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甘情願 -- 往事百語1 星雲法師著
難遭難遇
我的一生中，有許多信念與習慣，其中，「難遭難遇」這四個字令我畢生受用無窮！
我出生在歷史上著名的魚米之鄉──江蘇揚州，我覺得這是一件「難遭難遇」的美事。家父忠厚老成，家母精明能幹，童年庭訓，愛的攝受與力的折服，兼而有之，我感到真是「難遭難遇」。在很自然的因緣下，禮志開上人披剃，他有著恢宏的氣度，不希望我終生隨侍在旁，因而及早將我付諸十方大眾，進入叢林苦修，我能投皈在這麼偉大的師父門下，實在是「難遭難遇」。
我出家的地方，是有「六朝聖地，千佛名藍」之稱的棲霞山。在古寺深山裡十年，我看到春暖花開的寺周桃杏，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楓葉，我接受善知識炎熱嚴威的考驗，也嘗到寒冬冰雪般的嚴峻教化，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我衷心感到「難遭難遇」。及至行腳臺灣，先是落腳在佛寺中，搬柴、運水、拉車、採購……無所不做。後來，又替人看守林產，日夜巡山，這一切「難遭難遇」的經驗，無不是在磨鍊我的心志，長養我日後淬勵奮發的道念。
來臺後，由於生性內向，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編輯佛教刊物，但以食宿無著，而改從事佛教教育工作。未久，卻遭佛學院因故停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鼓起勇氣，走入社會弘法。就在這種機緣下，我開始與大眾廣泛接觸，養成我「以眾為我」的習性，可謂「難遭難遇」。
二十五歲至三十歲時，多少國家邀我講經弘法，但我因不懂英文，只得婉拒好意；多少寺院請我主持法會，我也因不擅梵唄唱誦，而辭卻盛情。現在想想：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安心辦道，專意以弘法利生為家業己志，這何嘗不是一種「難遭難遇」的因緣呢！當時臺灣寺廟囿於思想保守，不易接引青年學佛，欲培養佛教人才，唯有自設道場一途。佛光山，就是在這種理想下開闢而成。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困難阻撓、貧乏空無，無一不是「難遭難遇」的逆增上緣。
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後，承各方信徒愛護，未曾將我遺忘，這裡邀我講經，那裡請我弘法，在盛情難卻之下，日子未見清閒，反益形忙碌。馬不停蹄的雲遊行腳，足跡遍布海內外，使我結緣更廣。雖然舟車勞頓，總有一股「難遭難遇」的法喜，鼓舞著我精進不懈。「國際佛光會」這個世界性的佛教組織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誕生，各地會員也正急遽增加之中，佛教發展至此，可謂永劫剎那，「難遭難遇」。
別人給予我的慈悲關懷、喜捨協助，即使是點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難遭難遇」的善緣。例如：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物資缺乏，一文不名，每天只能就著一架破舊的縫紉機上撰寫文稿。數個月後，信徒將附近監獄中即將丟棄的書桌揀來給我使用。供養雖非珍珠瑪瑙，出自一片誠心，卻是「難遭難遇」。
年輕時，經年累月，三餐不飽，一位老太太阿綢姑常常送來一碗麵、兩片麵包，給我止饑。清夜自捫：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愛，把我當作師父或是兒子看待，此種恩情，「難遭難遇」。王鄭法蓮老太太與我素無深交，但憑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寫的《無聲息的歌唱》和《玉琳國師》，沿門兜售，竟然各賣了兩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業，一盒粉筆、一個幻燈機，她都贊助，在人情紙薄的社會裡，尤其感到「難遭難遇」。現在我將高齡九十多歲的王老太太接來佛光精舍居住，頤養天年，也算聊表寸心。
二、三十年來，不少青年學子隨我出家為僧，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我對他們犧牲奉獻，現在有八百僧伽之多，更有許多護法居士，奉行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宗旨，尤以支援建寺，幫助印經，發心服務，出錢出力，這一切的一切，令我不時有著「難遭難遇」的感受。
春風秋雨固然可以潤澤群生，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萬物。青少年時，師長們無情的打罵，無理的要求，孕育我服從、堅忍的性格，使我安然度過人生中的每一個驚濤駭浪，這種「難遭難遇」的教育方式，實在功不可沒。
初出道說法，往往為一句講辭、一段例證而斟酌半天，案牘勞神，及至今日，在各地奔波，或廣開大座，或隨緣法施，信口道來，只覺得俯拾即是佛法。大眾慈悲，肯聽我演講，促使我深入經藏，慧解薰修，每思及此，唯有一句「難遭難遇」，足以略表心中無限感激。
有人欺騙我時，自忖我是出家人，就必須寬大為懷；有人毀謗我時，自思我是出家人，就不會尋仇報復；有人加害我時，自許我是出家人，就需以慈心相向。長年經歷困頓蹇厄的環境，並沒有將我打倒，唯願天下蒼生皆得福祿壽喜；經常遇到無理取鬧的眾生，也沒有令我氣餒，唯有祝禱法界有情智慧如海，明理通達。所有的冤親債主、榮辱毀譽，透過「難遭難遇」的信念，化為忍耐、寬容，便能逆來順受，甘之如飴。
生命中一切好壞榮衰，都因為我有了這個凡事作「難遭難遇」想的性格，而使我的人生充滿了喜樂與幸福！
(佛光廿六年－一九九二年七月)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二年起，我負責編輯《人生雜誌》，前後有六年之久。記得有一次，發行人東初法師說過這麼一句話：「錢，用了才是自己的！」這一句話使我終身受益無窮。
從小我就在貧苦中長大，因為沒有錢，養成不購買的習慣，甚至不積聚的習慣。這個習慣，對我一生幫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業都從這習慣而來。因為我沒有錢，我不積聚錢，但我非常會用錢。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臺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臺灣省佛教會發給我新臺幣五十元的月薪，對於一般人而言，這是一筆微乎其微的數目字，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叢林中長大，養成不貪不聚的習慣，五十元對我來說，也算是很多了。我每個月拿這筆錢為教室校舍添置教學設備，為貧苦學生購買文具用品以後，幾乎身無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學子在佛學上有所成長，能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非常欣慰，這不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嗎？原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過了兩年，我到了宜蘭念佛會，每月有新臺幣三百元的供養，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富有了！當時，耶教十分盛行，於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購買銀製的卍字項鍊，與前來聽經聞法的青年佛子結緣，希望他們能掛在頸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分，好讓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項鍊，也有人以掛佛教項鍊為榮。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則用來訂購一百份《人生雜誌》供信徒閱讀。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養金提升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補助張優理(慈惠)、吳素真(慈容)等三人到臺中接受幼教師資訓練，其餘的一百五十元則用來資助演慈等就讀汐止佛學院。我每月如是，後來，隨我學佛的青年有增無減，閱讀《人生雜誌》的信徒跟著我到處傳教，學習幼教的女青年則回來幫我辦理佛教幼稚園，為寺院道場服務。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棄了日本大正大學博士班的入學機會，將這筆開銷節省下來，幫助青年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起佛教徒購書讀書運動。甚至後來供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學，當年，正是經濟最為拮据之時，很多人都笑我是個沒有財務頭腦的傻子。結果，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在學成歸國後，均以所學奉獻佛門。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資助年輕佛子念書求學，甚至到國外參學，現在他們都陸續成為佛光山的中堅分子。這些都一再證明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過三五兒女，其教育費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計算在家弟子，光是隨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辦了六所佛學院供他們念書，負責養他教他，尤其是數十名徒眾在英國牛津，美國耶魯、天普、加州，法國巴黎，日本駒澤、佛大、大正、東京，印度國際，韓國東國等大學的留學費用，更為可觀。此外，為了增廣弟子的見聞，我還鼓勵他們到國外旅行參學，每年所費不貲。我從不叫窮，也不為難，因為，我以為：不播種，就沒有收成；有錢不用，縱使積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養人才的身上，我一點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錢給人，最難的是公平恰當。記得早期隨我出家的青年，其所來自的家庭有貧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錢置於一處，隨其自取，我認為讓他們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憶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佈教都在露天廣場，裝一盞臨時電燈要十二元，請一個人打鑼宣傳要十五元，還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費用等等，對於當時財源有限的我來說，實在是非常困難。然而，有感於弘法利生的重要，我無憚於捉襟見肘的日子，常常繫緊褲帶，餓著肚皮，到各處廣結法緣。我曾多次在臺灣環島佈教，我出錢在電臺廣播，我是第一個購買電視時間，讓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臺灣佛法普及，豈不是當年遍灑各地的菩提種子開花結果了嗎？我們不要怕花錢，因為，「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編輯《人生雜誌》時，我據理力爭，建議將本來的篇幅由二十頁增加至二十八頁，以饗讀者，發行人要求我補貼多加八頁的費用，我沒有錢，但也硬著頭皮答應，從此每日更加省吃儉用。花錢還是小事，我往往因為社內編校僅我一人，只得日夜焚膏繼晷，絞盡腦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寫作的園地，《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都是我那時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鍊出我會寫文章的筆來。佛教講布施，看來好像是給人，實則是給自己；如果當初我吝於出資，也就無法培養自己敏銳的覺知與思考的能力。現在想來，真正是：「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寫作的習慣，我更發奮筆耕，在各書報雜誌發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買了千百份小紀念品送給信徒。我並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報，只想以此廣結善緣。後來，有許多學子受了我的鼓勵，前來學習佛法；而賣紀念品的小販也發了小財，在買賣之間，受到佛法的薰習加被，而自願皈依在三寶座下。後來，臺灣到處有佛教小紀念品的流通處，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於此，更印證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編輯雜誌，還自掏腰包，購買佛教書刊給信眾閱讀，《菩提樹月刊》、《人生雜誌》、《覺世旬刊》，及臺灣印經處和瑞成書局的佛書，都是我常與人結緣的禮品。我希望大家多讀多看，以便思惟與佛法契合，成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為淨化世間的一股清流。果然，當年受我餽贈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講臺，發揮了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錢，成長了佛教如許的花果。誠然，花錢，不光是買自己的所需，最好能買取智慧，貢獻大眾。
還記得二十六年前，葉鵬勝的父親以做僧鞋為業，賣價一雙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購買；經常往來高雄和臺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麵店裡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陽春麵，我都付給五塊錢。人皆怪之，我卻感到理所當然：因為那時佛教事業並不普遍，身為佛子，我只是想盡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拋磚引玉，鼓勵商人多從事有關佛教的事業，如此一來，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購買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豈不一舉兩得？
我常到香港，香港的計程車經常拒載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雙倍的車資給他，希望能改變風氣。後來，我更將這種理念擴及一些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佈教，往往買了一大堆當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來之後，卻不知道如何處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訪問，在小攤子邊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沒有自己歡喜的東西，只得給每個攤販泰幣一百元，一百多個攤販都用奇異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實踐我「小小布施」的心願。
率團出國，觀光名勝，我也總是率先購物，儼然一付採購團團長的模樣，其實我自奉甚儉，並不需要那些紀念品，只是我知道：隨行的信徒看到我買，就會跟進，讓他們跟那些小販結緣，也是好事。甚至我組織弘法探親團到大陸時，看到徒眾與商家討價還價，也會被我斥責，因為我知道那些東西索價是高了一些，但他們的生活那麼貧苦，我們怎麼忍心還價。
我沒有購買的習慣，但要買時，從未想買便宜貨，總怕商人不賺錢。我以為：本著一種歡喜結緣的心去消費購買，將使商人因經濟改善而從事產品品質的改良創新。錢，與其購買自己的方便，不如用來購買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貴。如此一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會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創辦壽山佛學院，免費供應膳宿給學佛的青年。於是，我節衣縮食，以便支付鉅額的教育費用。不長於經懺佛事的我，也甘願到殯儀館誦經，替喪家通宵助念，並且費心於各處張羅師資。此外，我一有了紅包，即設法添置設備：一次購買一張、兩張椅凳，三本、四本圖書，點點滴滴累積下來，教室就這樣一間間增多了，圖書館也成立了好多間。我不以為這是一種負擔，因為我始終覺得是為「大家」買的，而不是為「個人」買的。「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想來也不過是向來「以眾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濟功德會剛成立時，我也剛在佛光山開山，即曾以十萬元贊助；就在那時，聽說臺中有一位素未謀面的青年碩士欲至日本攻讀佛學博士，唯囿於經濟困難，無法如願，我立即親自送了十萬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資助青年學者到國外遊學，以增進其閱歷……，像這種補助文教慈善之事不勝枚舉。如今，我看到慈濟功德會蓬勃發展，青年學者在佛教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他們的成長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我們能以「享有而不擁有」的觀念來理財，自然能時時分享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樂趣。
一九五○年，煮雲法師從舟山撤退到臺灣，我將剛裁縫好的一件長衫送給他，從此，我在圓光寺一襲短衫，過了兩年；早年開山時，萬般困難，某法師向我借八十萬元，念及他是長者，我也盡力籌措，後來知道他只是為了試試我的為人，心中也有不滿。我多次率團到日本開會，團裡的法師要求我替他們出旅費，當時，我自理都稍有困難，遑論顧及他人，但我還是多方設法，滿足所需。過去一些同參朋友在臺灣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經對我不起，我也不念舊惡，時予資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錢，我也盡己之力，順應所求。平日看到別人不慎遺失錢財，一副焦急的模樣，自然會升起惻隱之心，還自願出錢幫助，解決困難……。我不富有，但肯散財，我不曾因此而貧窮，「錢用了」，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復何求？只是有些厚顏之士，往往獅子大開口，索資數萬乃至百萬，雖說錢是用來消災解難，但我不願給予，因為金錢是「淨財」，不能讓它成為「髒錢」。
我於各處弘法時，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蒐集。早期迫於經濟窮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飯錢，以充購買之資；為了節省運費，我總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里迢迢親自將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譏議，認為我是在跑單幫，經營生意，我從不加以辯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陳列館」；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國西來寺建了「佛教寶藏館」；現在，我又為巴黎古堡道場蒐集佛教法物。所有這些館內的一品一物，無不是我多年來如此苦心的蒐集。雖然成立以來，年年均因維護費用的龐大開銷而入不敷出，但是，從來賓讚許的聲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來的信念：「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實則蘊含了無比豐沛的生命，以其簡潔有力的方式，無言地宣說了佛教悠久偉大的歷史、文化、藝術，這種帶給人們精神上的建設，才是無價的財寶。錢財，不只是用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更應該用來莊嚴眾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經有一個貧窮的小女孩，因人介紹，前來找我，表示要跟隨我學習佛法。那時，我自己托身何處都感困難，只有婉言拒絕，但在她臨走時，我又非常不忍，當下即掏出身上僅有的五十元相贈，以為她另尋佛學院，作為學道之資。沒想到三十五年後的今天，她居然以十萬倍的捐款作為報答，並且護法護僧，不遺餘力。她，就是素有「黃仙姑」之稱的黃麗明居士。對於此事，她津津樂道，而我更加確定：「錢用了」，不但「是自己的」，而且還有百千萬倍的利息。布施金錢，不是用來買一份虛名，不是在於數目的多寡，而是以一份誠心來贏得自己的歡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於弟子徒眾間，解囊紓困：佛光山單位與單位間，有時或因權責問題，或因財務困難，或因立場不同，而對某些需要用錢的個案爭論計較，我知道後，一句「我出這筆錢」，自能化干戈為玉帛。佛光山多年來平安和諧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穫嗎？因此，我始終堅持：「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為我有這種「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理念與不儲財的性格，佛光山也一直本著「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的宗風來安僧辦道，多年來，不但未曾有些許盈餘，反而負債累累，雖然日日難過，但也日日過去，倒也相安無事。佛光山沒有人搶著去當當家住持，爭著去管理財務，大家憑著一股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服務社會，奉獻眾生，說來也是我的福氣，比擁有金錢更具有意義啊！
反觀濤濤濁世中，一些人坐擁財富珍寶，出入汽車洋房，一旦死後，屍骨未寒，不肖子孫即為分配財產而爭論不休，生前的所有錢財不但帶不走，尚且形成後世的禍源，寧不悲乎？還有一些人，汲汲營營，貪圖小利，放高利貸，招人標會，於金錢之積聚無所不用其極，到頭來倒債倒會，一生的辛苦還是歸為別人所有，寧無悔乎？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即已說明：財富是五家所共有──水火、刀兵、盜賊、暴政和不肖子孫，因此教我們要布施結緣。有一首詩將這些情況描寫得十分貼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捨萬文收，
與君寄在堅牢庫，汝及子孫享不休。
過去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一文不名，但是我從不自認貧乏，反而覺得世間處處都是財富：一句好話、一件好事、一個方便、一點友誼……，都是彌足珍貴。後來我有了供養，只以為這是宿因所現的福報，實不足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錢如水，必須要流動，才能產生大用。漸而體悟到：如何用錢，是一種甚深的智慧。而用錢最好使大眾都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般若寶藏，才能使自己永遠享有用錢的快樂。所以，我深深覺得：擁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元月)
心甘情願
家師志開上人有兩個弟子，一個是師兄滿成法師，一個是我。但是師兄已另有師承，是受過戒後才來禮拜家師的。因此，他自謙說他只能算半個徒弟。
師兄在年輕時，比我更苦，因為做人老實，不很聰明，經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婦一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時，被罵、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過去，上前安慰他，他總是很泰然的對我說道：「沒有關係，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的忍耐，他的無爭，他說話曠達的語氣、磊落的胸襟，令我欽佩不已，我於是將這句「心甘情願」的話，牢記在心。
後來，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裡，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尤有甚者，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說，這對於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而物質之奇缺、作務之辛勞，更是令人難以想像！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不以為苦，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心甘情願」，作為我的座右銘。出家，是我心甘情願的；讀書，是我心甘情願的；苦行，是我心甘情願的；各種打罵委屈，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期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的性格，成就了我日後修行辦道的雄厚資糧。
我最初離開叢林時，二十一歲擔任一所鄉村國民小學的校長，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會，只憑著因緣際會，抱持堅忍負責、「心甘情願」的認知，以勤補拙，謙沖學習，竟然也做得有聲有色。
二十二歲，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時，是一九四八年。雖然明知當時國家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為，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聯合同道創辦《怒濤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儘管多次幾至死地，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心甘情願」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屢仆屢起，愈挫愈勇。
隨著政府來臺之初，到處人心惶惶，我請求寺院給予掛單，總是遭到拒絕，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雖然當時也曾有《今日青年雜誌》邀我當編輯，更有《戡戰日報》聘我為記者，然而我自己細細思忖：既然身為出家人，就應該把出家人做好，怎麼可以捨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饑寒交迫下度過漫漫的長夜；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不識時務，我還是「心甘情願」，只想一心一意作好「和尚」的本分。
後來，終於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我早起晚寐，做種種粗活：拉車買菜、擔柴運水、看守林園、跋涉收租，乃至灑掃扒糞、掩埋死屍……，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但是為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願」以勞力作務來報答。
在工作之餘，我為教撰文。我向各大報刊投寄破邪顯正的文章，我反對政府最初取締拜拜，而建議改良拜拜，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行的宗教法。那時我除了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無所有。
我經常看到同道們外出作完經懺佛事，攜回大包小包的供養，而我自己卻連購買紙筆的金錢都沒有著落，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羡慕，因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畢生的志向。
有一天，正在提筆寫作時，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嘸飯呷(吃)唷！」後來，我才發覺，每當我埋首讀書和撰稿時，寺眾都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也難怪，因為在那個年代裡，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桿、爬方格子的文人。雖然如此，有識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我為中央廣播電臺撰寫廣播稿，我為各雜誌撰寫文章，即使嘸飯呷，我也「心甘情願」！
甚至為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人生月刊》，我節衣縮食，自掏腰包，購買郵票稿紙，還倒貼車資，前後達六年之久。為了辦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憚辛勞，經常往返臺北宜蘭之間。多少個夜晚，我為了撰文審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為了趕稿送件而粒米未進。我默默耕耘，不以為苦，因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願」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捨身捨命！
早年，懂得為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此，對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為上賓，給予種種的款待服務；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我也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寫作，儘管耗時費力，我也「心甘情願」，樂此不疲。
於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鄭羽書想要發行宮廷大內典藏的佛經，我便「心甘情願」作不請之友，向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商借；采風出版社的姚家彥要編印佛教書刊，我也幫助他行銷。甚至當年素少往來的張曼濤以及朱蔣元，我也建議他們出版《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並且一再贊助他們。後來，他們財政發生困難，向我求援時，我也不計嫌隙，四處為他們籌款，不下數百萬元，助他們度過了難關。當時徒眾都不以為然，而我為了佛教文化的傳揚，還是「心甘情願」，力排眾議，搶救了這兩套書。今天這兩套書對佛教的貢獻，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從《覺世旬刊》到《普門雜誌》，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出版社」，從《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到《佛光大辭典》的發行，三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然而財務的拮据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
過去，我省吃儉用，每到一處，便廣為蒐集佛教文物，為了節省運費，我抱著沉重的佛像法器、經書聖典，國內國外，上機下機，出入海關，往往引起旁人奇異的眼光，甚至被譏為經商販賣。其實，我為了實踐自我期許的理想和目標，「心甘情願」忍受一切難堪與汙蔑。後來，從臺北到高雄，從國內到國外，因為我的努力，近十間的圖書館成立了，佛光山、西來寺、巴黎道場的佛教寶藏館完成了，我的心願逐漸實現，見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漸增加，雖然數十年來屢賠不賺，還是覺得非常「心甘情願」！
我歷經動亂紛擾的年代，初來民智未開的臺灣時，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當壽山寺落成時，我便決心創建壽山佛學院，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信眾得知之後，無不為我擔憂，因為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便已捉襟見肘，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師父！你會因此沒飯吃！」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我以為：即使窮苦潦倒，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我也「心甘情願」。
因此，我還是堅持辦學。從此我自奉更儉，每獲些微供養，便購買桌椅文具，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為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不主張趕經懺的我，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在籌設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麵，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終於把學校辦了起來。後來，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貲而大吐苦水，我何嘗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但是，只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佛法能夠弘傳世界，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我都「心甘情願」啊！
在佛光山創辦沙彌學園，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由少不更事，把他們培育到長大成人，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難過兵役一關，一個個都因為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於社會。每見及此，我總像失落掉什麼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請入學，我還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往往力圖阻止，並且痛切地說道：「師父！您真傻，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常常爭執不下時，我的一句「心甘情願」，即刻令他們為之語塞。
二十餘年後的今天，當年近五十人的沙彌，鳳毛麟角只留下慧龍、慧尚等人。目前他們都擔任佛光山的要職。雖然是播種多，收成少，我已覺得彌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彌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數何止是當年的三倍，將來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們過去所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起：「師父！您真傻喔！」而我，還是那句話：我「心甘情願」作一個「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不料到了後來，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都沒有了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參與會議。一些人為我忿忿不平，我總是一笑置之。
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舉其犖犖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不但南北往返，親自授課，還要奔走各處，募集資金，可謂辛苦至極。辦了三屆，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辦，心血盡付流水，我始終毫無怨言，畢竟辦學培才是我「心甘情願」的！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復該研究所，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
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在國外，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在國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還有普門中學。目前，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已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我又要開始為教育而費心費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為了作育英才，無論多麼艱困，我都「心甘情願」，面對挑戰。
文教事業固然不是立竿見影的百年大計，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為構思說法的內容而殫精竭慮；我為了爭取佈教的自由而與警察頻生衝突；我以現代的活潑方式講經，而屢遭自許捍衛傳統的佛教人士非議；甚至勒緊褲帶，自貼車資來往各地弘法。
記得二十八歲那年，我到東部講演，為節省運費，自己抱著大臺錄音機來回，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當醫生宣布需要鋸腿的診斷時，我並不害怕，也不怨悔。因為我始終認為：我今日為度化眾生，為弘揚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何況行動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讀書著作，一樣可以弘揚佛法啊！後來因為傳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藥而癒，於是我更加勤於說法。
我曾經在宜蘭、高雄兩地之間，每週來回佈教達十年之久；也常沿著荒郊小徑步行數小時，到偏遠的寺院開示佛法。後來，弘法的邀約不斷，經年的趕場赴會不但使我居無定所，連吃睡讀寫都是在車廂機位上進行；而為了一句承諾，奔波百里，甚至洲際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現在，我雖已從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閒，經常應邀參加他們的會議。只要有人要我，只要是為了佛法的弘揚，我還是「心甘情願」，勤於赴會。
決意興建佛光山時，信徒們見到遍山的荊棘麻竹，個個都驚懼起來。他們認為：當時已經有壽山寺足以棲身課徒，又何必千辛萬苦，另外開山？在海外建立道場時，一些人又說：「何必將寺廟建得那麼多？那麼大呢？」這些意見固然不無道理，但是，為了安僧度眾，我「心甘情願」承受辛苦；為了弘化更廣，我「心甘情願」喜捨千金。
佛光山創建後，我為地方修橋鋪路，興學教化，甚至慈善救濟，帶動繁榮進步，無奈一些鄉民反而需索無度，謗佛毀僧。海外道場一一落成了，又有國人埋怨我將資金帶往國外。其實，當國際人士對臺灣豐厚的外匯存底咋舌眼紅之時，我在海外建寺，宣揚中華文化，為國人回饋世間盡棉薄之力；當初臺灣接受美援時，貧窮辛苦，現在能施捨結緣於世界，為什麼不做一個樂善好施的富人呢？人心之貪瞋愚癡，實在令人扼腕唏噓！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揚、文化的傳播，我還是義無反顧，因為我習慣了「心甘情願」，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語。
基於一片弘法的赤忱，我採現代方式宣揚教義；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為大眾演說生活化的佛法；我將佛教帶入國際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願以拔苦與樂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蒼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眾；我關懷國事，直陳建言；我急公好義，為民喉舌；信徒來山，我以禮相待；政要訪問，我也竭誠歡迎；百姓邀約，我滿其所願；軍警請法，我也樂說不拒。清夜捫心自問：為教為僧，我不遺餘力；為國為民，我用心良苦；區區善意，從不望褒揚，但不意得來「企業和尚」、「政治和尚」之稱。儘管如此，能為佛教走出更寬廣康莊的天地，我「心甘情願」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大家見到我的徒眾與日俱增，好生羡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鮮為人知。《維摩經》云：「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我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眾，或施以開導，或軟言慰藉，或讚揚鼓勵，或再三教誡……。此外，我更方便權巧解決他們的各種問題，給予他們良好的教育環境，提供進修深造的機緣，建設清幽的居住房舍，成立各種的福利措施。我以養蘭之心護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誠培養徒眾，感恩圖報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義忘情者也會讓我遺憾惋惜！記得十年前，我曾供給一對姊妹習醫，不料她們醫學院畢業後，不僅不思回饋，反而恥笑同門；一些弟子們身懷長才後，貢高我慢，覓枝另棲。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諸東流還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這些徒眾走出山門之後，是否會迷失掉自己？
所幸還有許多以教為命的優秀弟子，日夜精勤，為教為眾而奉獻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願」隨我開山闢土，繼任住持後，接下佛光山龐大的組織和債務，仍一本初心，無怨無悔；耐心柔和的慈莊，四十年前未出家時，腳蹬高跟鞋，挨家挨戶把佛書推展到每一戶人家，後來到美國創建西來寺，歷時十年，備嘗艱難，一直都是「心甘情願」，任勞任怨；才華洋溢的慈惠，當年放下高薪的職位，「心甘情願」地跟著我到處弘法，隨侍翻譯，並曾在大學任教；能幹練達的慈容，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寶後，便「心甘情願」地以弘法利生為己任，以瘦弱之軀，現在負責中華佛光總會的工作，未嘗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學後，「心甘情願」地回國為僧伽教育克盡厥責，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嚴、依恆、慧開、依空、依諦、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後期的弟子，如尼泊爾的滿乘，「心甘情願」地以弘揚大乘佛法為己志；美國籍的滿仁，「心甘情願」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來廣結善緣；韓國籍的李仁玉，於成功大學畢業後，「心甘情願」地來到中華佛光總會服務人群……。他們的發心奉獻，已獲得大家的肯定與讚賞，所以我奉勸未來的門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願」地奉獻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而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六月)
面臨死亡，不要驚慌
我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劉氏。抗戰初起，她被日軍火燒、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對我說：「面臨死亡，不要驚慌！」後來，我多次在死亡邊緣遊走，從不驚慌，外婆的話，對我影響最大。
常有人問我對於生死的看法，我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雖然慚愧鮮少建樹，然自忖對於佛教事業總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滿，最難得的是：我曾經多次面臨死亡。對於生死，我從外婆的話裡體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記得小時候既膽大又頑皮，有一次路過一條大水溝，我想一躍而過，沒想到卻陷入水溝裡，一個碎玻璃瓶口穿足而過，將腳丫子截成兩半，頃刻間，鮮血如注，我隨手撕開衣角，胡亂包紮一番，回去也沒有看醫生，過了些時候，居然自己癒合起來。回想當時因為年紀太小，外婆的話、外婆的勇敢精神，讓我不懂得害怕，覺得死了也沒什麼了不起。
家鄉每逢嚴冬必定下雪，連河川都凍結成冰，我經常和哥哥在雪地裡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歲那年的春節前夕，我獨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遠處有一枚雪白的鴨蛋，心想把它撿起來，再走向前一看，原來只不過是冰塊即將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轉身離開時，一隻腳已經踏入溶冰，剎那間，整個人就掉進了冰窟，怎麼奮力也爬不上來。這時，我全身冰冷，以為這下應該是沒救了，不知過了多久，我竟然像遊魂似的，在寒風中站在家門口敲門，哥哥應聲開門，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這才發覺自己全身都結滿了冰塊，至於是如何從冰窟中上來的，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家人一再追問，才憶起在朦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門。
中日戰爭爆發那年，我才十一歲，對於生死開始有了些微體認。那時，處處烽火瀰漫，當前線不斷傳來勝負傷亡的消息時，在後方的我們，也無時無刻不是在槍彈的威嚇下過一天算一天。常常天還沒亮，蘭花會、大刀會等民間抗日組織便起身操練武術刀棍，口裡還聲嘶力竭地喊著：「殺鬼子喔！殺鬼子喔！」助長了我們不少勇氣，也憑添幾分緊張氣氛。每當槍戰格鬥結束，街頭巷尾的孩子一個個都跑出來數死人，絲毫不知「死」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為了躲避日軍的殺戮，情急生智，趕緊躺在屍堆裡屏息裝死，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來只在呼吸之間啊！
次年，我在棲霞山出家。參學期間，飽受病苦的磨難。記得在十五歲時，我乞授具足大戒，因為燃燒戒疤時，戒師吹氣太猛，以致於頭頂上的十二個香珠燒在一起。將整個頭蓋骨都燒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緊，但腦神經已被燒死，我變得健忘而又笨拙，但是沒有半點怨尤。後來，靠著每夜禮佛祈求，在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復了記憶，還比以前更加聰慧。一段意外的災禍，沒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緣，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堅強。
十七歲時，我染患瘧疾，乍冷乍熱，極為難受。當時在叢林參學的人，都抱定把色身託付給護法龍天的決心，即使得了疾病，也從未聽過有人請假休息。我拖著虛弱的病體隨眾作息，直至全身虛脫倒臥在床上。大約一個月後，家師志開上人遣人送來半碗鹹菜，我捧著那碗鹹菜，感動得涕泗縱橫，感謝師父如此愛護弟子。於是，我立下誓願：「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將全副身心奉獻給佛教，以報答師恩。」未幾，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覺中痊癒了。
過了兩年，我來到焦山佛學院讀書，不知怎的，全身長滿了爛瘡，歷經數月，都未見轉機。平日灼痛難耐不說，時值溽暑，膿汁和著汗水緊黏著衣裳，每次脫衣換洗時，身上的一層皮也隨著衣服一齊剝下，那種摧肝裂膽之痛才是苦不堪言。當時，物質貧困，三餐不飽，更遑論下山就醫。或許是命不該絕吧，我又熬過了一關。
我從焦山佛學院離開後，出任宜興白塔小學校長時，正值國共相抗，轉為激烈，雙方每天都派人攜械四處搜尋可疑分子，被抓去槍斃毒打的人無日無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數。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平日寧靜純樸的鄉村，此時充滿騰騰殺機。一天，我也無緣無故地被架走了。關了十天以後，在往赴刑場的途中，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黃黯淡，心中倒不驚懼死亡，只是遺憾：「我現在才二十一歲，可惜啊！許多的理想與抱負還未施展，卻即將赴死，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剎那間就要消逝無蹤了。而師父和外婆、母親都不知道。」想著想著，忽然有一個人走來，帶我步出刑場，逃過死亡。這次死裡逃生的經驗令我體會到外婆的話：「面對死亡，不必驚慌！」實在有道理，因為驚慌也沒有用啊！
一九四九年，山河變色，我隨著僧侶救護隊來到臺灣，由於當時謠傳大陸密遣五百名僧侶來此從事滲透顛覆工作，我和慈航法師，以及同時被捕的二十餘名外省籍僧眾再度擠在牢獄中，不但不能躺臥休息，還備受綑綁扣押的待遇。就當年的情勢而言，間諜只有死罪一條，我那時真的泰然自若，坦蕩無畏。二十三天後，在吳經熊、孫張清揚居士等人多方的奔走下，才將我們解救出來。又一次歷劫重生，我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念，從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願力。
是年，我安單在中壢某個寺院。有一回，我騎著一輛破舊的腳踏車，在崎嶇不平的山間小徑行駛，為了讓路給迎面而來的兩名學童，我一個閃身，不料卻連人帶車滾落到約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來時，發現自己頭朝下、腳朝上，腳踏車則支離破碎成三十幾塊，散得一地都是。一陣天旋地轉，金星亂冒，我閤上雙眼，自忖已經與世長辭了。
過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環顧四周的花草樹石，想到陰間與陽間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懷疑自己究竟是死？是活？我摸摸頭頂，捏捏四肢，感覺沒有異樣；又觸觸鼻孔，碰碰胸口，發現自己竟然還一息尚存，大難不死。趕緊起身，將腳踏車碎片一一拾起，用平日載貨用的繩子綑好，扛在肩上，走著回去，一路上只惋惜著車子壞了，損失慘重，一點兒也沒想到自己是否無恙。這天，我在日記上寫著：「平時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是腳踏車騎人。」
二十八歲那年，為了擔任影印大藏經環島弘法團領隊，扛著大型錄音機前往花東宣傳，不料卻因此患了嚴重的腿疾，疼痛無比。醫生說：「別無他法，只有將腿鋸斷，以免病菌蔓延，有致命之虞。」我聽了以後，並不懊惱，自念：「腿鋸斷，不能行走，正好可以專心著書立說，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我一點都不覺驚慌，努力籌措鋸腿經費，沒想到過了些時日，竟不藥而癒，自慶免挨一刀。但是就在四十年後，卻在浴室內滑了一跤，自己把腿骨跌斷了。手術後醒來的第一件事，是請護理人員告知在加護病房外等候的弟子們：「我很舒適安樂！」兩年來，我拄杖雲遊，遠赴各地弘法如常。我確實未曾感到絲毫不便，反而覺得：人生有一點缺陷，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七年，蒙信徒贊助，在新北投溫泉路購得一屋，將它命名為「普門精舍」。記得一個颱風夜裡，傾盆豪雨，如排山倒海般下個不停，忽聞屋後轟然作響，原來半山腰的落石滾滾而下。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傾聽千軍萬馬似地呼嘯不停的風聲雨聲，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險，只是慨歎：「如果房子被風雨衝毀，不但有負信徒美意，更讓教界人士笑我福報不全。」次日天亮，風停雨罷，我信步踱出屋外檢視災情，只見山的上半部完好無礙，而山的下半部則因為完全崩落而架空，精舍居然沒有被落石壓垮，眾人目睹此景，莫不稱奇，並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只有默默感謝諸佛菩薩的庇佑。
一九八一年間，我的背部遽痛，榮民總醫院的醫師看了我的Ｘ光片，告訴我說：只剩下兩個月的壽命了！並且一再叮囑：務必在幾日內再來複檢。我因為南北奔波弘法，一忙起來，也忘了這麼一件事。一年後，醫生再看到我時，大吃一驚，思維良久，才開口問我：「以前背部是否曾經受傷？」我左思右想，才記起數年前在颱風天巡視災情時，曾經從高處摔落地面，當時也是因為法務繫身，而無空就醫，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大家這才恍然大悟：Ｘ光片上的黑點原來正是體內久積未散的瘀血啊！
我想起慈莊的父親李決和居士在宜蘭念佛會任職總務主任時(一九六四年)，壽山寺落成，請他到高雄幫忙，他忽然吐血不止，特地請鐵路醫院的醫師來檢查，這才發現：他的五臟六腑全都腐爛多年，他卻不以為意，每天依舊勤奮工作，忙裡忙外，後來竟然又活了二十年。七十五歲時，還隨我出家，年高八十，才捨壽往生。
在年輕一輩的徒眾裡，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像永文，二十歲初來美國時，得了紅斑血狼瘡，他抱病苦讀，終以優異的成績，在一年內於美國完成專科學業，被全校師生譽為「超級女尼」；十年來，他受盡病痛的折磨，幾度差點喪命，卻依舊樂觀勤勞，不落人後；現在擔任美國西來學校校長，並主持《佛光世紀》發行工作。其他的弟子如依寬，在監督極樂寺工程時，曾被山洪沖下，幾乎被埋骨在泥砂中；永滿，因為盡責看守佛光山的停車場，而被惡民亂棒擊打頭部。但是他們從未喊苦，也不退縮，一本為法忘軀的精神服務大眾，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想起了古德們面對死亡的態度則更為瀟灑從容，洞山良价禪師在集眾開示後，坐化而去；聽到弟子的悲號，又張眼復活，七天後以愚癡齋訓徒完畢，再端坐捨報。德普禪師令弟子辦齋祭祀，在享罷祭祀之後，怡然長辭。晉朝徐明叛亂，劫燒民舍，性空禪師獨往賊營斥賊，賊欲斬師首，他卻吟偈自稱「快活烈漢」，賊眾見狀動容，非但不殺，還恭送回山，當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災免難；後來，他在死前預知時至，坐在自製的木盆裡，放入河中，吹笛隨流而化，三天後，被人發現坐化在沙灘上。其他還有丹霞禪師策杖著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禪在淋浴沖身時悄然立化，其他如隱峰禪師的倒立而亡，龐蘊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傳為趣聞美談。這些禪門先賢們來去自在的風範，無非是對吾輩凡夫俗子的說法示現：放下執著，隨緣放曠，自能超越於生死之外！
所謂：「平常心是道。」生死循環本是天地運轉的常道，因此我們應該秉持平常心來看待死亡。更何況人死了只不過是換了一副軀殼罷了，我們的意識(類似《遠見雜誌》所說的「生命密碼」)，乃至業力還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遞嬗至彼世。因此，生固然不是實有，死也不是真滅，既然如此，於生死又何懼之有呢？最重要的是應該把握當下，以創造繼起的生命啊！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七月)
忍耐就是力量
「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譭謗、譏諷、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一九五四年，我二十七歲，開始撰寫佛陀傳記，在《佛遺教經》中看到這麼一段話時，心中感觸甚深，我檢視過去顛沛流離的歲月，自忖若非憑仗忍耐作為舟航，如何能安然度過苦難連連的時光？我又盱衡未來複雜多變的社會，人我是非的生存，自覺更需堅此百忍，方足以應付萬難。從此，我時時刻刻以「忍耐」作為我為人處事的圭臬。多年後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深深感到：「忍耐」，實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我出身貧窮的蘇北，十二歲出家以後，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貧寒適足以勵志，我刻苦耐勞的性格就是在這個時候孕育而成。二十三歲那年，我隨政府播遷來臺，在兵荒馬亂之中，所攜帶的包袱不慎遺失，我身邊一無長物，當時的寺廟又不接受外省人掛單，我只得過著四處飄泊，風餐露宿的日子。記得我曾經在狂風暴雨中，摔到溝圳裡，被水沖走了好一段路；也曾經在烈日當空下，曬得汗流浹背，頭皮發麻。最後好不容易從臺南走到臺中，感謝寶覺寺林錦東先生肯留我小住數日。
後來，我從中壢、新竹又輾轉來到宜蘭雷音寺弘法，之後的十餘年，我的經濟都非常拮据。其間曾經有人要認我作母子兄弟眷屬，甚至還有人希望我能繼承他的地產家業，都被我嚴辭拒絕。這時我卻聽說一些同道因為生活艱難，紛紛另謀出路。如果當時我不能忍饑耐貧，豈不也是隨俗流轉，又那裡能在日後發展弘法利生的抱負呢？所以，「忍耐」並不是膽怯，而是在面對生死存亡、榮辱毀譽時，還能夠打從心裡發出一種無比的勇氣，堅守自己的理想。
記得在叢林參學十載，為了服務大眾，除了平常的勞動出坡以外，我自願發心典座煮飯兩年、飯菜行堂六年、擔水司茶一年半。初來臺灣，為了報答寺院收留之恩，除了上課教書以外，我發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掃數小時落葉、水溝、茅廁，每天還要拉車到十餘里外的市場，購買八十餘眾的油鹽柴米。雖然與當地住眾、信徒言語不通，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眾的好感。只是有誰知道，我常常因為體力透支而暈眩嘔吐，往往一陣天旋地轉後，我又默默地咬緊牙關，繼續未竟的工作。
後來，我以文字般若來弘揚佛法，開始搜索枯腸，熬夜筆耕。一九五三年，我走入社會，說法佈教，為了準備講辭，我經年累月費心思量，有時竟通宵未眠。佛光山開山初期，我又與山崩洪水日夜搏鬥。近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在海內外講經度眾，建寺安僧，每天分秒必爭地和有限的時間賽跑。數十年來，無不是在「忍耐」忙碌、「忍耐」奔波、「忍耐」勞累、「忍耐」疲憊中度過，然而我不以為辛苦，因為「忍耐」是為了要積極地開拓人生，創造佛教遠大的前程。
「英雄只怕病來磨」，我素來身體結實，然而也有好幾次病痛的經驗讓我苦不堪言，在叢林參學十載，我曾經生爛瘡，發瘧疾，雖然辛苦難耐，足以致死，但是從來沒有尋醫就診，為的是已將「色身歸於常住，性命付予龍天」，只好用信仰和時間治療。不知是諸佛菩薩的加被，抑是忍耐力量所致，我都能不藥而癒。其他如感冒、牙疼、眼痛、腦熱，就更算不上什麼毛病了。所以及至年長，遇到再厲害的感冒，再嚴重的病痛，我也慣於忍住苦楚，繼續弘法寫作，常常等到工作告一個段落時，才發覺自己也奇蹟似地恢復了健康。
近幾年來，精力不復以往，糖尿病、高血壓、眼疾、腿傷接踵而至，四肢五根也日漸衰朽退化，所幸頭腦清晰如常，故而依然四處雲遊，弘法利生不斷。多年來的經驗使我深深感到：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只要我們肯「忍耐」，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擔一切病苦，而在病時不覺病，苦時不覺苦，自覺「忍耐的力量」可以應付一切。
過去大陸的叢林教育非常傳統，在聆聽長老開示時，必須雙手合十，如果講話開示好幾個鐘點，等到放掌時，手已僵硬不堪。訓練最嚴格的時期要算是在受戒的時候，我們常常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一跪就是五、六個小時，起身時，地上的小石子都深深地嵌進肉裡，兩腳酸麻就更不在話下了。糾察師手拿楊枝，如影隨形地跟在我們後面，一個動作不合標準，便是一頓鞭笞。試問今天的學子是否也能忍受這種嚴格的教育？而在平常，打罵棒喝也時常發生，可是從來沒聽過有人埋怨叫苦。
記得有一回，我向家師稟告學院一位教授推薦我去讀「國立教育學院」，家師聽罷，罵我：「混蛋！怎可到社會念書？」還給了我兩個耳光。事後我絲毫不感到生氣，想想自己也的確混蛋，怎麼會想到社會上去念書。反觀時下許多青年貢高我慢，動輒反抗，真是令人擔心他們如何在大時代中迎接各種挑戰呢？要想成大器，必須先在生活上學習「忍耐」。「欲成佛門龍象，先作眾生馬牛」，對於逆境，先忍之於口，是為下忍；再忍之於面，是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動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學院讀書時，既不擅長梵唄，又不通曉經文，因此，經常受到同學們的歧視，甚至師長們也認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時，我都除名在外；有時佛事開牌有份，臨時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師批評得一無是處，偶有佳作，卻被懷疑是抄襲而來；一位職事甚至當眾說：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陽會打西邊出來。其他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計其數，而我覺得這一切一切都是「當然的」，不值得計較，因為未來的時日還長，現在誰能知道呢？
乃至初到臺灣弘法佈教，由於當時正信佛教並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懷好意地對我指指點點，甚至從中阻攔一些好因好緣；也曾有人故意騷擾說法，乃至糾眾持棍，怒目以對。對於這些差別待遇，對於這些誤會滋擾，我從來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動來證明自己的誠意，以靜默來回應一切的動亂。所以，「忍耐」並不是退縮，而是用平常心去對待人間一些不平的境界。
體膚的饑寒、筋骨的勞苦可以藉意志力來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誤解也可以用平常心來對治。一般人最難忍受的還是名節的無端受損、人為的故意抹黑，然而在幾十年間，這些我全部都遭遇到了。我在大陸時，共產黨說我是國民黨的特務，要將我殺害；來到臺灣以後，國民黨又說我是共產黨的間諜，要將我槍斃。弘法初期，由於辦了許多創新的佛教活動，而被社會誤解，被同門批評；有時為你戴紅帽子，有時又為你戴黃帽子，紅帽子是解嚴以前的臺灣可以砍頭的罪名，黃帽子是在佛教裡置你於死地的居心，然而我並不急於爭辯，只是盡己所能，為所當為。
早年因我為佛教勇於建言，我多次被教界人士議論為異端分子，後來由於軍工商各界官員來向我請益佛法，我又被新聞媒體說成與政治掛鉤，凡此都是打擊傷害的話題，然而我並不予以理會，只是淡泊處之，默然以對。果然事實的發展證明了我理念正確，時間的遞嬗也還給我清白公道。所以，忍耐並不是懦弱無能，而是面對毀謗譏諷，還能擇善固執，無怨無悔。
有人見我常雲遊弘法，行腳名都大邑，欣羨萬分，其實個人的辛苦鮮為人知。我常常為了一場演說，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一夜；為了一句承諾，在天空中飛行十餘小時。近十年來，弘法邀約不斷，往往由於行程緊湊，汗濕衣襟，卻來不及更換，只得任著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身體的溫度也隨著室內室外的冷氣熱流忽冷忽熱。一趟海外之旅下來，走訪五、六個國家是常有的事，有時從熱帶到寒帶，有時繞著地球走了一圈，舟車勞頓固然辛苦，適應不同的時差、天候、風土、人情更是艱困。
記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訪問印度新德里，天氣酷熱無比，每晚睡不著覺，只得趴在地上寫日記，《海天遊蹤》一書就是這樣完成的。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訪印度，來到北邊的拉達克山區，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強忍著頭痛臉腫與呼吸困難，主持法會，會晤訪客達一星期之久。類似這種經驗不一而足，然而我還是樂此不疲，因為忍耐有時不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利益別人，自忖菩薩發心，猶能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我這一點小小的奉獻犧牲實在微不足道。
忍貧、忍饑、忍病、忍苦、忍勞、忍打、忍罵還算容易，唯有忍氣、忍恨的掙扎最難消解。
記得八、九歲那年，家鄉缺水，鄉民為了爭水鬧得不可開交，正巧一位解姓鄰居在我家門前的水溝跌死，他的兒子解仁保遂來鬧事，硬說是我家將他父親害死，要求我家理賠後事。敦厚誠實的家父隨即被官府逮捕，後來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審訊，才使得家父無罪開釋。一場無妄之災雖告結束，我幼小的心靈卻始終無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後，聽說解仁保失業，無法維生，我心生惻隱，還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師幫他介紹一份工作，解決他一家的生活問題。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爆發了，美麗的河山在日本鐵蹄的蹂躪下變得殘破不堪，溫馨的家園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經商途中失蹤，根據研判，應該是犧牲在日軍的槍口下。十一歲時，我曾隨著寡母四處尋父，所經之處無不是瓦礫殘垣，屍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識。及至成人，我雖然有數次赴日深造的機會，終因國仇家恨不共戴天而毅然放棄。一九七三年，在政府的一再邀請下，為了促進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我強忍多年來心頭的痛楚，出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一職。畢竟「冤家宜解不宜結」，過去的歷史固然不容抹殺，一味的尋仇，只有加深恨意，唯有前瞻性的記取教訓，防微杜漸，根本上促進彼此了解，互助合作，才是長久相安之道。
君不見東西德打破了聳立已久的柏林圍牆，互相交流；歐洲各國也紛紛袪除過去的成見，為設立共同市場而孜孜努力，甚至以、阿之間多年仇恨，也因拉賓等人的一念之間而獲化解。「忍耐」，實在是天地間最尊貴的包容雅量！「忍耐」，誠然是宇宙中最偉大的和平動力！
在海內外，我的在家信眾多達百萬；在佛光山，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他們固然對我恭敬孝順，我也奉獻了許多精力心血，大處不提，就瑣事而言，我容忍他們的差異性格，耐煩地循循善誘；我容忍他們的情緒用事，耐煩地諄諄教導；我容忍他們的不同意見，耐煩地從中調和；我容忍他們的不守時間，耐煩地予以等候。「忍耐」，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慈悲，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藝術。由於我肯付出容忍耐煩，才能攝受他們來到佛門為大眾服務。
幼兒以啼哭為力，然而一旦流出眼淚，力氣也耗盡了；婦女以嬌媚為力，然而一旦使出嬌媚，氣勢也消失了；莽夫以拳頭為力，然而一旦伸出拳頭，正氣也瓦解了。唯有真正的菩薩行者，他們以「忍耐」為力，以慈悲為力，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所以能一鼓作氣，排除萬難，成就福國利民，饒益眾生的豐功偉業。
雖說我一向推許「忍耐」，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時候，例如：當我在臺上演講，看到臺下前面還有空位，而後面的人卻沒有位子可坐時，我會罣礙難忍；當知道別人受到侵犯的時候，我也會義憤填膺；當弟子怠慢客人，令人不喜時，我會上前指責；見聞好事，不即刻參與，我也會坐立難安。我以為：一成不變的忍氣吞聲，姑息縱容，並非「忍耐」之道。真正的忍耐應該是當仁不讓，顧全大局，為眾謀福。
我今已年近古稀，自愧還是在忍耐上不斷學習、突破，在生活當中，對於佛說「忍」的三種境界體會頗多，我以為：「生忍」，是為要生存在人間蘊釀的耐力；「法忍」，是在轉識成智，用佛法所產生的智慧；「無生法忍」，則是隨緣隨處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滅的自在境界。能夠擁有「生忍」，就具足面對生活的勇氣；能夠擁有「法忍」，就具備斬除煩惱的力量；能夠擁有「無生法忍」，則在在處處，無不是桃源淨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要爭氣，不要生氣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華北，在杭州經商的父親於返鄉途中突然失蹤，根據判斷，應該是在槍林彈雨中喪生了。我家本來貧窮，遭此變故，一門孤寡更是受盡鄰里欺負。母親卻從來沒有自憐自艾，反而以堅強的語氣鼓勵我們四個稚齡的子女：
「孩子們，我們要爭氣，不要生氣！」
我聽了以後，下定決心要力爭上游。
那時家鄉的經濟十分落後，往往要擺渡到運河對岸採購日常用品。然而自從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沒有人肯為了賺一、兩毛錢，而冒著生命的危險渡河。那年我才十歲，看到這種情形，便自告奮勇，將衣服一脫，往頭上一紮，跳下湍急的河流裡，不一會兒的功夫，就將大家所需的用品買辦齊全。鄉人們常豎起大拇指稱讚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簡單！」看到母親綻開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訴自己：「我還要更加爭氣！」
次年，我攙著病弱的母親離鄉尋父，路過棲霞山寺，在偶然的機緣下，我答應寺裡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親知道我意向堅決，只好含著眼淚，獨自回鄉。望著她孑然的身影漸漸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吶喊：「母親！您放心好了，我會爭氣的！」
剛到叢林參學時，由於年紀還很小，什麼都不懂，常常被同學取笑，這時，母親的話浮上心頭：「我們要爭氣！」於是，我加緊用功，發心工作，果然獲得了許多讚美。
初時摸索寫作，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歷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一首詩：
兩隻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後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
如人數他寶，
自無半毫分。
先前寫得不好，是不知所云；這篇寫得好，卻被誤會有抄襲之嫌。雖然如此，我並沒有生氣，也沒有洩氣，反而更加細心地觀察事物，揣摩思考。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我的佳作頻出，老師漸漸對我刮目相看，有時還在課堂上予以褒獎。這時，我隨手塗鴉的小詩數篇也陸續在報端披露，更是受到矚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時，只有自己努力「爭氣」才有用處。
或許因為我是家師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對於我總是分外嚴厲。記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師長的責罰，家師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問話。在一番開導之後，問起我的近況，我坦然告訴他，衣單不全，紙筆不周，他不但沒有給我絲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說道：「你以為沒有錢，我就會給你嗎？明白告訴你，我把喝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給你。什麼道理，我現在不說，你將來自然會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全身生滿了膿瘡，無錢醫療，在等死的狀況下，我強耐病痛，寫了一封信給家師，報告我的近況，沒想到家師回信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那裝腔乞憐的信，我已收到。」
面對這些事情的當下，心裡的確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後仔細反省，我覺得家師是真正愛護我的，如果他對我和顏悅色，百般安慰，乃至給我錢用，讓我生活過得舒適一點，我會很歡喜，他看了也會很高興。然而，他卻故意反其道而行，為的就是要我學習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時候，能夠堅強忍耐，自我爭氣啊！
一九五五年，當我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浮現在心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呈給家師指教。由於當時海峽兩岸嚴禁來往，我只有輾轉託人由香港帶到大陸，直到家師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懸宕的石頭。我這樣煞費苦心，為的就是要讓他老人家知道：我是爭氣的弟子，我不會讓他失望！
之後，我們彼此又斷了音訊，一隔四十載，我才得以於一九八九年返鄉。然而家師早已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慘遭批鬥，折磨至死。
我面對一坏黃土，涕淚滂沱，心中悲切地嗚咽著：「慈悲偉大的師父啊！我回來了！」雖然不能再仰望恩師慈顏，為了替他爭一口氣，我要求中共政府平反他的冤屈，並且從優撫卹他的親屬，我自己也在經濟上從旁給予協助，雖知已無法報厚恩於萬一，但也聊勝於無。
一九四九年，我初來臺灣時，善導寺一張八人座的圓形飯桌，卻圍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離去。
在走投無路之下，我想到或許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過去的同學，當我們一行三人拖著疲憊冰冷的身軀，冒著寒風細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達山門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鐘。寺裡的同學聽說我們粒米未進，已達一天之久，趕緊請我們去廚房吃飯。可是就在這時，另外一個人說話了：「某老法師交代，我們自身難保，還是請他們另外設法好了！」當我正想離開之際，同學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吃。記憶中最深刻的是，當時捧著飯碗的雙手已經餓得不停顫抖。吃完稀飯，向同學道謝以後，在淒風苦雨之中，我們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於這段刻骨銘心的經驗，我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結果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台北成立「普門精舍」、「普門寺」，我教導所有的徒眾都必須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現在，佛光山的各個別分院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須多設兩桌流水席，方便來者用齋，而對於前來掛單的出家人，則一律供養五百元車資。雖然在現代社會裡，清茶淡飯、杯水車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自信一顆誠摰的心意卻是無價的寶貴。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辦中學、幼稚園，乃至佛教雜誌，也都以「普門」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門示現」之意，希望徒眾都能效法「普門大士」的精神，接引廣大的眾生。
常常我在靜夜裡回憶往事，想到當年的一些同道們，在生活的壓力和人情的難堪之下，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勝感慨！
至此我堅信，所謂的「爭氣」，並不是爭一時的情緒，而是爭千秋大業；所謂的「爭氣」，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眾生之福祉。
也就因為這一份為教為眾的認知，時時在心湖裡激盪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從來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撓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縮。
過了兩年，我受聘擔任第一屆臺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當時民風保守，一些人又擔心我的觀念太新，會把學生「帶壞」，講習會從新竹搬到臺北後，就不再請我教書。甚至後來圓融尼師創辦東山佛學院時，他請我教書，也終因道源長老的反對而作罷。
我想到與其和他們爭論，倒不如自己到別處去爭氣，所以，我決定暫時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對大眾，走上社會弘法的道路。
從宜蘭到高雄，三十年的弘法生涯中，首先是開創的新意受到保守人士的強烈杯葛，繼而教界人士的一再排擠，使我幾無立錐之地。對於我苦口婆心的建議改革，他們蓄意扭曲，存心破壞；中國佛教會害怕我當上常務理事，多方予以阻難；理事長幾次不批准我的出國證件，甚至有一回，我應越南心珠上座之請，到越南參加國際會議，當我興致勃勃地連夜坐車，從高雄趕到台北辦理手續時，他們竟然當面嚴辭拒絕。直到數年以後，終因政府官員看不過去，出面仗義直言，才使我得以順利出國，代表教界出席國際會議。然而這時一些同道們又刻意抹煞我為教為國折衝樽俎的辛苦成就，甚至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不實報導，企圖損毀我的名譽。
我並不為個人的榮辱得失感到生氣，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視近利，不免感到遺憾。為了佛教的發展，為了眾生的福祉，我只有另闢天地，自我爭氣。
「路遙知馬力，疾風知勁草。」當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間佛教」理念，如今已成為教界趨之若鶩的目標。這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應各地信眾請求，在五大洲巡迴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也經常邀請我參加相關的活動。
我以自己的堅持與努力證明了：當我們遭逢橫逆時，既不需要哀求憐憫，更不需要憤怒抗爭。以願心為動能，我們一樣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憤為力量，我們依然能夠撥雲見日。
只要自己肯爭氣，我們盡可以不卑不亢，擇善固執，因為自助而後人助，辛苦的血汗不會白流，大眾的肯定終將為我們的努力作最佳的證明。
政治的導向與觀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倍增困難，最明顯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臺灣，只准耶教人士四處傳教，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不予認同，即使自己出錢製作電視節目，也遭有關單位駁回，說和尚不可上電視。有一回，我問他們：「連續劇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現嗎？」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說法，真和尚不可以說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與似是而非的觀念！」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先例，製作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弘法節目。此後，由「甘露」到「信心門」，由佛經講座到「星雲禪話」，由「每日一偈」到「星雲法語」，我遊走三家電視臺，非但邀約不斷，而且從過去自掏腰包的自製，到現在電臺自願出錢的內製。應觀眾要求而將節目內容付諸文字，所出版的書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紛紛前來洽商，希望我能給予他們出版的權利，想到佛法能藉此普遍流傳，我也都欣然應允。
目睹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觀感，漸漸由排斥轉為接受，由肯定到進一步地讚許時，心中最欣喜的莫過於為佛教爭得了發展的空間。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開拓天地，還積極興辦文教事業、慈善事業，而且都先後獲得政府的表揚和肯定。我之所以費盡心力擘畫各種佛教事業，固然主要是為了廣利眾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爭一口氣，改變大眾對佛教的誤解與否定。
建寺安僧本來是好事，但也麻煩。佛光山一九六七年開山，經過十年的申請，於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廟登記；福山寺也是歷經八年的奮鬥，才成為合法的道場；圓福寺則因為地方財稅單位主管的刁難，險些被充公拍賣，靠著慈惠過去同事的幫忙，暫緩查封的時間，才在千鈞一髮中拯救出來。
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我摒卻弟子們跑政府機關請求關說的建議，寧可自己據理力爭。在殷殷等待，頻頻被拒的日子裡，我安慰氣急敗壞的徒眾：「政府官員有一定的任期，而我們和尚卻是做一輩子的！」道場萬一不幸被拆，還可以重建；志氣一旦自甘敗落，則有如失根的花草，無所憑藉。我凡事都以「一生」作為奮鬥的目標，全力以赴，不做到最後一口氣，決不放棄。事實不都證明了持志努力的「爭氣」，比暴虎憑河的「生氣」更來得有意義，有價值嗎？
披覽聖典，翻閱教史，諸佛菩薩的不為惡魔所擾，歷代祖師的不被亂世所惑，不也是「爭氣，而不生氣」的最佳例子嗎？他們基於「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慈心悲願，將全副身心拋灑於生命的時空裡，往往所爭回的，不僅僅是佛教事業的振興開展，更是千萬人法身慧命的亙古長新。我雖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隨效法。
反觀今日的社會，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一些人為了爭取私利，而不惜爭狠鬥勝，他們即使贏得了一時的勝利，卻往往輸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獲得了富貴榮華，卻危害社會，貽禍子孫。還有一些人在困境當頭的時候，不但一籌莫展，反而自暴自棄，徒然使親者恨仇者快，遑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了。
目睹國內的憂患，已足心憂；展望多變的世局，更是令人慼然。在國際上，外交、經濟等各方面的壓力，正向著我們步步逼近。中華民族究竟應該如何因應呢？我以為：醉生夢死，視若無睹，固然不該，但是螳臂擋車，或坐困愁城，也都無濟於事，我們應該自我反省，自我奮發。因為唯有自我「爭氣」，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唯有發揮自己的智慧與團結的力量，才能得到國際友人的尊重！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六月)
有永遠休息的時候
自從加入弘法利生行列之後，近五十年來，到處行腳，不曾停止，尤以近幾年來，周遊五大洲，更是席不暇暖，有人關心，問我：「你為什麼不休息呢？」我都如是回答：「將來有永遠休息的時候。」
從小到大，我一直喜歡閱讀名人傳記，在神遊古今中外時，經常發現成功幾乎都屬於勤奮工作的人，而驕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敗的命運。多年來，我踏遍全球各地，在考察人文風俗，經過一番比較之後，深深感到前途充滿希望的國家，往往都擁有樂觀進取的人民；反之，落後貧窮的國度裡，不知勤奮生產的人比比皆是。我發覺那些具有恆心毅力，能夠百折不撓的朋友們，活得最為充實幸福。我自己做過各類不同的苦工、勞役，只要利濟有情的事業，縱使是經過一番辛苦奮鬥，都能令我終身回味無窮。所以我經常告誡徒眾說……精進勤勞，是善德，是財富；懈怠放逸，是罪惡，是貧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自然中，四季輪流遞嬗，行星運轉不息，我們是大自然裡的一份子，又何能遁逃於天地之間？而「止水易生蟲，滾石不生苔」的現象，更說明了唯有將自己「動」起來，才能創造無限的活力；唯有精進不懈，才是順應天心，安身立命之道。因此，我對那些勸我不要忙碌，好好保重身體的人說：「忙，才是保重。」因為將來我們都有一個永遠休息的時間。
隋朝智者大師在讀到《法華經．藥王菩薩品》時，了悟「心緣苦行，是名真精進」，頓時豁然開悟，我雖自嘆無此福德能善入佛慧，但半世紀來的出家生涯，及數十年來的憂患相煎，使我確實體會到修行並不是表相上的苦樂榮衰，而是在真參實學中，顯發自性的光芒；在志行堅固中，流露悲願的力量。就拿忙與閒來說，寧可忙著死去，也不要閒著生活。因為基本上，過分的休息就等於冬眠，就等於浪費生命。
我常看到一些原本大有所為的青年，在學佛以後，不是急著閉關念佛，入山修禪，作為躲避忙碌的藉口，就是想要去興建家廟，廣收弟子，以募款化緣，自圖溫飽為足，結果不是在寂靜的歲月裡消磨了志氣，就是在豐厚的供養中埋葬了慈心悲願，心中真是良感哀痛！
反觀佛陀在證悟真理後，還四處弘法利生，及至八十高齡，仍然拖著疲憊的病軀，行化於恆河兩岸。我們又看到歷劫菩薩在因地修行時，精進不懈，苦忍辛勞，度脫有情，乃至雖捨身首腦髓、國城妻子，而不起絲毫瞋恨之心。聖賢之所以能長久在生死海中作福興善，永無疲厭，是因為他們都立定遠大的志向，堅此百忍，無怨無悔。吾等一介衲僧，淺慧薄福，有無盡的眾生需要度脫，有無量的法門需要學習，那裡還敢貪逸惡勞，坐享其成？想要斷除無邊的煩惱，勤求無上的佛道，豈是只知隱跡遁世或一味入世媚俗者所能輕易成就！
所謂「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如果我們不能把握當下，積極行道，讓時光悠悠而過，一旦無所奉獻，就業報命盡，豈不有負十方大眾信施？倘若袈裟下失卻人身，陷入萬劫不復之地，更是愧對諸佛菩薩的慈悲。
曾經有一位在外參學多年的徒眾，回來向我銷假時，驚異地說道：
「師父！您怎麼一點也沒有老？」
我回答：「因為我沒有時間老。」
孔子曾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老」，最怕是心力的衰退，而非年齡的增加。有些人雖然年紀輕輕，心卻已經老了，所以只有坐以待斃，如行尸走肉般生活在世間。有些人儘管滿頭銀髮，卻精神飽滿，老當益壯。像東漢馬援以耄耋高齡，在沙場上衝鋒陷陣，發出「馬革裹屍」的豪語，令人盪氣迴腸；以色列的梅爾夫人，年屆八十，仍在烽火中折衝樽俎，她曾豁達地說道：「我從不擔憂年老。年老就像飛機在暴風雨中飛行，你既然無法遏止風雨，也不能停止飛機，所以不如樂天知命，讓它飛吧！」
不管是在五欲六塵的人生戰場裡奔波也好，或是在五味雜陳的世間風雨中馳騁也罷，光陰如流水，易逝而難返，要以有涯的生命去完成無窮的使命，就得把精神武裝起來，和時間作長期的賽跑。所以我儘量以最快的速度辦事，一些堆積很久，棘手難辦的問題，只要到我這裡來，一次立刻解決，因此有「馬上辦中心」之稱；無論行程多麼忙碌，凡是答應別人的邀約，我一定想盡辦法準時赴會，故而得到「限時快遞」的美譽。
早年我從走路佈教到單車弘法，後來又以火車、汽車代步，南來北往，現在儘管經常搭乘飛機，穿梭洲際之間，但是每天仍是忙不過來。在生活上，我力求簡單，洗臉一把半，剃頭五分鐘，為的是節儉時間，做更多的事。長久以來，我訓練自己隨遇而安，所以無論在機艙、車廂、鬧市、臥鋪，我都能自在地看報讀書，藉著用功吸收新知，督促自己能與時俱進。我在出家時，從排班、走路中，學習利用零碎時間，直至今日，即使幾分鐘的散步，開示中的空檔，我都不輕易浪費，一份計畫大綱，幾張結緣的書法，經常都在這些時候完成的。我恨不得一天當一年用，一週當一世用，只覺得時間太少，怎麼會有時間老呢？
有時接到信徒的來函，信尾祝福我「少病少惱」，其實我既然沒有時間老，當然也沒有時間生病，更沒有時間煩惱。維摩詰大士說：「眾生病，是故我病。」趙州禪師說：「佛是煩惱，煩惱是佛。」菩薩道的行者，因為能從平等一如的佛性和自他不二的關係上看待眾生，所以視眾生的疾病為自己的疾病，視眾生的煩惱為自己的煩惱，因而能心甘情願地為眾生作牛作馬，不以為苦，我自幼廁身叢林，日夜薰習，以前賢為師，所以日夜不停課徒授業，給人歡喜，不敢稍怠，我櫛風沐雨接引佛子，布施無畏，不知怨悔。我將「他受用」的法喜，轉為「自受用」的禪悅；我將「自受用」的所得，轉為「他受用」的利益。多年以來，一直覺得為他人做事好像是在為自己工作，所以興味益濃，即使遭逢挫折阻礙，也不曾退心轉意；縱然病恙染身，也照常工作，樂此不疲。
數年前，我的腿跌斷了，許多關懷的聲音隨之而起：
「師父！您的腿不好，不要走太多路！」
我的腿就是不能走了，還有手啊！古人不是常說「雙手萬能」嗎？
一晃眼，幾年的光陰如白駒過隙，我不但繞著地球跑了好幾圈，甚至為了籌措西來大學、佛光大學建校基金，寫了不下一千張的毛筆字，拿去義賣。
近年來，我的視力日益減退，醫師曾警告我，如果不好好保養，將有失明之虞，頓時，耳邊又多了許多叮嚀：
「師父！您的眼睛不好，不能太費神！」
我的眼睛就是不中用了，還有口啊！嘴巴最容易做功德了。
數年的時光匆匆而過，我不但看了上千篇文稿，還主持過無數場的講經、開示。
半年前，我的心口悶痛轉劇，出息入息時感不暢，真正感受到人命就在呼吸之間，更覺得不能隨便休息，所以不時鞭策自己，加速弘法的腳步。
最近，我作心臟血管手術，一些來探望的弟子都說：
「師父！您的心臟不好，不要太累了！」
肉團心雖有小損，真如心何嘗有缺？只要「有心」，無事不辦！
他們經常勸我：「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乍聞此語，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休息」並不必然能「走長遠的路」。社會上一般人即使晚上睡覺時閤著雙眼，心念卻還留連在白天的事情上，因此，輾轉床第者有之，夜不安枕者有之。平常閒暇時更不用說了，六根門頭不斷地向外攀緣，不但不能達到休息的目的，甚至還增添許多無明煩惱，擾亂了工作時的情緒。所以真正的休息，應該是「休」歇六根，「息」止妄念。果能如此，真心現前，自然就能進一步善用根塵，轉識成智，普濟天下有情，故到「不休息而休息，休息而不休息」的境地。像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成就念佛圓通；觀世音菩薩「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明暗二相了然不生」，故能「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我自愧行持淺薄，沒有如此深厚功力，但是因為能保有一顆寧靜的心靈，所以我可以同時聽話、回答、看信、吃飯……，而且還能招呼附近每一個人。錄製電視節目時，我也能在不備文稿，不看鐘錶的情況下，安然地說出一則則法語、故事，並且準時結束，從不ＮＧ。所以我常說：只要人忙心不忙，工作中可以休息，休息中也能工作。所謂「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無住生心，隨緣應物，雖千鈞加頂，也能舉重若輕。
人生的意義在於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至於能否「走長遠的路」，並不重要。像僧肇雖然英年早逝，他的《肇論》卻是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的重要寶典；蔡鍔雖然僅僅活到而立之齡，但是由於他奮不顧身，揭穿洪憲帝制的陰謀，使億萬人民免於君主專制的厄運。朝露雖易逝，但它潤澤了大地；冬陽雖短暫，然而能銷融冰霜。我們應該趁著一息尚存，及時努力，燃燒生命的火花，留下璀璨的光輝，照亮後人，因為將來「有永遠休息的時候」。
古聖先賢行願精進，不肯輕易虛擲光陰，往往堅持到最後一剎那，像道安大師在大座說法中立化，慧遠大師在聲聲佛號中西歸，玄奘大師在振筆譯經時圓寂，佛印禪師在接引信徒時坐滅，他們的行止風儀是多麼的灑脫自在！我今已七十而知天命，生滅榮衰於我有如雲淡風輕，但是所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若能有此福報，在精進工作中奄然而去，不也得其所哉，意義非凡！
死亡命終，表面看來是走向人生的盡頭，其實並非一了百了，大限來臨時，我們的根身雖然朽壞散滅，但是心識仍將隨著業力流轉五趣。吾等凡夫俗子從無始劫來，萬死千生，千生萬死，或馬腹牛胎，或地獄餓鬼，何嘗暫息？但愚人不知，殺盜淫妄，無所不為，此生固然惶惶不安，後世還要受盡苦報。溈山禪師最是偉大，發願來生作水牯牛，服務大眾；佛陀在因地修行時，乘著大誓願力，累世受生非道，以鳥獸身度脫無量有情，更是悲願無盡。我雖才德俱薄，但自忖擁有一顆不滅的悲心，惟願生生世世來此娑婆，出家為僧，永不休息地弘法利生。
黃檗禪師說得好：
汝一念心上清淨性光，是汝屋裡法身佛；
汝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汝屋裡報身佛；
汝一念心上映照明光，是汝屋裡應身佛。
真如佛性，人人本具，不假外求，我們不必遠求來生安樂享福，也不必渴望諸佛菩薩示現救度，我們自己應該努力開發本自具足的佛心自性，發願作三世諸佛的千百億化身，效法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的馬拉松精神，在世間的跑道上，永無止盡地普濟十方，自度度人。只要你想到將來總「有永遠休息的時候」，何不趁現在精進努力？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不比較，不計較
十年前，李志奇、李志希雙胞兄弟曾透過周志敏女士，向我索取毛筆字，我信手拈來，在宣紙上寫下「不比較，不計較」。後來他們在影藝界相互合作，彼此提攜，傳為佳話。一名弟子曾問我：「您當初怎麼想到這樣的句子呢？」我反問他：「人生種種煩惱的主要來源是什麼呢？」只見他沈思片刻說道：「比較和計較。」
的確，人的煩惱無明都是從「比較、計較」而來：襁褓期間，嬰兒運用觸覺，「比較」誰的疼愛多，藉著哭聲表達自己的「計較」；上學讀書時，又「比較」誰的分數高，「計較」老師是否偏心；踏入社會以後，則「比較」誰的待遇好，「計較」老闆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還要「比較」誰的財產分得多，「計較」遺囑是否公正。有了「比較、計較」，一切的分別於焉而起，紛爭也應運而生。像古來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殘的慘劇，著稱者如七國之爭、八王之亂等等，莫不是由「比較、計較」而引起。
民國初年，汪精衛因為時運不及蔣中正，做不到國民政府主席，在「比較、計較」的情結下，憤而與日人合作，組織和平政府，最後反而落得漢奸之名，悔不當初。每次讀史，總不免感慨萬分，引以為鑑。如今我年屆七十，憶及人生種種境遇，不禁慶幸自己與生具有「不比較、不計較」的性格。
童年時，父母經常外出，我雖上有兄姊，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無人料理，便自動負起灑掃烹煮的責任，並且包辦一切採購事宜，由於我不比較工作多寡，不計較事務繁雜，八、九歲時就「多能鄙事」，從中學習權宜輕重的掌握，對於日後的做人處事助益甚大。
十二歲披剃出家後，到佛教學院讀書，當時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過新衣，都是撿別人往生後的衣服穿；也不曾飽食一餐，半個月才有一次米飯可吃，湯內無油、無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場裡，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難免，而封閉、棒喝又是當時叢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參學生涯瞬目即過，許多人半途而廢，我卻將一切磨鍊視為「當然」的訓練，「不比較」人我是非，「不計較」待遇好壞，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覺法喜充滿。
古德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年少時讀到這句話時，還不能體悟深意，於今回想當年種種，深感所言不虛！反觀現代青年之所以難以入道，不外凡事講究情理，所以別人一句難聽的話語，一個難看的臉色，就瞋火中燒，悶悶不樂，道心既缺，遑論成就事業。其實在我看來，真正的情，應該是體諒別人，委屈求全；真正的理，應該是講求實務，顧全大局。我們唯有抱持「不比較、不計較」的態度待人處事，才能允執厥中，得其所在。
從焦山佛學院結業以後，家師志開上人有意讓我回到棲霞山寺擔任知客，當時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綱領之一，於公，我應飲水思源，報答深思；於己，我也樂意擔當，自我考驗，所以欣然承命。沒想到後來常住卻將我派往禪堂當「維那」，這非我所長，但我也「不比較」職位大小，「不計較」工作難易，歡喜赴任，老實參學。在這裡我獲得許多寶貴的實務經驗，使我無論在坐禪的體驗上，或在規矩的瞭解上，都有更深一層的領悟。後來我經常勸勉徒眾應該自許為一顆「活棋」，以「不比較、不計較」的精神，隨常住的調派，多方學習，養深積厚，定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國勢急轉直下，我隨僧伽救護隊渡海來臺，幾番轉折之後，總算在中壢落腳。為了感謝寺院的收留，我發心工作以為報答，不料卻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難做的事情，一些同道總是在一旁說風涼話：「這個讓星雲去做，他比較有力氣！」記得我常常工作到暈眩嘔吐，全身虛脫，但是唯恐耽誤寺務，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緊牙根，接做餘事。後來，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賞識，不但經常帶我到各地弘法，後來還有意介紹寺院交給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來，什麼是星雲的力氣？不過是「不比較」別人的閒話，「不計較」工作的辛勞，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氣。
一九五一年，我應聘至新竹青草湖，從事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工作，記得有一天，一位同道從外面回來，神色倉皇地嚷著：「不得了啦！現在外省人作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聽了覺得欣喜萬分，高興地說道：「太好了！他們在各地建寺，我們往後到那裡都有飯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較」成就高低，「不計較」擁有多少，抱持共存共榮的胸懷，何時何地不是光風霽月？後來他在新加坡建設養老院時，向我化緣，雖然當時佛光山正是草萊初闢，經濟十分拮据，想到他在異邦嘉惠他人，難能可貴，我仍然為籌善款，樂見其成。
同年，我應東初法師之邀，編輯《人生月刊》。此後六年當中，不但義務寫稿補白，總包一切編務雜事，還倒貼郵費、車資，儘管如此，我「不曾比較」有無名分，也「未嘗計較」工作繁劇，自覺在當時佛教凋零之際，能擔當文教重任，將佛法傳遞十方，其意義實在非比尋常！後來他在雜誌一角，將我列為「督印人」，雖名實不符，但也無所「計較」了。後來報章雜誌、廣播電臺紛紛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費。五十年來，目睹佛法由衰微到興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眾生，不禁感到世間一切，有非真有，無亦非無，唯有「不比較、不計較」，才能將有限的生命融入無限的時空之中，為世間留下永恆的貢獻。
「不計較」貧富、「不計較」有無都還算容易，最困難的，是面對得失毀譽，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動。民國初年，仁山長老追隨太虛大師革新佛教，以「大鬧金山寺」事件聞名遐邇。有一回到馬來西亞弘法，一位法師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竟然向他說：「您認不認識金山寺一個叫仁山的地獄種子，他造下無邊罪業，恐怕將來只有在第十九層地獄才找得到他！」仁山長老當下供養這名法師兩枚銀元，並且說：「您剛才開示得很對！」言罷瀟灑而去。對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勢在必行，但對於別人的言行，則不必斤斤「計較」。
當時大醒法師也是太虛大師的高足之一，他因為辦理《現代僧伽雜誌》，大肆批評舊僧制度而飽受物議。一天他到蘇州靈巖山寺拜謁印光大師。印光大師一見面就憤憤地責備：「你是在造口業啊！」為了紀念印光大師的開示，他回去以後即刻將雜誌內的文章結集成書，訂名為《口業集》，這無非是以實際的行動來說明自己是在為佛教的前途而勇於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榮利上「比較、計較」！
太虛大師則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中，道盡佛教積弊難返的情況，字裡行間卻沒有半點比較的怨尤，沒有絲毫計較的憤慨。年少時耳聞前賢大德的為教熱忱，只覺得正氣凜然，欽服不已，直至自己來臺以後，從事種種改革時，才感到大不易也！
當年臺灣民風保守，耶教盛行，而且正值戒嚴時期，言行有些許開放，佛教有稍許改革，均足以驚世駭俗，小至出家人戴手錶、用鋼筆、坐車子都會備受指摘。而我卻教導學生打籃球、組織青年成立佛教歌詠隊，因此更是被人視為異端，飽受恐嚇。從到處弘法佈教，被警察人員頻頻監視，到大膽啟用言論開放的學者講課，被有關當局連番調查……，乃至不實的毀謗連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憤難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來，心中又頓生動力，奮勇向前。如今我衝破種種難關，回想過去種種，深感成功之道無他，只要凡事往大處、遠處著想，不在無謂的事情上「比較、計較」，當因緣成熟時，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現前。
新觀念的建立固然耗時費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需擁有「不比較」辛勞、「不計較」錯誤的雅量，才不致前功盡棄。一九五八年，臺灣電影界首次開拍「釋迦傳」，邀我當顧問，我義不容辭地答應，但當時缺乏經驗，只知助成好事，沒有細看腳本，沒想到演出後因劇情不當，引起軒然大波，不但臺灣的信徒們紛紛來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向我謾罵，揚言要搗毀辦公的地方，甚至該片到馬來西亞上映時，當地僧侶也聚集在戲院門口靜坐抗議，在臺灣的我當然也連帶受責。儘管知情者為我叫屈，但我未嘗以隻字片語怪罪電影製作單位，因為我總認為：佛教電影化在剛開始時難免有各種缺點，必須有人擔當責難，否則因噎廢食，阻礙了佛教的進步，豈不枉哉！後來游娟女士在臺視製作「佛祖傳」連續劇，也是因為以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為藍本，而讓我再度遭受無妄之災，但我覺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過程，將來一定會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計較」。果真，現在製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來越進步了嗎？
像三年前，勾峰先生將我撰寫的《玉琳國師》改編成「再世情緣」劇本在中視上演，不但轟動海內外，而且度化了拍攝該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員，乃至許多電視觀眾因而皈依佛教。記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國師》在空軍電臺以文藝小說播出時，教界乏人認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聲光化電對弘揚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們「不計較」一時的成敗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嗎？
一九九四年的一個午後，周遊女士來電表示想來拜訪我，沒想到見面時，她已經帶了一組攝影群來到現場，並且要我為她新製作的連續劇「唐太宗」說幾句好話，我一向不逆人意，雖然心中不悅，明知此舉將遭到議論，依然勉為其難，滿人所願。後來片頭上演後，多少通電話、多少封來信交相指責。但由於這個因緣，佛教得到更開闊的發展空間，從而度化更多的民眾。所以凡事無法盡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細節上「比較、計較」，不惟因此蹉跎光陰，也往往錯過良機，倒不如直下承擔，忍辱負重。
四十年前剛到宜蘭弘法時，為了化導頑強的民眾，也著實費了一番功夫。像林松年在日據時代長大，沾染軍國主義惡習，每次進我的寮房，總是踢門而入，怒言相向；熊岫雲一向以知識分子自詡，在他伯父的勸誘下前來宜蘭念佛會聽我講經，剛開始時也都是雙手抱胸，一付倨傲懷疑的模樣。我當時自忖來到一個新地方，必定會有新的挑戰，但對於個人有利與否，我「不想比較、計較」，惟願在自己的崗位上成就大眾，所以仍以平常心來待人處事，後來他們都成為最忠實的佛教護法，而我也從此沒有離開過宜蘭。
俗語說：「同行相輕。」但我的同道中，卻不乏互相提攜的善友，其中煮雲法師是我在棲霞佛學院的同學，因為我們彼此「不比較，不計較」，所以成為莫逆之交。記得一九五三年在宜蘭念佛會，一位老居士對我說：二月份煮雲法師要到高雄鳳山，但他很喜歡在宜蘭弘法，希望我能和他調換。我想到大家同學一場，所以欣然答應，沒想到後來煮雲法師從花蓮經臺東來到鳳山時，受到當地信徒的盛大歡迎，於是就在當地落腳。
一九六四年，我在壽山寺創立佛學院，特邀煮雲法師前來授課，但每次信徒供養的水果、從報攤上買來的雜誌放在桌上，甚至廚房裡好一點的菜，總是先被煮雲法師的弟子收去給他。我的弟子三番兩次和我抱怨，我都和他們說：「煮師和我數十年的交情，如今他不嫌棄和我同住，我沒什麼好供養他，這點小事算得了什麼？」
同道們都稱煮老為「上、中、前」的法師，因為他每次用餐時習慣坐在「上」位，照相時喜歡坐在「中」間，走路時自動走在「前」面，唯獨外出，買車票付錢時，他一定「後」退，由我付錢。次數一多，我的弟子又發出不滿的聲音，我經常告訴他們：「錢就是要拿來用的，不勞你們為我擔心！」
而煮雲法師也對我很好。有位同道多少次背後說我的壞話，從中挑撥我們之間的友誼，他不是哈哈一笑，就是為我說好話。我們相知相惜，直到他往生為止。
一九五五年，我著手籌建高雄佛教堂，沒想到從開工伊始，人為紛爭即不斷發生。我一生做事，覺得完成使命才是重點，從未在利上和人「比較、計較」，所以一落成以後，便交給我過去的師長月基法師主持。
後來我創建壽山寺，開闢佛光山，沒想到日後竟然以此為據點，在海內外發展一百多個佛教事業單位。回想來臺四十年，之所以能為佛教做這麼多的事，不在於我有智慧、有能力，而是跟隨我的弟子也都與我一樣，具有「不比較，不計較」的性格，大家分工合作，集體創作，所以能集思廣益，眾志成城。
於今我雲遊世界講經說法，海外華人問我應如何出人頭地時，我總是以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不要只在私利上「比較、計較」，而應抱持「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融入當地社會，努力奉獻服務，和大家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
在大自然的世界裡，樹木因為承受風吹雨打，所以濃蔭密布，眾鳥棲息；海水因為不辭百川，所以寬廣深邃，水族群集。人，也唯有秉持「不比較，不計較」的胸懷，才能涵容萬物，羅致十方。在佛教裡，禪門所謂的「不思善，不思惡」，正是要我們不在表相上分別「比較」；《心經》所說的「不住色聲香味觸法」，也是要我們不在外境上執著「計較」。惟有超越對待，我們才能和虛空一樣，隨緣自在，任性逍遙。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九月)
忙，就是營養
有一段時期，一連有好幾位徒眾因身體有病而住在如意寮中靜養。為我開車多年，曾經擔任人事監院的永均法師問我：「那些人看起來身體很好，但每天又無所事事，為什麼那麼多病？我們每天忙碌不已，身兼數職，為什麼反而身體健康不生病呢？」我隨口回答他：「因為忙，就是有營養啊！」不料這句話在徒眾間流傳起來，成為一句法語。回想起來，我的一生的確是因為「忙」，才少病少惱，身健心安。
童年時代，我就很喜歡忙。每天雞鳴而起，忙著幫大人插秧、除草、放牛、養雞，忙著和同伴捉泥鰍、找蟋蟀、玩紙牌、說故事。甚至連吃飯、睡覺都是在忙中度過。即使生病，也是在忙的裡面，似有似無地打發過去。忙，不但強健我的體魄，也長養我的耐力。
及至我十二歲出家之後，雖然生活方式有所改變，但是忙碌依舊，所以我從來沒有適應上的困難。記得那時我忙著早晚課誦、上課讀書，忙著出坡作務、挑柴擔水，忙著看守林園、捉拿山林小偷、護衛山門，甚至忙著立菩提願、發增上心，忙著念佛號，忙著打腹稿……，幾乎到了無事不忙，無處不忙的地步。這樣從早到晚，忙此忙彼，不但於己絲毫無損，反倒強化我的身心，增加我的人緣。
由於我經常自動自發幫忙菜園工作，所以園頭不時送我兩棵白菜、幾粒番薯薑，讓我帶回去燒湯煮麵，與同學共享，彼此皆大歡喜。尤其在隆冬的夜晚，三五好友蹲踞廚房一角，一面忙著偷吃麵條，一面忙著閃躲糾察老師，既刺激，又溫馨。如今回味起來，依然樂趣無窮。
每個月常住創辦的《中流雜誌》出刊時，我也總是義務地前往協助包裝寄發。一天忙碌下來，不但贏得師長的讚美，而且還能獲贈一份雜誌做為酬勞，使我能免費閱讀，先睹為快。這對於嗜書如命，卻阮囊羞澀的我而言，真是無上的珍寶。
就讀佛學院期間，我不但每天發心煮放參(晚飯)供養大眾，也時常到常住的織布工廠裡幫忙。雖不曾多吃一粥一飯，也未嘗得到一絲一縷的賜贈，但在忙的同時，我深深瞭解物力的艱難與緣起的妙用，一生受用無窮。
所以，在「忙」中，有數不盡的樂趣；在「忙」中，有無限的喜悅；在「忙」中，能安身立命；在「忙」中，能多所體悟。「忙」的生活實在太美妙了！在「忙」中，我感覺到懶惰懈怠實在就是罪惡。
為了照顧一窩剛生下來的小老鼠，我將牠們偷偷藏在抽屜裡，每天咬破飯粒慢慢餵食。看著牠們從全身無毛到一身烏亮，從未睜雙眼到活蹦亂跳，我感受到生命之可貴在於躍動不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焉能不將自己「忙」起來呢？
為了同學贈送的幾條蠶寶寶，我在讀書作務之餘，跑全山，摘桑葉，一面注意牠們的溫飽情況，一面還要避免被老師發現，一直養到牠們長大成蛾，破繭而出。這些點滴體驗，讓我及早深入「雖忙猶閒」的三昧，對於我未來的弘法事業具有莫大的助益。
在佛學院圖書館兼任管理員期間，我除了夜以繼日整理「活頁文選」之外，還經常忙裡偷閒，翻看《水滸傳》、《三國演義》、《基度山恩仇記》等中外名著。甚至在開大靜之後，點著線香躲在棉被裡偷偷閱讀，直至天亮。就這樣數年之間，拜忙中自修之賜，我不但得以遍覽群書，更激發對文學的深厚興趣。
老師的一聲令下，我忙著奔走油印，供給教材；同學的一句要求，我忙著整理講義，裝訂成本。忙，使我得到師長的肯定；忙，使我得到同儕的友誼；忙，使我意識到集體創作的重要；忙，使我感受到同心協力的意義。在閉塞的深山叢林裡，雖不曾閱讀「青年守則」，但我早已體會「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觀世音菩薩因為二六時中忙著尋聲救苦，地藏王菩薩由於時時刻刻忙著地獄度生，所以贏得佛子們的頂禮讚歎。因此，忙是善舉，忙是利行，忙是情義，忙是功德。忙，才是佛法的真諦。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點燃中日間的戰火；八年後，艱苦的抗戰終於結束，未曾休養生息，又遇國共之爭。十餘年間，我與一般苦難的中國人一樣，忙著逃難，忙著流亡，忙著防空襲，忙著躲戰火，忙著救濟傷亡，忙著收容孤老。忙，給我機會，讓我從揚州鄉下來到南京棲霞，讓我由童蒙無知直至出家求學，讓我從山林僻野走向社會群眾，讓我從徐蚌會戰來到台灣施展弘法利生的抱負。
剛開始時，為著一個開示，我往往忙了幾個通宵，準備講稿；為了一篇文章，我經常忙了幾個夜晚，搜索枯腸。雖然未曾領過任何鐘點費，亦未曾得到任何稿酬，但是看著台下的群眾由少而多，由點頭會意到拍手鼓掌，看著自己的一筆一畫印成方方正正的鉛字，刊在每期的《菩提樹》、《人生》、《覺生》、《自由青年》等報章雜誌上，一股強烈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充塞胸懷，實非錦衣玉食、華廈美屋之樂所能比擬。在忙中，我充分領略服務奉獻，不求報償的法喜。所以，我能有能無，能苦能樂，能大能小，能進能退。
為了讓一本書及早付梓，我曾經守在深山草棚裡達一個月之久，趴在塵泥地上，以大地為桌案，奮筆疾書，寫出我對人間佛教的理想。為了讓一本雜誌如期出刊，我時時餓著肚子，從台北大理街走到萬華火車站，坐火車到老北投，再轉公車到新北投，摸黑步行至山頂，將一本新印的刊物交到老法師手上，才鬆了一口氣。每次完稿，望著魚肚白的天色，再看看錶，往往已是凌晨時分。雖然我整天忙得無人無我，無日無夜，但在我不僅未曾減少什麼，反而增進了信心道念。
一九五一年，我擔任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每天起早睡晚，忙著帶領學生做早晚課誦、出坡勞動，忙著準備授課及批改作業。此外，還得忙著圈點八十餘本的學生日記及輔導學生的生活。一個月下來，整整瘦了五公斤。儘管如此，我的心靈卻在忙碌中逐漸提升，我的視野也在忙碌中逐漸開闊。忙，開啟人人本具的潛能；忙，發掘方寸自有的寶藏。所以，我喜歡忙。藉著忙，我精進奮發，自強不息。
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四、五十年前，正是民生困乏的時代，有人又說：「教書自有香菇麵，教書自有好供養。」但我覺得，教書之樂不在豐衣美食，而在灌輸大家正確的觀念。所以每次收到些微稿費或嚫錢時，我總是拿去購買佛書，與佛子們結緣。忙著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實在比黃金屋、顏如玉、香菇麵、好供養更有價值。記得那時我常常為了一場講座，從宜蘭坐上一天的火車到高雄，演說完畢，又從高雄乘夜車回到宜蘭。在北宜線、縱貫線上，我雖然耗費了無數光陰，但生命的力量卻隨著滋長，怎不叫人歡喜？除了定期的講演之外，我馬不停蹄，忙著到工廠為勞工開示，到碼頭為漁民布教，到監獄為受刑人皈依，到軍營為官兵們說法。有人說時間難捱，我卻覺得一天二十四小時瞬息即過，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小時可以使用。
那時，台灣的計程車剛剛開始營業，我偶爾為了趕路，不得不以計程車協助自己奔忙。每當里程表跳動一次，我的心臟也隨之起伏跳動。又要忙碌，又想省錢的滋味固然頗不好受，但是每當望著台下聽眾心開意解的表情，看著身邊的工作能夠完成，心中的喜悅真是無與倫比。
民國五十年以後，各個大學紛紛成立佛學社團，廣播電台也增闢佛教節目，一向喜愛文教的我益形忙碌起來。我不但為寺院服務，為信徒講經，還要為學生授課，為電台供稿，整天像個陀螺一樣轉個不停。雖然如此，我仍感到忙得不亦樂乎。
為了寺院的落成開光、住持晉山，我經常南北奔跑，親往參加；為了信眾的婚喪喜慶，我往往毫不猶豫，前去致意。漸漸地，應酬日增，但因深恐人情不夠，所以只有自己忙碌，不願對別人失禮。雖說凡事已克盡己心，無奈仍有未如人意之處。我深深感到，未成名時，忙，是一種快樂的修行；成名之後，忙，有時卻成為一種艱難的負擔。俗謂「人為名累」，其實，再忙再苦，我也不累，人情難卻才是累人最甚。所謂「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我還是歡喜忙，所以仍然繼續地忙下去。
隨著佛教的發展，五十歲以後，我又忙出另一片天地。在建寺安僧、辦理學院、成立養老育幼事業、從事出版文化工作等方面，我都寫下了「忙」的歷史。但有誰知道，我常常為了開導一個頑皮的小孩，忙著想盡辦法；我往往為了疏通一位固執的老人，忙得舌乾唇燥。時間在忙碌地思考，忙碌地做事中飛逝而過。佛經上說：「常做佛事，永不休息。」在忙碌的度眾工作中，我學習到謙虛耐煩的美德，也長養了慈悲包容的雅量，真是人生一大收穫。
佛光山開山之初，我忙著帶領弟子們披荊斬棘，啟建山林；平日裡，我忙著在全山掃除各地落葉；假日時，我忙著進廚房供應香客素齋；山洪爆發時，我忙著以身擋水，保衛道場，事後還要忙著做好水土保持工作；颱風來襲，我忙著巡視各地，災後還要忙著修補搖搖欲墜的草寮。經云：「一沙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在「忙」的生活中，我對於這句話有很深的體會，因為佛光山的一沙一葉中，有我全部生命的虔誠供養。
近十年來，我的弘法腳步拓展到國際舞台。我曾六去印度朝聖，八赴歐洲弘法；我曾七往澳洲、紐西蘭大洋洲地區巡視寺務，三到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視察佛光山的別分院。為了將大乘佛法傳入西方世界，我去過北美洲的美加一帶三十次以上；為了每年為期三天的佛學講座，香港地區我來往不下十五次。在馬來西亞的莎亞南體育館，我主持過八萬人的集會；在印度的拉達克，我爬上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地，向當地信眾弘法。聯合國大廈曾有我過往的足跡，印度總統府、泰國皇宮、美國白宮也留下我和各國領導人會談的歷史。中國的長江三峽，我曾親炙過它的風采；世界的七大奇觀，我也曾一一佇足觀賞。在倥傯的弘法行程中，我瀏覽過莫斯科的紅場風光；在繁忙的北歐之旅中，我見識到瑞典和平幸福的社會主義。走訪德克薩斯州的美國太空總署，使我對尖端科技的成果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參觀加利福尼亞州的環球影城，讓我對聲光化電的功用有了深一層的認知。我忙著做一個地球人，將歡喜遍撒十方世界，將自己融入萬物之中，每天過著既充實又幸福的忙碌生活。
滾石不生苔，流水不生蠹。忙，才能發揮生命的力量；忙，才能使我們身心靈活起來。經云：「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又說：「人所欲為，譬如穿池，鑿之不止，必得泉水。」藉著忙，將自己動員起來，才能一鼓作氣，先馳得點。如果能善於忙碌，「忙」就是一帖人生康樂的最佳營養劑。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七月)
佛陀也會被人毀謗
我一生當中，不知受過多少人毀謗中傷，年輕時雖然極力隱忍，但不免難過，因為我一直盡心盡力為人為眾，希望有一個完美的人生，而別人卻如此糟蹋我的好意，總覺得心裡無法平衡。
一九六三年，我初次隨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走訪東南亞各國，到達最後一站時，一位同道建議：沿途收到的贈品太多，搭船比較方便。我說：中央政府已來電表示要派人前來接機，還是坐飛機比較妥當。沒想到回國之後，原先提議坐船的人卻在佛教雜誌上撰文，謂星雲某人為了做生意，一路買了許多貨品，所以主張坐船云云。另一位同行者得知此事，安慰我說：「你不要難過，佛陀也會被人毀謗。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世間上的人，只要他認同的，就覺得是真、善、美；不認同的，就斥責為醜陋、惡魔。毀謗有時也是一種肥料啊！」我聞言釋然。多少年來，每遇譏毀，想起佛陀慈忍的精神，不禁鼓起信心，勇往直前。如今，我也常敘述自己的經歷，告訴徒眾：「佛陀也會被人毀謗。」希望他們也能忍辱負重，肩挑弘法利生的重責大任。
自從一九五四年來到宜蘭之後，我為雷音寺肝腦塗地，奉獻心力，當地信眾也對我極為護持；但每當有人提議將寺院交由我管理時，總有另一批信徒以我是外省人為由，持反對意見。我並不以此為意，因為自覺出家人應以雲遊弘法為己志，所以除照常處理寺務之外，我更在餘暇充實自己，發願要作一個擁抱眾生的地球人。「毀謗」正好給我一個反省檢討的機會，讓我更堅定自己的目標方向。
十多年前，初到洛杉磯考察佛教，特別請了一尊莊嚴的佛像，送給在當地弘法的宣化法師，沒想到後來我重履斯土籌建西來寺時，他卻投書當地政府，指控「從臺灣來的和尚都是假的」。經過十年的辛苦建設，西來寺終於落成，為美國信徒實踐大法西來的願望，而那尊佛像如今依然端坐在他的金輪寺裡，似乎是在見證歷史的真相。
就在西來寺即將完工的時候，紐約一間道場的住持對我說：「你不會英文，沒有辦法在西方發展，不如將西來寺交給我吧！」我聞言不語，心想：在西方發展，不一定要靠英文，而是要靠願心。數年之後，隨著西來寺的基礎穩固，美國東部、中部、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滿地可、愛明頓，乃至中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歐洲的法國、英國、德國、荷蘭、瑞士等地相繼成立別分院，擔負利濟眾生的使命。我深深感到：在這個是非紛紜，觀念錯亂的時代裡，我們應該經常像一個充氣的皮球，「毀謗」的外力越強，要彈得越高越遠。
一九九○年，我到美國弘法時，曾應邀到「中華之聲」廣播電臺的「空中訪問」節目，接受主持人巴山先生的現場訪問，及聽眾們的叩應問答。其間，一名江姓牧師不顧聽眾的屢次抗議，滔滔不絕地在電話上發表反對佛教的論調，後來不但勸巴山先生信奉耶穌教，並且對我說：「大師！西來寺之所以建得這麼大，都是上帝給你的力量。」這時我再也不客氣，立刻回答：「我非常歡喜巴山先生去信奉您的耶穌教，也同意您說的耶穌偉大，不過西來寺的建成，完全是靠成千上萬海外的佛教徒所成就的。這個光榮不能歸於上帝，應該歸於佛陀。」最後，我仍禮貌地歡迎江牧師到西來寺參觀。臨走時，素無信仰的巴山先生對我說：「大師！如果我要信教的話，我會考慮信仰佛教。」
佛陀在《四十二章經》中說，欲以「毀謗」損人，就如同「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污己身；逆風坋人，塵不污彼，還坋于身。」誠乃不虛之言也。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我們只要心地像太陽一樣光明磊落，惡言「毀謗」必能如霜露般消失無蹤。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率弟子一行十人環遊世界弘法，行經馬來西亞時，當地一名佛教法師竟在報端謾罵，說臺灣的佛教充斥「山頭主義」，破壞和諧；「一師一道」的觀念是用來約束信徒的教條；臺灣的佛教團體來大馬傳教，是想在此建立「殖民地佛教」。眾人閱報，不禁莞爾一笑。因為佛教不但在中國，甚至遠溯至印度時期，也是分宗立派，這並不意味佛教的分歧，而是顯示佛教教義的博大精深，須加以分門別類，才足以闡揚各種法門的精闢之處；而宗教多元化的發展，正可以促使內部競爭進步，並不會互相妨礙。
試想在中國四大名山中，分別代表大乘佛教悲、智、願、行精神的四大菩薩：觀音、文殊、地藏、普賢，難道也是在搞「山頭主義」嗎？而「一師一道」是自古以來，佛教所提倡，旨在教導正信的三寶弟子應一心一意奉行佛陀的真理，不皈依外道天魔。「一師一道」的思想能增進宗教內部團結，非僅佛教獨有，像耶教、回教不也都主張一師一道嗎？如今這位法師竟濫加批評，實為奇聞，難怪大家見報，都發出會心的微笑。
至於「殖民地佛教」更是聞所未聞，佛教源於印度，而後傳入亞洲各國，與該國文化相融後，發展為一套本土性的佛教，從沒有聽人說這是「殖民地佛教」，再說其他宗教也有傳教國外的情況，也沒有人責備他們有殖民色彩，如今卻獨指臺灣佛教團體在他國傳教是一種「殖民地式的佛教」，其偏頗之處，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的弟子慧海雖然也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但最初銜命接掌該地別分院時，所辦的各種活動都飽受譏毀，憑著堅毅的度眾弘願，終於衝破難關，得到各界支持。一九九六年，我赴馬國首都吉隆坡的莎亞南體育館主持講座時，竟有八萬人與會聞法，盛況空前，可見任何的「毀謗」都無法擊倒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最怕的是自己心中徬徨無主，人云亦云。
記得三十年前，我開闢佛光山，初建大雄寶殿時，曾有人不屑地說：「值此末法時代，佛教衰微，還要建那麼宏偉的殿堂！」我認為聖教凋零，社會混亂，才要建巍峨的寺院，行不言之教化。不久，佛殿落成，莊嚴的外觀吸引許多信徒香客前來上香朝拜；圓山大飯店初建時，也向我們索取藍圖以為參考。後來，我在客堂、講堂、會議室等地裝設冷氣、地毯，又遭人批評；而中部一所別分院在三夾板桌面貼了一道金邊作為裝飾，也被議為「豪華」。
其實佛經裡那一方淨土不是黃金舖地，七寶樓閣，微風吹動，眾鳥說法？美觀舒適的環境不但是應眾生的需要，更是現代機構必備的條件。如今不僅市井小民頻來聽經聞法，政要首長也喜歡在寺院召開會議。所以，我們要正視「毀謗」，以此作為信心道念的試金石。
數年前，一名記者前來採訪時說：有人批評佛光山的佛像用水泥製造，是一種粗糙的水泥文化，希望我就此發表意見。我覺得建築材料與時俱進，有所謂的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如今已進步到鋼筋水泥的時代了，捨此他為，不亦怪哉！更何況我一生辦事主張「要用智慧莊嚴，不用金錢堆砌」，我也可以用金、銀、銅、鐵來雕塑佛像，但如此一來，其他重要的建築就無法進行。這麼多年來，朝山的信徒心裡拜的都是佛祖，而不是水泥，為什麼有些人千里迢迢來到佛光山，卻只看到水泥，沒看到佛祖呢？「毀謗」暴露了人性的弱點，正好成為我們的借鏡。
自佛世以來，對於佛教最大的「毀謗」，莫過於指責出家人不事生產，其實僧侶弘法利生，淨化人心，就是一種最有利於大眾的生產活動。三十年來，我在佛光山培育出來的弟子，或致力慈善救濟，或從事佛教行政，或演說佛法真理，或編輯書報雜誌，我們不敢說貢獻卓著，但起碼我們的辛勞不亞於一般的社會工作者，而我們超然的態度更有助於解決社會問題。
又有一些人批評佛光山的活動太多，太過入世，沒有修行。其實二千六百年前，佛陀就順應當時的習俗，每天率領弟子四處托缽乞食，敷座說法，意在藉此機會走入社會，度化眾生。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隨著時代發展，從農業生產到工業參與，從齋菜供應到經懺佛事，從旅遊服務到臨終關懷，從慈善工作到文教事業，從當舖油坊到倉庫碾磑，不但帶動經濟的蓬勃發展，更提昇社會的人文素養。而現在我們只是更有計畫地興辦各種佛教事業，舉行各種佛教活動，利樂十方眾生。佛光山的弟子們每天清晨四點半起床，除了早晚課誦，整理環境之外，從早到晚，忙的都是度眾利生的工作，如果這樣不是修行，什麼才是修行呢？
回想當初我大力提倡「人間佛教」時，大家或背地裡嗤之以鼻，或公開指責我譁眾取寵，但多少年下來，不但臺灣的佛教界奉行「人間佛教」，世界各國乃至鐵幕國家，像中國大陸、俄羅斯等地方都在研究「人間佛教」。可見有時「毀謗」是因為對方不瞭解狀況，所以我們應該努力以文字般若來宣導實際情況，以積極的行動來證明一切。
四十年前，我經常帶著青年男女下鄉佈教，當時一些好事者經常在背後說一些難聽的話，但畢竟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久而久之，我們莊嚴有序的弘法隊伍獲得大家的肯定，連一些家長都命子女們跟隨我學佛。目睹當時比丘尼不受人尊重，我努力在教界為女眾爭一席之地，為此曾被一些教界同道揶揄我是「女性工作大隊的隊長」，甚至有些人以輕蔑的口吻將比丘尼說成是「寄佛偷生」。幸好他們都很爭氣，目前佛光山許多學有專精的比丘尼甚至在大學任教，在男眾佛學院授課，而且著作等身，辯才無礙。而在臺灣首先發行的《佛光大辭典》，也是由一群比丘尼一手編輯而成，他們斐然的成績不但贏得世人的讚許，更粉碎了惡毒不實的「毀謗」。
一九七三年，「臺大哲學系事件」轟動全臺，多名教授因而解聘，其中陳鼓應、李日章等人曾來佛光山授課，當時正值戒嚴時期，我建議學者應專心致力於學術工作，思想儘可以自由，但不見得要付諸行動。不料後來卻傳來許多不實的傳言，例如：「佛光山是匪諜大本營」、「佛光山裡藏了兩千多支長槍」、「佛光山的資金是中國共產黨資助的」……，情治人員也頻來調查。二十二年後，由六位臺大教授組成的調查小組，經過兩年的明查暗訪，終於真相大白，雪洗冤屈，而佛光山早已通過時間的考驗，脫除嫌疑。「毀謗」不僅無損於我們的形象，反而凸顯我們的寬闊胸襟。
早年在臺灣，人們最怕被人戴上兩頂帽子：黃帽子(社會問題)和紅帽子(思想問題)。於今，臺灣雖已解嚴，還是有帽子的問題存在，例如給你一頂經濟帽子，說你是企業和尚；給你一頂政治帽子，你又變成了政治和尚。傳播媒體也爭相炒作新聞，以收驚世駭俗之效。例如前幾年報章雜誌為佛教界評估財產，儘管佛光山早已退居殿後，但媒體記者仍窮追猛打，大作文章，說大樹鄉土地一坪新臺幣十萬元，佛光山佔地五十甲，價值一百五十億元。我和當時的住持心平說：「佛光山這麼值錢，我一點也不知道，只要有人出價十分之一的價錢十五億，我們就賣了，建築物全部奉送。但誰來買呢？我們能賣嗎？」不久報紙又說：海峽兩岸的佛教活動都是「向錢看」。別的道場我不知道，但據我所知，佛光山辦的佛學院三十多年來，不但不曾收過學雜費，而且免費提供食宿，現在遍佈世界的佛學院有十六所，學生六百人。此外，我們的信徒講習會不知辦了多少屆了，從未收過一分錢，在國內外舉行的大型講座，也沒有收門票，甚至連短期出家、八關齋戒、佛七、禪七等活動，我們都儘量為信徒著想，提供設備、簿本、書籍、衣物。佛光山是「日日難過日日過」，那有這麼多錢可「看」呢？
近年來，邪魔亂舞，自從宋七力、妙天事件之後，又引起社會一陣騷動，經過記者誇大報導之後，佛教及靈骨塔又成為眾矢之的。其實明眼人立刻可以看出宋七力、妙天等，都是一些附佛外道，這是政府沒有適當法律約束，及人民貪婪熾盛有以致之，與正信佛教扯不上關係。而一般安放在寺院的靈骨多為永久供奉，除平日的灑掃誦經之外，寺方每於春秋二季都舉行超薦法會，以期冥陽兩利，法雨均霑，無奈一些人只看到死人的骨頭，卻沒有看到活人(法師)的辛苦。佛光山萬壽園除了上述一般性的服務之外，還免費提供二千座龕位給高雄縣孤苦無依的人免費安奉靈骨。但儘管記者們知道我們福利社會的誠意及苦心，仍舊有人蓄意「毀謗」，感慨之餘，我在演講中嗟嘆「政府無能，媒體無德，佛教無辜，信徒無奈」，臺下一片掌聲雷動，可見廣大的群眾仍然是善良的。
至於「政治和尚」的稱呼，我起初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一切言行與政治毫無瓜葛，完全是站在佛教的立場，為大眾謀取福利。久而久之，我由「非心非佛」轉為「即心即佛」，覺得這個稱號也不錯，有些人想盡辦法從事政治，卻怎麼樣也爬不上去，我無心從事政治，別人卻稱我「政治和尚」，表示我很有辦法，很有力量，不是很好嗎？心念這麼一轉，「毀謗」就成了甘露，所以對於中央常務委員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聘請我擔任公職，我一概本著不迎不拒，廣結善緣的態度，做好出家人普度眾生應有的本分，做一個眾生的「義工」。
去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副總統高爾先生訪問西來寺，我們只是盡力安排接待工作，善盡地主之誼，沒想到經過有心人士的渲染之後，一項清淨的宗教拜訪變成污穢的政治事件，但我仍願本著佛門的慈悲胸懷，衷心祝福這些刻意「毀謗」的人，「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
數年前，佛教學者江燦騰先生在新竹與我會面時，問我：「有些人很仰慕您，但為什麼教界又很少有人和您來往？」我說：「不是我不好，就是他不好，這就要看各人的看法了。」江先生聞言大笑。另一次，我們在高雄晤談，他主動提起外界對佛光山的各種傳言，我說：「江先生！您是學歷史的，一切言論都應該根據事實舉證，為什麼總是說聽說如何如何呢？」他立即頷首稱是。
俗語說：「謠言止於智者。」《堅意經》云：「慈心正意，罪滅福生；邪不入正，萬惡消爛。」這是佛陀對治毀謗的良方。「佛陀也會遭人毀謗」，所以「毀謗」可能是由於我們表現得太好，我們應該感謝別人對我們的毀謗，因為如此一來，正好給自己一個反觀自照、消災解怨的機會，讓我們得以在菩提道上步步提昇。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元月)
因緣能成就一切
佛陀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夜睹明星，所證悟的真理最主要的是：萬事萬物的生滅都是在遵循著「因緣」法則的運作。所謂「因」，就是指最初引生後來結果的直接內在的原因；所謂「緣」，就是指外來助成結果的間接關係。由此看來，「因緣」不是佛陀所發明的名詞，而是宇宙人生本來的真理。因緣既不是宿命觀點，也不是靈異現象，而是最合乎科學的法理軌則。我出家半世紀以來，對此感悟良多，如果有人問我一生之中，體會最深的佛法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因緣能成就一切。」
我出生在蔣介石揮兵北伐的年代(一九二七年)，及至稍長，中日戰爭爆發，以及後來國共內訌不和。記得那時戰火連綿，生靈塗炭，不知多少人家園毀於一旦，多少人妻兒骨肉離散，我常想：「為什麼會有如此慘不忍睹的結果呢？必定有所原因。」聽到年老的外婆和師公(出家的姨婆)談話時慨嘆：「這些『因緣』都是眾生的業力！」我繼續追問：「業力是什麼？」他們說：「這是因緣果報。」後來，我出家學佛，一路行來，感到世界的成、住、壞、空，人間的生、老、病、死，心念的生、住、異、滅，原來一切無常的世事都逃不過「因緣」二字，所謂「因緣生，因緣滅」，真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像我童年未曾讀過多少書，而能認識一些字，主要是因為母親聽我讀故事小說時，在旁指正我的錯別字，讓我有了識字的「因緣」；家裡人口稀少，無人燒煮三餐，年幼的我自動負起燒飯煮菜的責任，不意卻獲得臥病在床的慈母指導，讓我得到烹調祕訣的「因緣」。少時親近信佛虔誠的外婆，在外婆的念佛誦經聲中，增加我信仰的「因緣」。家鄉寺院庵堂很多，出家人衣袂飄然、法相莊嚴的行儀，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埋下種子，不知不覺中蘊釀我出家學道的「因緣」。所以，「因緣能成就一切」，誠信然也。
「因緣」，有順「因緣」、逆「因緣」的分別：風調雨順，讓萬物成長，此乃順的「因緣」；風霜冰雪，讓萬物堅強，此乃逆的「因緣」。「因緣」有善「因緣」、惡「因緣」兩種類型：助長成功的「因緣」，乃善的「因緣」；破壞損毀的「因緣」，乃惡的「因緣」。但善、惡因緣不是絕對的，一個人歷經父母的呵護、學校的教育、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繁榮，固然能得到順的、善的成長「因緣」；有些人從出生伊始，就遭遇到破碎的家庭、艱辛的生活、苦難的挫折、種種不幸的惡「因」惡「緣」，也能從堅強奮發中，淬煉出逆的成長「因緣」。檢視過往，年少時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養成我善觀事物的性格；沒有貴親厚戚的照顧，養成我平等愛人的性格；沒有周全衣食的供應，養成我隨遇而安的性格；沒有冶遊玩耍的環境，養成我慎思自省的性格。這一切不順利的境遇，不也都成為我成長的「因緣」嗎？其他諸如戰爭傷亡、家庭貧困、饑寒交迫、橫逆臨身，如今想來，也全是增上的「因緣」。
後來，我到南京律學院念書，因逢戰亂，缺乏適任的老師，每當他方有一位老師前來，大家奔相走告，認為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在課堂上，都能珍惜寶貴的機會，專心聽講，久而久之，養成我習慣於諦聽的「因緣」。其中，有的老師不擅教授方法，上課不發一言，寫了滿黑板的粉筆字，養成我善於抄錄的「因緣」，不意日後專注聽講的「因緣」與善於抄錄的「因緣」，對於我自學修習助益甚多，讓我感到「因緣」真是不可思議。
記得剛要來台灣的時候，正逢國共戰爭風雲緊急，許多人舉家南逃，甚至因嚮往台灣而離鄉背景，飄洋渡海。當時太平輪數千人的死難轟動一時，我因為時間匆促，趕不及搭上那班輪船，而倖免一劫。如果快了一時，沉沒海峽的冤魂或許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為沒有趕上的「因緣」，讓我與死神擦身而過。在慶幸之餘，經常覺得人生在順、逆「因緣」之中流轉不停，如同一股無形的力量支配著我南北流亡，東西飄泊。
一九四九年，由於政府誤解，認為來台的僧伽均係匪諜，處處風聲鶴唳，難以容身。那時我身無分文，突然想到棲霞山在香港的分院「鹿野苑」中，或有道友可資助我的船票，讓我前往香港，遂去信求援。那知船票寄達台灣時，我已被冤囚獄中。及至釋放，錯過了赴港因緣，後來承蒙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長者，以警民協會會長的身分為我保證，辦理戶口，打消我赴港的想法，成就我留在台灣的「因緣」。
感謝身為客家人的妙果老和尚，與我既非同門，又非同宗，卻在我無衣無食的時候，伸出援手，給我掛單安住的「因緣」，並為我擔待安全單位許多調查盤問的風險，若非如此，生死存活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後來為了報答妙果老和尚的慈心，以及客家籍的工程師謝潤德先生的「因緣」，我在苗栗、竹東、頭份、屏東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設立了很多禪淨中心、道場及佈教所，聊以報答這許多美好的「因緣」。
自從吳鴻麟老先生冒險為我保證之後，我與吳家結下了幾代「因緣」。數年前，吳老先生過世，我從菲律賓趕回，親自為他主持奠禮；吳老夫人在台大醫院住院治療，我也多次探望。今年(一九九八年)三月，吳伯雄先生繼我之後，擔任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的總會長，當我陪著他到各地視察會務的時候，突然感到「因緣成就一切」的妙處，真是不可思議！
中日戰爭結束之後，我在江蘇宜興辦了一份《怒濤月刊》，雖只油印五百份的發行量，但承蒙教界長老大醒法師在《海潮音月刊》上公開推介，使《怒濤月刊》立即身價十倍。到了台灣之後，大醒法師於一九五一年主辦台灣省佛教講習會，我感念他提拔《怒濤》的「因緣」，毅然承命為其擔當教務主任之職，以供驅使，仔細回想人生種種在「因緣」裡流轉迴盪的情景，不禁禮讚「因緣」真是奇妙無比！
在講習會期中培養的僧才，有被冤屈死於獄中的台東修和法師，有主編《海潮音月刊》的靈泉寺修嚴法師，有在台中創立萬佛寺、慈明寺的聖印法師，有在花蓮擔任佛教會會長的真寶法師等。由於我和大醒法師的一點「因緣」，這許多青年僧寶對台灣佛教作出一定的影響和貢獻，心中也同感與有榮焉。
此外，由於我和妙果老和尚的「因緣」，承蒙他推介，讓我和台灣佛教界的大德，如台灣省佛教會理事長宋修振、台中寶覺寺林錦東、台南縣佛教會呂竹木、彰化曇花佛堂的林大賡、南投縣佛教會理事長曾永坤，甚至在台灣大學教學任職的李添春、李世傑，北河高中老師張玄達等本土俊彥結識來往，深感榮幸。後來我在台灣多次環島佈教，宣揚影印大藏經，到各地弘法講學，出版《釋迦牟尼佛傳》，發行《今日佛教》……等，他們都給予我許多支持，這些好「因」好「緣」，抵消了許多壞「因」壞「緣」，讓我得以一展發揚佛教的抱負。感念於「因緣成就一切」，我發願要時時刻刻給別人一點幫助的「因緣」，讓自己也能成為別人的好「因」好「緣」。
民國四十年左右，花蓮不斷地發生強烈地震，天災人禍頻傳，我感謝東淨寺的曾普信居士平日以謙謙君子之風，待我誠信，所以除了曾在《人生雜誌》上呼籲救濟花蓮災民，重建東淨寺之外，也為他出版《蘇東坡史話》等書，讓彼此都在好「因」好「緣」中來往。
當我得知林錦東被政府認為是親日派的中堅，不被獲准出國時，我作「不請之友」，多次和中央建議：「林先生實是中日友好邦交的最佳人才。」後來中央解除禁令，讓他得償訪日宿願，我也歡喜不已。
記得有一年，彰化媽祖行香團朝拜北港的媽祖廟，林大賡先生邀我坐三輪車，到媽祖行陣中參觀，讓我對台灣的民間信仰有了深切的認識。為了感激他的熱忱，後來我在彰化開建「福山寺」，請他擔任「福山佛學院」的副院長，希望彼此的好「因」好「緣」能對彰化佛教有所貢獻。
後來，屏東東山寺圓融法師、苗栗淨覺院的智道法師、台中慎齋堂德熙法師、后里毗盧寺妙本法師、美濃朝元寺的善定、慧定法師、板橋菩提院的文智法師等等，都曾支助我弘法的「因緣」，我無以為報，只有努力著述，寄贈書報月刊，聊表寸心。
一九五二年，由於先有馬騰居士寫信邀請我前往宜蘭弘法為「因」，後有李決和居士面邀駐錫宜蘭為「緣」，我欣然允諾。四十六年之後，一九九八年，馬騰居士在岡山以八十餘高齡辭世，我感念他當年給予我赴往宜蘭的「因緣」，除了前去拈香祝禱冥福，吩咐佛光山都監院的滿淨法師、永能法師為其處理一切喪葬事宜之外，並將其靈骨安奉於佛光山，滿我感謝好「因」好「緣」的心願。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墾丁公園一帶弘法，蓮海念佛會邀我前往主持落成開光，三十多年後，我應邀為東海寺主持佛事，才知此地已有幾十個寺院道場分建各處。想到佛典中描述尼拘陀樹的種子雖小，長成的大樹卻能枝葉繁茂，蔓生四方，以此譬喻小「因緣」能得大果報，不禁深有所感：播種者植種於地，雖然不一定自己收成，但有朝一日看到濃蔭傘蓋，大眾蒙福，也覺得欣慰無比。初到宜蘭的時候，一無所有，仰賴別人給我「因緣」，自忖：「我能給別人什麼『因緣』呢？」於是一得到淨財，便購買《人生雜誌》、《菩提樹月刊》及台灣印經處出版的佛書，免費送給寺院、商店、信徒、青年，由於這些「因緣」，無形中助長宜蘭讀書學佛的風氣，頭城、羅東等地相繼成立念佛會，圓明寺覺意老尼師提供草寮給我靜修寫作。天理堂香店的老闆方鐵錚先生是李決和居士的女婿，後因流通佛書與我結識，在這諸多「因緣成就」之下，李決和居士不但自己以年老之身隨我出家學佛，女兒慈莊、外孫慧龍、慧傳也隨我剃髮為僧，目前在佛光山都擔任要職。
在宜蘭弘法的「因緣」，除了造就了許多有為的青年僧才，與我共同開創佛教事業，除最初參與開闢佛光山的一級主管之外，在家信眾方面也是人才輩出，像鄭石岩教授在佛教心理學方面開創天地，利人無數；楊梓濱、張肇、張鋼鎚、林清志等人為佛光大學奔走籌畫，克盡心力……，凡此「因緣」皆有如滾雪球一般，緣緣相續，燈燈無盡，使偏處一隅的宜蘭成為台灣佛教的搖籃地，點點滴滴的往事形成延續歷史的軌跡，誠為不可思議之「因緣」也。
喜捨一句受用的佛法能給人一些「因緣」，布施一聲親切的關懷能給人一些「因緣」，甚至供養一絲真誠的微笑，贈予一本淺顯的佛書，都可以提供別人一些「因緣」。多少年來，在與道友、信徒的來往之中，我深深感到，不論是舊識或新知，不論是老參或新學，最重要的是彼此要互相珍惜「因緣」，唯有讓心和心之間搭建起道情法愛的橋樑，才能使好「因」好「緣」綿延不斷。
一九五五年，南亭、煮雲法師與我等人，共同發起「影印大藏經環島佈教團」。一個多月來，我們搭乘板車、牛車、三輪車、火車、汽車、小船、軍艦、飛機……，所到之處，鑼鼓喧天，鳴炮獻花，甚至地方寺廟抬出神明金轎前來歡迎，以麥克風、擴聲機助長熱鬧，只見台上、台下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此後，我又多次率領學生、青年到全省各地佈教，也蒙獲大家的熱烈護持，讓我愧不敢當。其中，有人說我成就台灣佛教蓬勃發展的「因緣」，但我卻認為是台灣民眾成就我推動佛教事業的「因緣」。
回憶四十年來，台灣佛教之所以能迅速發展，「因緣」際會當居首功，例如：由於電台傳播「佛教之聲」，讓多少民眾有了得度的「因緣」；由於詹煜齋先生每年贊助大專青年佛學獎學金的「因緣」，讓全台灣的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紛紛成立；由於朱鏡宙、張少齊印經的「因緣」，多少人因此而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由於白聖法師等傳戒的「因緣」，使今日出家僧尼增加；而佛光山辦學的「因緣」，則使得現代的佛教教育提昇層次。
佛陀出現於世，是為了一大事「因緣」──讓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千多年前，由於漢明帝夜夢金人的因緣，使大法東來，此乃東土人民的福德「因緣」成熟有以致之；二十世紀末，大法西來，讓佛光普照，法水流長，又是另外一個殊勝「因緣」的到來。
早年，我來美洲創建道場時，正逢中國大陸與亞美利堅修好時期，眼見許多留學生蜂湧到美國留學，但經濟都非常拮据，我和潘孝銳先生共同成立「西來獎學金」，每人三千至一萬美金不等，希望能為他們作一些「因緣」，名作家阿城、史玲玲、郭震揚等人都曾得到獎助。其中，王丹先生來美之後，拒絕外面的捐贈，卻樂意接受這項獎助，可見「西來大學獎學金」是一個清淨善美的「因緣」。名新聞記者卜大中先生，倫敦音樂家陳惠珊小姐，也都曾得過此一獎學金的資助。
此外，名作家北島先生發行文學刊物，希望我有所資助，我樂見其成，給他一點經濟上的「因緣」；德國漢堡大學車慧文教授在歐洲召開「國際華文會議」，希望佛光山巴黎道場能負擔食宿、交通，我感到自己能對世界華人幫助一點「因緣」，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因此慨然允諾。過去「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每年召開的大會從來沒有超出亞洲範圍，也未嘗在台灣舉行過，但第十六屆卻能移尊到美國西來寺舉行，此後，第十八屆大會，及今年(一九九八年)的第二十屆大會也相繼在台灣佛光山、澳洲南天寺召開，雖說為此所費不貲，但我覺得自己能參與其中，為「佛教國際化」穿針引線，盡心盡力，「因緣」殊勝難得，所以每次都懷抱著珍惜助成的心情戮力以赴，共襄盛舉。
我深深感到：有「因緣」，就有希望；有「因緣」，就有方便；有「因緣」，才能成就一切。「因緣」，實在是美妙無比！所以我不時提醒自己：不但要感謝過去的「因緣」，把握現在的「因緣」，更要培養未來的「因緣」，為自他開拓光明的人生。
為了貢獻一點「因緣」，讓更多人有志研究佛學，我結合兩岸學者編寫《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了播撒菩提種子，給予各地人士一些佛法的「因緣」，我席不暇暖，雲遊海內外，隨喜主持佛學講座。我在電視裡主持弘法節目，有五分鐘的「因緣」、有半小時的「因緣」、有一小時的「因緣」……，三十多年來，從一台到三台，從無線到有線，甚至自創「佛光衛星電視台」，播放有益身心的節目，無非都是希望觀眾們能得到一點善「因」善「緣」。我經常舉辦功德主、信徒、婦女、金剛、青年、僧伽等各種講習會，也是在創造各種「因緣」，讓大家的人生都能有所提昇進步。佛光山雖只有而立之齡，但是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國際會議已達三十次以上，主要是想給高級知識份子一些佛教的「因緣」。佛光會雖然只有七年的歷史，但在海內外所舉行的公益活動，不下七千次以上，主要也是希望為各地社會帶來一點淨化的「因緣」。
四十年來，我努力傳授三皈五戒，讓大家有三皈五戒的「因緣」；我在世界各道場發起短期出家修道會，讓大家有短期出家的「因緣」……，直到今日，我的理念是：應以大學「因緣」得度者，即辦大學而度化之；應以佛光會「因緣」得度者，即設佛光會而度之；應以寺院庵堂「因緣」得度者，即建寺院庵堂而度之；應以佛學院「因緣」得度者，即辦佛學院而度之；應以美術館「因緣」得度者，即建美術館而度之；應以青年團「因緣」得度者，即辦青年團而度之；應以學生會「因緣」得度者，即辦學生會而度之。
佛教主張「因緣和合」，「因緣」不是單一直線的發展，而是互有影響，前因後果，左右關聯，彼此呼應，重重無盡的關聯。「因緣能成就一切！」懂得重重無盡的「因緣」，才能有重重無盡的「成就」！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七月)
沒有待遇的工作
在泰國法身寺負責國際弘法部門的范淑智小姐，今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會的會長帕拉普先生將佛牙恭送到臺灣的時候，曾經來山住了幾天。有一天，她說：「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歡喜、安住，因為我在法身寺不是從事職業，而是一件沒有待遇的工作。」我雖然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但還是繼續問她：「沒有待遇的工作有什麼好處？」她說：「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種職業，我會計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歡喜。現在因為沒有待遇，我覺得是法身寺的法務，是我良心的責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覺得沒有待遇的工作比職業性的工作要快樂的多。」善哉斯言！難怪多少年來我看到范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樂而忘憂，原來她已經深入快樂工作的三昧了，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眾從信仰裡，從服務中所激發的法喜禪悅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門的長老職事，為什麼能數十年發長遠心，為佛門奉獻，無怨無悔？仔細想來，不正是因為他們不計「待遇」，只求佛法能發揚光大嗎？像心平原本在中華印刷廠服務，慈莊原本在蘭陽女子中學服務，慈惠在稅捐處服務，慈容在製藥公司服務，心定在郵局服務，蕭慧華在電信局服務……，三十年前他們為了信仰，不惜辭去千元待遇優厚的工作，投入佛門的弘法事業，每月只領取區區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發揮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數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為他們弘法利生的代價不是外來的金錢數字，而是內心的功德法喜。
記得有一次，一位游教授到西來寺參加佛教會議時，看到住眾從早到晚忙得如此歡喜，不禁慨嘆自己經常找不到一位樂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於是問我其中有什麼秘訣？我說：「這是因為我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所做的一切都是『沒有待遇』，心甘情願的工作。」回想多少年來，我經常想到自己只是大眾中的一個，所以從來不以師長自居，命令別人做事，結果大家對於這種沒有命令，「沒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熱心。
像在臺灣榮民總醫院為我心臟開刀的張燕醫師、美國皮膚科的沈仁義醫師、眼科的羅嘉醫師、牙科的李錦興醫師，不但視我如親，耐煩問診，即使聽說任何一個佛光山的住眾生病了，他們都會自動放下手邊的工作，親為治療，長遠以來，從不接受金錢或物質上的「待遇」，比「為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認真。
「沒有『待遇』的工作做起來更加起勁。」臺北佛光青年團團長黃金寶如是說。看著她領導一群青年幹部，在公暇課餘，從普門寺做到臺北道場，從臺北道場做到佛光山，任勞任怨，十數年如一日，不禁讓我回憶數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許多不求「待遇」的義工，那種為法忘軀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像李決和居士在宜蘭雷音寺為我義務擔任總務主任二十年以上時間，後來隨我出家，法名慧和；省議員陳伯汾先生為佛光山萬壽園和佛光大學的建校工作，在臺北、臺中忙碌奔走；此外從早期的林松年、郭愛、陳慈如、洪呂淑貞等，到近來佛光山各別分院的義工，如臺北的蘇月桂、李虹慧、游登瑞、許卉吟，基隆的孫翠英、李鳳英，以及臺灣中部的沈尤成、洪嘉隆、賴義明，臺灣南部的曾進＊?、陳順章、葉惠貞、蕭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溫哥華的趙翠慧，波士頓的馮文鑾，休士頓的趙辜懷箴，洛杉磯的陳居，香港的嚴寬祜，馬來西亞的陳瑞萊，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游象卿、廖德培，布里斯本的劉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聖保羅的張勝凱，南非的熱內等。尤其，總統府資政吳伯雄先生公開表示自己是佛光山臺北道場的義工，要「將政治擺兩邊，佛教放中間」，更是令人感動。
近年來，我在臺北道場出入頻繁，常常天還沒亮，就看到義工們已忙著擦窗、洗廁、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場的工作就搭公車去上班，有的繼續留在道場值日服務，其中有許多人在家裡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紳、千金嬌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從事金剛、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沒有道情，那裡會有人肯如此熱心？所以我常說：「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
在佛光山的職事員工達千人以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有假期，每天供應信眾飯食、帶領香客參觀、照顧佛殿香火、從事文教工作之餘，還得自修佛學，早晚課誦，朝醒夜寐，無時無刻不在分秒必爭中度過，但是大家都一致認為這種「沒有待遇的工作」讓心靈更充實，更快樂。因為在「沒有待遇的工作」裡面，有自己的尊嚴，有奉獻的誠意，有發心的喜悅，有無限的價值。
佛光山佛教學院的學生不但每天下午有出坡作務，寒暑假有勞動，過年過節還得為眾忙碌，有時第二天就要考試了，但為了讓來山的信眾都能心無旁鶩，安住修道，所以依然精神抖擻地從事行堂、典座、香燈、知客等工作。有時我和老師們說：「學業要緊，應該讓學生有多一點時間準備考試。」沒想到學生們卻說：「我們在佛門裡修行，要為弘揚佛法多做一點事情，佛光山是選佛場，我們要經得起佛陀的考試。」──「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是一張滿分的成績單！
記得過去在臺灣，著名的臺南大仙寺，裡面有三百多位住眾，他們寺院規定在做苦工十五年後，可以換得一間房間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眾，連房間的觀念都沒有，每天沉醉在奉獻的法喜中，像慈莊在美國開山時，曾經以馬場為家；滿徹初到德國時，以車庫為房……。如果不是諸佛菩薩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讓四眾弟子攜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淨土？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獲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實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黃世樑和林秀蘭夫婦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蘭度化的信徒，那時他們還沒結婚，雙方都曾要求隨我出家，但我當時沒有道場，無法教養他們，所以勸他們在家結婚一樣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後來他們雖然成家立業，但雙方約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養子女。當我建佛光山時，他們結束事業，和我共同開山，二十餘年來，黃先生從事水電修繕，黃師姐為大眾服務，不但不要求待遇，還將臺北房屋的租金捐獻給各種佛教事業。發菩提心容易，發長遠心難；做沒有待遇的工作容易，作幾十年還能保持如此歡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臺北的工商界為了要求加薪，紛紛遊行街頭，示威抗爭，一時之間，震動了整個臺灣。我在一次集會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員工幽默地說：「你們也可以搖旗吶喊，走到大雄寶殿或朝山會館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為大家不免也會對「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之外，一位在山上負責清潔掃地的老先生起身發言，說道：「我們不是為待遇而來的，我們是為歡喜和功德而來的。」我問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麼歡喜呢？」他說：「法師們遇到我們的時候，都稱我們『老伯』，而且對我們微笑、尊重，種種關懷，在這裡工作，有很大的尊嚴，有很多的喜悅，這些就是無上的『待遇』，為什麼要去遊行增加『待遇』呢？」
「沒有待遇的工作」蘊含了多少的樂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沒有周末、沒有假期、沒有暑寒假、沒有年節，也從來沒有要求過「待遇」。在大陸做小學校長的時候雖有待遇，但我沒有領過一毛錢薪水，因為我和師兄說：「校長的薪水，請您一半交給常住，一半交給我的母親。」
由於十年叢林教育養成我沒有用錢的習慣，所以有「待遇」也像沒有「待遇」一樣。記得我初到臺灣，在臺灣省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時，那時發的錢，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單銀」，每個月可以領到單銀五十元。但是我都將這筆錢拿來訂佛教雜誌或購買圖書送給學生閱讀。
後來在宜蘭念佛會服務幾十年當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單銀，我用來添置弘法道具，率領青年到各處佈教講演。當時蘇澳到瑞芳所有火車站的站長都皈投三寶座下，宜蘭鐵路局運務段段長張文炳居士認為我們對宜蘭佛教有貢獻，因此每次看到我們一行多人搭乘火車到各地佈教時，都不收車票錢。讓我得以將省下的車資作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來，仍感念不已。佈教之外，我將單銀餘款購買紀念品、卍字項鍊和青年朋友結緣。那時耶教盛行，掛十字項鍊者比比皆是，這些可愛的佛教青年們卻將我送他們的卍字項鍊掛在頸項上，露在衣領外面，穿梭在機關行號、市街大道上，引來許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當時的情景，都不禁歡喜鼓舞，因為在那個佛教備受壓抑的社會裡，在那種民風保守的年代裡，他們這種大膽的行動是多麼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逢周末，臺北等地都有許多人成群結隊朝山，在早課時皈依三寶，我的紅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沒有接受待遇的習慣，所以就將紅包聚集起來，為大眾購買桌椅、拜墊。幾十年來，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墊，無一不含藏了我誠摯的心意，偶爾在內心也會洋洋自得。
我經常應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專院校講學，我一概拒絕酬勞，但企業行號、公司工廠等地方，因為是生產單位，我恐怕不接受顯得太過矯情，所以收下來之後，就盤算如何用之於大眾。甚至於臺灣省省訓團公務人員集訓時，我是講師之一；成功嶺大專青年集訓時，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學、東海大學，我也曾擔任教席，像這些常態性上課的鐘點費，我都集合起來購買圖書，供大家閱讀。現在佛光山別分院幾十個圖書館裡都有我購買的書籍，當青年們閱讀時，雖然不知道書裡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內心的歡喜，卻依然是無與倫比的。
我曾經擔任中佛會理監事數十年，也曾在臺灣省佛教會各支會被選為理事長、常務理事多次，都沒有待遇；甚至我擔任常務顧問、評議委員，也都是無給職；我參加各處道場開光剪綵，都不收車馬費。雖然做了多少「沒有待遇的工作」，初時默默無聞，可是為我一生帶來多少善緣。
我和發心的人一樣，一生樂於做社會的義工。我曾擔任蒙藏委員會的顧問、僑務委員會的委員、法務部的監獄教誨師，凡此都是「沒有待遇的工作」，但我做得很歡喜，很自然，因為從過去以來，一直都認為服務大眾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裡的呼吸一樣，沒有特別的感覺。偶爾在過年或中秋時候，承蒙先總統蔣經國先生、總統李登輝先生派人送來一點禮品，我也趕緊以佛書相贈，表示禮尚往來。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辦《今日佛教》、《人生雜誌》、《普門雜誌》、《覺世旬刊》的時候，還要自己義務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購買郵票、車票、稿紙、信紙；我辦佛學院三十餘年，曾擔任無給職的校長、老師，不但不收學費，還供給學生吃住衣單等等。雖然都是一些「沒有待遇的工作」，但當我看到多少社會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麼報償都來得更加欣慰。
現在佛光山各別分院辦中文學校、才藝班，我希望他們不要收費，但徒眾卻說社會上請來的老師需要有鐘點費，因為「因果業報平等」固然是佛門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會的遊戲規則卻是「義務權利對等」，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順應時代需要，讓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個人認為想要未來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須提供權利、義務對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別人長期義務奉獻。
過去多少年來，我看到前來佛門發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會上年老退休以後，已經不計較，也不需要金錢來養活家人和自己，才將殘餘歲月的力量全心奉獻給佛教，自忖：「這樣的幫忙，能夠成就多少事業呢？佛門對於一些工作人員也應當給予合理的『待遇』。」所以當我成立普門中學、佛光出版社、普門雜誌、佛光大學……時，對於所聘的專職員工，都支付薪津報酬，因為有了待遇，才能解決生活問題，才能無後顧之憂，全心全意地為弘法利生而奉獻自己。如果個人不需要外財負擔家計，有了佛法，內心必定會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絕接受待遇，所謂「有無一如」，不執不拒，無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種修行境界。
此外，我認為：佛門對於一些學有專精，卻心甘情願在宗教裡奉獻，不要求待遇的人，也應該給予發展的管道。像高呈毅先生從經濟部高級工程人員之職退休以後，中國大陸邀請他前往指導長江三峽的建壩工程，但他卻婉辭這項待遇優渥的工作，寧願殫精竭慮發心參與策畫佛光大學的建校工程；嘉義東元電機公司的老闆游次郎先生放下嘉義救國團總團部總幹事的工作不做，自願監督南華管理學院的工程事宜；住在高雄的國策顧問余陳月瑛女士為了佛光山的事經常到各個階層奔走發言，我曾取笑她說：「妳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聽到這句話，也莞爾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師、高雄的蘇盈貴律師、專科職校的陳潮派老師等保護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樣……。我想︰即使給予再優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獻身獻命的人。感念之餘，我對他們倍加敬重禮遇。從他們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門中學教職員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學校來發給月薪，而佛光山徒眾沒有待遇，只有每個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門中學一位老師將薪水用罄之後，向佛光山一位職事說：「將你的三百元也借給我好嗎？」可見得有待遇的人，不見得有，不見得多；「沒有待遇」的人，也不見得少，不見得無。
今年(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傳授三壇大戒，邀請二十多個國家的戒師穿越千山萬水，前來擔任戒場教誡工作，從來沒有一個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為弘法利生而摩頂放踵，不計利益的美德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啊！巴西佛光會的張會長不但捨宅為寺，又再添購大筆土地，計畫建設南美第一大寺，將來還要辦南美洲佛學院；美國休士頓佛光會的趙會長不但購地建寺，還到處張羅建設基金。現代居士大德為興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錢出力的精神是多麼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數人緇銖必較的普遍心態，佛教的無相功德不是更豐富，更圓滿嗎？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無，是無限，無量，無窮，無盡。「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擁有了更多、更大、更寬、更廣的世界。
我不但個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開山建寺，也是「以無為有」，經常今日不知明日糧，日日難過日日過，正應了古人的詩偈：「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時時刻刻都覺得法喜充滿，希望無限。《般若心經》說：「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真是一點兒也不錯。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看起來一文不名，實際上是心甘情願、歡喜結緣的工作；「沒有待遇的工作」看起來一無所得，實際上才是真正能獲得功德法財的工作。
讓我們歌頌工作的權利義務有對等價值的同時，也禮讚「沒有待遇的工作」，因為那不但是佛教有緣人的本分，也是一種能讓自己擁有無限，獲益無窮的生活哲學！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八月)
千生萬死
在我一生當中，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國共抗爭，局勢紛亂，我曾被共產黨誤以為國特，被國民黨敵以為匪諜，幾次入獄，險些被拉去槍斃；二十八歲時，醫生說我的腿必須鋸斷，否則生命難保，想不到蒙佛庇佑，病況好轉；五十四歲時，醫生說我只有兩個月的生命，又在忙碌中不藥而癒。一九九五年，我年近七十，因心肌梗塞而被推進手術室，醫生說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我很坦然地接受，因為我知道人生必需要經過千生萬死才能走過來，是生是死，是好是壞，我都要去面對。開刀完畢，在恢復室中醒來，回想過往種種，深深感到「千生萬死」正是我一生的寫照。
童年時儘管家庭貧窮，沒有得到父母多少憐愛，但是親情、恩情在心中盤旋盪漾，形成一番執著，總是難以擺脫。記得初出家時，想到父母，想到外婆，心中不免千百迴轉，難以割捨；想到哥哥、姊姊、弟弟，想到親戚友人，也是牽腸掛肚，多少懷念。每當家中傳來一絲消息，或姊姊做了鞋子託人老遠帶來給我，都會讓平靜的心湖再添波濤；甚至我出生滿月時寄名禮拜的師父捎來對我的思念，或某位同學為了想念而寫一封信函，也使我因感念知遇的人情而鄉愁盈懷。多次想返回故里探望親舊，終於還是給古寺深山的叢林規矩限制住，多少妄念在方寸中激盪，經過「千生萬死」，才慢慢跳出私情的牢籠，悠游於法海之中。
本以為如此就能超然世外，但跟著而來的愛教熱忱、護教勇氣在心中翻騰，每次自問：「興教度眾，捨我其誰？」一股沛然之氣湧上胸懷。但是目睹國家社會多有不平，佛教界有些人又昏庸無能，經常午夜夢迴，情不自已，激昂慷慨，熱血填膺。在興教護教理念中幾經掙扎，才懂得僅憑血氣方剛、一片愚誠，終是無用，必須學養充分，以待來日。一旦己立，何患無成？因此，也從愛教的框框中，脫身而出，立志發願奮發圖強，才感覺到「千生萬死」的枷鎖已不再桎梏我了。
從一字不識到慢慢閱讀，從懵懂無知到懂得分析，從記憶全失到思辨快速，從扛榜挨罵到名列前茅……，在我而言，心智上的發展亦如小龍蛻皮，需要經過多少層的剝落及癒合，「千生萬死，萬死千生」，才能得到一點成果。烽火連天，顛沛流離，每逢換老師，換學校，換同學，換地點，必須要捨棄多少，提起多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定下心來接受無常的變易。如今回首前塵，若非經歷「千生萬死」的陶鑄，學業、道業那能有一點成就？
在念佛堂裡想要將一句佛號念得純熟，意念上必須通過「千生萬死」的考驗，才能將心魔打敗；在禪堂裡靜坐，好不容易將腿子坐得柔軟，不再酸麻難耐，心卻如猿猴般七上八下，經過「千生萬死」的錘煉，才得到一點忘我的境界。童年的時候，正逢七七抗日戰爭，我以十歲之齡，就想去當游擊隊裡的兒童兵，為國家抵抗外侮，稍盡棉薄之力；及至出家受過三壇大戒之後，仍想作一名僧眾的警察，護教衛僧。那時，對世俗也曾有一些嚮往，對人間也有一些抱負，覺得：身為佛子，應該從事生產，不可作社會的寄生蟲、國家的消費者，所以很想為佛教興辦實業，諸如農場、礦場、窯業、學校、醫院、報館、電影院等等。此後，每當看到一片廣大的農地，就想到佛教的種子能種在這樣的平野上開花結果；每當看到工廠煙囪冒煙，就好像看到炊煙裊裊都變成佛教的字樣，整日為此夢魂顛倒，就如同輪迴業力束縛住自己的思念。也曾有過努力的成果，像白塔小學、大覺農場、益華文具社、華藏清淨水、華藏小學、華藏織布廠等，無奈都因徐蚌會戰失敗而全部成為夢幻泡影，頓時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千生萬死」，不知如何了脫。
想起軍閥割據的惡夢尚未離去，中日抗戰爆發，八年之後，總算結束，被刀槍殘殺的人民屍骨還沒有完全掩埋，國共內戰又起，生靈塗炭，哀鴻遍野。自念應從事實際行動，救護傷患，所以毅然決然投身到生死戰場裡去，從事救護工作，後來也因為僧團未建，力量微薄，到了臺灣之後，大家勞燕分飛，一場「千生萬死」的奮鬥又告結束，留下百般的遺憾，在心海裡載沉載浮。
叢林十載，過著貧乏空無的日子，寫了一封信給母親，要寄的時候卻發現沒有錢買郵票，只好放在口袋裡，如此寫寫放放，竟也積了十幾封信。衣服鞋襪常常是揀老和尚往生遺留的舊物穿著，破了，就用紙糊一糊再穿，千瘡百孔的衣物似乎代表著出家僧侶「千生萬死」學佛求道的決心。
離開焦山到南京，離開大陸到臺灣之際，匆忙之間，書籍、衣物無法帶走，只有轉送他人。渡海來臺，在基隆下船，從臺灣北部走到南部，從南部走到北部，沿途民眾大都打赤腳，眼巴巴地望著我們，我們只好入境隨俗，把僧鞋扔了，買一頂斗笠戴在頭上。後來，煮雲法師從普陀山來臺，我將僅有的長衫相贈，從此一襲短褂，一穿數年，後來有了一點嚫錢，才買布染衣，自製僧衣。一種失而復得的心情油然而生，彷彿物品也會死而復生，這才醒悟：「千生萬死」就在眼前，何必往他處體會輪迴流轉？
其中有好長的一段期間，我是處在三餐不繼的饑餓狀態。記得有一次到日月潭傳教，因為沒有錢買回程車票，只得將別人剛剛送我的二十一型派克鋼筆賣給他人，才有錢回去。也常常由於買不起一張公共汽車車票，所以從臺北車站步行到萬華，只為了將一本雜誌編好。每次在印刷廠裡排版時，因為買不起麵包，終日以喝水充饑，發現還是可以捱得過去。「千生萬死」的忍耐，換得自己慧命的長存，也是很值得的。
多少不懷好意的惡言，多少瞋恨嫉妒的惡行，多少冷漠拒絕的表情，多少輕視不屑的眼神，如果自己的心念不堅，無法從「千生萬死」的煩惱中解脫出來，很容易就被無明的巨浪波濤所吞噬，而終至於萬劫不復。
也曾怨恨自己沒有特殊長才，不能受完整的教育；煩憂自己缺乏好因好緣，無法憑仗強勢的背景，以致無法光大師門。也曾氣惱人間功利充斥，缺乏正義；悲憤社會沒有法理，不講公平，以致內憂外患踵繼，身心交相煎迫。繼而反觀自照，又慚愧自己福德不夠、道行不夠、年資不夠、能力不夠，故而立志奮發，積極向前。回顧當年，如果不知回頭轉身，不能從「千生萬死」的境界裡及早出離，如何尋求安身立命之道？
從樸質無華的叢林來到五光十色的城市，從深山苦修的古剎走到熙來攘往的都會，起起伏伏的心念猶如經歷「千生萬死」的人天交戰，才使羞澀內向的我鼓起勇氣，轉而擁抱大眾。早在棲霞山寺出家時，我就已經立定志願不做住持，要往教學方面發展，但是天不從人願，初來臺灣，佛教不昌，那來這麼多學生給你教學？只有先撰寫文章發揚佛教，多少次搜索枯腸，伏案苦思，一篇一篇的文稿如同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輪迴，卻被人誤以為懶惰，不事生產。心想：無法堅持理想，只有向現實妥協，但一意妥協也不是辦法。思緒排山倒海而來，如「千生萬死」般一波又一波地湧入方寸之中，終於決定日修苦行，服務寺眾，夜撰文稿，實現理想。後來又走上弘法度眾，甚至建寺安僧的道路，雖是千不願，萬不願，多少猶豫，多少考慮，方生方滅，方滅方生，如「千生萬死」般在心頭攪動不已，但形勢所逼，沒有選擇，自佛光山開山以來，遂揭櫫「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濟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宗旨以為標的。既經決意，永不退票，一路走來，無怨無悔。感謝常住三寶、龍天護法、十方信眾，護我、愛我、助我、敬我，若非如此，怎能從煩惱妄想的「千生萬死」中解脫至今，達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
出國弘法，看似非常風光，其實在飛機上一坐，短至數小時，長至十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無法活動自如，抵達目的地，感覺有如脫了一層皮。往往從熱帶到寒帶，跨越數國，還得適應各國的氣候、時差、風土、人情、飲食。一下飛機，不斷地講演，不斷地會客，不斷地座談，不斷地照相。我下榻的房間，人來人往，是客堂，也是飯廳；是會議室，也是電話間。對於不同的人，我必須要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對於不同的問題，我必須想出不同的解答方案。一次出國就好像經歷了「千生萬死」，更何況一年多次的環球弘法。
別人聰明，一講即悟，我必須千百次斟酌，才能知道本末究竟；別人能幹，一件事情一次完成，我必須效法愚公移山的精神，別人一之，我十之。由於抱定「千生萬死」的決心，一切方能從無到有，從少到多。
從最初一所佛學院到目前十六所佛學院，從最初二十個學生到現在將近兩千名學生，當中隨順各種因緣，或改變學制，或更易老師，或改善教案，或革新教學方法，雖然只有三十四年的歷史，卻也好像歷經了「千生萬死」。
一份《覺世雜誌》，已經一千多期了，中間多少曲折變化：光是搬遷，就不下十次以上，型態大小從四開、三十六開到十六開，發行量從剛開始的二千份到現在的四十萬份。多少年來，看著坊間許多雜誌社從有到無，而我們是憑著「千生萬死」、求新求變的共識，才得以屹立至今。
即使一首簡短的〈三寶頌〉，也是「千生萬死」，不斷醞釀的結果。如果不是四十年念念生滅，心行思惟，那裡有現在〈三寶頌〉的歌聲在各種佛教集會中傳出呢？
從雷音寺、壽山寺開始，到世界五大洲近二百間寺院，更是集合多少人力、財力，歷經多少周折才得以完成，可以說一切的成就都是用「千生萬死」來莊嚴的。
佛光山寺院登記，足足等了十年，甚至有些建築的許可證是到開山三十週年之後，才陸續核發下來。放生池蓋好了，一次又一次地被洪水沖垮；土牆建成了，一次又一次被颶風吹倒。每到雨季，驚心動魄，我和弟子們鎮日巡視，好像在和大自然作「千生萬死」的搏鬥。記得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時，第一天報到日就遭逢馬達故障，我只有守著修理工人寸步不離，甚至在佛前發願：「如果再沒有水來，我願將身體的血液化為流水，供給大眾飲用。」直至工人說已經修理好了，我還是不放心，穿過樹林，爬上水塔，摸到汩汩的流水，二十四小時的心焦如焚才一掃而空，耳聞早課的打板聲，我才覺醒已經一日未眠，彷彿經歷了一場「千生萬死」的噩夢。
辦活動，怕沒有人來參加；辦法會，怕細節不周；辦講座，怕天公不作美；辦雜誌，怕無法如期出刊……，種種考量，種種策畫，如果不是抱著共同存亡的決心，將相關的人、事、地、物安排妥當，以「千生萬死」的態度精益求精，如何能將事情辦得盡善盡美呢？
到美國創建西來寺，冒雨挨家拜訪，歷經百餘次公聽會和協調會，才獲核建，如此經過十年，才慢慢得到居民的接受，沒有「千生萬死」的決心來應付，如何有北美第一大寺的成就？沒有「千生萬死」的周轉，如何獲得西方人士的肯定？無奈一次接待高爾來訪，就與獻金案扯上關聯，依住、滿和被盤問，一次幾天幾十個小時，律師不但一小時索費數百美元，而且也像法官一樣威嚇他們。如果缺乏法律常識、對時空稍不講究，稍一不慎，掉入文字的陷阱，或在緊張慌亂中說錯了一個字、一句話，又是一連串無止盡的追查。一個官場遊戲把我們的善心美意全都醜化，一個政治事件把我們在美國所做的慈善好事一概抹煞，「千生萬死」的辛酸無法為外人道，也只得和他們輪迴到底。
即使如澳洲的南天寺、南非的南華寺，雖然承蒙當地政府獻地，但也需要籌備擘畫，像市長、議長等政府官員及建築師、工程師數十小時的飛行，我和慈莊、慈容也是多次赴往勘察，由於大家都具足了「千生萬死」的毅力，前仆後繼，勇往直前，南半球第一大寺於焉成立，戰亂不斷的黑暗大陸也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從小被老師打罵、責怪，甚至冤枉、委屈，從傷心難過到直下承擔，成長的代價需要經過多少「千生萬死」的心路歷程。及至後來，收徒納眾。許多人羨慕我徒眾滿天下，但是有誰了解：度一個信徒，需要多少年和他周旋，不秉持「千生萬死」的發心，那裡能讓他得度？教一個弟子，需要多少年慈威並濟，不具備「千生萬死」的耐煩，那裡能讓他柔軟受教？但徒眾不解，往往怨怪：「你耳根軟，聽信人言。」「你不了解我。」「你不公平。」其實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我不從這些情緒的言語裡「千生萬死」地磨鍊出來，如何領眾薰修呢？
苦難固然是一場「生死」，榮耀也是一場「生死」；挫折是一場「生死」，成就也是一場「生死」。多少師長慈顏愛語的慰勉，多少信徒恭敬虔誠的供養，多少人士美言恭維的讚歎，多少機關獎章牌匾的表揚，如果不把它們看成修養的歷練，任其埋沒大志，也難以從「千生萬死」中解脫出來！
出家六十年來，師長同道中，一些人年紀輕輕就亡故了，一些人老成凋謝，目睹於此，對於「千生萬死」的人生早已感悟良多。信徒之中，有些人因親人傷亡而學佛修行，將小我投入大我之中；有些人因看破世事而積極向道，尋找生命的意義。所以，人必須要經過「千生萬死」的體會，才會珍惜自己的人生。
生命，有生、老、病、死；心念，有生、住、異、滅；物質，有成、住、壞、空；甚至細胞，也會自己更新，可見輪迴流轉是極其自然的道理，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可悲。可悲的是許多人不了解其中的意義，任其生滅，以致生命如行尸走肉，暗淡無光。儒家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令其空無貧乏。禪門則主張：參禪要參到一個轉身時，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是不死的！我們唯有了解「千生萬死」的真諦，進而積極奮發，才能邁向圓滿。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九月)
一切都是當然的
多年前，一家雜誌社向我索借三百萬元，我無法應付，便撰文毀謗我，弟子們氣憤填膺，有些人主張筆伐聲討，有些人建議訴諸法庭，當時我在臺北弘法，因此就近於普門寺集合住眾，對大家說：「別人對我們的禮遇尊重，不是當然的，所以我們應該湧泉以報；當我們受到傷害打擊時，則應該認為這是當然的，因為父母生養我，師長教育我，社會成就我，國家保護我，平時我們就擁有這麼多好因緣，相對而言，一些突如其來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驗我們的氣度，可以豐富我們的內涵。因為無聊的傷害破壞，是打倒不了一個人的，做一個真正的人，要經得起四面吹來的八風，將一切的橫逆都視為是當然的……。」一席話下來，總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氣，也趁此機會，隨緣上了一堂「宗門思想」課程，只是有誰知道從非當然到當然，我是經過了多少的修證歷程，才有這麼堅固的信念與體悟。
我十二歲那年就在棲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裡是年紀最小的一個清眾，臉皮又很薄，剛開始時，上課聽不懂，下課也不好意思問。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來往，家書寫好了，沒有錢買郵票，好不容易熬到學期結束，學院放假，眼看同學們提著行李回家，我也跟著他們到大雄寶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門時，家師志開上人把我喝住，罵道：「站著！回什麼家！」我只得忍住稚子乍離家園，對家鄉的孺慕之情，禁足閉關，有時心裡好苦，可是再想想：沒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願意的，所以也就視為「當然」地接受下來。既是當然的，為什麼要感覺苦呢？
從棲霞律學院結業以後，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寧等名山古剎參學，當時的教育不但是專制封閉，可說是無情無理。常常把地掃好了，老師不滿意，就要重掃；再檢查，看到幾片落葉掉下來，「不行！」又得再掃一遍。飯吃飽了，糾察師過來，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撐著肚子吞下去，否則，一個耳光隨即打下來，完全沒有人情可講。同學說某人故意找我麻煩，我卻覺得這就是教育，老師肯教，自己才有機會成長；能成長，才有未來，所以對於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當然耳」地全盤接受。順逆境遇皆能當然接受，天地間的光暗就都不一樣了。
十五歲受戒時，更是備受諸苦。一到了戒場，戒師先找戒子問話審核。第一個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是老師要我來的。」
「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一連串的楊柳枝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第二個戒師那裡，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
「是我自己要來的。」
沒想到「啪！啪！啪……」，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吶！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
第三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
「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這麼滑頭！」當然接著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的亂冒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位子前面，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子伸了過去，說道：
「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間，跪聽開示、打罵杖責，是「當然的」訓練，甚至連如廁也受到限制，一個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面抱怨牢騷，一面受完戒期。而我認為這些都是老師的大慈大悲，所以帶著感恩的心情，「想當然耳」地度過了五十二個難忘的日子。
十九歲那年，我到焦山佛學院念書。記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薦我進國立教育學院讀書，我興高采烈地向家師稟告，卻遭來一頓責罵：
「混蛋！佛教教育都沒有讀好，還要到外面去受什麼社會教育！」
後來，雖然家師送另一名師弟去該校念書，但是我心裡一點也沒有不平之感，只覺得「這是當然的」！過了幾年以後，師弟離開了佛教，我這才深深地體會到家師對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將學習中的一切磨鍊都視為是「當然的」過程。有「當然」的感受，是多麼的美妙啊！
那時，焦山佛學院的院長是雪煩和尚。在校期間，他從來沒有和我講過一句話，看到我時，也總是兩隻眼睛炯炯如炬地朝著我看，有人說：他老是在瞪我，我卻覺得他不是惡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認為這是「當然的」──在學習階段，自己一無所知，有什麼資格要求師長對我們好呢？或許因為我對他恭敬一如，後來他說：這麼多學生當中，他最欣賞的就是我。我自覺一無長才，在受寵若驚之餘，細細回想往事，很慶幸自己在一開始時，就能「想當然耳」地在無情無理的教育中茁壯成長。
十餘年後，我邀真華法師為《覺世》撰稿「參學瑣談」，文中對於參學的道場表示很多不滿的意見，其實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經歷過，只是那時都覺得「這是當然的」，所以未曾覺得不好，也讓我在覺得「當然」中感到沒有什麼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參學生涯瞬間即過，後來，我也從事教書工作，由大陸來到臺灣，從小學校長到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從佛教學院教師到大專院校教授，從講授佛學到教導國文，從教人唱誦到指導寫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生的頑強中熬煉自己的耐性與慈悲，「想當然耳」地調適自己的教學方式與授課心態，以求契理契機，如今可說是駕輕就熟。曾有人問我多年來的執教心得，我覺得學生固然應該接受，老師也必須改進，彼此都要從容忍受教中教學相長，如果能從最初的不以為然，到最後的「一切想當然耳」，這就是一種進步，就是一種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認有理者，就不易成長。在過去，有老師耳提面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時也會不吝「指教」，對於這些，我都「想當然耳」地承受「教誨」，因為「吾愛尊嚴，但吾更愛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沒有長幼之序，也沒有尊卑之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直以「一切都是當然的」來自我勉勵，教育徒眾。弟子中曾有人問我：「您教我們要『想當然耳』地服膺真理，什麼是真理呢？是現代的知識科技？是經典裡的十二分教」？我覺得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須懂得尊重與包容，否則即使是讀遍千經萬論，學富五車，也不過是窮人數他寶，自欺欺人，一旦境界來臨，還是照樣被五欲塵勞所障礙迷惑，有時甚至鑄成大錯，還不自知。一切「當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兩忘。
童年時，家境十分貧困，我的幾位舅舅雖比較富裕，但也沒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覺得這是「當然的」。後來我到人文薈萃的焦山念書，他們幾次託我代買字畫，然而卻未曾給錢，我那時一貧如洗，但還是節衣縮食，將佛事嚫錢一點一滴地儲存起來，依言代購。儘管後來母親知道了，為我心疼不已，我還是認為給人方便、給人利用都是「當然的」。
別離鄉里四十載後，我才得以與家人取得聯絡。親戚們這時都來函要我寄美金給他們建房子，接著，又多少次向我索取電器用品，母親獲悉後，要我不必煩心，而我始終認為給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當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陸，我不但購物送給至親好友，即使與自己稍有關係的老師、同參、學生、鄉人，我都一一資助饋贈。
出家學佛，一心志在度眾利生，沒想到穿上袈裟事更多，從焦山佛學院離開以後，我投入杏壇，卻無端被共產黨指為國特，被國民黨說成是匪諜，時時來校搜查問話，有一次還莫名其妙地捉去坐牢，差一點兒命喪刑場。一九四九年來到臺灣，旋即又遭監禁達二十三日之久，雖然劫後餘生，大難不死，卻仍被列入黑名單，先是說我在夜裡偷聽大陸廣播，後來又說我私藏槍械，三天兩頭前來盤問臨檢，簡直不勝其擾，其實我那時貧無立錐之地，不要說買不起一台收音機和槍械，就是連一支木棍也沒有能力擁有。儘管如此，我覺得那時生逢亂世，這些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因此一直都能心平氣和地接受調查。唯有心中祈願：讓這些不公不平的亂世早日過去。我覺得這也是我「當然」的意願。
一九八一年，在兩岸關係還未明朗化之前，我在日本太平洋大飯店，與睽違四十年的老母初次相見，種種的思緒離情在一剎那間全都湧上心頭，我突然感受到世間上人與人，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恩恩怨怨、好好壞壞，都不是對立的，而是大家的共業所成，如果要使世界獲得永久的和平安樂，必須要在互相平等的原則下，包容異己，才能達成，甚至國家想要做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也應該是在國人彼此尊重的前題下，情理兼顧，方可竟功。
時局所造成的悲歡離合固然無奈，看盡世間的人情冷暖更足以勘破一切。初來臺時，衣衫襤褸，饑不飽腹，既無人留單，也無人賞識。縱使別人給我諸多不便，讓我難堪至極，但我都視為是「當然的」，因為他們與我非親非故，沒有理由照顧我，所以我向來沒有記恨在心。一念「當然」，增功進德，其實這也是生活中的修行。
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臺灣復會，首次舉行選舉，那時我二十六歲，當選常務理事，因為我認為自己年輕，不夠資格，當選不算「當然」，所以我毅然決然辭退，想不到得罪了此中的派系，後來我一直不很順利。
一九六五年，世界佛教社會服務會議在越南舉行，我忝列為受邀開會者之一，隨即又接到中國佛教會召開出國會議的通知，我千里迢迢坐夜車從高雄趕至臺北，某老法師見到我，竟然說：「如果你去，我就不去。」
我只好回答：「老法師，當然是您去。」
當我轉身走出議場時，立法委員莫淡雲先生衝出門外，問我：「你就這樣回去嗎？」
我回答：「其實，這是『當然的』。」言罷，我立即趕回南部。抵達高雄時，已是萬家燈火，夜闌人靜的時候。
「當然」！「當然」！當然要有力量承當！
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東京召開時，中華民國剛退出聯合國，大陸方面又施加壓力，日本遂打算取消中華民國代表團的與會資格，中國佛教會向來排除我代表出席的機會，此次卻推舉我率團向全日本佛教會抗議。記得當時的團員有淨心、聖印法師及翁茄冬居士等人，慈惠則陪同負責翻譯。一番談話之後，日本佛教會的朋友終於接受我的意見，仍請中國佛教會代表出席。我歡歡喜喜，不辱使命回到臺北，不意中國佛教會已推選另外一些法師出席開會，對於我們的辛勞，卻一概不談。記得那時聖印法師在電話上，氣憤地說道：「我們在前方艱苦奮戰，他們卻在後方坐享其成！」我安慰他說：「出國開會其實很辛苦，不去最好……。」
一九八○年，第十三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會員大會在泰國清邁舉行，法國代表禪定法師建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世界總會，邀我以貴賓身分出席，但我申請出國時，因為中國佛教會淨良法師將公文擱置下來，沒有轉報內政部，故而胎死腹中，又沒有去成。
類似這些吃悶虧的例子可說是不一而足，我全都視為是「當然的」逆增上緣，而其他弘法時所遭遇的挫折艱難更是不勝枚舉，我也都覺得是「當然的」娑婆實相，所以我不會因此就憤世嫉俗，怨天尤人，反而以此為鑑，廣結善緣，開創先機。如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不但曾先後在美國西來寺及臺灣佛光山召開第十六屆及第十八屆會員大會，而且還公推我為榮譽會長，近年來，國際佛光會五大洲的佛光事業也在因緣具足下，「當然」地成就起來。所以，將一切視為是「當然的」，並不是畏事退縮，而是必須先認同這個世間，了解整個環境以後，從直下承擔、自我改造做起，只要能堅此百忍，力爭上游，必定可以超越凡塵，得其所哉！
徒眾常問我：「那個人這麼壞，您為什麼還要幫他呢？」因為我向來覺得寬以待己，嚴以待人不是當然的，忠厚恕道才是當然的，只要這個人對別人能有一點點好，即使於我薄情寡義，我還是想成就他。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名叫解仁保的鄰居，曾經陷害家父入獄，後來一度失業，生活潦倒，母親竟然不計前嫌，勸我乞求恩師為他覓職，我當時心中很不以為然，但基於母命難違，還是遵照行事。臺灣光復勝利，蔣公以德報怨，使日本人免於亡國滅種之苦，我才漸漸感到以火止火，揚湯止沸都不是當然的行為，慈悲喜捨才是人世間最「當然的」修行，最寶貴的財富。
古訓有云：「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裡，受苦受難、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唯有堅持信念，我們才可以隨遇而安，隨緣生活，隨喜而作，隨心而住，為自己找出通路；在這個世間上，給人歡喜，給人信心也都是「當然的」，只有抱定這種決心，我們才能夠不計得失，無視榮辱，盡其在我，為所當為，一切皆「當然」耳。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不要做海豚
初到台灣，住在中壢負責中國佛教會新竹縣支會的妙果老和尚要我協助回覆信函、公文，每次去那裡，做完事之後，他就叫人送一杯牛奶給我喝。他是非常慈悲，但我覺得自己好像海洋世界裡的海豚，做完表演，就得到一條小魚的賞賜，心裡很不是滋味。多年之後，我收徒納眾，看到跟隨我的弟子們做事情也希望我能給他們一些讚美或獎品，我不禁想起過去的往事，因此對他們說：「希望你們不要做海豚，只要求一條小魚吃！」
自古以來，人雖貴為萬物之靈，卻還含有動物貪婪的習性，所以一些在上位者就利用一般人的這種習氣，給予好處，作為領導的要訣，例如：軍隊戰爭勝利時，皇帝便封官賜地；地方人士做了一點慈善事業，父母官便賜匾授爵；為了攏絡外強，使不侵略國土，便舉行聯婚；為了平服內患，開出種種優厚的條件，以招其來歸。即使如堯賜女兒給舜、萬眾擁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唐太宗為和番而下嫁文成公主、趙匡胤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等等，如果將人類心理分析透徹，無非也是一種餵小魚給「海豚」的想法。
直到現代，有些人對國家社會作了虛偽表現，就希望政府給予升官犒賞；有些人自組社運團體，利用抗爭遊行的方式，強制政府給予利益；有些人收受賄賂，從事種種不法勾當；有些人在競選時買票，以達到當選的目的。像這種「海豚」心態，實在不是文明社會應有的現象。甚至等而下之者，有些人被敵人買通，充當奸諜，導致國破家亡；有些國家則為了得到他國的擁戴而提供給他國武器，造成世界更加混亂。凡此，都說明了：「海豚」心態，小則損及個人的道德、事業，大則危及國家世界的安寧，我們不可等閒視之。
回想自佛陀創立佛教以來，以及經歷各朝的祖師大德們統領十方僧團，弟子何止萬千，但是他們教導徒眾做事，是以訓誨來代替賞賜，以開示來代替鼓勵，因為他們手裡雖然沒有形式上的小魚，然而卻有另外的法乳滋養徒眾的慧命，所以慕道者自然雲集。此外，佛陀的捨身捨命不離仁義的修行、富樓那尊者的一命供養佛陀的決心、鑑真大師的「為大事也，何惜身命」、省庵大師的「發菩提心，立堅固願」……，他們以身教模範後學，無非是在教育大眾：人，不是「海豚」，不一定是為「小魚」而工作，應該要有濟世的抱負及遠大的理想，而不汲汲於得到一點賞賜。
年少時，每每讀到高僧大德的事蹟，總是動容不已。及至國共內戰，自己單槍匹馬來到台灣，看到佛教落後，而大多數的人又如「海豚」一般，只為眼前的一些小名小利而隨俗浮沉，卻不想振興大法之道，一些有志青年一股「捨我其誰」的悲願油然而生，例如：那時我每到一地弘法，不但拜託大家聽講，而且還得自己張羅道具，租借桌椅，印行傳單和大家結緣。不過我不是以小魚餵食「海豚」的心態來做的，而是抱著心香一瓣，來供養十方的心情來做的。後來佛教人口迅速增加，而當時皈依三寶座下的信徒，四十年來護持佛法，從未退心，這證明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哺育資糧。
我曾經很長一段時期，為《人生》、《菩提樹》、《今日佛教》等佛教雜誌及廣播電台、報紙副刊撰寫佛教文章，不但不索取稿費，而且還倒貼郵資、車資，這是因為心甘情願才能持之以恆。記得當初我從宜蘭每次到台北主編《人生雜誌》，在吃飯時，主事者都說：「你看！就是知道你要來，所以特地加了一道菜！」長老雖是好意，但我每次聽了這句話，都覺得很不以為然，心裡想著：「工作責任是應該的，難道只為了你這一點賞賜，我才賣命嗎？」在世間上，論功行賞固然重要，但不必都以小魚餵食「海豚」的心態來施捨。有氣節的「海豚」看到觀眾拍手，也會高興地搖首擺尾，不一定只為了小魚才表演，更何況我們人類呢？只是每次想到：以般若文字來宣揚大法是何等神聖的千秋偉業！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我初到台灣不久，中國佛教會改組，我也被任命為改組委員之一，自覺十分高興能為佛教發展貢獻心力，因此很賣力地去做，並且不時提出意見看法，只是後來發現長老們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長老們看得起，提名我作常務理事，那時我不但無名、無錢，而且連食宿都沒有著落，照理說給我一張辦公桌就很心滿意足了，常務理事是何等尊貴，二十多歲的年輕僧伽，無功無德，豈可據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寧可死守揚州，也不給清朝官祿收買；民國初年的梁啟超寧可退回袁世凱的十萬大洋，也要發表「奇哉！所謂國是論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聖的弟子，大乘宗門的後代，又豈能如海洋公園裡的「海豚」一樣，滿足於眼前的小魚？所以便斷然拒絕。
回想五十年來，我和已召開二十屆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種種因緣不具足之下，總是與我有緣而無份，年輕時，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參與大會，但是都給中國佛教會的主事者障礙而希望落空。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樂意從旁協助會務。後來因緣具備，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搬出亞洲地區，進入國際舞台。二十次的大會，我個人獨立負責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屆世界會員大會，在美國西來寺舉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屆世界會員大會，在台灣佛光山舉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屆世界會員大會，在澳洲南天寺舉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會議場所，我都積極主動地給予承擔支持。
第十八屆世界會員大會時，他們共同推舉我為榮譽會長。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舉行第二十屆大會時，他們希望我能正式擔任總會長，以帶領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但我已無意於此，因為國際佛光會的會務已夠我忙碌了，尤其我覺得現在佛教界英才輩出，例如：西藏的達賴喇嘛、越南的一行法師、馬來西亞的達摩難陀、韓國的月下長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國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應該來執掌世界佛教會務，而他們也不會如「海豚」般為了小魚才肯有所作為。所以，世界上國際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魚飼養，而是要給他們佛法更多的掌聲。於是就婉拒了他們的厚愛。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蘭念佛會，因無會址，而需要籌建講堂，但那時一無所有，豈易進行？宜蘭縣政府的張科長來找我，說道：「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的母親往生，請你為她在告別式上誦經拈香，他們願意提供興建講堂的全部水泥。」我聽後非常不悅，立即回答：「水泥有什麼了不起，就是用黃金打造，我也不去！」因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魚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那時我還年輕，非常執著。但是隔天一個信徒往生，我卻作不請之友，為他誦經祝禱，而且一路送他到墳場。喪家送了我一個六十元的紅包，我將它悉數轉為《蓮友通訊》的經費，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魚可以換得的。
所謂「君子取財，取之有道」，儘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質，就像「海豚」需要小魚一樣，但世間上有許多更重要的東西，像寶貴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誼等，尤其一個人的尊嚴，更不容許別人踐踏！
三十年前，我率領十二位徒眾為嘉義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會，堂主拿了許多布料以為回饋供養，在那個物質貧窮時代，這麼多的布料可謂價值不菲，但我卻予以婉拒，並且另外掏錢給徒眾們到阿里山一遊，以慰勞他們的辛苦。我覺得：「海豚」可以為了小魚表演，但人除了小魚之外，還有其它的意義在；人，應該珍惜小魚之外的那一點點東西。這幾十年來，無論佛光山多麼忙碌，我都盡己所能，派遣弟子們幫忙其他友寺法會活動，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魚之外的這一點點。
有一天，我正在佛光山法堂處理公文時，突然接到侍者通報：高雄某一信徒要供養我十萬元，希望能和我見面，並要我去麻竹園拿。我立刻拒絕。但是一個星期之後，聽慈惠說，另外某一位信徒要捐兩百元新台幣給佛光大學，我立刻很歡喜去和他見面。侍者們見了莫不怪之，不知為何我的前後態度竟有天壤之別。我和他們解釋：「因為他能了解教育的重要性，沒有把我當成是『海豚』。」
幾年前，聯合報系的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去世時，我前去主持告別式，為他拈香祝福，後來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個紅包給我，我告訴他：「人和人來往，金錢可以表示謝意，感情可以表示謝意，道義可以表示謝意，如果能超越金錢、超越感情、超越道義，另外結一點佛緣，不是更好？」王先生很有智慧，一點就通。
我偶而資助文教界、藝術界的朋友，也經常在人力上、物力上支援佛教界的團體，常聽弟子們說：「師父好傻啊！幫人忙，還要將『小魚』給別人吃。」我往往回答：「因為我是人，不是『海豚』！」人，有通財之義，有互助之情，不一定要為什麼，也不一定要得到什麼。
吃麵包，我總是先吃四邊的硬皮；吃甘蔗，我也喜歡先啃有節的部位。先苦還是先甘？這是個人的理念。對於人生的施與受，自己吃小魚或者將小魚給別人吃？我覺得小魚，不管是誰，可以留到後面吃，何必像「海豚」一樣，急於用工作交換？你看！過去美國給予台灣許多小魚(經援)，後來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到美國留學後，滯留在當地社會，對於美國的經濟發展及科技進步不無功勞。而今天我在洛杉磯設立西來大學，旨在促進東西文化交流，並希望能對美國的人文思想有所貢獻，凡此不也如同回饋他們一條大魚嗎？
過去我曾聽一位信徒說了這麼一段經歷：一個傳教士來到醫院，將他的朋友從床上拉下來和他一起禱告之後，要求對方加入他的信仰，病患者不從，傳教士便說他會因此而下地獄。信仰淪落至此，實在令人感慨！
其實，給人一張紙、給人一幅畫、給人一些歡喜、給人一句讚美、給人一點獎勵、給人一點安慰，乃至給人一點希望，給人一點祝福，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但是千萬不要把他當成銀貨兩訖的交易。佛教裡的「無相布施」，所謂「三輪體空」，將施與受應有的關係發揮到了極點。因為我們是人，不是海洋公園裡表演的「海豚」。
所以，每次為初信者加入佛教舉行皈依典禮的時候，我總是向大家先釐清一點：「皈依佛教以後，你可以轉信其他宗教，這就好比轉學一樣。一些宗教說不信的人會遭到天打雷霹，是在利用神權來控制人，佛教不是如此。皈依佛教最主要就是皈依自己，每一個人自性中就有佛、法、僧三寶，皈依佛教是教我們認識自己，找到自己……。」這樣的說法，每每贏得大眾的歡喜，許多原本只是觀禮的人也皈投在佛陀的座下。我想這是因為我沒有將「人」視為「海豚」，用小魚去引誘他們的來去吧。
禪門的語錄中曾記載這麼一段有趣的事情：趙州從諗禪師有一次斥責正在禮佛的文偃禪師：「佛也是用來禮拜的嗎？」文偃禪師答道：「禮佛也是好事。」趙州隨即說道：「好事不如無事。」黃檗希運禪師也有一句名言：「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當作如是求。」禪師們不是叫我們不去禮敬三寶，而是告訴我們，信仰佛教並不是像「海豚」一樣貪求有小魚可吃(指名利富貴)，我們必須要去實踐佛陀的真理，當下承擔「我是佛」，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我也從不以「海豚」的心理來從事慈善事業，我每次總是告訴前來領取救濟品的自強戶：「佛教裡說：『施者受者等無差別。』感謝你們給予我結緣的機會，希望你們把佛法的歡喜平安帶回家去。」我不期待他們領納了我的一袋米、一瓶油、一台電扇、一個電鍋以後，就對我如何報答，其實我應該報答大家，是大家給我機會，所以我衷心祝禱：希望佛法裡的平等思想能讓每個人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希望我這一點點供養的心意能遍滿十方世界，達到普世和平，人民安樂。
過去，達摩祖師渡海來到中國，梁武帝問他：「我到處建寺安僧，有何功德？」達摩祖師立即呵斥他：「毫無功德！」並說：「如此功德，不以事求。」因為有相的功德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無相的功德才是無限、無量、無窮、無盡。
《金剛經》也說：真正布施之道，要做到受者、施者以及所施物彼此不著痕跡。「空」不是沒有，「空」是融和了你和我，融和了有與無。有了「空」的觀念，可以讓我們擁有更多、更大的世界，而不會像海洋公園裡的「海豚」一樣，被小魚束縛住自己的生命未來。
《讀者文摘》曾登載一篇故事介紹愛爾蘭丁格爾港的一隻「海豚」，名叫「風姿」，牠擁有愛心，善解人意，不但每天給當地人帶來歡喜快樂，並且還會幫忙治癒人類的心靈創傷。一般的海豚誤闖入淺水區域，最多只待上一時就走了，但奇怪的是，這隻「海豚」卻在這裡，至今已生活了十三年之久，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想這是因為牠不是為了「小魚」而表演，所以才能如此恆長吧！
像佛經裡敘述阿難尊者在擔任佛陀的侍者之前，曾經提出三點希望，請目犍連尊者轉呈給佛陀：一、佛陀的衣服，無論新舊，他決不穿著；二、如有信眾恭請佛陀到家中供養，他不能侍奉前去；三、不是見佛陀的時候，他不去見。佛陀聽了很歡喜地接受，並嘉許他的美德。由於阿難尊者一開始就表明，他侍奉佛陀，絲毫不存有「海豚」企求小魚的心態，果然成為待在佛陀身邊最久的侍者，如大海般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難尊者的心中，也因此才使得我們後世的佛子有福報承受佛陀的教法。
天童寺老和尚負責典座，一做六十年，耄耋高齡還在大太陽下曬香菇，從日本東渡到中國來求法的學僧看到老和尚的風範，不禁肅然起敬。如果老和尚存著「海豚」為吃小魚而來學道的心態，在典座下會悠悠然就是六十年的歲月，一定不會有如此長久的發心。
反觀現代的年輕人，做事不耐煩，不持久，不外是因為「海豚」心態作祟，而小魚來源又不易取得所致，所以有許多人到了這裡也跳槽他去，到了那裡也請求調職，結果一無所成，能不成為我們的警惕嗎？
所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昔時，浮山法遠禪師幾次被住持責打遷單，仍不忘學佛初心，在寺門前托缽求道，終於得到歸省禪師的印可，付予衣法；雪竇禪師寧願在寺中陸沉三年，操持苦役，也不肯拿出大學士曾鞏的推薦書，最後終被龍天推出，擔任翠峰寺的住持。高僧大德道風巍巍，無非在向我們開示，唯有不以「海豚」想吃小魚的心態來做人處事，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才能贏得大家的敬重，獲致最後的成功。
所以，在此奉勸大家：如果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事，人生不會產生力量。權利、義務雖然是對等的，但，人不是「海豚」，盡義務不是一時的表演，重權利也不只是為了得到一條小魚。要建立起大是大非、大功大德的觀念，要懂得生活是為了完成宇宙繼起的生命。人，想要活得朝氣蓬勃，必須要往遠處看，往大處想，不要念念為了小魚，才要表演。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舉重若輕
佛教學者唐一玄居士曾任軍醫院院長多年，後來在各個佛教學院授課，佛教著作甚多，由於與我的觀念風格不同，對我一向批判多於讚美，但有一次，他竟然很高興的讚美我處理事情「舉重若輕」。我一生受人批判也好，讚美也好，多不介意，但唐老的這一句「舉重若輕」，頗令我感到受寵若驚。繼而回想自己一生立身行事，的確是本著香嚴智閑禪師的詩偈「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來待人接物，這句話和「竹影掃階塵不動，雁過寒潭水無痕」的意義相同，也就是說什麼事過去了就算了，絕不會計較得失，或是留戀或懊悔。唐老以「舉重若輕」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為人處事，自覺堪能承當。
記得剛來台灣的時候，我曾在寺院裡擔任打水、挑擔、拉車、採購等工作。寺裡的住眾看我無論做什麼粗重的工作都好像一付駕輕就熟的樣子，所以後來凡是需要用力氣的事情，他們都叫我去做。其實我每次拉車拉到要上坡的時候，往往因為用盡全身的力氣而暈眩嘔吐，但是因為我常懷慚愧感恩之心，所以能產生源源不斷的力量服務大眾。四十多年前，我為教界長老編輯雜誌之餘，還經常為其他報章刊物撰寫佛教文章，長老看我勤於寫稿，又不收分文稿費，以為我筆到神來，「舉重若輕」，所以連發行、郵寄等一切工作也都交由我包辦，其實我常常為了寫稿而搜索枯腸，通宵達旦，不過因為我心中充滿弘法利生的使命感，所以不論給我多少工作，我一樣都心甘情願，勝任愉快。後來我經常南北弘法，以火車、汽車為辦公室，準備文稿，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能即刻樂說不倦，信徒以為我才思敏捷，「舉重若輕」，更加喜歡邀請我去說法開示。其實，剛開始弘法的最初幾年中，我經常為了一篇講稿而案牘勞神，鎮日思惟；如今我年屆七十餘歲，經常一天講話下來，就感到身乏口乾，但每次看到信眾們渴望佛法的眼神，就忘記一切辛苦，所以依然精勤度眾，樂此不疲。
有人說：「如果要跟誰過不去，就叫他去辦教育，編雜誌，建道場。」但是許多年來，我教育也辦了，雜誌也編了，道場也建了，其中各有不同的問題，有的頻遭人為的阻礙，像福山寺的寺院登記執照因有關主管互踢皮球而一再延遲，直至八年後，才給予核准；西來寺初建的時候，因異教徒排斥而遭到抗議……。有的飽受天災的侵襲，像佛光山颱風來時的洪水、山崩，極樂寺牆瓦的坍方、倒塌……，往往將多年的建設毀於一旦。有的是接管別人辦不下去的事業，例如接收福國寺、圓福寺之後，才知道還要償付前人的債務。凡此都因為我稍具發心、願力，所以雖然困難重重，我也不覺其難；因為我非常注重情義和結緣，所以儘管備嘗艱苦，我也甘之如飴；因為我肯隨緣、隨喜，所以即使忙碌不堪，我不覺得忙不過來；因為我願意忍耐、承擔，所以縱然一無所有，我不覺得空乏無力。總之，無論什麼繁複的事情到了我這裡，都因為我心甘情願，無怨無悔，所以自覺能夠「舉重若輕」地承擔。
文殊菩薩以「無」為不二法門，慧開禪師以「無」為宗門一關，惠能大師以「無」攝受傲慢的同道，道樹禪師以「無」屈服外道的神通。「無」可以說是世間上最美妙的道理！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棘手事件不知凡幾，像壽山寺建好之後，軍團司令部下令強制拆除；悍民想穿越佛光山作為產業道路，不惜以暴力威脅逼迫；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事件，眼見即將釀成政教衝突；佛牙來台，異教唆使教徒搗亂阻撓：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險厄，有時我以理說服，有時我以靜制動，有時我以誠感化，有時我以慈折服。總之，我沒有特定的方式，但是因為我心中常保空「無」，如明鏡一般，胡來胡現，所以能夠產生「無盡」的力量，「舉重若輕」地統攝了有盡的招術。
五十年前，沒有法師願意久留宜蘭，我自告奮勇前往弘法。到了那裡，才知道不但寺院內住滿軍眷，僧俗雜處，而且信徒涵蓋老、中、青三代，他們有的親近寺院很久，但所接觸的未必是正信佛法；有的忠心耿耿，但個性強悍；有的男眾因為受過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性情特別剛烈；有的年輕活潑，蹦蹦跳跳，不易為保守的老成信徒所接受。我一待數十餘年之久，不但和當地民眾水乳交融，和諧相處，而且將正信佛法帶動起來，讓宜蘭成為台灣佛教發展的搖籃。當年宜蘭的信徒，直到現在，仍對我關懷備至，一聽說我有什麼事情，比誰都熱心著急。像礁溪的佛光大學，從土地取得到建築工程，從溝通鄉民到連絡政府，他們都賣力參與，功不可沒。很多人驚訝地問我當年是用了什麼方法，能在他們心目中一直具有「舉重若輕」的形象？我想大概是由於我掌握住老年人的經驗、中年人的穩健及青年人的力量吧！
後來，我在各處建道場，信徒的性格種類更是多得不勝枚舉，但我依然應付裕如：來的是軍人，我和他講軍人法；來的是商人，我和他講商人法；來的是兒童，我和他講兒童法；來的是老人，我和他講老人法；來的是婦女，我和他講婦女法；來的是傷殘，我和他講傷殘法。此外，對於喜歡修持的人，我舉辦禪坐班、念佛會；對於追求慧解的人，我開設佛學班、讀書會；對於擅長藝文的人，我舉辦技藝班、寫作社；對於偏好慈善的人，我成立服務隊、救濟會。總之，我應機說法，讓信眾能將佛法帶到日常生活之中；我觀機逗教，讓大家發揮所長，所以就能夠「舉重若輕」地將佛教帶動起來。
俗語說：「寧帶一團兵，不帶一團僧。」出家人的性格雖然比較超逸淡泊，無所勉求，但相對的，因為不求名，不求利，有時候也很難動之以情，動之以理，所以教育僧團徒眾，不像帶領世俗企業裡的員工那麼容易。而我，除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百萬名信徒之外，還收了一千多位出家弟子。我每天不但必須處理忙不完的法務，還得分神為他們處理情緒問題、讀書問題、修持問題、弘法問題、養病問題、請假問題。每次主持教育座談會時，總有人問我如何帶領這麼多弟子？其實這就像《維摩詰經》所說：「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塵勞雖多，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隨意轉化，就可以「舉重若輕」地轉煩惱為菩提，轉愚癡為智慧。徒眾亦然，無論他們有多少人，有多少問題，因為我在思想上能夠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我在方法上，能夠隨著各人的根性施以不同的教化；我對於弟子不如法的地方能夠心懷慈悲，循循善誘；我對於他們不懂事的地方，能夠寬容諒解，不去計較，所以再冥頑不靈的人，我都可以「舉重若輕」予以轉化。
信徒婚姻的危機，我以一句「愛，才能贏得愛」來挽回；演藝人員間的衝突，我以長生童子忍辱的故事來化解；政治人物的心結，我以「退一步，海闊天空」勸和；信徒失去親人的傷痛，我以「死如移民」的比喻給予撫平，餘如信徒財產糾紛、兒女問題，教界人士間的勃谿誤解等一切疑難雜症，都由於我能認識問題癥結所在，直接切入核心，給予大家，所以能「舉重若輕」，片言化解。
我經常參加各種活動、法會，像馬來西亞莎亞南體育館弘法活動、慈悲愛心人誓師運動，各有八萬人參加；每年固定在國父紀念館及香港紅磡體育館等地的講經，每場也都是數萬觀眾聆聽；每年的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有來自各地數千名代表及觀禮員等前往與會；經常在各地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而發起的園遊會，共襄盛舉者動輒數萬人，甚至十餘萬人。許多人好奇地問我：「怎麼有辦法舉辦這麼多的活動，同時還能解決這麼多人的吃住問題呢？」我想最主要的秘訣是因為我們平時訓練人才，事前周密計劃，開會討論意見，懂得分工合作，所以無論來的人再多，時間再緊湊，都能夠達到「舉重若輕」，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初設立佛學院時，信徒警告我：「你沒有經費，又要辦學，以後就沒有人敢再接近你，你一定會辦不下去！」教界也有人說：「你沒有經驗，辦不起來的。」我最初到美國建寺弘法時，同道譏笑我：「你不會英文，那裡能在海外弘法？」我向教育部登記成立佛光大學之初，官員們提醒我：「辦大學耗財費力，必須三思！」佛光山三十週年紀念日那天，我宣布封山，有人勸我：「封山以後，沒有油香來源，僧眾的生活立刻就會成為問題。」誠然，經驗、語文、錢財、物資是弘法利生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對於出家人而言，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佛法、信心、道念、正見，就是因為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我「舉重若輕」地在海內外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叢林學院歷史長達三十年以上，從未中斷；如今我在全球五大洲成立的別分院、佈教所多達一百多間，目前還在陸續增加中；我在美國的西來大學已有十年之久，在台灣辦的大學第一屆學生將於明年畢業，不但學生增多，校務蒸蒸日上，而且還和其他國家的大學及文教組織頻繁交流；佛光山封山之後，僧眾們儘管過著清貧生活，但每個周末仍舉辦假日修道會，供應上千人食宿，此外還有不定期的禪修、佛七、短期出家、講習會議等文教活動，兩年來度眾無數，看起來，這也是「舉重若輕」呀！
曾經有人為我計算，我一生在台灣佛教界擁有五十餘個「第一」：第一支佛教歌詠隊、第一個在電視台弘法的人、第一張佛教唱片、建第一間講堂、第一個在國家殿堂講經弘法、第一本精裝佛書、第一個組織信徒穿著制服、第一個創設僧眾等級制度、第一個組織青年學生會、第一個成立信徒講習會、第一個成立兒童班、第一個成立星期學校、第一個成立幼教研習中心、第一個發起光明燈法會、第一個使用幻燈機和投影機弘法、第一所教育部承認的印度文化研究所、第一個大專佛學夏令營、第一個都市佛學院、第一個雲水醫院、第一所民眾圖書館、第一座安寧病房、第一個信徒服務中心(檀信樓)、第一個舉行報恩法會、第一個舉行園遊會、第一個發起供僧法會、第一個建高樓寺院、第一個舉行環島托缽行腳活動、第一個舉辦世界佛學會考、第一個舉行禪淨密三修法會、第一次辦回歸佛陀時代的活動、成立第一所佛教文物陳列館、第一次台灣舉行傳法退位大典、第一個舉辦短期出家、第一部將藏經重新分段標點的佛光大藏經、第一部獲得金鼎獎的《佛光大辭典》、第一個到三軍官校各種兵團以及離島佈教說法的人、第一個率領兩百人前往印度朝聖、第一位到梵諦岡與教宗會談……，大家看我擁有這麼多「第一」的頭銜，都說我福報俱全，其實，但開風氣不為師，這一些都是佛教共成的第一，都是盡心盡力「舉重若輕」所共成。
其實，這其中我不知經歷過多少挫折，例如四十多年前，我用白話文寫作文藝，教界一些傳統人士表示不以為然；我率領佛教青年一起出外佈教，引起佛教保守人士的反對；我組織佛教歌詠隊，藉著躍動的音符將佛法傳遞到各個角落，卻受到強烈的批評；我使用幻燈機佈教，幻燈機被警察無理地沒收；我在市區的高樓裡成立寺院接引民眾學佛，有關單位以屋頂無翹角為由，至今仍不准辦理寺院登記；我錄製電視弘法節目，已經與電視台簽約，但臨時卻被有關單位取消，理由是和尚不能上電視；餘如在廟口市街佈教被當場取締，更是常有的事。但這一切阻礙都無法將我打倒，因為我相信「有佛法就有辦法」，所以無論多麼艱鉅的事情，我自信都能「舉重若輕」地完成。
憑著愈挫愈勇的精神，近十年來，我將腳步拓展到海外，在國際間作了許多突破，像顯密所屬教派，彼此間欠缺溝通，一九八六年，我在佛光山舉行世界顯密佛學會議，讓漢藏佛教人士在一起促膝暢談，建立共識，此後彼此互有往來；海峽兩岸自從一九四九年之後，一直處於對立狀態，我率領「弘法探親團」到大陸弘法探親。一九八八年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西來寺舉辦，我讓兩岸代表首度坐在同一個會議廳裡面開會，贏得全場人士不絕於耳的掌聲及欣喜交加的熱淚；僧信組織自古有之，可惜彼此向來缺乏聯繫，甚至有各行其事之憾，一九九二年，我為信眾成立國際佛光會之後，和佛光山僧團互相配合，有如人之兩臂，鳥之兩翼，在弘法度眾方面發揮前所未有的功能，也為僧信融和作出了良好的示範；南傳國家的比丘尼戒因戰亂及上座比丘把持等原因而失傳達兩百多年之久，我經過多次的努力，於一九九八年二月，在佛教的祖國──印度菩提伽耶舉辦國際三壇大戒，讓二百多位大小乘比丘在二十六位大小乘戒師的證盟下如願頂受具足戒；就在此時，西藏貢噶喇嘛表示願將其教派珍藏已久的佛牙舍利贈送給我，許多人問他，國際佛教界人士這麼多，為什麼獨鍾於我？他舉出上列諸項事實，回答大家：「因為星雲某人在國際間具有『舉重若輕』的地位，所以我們相信他能夠妥善保存佛牙舍利。」「舉重若輕」四個字看似容易，其實這是我一生本著弘法奉獻的理念，努力為教籌劃，為眾謀福得來的些許成績，而對十方大眾又何足道哉？
在佛教的歷史長河裡，擁有「舉重若輕」地位者不知凡幾，我只不過是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而已。像偉大的佛陀，在當時階級分明的時代裡倡導四姓平等，竟能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在各種宗教雜陳的社會中，還能將佛法迅速地傳遍整個印度；在多國鼎立爭強的土地上，往往以一席建言化干戈為玉帛；即使在極為惡劣難堪的處境下，也能夠以善巧方便來化導頑愚……，凡此「舉重若輕」的風範，兩千五百年來一直是億萬佛教徒心目中永不磨滅的精神依賴。而太虛大師在國難方殷之際，組團到海外各地宣布軍國主義的惡行，挽救國家的厄運；在佛教沒落之時，興辦雜誌，發表讜言，從整理僧伽制度的建議到向政府的護法論爭，從小乘部派的研究探討到大乘教育的八宗兼弘，從佛學問答到世法應酬，從佛史撰著到教義偉論；各地鬧廟產興學，他不顧一切，挺身而出，據理力爭；舊僧聯名打擊，他一點都不灰心，依舊興學培育僧才，推動國際佛教。民國初年，佛教之所以還能夠延續下來，可以說全然是拜太虛大師「舉重若輕」的行動所賜。餘如佛法初傳漢地時，迦攝摩騰以一首正氣凜然的偈語，懾服外道，「舉重若輕」地奠定了佛教在中國的基礎；曇無竭不顧生命危險到西域求法、法顯度海、玄奘經過沙漠到印度取經、法眼禪師以詩偈駁斥皇上、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楊仁山的金陵刻經處等，這些舉止，外在是如此的「舉重若輕」，但內容有千萬斤的重力。他們這種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大無畏的棈神，是多麼地令人敬佩仰慕！
所以，「舉重若輕」的真義，並不是在表面上將「重」的事物變「輕」，而是要我們做好心理的建設，不將「重」的感覺擺在前面，自然就能獲得「舉重若輕」的泉源，如流水載物般，處處無礙；「舉重若輕」的要訣，也不是刻意躲避「重」任，「輕」率行事，而是要我們遇事承擔，運用智慧，自然就能培養「舉重若輕」的能力，如獅子奮迅般，衝破難關。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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