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文化之影響 文珠法師講述
文珠法師講述
1975年2月為響應羅省中國同學聯合會主辦
中國文化週於加州州立大學
今天的聚會、並非宗教的佈道，而是學術性的研究，因為貴同學會，現正學行中國文化週，本人應邀前來參加你們的研討會，故特別提出「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問題，分幾點與各位共同討論。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創者，並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虛無飄渺的鬼神，而是確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歷史考證的偉大聖哲－－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誕生於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宮，名悉遴多太子。因不滿當時印度社會階級制度的嚴厲，同時更要拯救當時在不平等待遇下，苦不堪言的群眾，毅然放棄行將繼承的王位，出家修行，以找尋人生真理，作為建設自由平等的社會基石。
太子離開王宮，四處尋師訪道，經歷五載，始終無法發現曾經理解人生真諦的人，因此，希望運用自己的智慧，從苦行中，去求取證，故進入摩竭陀國，伽耶山附近之苦行林，忘餐廢寢，專事苦行。不覺六年於斯，弄得身形消瘦，面目全非，結果一無所獲，始知道苦行無益，唯有放棄苦行，到尼連禪河去洗除身上積垢，又接受牧女貢獻飲食，以恢復體力，然後到菩提樹下，結跏趺座，止息妄念，正心誠意，參究真理，找尋人生意義，觀察宇宙真相，終於夜親明星，豁然大悟，成為宇宙之大覺，被世人尊稱佛陀，號曰：釋迦牟尼佛。
梵語釋迦，譯能仁，牟尼譯寂默，能仁代表慈悲，寂默代表智慧。故釋迦牟尼佛，即是一位綜合智慧與慈悲於一體的聖者。因為佛陀開發了人性本具至真至大的智慧，所以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止是言論上、信仰上、經濟上、以及行動上的自由；而是心理上、與生理上絕對的自由。真正的平等，不僅是種族的，法律的，經濟的，以及待遇的平等，而是理性的平等。因為佛陀激發了人性原有至圓至極的慈悲，所以為了要使每個眾生都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而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入世、救世。一方面協助眾生粉碎煩惱枷鎖，擺脫生死束縛，令獲得真理生命至真、至善的自由，一方面鼓勵眾生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福慧兼修，悲智雙運，以證平等的理性。前者是小乘思想，後者是大乘精神。
小乘思想應用於人生，是尋求苦樂之根源，及其對策，使人了解人與人，人與物的種種關係與法則，去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以及處世做人應有的態度，使人在維持倫理道德的生活中，不斷止惡行善，改往修來，最後，斷煩惱，了生死，超越輪迴，悟證真理生命的畢竟自由。
大乘佛教，除了知道我法二執，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以及獲得斷除我法二執的方法外，還要發菩提心，立大悲願，「願我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內則斷惑證真，心物交融，悟契理性，生佛一如；外則眾生無盡，我願無窮，永遠本著犧牲小我的精神，去教化眾生，利益有情，甚至地獄末空，誓不成佛，
佛陀在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禽，無非觀機說法，對小機說小法，對大機說大法，前者要人「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斷惑證真，離苦得樂，然後回小向大，自利兼他，共趣佛道；後者則直指佛性平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平等平等，無有高下。」故需廣修六度四攝等法門，自他共濟，最後同證菩提，
思想雖二，而旨趣是一，所謂：「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可是，佛教思想，無論大乘或小乘，均可應用於人生，而且是積極而非消極，是入世而非厭世。誠如梁啟超所說：「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是入世而非厭世，…是平等而非差別，…。」
或有人問：既然理性平等，何以生佛懸殊，苦樂天淵？原因何在？佛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時說：「善哉！善哉！大地眾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由是可知，妄想執著，就是導致生佛懸殊的主要原因。
眾生本具的理性，亦即是佛性，雖與佛同，但由於眾生妄想執著，致使思想各異。眾生由於不同的思想，策動不同的行為，形成不同的業力，而招致不同的結果，遂形成宇宙間千差萬別的法則，以及人與人間苦樂不同的遭遇與感受。雖然，但其本具之佛性，並不因此而變質，更末因此而失其「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的功能。等如電燈，其款式雖然有長短方圓，其顏色雖然有紅黃藍白，其光亦有深淺明暗的不同，但其發光之電力，並不因燈之形色各異而有別，更不因光之明暗而影響其電力，充塞太空的功能。同樣道理，佛性平等，眾生雖因妄想不同，業力各異，致使現象界有美醜苦樂之分，但其本體的佛性，並不因之而有差別，所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又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只要我們不為外境所誘，不為現象所惑，澄清外來妄想，發掘內在智慧，自然可以發現人生的本體，悟證平等的理性，與佛無二。這是佛陀創教之宗旨，亦是吾人學佛之目的。
關於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時代，有各種不同的異說。據一般傳說，而又為學佛者所公認的，是漢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說。據史稱：「永明七年，明帝夜夢金人，飛入殿庭，且以問於群臣，太史傅毅對以：『西方有神名曰佛，陸下所夢，得無是乎。』帝乃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於大月氏國，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得佛像經卷載以白馬，共還洛陽，帝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馬寺，是為此土有沙門之始，亦為此土有寺院之始。」（見黃懺華著中國佛教史第一章）反是說者則說：永平十年以前，中國人已知有佛教，梁啟超亦斥漠明帝求法之說，全屬敵視佛教之道士－－王浮，欲證明佛教晚出，自圓其說，謂佛是老子弟子之說而虛構。
本人認為，秦始皇與印度阿育王同時，阿育王不但篤信佛教，且致力於傳播佛學，曾派傳教師二百五十六人，於世界各地傳揚佛教。然則，阿育王曾派遣高僧來華，非無可能；不過，未必見納於王廷，或為當時暴政所害，故未見於經傳。及漢明帝遣使請佛，及外僧來華，既尊之寵之，復展其譯業，廣事宣傳，遂為世人所重視，所歸向，而史家亦記之，而傳之後世耳。實則，佛教之傳入中國，應始於秦而盛行於漢，至隋唐間，更日趨興盛，及玄奘義淨由印度歸國，大事翻譯，盡量介紹印度文化，致使佛教，盛極一時。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於宗教，而是於宗教之外，如文學、思想、藝術等等，均有顯著的影嚮，茲分述於後：
（一）對思想界的影響
中國哲學思想，萌芽於周，而盛於戰國。戰國時代，諸子爭鳴，各倡其說，使中國哲學思想，極盛一時。漢朝，則唯有孔老，後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晉六朝，佛教盛行於世，而道教亦漸復興，遂起衝突，因衝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觸而融和，後講老莊者，多取義於佛經，而講佛學者，亦多引用老莊。
至於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轉向佛，致使當時衛道者闢佛，但終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譯文學的優美，當時一流儒者，無不學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門，及非空非有之中道義，作為調和甚至領導儒道之根據。
唐末宋初，唯有禪宗獨盛，且操縱當時思想界。因為禪宗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旨在參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發明－－明心見性，方可論學。當時學術界受禪宗影響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門人參究「孔子顏回所樂為何事」？程亦命門人觀察「喜怒哀樂末發前之氣象」而且主張半日讀經，半日靜坐，皆受佛教禪宗參究「生從何來，死從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之思想所影饗。
至於宋之陸象山，更進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陽明，亦取禪宗方法，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總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學，及陸象山、王陽明等之心學，無一不受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可以說，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學，而建立一套學術思想與理論，此即是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學，凡研究中國哲學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對文學界的影響
佛經翻譯的中堅時代，是晚漢至盛唐六百年間，佛教大藏經中，五六千卷的經典，皆是此時的產品，宋元以後，雖間有所譯，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國南北朝至惰唐之間，大師輩出，翻譯的人物，不下數百，其中最傑出，而對中國文學貢獻最大的，當推羅什與玄奘。羅什是舊譯時代的泰斗，玄奘則是新譯時代之俊傑；奘譯卷帙，雖富於羅什，而什譯之範圍，卻廣於玄奘，兩者智等譽齊，勢均力敵。舊譯多尚直譯，所以羅什譯本，帶有極豐富之西域天然語趣，不但對中國思想界闢一新天地，而且對中國文學之影饗尤巨。至於新譯時代，則轉趨意譯，其文筆之生動有趣，格式之新穎，詞語之創新，結構的精美，竟使中國文學，為之變質，玆舉三點如下：
（1）國語內容為之擴大
中國自漢朝以後，學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創作，雖有新觀念，亦必套以古詞，使一切學術均帶有灰色，毫無生趣。佛經初期翻譯，除固有名詞對音轉譯外，其相象語者亦襲古，後研究日深，感覺舊語與新義，甚難配合，若仍用古語，未免籠絡失真，或詞不達意，因而致力於新語之創造，無形中促進國語內容日趨擴大，現在之佛學大辭典，雖然推未能搜盡佛經所有新名詞，但睹之亦足使人歎為觀止。
至於日本所編之佛學大辭典，所收集之三萬五千餘語，皆漢晉至隋唐間，諸譯師所創之新語，此等新語之加入中國語言系統，而變為新成分，國語內容，焉得不擴大之理？
（2）語法及文體之變化
只要揭開佛經一讀，便覺其文體與普通書籍不同，其中最顯著的，佛經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綺麗詞句，同時佛經中倒裝文法既多，而形容詞，重牒語，及同格的詞句亦不少，特別是一篇中，散文與詩歌交錯，不管是詩體的偈頌，或散文式的長行，內容或說理、或述事、或問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後，中國文體，多近於寫真順暢，一洗六朝之纖塵，未嘗不是受佛經翻譯文學的影饗。
總之，佛經文章構造形式新而美，外來語調色彩亦濃，使人讚之，自有一種調和而新鮮之感，可說是當時一種革命的白話新文體，此種新文體的創立，羅什及其門下居功至偉。唐朝佛經翻譯雖盛，但若從文學方面較量，則後之譯者，竟無過於羅什。
（3）文學情趣的發展
中國近代之純文學，例如小說歌曲，甚至文藝創作，皆與佛經翻譯文學有密切關係，因為中國佛教，自羅什以後，幾為大乘派所獨佔，然大乘之勃興，卻在佛滅後。其首先倡導者應推馬鳴，讀羅什馬鳴菩薩傳，知其實為一大文學家及大音樂家，其著作及弘法事業，均本所學，故其著「佛本行讚」一書，可以說是：一首三萬餘言的長歌；譯本雖然不重音韻，但讀之，就覺其與孔雀東南虱飛等古絮樂府相彷彿。其所著大乘莊嚴論，則簡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說，其材雖取自四阿含，但經其美妙之文筆點綴，竟使讀者心動神往。
馬鳴以後的大乘經典，大都以壯潤文瀾，演極微妙之教理，如華嚴、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學性的經典，再經譯界宗匠，以極美妙之國語為之翻譯，讀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於其詞句而不忍釋手，所以，中國文人皆愛好讀佛經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詮寫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響於中國文藝之發展的，如中國文學巨著水瀟傳、紅樓夢等，其結構及筆法，都受華嚴、涅槃等經之影響，即宋元明以後，雜劇、傳本、彈詞等長篇歌，亦間接吸收「佛本行讚」之筆法而寫的。至於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淺出的新詩，實為開白樂天，蘇東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語錄，亦皆模仿於佛教禪宗。此外歸元錄，西遊記等，更是富有文學價值的削作。
（三）對藝術界的影響
佛教對中國藝術之影饗，可分四點說明：
（1）建築的弘偉
中國古代的建築，雖不如西洋之實用，但卻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後之陳列佈置，左右美妙的點綴，又非西洋建築物可比。特別是一般佛寺之營造，結構之精緻，氣派的弘偉莊嚴，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狀態，至於遍佈中國大陸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堅毅之精神，給人神聖而崇高的感覺。
（2）雕刻的逼真
中國古代雖有雕刻，而塑像及鑄像，卻始於佛教之輸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實是劃時代之藝術創作。如洛陽龍門與大同雲崗之石佛、燉煌石窟之佛像與壁畫，其形態之逼真，人物之，豈止栩栩如生，簡直是飄飄然欲飛之勢，誠屬中國藝術界之無價珍品。
（3）畫像的肖妙
由於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國國畫獲得極大的啟示，因為當時名工繪畫佛像，力求維妙維肖，且將佛經中故事人物繪於壁上，以作莊嚴之點綴。如燉煌壁畫，雲崗石佛，均名播遐邇，為中國藝術放一異彩，吾等雖未能親睹大陸佛寺之藝術創作，僅從書本及畫片略窺一二，雖然，亦心嚮往焉。
（4）梵唄的感人
中國古樂甚佳，但佛教來華，更有新調加入，使舊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有特別的發展，如「魚山梵唄」「寺院鐘聲」等樂曲，皆摹佛經中極好之梵音，至於佛寺中檔磬鐘鼓等，皆僧眾起居與共之禮樂，使人聞之，俗念頓消。中國詩人多喜聞佛寺之暮鼓晨鐘，而歌詠出絕妙詩詞歌賦，即使是現代樂府，亦多取韻於佛教唱誦，可見佛教音樂之感人。
佛教傳入中國，除了對中國文學思想等有直接間接影響外，從不參預政治活動，但對社會風尚習慣，卻有潛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對人生觀的改善，以及對孝道的擴展。
（一）人生觀之改善
中國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燈滅，孔子亦說：「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傳入中國，使人知生有所來，死有所往，几生死往還之權，皆操之於自己，所謂：「禍福無門，唯人自招」。而禍福的招致，又往往繫於人一念之間。所以說：「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惡入地獄。」因為佛教認為人於日常生活中，一切行為，語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種特殊的慣性，成為一種能招致未來果報之潛勢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業力。
由於人的業力有善惡，故果報亦有好醜與苦樂。佛說：「假使百千，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又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際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為環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際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現在，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開創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輪迴之說，實含有警惕性及鼓勵的作用，使人於因果定律下，生者懺悔積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濟其靈，甚而國家帝皇權貴，亦每因國家不幸而自責無德，引為內咎，進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豈獨影響中國人之人生觀，抑亦可以治患於未然，而輔政教之不足。
（二）對孝道的擴展
中國古人，立身處世，甚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以孝道為本。佛教之傳入，益使中國孝道內容擴大而充實。因為儒家論孝，不過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或除侍奉左右，冬溫夏涼，晨昏定省外，還要繼承先人之遺志，完成先人之事業。如孔子說：「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繼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僅侍奉供養，繼其志，展其業，更要使其止惡行善，進而了生脫死，離苦得樂。故古德說：「人而無孝，不足以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為孝。」又說：「生養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祿，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導其正信，死荐其靈神，人孝之大孝也。」
佛說梵網經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放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準是可知，佛教孝道意義之深，而範圍之廣，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惡行善，最後了生脫死，離苦得樂；甚至對於六道眾生，亦應孝之敬之，然則，基於「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則，佛教孝道之提倡，確可令社會充滿孝敬與親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我說：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國孝道內容擴大而充實，抑亦可以敦風化俗，有助於道德之發揚。
綜上，我們應該知道，佛教是歷史上一種文化思想革命的產品，而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文化的影嚮既深且巨。如果說：儒家的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則佛學該是中國文化的心臟。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本位文化，則佛教之輸入，竟使中國本位文化第一項變質，而成為本位文化之一，這是無可否認的事貿。所以，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學；要復興中國文化，首先要復興佛教，欲想使中國文化傳播於世界，更非先發揚光大佛教不可。
近代許多醉心於中國文化的外國學者，大都以佛學為主體。基於此，我認為：身為中國人的我們，特別是中國留學生，不管對佛學信仰與否，都有研究佛學的必要，否則，不要說無以負起傳播中國文化的使命，即一旦與研究中國文化的外國學者接觸，自己反而對曾經使中國文化變質，而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佛學，卻一無所知，好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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