廣東雷州。他於十月間攜侍者福善南行，至韶關，入曹溪南華寺禮六祖肉身，越三年三月到達雷州。時雷州旱荒，饑民死亡載道，他發動群眾掩埋並建濟度道場。八月間，鎮府令他還廣州，當地官民仰慕他的學德，經常有人去訪問他。他即以罪犯服裝登座為眾說法，創開嶺南的佛教風氣。

   

萬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秋，南韶長官祝公請他入曹溪，時南華寺衰落已久，他到寺後，開闢祖庭，選僧受戒，設立僧學，訂立清規，一年之間，百廢俱興。萬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達觀在京師因《妖書》事，被捕下獄，又累及德清，仍被遣還雷州。這中間他曾渡海遊海南島，訪蘇東坡故居，作《瓊海探奇記》。

   

萬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八月，明廷大赦，德清於是再回曹溪。他為復修南華寺大殿，自往端州採運大木。有僧挾嫌誣他私用淨財，訟於按察院，他船居芙蓉江上二年待訊，大病幾死。後來雖真相大白，他卻堅決辭去曹溪的住持，至廣州長春庵，為眾講經。

   

萬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他從廣州至衡陽，居靈湖萬聖寺。緇素又在寺傍為他建成曇華精舍。他在衡陽寫成了《楞嚴通議》、《法華通議》、《起信論略疏》，並自開講。

   

萬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四月，他離湖南，至九江，登廬山。九江四眾弟子為建靜室於五乳峰下，他很愛其環境幽寂，有終老其地之意。後到徑山，即為達觀舉行荼毗佛事並撰塔銘。

   

萬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正月，他又去杭州雲棲寺為袾宏作《蓮池大師塔銘》。時各地僧徒領袖在西湖集會歡迎他，盛況一時。歸途經蘇州、華嚴學者巢松、一雨請入華山遊覽。又被弟子洞聞、漢月及居士錢謙益迎至常熟虞山，說法於三峰清涼寺。同年五月回廬山。

   

這時九江眾弟子為他在五乳峰下擴建道場，他即命名為法雲寺，於此為眾開講《法華》、《楞嚴》、《金剛》、《起信》、《唯識》諸經論，並效遠公六時禮念，專心淨業。又為繼續華嚴一宗的遺緒，據《清涼疏鈔》撰成《華嚴經綱要》八十卷。

   

天啟二年（１６２２）十二月他受請回到曹溪，為眾說戒講經，次年（１６２３）十月十一日圓寂於南華寺，壽七十八歲。崇禎十三年（１６４０），弟子等將其遺骸漆布升座，安放塔院，即今曹溪南華寺內供奉的憨山肉身像（劉起相《本師憨山大和尚靈龕還曹溪供奉始末》）。

   

曹溪原是中國禪宗的祖庭，但到了明末久已荒廢，經德清銳意經營，始恢復舊觀，因此，他被稱為曹溪中興祖師。

   

德清一生弘法，所度弟子很多。經常隨侍他的，出家弟子有福善、通炯等。顓愚（觀衡）入曹溪請益後，退居南嶽，為一方宗師，也是他的弟子（觀衡《華嚴經綱要序》）。當時士大夫如汪德玉、吳應賓、錢謙益、董其昌、屠赤水等，也都對他非常敬仰。

   

德清早年詩文和書法都很知名。他說古人都以禪比詩，不知詩乃真禪。他認為陶淵明、李太白的詩境玄妙，在不知禪而有禪味，若王維的詩多雜佛語，後人雖誇他善禪，不過是文字禪而已（《夢遊集》卷三十九《雜說》）。他在《夢遊集》的《雜說》中敘自己的書法說：「餘生平愛書晉唐諸帖，或雅事之。宋之四家（即蘇、黃、米、蔡）猶未經思。及被放海外，每想東坡居像耳時桄榔庵中風味，不覺書法近之」。德清一生很有文名，他往來南北，多為人撰寫碑記塔銘，所作序跋題贊亦不少。

   

他博通內外學，他的著作有：《觀楞伽經記》八卷、《楞伽補遺》一卷、《華嚴經綱要》八十卷、《法華擊節》一卷、《金剛經決疑》一卷、《圓覺經直解》二卷、《般若心經直說》一卷、《大乘起信論疏略》四卷、《大乘起信論直解》二卷、《性相通說》二卷（卷上為《百法明門論論義》，卷下為《八識規矩頌通說》）、《肇論略注》六卷、《道德經解》（一名《老子解》）二卷、《觀老莊影響說》一卷、《莊子內篇注》四卷、《大學中庸直解指》一卷、《春秋左氏心法》一卷、《夢遊詩集》三卷、《曹溪通志》四卷、《八十八祖道影傳贊》一卷、《憨山老人自敘年譜實錄》二卷等。德清寂後，由門人福善、通炯、劉起相編輯刊行的有《憨山老人夢遊集》四十卷（現流通本五十五卷）。這些著作都被收入明方冊本《續藏》。

   

他的思想學說，表現在許多方面，並不拘守一宗一派。吳應賓認為「縱其樂說無礙之辯，曲示單傳，而熔入一塵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說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間障難，似覺範（慧洪）；森羅萬行以宗一心，而產無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壽）」（吳應賓《憨山大師塔銘》見《夢遊集》卷五十五）。

   

他最初在南京從無極聽《華嚴玄談》，繼入攝山從雲谷學禪。雲谷是禪淨兼修而又深達華嚴的大德，德清受他的影響最深（德清《雲谷先大師傳》）。所以他雖是禪門宗匠，而極力倡導禪淨一致，尤致意於華嚴。他說：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公案雖多，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塵勞中極易得力（《夢遊集》卷二《答鄭頌岩中丞》）。他謫居廣州時，即集信徒結社，授以念佛三昧，教以專心淨業，月會以期，立有規制。晚年在廬山法雲寺，又效慧遠修六時淨業。他主張禪淨雙修，認為：「參禪看話頭一路，最為明心切要。……是故念佛參禪兼修之行，極為穩當法門」（《夢遊集》卷五《示劉存赤》）。

   

德清對坐禪念佛也有他的特別見解，他說：「所云坐禪，而禪亦不屬坐。若以坐為禪，則行住四儀又是何事？殊不知禪乃心之異名，若了心體寂滅，本自不動，又何行住之可拘？苟不達自心，雖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則非大定。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又何出入之有？」（《夢遊集》卷十五《答許鑒湖錦衣》）他教人念佛說：「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彌陀，所求淨土，即唯心極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彌陀出現，步步極樂家鄉，又何必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有淨土可歸耶？」（《夢遊集》卷二《示優婆塞結社念佛》）

   

德清在佛教內主張禪淨雙修，對外又宣傳儒、道、釋三教的調和。他在《道德經解》卷頭《觀老莊影響論》中，極力主張調和三教的思想。他說：「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夢遊集》卷三十九《學要》條）。（林子青）

   

八六　善慧法幢（四世班禪，１５７０—１６６２）

   

善慧法幢，是西藏黃教中宗喀巴的大弟子克主傑（１３８５～１４３８）轉生的第四世（克主傑是第一世，二世梭囊卻朗１４３９～１５０４，三世善慧義成１５０５～１５６６），所以叫作第四世班禪。這一世才作紮什倫布寺的主持，大興紮什倫布寺，自此以後歷代班禪都成了紮什倫布寺的主人。「班禪」的名稱是從他開始的，但班禪額爾德尼的稱號，似乎是到第五世善慧智（１６６３～１７３７）五十一歲時（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康熙冊封以後才有的。

   

善慧法幢於明穆宗隆興四年（１５７０）生於後藏楞主賈，俗姓拔，父名策仁拔覺，母名措嘉，俗名卻賈拔桑薄。自幼在家常聽誦《文殊菩薩真實名經》。十三歲時（明神宗萬曆十年，１５８２），在聞寺依佛智大師出家，受沙彌戒，法名善慧法幢。

   

十四歲時（萬曆十一年，１５８３），被認為是善慧義成的轉世。自此以後，廣學經教，勤修定慧。年二十二歲（１５９１），在紮什倫布寺以正法增長為親教師，受比丘戒。此後數年間，先後往前藏朝禮大招寺釋迦佛等，在噶登寺從智自在和虛空幢等，受得時輪金剛大灌頂及時輪略續，大疏等的傳承。又從僧幢受《集密四疏合本》和僧海（第二世達賴）著述的傳承。又從尊勝吉祥賢聽受《五次第明燈論》的講授傳承。又從噶登墀巴正法祥然學習多種覺字的法門傳承。同時，他為許多學者講授多種教法，開展弘法事業。

   

二十三歲至三十歲，住後藏聞寺。應寺中諸大德的請求，宣講《菩提道次第略論》，這時他經常住在山裏，一面修持一面閱讀《現觀莊嚴論》、《寶性論》、《中觀論》、《寶鬘論》、《六十正理論》、《入中論》、《入菩薩行論》、《菩提道燈論》等許多重要典籍。

   

三十一歲（萬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春季到賽舉寺從佛海學曼殊金剛，紅黑兩種大威德，三派能怖威德等無上瑜伽部法、金剛界、吉祥頂等瑜伽部法，《毗盧遮那成佛》、《金剛手灌頂》等行部法，立三三昧耶、尊勝摧壞、大白傘蓋、光明天女等事部法，總有四部密法的三十多種灌頂及多種修法。

   

在賽舉寺從佛海受學密法以後，歸途又往布敦的霞爐寺朝禮聖跡，並到大樂輪寺弘宣佛法，傳授羅伊巴派的勝樂灌頂。夏季回聞寺安居。

   

這年秋天，紮什倫布寺殷誠請為該寺住持，十二月初三日，昇紮什倫布的法座。三十四歲（萬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這時後藏非常混亂，他密往拉薩，為諸佛像穿金，祈願消除滅障。以後回聞寺。

   

這年秋天，四世達賴功德海（萬曆十七年、１５８９生於蒙古）經北路來藏。次年（１６０４）七月，善慧法幢仍回紮什倫布寺，閉關修時輪金剛承事法。

   

三十六歲（萬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春季到前藏，建設彩繪曼荼羅為達賴喇嘛傳授時輪金剛大灌頂。這年又應西藏南部諸寺的邀請，往各處弘法。夏天回紮什倫布寺安居。

   

萬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六月，迎達賴喇嘛功德海蒞紮什倫布寺。

   

萬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冬，應諸大德的請求，開講《集密經釋》，開啟金剛乘道，成立「密咒院」。

   

萬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應哲蚌寺的邀請，到前藏為達賴喇嘛和色拉，哲蚌寺諸大格西傳授《金剛鬘論》中的大灌頂法。

   

萬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春，應達賴喇嘛的請求，往拉薩主持傳大招法會，會後並為福善祥活佛和四十多位格西傳比丘戒。

   

萬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在大招法會中為達賴喇嘛傳授比丘戒。

   

萬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十二月，開始興建紮什倫布密咒院的大殿。達賴喇嘛功德海在十二月中入滅。

   

萬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應色拉寺和哲蚌寺大眾的邀請，就任兩寺的住持。

   

萬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春，受西藏西部古格（即阿裏地區）之請，到那裏弘法四個月。九月，從古格起錫，十一月返抵紮什倫布寺。

   

天啟二年（１６２２），第五世達賴在哲蚌寺升座，班禪為落發，法名善慧海。以後在天啟四年（１６２４），為他傳授沙彌戒和長壽灌頂。

   

天啟三年（１６２３），止貢派和帕主派互相爭鬥，他從中調解。並將大招寺中的觀音殿重修一新。

   

天啟六年（１６２６），噶登寺大眾邀請他們任絳則法王。於三月初一日到噶登寺升座講法。 

崇禎元年（１６２８）春，到拉薩主持大召寺法會，又到噶登寺講經，夏季回紮什倫布寺安居。

   

崇禎二年（１６２９），又到拉薩主持大招寺法會。會後到噶登寺，修建宗喀巴大師塔殿的金瓦頂。同時也修建絳則殿上的金頂。七月回紮什倫布寺。

   

崇禎四年（１６３１）三月至十月，書寫大藏經全部。以後應前藏諸大德的邀請，到拉薩傳授金剛鬘大灌頂等，並傳比丘戒。

   

崇禎五年（１６３２）春，主持大昭寺法會，宣講《本生論》，會後又在哲蚌寺給五世達賴喇嘛等傳授時輪大灌頂等法。

   

崇禎八年（１６３５），開始用純金書寫藏經全部。崇禎十年（１６３７）十月到拉薩，次年四月，給達賴喇嘛傳比丘戒。

   

崇禎十二年（１６３９）秋，蒙王賽欽法王等到藏請蒞拉薩，傳授大威德灌頂和文殊法類，修法海等許多隨許法。又傳授達賴喇嘛《無垢光大疏》（《時輪經》的大疏）等經論傳承。

   

崇禎十五年（１６４２），接受霞爐寺的請求，升霞爐法座。夏季仍回紮什倫布寺安居。

   

清順治元年（１６４４）十月，清帝派使臣來藏修福，供養達賴、班禪財施甚多。十一月中培修霞爐寺布敦所建石塔。

   

順治二年（１６４５），修建聞寺的大殿。四月，又寫金字大藏經全部。並塑諸護法神像。以後歷年到各地弘法、修福。

   

順治四年（１６４７）秋，清順治帝差官贈送珠寶綢緞甚多，師都用以莊嚴三寶。

   

順治九年（１６５２）三月，達賴喇嘛臨赴京時，善慧法幢到那迦瑪送行，又傳修《菩提心教授》等多種教法。這時他已八十三歲了，返紮什倫布寺後，雖仍時常講經說法，作供養法事，但不常出外。

   

明末清初之際，西藏地方派系之間多次發生戰爭。例如：後藏在萬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時，迦瑪彭措曩賈父子和紅帽語自在法稱，嫉視黃教，到了萬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迦瑪彭措派兵到前藏，拆毀吉穴碉堡，殺害許多藏官，前後藏都很混亂。

   

１６１０年迦瑪彭措曩賈又派兵佔據亞覺。１６１２年，又佔領後藏各要寨，遂稱藏王。後在１６１８年又領兵到前藏，驅走蒙古兵，毀壞色拉、哲蚌兩寺，驅逐僧眾，並在拉薩和哲蚌寺的後山，殺害一千多人。這是黃教寺院遭迦瑪派摧毀的一大劫難。

   

光宗泰定元年（１６２０）秋，蒙古大軍重返西藏，將和後藏軍隊大戰，這時地方政府勸請善慧法幢為調停和解。他雖到絨薄覺（地名）進行說和，但未得結果。暫到哲蚌寺居住，並廣行救濟。

   

熹宗天啟元年（１６２１）七月，藏軍屯集在絳塘崗，蒙古馬軍突然撲來，殺了幾百人。師聞說匆忙趕來調解，結果藏蒙兩方都以拉薩為共同供養處，由於師的盛名感召，兩方立誓不在大招寺金頂光輝照臨處打仗。這時，迦瑪派奪占的黃教寺廟產業，也都紛紛退還寺主。

   

崇禎十四年（１６１４），蒙古亂徒劫掠措朴牛群，並侵犯止貢地界，又引起戰爭，師不顧身命危險又往調解，獲得和解，救護了許多人生命。

   

１６４０年，固始汗法王差人迎請師到拉薩，以便謁見。當時藏王（後藏王迦瑪敦回旺薄即迦瑪彭措曩賈之子，也極力勸行。於是在四月十八日由紮什倫布起身。這時地方混亂。輾轉被蒙軍百餘騎迎到蒙古兵營中，會見固始汗。固始汗表示七年決不退兵，並請師速往前藏。師遂經北路到拉薩，並到哲蚌寺給達賴喇嘛傳授灌頂等法。

   

順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對於蒙古軍和康巴達貢等爭執，加以調解，使雙方拘禁的大德等二百多人都得自由釋放，地方也得以平息。

   

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二月十三日，大師示寂於紮什倫布寺，壽九師的學問修證，都極高深，所有著述都是發揮經論深義利益時機的言教，現存四函，可分如下七類：

   

１、傳紀類十五種；

２、上師瑜伽類四種；

３、顯密教授類十八種；

４、密法類三十五種；

５、最密法類十種；

６、密法附傳類十五種；

７、雜法類八種。

   

（法　尊）

   

八七　智旭（１５９９—１６５５）

   

智旭，字蕅益，俗姓鍾，江蘇吳縣木瀆鎮人。十二歲讀儒書，辟釋老。十七歲閱袾宏《自知錄》及《竹窗隨筆》，始不謗佛。二十三歲聽講《楞嚴經》，懷疑何故有「大覺」，何以生起虛空和世界，決意出家體究此一問題。二十四歲三次夢見德清，當時德清住在曹溪，路遠不能往，因從德清的弟子雪嶺剃度，命名智旭。此年夏秋在雲棲寺聽講《成唯識論》，聞性相二宗不許和會，甚以為疑，因往徑山（杭州西北）坐禪，至次年夏，自覺性相二宗的義理一齊透徹。臘月八日，在袾宏塔前受四分戒。二十六歲又在袾宏塔前受菩薩戒。二十七歲起，遍閱律藏，見當時禪宗流弊，決意弘律。三十二歲開始研究天臺教理。三十三歲秋始入靈峰（浙江孝豐縣東南十五裏），造西湖寺。此後歷遊江浙閩皖諸省，均不斷從事閱藏、講述和著作。五十歲冬，自金陵歸靈峰，仍繼續著述。清順治十二年（１６５５）正月示寂，壽五十七歲。兩年後，門弟子將其遺體火化，起塔於靈峰大殿右。

   

智旭生平的著述，經其弟子成時編次，分為宗論和釋論兩類。宗論即《靈峰宗論》，共十卷；釋論包含釋經論和宗經論及其他著述共六十餘種一百六十四卷。

   

智旭的學說，綜合禪教律而會歸淨土，同時又融會儒釋，是多面性的。

   

智旭的禪，是承延壽、梵琦、真可的文字禪。他參禪的最初動機，是由聽《楞嚴經》和《成唯識論》，於性相二宗教理不能融會而起疑。後來他教人參究，也只是「究此警起一念，起處無從，全依真性。然真非妄因，何因起妄？真非有外，妄豈外來？展轉簡責」，以為銀牆鐵壁話頭（《宗論》五之二）。這只是尋求性相會通的推理而已。他常自述學禪經過，力戒「墮禪病」和「誤中宗門惡毒」；痛斥狂禪暗證，以為「獨自遠行不問路程，必定有誤」（《宗論》四之三）。主張「教內自有真傳」（《宗論》六之二），自稱「但從龍樹通消息，不向黃梅覓破衣。」（《宗論》九之二）。所以他修的禪，後來就會歸於天臺教觀了。

   

智旭於三十二歲注《梵網經》，才開始研究天臺教義。他於宋人極推崇知禮的《妙宗鈔》，以為不可更動一字。於明人唯稱許傳燈的《生無生論》。他的天臺宗的學說，即是繼承這兩人的系統的。但他也有與兩人不同的見解。關於教判，智旭安立了貫通前後的五時說，修正了《四教儀備釋》「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等說法（《教觀綱宗》通判五時論）。在化儀四教的秘密教中，他區分秘密教與秘密咒，將一切陀羅尼章句收於秘密咒下，這也與台宗舊有教判不同。關於教理，他主張性具善惡與色心雙具理事兩重三千，與山家的主張完全相同。雖然他有時也說「眾生現前介爾心性，本無實我實法，亦無五位百法百界千如差別相」，略近山外「理具三千無相」的主張，但不是他的主要思想。關於觀法，他也沿用山家的妄心觀，以現前一念妄心為止觀的直接物件，但更注重實際應用。他與傳燈僅曾見過一面，並沒有從傳燈學教。傳燈繼承善月、真覺的主張，判《楞嚴》屬於方等，又批判華嚴宗和禪宗，智旭都不同意，以為台宗應遍攝禪、律、法相，否則就不能成其絕待之妙了。（《宗論》二之五）。他常以《起信論》解釋天台宗旨，又用唯識解《起信論》，乃至用唯識解天臺教義。在智旭的時代，唯識宗的註疏是很貧乏的。他所根據的有關唯識的著述，主要是《宗鏡錄》。此錄即是會通天臺、賢首、慈恩諸宗的，智旭繼承了這種思想，也說「馬鳴、龍樹、護法同契佛心」（《起信論裂網疏》自跋）。他雖深究台宗，但因不滿台宗末流的門戶之爭，所以一再聲明自己「究心台部不肯為台家子孫」，「私淑台宗，不敢冒認法脈」。

   

智旭為糾正宗門流弊，決意宏律，曾遍閱律藏三次，致力於大小乘律藏的疏釋和講說。他著《梵網經疏》依據台宗見解，對於別解脫戒直宗《四分律》，旁採諸家，並參考大乘律。至於主要的著作則為《毗尼事義集要》。在律學這一方面，他可稱為元照以後的唯一大家。但他對於戒律重視實踐，當時回應的人很少，他為此事非常痛心，在文字裏常流露他的悲觀失望。

   

智旭的禪教律學，後來都指歸淨土。一般淨土宗徒，都以為智旭是袾宏的繼承者。但智旭平時推崇袾宏的卻偏重在戒律，而不在淨土，只以淨土攝一切佛教，以《阿彌陀經》為中心教典而重視持名，又主張禪淨合一，這些都與袾宏一致而已。智旭所認為淨土的要典，都收在《淨土十要》內，但其中並沒有收袾宏的著作，而特別推崇的卻是傳燈的《生無生論》和袁弘道的《西方合論》。

   

智旭的淨土思想，曾經過幾個時期的演變。他二十二歲喪父，聞地藏本願而發心念佛。這是結合儒家思想為報父母恩而念佛，只是單純的持名。二十八歲喪母閉關，以參禪工夫求生淨土，說「禪者欲生西方，不必改為念佛。但具信願，參禪即淨土行」（《宗論》四之三）則又偏重於理持。三十歲至四十歲，他多疏釋律部，結壇懺願，以「生宏律範，死歸安養」自矢。後十年中，他多疏釋經論，融通性相諸宗教理，於四十九歲著《彌陀要解》，始形成最後的淨土思想體系。

   

智旭於淨土三經中主要所宗的是《阿彌陀經》；所以他關於淨土教理的主要著作，也就是《彌陀要解》。此書先依天臺宗五重玄義方式，說明此經以能說所說人為名，實相為體，信願持名為宗，往生不退為用，大乘菩薩藏無問自說為教相。又以《阿彌陀經》總攝一切佛教，以信願行總攝《阿彌陀經》一經宗旨。在智旭以前，宋代遵式作《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已包含了信願行。傳燈《生無生論》更正式提出「一念之道有三，曰信、曰行、曰願。」智旭所立信願行，即是繼承他們的主張，而加以更深細的闡發。《要解》將信的內容分為：信自（一念回心決定得生，自心本具極樂），信他（彌陀決無虛願，釋迦及六方佛決無誑語），信因（散亂稱名猶為佛種，一心不亂寧不往生），信果（淨土諸上善人皆由念佛得生，如影隨形決無虛棄），信事（實有極樂國土，不同莊生寓言），信理（西方依正，不出現前一念心外）。願的內容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行的內容是「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六字持名，念念欣厭具足，信決願切，由此就能歷九品生，淨四種土」。他主張「即以執持名號為正行，不必更涉參究」。「參禪必不可無淨土，淨土必不可夾禪機」。所以他所宏的是偏重持名的淨土教。

   

但智旭又將持名分為「事持」與「理持」，說「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彌陀佛，未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決志願求生故，如子憶母無時暫忘；理持者，信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具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為繫心之境，令不暫忘。」理持就是唯心淨土的教義。因此，智旭所說的念佛，有廣狹二義：狹義唯指持名，廣義即含攝一切佛教。他說念佛三昧有三種：一、念他佛，以彌陀果德莊嚴為所念境，或念名號，或念相好，或念功德，或觀正報，或觀依報，如東林諸上善人；二、念自佛，觀此現前一念介爾之心，具足百界千如，與三世佛平等，功深力到，豁破無明，如南嶽、天臺、禪宗諸祖；三、自他俱念，了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托彼果上依正，顯我自心理智，感應道交自然不隔，如永明（延壽）、楚石（梵琦）（《宗論》七之四）。於此他最推重的是禪教合一攝歸淨土的延壽和梵琦。智旭最後的淨土思想，是將禪宗的參究歸納於天臺教觀，又以天臺教觀應用於念佛法門；他作念佛即禪觀論，說「究此現前一念心性名為參禪，達此現前一念心性名為止觀，思維憶持現前一念心性名為念佛。」（《宗論》五之三）。天臺既圓攝一切佛教，念佛也就圓攝一切佛教，持名一法就能統攝一切宗、教、事、理，故智旭晚年的持名是「以般若為導，以淨土為歸」，「以悟道為先鋒，念佛為後勁」，悟後起修的持名，與袾宏所說「無智稱念」有別。

   

智旭目睹當時佛教中門戶分歧的流弊，所以發揚延壽、袾宏等的思想，力求佛教諸宗的調和。他在理論上融會性相，在實踐上調和禪淨，而主張禪教律三學統一。他說「禪者佛心，教者佛語，律者佛行……不於心外別覓禪教律，又豈於禪教律外別覓自心，如此則終日參禪，看教、學律，皆與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應於一念間。」（《宗論》二之三）三學攝歸一念，以念佛總攝釋迦一代時教，為智旭思想一大總結。清以後臺家講教大多依據他的經論經疏，形成了合教、觀、律歸入淨土的靈峰派，一直延續到今。後人並奉他為淨土宗第九祖。

   

智旭受儒家思想影響處甚多，自稱「身為釋子，喜研孔顏心法示人。」他由於讀了袾宏的《自知錄》始不辟佛，《自知錄》就是綜合儒佛的著作。對於儒佛的異同，智旭以為約跡約權而說是不同的，儒家所說「天命之謂性」「太極生兩儀」等都是「非因計因」的見論；約實約本來說，儒家的聖人都是菩薩化現，方便說法（《宗論》六之二）。他說「儒禪教律無非楊葉與空拳。」又說「以禪入儒，是為誘儒知禪。」所以他說儒釋一致，事實上是一種化導方便，並不是真將儒釋等量齊觀的。（隆　蓮）

   

八八　讀體（１６０１—１６７９）

   

讀體，號見月，是明末清初重興律宗的巨匠，世稱見月律師。俗姓許，明萬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生於雲南楚雄。崇禎元年（１６２８）伯父去世，他信了道教，後來有老僧送他一部《華嚴經》，閱至《世主妙嚴品》，翻然有悟，即決心捨道入佛。崇禎五年（１６３２）三十二歲從寶洪山亮如剃度，法名讀體。

   

他自崇禎六年（１６３３）起，離滇經貴州至湖南寶慶五台庵，參顓愚（觀衡）。禮別後遊廬山，又渡江至黃梅破頭山、潛山等道場，遍禮三昧律師重修的諸祖庭。順流朝禮青陽九華山，至南京報恩寺，聞三昧在五台傳戒，北上參禮。但他這時因衣缽蕭條，未能受戒。暫住塔院寺，閱《楞嚴義海》。崇禎九年（１６３６）離五台南行，到了鎮江。第二年（１６３７）四月才於鎮江海潮庵從三昧受了具足戒。從此以後，隨侍三昧傳戒諸方，開始閱讀律藏，為各方所推重。

   

崇禎十二年（１６３９），三昧應請入南京寶華山，擢用他為監院，並為眾講戒。清順治二年（１６４５）三昧將示寂，囑他繼任法席。從此以後，他住持寶華山三十餘年，重建殿閣，築石戒壇，定制每年春冬傳戒，結夏安居，寺規整肅，成為各方的模範。他治事之暇，即從事著述，對於近世律學的重興，起了一定的作用。順治三年（１６４６），清兵藉口「華山通賊」，派兵圍寺，捕去許多僧眾。他以至誠無畏的精神從容應付，使華山轉危為安。他圓寂前數年，應弟子請，曾自撰《一夢漫言》，追述行腳時事和他一生為法奮鬥的歷史。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正月二十二日示寂於寶華山，世壽七十九，僧臘四十八。御史李模為撰《見月大師塔銘》，方咸享、尤侗各撰《見月和尚傳》，都非常推崇他。

   

見月戒行精嚴，護法能幹。三昧曾對人說：今日道場魔事不興，則不顯見月的才能。這是我在這一戒期中的收穫。可見三昧對他的器重。三昧令他繼任華山住持時，他無法固辭，認為要整頓佛門，應該建立規制，革除弊端，按照制度辦事。於是提出十條規約，要求全寺僧眾共遵。後來華山宗風聞名於全國，應歸功於他所建立的制度。弘一跋《一夢漫言》說：「師一生接人行事，皆威勝於恩，或有疑其嚴厲太過未近人情者；然末世善知識多無剛骨，同流合污，猶謂權巧方便、慈悲順俗以自文飾；師之言行正是對症良藥」（《佛學叢刊》第一輯）。

   

見月稟性正直，規過無隱。他的生平作事，力求依照律儀。順治七年（１６５０）蕅益重治《毗尼事義集要》成，致書見月說：「律學之，將及千載。義淨、懷素二師既歿，能知開遮持犯，輕重緩急者，絕無其人。……聞座下奮金剛志，秉智慧炬，革弊遵古，喜而不寐。冀獲良晤，盡獻片長，以益明聖。」可見對他推重的情形。天童木陳（道忞）在清初望重朝野，目空一切；但他撰《見翁法兄華山大和尚七十壽序》（《寶華山志》卷十一），對於見月秉承佛制整飭僧紀的業績也表示極大敬意。

   

他的著述有《毗尼止持會集》十六卷、《毗尼作持續釋》十五卷、《傳戒正範》四卷、《毗尼日用切要》一卷、《沙彌尼律儀要略》一卷（以上五種均收於《續藏》，前三種於乾隆二年由福聚奏請入藏），《薙度正範》、《僧行規則》、《三歸，五、八戒正範》、《黑白布薩》、《出幽冥戒》、《大乘玄義》、《藥師懺法》等各一卷。

   

見月弘戒數十年，戒弟子以數萬計，法嗣亦有數十人。《南山宗統》卷五記載他的法嗣有：定庵基、宜潔玉等六十八人。定庵德基繼席華山，著有《羯磨會釋》十四卷、《毗尼關要》十六卷、《毗尼關要事義》一卷（後兩種收入《續藏》）、《比丘尼律本會義》十二卷，又嘗輯《寶華山志》十二卷未行世（今本《寶華山志》十五卷，係劉名芳纂修，福聚參校）。宜潔書玉別號佛庵，自華山分住杭州昭慶寺，重振戒壇。著有《梵網經菩薩戒初津》八卷、《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二卷、《沙彌律儀要略述義》二卷、《二部僧授戒儀式》二卷、《羯磨儀式》二卷（以上俱收入《續藏》）。清守一的《諸家宗派》中南山律派，以道宣律師為第一世，十三傳至金陵古林庵慧雲如馨。馨傳三昧寂光，為寶華山第一代。自「如」字起演派五十六字，傳至浩淨發圓為第十六世（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卷四）。其中第七世文海福聚分燈於北京，為法源寺第一代律祖，清代中葉以後頗隆盛。（林子青）

   

八九　善慧海（１６１７—１６８２）

   

善慧海，第五世達賴喇嘛。達賴的稱號開始於第三世福海，因受蒙古淹答汗的邀請，在萬曆六年（１５７８）到蒙古弘法，淹答汗上以尊號「達賴喇嘛金剛持」。從此以後歷代都稱「達賴喇嘛」。

   

善慧海，明萬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生在雅隴穹結欽瓦達則宮，父名貨都堵饒敦，母名墀絳滾噶拉則，到天啟二年（１６２２），他六歲由班禪善慧法幢認定，於二月二十五日，由藏王福法增和色拉、哲蚌兩寺的僧俗一萬多人，隆重迎接到哲蚌寺噶登宮中舉行升座典禮。後來由班禪給他落發，先傳受近事五戒，法名「善慧海」。天啟五年（一說天啟四年），他九歲仍以班禪為親教師，請噶登墀巴寶法增為阿闍黎，受沙彌戒。其法號增為「語自在善慧海無畏鎧能仁聖教壯盛軍」。以後從班禪受學《菩提道次第論》等許多傳承。又依止寶法增詳學《因明》、《律經》、《俱舍》、《現觀莊嚴》和《入中論》等五部大論。到崇禎十一年（１６３８）三月初五日，仍以班禪為親教師，在拉薩大招寺釋迦佛像前，受由前弘期傳來的比丘戒（又稱下律儀）。清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六十一歲時，十月二十五宗喀巴紀念日，又在布達拉宮，從霞爐堪欽福勝成受迦濕彌羅國釋迦室利論師（１１２７—１２２５）所傳來的比丘戒。

   

順治九年（１６５２），三十六歲，受清順治皇帝的召請，來北京弘法，沿途對西康、青海、蒙古各地的寺廟僧俗廣作財法各種布施。到北京時，清帝與後妃太子並諸親王請受灌頂，賜以金冊金印，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掌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旦拉達賴喇嘛」。順治十年（１６５３）十月二十五日回到拉薩大招寺，以後返回哲蚌寺。

   

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二月二十五日在布達拉宮逝世，壽六十六歲。

   

善慧海除從班禪和噶登墀巴受學黃教所傳的各種經論教授之外，又從茶倉巴勝慧金剛聽受大藏經的傳承和醫方明的傳承。對於密法方面，則從昆敦拔覺倫主受學新舊所傳的許多種密法，從素勤法界解脫受學寧瑪派所傳的八大修行部的密法教授，從得達淩巴受學各種埋藏的密法等。又從內薩巴（即福勝）受學《金剛鬘論》的總灌頂，和時輪金剛等別傳灌頂、隨許等法，並學薩嘉派的道果教授等。

   

對諸明處，除從勝慧金剛學醫方明的論典外，又從門卓澤旺敦主父子，學習聲明諸論（《迦拉巴經》、《旃陀羅經》、《音韻學》、《藏文文法學》和《詩詞學》等）和塑像建塔等工巧明諸書。又從棟薄敦主旺賈學習歷數等法。因而他對顯密諸教、大小諸乘、內外明處，無不精研，成為一代的大論師。

   

在西藏中心地區的布達拉山，從前在松贊干布（５６９—６５０）王時，已曾在山上建築過宮殿，但年代久遠頹廢，僅剩少許房屋，自從固始汗統一全藏政權，就把它獻給達賴喇嘛，於清順治二年（１６４５）修建布達拉宮。

   

善慧海的著述，總有外、內、密三大類。外集是一般性的教法，共有二十一函（現在流通本為二十一函；佛海所編的傳記中作二十三函）。內容可分為六類：

   

第一傳記類：有《五世達賴喇嘛自傳》、《三世達賴喇嘛福海傳》、《四世達賴喇嘛功德海傳》和《西藏王臣史》等十八種。

   

第二註疏類：有《入中論疏》、《現觀莊嚴論釋難》、《俱舍論疏》和《羯摩儀軌疏》等六種。

   

第三密法類：有《供養上師儀軌》、《能怖金剛常修法》、《紅閻曼德迦五尊修法》和《勝樂五尊修法》等三十七種。

   

第四贊詠類：有《十方諸佛菩薩學無學僧伽贊》等五種。

   

第五教授教誡類：有《菩提次第講授》、《甚深中觀修法》、《三種主要道密意疏》和《普告漢藏胡蒙貴賤文》等十種。

   

第六雜文：有《路引》、《兩尊釋迦佛像久住文》和《回向功德文》等五種。 

內法：有達賴喇嘛的聞法錄和寧瑪派所傳的各種修法並諸本尊護法的修法等，共有四函（現行本為四函，佛海所編傳中為七函），計一百五十餘種法門。

   

密法：共有兩函。（法　尊）

   

九○　彭際清（１７４０—１７９６）

   

彭際清，名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又號知歸子及二林居士，際清是他受菩薩戒的法名。他生於江蘇長洲縣（今蘇州）一個典型的士族家庭。父祖都以科第仕宦，際清也於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進士及第，授縣官，他辭而不就。

   

際清最初研究宋明理學，又從道士學修煉之術，三年無驗。後從友人薛家三（起風）聽聞佛法；入京師應試，得識瑞金羅有高，有高好佛書，自是日以佛學相切磋。及讀明高僧《紫柏全集》，始歸心佛法。繼讀蓮池、憨山、蕅益諸人著書，遂深信淨土法門（《四大師傳後紀》）。他因私淑蓮池，誓願往生淨土，自號「知歸子」。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從蘇州華藏庵聞學（實定１７１２—８８）受菩薩優婆塞戒（《一行居集》卷六《聞學禪師傳》）。這時年三十四歲。

   

際清受皈戒後，素食淨行。其妻費蘭襄亦受優婆夷戒。二女阿環、阿瑩日常背誦《法華經》。其家庭生活充滿佛教的七氛（《一行居集》卷七，《亡妻費孺人述》）。

   

際清少讀儒書，慕梁溪（江蘇無錫）高攀龍之為人；學佛以後，又慕廬山劉遺民的逸行。因這二人往來修學之地同名東林，他乃自題其居曰「二林」，並以為號（《二林居集》卷三《二林居說》）。他的生平知交，有同府汪縉（大紳）和江西瑞金羅有高（臺山），三人都治理學為清代理學中的一個流派（張之洞《書目答問附錄》）。學佛以後又成了親切的清淨法侶。際清曾與汪縉共立建陽書院，作起懦、決疑等倡以勗學人。有高喜究天臺教義，又遍讀大乘經及諸經義疏，而際清則獨歸信淨土法門。他於淨土教義，於蓮池外，又極推重省庵。並與同時的北京紅螺山徹悟、揚州高旻寺昭月、浙江天目山旅亭等相交遊，往來論道（《一行居集》卷三）。

   

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他屏居蘇州文星閣，專修一行三昧，繫心一佛，因顏所住處曰「一行居」。後來他即把他生平所作願文、敘、題記、銘傳等有關佛教雜著編成《一行居集》。 

際清時常閉關念佛、發願回向。他所撰的《受菩薩戒發願文》、《閉關發願偈》、《安居回向偈》及《和陶淵明歸去來辭》等，皆信願莊嚴，足以感動人心。晚年於杭州武林門外，和二、三禪侶靜修。他在這裏安居二年，後以病歸。又時常掩關僧舍，愛太湖秀峰寺風景之美，常在那裏專修淨業。嘉慶元年（１７９６），念佛安詳而逝，年五十七。

   

際清的文學，得力於佛學處甚多。他自言自讀佛經，始得為文之旨，特別是受了《華嚴》、《般若》及《四十二章經》的影響。他稱這些佛經，有如千尋飛瀑和靜夜鐘聲，發人深省而汲之無盡。羅臺山評其文字：如梅如蓮，寒香寂靜，和風扇物。他亦以為知言（《二林居集》卷三《敘文》）。

   

際清雖專修淨土法門，仍廣讀大小乘經論。曾撰有《四十二章》、《梵網》、《觀經》、《楞嚴》、《維摩》、《華嚴》、《金剛》、《遺教》等三十餘種佛經的讀後記，即每讀一經，便寫一題記介紹一經的大意，和他的體會等（見《一行居集》卷十二）。

   

際清尤注意周濟貧困孤寡等悲田、福田事業，並從事刻經、飯僧、施衣、放生等善行，積二十年不懈。對於法侶如羅有高、汪縉等，每通信論道，啟發箴規，懇切備至。羅有高在京屢試不第，每次南歸，際清都延住其家，俾遊名山或閉關念佛，沈浸於宗教信願中。汪縉聰明才辯，但言行時有未相應處，則常致書規勸。他們三人的友誼之篤，一時傳為美談。羅、汪二人早逝，際清都為他們編集遺文，刻行於世。

   

際清的著作，有《無量壽經起信論》三卷、《觀無量壽佛經約論》一卷、《阿彌陀經約論》一卷、《一乘決疑論》一卷、《華嚴經念佛三昧論》一卷、《居士傳》五十六卷、《善女人傳》二卷、《二林居集》二十四卷、《一行居集》八卷、《二林唱和詩》、《觀河集》、《測海集》各一卷。此外由他發起編纂，經其從子彭希沭等編成的有《淨土聖賢錄》九卷。又由他重刊行的有《淨土三經》、《省庵法師語錄》二卷、《念佛警策》三卷、《西方公據》二卷等（現均存）。（林子青）

   

九一　楊文會（１８３７—１９１１）

   

楊文會，號仁山，安徽石埭縣人，生於清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自幼讀書，但不喜科舉業。當咸豐三年（１８５３）太平天國革命軍進攻安徽，他隨著家人輾轉遷徙於各地，前後十年。這時他學習音韻、歷數、天文、地理以及黃老莊列等學問。同治三年（１８６４），他因病專心研究有關修養的書籍，得《大乘起信論》，反覆讀誦領會其中的奧義。接著又看到《楞嚴經》，更有會心，增加了對佛經鑽研的興趣。同治五年（１８６６），他到南京在工程界工作，同事中有真定人王梅叔，深通佛學，時相切磋。他又認識了魏剛己、趙惠甫、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等人，和他們討論，以為當時佛經大部分刻版都毀滅了，對於弘揚佛學很有影響，應將刻經的事業恢復起來。於是設立金陵刻經處，募款重刻方冊藏經，由他自任校勘。同時贊助這事最力的有江都人鄭學川，出家名妙空，在揚州磚橋設立了江北刻經處，和金陵刻經處分工合作。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楊文會又研究造像，擬好結構，請畫家畫成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大悲觀音像等，另外還搜集古代名畫佛像，一併刻版流通。光緒四年（１８７８），他服務外交界，隨駐英、法公使到倫敦、巴黎。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又再去倫敦認識了日本留學僧人南條文雄。三年後，他任滿回家，年已五十三。他感慨當時政治的腐敗，決心擺脫政界，專門研究佛經。又與南條文雄聯繫，托南條在日本陸續搜得大藏經未收錄的中國古德著述二百八十餘種，擇要刻印。同時他也幫助日本編輯《續藏經》，供給了好些註疏和密教典籍。光緒二十年（１８９４），他和英人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論》譯為英文，流通於外國。明年，他又在上海會見了斯里蘭卡的達磨波羅，很贊同波羅發起摩訶菩提會將在印度復興佛教的宗旨，就著手編訂《初學課本》等書，準備創辦學校，培養弘法人材，作這一運動的回應。由於這些事，他對中國和日本、印度等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不少貢獻。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他於南京延齡巷修建住家的房屋，附帶收藏經版並流通佛經，四年後將這所房屋捐給刻經處。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於刻經處實現了辦學計劃，設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學生十餘人，由他親自教授佛學。釋太虛、邱晞明等都是當時學生中的優秀者。祇洹精舍辦了兩年，因缺乏經費，就停辦了。跟著宣統二年（１９１０），楊文會又辦佛學研究會，他自己主講。他此時在刻經方面，因感覺到日本所編《續藏經》的蕪雜，就另編了《大藏輯要》的目錄，共收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四百六十種，三千三百餘卷，準備陸續刻印。又擬作大藏和續藏的提要，提供讀者研究的門徑。宣統三年（１９１１）秋，他患了病，以刻經處的事業囑咐研究會同人，並以處內事務托歐陽漸、陳鏡清、陳義三人分任，於八月十七日去世，年七十五歲。他遺囑不願和一生所刻的經版分離，所以他的遺體就葬在刻經處內，並建了紀念塔。他的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並《注》各一卷，《十宗略說》一卷，《陰符》、《道德》、《莊》、《列》四經發隱各一卷，《論語》、《孟子》發隱各一卷，《等不等觀雜錄》八卷，《觀經略論》一卷，《闡教編》一卷，都已刻版印行。

   

楊文會宏揚佛學四十年，以刻經和講學交互為用，對於中國近代佛教所發生的影響是很大的。他計劃刻版的《大藏輯要》雖未完成，但重要的著述都已刻了出來。像賢首的十疏之六和一些雜著、嘉祥的《三論疏》，慈恩的《唯識述記》、《因明述記》，善導的《觀經疏》等中國久已失傳的要典，都從日本搜得底本，精加校勘，刻版流通。這不但豐富了佛教大藏的內容，並還啟發了學者的研究，使各宗學說得到平等的傳播。所以在他主辦的佛學研究會講習指導之下，會員如譚嗣同、桂柏華、黎端甫、梅光羲、李證剛、歐陽漸等各擅專宗，有獨到的造詣。

   

至於楊文會自己的佛學思想，則著重在淨土法門，推尊明末四大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對於佛學各宗以及內外學說，帶有濃厚的調和色彩，因而常常表示「教宗賢首，行在彌陀」。他對賢首宗著述有深刻研究，並有精確辨別，像《華嚴三昧章》一書，就是經他的鑒定刻出流傳於世的。他並還上溯清涼、圭峰各家思想的來源，特別重視《大乘起信論》和《玄文本論》，要將二論的綜合法門來函蓋一切。他自己獨尊賢首，而對接近他的學人則因材施教，分別鼓勵深入餘宗。所以他在佛學上諸宗兼顧，規模廣闊，影響於當時。（田光烈）

   

九二　敬安（１８５１—１９１２）

   

敬安，字寄禪，別號八指頭陀，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詩僧。清咸豐元年（１８５１）生於湖南湘潭縣，俗姓黃，世居湘潭石潭村，以農為業。幼時父母先後去世，貧無所依，為鄰村農家牧牛，暇時始入鄉塾讀書。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一天，牧牛時，忽見籬間盛開的白桃花為風雨所摧落，不覺放聲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從東林出家。同年冬到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足戒後，即上衡州岐山仁瑞寺參恒志禪師（１８１１—１８７５），並在這裏充當苦行僧職。隨眾坐禪之餘，時聞恒志說法，於佛學稍知門徑。這時，寺中有精一上座喜吟詩，敬安認為那是世諦文字，非衲子的本分，曾加以譏笑。過了兩年，他到岳陽訪問舅父，遊覽岳陽樓，有人分韻賦詩，他縱目四顧，水天一色，不覺吟了一句「洞庭波送一僧來」。詩人郭菊蓀說他「語有神助」，因此勸他學詩，並授他唐詩三百篇（敬安《冷香塔自序銘》）。

   

清光緒元年（１８７５），二十五歲時，他離開湖南，先到禪宗著名道場鎮江金山寺，從大定和尚（１８２４—１９０６）參禪。不久行腳江南，漫遊杭州、寧波等地，遍參江浙名宿。至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禮拜，燃了二指供佛，因號八指頭陀。其後歷遊天童、天臺、雪竇諸古剎。他愛好吳越山水，行腳參禪之外還熱愛作詩。他初到杭州時（１８７６）即以「杭州」為題吟了一詩：「欲把杭州當橘州，閑身到處便勾留。此生不作還鄉計，飽看湖山到白頭！」音律格調已相當成熟。光緒七年（１８８１），他最初的詩稿《嚼梅吟》在寧波刊行，使他開始在當時詩壇上佔有一席地位。

   

光緒十年（１８８４），他自江浙回到湖南，先後住持過衡陽羅漢寺，南嶽上封寺、大善寺，寧鄉溈山密印寺，湘陰神鼎寺，長沙上林寺諸大名剎。其間從嶽麓山麓山寺笠雲芳圃（著有《聽香禪室詩集》）得法。溈山是溈仰宗的發源地，他住持以後，立志復興，不到幾年，規模已很可觀。這個時期他常和鄧白香、王闓運、葉德輝、陳伯嚴、吳雁舟諸名士往來，詩學的造詣日深。同時又加入湖南名士王闓運等創立的碧湖詩社，和各地名流唱酬投贈，於是詩名更噪於海內。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三十八歲，《八指頭陀詩集》十卷出版，自述出家行腳及學詩經過附於卷後。前五卷由陳伯嚴校刊。後五卷由葉德輝續刻，並作序說：「其詩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後，所交多海內聞人，詩格駘宕，不主故常，駸駸乎有與鄧（白香）王（湘綺）犄角之意。湘中固多詩僧，以予所知，未有勝於寄師者也。」

   

光緒二十八年（１９０２），五十二歲。東南名剎寧波天童寺方丈虛席，幻人首座率領兩序班首代表前往長沙禮請。他即辭上林寺法席至天童寺為住持。天童寺自明末密雲禪師（１５６６—１６４２）重興以來，規模宏大，儼然為十方叢林模範。清末住持乏人，漸趨寥落。自敬安繼席以後，前後十年，任賢用能，百廢俱舉，夏講冬禪，宗風大振。他認為佛法衰微，由於僧眾人材缺乏。當時杭州白衣寺住持松風計劃在杭州開設僧學堂，他首先贊同並赴杭州協助，後因松風為啞羊僧謀害殉教，未見成功。敬安曾作《杭州白衣寺松風和尚哀詞》悼之。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寧波僧教育會成立，他被推為會長，首先在寧波創辦僧眾小學和民眾小學，致力佛教教育事業。

   

辛亥革命，國體改變。１９１２年全國各省佛教徒於上海留雲寺召開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大會，公推敬安為首任會長，並設本部於上海靜安寺，設機關部於北京法源寺。這是中國各地佛教徒最初的聯合組織。當時各地有攘奪僧產銷毀佛像的情形，僧眾無法應付，紛紛報告佛教總會。敬安鑒於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思欲加以根本挽救，於是在這一年十一月一日到達北京，和他的嗣法弟子道階前往內務部會見禮俗司長杜關，根據約法要求政府下令禁止各地侵奪寺產。但談話未獲結果，他即憤而辭出。十二月二日夜圓寂於北京法源寺。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五。法徒道階等奉龕南歸，葬於天童寺前青龍崗冷香塔苑。

   

敬安是一個非常愛國的詩僧。光緒十年（１８８４），他在寧波延慶寺臥病，聽到法軍侵犯臺灣、清軍敗於雞籠（即今基隆）的消息，激起愛國的熱情，以致失眠。他由於精神鬱結，竟發熱病。曾寫了許多詩以見志，自言愛國之心與大慧杲同，但道德文采不及而已。光緒末年，江浙各省學堂有提取僧產助學之議，杭州的僧界情急，便冒用他的名義領銜，聯合浙江三十五寺請外國僧人入內保護，以相抵制。報紙宣傳，引起中外的注意。他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辱國辱教的舉動，立即致函當局，表明態度，並力請嚴行拒絕。於是清廷乃命各地自辦僧學，以杜絕外國勢力之侵入。我國之有僧學開始於此（《冷香塔自序銘》）。

   

敬安的詩是經過刻苦思索而成的，讀來使人感到雋永有味。他所寫的各體詩都有佳句，自成風格。意境和格調都非常優美。他的著作，現在流傳有《八指頭陀詩集》十卷、《續集》八卷、《文集》二卷、《語錄》二卷。（林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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