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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退票 -- 往事百語5　星雲法師著

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

  一九四九年，我初到臺灣，當時海峽兩岸戰雲密布，人心惶惶，許多僧侶紛紛興起逃避的打算。一天，隨著舟山大陳義胞播遷來臺的煮雲法師攜函前來，說是在普陀山閉關修行的塵空法師寫給我的。
　　
　　塵空法師是太虛大師的高徒之一，曾經擔任過早期《海潮音雜誌》的編輯。抗戰勝利初年，我在焦山「第一屆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受訓期間，有幸得與其親近，他的慈心後學、長者風範，一直令我景仰心儀，頃接來鴻，自是歡喜不已。尤其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日子裡，有信自遠方來，更是如抵萬金，我迫不及待地拆開展閱……
　　「現代的僧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觀念……。」
　　
　　當這一句擲地鏗鏘的金玉良言映入眼簾時，心中頓起無比震撼！在那個局勢混亂的年代裡，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隨著西風東漸，耶教開始盛行，加以臺灣佛教徒在當時缺乏正信，只知燒香膜拜，乞求福壽財利，使得佛教淪入迷信之流，自然得不到社會重視。而佛教界本身也在處處打擊僧青年的信心：寺廟不肯接受外來僧尼掛單用齋，求見長老屢遭閉門羹，撰寫文章不准刊出，講經弘法也備受限制……，遑論要靠佛教生存。就在這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處境下，塵空法師的一句話，猶如一帖強心劑，振奮起我的信心道念。是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應該抱持著「佛教的命運操之在我」的使命感！我將這句話謹記在心，也傳述給我的同道，互相勉勵。　　
　　是年，我從臺中到了臺北，在短短的兩天之內，我曾在南昌路某寺，被一長老責問：「你有什麼資格跑來臺灣？」到了中正路某寺掛單，也遭拒絕，因夜幕低垂，我只有緊緊裹著被雨水淋濕的衣服，在大鐘下躲雨露宿。有一回，就在下午一時左右抵達基隆某山寺的那一刻，寺方接到命令，不准供應我們午飯，其實，我們連前一天的午飯都還沒吃呢！想去投靠成子寮觀音山，途中卻遭大雨沖毀公路，只得忍著饑寒，逗留在車站裡，望著狂風豪雨，心中盤算：不知還有何處可去？
　　
　　灰濛濛的臺北天空，崎嶇難行的基隆山路……，至今回憶起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能咬緊牙關，度過那段難堪尷尬的日子，是因為我對佛教有著堅定無比的信心，我自覺：人為的苦難，正是在考驗我們的道念與毅力；而比起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所遭遇的種種磨難，我們這一點點挫折，真是微不足道。
　　
　　好不容易，終於有一家寺院肯收留我，我開始奉獻勞力以為回報，我每晨拉車採購；我日日清洗大眾浴廁；我一天打八百桶井水供應寺眾；一有空閒，我就掃除庭院落葉；我為病人和老人服務，將亡者抬去火葬；我在大湖看守山林；我在寺中典座行堂……，我沒有大用，但我有佛教靠我的心願，我要讓別人接受我，我才能有奉獻佛教，服務眾生的機會。
　　
　　後來，妙果老和尚問我是否有住持法雲寺的意願，無上法師也有心將靈隱寺交給我管理，慈航法師極力推薦我至天龍寺講經弘法，宋修振理事長鼓勵我到德林圖書館讀書……。由此可見，佛教是溫馨的，佛教是重視人才的，只是我們要先建立起「佛教靠我」，而非「我靠佛教」的決心。
　　
　　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期間，雖沒沒無聞，但也憑著一股「捨我其誰」的奉獻熱誠，為所當為。例如：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在永樂戲院演出「火燒紅蓮寺」，我寫信向她非議劇情誣衊佛教；朱時英居士欲更改《覺群》的宗旨，我提出異議；政府呼籲「取締」拜拜，我撰文反對，主張應正名為「改良」拜拜；我為花蓮大地震奔走募款賑災；我為韓戰的前線官兵寄贈佛書，以紓解數萬義士精神上的苦悶；我向立法院抗議西班牙鬥牛來臺表演；甚至為了弘法佈教的自由，我多次在各地和警察機關據理力爭……，凡此別無他意，只是一心想讓佛教有靠我的機會。
　　
　　要做到「佛教靠我」，並非速成易事，還需要有堅強的忍耐力量，能經得起百般的阻難。記得過去上海滬劇團計畫將拙著《玉琳國師》改編成話劇，在臺北上演，有人告訴他們不要和我來往；中央廣播電臺邀我撰寫廣播稿，有人去信要他們停止；甚至臺北師範學院(即今師大)請我講演，海報都已經張貼出去了，還有人有辦法叫他們取消；章嘉大師提名我代表中國佛教會參加在尼泊爾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居然也有人能將全案取消……，這一切一切都不要緊，我自信能耐得過千錘百鍊。後來，我和弟子在廣播電臺製作「佛教之聲」單元，達六年之久；我從臺視到中視、華視主持佛教節目，轉眼已有十幾年的歷史，甚至我現在每講三分鐘，華視還給我六百元酬勞；而在各大專院校間的講演，已經多得無法應付……。現在我不必代表什麼會，參加什麼會，我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成立的國際佛光會，就已經將佛光普照全世界了。
　　
　　因此一個人不要害怕被別人打倒，能打倒自己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四十年的歲月，瞬目即過，回想來時路，其間所遭遇的艱辛困苦，真是筆墨難以形容，我之所以能夠堅固道心，無怨無悔，塵空法師的至理名言──「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觀念」，誠然是非常重要的。
　　
　　(佛光廿六年－一九九二年九月)

勇敢的一面

　　我生性隨和謙讓，從小甚得長輩疼愛。一天，一位史老師見我被同學欺侮，對我說：「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這個世界是屬於勇者所有！」
　　
　　我將這句話記在心頭，數十年來，自我奮發，精勤努力。現在回顧往事，我自覺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神州處處風聲鶴唳，連故鄉揚州也不例外，炮火槍聲，街頭巷戰，時有所見，屍橫街頭，怵目驚心。在槍林彈雨中，我不僅曾經見義勇為，救活一位中彈受傷的國軍，告訴大人用門板送他回後方；逃難時，更有躺在死人堆裡的經驗。那時，我不過十歲，在家人眼中，我是個膽識過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隨著母親，離鄉背井，去尋找經商失蹤的父親，雖然烽火漫天，我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到了棲霞山，我為了一句不經意承諾的話而毅然出家，說來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國共相抗激烈，我那時二十一歲，出任白塔小學校長。白天，國民黨軍隊來校搜查共產黨；晚上，共產黨游擊隊又前來突襲國民黨部隊，如是每天都在夾縫中提著性命度日，但是卻從不感到畏懼。
　　
　　當時佛教積弊甚深，連本身自保尚有問題，遑論發揮濟世度眾的功效。有鑑於此，我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來，在宜興創辦《怒濤雜誌》，到徐州編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張貼壁報，發送傳單，甚至街頭講演，宣揚革新佛教、邁出山門、走入社會、廣利眾生的理念，雖然備受舊勢力的打壓，但憑一股興教護國的熱忱，我們不畏權勢，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們來到了南京華藏寺，蒙住持蔭雲和尚厚愛，將全寺交給我們管理。我們一心志在復興佛教，發現寺內陋習甚多，即刻著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規約，革新經懺制度，卻不料與舊僧衝突日甚，加上我們的思想前進，已然觸怒了當地的軍閥政客和土豪劣紳。舊僧與官僚遂勾結起來，對我們百般迫害，煮雲法師被他們打得死去活來，松峰、松泉法師幾乎喪命街頭……。我任職監寺，每天出生入死，卻了無懼意，只覺得強烈的使命感時刻充溢胸懷，鼓舞著我們為教奉獻。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譚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覺民等，為了拯救黎民於倒懸，尚且不惜犧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興佛教，普澤蒼生，若不肯勇敢犧牲，又豈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國勢頹危，我與同道智勇法師相約：要為佛教至少留下一人，以續佛慧命，紹隆佛種。於是決定：他留守大陸，我則孤身來臺。由於長年深居內地，當時孤陋寡聞的我，對於臺灣的印象，竟然還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蠻荒瘴癘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師不也歷經流沙猛獸之險，隻身西行，取經訪道嗎？古德有云：「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猶豫地承諾下來，孑然一身地到達人地生疏的臺灣北部，幾經輾轉，才獨自一人至宜蘭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況下，單槍匹馬，環島佈教。多年後，不懂英語的我，還曾經數度隻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當年一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對陌生的環境及遙不可知的未來，所憑者無非是堅定果決的勇氣罷了。
　　
　　來臺初時，舉目無親，我四處尋求掛單，卻頻遭拒絕，備受奚落，而三餐不繼，饑寒交迫則是常有的事，我卻從不為此氣餒。早年，孫張清揚女士對我禮遇有加，並有意出資送我出國留學，我一貧如洗，卻未曾動心，更未嘗向她訴窮求援。雖然那時無錢無緣，斗室中連一張陳舊的桌椅也沒有，為了接引知識分子，我竟能首開先河，發起大專青年學佛，記得當時優秀的青年吳怡、張尚德、王尚義等，都是參與第一次佛教座談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處籌款，買下佛光山的土地後，身上僅餘微薄的一萬元作為開山基金。在當時一般人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如今佛光山的各種建設，不也證明了勇氣比金錢的力量還要大嗎？
　　
　　三、四十年前的臺灣社會民風保守，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間殺生拜拜的陋習，我組織佛教歌詠隊，利用幻燈片作為弘法工具，開辦兒童星期學校，設立學生會、弘法隊，帶領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創新不斷招致非議，甚至還有人說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揚言要殺我而後快。我並不因此而稍有憚色，繼續開風氣之先，灌製唱片，製作佛教廣播節目和電視節目，在佛教節慶時穿插歌舞表演……，反對的聲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堅持理想。
　　
　　現在，各個道場紛紛效尤這些弘法模式，說明了當初的勇於創新有其必要。為了要引起社會人士對佛教的重視，我還舉辦空前未有的佛誕花車遊行、大藏經環島宣傳團、運用視聽器材的環島佈教等活動，果然掀起了學佛熱潮。回想當時我們既無文宣專才與組織經驗，又要經常面對教內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轟動，實在是靠著不退轉的信心與勇氣所使然。
　　
　　弘法佈教固然是困難重重，建寺安僧，乃至辦學培養僧才，也不無種種阻礙。一九六五年，我在壽山寺興致勃勃地向大眾宣布要創辦佛教學院時，卻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潑了一盆冷水，他說：「師父！您辦佛學院，我們無法長期支持經費，將來您會沒有飯吃。」誠然，我當時財力匱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興佛教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嚇而退志，仍然決心辦學，佛教學院於焉成立。三十年來辦學不輟，畢業的學生人數愈千，遍布海內外，不斷為佛教獻身賣力，而當年入學的學生慈嘉、慈怡、依嚴、心定、依恆、心如等，隨我開山闢地，建立不少汗馬功勞，目前都是佛光山最優秀的職事。常自慶幸：當年若稍有遲疑，不知要憑白損失多少法將良才。
　　
　　決定籌建佛光山時，也聽到不少反對的聲音，信徒們認為，既然已經有了宜蘭雷音寺、高雄壽山寺可以聽經禮佛，又何必要千辛萬苦另拓道場？於是我特地包了一輛大巴士將大家帶往現場，以便實地說明心中的理想，沒想到他們見到刺竹滿山，野草沒脛，更加害怕起來。大家不但不肯下車，還說：「這種鬼地方，有誰會來？要來，師父您自己一個人來吧！」我獨自下車，信步繞山一匝，思惟良久後，篤定地對自己說：「我，非來此開山不可！」
　　
　　開山時，篳路藍縷的困苦艱辛，日夜不休的擘畫經營，層出不窮的洪水天災，聲勢浩大的悍民圍山都非筆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無比堅定的勇氣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積，一血一汗的揮灑，荒山成為今日的佛光山勝地。當年不肯下車的信徒，後來都成了朝山的常客。當初美國西來寺的建設，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對，經過百餘次的公聽會、協調會，十年的慘淡經營，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國人的歡迎。其餘海內外各別分院，也都是在經濟拮据、人力缺乏的情況下創立而成，其中所經歷的困境，不知凡幾。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無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心願。當然，於佛光山我雖退位，但於和尚我並未退休，所以對於國際佛光會，我還要更精進努力不可！
　　
　　我一生隨緣隨喜，但是碰上有違原則的事，我絕不茍且妥協。接管雷音寺時，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請人將大殿內多尊神像搬走，並且親自砍掉兩旁神像出巡用的「迴避」牌子，以正佛堂威儀莊嚴。為了密勒學人獎學金的濫發，應邀作評審委員的我，不惜向主辦人南亭法師拍桌抗議。為使高雄市區信眾便於學佛，我幫忙建築高雄佛教堂，看見牆上的卍標幟與正統佛教不符，我力排眾議，拆掉重建，後來證明：我的擇善固執是正確無誤；我又堅持將佛龕前兩尊巨大無比的石獅打掉，藉此非難的信徒持棍護獅，見我不驚不懼，閉目端坐，僵持良久後，終於默然離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後，我自願退居監寺，禮請月基老和尚擔任住持，為此也費盡唇舌，幾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擾也是不計其數。早年，我在寺內講經，耶穌教、鴨蛋教就在寺外喧囂吵鬧，我默擯不理，久而久之，也就銷聲匿跡了。
　　
　　少年在叢林參學，讀到古德先賢們為法忘軀的精神，往往令我馳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實法師為了僧道坐位前後，寧受杖責，和皇帝抗爭不屈的事跡，更是令我欽佩歎服，故而立志效法。
　　
　　還記得剛開始弘法時，正是臺灣實行戒嚴令最為嚴峻的時候，有一次我在花蓮宣傳佈教，警方前來取締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議：「我們到處傳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難道花蓮是化外之區嗎？」威壯的聲勢倒也令他們愕然無聲了。另一次，我在龍潭說法，眼見警察在臺下取締，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臺上賣力演說，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講經完畢，都相安無事。
　　
　　我在宜蘭駐錫弘法時，警備司令部連續接到黑函投訴，說我白天收聽大陸廣播，晚上穿著便衣外出，張貼親共標語，散發反動傳單。後來到了高雄，又有人密告我在佛光山窩藏長槍兩百支，儘管這些莫須有的罪名都足以讓我隨時招致殺身之禍，我仍不退縮，依舊四處弘法，護教衛僧。
　　
　　三十年前，壽山寺初建好時，高雄要塞司令部以寺樓超高為由，下令拆除，那時軍令如山，一般民間是不敢申訴反駁的。眼見高雄信眾好不容易有了一座安頓心靈的殿堂，怎能就此坐視夷為平地？我獨上要塞司令部理論，一席義正辭嚴的話，令主辦人連聲道歉，收回成命。
　　
　　我也常仗義直言，或駁斥政府對於佛教不公平的措施，或提供建設性的意見，例如：建議政府將「寺廟監督條例」改為對各宗教一視同仁的「宗教法」；反對宗教不平等的待遇，與各界人士共論政府宗教方針的弊端等。一九六三年，越南總統吳廷琰迫害該國佛教，舉世譁然，雖然我國政府基於反共理由，宣布不准民間有反吳的言論，我還是發出正義之聲，撰文抨擊。其實唇槍舌戰非我所願，況且言行招忌，只會帶給自己更大的阻力，然而佛教所以能流傳千古，不就因為一些只問是非，不問利害的佛門龍象嚴持正義，奮鬥爭取而來的嗎？我豈能愧對歷史！
　　
　　我不但發心為教奔走奉獻，我也積極為眾謀取福利，例如：四十年前在日月潭服務的陳秀平因有通敵之嫌而受政府監視，我卻大膽為他保證，後來並推薦他擔任智光商職的副校長；二二八事變後，某信徒被牽連入罪，禁止外出，我自身難保，但也主持正義，為其申冤，還其自由之身；以叛國而被軟禁的孫立人將軍，我也因為推崇其功在國家，不顧某方警告，堅邀他到佛光山參觀小住；陳鼓應、楊國樞、韋政通等言論開放的學者，也曾在二十多年前，應邀到佛光山的叢林大學授課，為此，臺灣大學某葉姓女教授放言：「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儘管如此，基於尊重人權、融和黨派、禮遇學人的理念，我願義無反顧，冒著判罪監禁的危險，言所當言，為所當為。
　　
　　在先總統蔣公逝世時，我講演評論其遺囑中的宗教色彩；在中國國民黨十三全會中，我建議蔣經國先生：應開放政治管道；在李登輝先生初任總統時，對於他的公然為耶教證道，我表示不以為然……。為了國家更好，我甘冒大不諱，直陳諫言，自覺勇氣充沛。
　　
　　近幾年來，我率先赴中國大陸探親弘法；我接待許家屯先生、千家駒先生，乃至協助民運人士等，一再成為媒體報導，大眾矚目的焦點，拊掌稱快者固然有之，批評瞋怪者也為數不少，「政治和尚」的稱號不逕而走，我仍不怨不悔，我以為：慈悲包容是促進人類和平的良方，我願為海峽兩岸的互尊互重，甚至和平統一而努力不懈。
　　
　　《佛遺教經》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毒之罵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寫佛傳時，對於佛陀這一番言教，已有所領略。那時，我在慈愛幼稚園召開董事會，剛要開始，一位素來霸氣的信徒，建議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臺主持董事會議。在我走下臺時，有位陳老師突然大發雷霆，將桌子一拍，罵道：「你們這些地獄種子！師父創辦的佛教幼稚園，你們竟然找別人做董事長。」那位信徒知錯，請上臺的那位欲當董事長的張先生下臺，要我重作主席，我實在不願上臺，但想到：眼前實在無人對佛教事業具有遠見與魄力，只得忍住剛才下臺的恥辱，本著「捨我其誰，當仁不讓」的決心，再度走回臺上，繼續主持會議。然而，有誰知道，為著顧全大局，再次步上講臺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我這才深深體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塵，數十年來，憂國憂教，弘法利生，雖飽受譏毀，總是堅此百忍；雖頻遭阻難，猶能勇往直前。唯自愧與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十年生聚教訓比之，猶相去甚遠；與諸佛菩薩的拔苦予樂、百劫精進相較，更是望塵莫及，但盼日後有更多的艱辛困境來讓我砥礪身心，代眾受苦，則於願足矣！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五月)

一念之間

　一九九○年，我首次至香港紅磡體育館講經，因為香港將屆「九七大限」，港人無不憂心忡忡，許多聽眾與媒體記者紛紛問及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我向他們回答道：「一切都在『一念之間』。」
　　
　　我自幼在深山古剎薰習佛法，成年後又踏入社會弘法利生，深感禪門裡所謂的機鋒相對，世間上所講的機緣際遇，往往發生在「一念之間」。
　　
　　我閒來喜歡一書在握，神遊天下，經常發現無論是古今中外反敗為勝的戰爭，或者是各行各業出奇致勝的事例，其關鍵莫不是在「一念之間」。
　　
　　近來閱讀《李登輝的一千天》與郝柏村的《無愧》，兩相印證，使我更加肯定人我彼此間關係、政策的利弊良窳，也無非決定在「一念之間」。
　　
　　多年來，我觀察紛紜世事，研析始末究竟，時時覺得人生數十寒暑中的成敗得失、緣起緣滅，都與我們的「一念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回首前程，自覺一生當中有許多事情，也都是取決於「一念之間」。
　　
　　十一歲那年，母親攜我離鄉，找尋在戰爭中失蹤的父親，途經棲霞山寺，我趁母親禮佛之際，好奇地在寺內到處觀看，遇到一位知客法師出奇不意地問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嗎？」我因為急於回頭找母親，就隨意說了一句：「好啊！」沒想到他真的為我引見監院志開上人(後來成為我的師父)，為了信守承諾，我只好與母親辭別。如今，我由衷感謝這無意間的「一念」，使我得以及早遨遊在真理的大海之中，汲取無邊的法味。
　　
　　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瀰漫神州，國勢危如累卵，國人紛紛逃往外地避難，我本來想與華藏寺常住共存亡，但是同窗智勇法師突然決定放棄原有計畫，而屬意我代為領導他所組織的「僧侶救護隊」來臺灣服務，我在顧全大局的前提下臨危受命。就這樣，我在「一念之間」，離開了大陸故鄉和親人，也因為這「一念」的改變，我得以來到臺灣，續佛慧命。多年來我不忘母恩師教，精進努力，弘法利生，但願這一切都足以告慰親人於萬一。
　　
　　我原本生性羞怯，不敢面對大眾，因此來到臺灣以後，即隱守在寺院中，於從事苦役之餘，以教書寫作弘揚佛法。
　　
　　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在龍山寺遇到李決和居士正四處央請法師到宜蘭弘法，無奈卻因宜蘭地處偏僻而乏人問津。我心生不忍，故毛遂自薦，李居士聞言，萬分歡喜，回去後立即來信聘請。
　　
　　就因為這「一念」的不忍之心，我來到了風光明媚的蘭陽平原；也為了這「一念」的慈心悲願，我開始鼓起勇氣，面對社會大眾，普施法雨，廣行教化。宜蘭之行，又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轉捩點之一。
　　
　　習與群眾接觸之後，弘法邀約相續不斷，山巔水湄都有我的足跡。後來，遠在高雄的信徒居然也聞風前來請法，他們的熱忱如同南臺灣的太陽一樣強猛，每次總是請了樂隊到火車站隆重接送，一路上吹吹打打，經過市區，鞭炮聲、鼓掌聲更是不絕於耳，引來路上行人側目圍觀，行車駕駛也紛紛探頭，令我坐立難安。後來有好幾次來去，想盡辦法，悄悄地換了幾班不同的火車，還是難以逃過。
　　
　　有一次，我聽說某位信徒生病，即前往探視，沒想到附近信徒早就已經在目的地守候良久，爭相邀請我去作家庭普照，每到一處，總是瓜果餅乾擺滿一桌，我一生不忍拒絕別人的好意，於是去了，一家又是一家，一天下來，肚皮都快要撐破了。
　　
　　信徒的虔誠恭敬固然感人，但是我自覺福薄德淺，受不起信徒如此盛情供養，因而生起了不要再來高雄的念頭。但是有一次當我啟程北返，剛坐上車時，信徒翁陳盆老太太跑到我的車窗前，對我說道：「師父！你一定要再來喔！」這一句話，我不知聽過多少人講過多少遍，但是此刻她那種渴望的音調與誠懇的態度，深深地叩擊著我的心房。正因為這「一念」的感動，我決定與高雄再續法緣，因此，才有後來的佛光山。
　　
　　當時，高雄市市長陳武璋先生曾有意將壽山公園的忠烈祠交給我改建佛寺，但唯一的條件是要維持「忠烈祠」原名。當時自忖：我乃一介衲僧，豈可寺主不作，而去作祠主？於是我建議改稱「忠烈寺」，以正視聽，然而議會不允，我也只好作罷。一些人為我惋惜，覺得我平白失去大好機會，但是更多的信徒因為我這「一念」的堅持原則，而更加肯定僧格的崇高。
　　
　　後來，高雄的信徒決定為我覓地興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壽山寺於焉迅速落成，繼而又在寺內成立佛學院。不久，隨著信徒與學生的增多，空間不敷使用，故打算另闢寺院，經過多方查訪，我們看上澄清湖畔一塊景色優美的土地，正決意付訂金的時候，一個徒弟說道：「我們如果在這裡建寺，蔣中正總統來澄清湖時，就可以順道來此禮佛了！」我聞言後，十分不以為然，心想，建寺安僧是要使大家專程前來聞法修道，不是讓人順道冶遊觀賞的。我們為什麼不沾佛光，而去沾湖光呢？
　　
　　就因為這「一念」的覺醒，我不惜放棄購買的打算，因而與澄清湖失之交臂。但是我至今不悔，而當初頻呼可惜的徒眾，如今無不稱道我的果斷明智，因為我們後來擁有的佛光山，是一座憑藉佛教僧信二眾共同努力，胼手胝足開闢出來的靈山聖地。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一座山寺竟然也是得之於「一念之間」。
　　
　　一九六七年時，我無意間聽說越南褚姓華僑全家大小陷於經濟困境，正欲一死了之，我當下就決定籌錢購買他所擁有的一片荒山，為其解困。為了這「一念」的悲愍，我不知花費多少唇舌力排眾議，因為這裡既沒有秀麗的山光水色，也沒有便利的公共設施，放眼望去，有的只是滿山的刺竹，遍地的芒草。
　　
　　好不容易說服大家，接著就是千辛萬苦的開山工程，我和徒眾每天在烈日驕陽下，擔石鑿地，揮汗如雨。遇到狂風暴雨，我們又得不惜身命，在山崩洪水中，搬運沙包，防止災患。經過一番艱難的奮鬥過程，荒山野地才呈現出寺院的初貌。今天佛光山能有這番繁盛的景象，全都是二十八年來不斷努力開發智慧、勞力的結果。
　　
　　所以，「一念」固然足以形成人生的轉捩點，更重要的是自己必須肯用心，肯出力，去完成那最初的「一念」。
　　
　　回想我這一生從俗家到出家，從大陸到臺灣，從宜蘭到高雄，從壽山寺到佛光山，乃至從國內到海外，雖然無一不是「一念」所造成的結果，但是其間不論是出自無心的「一念」、勇敢的「一念」、感動的「一念」、慈悲的「一念」，我都心甘情願的堅持那「一念」，做好那「一念」，甚至為了「一念」，一生吃盡苦頭，受盡委屈，也從無怨悔。
　　
　　雖然這些只是當時「一念」突發的感言，但是後來我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直至今日，我對佛教所做的一切，無不是稟持這「一念」的發心。而這「一念」雖說是突發，卻絕非偶然，因為這「一念」的興起就如同會通禪師拈毛開悟，香嚴智閑擊石見性一樣，是經過多少時日將全副身心投入佛法的結果啊！
　　
　　我雖然擇善固執，往往以一生的歲月來堅持「一念」的實踐，但是我並不固守己見，剛愎自用，而能察納雅言，回頭轉念。
　　
　　一九五七年，我曾經接到日本大正大學的博士班入學通知，當我正準備負笈前往日本時，朱殿元居士和我說：「師父！在我們的心目中，您是師父，地位比博士還要崇高，為什麼還要去攻讀博士學位呢？」我當下汗顏，自忖所言甚是，我已棄俗出家，以弘揚真理，淨化人心為己任，我的地位、我的使命的確非比尋常。我又想到：人活著，不僅是要為自己打算，更要多為別人設想，我今天既然已經是他人的師父，卻還要遠赴東瀛，以日人為師，讓我的徒眾情何以堪？
　　
　　就在這「一念之間」，我放棄了深造的打算，但是我未曾感到絲毫遺憾，因為我將研究學問的心力放在弘法利生上，施設了更多的佛教事業，利濟了更多的有情眾生，自覺人生更富意義。
　　
　　我的弟子滿和是臺大外文系畢業的高材生，數年前，他以高分通過托福與GRE考試，就在申請留學時，他幡然醒悟，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訴說他的心聲：「……要做一個出家人，是從發心、慈悲做起，而非從研究學問開始。我為了別人的希望、鼓勵而去讀博士，但是我仔細想想，我不要這些，我是來出家的……。」
　　
　　就在這「一念之間」，他也與留學擦身而過。目前他承辦西來大學的校務，從事《西來通訊》的主編，並且為我擔任英文口譯，幫我筆譯英文講稿，樣樣工作都做得有聲有色，法喜充滿，我相信她也會和我一樣，感謝這「一念」的轉變。
　　
　　我記得在剛來臺灣時，目睹佛法之衰微，深感痛心，因而常思如何突破。有一天，心中忽然興起設立佛教文物陳列館及佛教圖書館的念頭。雖然我當時一無所有，但我擁有一顆不滅的恆心。為了實踐這「一念」，每當身上有一些餘錢，我就拿來請購佛教典籍；每到一地弘法，我也抽空網羅佛教文物。如今，圖書館、寶藏館遍布於各地的佛學院與別分院中，足見唯有以鍥而不捨的精神為動力助緣，才能功圓果滿，成就事業。
　　
　　我從青年時期就非常關心佛教的動向與前途，三十多年前，我在伏案筆耕時，有感而發，在一篇「佛教需要什麼」的文章裡寫下：佛教需要建一個大學、需要辦一份報紙、需要設一個廣播電臺、需要成立一個電視事業。儘管一經提出，遭人譏議，斥為天方夜譚，雖然許多年來，因緣不足，未能順利如願，然而這「一念」未嘗稍退。
　　
　　一九九○年，我終於在美國洛杉磯成立西來大學；一九九三年，國內教育部也核准佛光山在宜蘭興設佛光大學；將來我還要在別處廣設大學，以佛教解行並重、悲智雙運的理念教育青年，造福人群。雖然目前還有報社、電臺、電視臺尚未如願設立，但是這些計畫在我心中醞釀多年，相信必有實現之日。
　　
　　三十七歲那年，我出席中泰佛教辯論會時，見到雙方在枝節問題上互相辯解，徒增彼此法執，不禁感慨系之，故在會議進行一半時，起身發言，主張佛教應以團結、統一、動員為當務之急，引起數百位與會者的共鳴，改以這三項建議為討論課題。　　
　　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因為聽到一句：「選官何如選佛？」「一念之間」，將官祿前程拋諸腦後，行至湖南，於石頭希遷門下參學得道；六祖惠能本為一名樵夫，由於安道誠的鼓勵資助，「一念之間」，放下世俗生活，來到黃梅，在五祖弘忍座下開悟見性。
　　
　　我雖不才，但徒眾之中也有多人因為隻字片語的啟發，而在「一念之間」選擇了正確的人生方向，對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例如：張慈蓮因為我的勸告，「一念之間」，放棄當歌星的美夢，成為佛教徒，從事幼教工作，培育菩提幼苗，功德無量；依照在聽了我的開示以後，「一念之間」，改變學唱歌仔戲的初衷，剃度出家，歷任典座、當家，目前是巴黎佛光寺的住持，度人無數。
　　
　　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天堂、地獄、喜樂、憂愁，乃至生、老、病、死無非都在我們的「一念之間」。我一生中所遭遇的阻撓、傷害不知凡幾，但都因為我時時持有樂觀進取的念頭，故能轉危為安，化難為易。
　　
　　我歷經多劫，幾次瀕於死地，但是我不曾因為即將命終而形色憂懼，也未嘗由於獲得重生而雀躍狂喜。我以為生死只在「一念之間」，如果我們能在生時妥善運用時空，多做益事，則臨死何懼？如果我們能在平日為自己寫下歷史，為社會留下貢獻，則雖死猶生。反之，如果我們多行不義，無惡不作，則即使藏身密室，服食仙丹，依然常懷恐怖，生不如死。如果我們吃喝玩樂，無所事事，如同行屍走肉，則雖生又何異於死呢？
　　
　　臺灣與香港的媒體記者最喜歡問我對於政治走向與經濟趨勢的看法，偏偏我對政經方面素無研究，但是我了解世間上所有的一切都脫離不了因緣果報，而這些也往往都取決於「一念之間」。
　　
　　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貪瞋愚癡、邪見我慢，雖起於小小的「一念之間」，卻足以毒害心靈，鑄成大錯。如果我們能及時到諸佛菩薩前合掌懺悔，能及時反省悔過，則「一念之間」又是另一番光風霽月的景象。
　　
　　佛教說「一念三千」、「一念之間」，不但影響我們自身的行為舉止，對於整個社會也有莫大的關係，所以我們應該慎於「一念」，時時在起心動念處觀照反省，將自己當下的每「一念」都安住在慈悲、般若、大眾、佛法之中。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五月)

不要作蕉芽敗種

　芝峰法師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師之一，他在焦山佛學院擔任教席時，一口濃厚的溫州鄉音，令人如墮五里霧中。兩年的課程下來，我只聽懂他常說的一句：「你們不要作焦芽敗種！」然而，這短短的一句話卻在我生命裡散發出無限的熱力。
　　
　　記得當時才剛抗戰勝利不久，一切都還在百廢待興之中，無奈內訌頻起，民生非但沒有日趨安樂，反而越見凋零；佛教本來有治本之效，然而在保守人士的把持下，弊端叢生，功能不彰，令人慨嘆不已。所以每當「不要作焦芽敗種」這句話在耳畔響起時，心中總是如雷鼓動。於是，我不斷思惟如何才能復興佛教，整頓家邦，因為，我「不要作焦芽敗種」。
　　
　　一九四七年，我從焦山佛學院離開以後，即遵從師命，隨他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禮拜祖庭。這時，當地的國小剛好缺校長一職，有鑑於教育對鄉里建設的重要性，我應邀留下，為鄉民服務，同時也著手展開我興教救世的理想。那年我二十一歲。
　　
　　白塔國民學校學生二百八十人，老師很少，我不但一人身兼數職，從辦理教務到主持訓導，從低年級教到高年級，而且還要日夜應付國共兩軍來校搜尋異議分子，可說是疲憊至極。
　　
　　在槍聲不斷的暗夜裡，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眠。想到東晉時代的道安大師，雖生逢戰亂之世，卻不畏艱苦，行腳各處，聚徒譯經，弘法不斷；北周時代的靈裕禪師，雖處於毀佛法難，卻無視危險，率領同侶，晝讀俗書，夜談佛理……，就在他們的努力與堅持下，佛教得以繼絕存亡，免於滅教厄運。吾等後輩佛子身受法益，又何忍坐視佛法衰微，甘於作個「焦芽敗種」呢？於是，我決定和同道合辦《怒濤月刊》，並且在課餘時，冒著生命的危險，赴各地張貼海報，街頭演說，鼓吹「革新佛教」的思想。
　　
　　後來，我見地方不寧，難申己志，而當時機緣已趨成熟，便與一批有心振興佛教的同道相約，前往南京圖謀發展。此時適逢蔭雲和尚開明接納，表示願將華藏寺交付管理，所以我們就當仁不讓地接收下來，並且訂定新僧規約，要求寺眾共同遵守，期能藉此引起他寺響應，同為振興佛教而努力。
　　
　　當時的南京真可謂風雲際會，盛況一時，徐州的《徐報》看重我們雖然人數不多，年紀也都很輕，卻頗思有一番作為，所以特來邀請我們編輯《霞光》副刊，宣揚佛法。可見即使是埋在貧瘠土壤裡的種子，只要自己本身健全，終會萌發幼苗，鑽出地面；即使是生在萬紫千紅中的嫩芽，只要肯努力伸出枝頭，也能引起他人的矚目。最怕的是已經敗壞腐朽的種子，或者正被利養之火薰焦的芽苞，摻雜其中，因為它們只會盡其所能，影響整體的繼續生存。
　　
　　果然，我們的積極作為引起寺內舊僧的強烈反對，他們勾結土豪劣紳，處處對我們施加壓力，甚至買通軍閥貪官，幾次置我們於死地。就在這出生入死的日子裡，我將老師的那一句「不要作焦芽敗種」提出來，與大家共同勉勵，竟然獲得一致的共鳴。因為我們都寧可死而無憾於大眾的託負，也不願意生而有愧於十方的信施。
　　
　　一九四九年，徐蚌會戰後，國軍失守，死傷遍野，智勇法師發起組織「僧侶救護隊」，不料他卻臨時變卦，我雖然自忖能力有限，也只得顧全大局，自願負起帶領的責任。那時，局勢岌岌不保，我在半夜裡乘車趕到常州天寧寺禪堂，在深夜喚醒睡夢中的道友、同學，一同趕搭最後一班輪船，到臺灣續佛慧命。
　　
　　船身在驚濤駭浪中逆風而行，顯得飄搖不定，我目視遠方，只見黑茫茫一片，不知所以；再回望故鄉，已漸行漸遠，渺不可及，心中不免憂慟起來。這時，老師的那句話就像警鐘一般，在耳邊及時響起。在夜色朦朧中，看著漆黑的海水，竟像極了家鄉那條運河，勾起我兒時的回憶，我驀然驚覺：其實自己在很小的時候，就具有「不作焦芽敗種」的性格了。
　　
　　記得家鄉揚州土地貧瘠，經濟落後，里人多以剃刀(理髮匠)、菜刀(做素菜)、剪刀(裁縫師)三刀為業，但是我從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以三刀為伍，後來又看到來鄉誦經開示的法師們，個個威儀莊嚴，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歲那年，中日戰爭爆發，揚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結伴來鄉避難，篤信佛法的外婆獲悉，立即煮菜辦齋，邀請他們來家裡應供。茶餘飯後，在大家的慫恿下，我隨便認了一個師父。就在他們即將把我帶走的時候，我突然仰頭問他：「我可以帶外婆一起去嗎？」
　　
　　「當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著回答。
　　
　　我又接二連三地問道：「我可以帶母親一起去嗎？」「我可以帶姊姊一起去嗎？」
　　
　　外婆的堅毅、母親的明理、姊姊的勇敢，一向是我最欽佩的，但是大和尚回覆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罷，不願跟去。
　　
　　就這樣，我錯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緣，但是我終不於此懊悔，因為一年多以後，我在棲霞山巧遇志開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為教為民犧牲奉獻的高僧大德！
　　
　　雖說我是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從不把我視為他一人所有，對我百般呵護，相反地，他動輒給我棒喝打罵，並且將我置於大眾之中，讓我在大冶洪爐裡歷經千錘百鍊。我常想：如果當年我糊里糊塗地隨著那位揚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廟裡修行辦道，享受豐厚的供養，想必日後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株溫室裡的花朵，那裡經得起時代風暴的幾番衝擊呢？
　　
　　念及家師對我的種種期望，老師們對我的種種教誨，我總是堅定地告訴自己：「無論將來路途如何艱困，我一定不要作一個焦芽敗種！」想著想著，不知不覺中，竟然睡著了。當我從微曦中醒來，才發現船已駛進基隆港口。我們一行百餘位僧侶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臺灣竟然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所到之處，不是吃閉門羹，便是被白眼相待。這也難怪，在那個動亂時刻，大家都害怕我們之中匿藏匪諜密探之流。
　　
　　我們的腳底磨傷了，衣衫也經不起日曬雨打，破了好幾個洞，肚子經常是饑腸轆轆。行腳途中，人數逐漸減少，乃至到後來寥寥無幾，最後大家決定各奔前程。
　　
　　之後不久，蒙中壢圓光寺收留安單，我在那裡發心操持苦役，後來又前往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因為能刻苦耐勞，頗得寺眾信任，但始終感到長久下去，固然溫飽無虞，卻不能對臺灣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慮後，告辭他去。
　　
　　接著，我應邀主編《覺群週報》，由於主事者未能按照創報人太虛大師的原意發展，因此我寧可拂袖而去，不為斗米折腰。二十六歲那年，我被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當時南亭、慈航、東初等諸位長老都一一落選，自感年紀太輕，又與負責人理念不一，決定不受此職，於是寫了辭職書。許多人批評我不識抬舉，不知時務。
　　
　　我自認一生頗能隨緣隨喜，然而當時目睹臺灣教界神佛不分，而自大陸播遷來此的中國佛教會，又無能成事，自忖振興佛教已是刻不容緩的大業，我怎能苟且附和，置佛教慧命於不顧，甘於做一個「焦芽敗種」呢？
　　
　　來臺初期，也曾為中廣公司撰寫廣播稿，並且幫《人生月刊》前後義務擔任主編達六年之久，同時又經常在《自由青年》、《勘戰日報》、《覺生月刊》等多處報章雜誌投稿，弘揚佛法，承蒙大家厚愛，一度被譽為「佛教文藝明星」。當時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會報紙，以重薪聘請我當編輯，作記者，雖然我貧無片瓦覆身，但終究因為這些工作都不是為佛門服務，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蘭雷音寺落腳，經濟貧窮倒還不是嚴重的問題，治安單位今天調查，明天臨檢，有時傳你過去問話，有時前來取締法會，將整個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為無奈。
　　
　　即使在這種種惡劣的環境下，我還是創造了許多臺灣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績，例如：第一所幼稚園、第一座講堂、第一支歌詠隊、第一次電臺弘法、第一次環島佈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個星期學校(兒童班)、第一次鄉村佈教、第一次有佛教紀念品、第一次出現卍字項鍊……，凡此所憑藉者無他，只不過自始自終，我一直堅持「不願作焦芽敗種」的信念罷了。
　　
　　目睹當時許多同道見佛教風雨飄搖，在物質、精神的壓力之下，紛紛見風轉舵，另謀出路，我深感痛心。在擇善固執多年以後，我一再地用自己的身體力行，證明了出家的路是無限地寬廣，要選擇成為佛教的護法長城，還是成為僧團的敗卒逃兵，端視自己是否甘願作一個「焦芽敗種」而定。
　　
　　謹記著「不要作焦芽敗種」這句銘言，固然使我在逆境中倍增勇氣，也讓我在順境中不致迷失。一九五七年，蒙獲各地信徒之助，為我在新北投購置了一棟景致優美的花園洋房，命名為「普門精舍」，供我寫稿，不但使我得償夙願，擁有一方安住寫作的天地，而且供養還算豐厚，生活過得怡然自得。
　　
　　但是為了安頓隨我學佛的一批青年，以及擴大佛教在文化方面的力量，住了沒多久，我在大家一片可惜聲中，將房舍讓售給他人，以所得款項，買下三重埔的一座樓房，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沒想到後來竟成為佛光山文化事業的搖籃。至今想來，仍為當年這份果敢、無私無我的決定感到自豪。
　　
　　萬事起頭難，佛教文化的推展工作在最初時也歷經一番辛苦，還好弟子們都沒有「焦芽敗種」的性格，在大家同心協力的奮鬥之下，法務蒸蒸日上。一九六四年，我將「佛教文化服務處」擴遷到高雄大圓環邊，中山路與中正路交叉點的一所房子，因為交通方便、鬧中取靜，眾人咸認是一塊上好的吉地。儘管環境稍趨平順，我並沒有因此而躊躇志滿，仍然一本初衷，時刻留心觀察現勢，擘畫佛教未來的前途。
　　
　　三年後，我再度出乎信徒的意料之外，將這塊大家眼中的黃金地段出售，買下一座荒蕪的山地。這時，其他已一無所有，而剛剛創辦的「壽山佛學院」又開學在即，許多人為我擔心不已，更有一些人笑我愚癡無智。
　　
　　經過多年來的慘淡經營，各種佛教事業在這片荒地上漸漸開展起來，如今已向外拓展至各地。如果當年我耽於安樂，如何能有現在佛光山海內外的百間道場？如果當年我心願褊狹，如何能有今日遍布世界各處的佛光會與佛光人？
　　
　　至今我年屆七十，仍行腳各地，弘法不輟，曾經有人問我：「何必要這麼辛苦？這麼賣力？」「何必要把佛教事業做得這麼多？這麼大呢？」這一切都不為了什麼，只是為了不作焦芽敗種，盡一個佛子應盡的責任罷了。
　　
　　出家近一甲子來，目睹一些出家未久的人，以為修行就是要去住山閉關，倡導出家就是要不問世事，心中真是良感哀痛。千百年來，佛教之所以未能維持盛世，歷久不衰，不正是被「焦芽敗種」之流，將法義扭曲，把佛教弄得幾乎消失隱沒？幸賴歷代一些氣度恢宏的祖師大德們力圖發揚，才使得佛教在迭經變亂之後，還能夠絕處逢生，長存不輟。所以我一再勉勵徒眾：為了億萬眾生的法身慧命，我們絕對不能作「焦芽敗種」！
　　
　　你看！在大自然中，砂岩裡的小花因為能夠突破困境，故能接受陽光的照耀，綻放出美麗的奇葩；湍流中的小魚由於能夠逆流而上，故能享受潔淨的源流，展現出活潑的生機。牠們都努力求上進，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何況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呢？因此，我們不必嘆息自己的地位卑微。有用的人，即使接受一點小因緣，也能點石成金，做得轟轟烈烈；無用的人，就是付予一樁大事業，到最後也只是「無聲息的歌唱」罷了。
　　
　　君不見古今中外，有多少偉人豪傑雖然家世清貧，但因為努力不懈，所以能功成業就，光耀門楣；又有多少不肖子孫，即使繼承萬貫家財，卻由於自甘墮落，非但敗光所有產業，甚且使父母蒙羞。假如任何行業的人都有「不作焦芽敗種」的發心立願，又何患無成。
　　
　　在各國的歷史中，不乏有忠貞愛國之士，即使國難當頭，猶能力挽狂瀾，振衰起弊；但也有許多扶不起的阿斗，縱使賦予重責，掌握政權，不但沒有作為，甚且亡國敗種。
　　
　　可見「焦芽敗種」並非天生本質如此，亦非後天環境造成，而是完全在於我們的心念，如果我們能一心向上，則百福臨門，萬家生慶；一心趨下，則千古成憾，億劫不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創造者，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工程師，所以，我們不要小看自己的潛能，如果我們都能自許「不要作焦芽敗種」，則不但自己獲益無窮，也能令整個社會蒙受多利。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元月)

我失敗的記錄

　　有許多人說：我做的事情經常容易成功，甚至一些棘手複雜的難事，只要一經我處理，都能圓滿解決。但實際上，我有許多失敗的紀錄，其中的辛酸苦楚，難為外人所知。不過，中山先生所說：「失敗為成功之母。」誠信然也。
　　
　　記得二十一歲那年，剛從焦山佛學院結業出來，壯志滿懷，一心想興設學校，開辦農場，冀望能從教育與經濟兩方面著手，作為復興佛教、服務社會的根本。後來在白塔國小任職校長，因地方不寧，燒殺掠奪之事層出不窮，校務既無法推展，辦農場的計劃當然也就擱置下來。兩年後，我辭去教職，與幾位年輕的同道，連袂來到政商發達、人文薈萃的六朝名都──南京。
　　
　　我的第一個夢想雖然在現實的大環境下難以持續，但是並未全然幻滅。後經蔭雲法師的推薦，我們接管了侯家橋的華藏寺，接著興辦華藏小學、益華文具店，並且擬定寺院僧伽制度、新生活規約，自以為憑著滿腔興教救世的熱忱，必定可以力挽狂瀾於既倒。沒想到一九四八年秋冬徐蚌會戰後，國軍失利，我們所有的計畫也隨著國勢的急轉直下，再度在瀰天漫地的煙硝彈屑中失敗。
　　
　　這時，我接辦智勇法師之事，率領「佛教僧侶救護隊」來到臺灣，行腳全省一周，既無人來接應，又無人肯收留，隊中成員紛紛離隊，另作打算，最後七、八十人的救護隊，只剩下六、七人左右，大家共相商議，自然解散。當年的隊員中，印海、淨海、浩霖、宏慈、以德、寬裕等多位法師，都是被我在半夜酣夢中叫醒，臨時加入救護行列的，如今大家住持一方，見面談起往事，甘苦並陳，雖然未曾救過一兵一卒、一國一人，然而多年來致力於弘法利生，似乎益眾更廣。一段失敗的插曲，造就了其他因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亦妙哉！
　　
　　離別，可能有再聚的時候；受傷，也會有癒合的一天；唯獨感情，一經破壞，很難彌補裂痕。回想過去，曾因自己年輕，處事經驗不足，而與許多好友分道揚鑣；有時又由於照顧不周，而使一些同道覺得不易合流。對於這些人事上的失敗，我一直深以為憾，在反省之餘，我時時警惕自己，待人接物要講求圓融誠懇，犧牲奉獻。所以多年來，我不但致力於人事的溝通協調，並且盡己所能，居間促成大家的歡喜與融和。
　　
　　儘管如此，有時候還是不能盡如人意。例如：達賴喇嘛、許家屯及民運人士與西來寺或佛光山有所接觸，我們站在宗教慈悲與包容的立場予以接待，自覺問心無愧，然而卻開罪中國大陸政府，對我誤會至今。長久以來，我一直致力於兩岸的統一與和諧，然而就此看來，我似乎仍然是失敗的。
　　
　　對於國家社會，我固然恪盡國民應有的關懷；身為佛子，對於教運興隆，更覺得是自己責無旁貸的責任。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剛來臺灣時，發現佛教地位十分低落，我真是憂心忡忡，故而無時無刻不在思惟振興佛教之道。
　　
　　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臺復會，並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我那年才二十六歲，出乎意料之外，竟當選為常務理事，因自認年紀太輕，資歷淺薄，又食宿無著，故立即辭職。是年，因大眾不服新選理事長白聖法師，投書政府，內政部宣布選舉無效，解散中國佛教會，另成立中國佛教會重整委員會，我也被指派為整理委員之一。重整時期半年，就在限期的前一天，有心人士利用突增的四百位人頭會員操縱全局，白聖法師再度當選理事長。其實，選而無選，贏而非贏，中國佛教會至此已失去公正、公平、公開的意義，而稽之後來的種種荒誕行徑，更是令人痛心疾首！此後四十餘年，顧念佛教尊嚴，不願紛爭，雖參與中國佛教會，但完全是失敗的紀錄。
　　
　　及至一九七○年，我聯絡開證、靈根、宏印諸位法師及李中和、王金平等人，另外發起籌組「中國佛教青年會」，並向內政部提出申請，中國佛教會風聞後，從中作梗，多方阻撓。當時任職中央黨部社工會主任的蕭天讚先生特地前來佛光山，要求我放棄中國佛教青年會的申請，並以擔保我當選下一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作為交換條件，我立刻斷然拒絕，因為此非個人榮辱，實乃佛教青年弘法無力，報國無門。當然，中國佛教青年會沒有因為我的不屈不移而誕生，對於此一失敗歷史，心中實感遺憾。　　
　　後來，鑑於當時對「青年」二字十分敏感，名政論家丁中江先生建議我成立「中華佛學會」，不料又遭中國佛教會打壓，政府因為怕教內不和，所以也沒有核准通過。
　　
　　一九八五年，在蒙藏委員會的董樹藩先生建議之下，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並推舉我為理事長，但終因與我復興佛教的原意相距太遠，故又將此職位轉請田璧雙喇嘛負責。這一次就組織教會而言，我似乎已經成功了，但如果將主題集中在佛教社會運動上而言，我仍然是一個失敗者。
　　
　　儘管如此，我並沒有灰心。一九九一年，中華佛光協會終於通過內政部及社工會的核准，正式成立。次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又在美國宣布成立，短短三年來，協會、分會遍及全球各地，每次看到會務蓬勃發展，不禁憶及往事，深深感到：一時的失敗無關弘旨，只要我們肯汲取經驗，再度出發，必定能有開創新局的一天。
　　
　　我不但致力於教會的健全，以期團結教界的力量；也在興設道場上付出許多心血，希望佛子的法身慧命都能有所依怙。三十多年來，建寺百餘間，信眾百餘萬，均能以和為貴，對於佛教的興隆，可說有很大的影響，唯獨在高雄建「高雄佛教堂」是一大失敗紀錄。記得一九五四年，我參與建堂工作，歷經十年，落成時，正值月基法師由港來臺，無處安身，我便請他擔任住持，自任監院，後來由於他無法擺平信徒之間的紛爭，以致直到現在，佛教堂仍然乏人領導，無法發揮興教利世的功能，我一直都感到慚愧不已，又豈止於失敗？
　　
　　以文字般若弘傳佛法向來是我心中堅持的理想。一九五七年，廣慈、煮雲法師創辦了《今日佛教月刊》，第二期出刊後難以維持，邀我加入。我當時正在辦《覺世旬刊》，同時也在各地弘法，本來已無餘力兼任《今日佛教》主編，但我生性喜歡與人為善，所以建議邀約演培、悟一等法師共同成立社務委員會，齊心合力，並承蒙大家推我擔任主編等工作。我雖隻身兼負數職，每月臺北、宜蘭、高雄三地奔波，可謂忙碌不堪，然而為教的法喜與如潮的佳評為我帶來不斷的鼓舞，我自許要做得更好，以不負大眾的期望。三年後，原發行人要將發行權收回，《今日佛教》從此停刊，目睹辛苦經營的佛教刊物就這樣銷聲匿跡，當時心中確有幾分悵然。
　　
　　文化事業需要投注許多心血，卻無立竿見影之效，誠然是一項艱辛備至的工作，但其卻具有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影響力，所以我並沒有因為諸多挫折而失望放棄。多年來，我在興寺安僧、從事教育事業以外，還孜孜矻矻地辛勤筆耕，苦心培養文化人才，並發行《普門雜誌》，創立「佛光出版社」，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更密切注意傳播媒體的發展，希望藉著科技文明，讓社會大眾普受法雨的滋潤。
　　
　　一九八○年，我首開先例，有意製作「佛光普照」節目在電視臺播出，然而當局卻以「名稱具有濃厚的佛教意味」為由，不予批准，後來改名「無盡燈」，又再度被拒，直到第三次更名為「甘露」，才勉強准予播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但十五年後的今天，天下出版公司高希均教授有感於我在世界各地建設「佛光」道場，成立「佛光」會，開辦各種「佛光」事業，特請主編符芝瑛小姐為我作傳，取名《傳燈》，此即無盡燈之意。可見只要佛弟子有心突破障礙，佛法的光明無遠弗屆，終將普照世間，並且燈燈相傳，永無止盡。
　　
　　十幾二十年前，臺灣對於佛教的排斥不僅表現在聲光媒體上，連作育英才的佛教教育事業也備受壓抑。一九七三年，我將一九六四年創辦的東方佛教學院，更名為「叢林大學」，但教育部幾次取締，不准成立，我問：「天主教、耶穌教都有神學院、聖經書院，甚至大學的設立，為何唯獨佛教不能？」儘管我據理力爭，也不蒙政府接受，不得已，只好暫停。
　　
　　後來內政部知道佛教人才需要培養，多次與教育部會商，並勸我以忍為進，接受建議，改名為「中國佛教研究院」或「叢林學院」，至今二十餘年，雖歷經千辛萬苦，始終未曾中輟辦學；雖不用「大學」之名，但實際上施以佛教叢林教育，為教界不斷培養僧才。
　　
　　為使佛法能落實人間，我又想到以佛教的精神來創辦一般學校。一九六四年，我邀南亭和悟一法師共同創建智光工商學校，後來南亭法師往生，悟一法師退出，留我一人為創校董事。但現在的主事者卻無視財團法人規章，總想將我排除出去。我派弟子滿綸、張培耕等人前往開會，每回都遭拒絕代理，多達五次以上。其實我派人參加，只是聊盡擁護之意。許多人說他們欺人太甚，我告訴大家：只要自己俯仰無愧，成功不必在我。
　　
　　一九六七年，景文中學前身的指南中學，曾有意以八十萬新臺幣賣價讓度給佛光山，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但我們為把握先機，仍四處籌募，付清頭款後，派慈莊為駐校董事，前往接收。他以桌為床，在學校工地內住達半年之久。最後因前董事會紛爭不已，是非太多，只有知難而退。
　　
　　十年後，普門中學順利在佛光山內落成，開始招生。清晨、傍晚，我站在東山之上，就著朝陽暮色，遠遠目送校車載運學生進進出出，在安慰中也有幾許喟嘆，難道真是應了古人所說的「好事多磨」嗎？
　　
　　能洞察佛教教義之精微，以為辦校宗旨的教界人士已不多見，遑論沉浮於紅塵中的社會人士，更是鳳毛麟角，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當屬此少數中的佼佼者。十多年前，他在文化大學內創辦印度文化研究所，邀請我當大學的董事並兼任所長。有感於他的高瞻遠矚，我立即應允。承他厚愛，在開學時，特意為我作介紹，向學生們說道：「華崗整個就是一個大叢林，我們在此歡迎方丈大和尚回來。」又曾說我「全身是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百年難得一見之人」。我蒙獲賞識，並不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自忖只有努力辦學，以為報答。不料張創辦人去世後，其公子張鏡湖先生繼任校長，就將該所取消，當年為籌設「玄奘館」而四處奔走所募來的七百餘萬元，至今仍在該校實習銀行。第一個為教育部所承認與佛教相關的研究所至此又告中止，可以說我為教育的又一次失敗紀錄。
　　
　　經過一番努力，一九九一年，我終於在美國洛杉磯創辦西來大學，其中設有佛學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當初玄奘大師將大法帶回東土，我們不讓先賢，在十三個世紀以後，促使大法西傳。目前，西來大學於一九九四年蒙美國政府給予I-20的認可證書，正擬擴大招生之中。
　　
　　如今，佛光大學也在宜蘭礁溪動土興建，遙想當年連小學都沒能辦好，經過多少年的奮鬥不懈，培植因緣，而今一切具足，水到渠成，不但中學，連大學、研究所都相繼成立，如果大家以為這就是「成功」的話，我也只能借用中山先生的話：「失敗為成功之母。」一切均非信手拈來。
　　
　　許多人羨慕佛光山的建築金碧輝煌，但是外人很少知道，佛光山一直是從失敗的瓦礫堆中建立道場。每逢大雨如注時，我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防範，以免因山洪暴發而沖毀施工中的建築。回想開山近三十年來，在狂風暴雨的肆虐下，放生池與大佛城就各倒了兩次，普門中學大樓也垮了一次，東山之嶺則坍方多次。然而天災地變沒有崩潰我們的信心，反而使大家凝聚得更緊，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失敗不正是考驗我們的試金石嗎？
　　
　　在開闢佛光山時，我一向本著喜捨結緣的精神，對於村里建設不落人後，而無奢求報恩之心，不料卻徒增一些村民的貪欲無明。十年來，我們一直想買下後山坡地，廣加利用，無奈地主利字當頭，藉機哄抬地價，使得一樁好事始終無法成就。雖然如此，對於人性，我還是永不灰心；對於佛道，我更是永不退心！
　　
　　為寓教於樂，我總在設施上用心，但也免不了有失算的時候。例如：我曾邀請名家以佛教歷史故事為題材，在佛光山設計了一座「歷史公園」，內有亭臺樓閣、小橋流水，略具規模，然而由於專家人員的問題，延宕至今，尚未完成。所幸以《觀無量壽經》為主題的淨土洞窟已建好，多年來發揮佛法教育的功能，實現了我的初願。
　　
　　曾經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設淨土洞窟，而不建閻羅十殿，以便對醜陋的人心有所警示呢？」回想我自己一生中，曾被不少人誣陷欺騙，甚至幾致死地，可說歷經人世的悲苦黑暗，但是我非但沒有被打倒，反而以失敗為力量，重新站起；以失敗為借鏡，幫助他人。極樂世界的淨土風光、九品上生，正能從這些積極面去喚醒人性的光輝，我們又何必將地獄的恐怖呈現出來呢？
　　
　　在此奉告大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容或有許多失敗的紀錄，但是最後能擊敗我們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有信心，有力量，每一個人都能從失敗中成功。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三月)

未來比現在更好

　一九四九年元月，我來到台灣，看到當地社會經濟蕭條，生活落後，與我過去生長的南京、上海的繁榮景象比起來，可說有著天壤之別。佛教方面，臺灣的寺院崇尚拜拜，既沒有大陸叢林的宏偉規模，又沒有續佛慧命的文教事業，而神壇廟觀充斥，其中許多都打著佛教的旗號來行斂財之實，凡此都使得佛教淪為迷信之流，無法達到淨化人心的目地。感嘆之餘，我在《覺生月刊》上寫了一篇文章－－「回憶比現實美麗」，文中敘述大陸佛教事業建設、人才運用等種種情況，期能喚起當地教界的覺醒，同時也以此自勉自勵。四十六年來，我以復興佛教為己志，未嘗稍怠，如今臺灣的佛教十分盛行，社會的經濟也越來越繁榮，但是我並不因此自滿，依舊夙夜匪懈地策劃未來，希望未來的一切都能比現在更加美好。
　　
　　三、四十年前的臺灣，佛教徒多以誦經拜懺為主，對於佛法中因緣果報等教義並沒有真正的認識，當時的寺院多將佛經典籍束之高閣，一般人不易接觸，市面上印行的佛書，多以課誦本或一些非佛法的善書，即便偶見《金剛經》、《彌陀經》等，也都是古本製版流通，內容艱澀，印刷粗糙，真正能讓人瞭解佛法的讀物真是少之又少。
　　
　　有鑑於此，我嘗試用淺白平易的文字撰寫佛教小說、散文、傳記、詩歌，在報章雜誌刊登，在廣播電臺發表；我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簡明易懂的佛教叢書；我發起「每月印經會」，採新式標點符號，分段、分行，重新編印佛經；我編纂佛教雜誌，登載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文章，使佛法能深入人心……，凡此都獲得了大眾良好的反應，連平日視佛教為迷信的知識分子，也開始予以認同。
　　
　　為了提昇佛教文化的層次，我繼續往前邁進，創設佛光出版社，以生動的文字將佛教的智慧流通於世；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以現代化的方式讓大眾易於接受佛經；舉辦贈書活動，將優良的佛教圖書捐給機關學校，使整個社會都能受到書香的薰陶；鼓勵演藝人士從事佛教電影的製作，以悲智願行的典範寓教於樂；指導老師們研究佛經裡的教育方法，用方便巧思啟發學生的心靈。目前，我仍然不斷地著書立說，將自己體驗的佛法公諸大眾，並且繼佛光山、西來寺、澳洲的佛教寶藏館之後，又於各處設立展覽館、美術館，以精美的文物展現佛教歷史的源遠流長，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
　　
　　臺灣佛教從乏人問津到熱烈澎湃，佛教典籍文物的通俗化、文藝化可說居功最大。將來，我們還可以從事長程的規劃，重新結集三藏，將漢文三藏經典整理簡化，添加南傳經典和現代著作，修正與原意大有出入的佛書，補入新發現的古人作品，舉凡相關的漫畫、攝影、雕刻、建築、圖表、梵唄聖樂的曲譜、護教辯難的論文、法制規章程序等，均納入其中，並且重新歸納分類，電腦存檔編印，成為國際共遵的三藏經典，讓佛法從山林寺院走入社會學校，從出家弟子到達在家信眾。
　　
　　此外，我們可以擬定方針，大力提倡佛教優良讀物，獎掖佛教音樂創作；分門別類，出版佛教專書；運用視聽科技，將佛經講座、梵唄音樂、佛教卡通、佛法典籍、佛教劇本、佛教故事製作成錄影帶、錄音帶、光碟片；成立佛教資料社，將佛教人事、數字考據等資料建檔，為歷史留下見證；興辦佛教通訊社，對外發佈佛教每天的大事、活動、佛教對政經的觀點、佛教對生權的維護、佛教對和平的看法、佛教對輿論的督促；設立佛教電臺、電視臺，二六時中，出和雅音……，讓社會大眾的眼見耳聞都能夠浸潤在佛教的世界裡，相信未來的社會一定比現在更安和樂利。
　　
　　五十年前在大陸各地叢林參學時，我就深深地感到：過去佛教寺院以租佃收入與法會油香添補經濟來源的不足，隨著時移世遷，社會型態逐漸改變，佛教的財源也應有所更易，更何況普濟群生是每一位佛子應有的責任，所以興辦佛化事業才是佛教的慧命所在。十年後在臺灣，這份心願逐漸達成。
　　
　　四十年來，我為教界造就人才，辦理養老院、育幼院、托兒所、幼稚園、圖書館、出版社、雜誌、學校、講堂、醫院……，佛教事業的大眾化不但帶動了佛教的發展，也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未來我們可以進一步讓佛教事業更加普及化，鼓勵信徒經營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農場、林園、工廠、銀行、報社、電視、電臺、購物中心、超級市場、信託保險、旅遊事業……，佛教界可以辦理青年助學貸款、工商企業融資、退休養老基金、急難扶持會……，成立職業輔導訓練中心、婦女求職中心、電話法語中心、佛法諮詢中心、大專青年活動中心、老人長青苑、收容所……，鼓勵佛子們充實六度四攝的修養，擔任教授、講師、律師、醫師、護士、幼教師、教誨師、佈教師、工程師、美術師、音樂師……，組織佛教體育隊伍、佛教音樂團體、提拔佛教藝術人才，舉辦佛教巡迴展覽，以正當娛樂來化導眾生。
　　
　　佛教本著慈悲濟世的胸懷，以普及化的佛化事業教眾養眾，相信整個國家必定會更加富強康樂。　　
　　佛法的教化由文字到圖樣，由靜態到動態，無非都是度生的方便，然而佛法不是一種知識，必需要靠修行才能有所體證，只可惜過去的佛教太過重視出世的思想，佛弟子一入門，所接受的就是苦行禁欲、了生脫死的教義，法師也鼓勵信徒捨棄世間，入山清修，不但埋沒了佛教的人間性，也使得整個佛教與社會脫節。
　　
　　因此，我提倡每日課誦生活化，依據自己的環境，將修持納入生活作息當中；我主張戒律規範人間化，鼓勵信徒實踐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的修持，樹立饒益眾生、福利世間的風範；我贊成舉辦經常性的念佛會、禪坐會、報恩會、法座會、八關齋戒會等，讓紅塵眾生藉此蕩滌塵慮；我也歡喜舉辦大型的禪淨密三修法會、掃街植樹運動、親子遊樂活動……，歡迎信徒全家參加，共享法喜；我在佛光山及各道場設立修持中心，提供良好的修行環境，我發起朝山參訪團，啟發信眾清淨道心。
　　
　　經過多年來的努力，佛法已在臺灣民眾心裡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政府首長們均公開讚揚佛法的周遍圓融。舉凡佛像開光、佛化婚禮、新居灑淨、破土典禮、開工儀式、公司開幕、落成大典等，民眾們也都喜歡邀請法師前往加持祈福，冀望日後每個人從生到死，從小兒彌月到成年禮儀，從公僕選舉到宣誓就職，從年節慶典到家庭聚會，都能藉著佛教儀式來淨化身心，那麼舉國上下必然一片和諧，社會到處一定安詳和樂。
　　
　　近幾年來，國際佛光會舉辦的淨化人心七誡運動，不但引起法務部的重視，機關學校也紛紛熱心參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行的世界佛學會考，吸引百萬人共襄盛舉；佛光山叢林學院主演的梵音海潮音音樂會，屢次造成座無虛席的盛況；佛光山舉辦的短期出家修道會、在家戒會、教師夏令營、大專青年學佛營，也成為大眾每年矚目的焦點。修持實踐的人間化儼然是今天佛教的趨勢，日後我們還要朝著統一化的目標前進，因為各門各派的修持方法分岐太大，各宗各寺的禮儀程序差異太多，不但佛門信眾莫衷一是，也容易導致邪魔外道乘虛而入。所以，今後的佛教，早晚課誦內容應該統一，生活規範應該統一，禪淨懺儀軌則應該統一，婚喪喜慶儀式應該統一，乃至殿堂供奉的本尊應該統一，印刷發行的經書應該統一，稱謂頭銜的禮貌應該統一，僧俗層次的資格應該統一。
　　
　　多年前，法學博士曾敏敏女士曾對我說：「我們在家信眾總是覺得了生脫死、成就佛道，是一件好渺茫，好遙遠的事情，我們只想知道自己如何能夠過得比別人更好一點，比世人更超逸一些，就很滿足了。」我聽了這番話，心中真是感觸良多。佛教之所以無法推展開來，化導群迷，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傳教者不能契理契機，而用出家人的標準來要求在家信眾，使得有心之士覺得佛道難成而心生畏懼，裹足不前。人間最重要的就是讓現在的生活過得更好，捨棄人間的生活，那裡還有佛道可求呢？捨棄現代的說理，那裡能使人心悅誠服呢？因此，我在說法時，總是鼓勵信眾淨財事業越多越好，禪悅法喜越妙越美，希望大家都能在佛法的引導下，擁有全面的人生，享有合理的經濟生活，正義的政治生活，服務的社會生活，淨化的感情生活。
　　
　　弘法的內容固然需要順應人心，弘法的方式也應該與時俱進。所以，我們應該走入人群，到鄉間的廟口宣道，到國家的殿堂講經，到三軍陣營開示，到各級學校說法，到機器聲不斷的工廠佈教，到受刑人聚集的監獄指點迷津。我曾力排眾議，用音符樂曲來弘揚佛法，以聲光化電來敷演妙諦。我也改變傳統講經型態，有時採取座談方式，一齊研究討論；有時前往家庭普照，與信徒們接心；有時召開會議，大家報告心得；有時舉辦活動，彼此聯誼交流。
　　
　　四十年前，我突破窠臼，在臺灣興建第一座講堂，灌製第一張梵唄唱片，設立第一所星期學校，發動第一次環島佈教。我在道場建築裡添設教室、會議室、簡報室、圖書館、視聽中心，將寺院學校化，使之成為「學佛」的場所，而不僅是「拜佛」的地方。我在聚會活動裡，增加開示說法，好讓與會者將實用的佛法帶回家庭，影響社會，達到淨化人心的目的。
　　
　　剛開始，我以現代化的理念進行弘法工作時，真可謂滯礙難行，但是久而久之，當人們發現現代化使得佛教更加進步，讓眾生更能身受法益時，大家莫不起而效法，認可實踐。
　　
　　弘法方式的現代化已經成為時勢所趨，未來我們還要邁向「國際化」的新里程碑。因為佛陀說法總是以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為對象，佛教的弘傳當然也不能侷限於一時一地為滿足。所以，我在佛光山開辦國際學部，培訓國際弘法人才；我創建國際佛光會，統籌世界各地的佛教資源，遍灑菩提種子於十方；我設立國際弘講師、檀講師制度，結合僧俗四眾的力量，在海內外廣宣妙諦；我發起佛教委託研究，獎勵世界有心之士探討佛教國際化的各種問題；我召開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國際禪學會議，我補助中央大學召開文學會議，我支持一些美學研究，期使學術界也能互相交流；為了提倡佛教融和，我舉行世界顯密會議、國際僧伽講習會，增進世界各宗派之間的團結合作；如今我又開始籌劃國際佛教金剛會議、國際佛教婦女會議、國際佛教義工會議、國際佛教青年會議……，未來佛教的弘法若能走向國際化，必定能使眾生蒙福更多。
　　
　　佛教「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觀，從過去、現在，一直貫穿到未來；彌勒三經裡也勾畫出未來人間淨土的藍圖，可見佛教對於未來時空的重視；而羅漢的四向四果，菩薩的五十二階位，更說明了佛教對於生涯規劃的倡導。經云：「欲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四十六年來的努力已經使佛教在國內開花結果，如今我們必須站穩腳跟，在現階段的通俗化、大眾化、人間化、現代化上精進不懈，放眼未來，著力於佛法的文藝化、制度的統一化、事業的普及化、弘法的國際化，相信未來的世界一定會比現在更加美好。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六月)

有理想，才有實踐

　在棲霞山出家的少年時期，師父志開上人恐怕我不懂發展未來，有一天特別找我過去，說道：「理想是現實之因，現實是理想之果，你要有理想，才能實踐你的世界……。」我將這段話深記腦海之中，多年後的今天，憶及往事，深深感到這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回想童年時什麼都不懂，但當我見到莊嚴宏偉的佛寺道場，及長袍飄逸的出家僧眾時，心中便生起將來要出家當和尚的念頭，不料這一念後來竟成為事實，如今想來，真是印證了「有理想，才有實踐」的道理。
　　
　　出家之後，受了幾年關閉式的叢林教育，有一天居然異想天開，在日記上寫著「佛教需要文藝化，佛教需要電影化，佛教需要人間化，佛教需要國際化」，日後當我「實踐」稍有成績的時候，才恍然覺悟到：這一切的一切雖然在當初只是小小的一念，卻在自己未來的一生當中，成為「理想」的果實。
　　
　　為了「實踐」佛教文藝化的理想，我從青少年時期即開始在紙上塗鴉，記得第一篇作品是〈鈔票的話〉，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念頭投稿，沒想到竟然被江蘇省在鎮江發行的《新江蘇報》錄用，後來我又接二連三寫了許多小品、新詩寄到《新江蘇報》，也都獲得錄用刊載，這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一種無上的鼓舞。
　　
　　及至弱冠來臺，雖然當時食不裹腹，依然自我勉勵，陸續以淺顯的白話撰文寫稿，《無聲息的歌唱》就是在生活最艱困的時候，為向大眾介紹佛教法器寫下的隻紙片字結集所成的書籍。我不但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說，如「茶花再開的時候」、「真正皈依處」……，佛教童話故事「星君仙女下凡塵」……，刊登在《人生》、《覺生》等佛教雜誌之外，又嘗試撰寫長篇小說《玉琳國師》，沒想到初試啼聲，即蒙受讀者歡迎，後來多次改編成劇本，錄製成廣播劇，在電臺播放，拍攝成電影，在劇院演出。其中以數年前勾峰先生改編製作的連續劇「再世情緣」，最為轟動，連海外地區都爭相播放。
　　
　　也因為當初這一念「佛教文藝化」的「理想」，我不知結交了多少文藝界的朋友。像郭嗣汾先生就是我四十年來的文藝老友。為了推動「佛教文藝化」的理念，我曾邀請他編寫了一部長篇小說「菩提樹下的兒女」，廣受好評。在我主編的佛教刊物中，也發表了許多像＊?弦的新詩、公孫嬿的散文等當代名家的大作。
　　
　　此外，著名文學家何凡、林海音夫婦也曾多次與我聚餐座談，而後來的一些作家像應未遲、端木野、陸震廷、姚家彥等人，一直到佛光山開建以後，仍經常與我往來會談，女作家協會會長劉枋女士尤其喜歡佛光山清幽的環境，曾經來此長住。天主教徒郭晉秀女士等一群女作家則組織合唱團，經常在佛光山重要的集會中獻唱。去年我赴美弘法時，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長黃美芝率領作家多人，也專程前來邀請我擔任該會顧問。當初「佛教文藝化」的這小小一念卻讓我與海內外文壇人士廣結善緣，實是始料未及之事。
　　
　　過去在大陸時，由於雅好文藝著作，因此胡適之、林語堂、巴金、魯迅、老舍、茅盾、乃至冰心、郭沫若、沈從文、許地山等人的諸多作品，我可說是無所不看，至於歐美翻譯名著如《戰爭與和平》、《少年維特的煩惱》、《老人與海》、《浮士德》等，我也多所涉獵。及至來臺，像謝冰瑩、瓊瑤、高揚、徐訏等人的散文、小說，無論是古典的，現代的，我都一一拜讀，作為忙裡偷閑的一點娛樂，甚至像武俠小說家臥龍生等人，後來與我還成為朋友。我發覺：與他們無論是神交也好，是對話也罷，無形中都增廣了自己的知識見聞，甚至與經義相證，趣味盎然，對於開拓思惟，遣辭用字，助益甚多。
　　
　　我努力提倡「佛教文藝化」，其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因閱讀文藝作品，而在八識田中種下菩提種子。但有些人不明此理，批評我太過重視文藝。回溯歷史上的八大山人、石濤、懷素、曼殊等出家僧眾，雖然在藝術上具有偉大的成就，卻不能列入正統佛教史中，誠為可惜！
　　
　　其實，胡適之曾稱讚《維摩詰經》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華嚴經》是儒林外史式的小說，其他如《大寶積經》、《百喻經》等，是辭句優美的散文，《本生譚》則有類現代的文藝小說，凡此雖是佛法，但在文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藝術。
　　
　　此外，從佛教弘傳的歷史來看，長行式的散文、重頌式的詩歌、譬喻式的故事、論議式的雜文……，二千五百年來，不知度化了多少迷惘的眾生。敦煌洞窟中八相成道、《維摩詰經》等圖案形式的變文，將佛教文學與藝術相互結合，穿越無垠的時空，也為人類留下了不朽的貢獻。古德云：「高山不辭土壤，大海不揀細流。」大家為何獨將文藝排除於佛法之外呢？　　
　　中國國民黨之所以能推翻滿清政府，締造中華民國，文宣上的努力，功不可沒；中國共產黨憑著一枝筆桿，橫掃千軍，勝過百萬雄兵。佛教講究智慧通達、勇猛精進，為何流傳至今，佛門釋子反而昧於事實，畫地自限呢？
　　
　　為了光大聖教，我決定忠於「理想」，以「實踐」來證明一切，所以我接辦《覺世》，另創《普門》，成立「佛光出版社」，以雅俗共賞的文字，讓佛法走進家庭，深入社會，如今《覺世》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普門》是國內唯一月有盈餘的佛教雜誌，「佛光出版社」所出版的佛教圖書包括中、英、日、韓等各國文字，多達四百種，並曾多次獲獎。凡此成果，不都源於當初那一念小小的「理想」嗎？
　　
　　我生長的年代正逢默片流行，記得十歲左右，曾走上很長的路程，看了一齣抗戰宣傳默片，心中深受影響。及至出家之後，有聲電影問世，然而礙於封閉的叢林教育，無法見識到現代化的聲光化電，只有從報章雜誌上閱讀影評，心中對電影的嚮往日以復加，從而萌生「把佛教故事搬上銀幕，將佛教電影化」的想法。
　　
　　佛學院畢業後，我從宜興來到南京，在新街口的大華戲院觀賞嚴俊和李麗華主演的「文素臣」，心中深受感動，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現代有聲電影。後來，又看了林黛剛出道時主演的第一部片子「小白菜」，劇中小人物的苦難情形引發我心中的共鳴，電影的影響力又再一次地在我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雖說看電影與看書一樣，都是正當的嗜好，但出家人喜歡看電影畢竟不能為人所諒解，所以我也自我約束，避免譏嫌。儘管如此，「藉電影弘揚佛法」的心願已深植八識田中。
　　
　　來到臺灣以後，金國戲院所附設的製片廠表示有意將拙作《釋迦牟尼佛傳》拍成電影，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真是高興極了，自忖：多年來的心願終於得以實現！尤其想到金國戲院的負責人是我在臺北的皈依弟子，那時的興奮實非筆墨足以形容。但電影上映之後，才發覺劇情根本與原著不符，遑論合乎佛法？但觀眾那裡曉得箇中原因，於是種種的抗議、恐嚇接踵而來，我首當其衝，遭到許多無妄之災。
　　
　　後來又有人要將我的《玉琳國師》改編搬上銀幕，易名為「千金小姐萬金和尚」，因為是臺語發音，當時我聽不懂，也無從了解它的好壞。
　　
　　過了幾年之後，電視逐漸開始普及，電視製作人游娟、林登義等人又將此書改成連續劇，在臺視、華視播出時，又因劇情不符原著而招致批評。
　　
　　雖然歷經多少挫折，我依然不灰心，因為「佛教電影化」雖是我五十年前的一念奇想，但也是我終生努力實踐的「理想」。像日本片「釋迦傳」、「鑑真大師」、「空海上人」，韓國片「等身佛」、「大鵬翅鳥」、「元曉大師傳」等，將佛教故事透過電影效果深入民間，可說是功德無量。國內的製片水準逐日提昇，應該可以拍出更好的佛教電影供大家觀賞，像《維摩詰經》中「天女散花」的故事，如果能運用現代的科技效果，將大乘佛教活潑的內涵精神展現在銀幕上，必定會比京戲裡的「天女散花」還要精采。此外，若能以歷史性的手法拍攝「西遊記」，以正面的手法將玄奘大師橫度流沙，西行取經的艱辛困苦展現在世人的眼前，必定能引起觀眾心靈的共鳴。
　　
　　多年來，我經常將心中的理念分享給電影界的朋友，可惜至今還未見有人敢勇於一試。儘管當初心中的理想未能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但多年來的努力耕耘，長出一點小花小草，也不能不視為美景的前奏，我對於未來還是充滿光明的希望。
　　
　　我一生中著力最多者，便是將「佛法通俗化」。十五歲時就讀的焦山佛學院，有「佛教的北大」之稱，當時的老師皆是一時之選，不但佛學素養深厚，社會知識也異常豐富，講起國文、地理、歷史、生物……，都是旁徵博引，生動有趣。因此，每次一堂課下來，我就能牢記其中的內容，那時常想：如果佛法也能用類似這種講法，必定能收到更大效果。
　　
　　所以，我初來臺灣時，雖然在佛學院仍沿用傳統的分科、表解來教導學生，然而一旦出去面對大眾弘法，我必定走「通俗」路線。
　　
　　有一天，我在一所寺院聽到一位信徒讚歎某人講經講得真好，但當別人問起講些什麼內容時，對方卻回答：「什麼都聽不懂，只知講得很玄很妙。」我聞言自忖：當初佛陀說法的用意本來就是為了利喜眾生，如果被後世的佛子講得讓人聽不懂，又有什麼意義呢？
　　
　　再看看當時的佛教界普遍以趕經懺為主，對於弘法卻不重視，遑論說法的內容與方式了。也因為如此，信徒們只知道拜拜、吃素，卻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自覺覺他。因此，我更決定要以「通俗化」的方式來弘揚妙諦，設法將現代人的生活點滴和佛法印證融和。
　　
　　我發覺：將佛法真理講得讓人聽不懂很容易，讓人能了解其中的奧義卻是十分地困難。儘管如此，為了使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我願意比別人花費更多的心思來準備教材，甚至省吃儉用，購買弘法道具，從黑板到幻燈片，從投影機到電腦字幕，幾乎都可以說是開佛教的先例。
　　
　　自民國一九六○年左右開始，二十年當中，我一口氣主持了數百場的佛學講座，從鄉村陋巷到國家殿堂，從大專院校到三軍軍營，從監獄到工廠，從難民營到體育館……。後來，四百多篇「通俗化」的講演稿陸續結集成書，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最近更應大家要求，分編為單行本，每年發行數百萬份以上。想當初僅憑一點小小的理想，經過努力地實踐，得到這麼一點點的成績，雖然不甚滿意，但也聊以告慰家師當年的勉勵了。
　　
　　如今我雖已年屆七十，仍繼續以「通俗化」的方式到處說法，並且每天在華視、中視、臺視三家電視臺主持弘法節目，像「星雲禪話」、「星雲說偈」、「星雲說喻」、「星雲說」，都是藉著淺白的言辭來解釋繁瑣難懂的名相、典故、偈頌、義理。自播出以來，迴響不斷，其中有意欲輕生的少年感謝我讓他重獲新生，有貌合神離的夫婦感謝我挽回了他們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謝我讓他們一家重拾美滿的生活，有獨居失伴的老人感謝我給予他心靈的拄杖……，這一切都證明了「理想是因，實踐是果」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太虛大師遠赴歐美弘法，並且在各地倡導組織「世界佛學院」及「佛教友誼會」，但終以後繼無人、經費缺乏，而未能克盡其功。年少的我由報章雜誌中獲知此事時，雖已是走入歷史的陳年舊聞，但仍在心中引起無比的震撼，「佛教需要國際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腦海，成為我永世奮鬥的目標。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出國，隨著中國佛教會訪問團到東南亞國家訪問，由於擔任該團的秘書兼發言人，所以有很多機會和當地的政要或佛教團體的主要幹部談話，記得在馬來西亞，邱寶光居士和我初次見面時提到：在星、馬一帶有許許多多佛教青年不會說中國話，卻會說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曉英語的法師常在檳城弘法，一定會有更多的知識青年皈依佛教，最後他表示很希望臺灣的大德法師能前來領導他們學習大乘佛法。我聽了以後，感慨萬千，世間上有多少人渴望著法水的滋潤，而身為僧伽的我們卻偏安一隅，寄佛偷生，真是何其慚愧啊！
　　
　　來到印度，尼赫魯總理接見我們時，說道：「印度是佛陀的祖國，佛教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揚佛教的和平主義，是我們佛子都應有的責任。」我心中為之一振，這不正是我多年以前的心願嗎？尼赫魯不愧為一國之元首，能勇於發此讜論。
　　
　　一九七六年，美國兩百週年紀念，我組團赴美訪問，並視察當地佛教的發展，後來又多次應邀赴歐美等地弘法，我發覺藏傳、南傳、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或由於戰爭逃難，或隨著移民而登陸西方，雖有弘法熱忱，但大多缺乏國際宏觀，因此組織散漫，無法充份發揮整體的功能。所以，一九七八年，在因緣具足之下，我於美國成立「國際佛教促進會」，隨即籌建西來寺，作為國際弘法的第一個據點，其後更以此為基礎，相繼在美洲、歐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過頭來在日、韓、馬、菲等亞洲各地建設不下百座佛教道場及事業組織，以健全的僧團作為弘法利生的堅實後盾。
　　
　　一九九二年開始，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以凝聚在家信徒的力量為主，與佛光山各別分院並駕其驅，期能如人之兩臂，鳥之兩翼，藉著僧信合作，將佛法的光明照耀寰宇。而今已有百餘個協會，可說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佛光人。他們在全球各地，有的以講經弘法，有的以文教度眾，有的以慈善利生，有的以修持安民，大家奉獻己力，造福人群。如今有人說我宿植善因，也有人說我法緣殊勝，其實什麼是宿因？什麼是法緣？當初我一無所有，如果沒有「佛教國際化」的「理想」作為動能，就沒有陸續的「實踐」工作，當然也就沒有這番成果了。
　　
　　俗謂：「沒有天生的釋迦，沒有現成的彌勒。」佛道難成，但釋迦牟尼佛以利濟眾生為願力，就能夠在五濁惡世成就佛道；彌勒菩薩在燃燈佛時是一個貪著利養的人，但也憑著十大善願，在世間漸修善根，而於未來次第成佛。所以，佛門裡有一句話說：「願不虛發。」願，就是一種理想，「有理想，才有實踐」，兩者相輔相成，才有豐碩的收成。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四月)

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

　一九六七年，剛開闢佛光山時，一片刺竹荊棘，到處深壑崎嶇，可謂「地無三尺平，竹比三丈高」，許多人見了都怯步搖頭。有一天夜晚，我在草寮裡看工程藍圖的時候，對身旁的心平說道：「看來開山建寺很不容易啊！」心平立刻回答說：「師父，記得您過去在宜蘭時，常常告訴我們：『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我願意跟隨您的腳步，突破一切難關。」心平不愧最早隨我出家，最能瞭解我的心意。
　　
　　記得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渡海來臺時，朝野經濟蕭條，西方的耶教藉著雄厚的財力及美國政府的協助而深入各個城鎮，許多政商界人士跟著先總統蔣中正夫婦信奉耶穌教，一時之間，社會大眾皆以信奉耶教為尚，而當時的佛教則因神佛不分，不重義理的提倡，被知識分子譏為迷信之流。宜蘭偏處一隅，居民更是保守難度，當我在一九五二年來到此地，目睹信佛者多為不識字的老先生、老太太時，不禁心生一念：「我不相信這麼好的佛理，知識青年會不嚮往，我偏要如過去所願，向青年人弘法傳教，我要『向困難挑戰』！」於是一向羞澀的我鼓起「勇氣」，面對大眾，凡見到一個青年來到寺院，就為他端茶接待，並且耐心地和他講話，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心平，翌年他發心隨我學佛，四年後出家。
　　
　　後來前來道場禮佛聽經的人日漸增多，記得當時有一位有「金嗓子」之稱的張姓女青年，高中剛畢業，只喜歡唱歌，一來寺院就向我抗議：「為什麼要拜佛？」我告訴她拜佛的意義，她聽了以後，竟然說：「我還是不喜歡拜佛。」我回答她：「那妳以後來就不要拜佛，坐著看別人拜佛就好了。」後來她看到我教其他人拜佛，又說：「拜佛這麼好，那我以後也要拜佛，但為什麼要繞佛呢？……」聽完她一陣強辯之後，我對她講：「如妳所說，妳可以拜佛，不要繞佛，站在旁邊看大家繞佛就好了。」後來，她看著看著，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繞佛，覺得繞佛也很好，從此她常常來宜蘭念佛會聽經聞法，要求念佛繞佛，我就這樣一次一次地降伏其心。三十年後，我成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她率先組織分會共襄盛舉，成為佛教的尖兵。
　　
　　另一位天資聰穎的張姓女青年，在父親的命令下前來和我學佛，剛開始時她很不情願，每次來寺院一下子，看到念佛法會的磬魚響起，就在人群中混水摸魚地溜走，但我都佯裝不知道，每次她的父親問起她學佛的情況時，我也幫她掩飾。後來她上我的國文課，越上越有興趣，還拿日記給我批改，此後一路跟著我從北到南弘揚佛法、開山建寺，她就是現在教界著名的才女──慈惠法師。
　　
　　年輕的學佛者日漸增加，我帶著這批生力軍到各地去弘法。我們得付費拉電線、買燈泡，並且搬板凳、貼標語、製作道具、招呼信徒，每次開講以前，還巡迴大街小巷，一面敲鑼打鼓，一面高喊：「咱的佛教來了！咱的佛教來了！」我們用這種克難的方式，以宜蘭為中心，竟然將菩提種子撒播到臺灣各地。當時正值戒嚴時期，每次出外佈教，總要受到警察一次又一次地盤問、調查，甚至刁難阻止，佛教界就在這個時候因為時局艱難，而流失了不少從大陸來臺的僧侶，而我卻能堅持理想，所憑者無非就是一股「向困難挑戰」的決心。
　　
　　為了引起社會大眾對佛教的注意，一九五五年，我在佛誕節這天舉行迎佛活動，本來我們計劃從宜蘭市的南門遊行到北門，無奈戒嚴時期，聚眾遊行，乃法所不許，但為了增加信徒對佛誕節的認識，我們還是鼓起「挑戰的勇氣」，在雷音寺左右繞了幾圈，引起不少民眾圍觀。第二年，佛誕節即將來臨的時候，我明知「困難」重重，仍然鍥而不捨地籌備活動，此時適逢西藏的達賴喇嘛出走印度，遂藉其影響，號召宜蘭各界人士參加。那時宜蘭小城只有八萬人口，但那天遊行時居然來了五萬人以上，造成前所未有的轟動，自此以後，佛教開始打入民心。
　　
　　一九七五年，第一屆華僧大會在臺灣召開，當來自各地的華僧到達高雄火車站時，我鼓動信徒前往熱烈迎接，原本擬以歡迎方式接到高雄佛教會，遽知來了幾萬人，因事出突然，我只得靈機應變，「向困難挑戰」。當大批人車走出火車站的大道時，我自告奮勇，高喊一聲：「跟我走！」隨即拿著教旗在前面闊步領隊，只見一路上所有紅燈都變成綠燈，整個隊伍如入無人之地，浩浩蕩蕩地通過街衢大道，震動了整個高雄市，第二天成為《臺灣新聞報》的頭版消息。在當年佛教徒備受壓抑的時代，這次揚眉吐氣的成果，發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也由於這個因緣，一九八一年，「世界僧伽會議」在臺灣召開時，大家一致要求到佛光山參訪，這本不在中國佛教會的預定行事之內，但礙於眾議難違，乃安排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的行程。按理說，這短短的兩小時包括巡禮及吃飯，是怎樣也不足夠的，但我不為「困難」所挫，那天，我們將來自世界各地的五百餘名僧伽接來佛光山，前一個鐘頭，分成二十隊，由嫻熟各種語言的出家弟子帶領他們參觀全山設施；後一個鐘頭，在朝山會館席開五十桌，每桌由兩個侍席給予親切的款待，使他們大感意外，咸認在此地感受到臺灣佛教蓬勃的朝氣。
　　
　　年輕時讀到法顯、玄奘等諸位大師印度參學的壯舉，時生嚮往，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有機會隨團走訪印度，時逢中、印沒有邦交，而大陸方面又因邊界問題和印度之間糾紛連連，在出發以前，就有很多人說印度人對中國人如何不友好，我們仍然克服溽暑，「排除萬難」，來到這佛教的祖國，以親善的態度贏得當地民眾寶貴的友誼，最後連印度總理尼赫魯也在百忙之中接見我們。這一次的訪問經驗之後，增加了我的信心。
　　
　　一九七○年，我親自率領近二百人的弘法團朝禮印度聖蹟，是佛教史上陣容最龐大的朝聖團。當時，印度的觀光事業不發達，衛生條件也不好，在「困難重重」中，我們居然包了兩架專機，一架載人，一架除了運行李之外，裝滿了賑濟當地貧民及西藏難胞的糧食、衣物、毛毯，最難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當中，團員們個個都歡喜愉快，健康無病，讓當地導遊都嘖嘖稱奇。
　　
　　經過這一次的帶團歷練，後來的幾次朝聖就不為難了。直到第七度，應北印山區拉達克佛教徒之請前往弘法，才感到最為艱辛困苦。記得我們爬上四千公尺、寸草不生的峻嶺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秉持著「向困難挑戰」的決心，我忍著頭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處訪問開示，主持皈依典禮。
　　
　　一九九○年，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組織「國際佛光會」，短短六年之間，我走訪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個協會，會員近一百二十萬名，成為世界五大社團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斷腿骨，從手術後的第三天，便開始到各地佛光會弘法開示。一九九五年，我心臟開刀之後，也在一個月以內，藉著走訪美加視察會務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洛磯山脈。凡此，都證明了「困難」並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正視「困難」，化解「困難」，視「困難」為人生進步的踏腳石，要有「向困難挑戰」的決心。
　　
　　在推動佛教藝術方面，我也是憑著「向困難挑戰」的毅力開創新局。初到臺灣，看到許多青年男女閒時以歌唱自娛，不禁感嘆佛教過去雖然藉著優美的讚偈梵唄度化了許多信眾，但到了今日，因詞意難懂，樂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殊為可惜！於是我開始撰寫歌詞，卻苦於沒有韻文的素養，但憑一顆「不向困難屈服」的願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樹〉、〈快回歸佛陀座下〉、〈西方〉等許多首現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開先河，「組織佛教歌詠隊」，一向不喜歡歌唱的我，不但為隊員請老師、抬風琴、印樂譜、搬椅子，還要「勇」於承受保守人士的抨擊毀謗。四十年來，我們從鄉村唱到都市，從國父紀念館唱到國家音樂廳，從國內唱到國外，從錄音帶製作到牒片發行，佛教樂曲終於被大家所喜愛接受。回憶當初如無向困難挑戰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輕時我就立志為佛教設立一座寶藏館，同道們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異想天開，如今許多人見我在全世界擁有七個佛教寶藏館，都以為我神通廣大，其實三十多年來一點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實非筆墨可以形容。像節衣縮食，親自搬運，乃至因物品過重，差點兒弄到要鋸腳的命運，這些都還不算什麼，最困擾的是早年海峽兩岸互不往來，中國古物很難取得，我只得藉海外弘法之便，四處搜購。而臺灣在戒嚴時期，矯往過正的「白色恐怖」使得人心惶惶，我們即使到了國外，進到商家，還是戰戰兢兢，買到了手就趕快走掉，唯恐被有心之人看到，向政府密報說我們和大陸有往來，那時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到了海關也是飽受刁難，因為工作人員以為我們在跑單幫，不但翻箱倒篋，一一盤查，而且語帶譏諷，強行命令納稅，隨行的弟子常常勸我不要再如此冒險，但我還是堅持「要向困難挑戰」。多年以後的今天，回憶當年「勇氣」充沛，仍感自豪無比。
　　
　　辦佛教雜誌弘揚佛法也是一連串「向困難挑戰」的奮鬥史，撇開寫作的艱辛不談，像《覺世》，從旬刊到雜誌，光是工作的地點就搬來搬去，從民間印刷廠到憲兵印刷廠，從臺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義西街，從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區的壽山寺，從大樹鄉佛光山的智度堂到東禪樓，到現在的如來殿。出版的方式則由報紙代印到郵局發行，從幾個人從事包裝到現在佛光山數百位學生幫忙套袋。記得一九六三年時的一場颱風下來，社址所在的三重市變成水鄉澤國，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連夜搶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幾次洪水氾濫，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將資料檔案運送到較高的地面。今天《覺世》能夠擁有一九五七年創刊以來的合訂本，可說是全體工作人員「不畏困難」，得來不易的成就；每月發行四十萬份以上的雜誌，歷四十餘年，也可以傲視歷史，如無向困難挑戰的決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創辦佛教第一本綜合月刊──《普門》，在當年人力、物力、財力都很欠缺的情況下，又是一件「向困難挑戰」的創舉，我們憑著廣度眾生的信念，「勇度難關」。近十年來，臺灣的雜誌社有如雨後春筍一般林立各地，為了吸引讀者，充實內容，我作不請之友，在忙碌之餘，發心為普門提供「日記」，這一記就記了八年歲月。後來又增闢「百語」專欄，一寫又寫了六載。過去我剛來臺灣的時候，曾經就著草地、縫紉機或撿來的木板上寫作度眾，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為了及時提供《普門》的文稿，汽車、飛機的座位、講經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書房。
　　
　　弘法度眾的艱辛還不足道，開山建寺才是無比「困難」，像五層樓的壽山寺正好位於要塞司令部的隔壁，軍方以妨礙軍事目標為由，多次下達拆除的命令，但由於我「勇敢」地據理力爭，終於說服他們，在當年軍令如山的臺灣，可說是稀有所聞。佛光山則深溝連連，光是搬運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難，而這裡土質又奇差無比，遇水鬆軟，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場雨下來，就被洪水沖垮。為了擋水，我經常率領徒眾冒著狂風暴雨，搬沙包，運石頭，甚至連自己的棉被都拿出來應急。一九七七年，初創普門中學時，正逢颱風來襲，不但吹來的焚風，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過境之後豪雨不斷，處處成災。普門中學生活大樓坍塌了，我們一面冒雨搶救，一面為新生辦理報到。
　　
　　數年後，又一場颱風，高雄縣多處成了水鄉澤國，普門中學的山壁也被洪水沖倒，我們一面自力救濟，一面因應李登輝總統的點名徵召，為臺灣災區籌募賑濟款項。所謂「自助人助」，「利人利己」，承蒙第八軍團的工兵來幫我們整理災區，修補圍牆達數月之久，讓學生得以安心上課。
　　
　　隨著來佛光山的信眾日增，相繼興建的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已不敷使用。數年前，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飯的大樓，我再度「向困難挑戰」，在經濟拮据，施工不易的情況下動工，光是奠基時，打到地下的木樁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雲居樓」終於完工，計有三萬六千公尺建坪，一、二樓沒有一根樑柱，上面還有四層樓，人稱「世界第一」。
　　
　　佛光山北海道場因位於臺灣北端山區，一年四季雨水寒天，工程經費龐大不說，當地的悍民想盡辦法削切山路、阻斷交通才是最為棘手的事情。後來在慧傳和慧義的建議下，決定另闢道路，東借西補地湊了五千萬元的工程費用，總算一勞永逸，解決行車的困難。有一天，擔任北海道場監寺的慧傳載我上山時，指著那條路對我說：「您看！北海道場多麼雄偉壯觀！」我笑著回答：「我一路上沒有看到你們開闢的道路，我只有看到萬分困難下付出的鈔票！」
　　
　　所謂「人心難測」，到處皆然，我在花蓮建道場，當地一位具有背景的人控告我們非法建納骨塔，多虧政府人員明察秋毫，來到寺院詳細盤問，並且拿著米達尺，一分一釐都測量得清清楚楚，證明與建築執照符合，而在該寺擔任住持的滿泉也具有「勇於面對困難」的性格，在法庭上不亢不卑，對答如流，佛光山才免除一場無妄之災。
　　
　　日前《聯合報》副刊描寫前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先生在該校奮鬥的甘苦歷程，其中述說他在柏克萊大學初執教鞭時，因為是東方人，所以租房子常被房主拒絕。讀到這一段時，我心裡有一種戚戚焉的感覺，因為我在歐美購屋建寺也遇到同樣的「困難」，往往找了一年半載都徒勞無獲，像現在巴黎道場原是一座廢棄的倉庫，還是幾經尋覓，才由江基民居士找到的；目前西來大學的校址也是輾轉周折之後才得到手。海外開山之艱辛，可見一斑。幸好我的許多弟子都具有「向困難挑戰」的精神毅力，才使得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致中輟。例如：一九七八年在洛杉磯建西來寺的時候，美國政府抱持質疑態度，偏偏又逢度輪法師暗中誣告，使得申請建寺的過程備加艱辛，幸虧慈莊、依航「不向困難低頭」，每天冒著寒風一家家拜訪，經過六次公聽會、一百多次協調會，最後連耶穌教徒都說：我們的家庭需要西來寺，天主教徒也出面說明佛教是正派的宗教，美國政府終於核准建寺。
　　
　　永光初到天主教國家菲律賓時，屢逢兵變、地震、風災、水澇，但他不畏艱難危險，每天都到菜市場去度化信徒，許多貧窮人家的小孩也因此得到如沐春風的教育，當地人對他感戴有加，天主教徒也對他刮目相看。今年(一九九七年)二月，他應岷侖洛教區副主教拉米瑞玆神父的邀請，率領佛光山馬尼拉講堂的僧信二眾前往有四百年悠久歷史的王彬岷侖洛天主教堂，首度代表佛教祝禱菲國新年平安，社會安寧。
　　
　　數年以前，我們一行數人初抵加拿大多倫多，因人地生疏，租不到房子，到了即將去飛機場的時候，我只好在路邊停車，把依宏放下，告訴他：「你自己想辦法吧！」他不負所望，儘管遇到諸多「困難」，仍「勇」往直前，如今不但藉著在當地所學的英語及廣東話廣招來者，建寺度眾，而且還將弘法的腳步拓展到北極地區。
　　
　　所謂「師資相承」，「克紹箕裘」，千百年來，佛教徒就在相繼不斷的接力當中完成許多宏偉的事業，也延續了聖教的長遠命脈。像棲霞山的千佛岩是父、子、孫三代相繼不斷的成果；敦煌石刻則是從前秦時期沙門樂樽試鑿開始，歷時千餘年所完成的鉅擘，我們在追思驚歎之餘，對於前賢「向困難挑戰」的遺風，能不勤行效法？民初的月霞法師創辦華嚴大學，因出資者羅迦陵女士堅持學生(裡面包括出家人)向她拜年，立即將大學由上海搬到杭州，在一般人看來，禮拜一下很容易，易址遷校卻非常困難，但月霞法師為維護佛制，不惜一切，「向困難挑戰」。古德仁風，實令人不勝瞻仰！而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為上求菩提，下化眾生，歷經萬死千生，累劫精進，終於成就佛道，廣度有情，更說明了「挑戰困難」所憑藉者，並非自私鬥狠的匹夫之「勇」，而是悲智兼具的大仁大「勇」。所以外在的「困難」並不可畏，它正是內在慈悲、智慧、信心、願力、精神、志節最好的試金石。「向困難挑戰」，其實是在向自己挑戰，能一鼓作氣，通過考驗，我們的人生才能從突破創新中獲得無限的意義。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永不退票

　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辦「百萬傳燈徵文比賽」，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江閱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獲得社會組首獎，文中敘述他閱讀《傳燈》後，對於我一生忠於承諾，永不退票的性格有著深切的感想。當天下雜誌發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頒獎典禮中宣布此事時，昔日點滴一幕幕襲上心頭。的確，我這一生為了實踐承諾，很少有退票的記錄。
　　
　　一九三八年，年僅十二歲的我陪著母親沿著江浙一帶，尋找在戰火中失去連絡的父親。經過棲霞山時，一位知客師問我是否想出家，我隨便答了一句：「好啊！」志開上人那時擔任棲霞山寺監院，聽聞此事，便立刻囑人找我前去，說道：「小朋友，聽說你想出家，就拜我作師父吧！」母親起初不肯，但是為了信守承諾，「不可退票」，我告訴母親：「我已經答應他們了。」經不起我再三的請求，母親只好噙淚默許，獨自離去。從此出家近六十年來，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忠於自己的諾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中共渡江南下，南京、上海岌岌可危，尤其撤退的傷兵充斥京滬一帶，鐵路兩旁屍骸遍野，當時聚集在南京華藏寺的同學們倡導組織「僧侶救護隊」，計劃跟隨國民政府前來臺灣，其他地方的僧青年也紛紛響應。一時之間，風起雲湧，起初我只是靜觀樂成，尚未十分積極投入，但是後來當大家都打算退出時，我挺身發言：「我們絕不可以中途毀信於參與的青年朋友……。」遂自告奮勇擔任領隊。本來浩浩蕩蕩一行人達百人以上，路經上海時，退心離隊者四十多人，船到基隆時，又走失三十餘人，最後只剩下四十人左右，已無法成隊，大家商量之後，決定各奔西東。如今想來，若非當時秉持「不可退票」這一念領隊來臺，怎麼會發展出以後的一片天地呢？
　　
　　來到臺灣以後，我曾經掛單中壢、新竹、臺北等地寺院，因事務不定，所以無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間，李決和、林松年、馬騰等宜蘭人氏邀請我至宜蘭雷音寺駐錫弘法，我欣然允諾。記得那時寺裡住了三家軍眷，丹墀上掛滿了晾曬的衣物，兒童們穿梭其中嬉戲遊玩，院落裡也堆滿了雜物，每次上廁所時，還得移開門口的煤球爐才能進去。總之，周遭的環境根本就不像個道場，但自忖：既已承諾別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來。四十餘年來，雷音寺已經三次翻修，不復當年窘態，而我的戶口還長留在宜蘭，雖然雲遊行腳，走遍世界，但我對宜蘭的一句承諾，至今尚未退票。
　　
　　宜蘭地處一隅，民風保守，初來此地弘法，難免遭遇一些阻難，但我從不灰心，相繼成立國文補習班、青年會、學生會、歌詠隊，將學佛風氣帶動起來，所幸大部份鄉民都十分純樸可度，當地青年的熱情誠懇，尤其讓人感動，我更加覺得自己當初信守承諾，「永不退票」是正確的抉擇。所以，雖然那時嘉義天龍寺、高雄佛教堂、雲林虎尾寺、苗栗法雲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紛紛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於對宜蘭鄉親「不能輕易退票」的原則，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經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無可旁貸的責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條件，則效果必定不彰。有識於此，青少年時期我就立志將來要興辦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協助高雄信徒完成壽山寺的建設之後，發現此處雖地方不大，但因為是高樓建築，可用空間甚多，乃決定開辦一所小型的佛學院。當我正興致勃勃地擬定招生計劃時，一位重要的信徒前來阻止，他告訴我：「辦佛學院將來會沒有飯吃。我坦白告訴你，如果你辦佛學院，我們是不會支持你的。」
　　
　　辦佛學院誠然所費不貲，又無立竿見影之效，很難獲得大眾的支持，但既然有機會能實現當初的心願，豈能半途對自己的承諾「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謝您的建議，您可以不護持這件事，但是不能阻礙這項功德。」一轉眼，佛學院至今已歷時三十餘載，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歷史最為悠久、畢業學生最為眾多，著稱於臺灣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覺世旬刊》，邀請我擔任總編輯，那時我經常在宜蘭、高雄兩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週再專程到臺北從事編輯工作，一來日後車資路費不勝負荷，二來時間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夠週到，所以答應他們先為代理，期限一到，請其另找高人，並言明萬一找不到適任人選時，再來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為了兌現這一句承諾，我再度受其請託，接辦《覺世》，至今發行二千多期，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在臺灣佛教界亦屬首創。雖然常常為了「不願退票」，我不知歷經多少艱辛困苦，但也從辦事當中增長了許多智慧，未嘗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將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讓售，以所得款項買下麻竹園佛光山的建地，這時臺北的同道們取笑我說：「你終於無法在臺北發展，只有往南部發揮了。」我回答他們：「我還會再回來的。」三年後，我見佛光山已初具規模，為表示對當初的承諾「不退票」，就在臺北羅斯福路成立「普門精舍」，聚眾薰修；後來遷至松江路，易名為「臺北別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權東路，正式定名為「普門寺」；一九九四年，應信眾要求，更在松山火車站旁增闢「臺北道場」，在內設立佛光會、社教館、美術館，將佛教與藝文結合起來，在熱鬧都會中廣植淨蓮。
　　
　　一九六三年，我曾隨「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赴馬來西亞弘法，數年後，我開建佛光山，這時新加坡福海禪苑住持宏宗法師回臺灣湖口探親，在與我見面閒聊時提及：當時臺灣有很多寺院都向星馬一帶化緣，而他自己就已經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緣簿。我聽了以後，當下告訴自己：我開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星、馬一帶的信徒化緣，而且將來如果自己沒有力量布施，絕對不踏上星、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時，佛光山首次組織弘法團至馬來西亞時，檳城信眾分四路排班列隊，跪拜供養，歷經數小時，計收到十七萬馬幣，我立刻捐給馬來西亞佛教學院，以示兌現心中諾言，「不為自己退票」。十餘年來，我在星馬弘法所得一切紅包嚫錢，也都悉數資助當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為與佛光山有特別的因緣之外，開山三十年來，我未曾向星、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禮法師邀我前往法國弘法，當時一位黃老太太皈依之後，要求我到巴黎建寺，當時我隨口說：「好。」回到臺灣後，黃老太太與其女婿鐘勝利前來再度懇請。為了對承諾「不退票」，佛光山在經濟萬分拮据之際，由其介紹，在巴黎買下一座古堡，成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第一座道場。一九九六年十月，國際佛光會在巴黎召開第五屆會員大會，古堡道場成為大家流連忘返的據點。看到會員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憶起首度前往探勘時，氣溫僅有零下兩度，我們師徒數人在雪花飄飄中，巡視四周田園風光，隨即促膝於古堡一角的火爐旁，暢談未來，直到天明。至今想來，仍然感到溫馨無比，意猶未盡。
　　
　　自建道場，固然需費甚鉅，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時費力，困難重重，我向來不喜與人紛爭，所以不願接辦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對別人的承諾「不退票」，而與一些寺院結下不解之緣，例如：嘉義圓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賣的寺院，為不忍佛門聖地就此凋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紹之下，於即將拍賣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義稅捐處情商拍賣延期。幸好當時稅捐處處長魏建言先生是慈惠過去未出家前在宜蘭的同事，因此願意寬限半個月，讓我們得以籌得四百萬元贖回廟產。但是接手之後，才發現寺內還有住家、工廠，為了對林居士的好意實踐「不退票」的承諾，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萬元搬遷費，才保住這個百年古寺。
　　
　　三十年前，方進步先生一再表示要將臺南福國寺獻給佛光山管理。本來我未曾動心，但五、六年來見其誠意殷殷，便允諾接納，並請心定前往接洽，才發現寺方負債數百萬元。我聽到心定的報告，真是左右為難，因為在經濟上，佛光山那裡有這些能力，但是因為自己已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答應接受，為維持「不退票」的形象，只有萬分無奈地張羅還債事宜。
　　
　　類似這種情況不勝枚舉，但是我都咬緊牙關，一一承擔下來。堅持「永不退票」的理念免不了吃一點虧，但在無形中也長養了自己的精神毅力，贏得了別人的尊重愛戴，所以其他有形有相上的損失就不足為道了。
　　
　　十餘年前，「臺南加工出口區」請我作一場講演，我最初回答：「太忙了，無法排出行程。」對方表示講座可排在次年，我一來感其誠懇，二來覺得日期還早，便隨口承諾。時間如白駒過夕，一年一眨眼就過去了，約期迫在眉睫，而當時我在洛杉磯舉行西來寺籌建會議，正討論到緊要的地方，儘管許多徒眾勸我打電話請主辦單位將演講改期或推辭，但我力排眾議，堅決「不可退票」。因此為了這一場兩個小時的講演，我從洛杉磯飛往臺灣講演後，第二天即刻趕回美國，連同候機、逗留、坐車，為了兩小時的演講，總計我花了六十小時。雖然如此，至今仍為自己在萬難之中，保持「永不退票」的紀錄，未曾耽己誤人，而感到自得。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浴室跌斷腿骨，於榮民總醫院開刀出院後的第三天，因為想起兩個月前曾答應彰化西方佛光分會的邀請，已排定是日晚上主持佛學講座暨皈依典禮，遂穿戴整齊，囑人準備車子。雖然主辦單位表示可以延期，勸我休養，一旁照料的弟子們也爭著代我前去。但一生「永不退票」的性格使然，我終於說服大家。猶記得當時臺灣各種公共場所缺乏無障礙設施，我坐著輪椅，沿著漆黑顛簸的小徑，前往文開國小活動中心的講臺。當看到千名信眾已井然就座，那種渴求佛法的神情，不禁自忖：還好親自來此，雖然諸多不便，但總算沒有辜負信眾的期望。
　　
　　九月七日，我又依約趕到臺北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為「中國文藝協會」主持講座，與會者見我到來，莫不動容流淚，整個會場籠罩在一片感人的氣氛中，更鼓舞了我的信心勇氣。
　　
　　由於這兩次講演我都經歷輪椅上下講臺的困難，唯恐十月份在東京的講座太麻煩別人，因此去電東瀛，沒想到日本「朝日新聞」的名記者吉田實先生及國會議員一再誠懇地表示願意作各種服務，所以我只有靦然赴會。十月二十八日，抵達日本國會大廈時，承蒙議員先生們不嫌棄我的不便，同心協力將我抬上講臺，使這次講座得以圓滿完成。
　　
　　十一月十九日，為了紅磡體育館三天的佛學講座，我又飛往香港，其間又蒙中華航空公司美意，以特別的昇降機將我送上飛機。對於他們助成我「不退票」的心願，至今仍銘感五內。
　　
　　一九九四年初，我對外宣布佛光大學將於一九九六年開學，但沒想到山坡地的開發困難無比，光是中興工程公司為此所訂的紙上計劃就有數公尺之高。後經內政部環保署、營建署及學者、專家等的評估，兩年之後，才核發雜項執照，准予開始挖地。眼看不能如期開學，正是心急如焚的時候，獲悉嘉義某管理學院雖有建築執照及設校執照，但因內部問題叢生，無法進行下去，儘管必須撥款數億元才能成事，但為了履行開學的承諾，作一個「不退票」的人，我還是不顧一切困難，勇往以赴。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總算在千萬人的期盼下，南華管理學院如期開學，承蒙副總統夫人連方瑀女士光臨致辭時，向大家說：這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所不收學雜費的大學。而教育部的官員更是以驚訝的口吻告訴我：這種辦學的速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
　　
　　記得慈惠到教育部索取大學申請表格時，櫃臺的辦事人員還曾經好心地告訴他：「辦大學是一件相當辛苦，而且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星雲大師做事向來『不退票』，萬一弄不好，將因此而破例，最好先仔細考慮清楚啊！」回首兩年來的辛勞，實非以筆墨能夠形容，不禁為自己信守承諾，「永不退票」的形象感到欣慰。
　　
　　我這一生中為了「不退票」，不但總是在萬分驚險中度過分分秒秒，而且經常在時空軌道上疾奔，在身體勞累中硬挺。有一回，由於安排行程上的疏失，使我必須在同一天中午，主持臺北道場的演藝人員的素齋談禪及臺中東海道場的佛光緣書畫義賣記者會。兩地相隔兩百公里，在別人看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雙方主辦者都不肯讓步。為了免除爭執，我只得和他們約定，上午十點半到臺中，中午一點半到臺北，撇開講話的時間不談，即以當時周日的路況而言，也是萬分困難的事，但我依然勉力而行，結果如時到達，讓大家皆大歡喜。
　　
　　類似這樣的情況雖已歷經多次，但因為我向來秉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原則待人處事，所以不但樂於做種種努力挽回局面，還要反過來安慰替我排行程的徒眾：「沒有關係，既然訂了，就不要改了。」沒想到他們因而經常如法泡製，而我為了讓他們也能做到「不退票」的美德，所以一直忍耐配合，過了半生。儘管如此，珍惜信用不但為自己增添資本，也是在成就別人的好事，所以我還是無怨無悔的付出一切。
　　
　　記憶中，不但已經訂好的行程，我未曾改期，已經買好的公車票、火車票、飛機票、船票，我也從來「不肯退票」，雖說經常為此面對許多困境，但我總覺得自己不能因片面的理由而失信於人。古德說：「人言為信。」人言到了不可信，豈不成了非人嗎？西哲曾說：「懊悔的果實最難吃。」的確，許多人做事經常懊悔，經常退票，結果一生都在遺憾中度過，其實懊悔無益，退票失信，唯有振作精神，實踐諾言，「永不退票」，負責到底，才能擁有一個圓滿的人生。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三月)

敢，很重要

　　一天夜裡，我在閱讀報章雜誌時，突然心有所感：同樣是血肉之軀，有些人雖然平凡低微，卻能成就豐功偉業，彪炳人寰；有些人儘管資源豐富，卻顯得千頭萬緒，一籌莫展。這是為什麼呢？我覺得：敢，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像諸葛亮書生報國，他用空城計誘開敵軍，免除了一場殺戮，那種「敢」於面對千軍萬馬，臨危不亂，古今罕可匹敵，讓人敬佩不已。天文學家伽利略能不計毀譽，拼死不向神權低頭，那種「敢」於堅持真理的精神，令人蕩氣迴腸，無以名之！法顯大師以六十高齡，「敢」於西行取經達十餘年之久，去時路途艱險，鳥獸絕跡，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載，那種「為大事也，不惜身命」的勇氣，可謂雷霆萬鈞，世間稀有！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敢」斷臂護藏印經，那種為法捐軀，無怨無悔的志節，足以名垂不朽。
　　
　　回想自己的一生，生於貧寒，長於亂世的我，之所以能對佛教對人間有一點兒作為，不也是因為在「敢」的趨使下，言所當言，為所當為嗎？「敢」，誠然是很重要的！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歷經內憂外患，我就在那時誕生於中國內地的一個小鎮上，那裡土瘠民窮，資訊缺乏，但我幼小的心靈裡卻時時刻刻充滿了許多問題。外婆茹素拜佛，和藹可親，經常為人排難解紛，贏得大家的敬愛。她每次半夜打坐，肚子裡都會發出如海潮般的聲響，雖然鄉人都覺得這是一種有修為的表現，但年少的我卻滿腹懷疑。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問她：「肚子裡發出這種響聲對於了生脫死有什麼用呢？汽車、火車也都可以發出這種聲音啊！」她默然不語，陷入沉思。數年之後，談及此事時，她突然正色地對我說道：「將來我的後事只有託付給你了！」我想：與其說是因為我所問的問題讓她驚悟覺醒，不如說我從小「敢」於發問吧！
　　
　　十歲那年，父親在戰亂中失去音訊，生死未卜，母親帶著我們兄姊四人，孤苦無依，遂生起變賣祖產另謀發展的念頭。哥哥生性老實，畏懼眾議，裹足不前；姊姊是女性，在傳統社會中沒有講話的餘地。排行老三的我，年方十歲，目睹此情此景，便自告奮勇，無畏族人的激烈反對，陪著母親走了十幾華里的路，風塵僕僕地回到老家，毅然簽字賣地。由於這一念的「敢」作「敢」為，不但家庭經濟困境頓告解決，數十年後，鄉里中許多親友故舊由於坐擁房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批鬥，我的俗家則因為沒有恆產而倖免一劫，為眾人所羨慕。
　　
　　十二歲出家學佛之後，儘管叢林教育禁錮森嚴，卻無法完全壓抑我「敢」想、「敢」說、「敢」做的個性。佛學院裡沒有體育課程，我提議無效，背地裡自製籃球架，被發現之後，差一點兒被記過受罰；全班拒交考卷抵制某位老師教學不佳，學校怪罪查辦，我一人前往代罪，險些被佛學院開除。因為「敢」，我比別人多吃了一些苦頭，但我寧可如此，也不願作一個少做少錯，沒有承擔的啞羊僧。
　　
　　十九歲時，我提議舉辦「佛教古物展」，對於當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此舉猶如石破天驚，沒想到能蒙校方允准。我一個青澀少年，雖沒有任何辦活動的經驗，卻如火如荼地規劃、聯絡、佈置、發動，竟然也吸引了數萬人潮來參觀，在上海轟轟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貴文物。除了驚訝「敢」所引發的潛力之外，我更感謝師長們給予我成長的空間，讓我「敢」於發揮，「敢」於創作。我深深覺得：「敢」，是不劃地自限；「敢」，是勇於破繭而出。
　　
　　我不但從小「敢」於向家族的壓力挑戰，「敢」於和陳腐的思想奮鬥，而且「敢」於出生入死，「敢」於見義勇為。抗日戰爭期間，烽火連天，老弱婦孺嚇得躲在家裡，不敢出來，我卻經常在槍林彈雨中收拾死屍，挖土掩埋安葬，並且救助傷兵，托人運回後方。聽說左鄰右舍沒有米糧，我不顧江水濤濤，槍聲四起，潛入運河，游到對岸，搬回幾天的柴米油鹽，解決大家的民生問題。看到母親思夫心切，我收拾行囊，攜母尋父，一路上漂血成河、骸骨遍野，令人驚心動魄。鄉人都誇母親生了一個勇敢的孩子，其實，說來慚愧，我只不過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罷了。但這也說明了「敢，很重要！」「敢」，使我遇事果斷，臨危不亂。
　　
　　二十一歲那年，我在鄉下一所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國共相爭，地方不寧。不但槍彈聲、嘶殺聲時有所聞，還要接受各路人馬不定時的搜查詢問，他們動不動就拿著槍抵著你的太陽穴，堵著你的後腦勺，要你坦白交代，要你忠於某一方，如果不「敢」面對現實，如何生存下去？大時代的災難在心版上留下堅忍不拔的印記，成為我日後最珍貴的資糧之一。
　　
　　不久，我來到人文薈萃的南京，聯合同道響應改革佛教的新運動，撰文辦報，傳播新思想，弘揚新理念；走上街頭弘法佈教，以實際行動說明佛教跨出山門，擁抱社會的必要性；為寺院訂定新規矩，發展新作風，企圖力挽狂瀾於既倒。當時的佛教界保守護短，將我們視為洪水猛獸，處處給予打壓、排拒，讓我們幾乎走投無路；甚至勾結地方土豪劣僧，對我們這群敢作敢為的僧青年施以恐嚇、威逼、私刑、棒打……，無所不用其極。想到經中說：「假使熱鐵輪，於汝頂上旋，亦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我越挫越勇，不但聘請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龍律師糾舉華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產，以警傚尤，而且結合憲兵、軍警的力量，打擊黑道橫行。過去老師一再告誡我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此時我不僅口說言詮，而是用身體來力行實踐，用生命來刻劃歷史。想到這裡，不禁為自己感到慶喜，因為我在勇「敢」的層次上，有了一點進步；我在勇「敢」的體驗上，有了一點提昇。自忖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教為僧、為國為民，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無奈國勢不保，我抱著滿腔興教熱忱來到臺灣，想一展抱負，卻到處受阻。那時大家害怕「白色恐怖」，噤若寒蟬，除不顧性命危險，發起「搶救僧寶運動」的慈航法師，以及不惜違逆蔣宋美齡夫人，拒絕信奉耶教的孫張清揚女士等少數大德以外，許多佛教徒不是不敢承認自己是三寶弟子，就是見風轉舵，改信耶教，在僧侶同道中也有不少人在走投無路之下，易服變節。
　　
　　「敢」的念頭在這個時候更形「重要」了。我抱定為教奉獻的決心，無畏警察單位的取締阻撓，仍然「敢」四處聚眾弘揚佛法，舉辦遊行慶祝佛誕佳節；我堅持宣揚真理的信念，不懼情治人員的逮捕盤問，依舊「敢」張貼海報迎接章嘉活佛來臺，撰寫文章廣招來者信仰佛教；甚至我「敢」拒絕政府人員要我們在寺內書寫「反共抗俄」標語，一派凜然地回答來者：「寺院在這裡，就已經說明一切了。」我「敢」和軍區周旋，要他們撤回藉故拆寺的成命。正信佛教就在「一敢，天下無難事」的情況下，突破了政治的防線，接觸到社會大眾。
　　
　　但我不以此為足，因為佛教需要提昇素質，才能廣度眾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發展創新，才能與時俱進，福利社會；佛教需要青年參與，才能發揮光熱，照亮世間；佛教需要承辦事業，才能培養人才，自給自足。但當時老人當權的教界不能忍受這些主張，保守閉塞的民風也無法理解這些觀念，於是信徒揚言不資助我以求得自保，教界人士放話要殺我以杜絕後患。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負人，儘管沒有人支持我，我「敢」口說筆書，主張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藝化、生活化；儘管自己沒有飯吃，我「敢」開辦免費的國文補習班、歌詠隊、佛教學院、大專佛學夏令營，吸收優秀的佛教青年；儘管蠻不講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於我，我「敢」付諸行動，破除佛道不分的陳年積弊；儘管不明情況者唇槍舌劍種種想問難於我，我「敢」出面應對，袪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陰霾；儘管沒有地方安單，我「敢」各地行化，宣揚妙諦；儘管身無分文，我「敢」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為我「敢」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寶島開花結果。
　　
　　所以，「敢」，是發心，也是擔當；「敢」，是勇氣，也是智慧……。「敢」的好處不勝枚舉，回想我這一生中有好幾個轉捩點，也都是在「敢」作「敢」為之下，化危為安，漸入佳境。首先，在十二歲時，我為了一個偶然的承諾，割愛辭親，出家學佛，步入另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若非當年如此「敢」於下定決心，我的一生必定無法如此多采多姿。
　　
　　接著是在二十三歲時，局勢變異，未曾踏出江蘇一步的我，竟「敢」冒著生命的危險，連夜奔走南京、常州之間，接應百餘位同道加入「僧侶救護隊」，坐火車，搭輪船，穿山越嶺，漂洋過海，來到舉目無親的臺灣。文化大革命時，不知多少寺院在火炬中灰飛煙滅，不知多少僧伽在清算中含辱以歿，如果不是因為我一念救人之慈，「敢」領隊來臺，恐怕也難逃劫數了。
　　
　　到了臺灣，「僧侶救護隊」因故自動解散，我在中壢、新竹一帶流浪掛單，教書寫作，聽說宜蘭偏僻落後，沒有人願意去弘法，我那時連臺灣各地風土人情都搞不清楚，居然「敢」一口允諾李決和居士的邀請，前往駐錫，沒想到在那裡度了許多佛教青年，為臺灣佛教開拓一片新天地。如果我當年畏難苟安，戀棧他處，或許沒有這麼多秉性淳良的常隨弟子，與我一起眾志成城，為教奉獻了。
　　
　　開闢佛光山是第四個轉捩點。當時很多人看到這塊偏處一隅的荒山野地，紛紛卻步退心，我不為動搖。三十年來，「敢」和洪水颶風搏鬥，一次又一次重拾磚瓦，再建家園；「敢」在是非批評中生存度日，以事實瓦解有心人士的毀謗。在無錢無緣下，我培養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在世界各地服務大眾。其中，有許多弟子承繼了我「敢」作「敢」為的作風，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像慈莊，手拎一只小皮包，就「敢」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設一百餘所道場；慈容，雖然生來一副瘦弱的身軀，卻「敢」周遊全球各國設立佛光會；依華，「敢」隻身到環境惡劣的印度留學，十年寒窗，學成歸國，促成佛教戒法再傳印度的殊勝因緣；慧禮，「敢」赴往「黑暗大陸」──非洲弘法佈教，感化無數黑人皈依三寶、出家學佛；依德，為了護持佛法，「敢」在劣民刀槍之中，奮不顧身，勇往直前；覺傳，在綁匪面前，「敢」滔滔講說佛法，絲毫無所畏懼……。「敢」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業，也促進了佛教事業的發展；「敢」，不但涵養了個人的聖胎，也成就了萬千眾生的慧命。
　　
　　一九八五年，我從住持之職退居下來，破除臺灣佛教「萬年住持」的傳統，為教界作模範，為大眾立榜樣。退位之後的我天地更為寬闊，因為我「敢」向自己的缺陷挑戰，以辛勤的耕耘來戰勝先天的不足；我「敢」邁開腳步，行人所未行之路。例如：我不會他國語文，但我「敢」到世界各地弘法，佛教在五大洲於焉發揚光大；我不曾學過組織企劃，但我「敢」創立國際佛光會，讓僧信平等的理想能在現世落實；我沒有豐富的辦學經驗，但我「敢」辦大學，作育英才，像美國的西來大學曾獲優良大學的認可，嘉義的南華管理學院在接辦一年之內開學招生，創辦至今，時間雖短，卻也聲譽鵲起。去年進來的一百名學生當中，有二十七個學生將該校填為第一志願，有三十幾個學生將該校填為前十個志願，為臺灣教育史創下先例；我也不懂廣播、電視，但我「敢」創辦公益性質的「佛光衛星電視臺」，所有節目不但有益身心，而且沒有廣告插播。
　　
　　秉持諸佛菩薩「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精神來從事國際弘法、組織佛教教會、辦理高等教育、設立傳播事業，必須要有開闊的胸襟與遠大的視野，非「敢」無以成事。往後還有很長的日子需要大家齊心著力，如何才能延續佛教的千秋偉業？如何才能長養眾生的法身慧命？還是那句話：「敢，很重要！」
　　
　　我們不但要「敢」於勇猛向前，「敢」於展開新局，也要「敢」於返觀自照，「敢」於除舊佈新。去年，佛光山毅然宣布封閉山門，潛心靜修，就像任何一種重大的變革一樣，封山也需要有遠大的勇氣。在封山典禮即將結束時，全山法師以果「敢」的步伐踏入「靈山勝境」，山門隨之掩閉上鎖。我們立志要在文化、教育、修持、弘法上深入扎根，期待不久的將來能為社會作出更佳的貢獻。
　　
　　徒眾常說我「行事膽大，遊走於懸崖邊緣」，其實我也有「不敢」之事，例如：佛事「不敢」不做，因果「不敢」違背。記得多年前，一名素行不良的候選人在我說法時，站上講臺，硬要我將他介紹給大家，我當著他的面，直言告訴聽眾不要選他；掌管財務的職事因為入不敷出，想要挪用七月道糧作為建設之用，我嚴禁不准；中日斷交，我遠赴東瀛，向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爭取保留中國佛教會的席次；在臺灣戒嚴時期，我向政府官員建言應開放民意，包容異己；在訪問大陸期間，我向中共領導階層表示應恢復佛教道場；凡世界各地發生重大天災人禍，我發動信徒，捐輸解困；何人何地需要我時，我竭盡所能，給予支助；國內畛域之見衝突日盛時，我在臺北道場舉行首次「二二八平正法會」，希望藉此喚起大家的覺醒，撫平歷史的悲劇，促進族群的和諧；臺灣重大刑案頻傳之際，我發起「慈悲愛心人運動」，培訓二千名慈悲愛心人，到大街小巷、學校機關、車站市場、公園廟口，向大眾宣導慈悲愛心，以實際的行動來帶動全民淨化自己，關懷社會。
　　
　　一九九八年二月，為了光大佛教歡喜、融和、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的精神，我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傳授三壇大戒，讓世界各種傳承的僧伽齊聚一堂受持淨戒，讓南傳、藏傳國家失傳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在佛教的祖國恢復起來。當大眾環繞正覺大塔經行時，我想到「大雄大力大無畏」的佛陀為了追求真理，不但「敢」放棄既有的權位名利，向內心的無明煩惱挑戰，甚至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發出「若不成佛，誓不起座」的誓言；為了解民倒懸，不但「敢」向根深蒂固的階級制度挑戰，四處宣揚「眾生皆有佛性」的理念，並且廣收徒眾，有教無類。在感動涕零之餘，我心中突然湧現深刻的體悟：「敢」，不是匹夫之勇，不是爭強鬥勝，而是大願力的實踐，大慈悲的示現，大無私的奉獻，大格局的開展。
　　
　　「敢，很重要！」真正的「敢」，能為大眾帶來幸福，能為社會帶來安康，能為世界帶來和平，能為人類帶來光明。在此呼籲我們的朝野能表彰真正「敢」作「敢」為的精神，同心協力，轉邪為正。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落實「敢」奉獻，「敢」承擔的理念，敬業樂群，克盡厥責。果能如此，我們的生命將更加光輝燦爛，我們的家園將更加美好溫馨。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六月)

以智慧來代替金錢

　有一次，佛光山舉行徒眾財務講習會時，我問與會的大家：「你們知道佛光山處理財務有那些原則？請大家舉手發表。」在眾多的弟子當中，依諦一馬當先地舉手，他從位子上站起來說：「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師父您常說的『要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確，我一生處理財務的原則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智慧來代替金錢」。凡事不一定要用金錢去莊嚴，但要用智慧去莊嚴世間。
　　
　　過去有一句俗語：「有錢能使鬼推磨。」說明了一般人對金錢的看法，其實一個人不論富有到什麼程度，也無法永遠持有，佛經上說：「財物為五家所共有。」所謂的五家，就是指大火、大水、盜賊、貪官污吏及不肖子孫。這五者足以使我們的錢財銷毀殆盡，更何況金錢也不是萬能的。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奴隸，但是買不到人緣；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群眾，但是買不到人心；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魚肉，但是買不到食慾；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高樓大廈，但是買不到自在歡喜；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華衣美服，但是買不到氣質；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股票，但是買不到心滿意足；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床舖，但是買不到睡眠。最重要的是，再多的金錢買得到世間的物質，甚至書籍，但是買不到智慧，因此「智慧」才是人類最寶貴的資源。
　　
　　像春秋戰國時代，說客遊走於燕、齊、韓、魏、秦、楚、趙各國之間，消弭了許多兵戎殘殺，就是因為他們擁有智慧的辯才；策士與君王一席話之後，往往位居極品，也是因為他們擁有智慧的頭腦；諸葛孔明雖然起於布衣，人力、物力、地利均不及曹操、孫權，但是因為他擁有智慧的策略，所以能夠與強權周旋，偏安蜀中，最後終能與魏、吳鼎足而立。所以歷朝以來，帝王善於傳世者，不但為太子物色智慧超群的老師，而且將他們的地位提昇在丞相之上；在各種兵法中，軍事家都是運用智慧，運籌於斗室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現代民主憲政所謂的「內閣」制度，也是因為當初是在一個小房子裡面決定國家的政策方針，所以有此名稱。「內閣」看起來不大，但智慧無邊，甚至牽一髮動全身，可以影響到國家的政經局勢。
　　
　　此外，人類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不是金錢造就的，而是眾人「智慧」的結晶。像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讓知識的傳遞更進一步；瓦特發明蒸汽機，帶來了工業革命；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縮短了世界的距離；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更為宇宙的開發寫下劃時代的一頁。
　　
　　兩千六百年前，佛教對智慧的修行就極為重視，並且稱最上乘的智慧為「般若」，一般的智慧有善有惡，但是「般若智慧」是純善無染的。經典中說「般若智慧」如目，能引導其他五度到達圓滿的彼岸；又說「般若智慧」是諸佛之母，因為十方諸佛皆由「般若智慧」而誕生。像文殊菩薩之所以位於菩薩之首，而且是七佛之師，就是因為他長於「般若智慧」；舍利弗之所以成為佛陀的首座弟子，而且被任命為第一位沙彌羅佥羅的剃度師父，也是因為他擁有「般若智慧」；妙慧童女能受到諸大菩薩的禮敬，也是因為他的「智慧」超凡，能言人所未能言，道人所未能道；龍樹之所以被尊為佛教八宗的共主，也是因為他的「智慧」過人，著書立說，破邪顯正。
　　
　　我從小生長在農村貧苦的家庭裡，經常衣食不周，因此就想到要用「智慧來代替金錢」。例如夏天的時候，稀飯到隔日就有餿味，我學習鄉人用韭菜和在裡面，再煮一次，就可以消除怪味；剩下的菜餚，我也知道要放在清涼的地方，可以維持不壞，第二天還能再吃；即使是燒一根木柴，我總想到如何讓火維持久一點；寫一封信，我也是將用過的舊信封套反過來再用一次。
　　
　　及至出家學佛，由於正處於兵連禍結的時代，民生困乏，寺院經濟更是拮据，僧侶們大都過著清貧的生活，襪子、鞋子的底破了，就拿厚紙板墊補；衣服破了一個洞，就將報紙糊成硬紙，代替布料縫成補丁。我就在那種環境之下，學會「廢物利用」的智慧。我在佛學院讀書的時候，曾經自己動手用樹枝木板釘成一個克難的籃球架，也經常將剩飯、剩菜煮成一鍋美味的炒飯，和同學們共享。因此，我經常很自豪地說：「即使是殘兵敗卒，我也要像韓信一樣，能調御成為勝利之師。」
　　
　　如今我看到現代的人，也許是經濟發達，購物方便，需要什麼東西，總是一想到需要，就買現成的。我常想：如果有「代替」品，為什麼非要花錢呢？如同撰寫文章，重在表情達意，通順流暢，我不太計較文字的工整對仗，所以我批改文稿的時候，如果有意義相同，可以代替的字，即使文詞再美，我也不輕易為人更動。物品也是如此，重在實用大方，我不一定要用精雕細琢的藝術品。像佛光山的佛像，並非金、銀、木、石的雕刻品，而是用水泥打造而成，但外相莊嚴肅穆，一樣能引發信徒的信心道念，因此來此朝拜的善男信女超過數千萬人以上。
　　
　　我記得多年前走訪印度時，曾經看到一對雕工精美的大理石燈籠，價值十多萬臺幣，當時在佛光山擔任都監院院長的慈惠十分中意，建議我將它們買回去裝飾佛殿，我問她：「妳是怕佛光山沒有東西可以給小偷覬覦嗎？你當家當了那麼久，難道沒有感覺到全佛光山雖然殿堂那麼多，但是我從來都不掛念有人會興起歹念，你有沒有想過是什麼原因呢？」慈惠恍然大悟，多年之後，他談及此事，向大家說道：我從這裡學會了善用因緣的「智慧」。一個善知因果的人，不但自己不種惡因，而且也會設想周到，不讓別人種下惡因，所以不會產生惡的果報。
　　
　　我不但不花昂貴的代價來購買器具用品，甚至佛光山很多辦公桌椅都是從別人休業的公司行號裡搬回的舊貨，有些傢俱則是信徒淘汰更新而廢棄不用，我們撿回來使用至今。公家物品固然如此，私人用品也是一樣，即使是一雙筷子、一個碗也有生命，我也是反覆儘量使用，讓它的生命延長。甚至佛光山有上百億的建設經費，我也從沒有為自己買過一張辦公桌。我不是不會用錢，但是我就是不為自己花錢。當初佛光山初期的建設，沒有建築師，沒有辦公室，當然更沒有辦公桌，我和包工蕭頂順先生都是站在路上比手畫腳一番，一棟一棟的建築物就完成了。我做事的原則是：用「心」去成就一切，用「智慧」去成就一切，而不要用金錢去堆砌一切。
　　
　　記得在開山之初，我也請了一名劉姓建築師幫我設計了一座寺院大樓的藍圖，當他將設計模型拿給我看的時候，眉飛色舞地說道：「這棟大樓的建築即使在一百年之後，還是很合乎時代潮流。」我當即告訴他：「一百年之後，我們都已經不在世間了，更何況寺院建築最重要的是莊嚴、實用，不在於式樣新潮。」因此，佛光山就沒有再請過建築師設計。
　　
　　雖然沒有建築師設計，但佛光山的大雄寶殿外觀富麗堂皇，多少年來，不知贏得多少人讚美，連圓山大飯店後來要重新裝修時，蔣宋美齡女士都曾派人來向我們索取設計藍圖以為參考，其實大雄寶殿除了硬體建築以外，一張設計圖都沒有。像畫棟雕梁的色彩是台灣一位油漆匠的研究作品，而人人稱道圖案優美的天花板，不過是三夾板漆上油漆而已。所以，我們不一定要用金錢來做事，發揮我們的「智慧」，一樣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一天上午，我站在佛光山的門口，觀察到徒眾們一部車子、一部車子接二連三地開到城裡去辦事，我當時很訝異：為什麼大家不坐一部車子下山，如此一來，不是既可以辦事，又能夠節省能源嗎？雖然「佛佛道同，光光無礙」，但「千年暗室，一燈自明」，如果一燈能抵無盡燈，也未嘗不好。
　　
　　我記得三十多年前，佛教界還沒有人用汽車時，我為了弘法方便，買了一部九人座的「載卡多」，因為常識不夠，請工廠將它改裝成二十六人的座車，每次出門，我都招呼徒眾學生們一起上車，那種「皆大歡喜」的情景，至今想來，仍然覺得趣味無窮。所以我常常告示徒眾：節省是「智慧」，忍耐是「智慧」，善於處理是「智慧」，能將世間萬物提綱挈領，化繁為簡，運用自如，能為大眾所用，就是一種「智慧」。
　　
　　現代人什麼物品不用了，即使出於愛惜的心態，將它們放在倉庫裡，我覺得也是一種浪費，因為一放進倉庫就不再聞問，再好的東西也等同廢物。所以我主張不設置倉庫，我認為只要你會運用，破銅爛鐵都能派上用場，所以基本上，世間上沒有廢物。如果自己不用，能讓他人使用，就是一種「智慧」的考驗了。
　　
　　記得三、四十年前，我希望把靜態的佛教帶動起來，常常舉辦一些社教活動。有人批評我：「沒有錢，還辦什麼活動？」其實我辦活動，一切從簡，不但沒有花什麼錢，而且還有結餘。因為辦活動可以陶鑄思想，凝聚力量，這些價值都不是金錢所能衡量的。所以我力排眾議，一次一次地辦下來，不但吸收了許多青年人學佛，而且培訓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幹部。我們同心協力，將佛教從宜蘭發展到臺灣各個角落，從國內發展到世界各個城市。近十年來，我們所辦的一些大型活動，如「回歸佛陀的時代」、「禪淨密三修法會」、「慈悲愛心列車活動」、「恭迎佛牙祈福法會」、「籌募佛光大學基金園遊會」，乃至每年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的大型佛學講座等等，動輒數以萬計的人前來參加，大家看到台上台下飛天躍舞，莊嚴堂皇，實際上除了很多義工前來幫忙外，許多道具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用碎布拼湊而成，甚至自己穿袍搭衣，莊嚴場面，無形中發揮了淨化人心的力量，凡此都肯定了金錢不是萬能的，唯有散播佛法的「智慧」，用慈悲融和大眾，才能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安和樂利。
　　
　　在佛經中記載：一位善生長者得到了世間上最稀有的栴檀香木做的金色盒子，他立即向大眾宣布：「我要將這稀有的寶貝贈送給世間上最貧窮的人。」許多貧窮的人來向善生長者索討這個金盒子，但是善生長者都說：「你不是世間上最貧窮的人。」大家認為他根本沒有誠意要將這個金盒子送出去，因此要他說出世間上最窮的人是誰。善生長者於是告召大眾：「他不是別人，他就是我們的國王。」國王聽說此事，心裡很生氣，派人把善生長者抓去，將他帶到收藏珍寶的庫房，那裡的金銀財寶，多得不可勝數，但是善生長者還是認為國王是世間上最貧窮的人，因為國王雖然有錢，卻不知道做福利人群的事情。
　　
　　其實世間上像國王這樣「最貧窮的富人」多得不勝枚舉，我有幸能在佛法的薰陶下，認識到「智慧」才是人生真正的寶藏。雖然我沒有錢，但是我很會用錢，像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增設佛殿，但我卻用來建設講堂及會堂，因為我覺得身為出家人，應該運用自己的「智慧」走向社會，弘法利生，不一定把興隆佛教的責任交給大雄寶殿的佛祖。
　　
　　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擴建寮房，但我卻用來建設教室及圖書館，因為我認為佛子們應該讓眾生都能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添置莊嚴器具，但我卻用來建設會議室及談話室，因為我要讓寺院道場成為智慧的殿堂；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購買房地田產，但我卻用來興學校，辦雜誌，因為我要將佛陀的智慧傳播十方；過去的寺廟一有餘錢，就儲存起來，但我卻將錢用在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事業，甚至將明年、後年的預算都在今年用光了。雖然如此，我未曾因此而煩惱，因為我對於錢的看法是「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更何況沒有錢，就沒有紛爭，就不會為子孫留下禍端。七十多年來，我從來不曾為自己積存一點錢，我覺得這是一種最有「智慧」的作法。
　　
　　我不但在支出上秉持「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作風，在收入方面，我也從大眾「智慧」上著眼，而非用金錢來計算盈虧。像《佛光大辭典》一套成本要新臺幣七千元，但我以每套四千元出售，結果前來購買者趨之若鶩；《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一套成本要新臺幣一萬一千元，我半價出售，立刻增加五千套的銷路，既減少了倉儲費用，也讓更多的人共享佛教的「智慧」。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是為了弘道，豈是一般的圖利者？但想當初我提出這個建議時，多少徒眾都不以為然哩！
　　
　　記得四十年前，我辦「每月印經會」，助印費每本一元，連印刷的成本都不夠，但我能維持不輟，每個月還有盈餘去印更多的經本，這是因為我對於參加印經的人並不計較捐款數目的多寡。後來我辦《佛光小叢書》的助印會，每本助印費只收十元，每年送出去的小叢書在百萬本以上。不要看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它不知讓多少失意的人絕處逢生，讓多少失和的夫妻破鏡重圓，這種「智慧」的力量，那裡是金錢所能比擬呢？
　　
　　三十多年前，東方佛教學院開建的時候，一間教室成本十八萬元，但是捐獻一間教室的功德款只需要五萬元。當時擔任會計的徒眾不時來和我說：「師父！一間教室成本十八萬，您只收五萬，這樣不行啊！我們會虧本，建不起來的。」我也知道五萬元不夠成本，但是我以這種方式，在全世界建了十六所佛教學院，用佛法的「智慧」不知為佛教界增加多少事業，培養了多少人才。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年舉行萬緣法會，凡參加者，我們為他消災祈福，每人只收一百元，連飯錢都不夠；從臺北到高雄佛光山的朝山專車，其中包括三天二宿五餐的費用，我們也只收二百元，連來回的油費都不夠。弟子們對此都不抱樂觀態度，認為我是在作虧本的事情，但是這麼多年來，佛光山不但不因此而關門，而且前來參訪的人越來越多。我常想：如果來的一百個人當中能有一個人認識佛法的美妙，並且將妙法帶回家庭，帶到社會、國家，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大眾之福。所以，我們不要用金錢去衡量一切事情，尤其佛法是無價的，我們應該廣為流通，讓大家都懂得用「智慧」來莊嚴這個世界。
　　
　　現在的社會大眾開口閉口都是錢，甚至傳播媒體也常在推算誰有錢，誰沒有錢，佛光山也因此常遭受池魚之殃。像前幾年，有人在算佛光山的房地產有多少，後來又有人為宗教團體的財產排名，結果佛光山瞠乎其後。其實不管佛光山有錢沒錢，佛光山的建設都不是用金錢塑造的，也不是個人的，而是萬萬千千的佛光人所共有的，是用他們的誠心、智慧、勞力建設起來的。所以我覺得：看佛光山乃至看一切的事業團體，不要看錢有多少，應該看組成的分子用他們的智慧做了多少事，成就了多少功德。試問他們的發心能算得窮盡嗎？
　　
　　目前外交界有所謂的「金錢外交」，工商界有所謂的「錢上滾錢」，社會上有所謂的「拜金主義」，國防上也主張花多少錢去購買武器。其實在「金錢外交」之外，我們還可以運用「智慧」去進行文教外交、宗教外交；在「錢上滾錢」之餘，我們應該想到經濟的成長只是富裕的指標之一，大眾生活素質的提昇，人民智慧水準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拜金主義」已給社會帶來無窮的災害，為下一代灌輸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都具備做人處世的智慧，才是當務之急；購買武器自衛誠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衛國家的思想觀念，乃至全體的國民都應該具有臨危不亂，堅忍不拔的智慧，因為能打倒我們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愚蠢自私。如今，在一片經濟衰退的骨牌效應中，在戰亂四起的世局當前，希望大家都能傳播「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觀念。金錢固然要緊，智慧更為重要，讓我們的民眾不因為金錢的有無而動搖志節，讓我們的社稷擁有更高的智慧去面對危難的考驗。
　　
　　「智慧！智慧！」我們要高呼：「般若智慧才是世間至寶！」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六月)

有播種，才會有收成

　記得一九五一年，我在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時，有一次在路上，一位正在掃地的沙彌來問我：「我常看到有人送麵給您吃，為什麼別人都喜歡煮給你吃，卻不煮給我吃呢？」他問得天真，但我一時卻不知要怎麼說，看他在掃地，即刻回答他：「只要你好好掃地掃個十年，自然就會有人煮麵給你吃了。因為『有播種，才會有收成啊』！」
　　
　　「有播種，才會有收成」，這雖是一句老生常談，但是真正透悟其中道理而去實踐者幾希。發明之王愛迪生曾說：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靠著勤勞服務，得到大眾的支持，使得他的企業蒸蒸日上。
　　
　　凡此都說明了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但就有許多人不想付出努力，只想投機取巧，坐享其成，結果即使得到了想要的名利富貴，轉眼也會成空，因為這和因果業報的自然法則是相違背的。像社會上一些人雖然年富力強，但不想憑勞力賺錢，只有用偷搶詐騙的方式來巧取豪奪，結果鎯鐺入獄，讓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在牢房裡度過，豈不可惜！提婆達多為了爭奪教團的領導權，而毀謗佛陀，破壞僧團的和合，結果墮入地獄，受無量劫苦。沒有「播種」而強求「收成」，就好比緣木求魚，無有是處。
　　
　　其實，看到別人「播種」，自己也跟著隨喜讚歎，享有「收成」就好了，為什麼要打擊掠奪呢？一九九六年，雪梨南天寺落成時，澳洲總理基亭特頒賀辭，讚美南天寺是澳洲重要的宗教據點，也是南半球第一大寺；新南斯威爾省省長卜卡前來參加，稱道南天寺是新南斯威爾省最重要的建築，也是南半球的天堂。布里斯本政府對於中天寺在當地社會的貢獻不但支持獎勵，而且給予我們居留上的便利。前幾年，洛根市市長羅德葛利還親自蒞臨中天寺，以佛教儀式，為兩位住眾舉行宣誓入籍典禮。我在心中不禁禮讚：「偉大的澳洲！」目前澳洲處處呈現和樂景象，追根究底，不正因為澳洲人「播下」寬容隨喜的「種子」，所以才有如此豐美的「收成」嗎？
　　
　　「有播種，才會有收成」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即使是證悟宇宙真理的佛陀，雖然進出皇宮，化導貴族，深入市井，度眾萬千，但有一次在毗蘭邑托缽時，卻空缽而返，以馬麥充饑達九十天之久，但是佛陀的弟子目犍連尊者無論到那裡托缽，都能滿載而歸。眾人怪而問之，佛陀自述這是由於在因地時，見比婆葉如來為病比丘托缽請食，曾經說過：「髡頭沙門應食馬麥，不應食甘饌。」以是惡語，故有如斯報應；而目犍連則在過去世曾和當地居民結過深厚的法緣。所以，「有播種，就有收成」，只要曾經努力過的，必將在生命中留下痕跡，即使在千百年後，也會遇緣而發，成就不可思議的果報。可是有一些人偏要說：「我不相信因果業報，也不相信前世、來生。」
　　
　　我覺得：假使世間上沒有因果業報，一期的生命結束之後，你在現世所做過的努力都將落空，就好像把樓閣建築在虛空中一樣，這究竟是在和誰過不去呢？
　　
　　「有播種，就會有收成」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過去報章雜誌曾經報導，英國的科學家將一顆二千年種子加以培育之後，生根發芽。連植物的種子經過千餘年後，都能夠在因緣具足下得到成長，我們怎能不相信眾生三世的因緣果報呢？
　　
　　也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社會上有許多修福行善的人反而遭遇悽慘，有許多作惡多端的人反而快樂逍遙呢？」我回答他們：「前生累積的福報就好比存款，往世累積的罪業就好比欠債，你的銀行裡既然還有存款，就不能因為你現在作惡就不給付；你過去欠債累累，也不能因為你現在行善就不用償還。」
　　
　　過去有一個老和尚為了建寺到處化緣，來到一個村落，一個賣燒餅的小孩子得知，心生善念，將當天賣燒餅的錢全部布施出來，但隔天因為交不出收入而被老闆解雇辭退，只好流浪街頭，乞討維生，貧病交迫，頭生癩痢，後來眼睛也瞎了。有一天，他來到老和尚的寺院，卻一不小心跌到茅坑裡淹死了。居民們都在議論紛紛，說小孩好心行善反遭惡果，天底下那有什麼報應呢？老和尚得知，趕緊出面解釋，說道：「這個小孩子因為前世的惡業，本來要受三世苦果，第一世受窮苦報，現癩痢相；第二世瞎而不見；第三世跌進廁所溺斃。但是因為他今世一念慈悲，發清淨心作功德，所以三世業報提前縮短在這一世受盡。因果昭彰，怎可說沒有報應呢？」大家聽了才恍然大悟。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曾經播下「惡的種子」，固然會遇緣受報，一旦播下了「善的種子」，也必定不會憑空消失。所以我們只要盡心盡力「散播善美的種子，廣結善緣」，生命將永遠充滿希望的曙光。
　　
　　記得四十多年前，我初來台灣的時候，佛教的境遇極其坎坷，但是我相信「有播種，必定會有收成」，所以我開始「散播文化的種子」，挑燈夜戰為報章雜誌、廣播電台撰寫佛教文稿，節省嚫錢單銀，購買佛教雜誌書刊送給年輕朋友閱讀。不久，喜愛文藝的青年們一個個來了，他們有的是被佛教圓融的義理所深深吸引，有的是因為佛教美好的詞句而得到共鳴。接著，我開設光華文理補習班，在教授國文的同時，引導他們進入佛法的堂奧，從批改作文的字裡行間，灌輸他們佛教的義理。我組織歌詠隊，讓佛法融入青年人的歌聲裡，帶到每一個家庭；將法音梵樂灌製到唱片裡，隨著發行量的增加，進入每一個人的心中。
　　
　　一九五七年，我在台北三重埔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喜好文化的年輕朋友們緊隨不捨，有的幫忙推銷佛教的書籍文物，有的協助整理從各地來的文件信函。十多年之後，佛光出版社、香海文化公司、「如是我聞」等事業相繼成立，從平面讀物到有聲書籍，從經釋論文到兒童漫畫，許多青少年因閱讀而在八識田中種下善根，隨即加入佛教的行列。
　　
　　近幾年來，我在各地成立美術館、滴水坊、佛光緣，將佛教與文藝結合在一起，有志於文藝的朋友們聚集而來，有的發心規劃，貢獻良策；有的動腦宣導，積極推動。隨著國際化的腳步加速，我在海外設立佛教翻譯中心，發行各種文字的小叢書和大眾結緣，當地人從書本中了解正信佛教之後，有的前來學佛，有的幫忙校稿。《維摩詰經》說：菩薩發什麼樣的心，成佛時，什麼樣的眾生就會來生其國。而我，未成佛道，僅只發了露水道心，就有這麼多善心美意的人前來助成，可見經典所云均非虛言也。
　　
　　俗語說：「萬事起頭難。」但只要你肯決心播下第一顆種子，以後的收成自然就會源源不斷。記得剛開始佈教的時候，台下聽講的人稀少，有時遇到天候不佳，竟然沒有幾個聽眾，面對許多空板凳，我依然滔滔演說。久而久之，來聽的人多了，本來取締的警察也成了忠實的聽眾，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尤其喜歡親近佛法，他們開始覺醒佛教是正信的宗教，是生活的哲學。
　　
　　後來我辦幼稚園，家長們紛紛送小孩前來念書；我辦星期兒童班，父母們帶著兒女前來上課；我舉辦法會開示佛法，白領階級不遠千里而來聞法；我開大座講經，高中學生也提早擠在長排的隊伍裡，只為了索取入場的票卷。後來有人要跟我出家，有人要隨我學佛，為了教眾、養眾，在萬分艱難之際，我開辦了佛教學院，一屆又一屆的學生畢業出去之後，在各個地方弘法佈教，又再引度了更多的大眾。
　　
　　教育工作雖然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一旦落地生根，發枝抽芽，就有如播撒尼拘陀樹的種子一樣，一生百，百生萬，生生不息，收成不斷。所以，我不計金錢上的得失，繼續在信眾教育上著手，婦女法座會、青年會、弘法隊、大專佛學夏令營、信徒講習會、功德主會，一週又一週，一年又一年不停地開辦著，它們如同小齒輪般，帶動了佛教法輪的轉動。數十年後的今天，更擴大為世界傑出佛教婦女會議、世界佛教青年會議、國際佛教金剛會議、國際佛教義工會議……，但很少人知道：如此轟轟烈烈的成果竟是源自於一顆小小的願心種子，這就是「播種」在佛教的沃土裡所獲得的「收成」！
　　
　　因此，「有播種，就會有收成」，並不是說播下了種子，就坐等收成自動上門，其中還要經過不斷地努力。過去我到寺院裡，常聽知客師和來寺的善男信女們說：「您拜過佛了嗎？趕緊先到大雄寶殿拜佛！」「您吃過飯了嗎？趕快去齋堂吃飯！」好像只要把信徒香客趕了去拜佛、吃飯，就沒有自己的事了。慨嘆之餘，不禁心有所感：「僧伽們將度眾的工作全都交給大雄寶殿的佛祖來負擔，那我們出家是來做什麼呢？」所以，我經常向徒眾們開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天的佈教師應該走向社會，在人群中散播喜悅的種子。」
　　
　　我也經常看到一些人辦完法會活動之後，洋洋得意地說道：「這次來了多少人，多麼盛況。」但是問他事後的聯繫工作，卻是一臉茫然，無言以對。我覺得：「宗教做的是度人濟世的工作，如果活動之後不予聞問，沒有道情的交流，不是和商家『銀貨兩訖』一樣嗎？」所以，我常常告誡弟子們：「農夫播種之後，還要澆水、施肥、剪枝、除草，日夜照拂，種種努力，才有豐碩的收穫，我們也應該將度來的『種子』看顧好，讓他們能在佛光法水的撫育下，健全成長，奉獻社會，讓大眾都能享受到收成的利益。」
　　
　　數年前，慧禮法師告訴我：南非有十萬個黑人等著皈投在三寶座下，要我趕快去主持皈依典禮。我回答他：「你們先趕快把佛學院辦起來，度當地的人出家，學習佛教的義理、儀規，否則我去了，十萬人皈依了佛教之後，怎麼辦呢？誰來繼續教育他們？我不能去主持一次皈依典禮，只是將他們從苦海裡撈上來看一看，再放回去讓他們受苦啊！」如今南非佛學院辦得如火如荼，雖然離我的理想還很遠，但我相信：只要持續地「播種」，不久的將來必定會有可觀的「收成」。
　　
　　我常看到一些初學的人背離師門，自立門戶，心中備感遺憾：既然已經播下了種子，為什麼不耐心等待收成呢？青澀的梅子即使強摘下來，也無法入口，當然更談不上供養諸佛，奉獻大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位老和尚應邀主持戰士亡魂的超度儀式，一開始他就摹仿子彈的聲音：「砰！砰！砰！」在場的人聽了，無不心有所感，掩面而泣。台下一位年輕的法師將這一招學了起來，在後來類似的場合裡，也發出「砰！砰！砰！」的聲音，沒想到大家起先是一愣，隨即相視大笑。這則故事告訴我們：表面的摹仿是沒有用的，因為禪心的體證不同，修證的深淺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結果。
　　
　　唐朝宰相裴休的兒子裴文德當上翰林學士之後，被父親送到寺院裡參學，由於一時之間憍慢未除，對於每天擔水挑柴的粗活，心裡竟生起厭煩來。有一天，他終於忍耐不住，憤憤不平地吟了一首偈子：「翰林挑水汗淋腰，和尚吃了怎能消？」有一位老和尚聽了，不疾不徐回應道：「老僧一炷香，能消萬劫糧。」無相無為的功德不是有相有為的福德所能比擬，而一切無為無相的功德也都是從有為有相的福德中淬煉出來。在佛門有一句話說：「一年樹木砍下來當柴燒，二年樹木砍下來做桌椅，十年樹木砍下來做棟梁。」「播種」之後孕育的時間、過程不同，都足以造成收成的差異，不可等閑視之。
　　
　　我們常聽到一些人說：「真施主不怕假和尚。」姑且不論這樣的布施助長了社會投機的亂相，就布施的個人而言，也未必能獲得實利。《成佛之道》說：「心、田、事不同，功德分勝劣。」《四十二章經》云：「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持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
　　
　　種子如果播種在肥沃的田地，就會得到豐碩的「收成」；如果「播種」在貧瘠的田地，即使再怎麼努力，也是白費功夫。布施，與其將錢財捐獻到個人的口袋或不可知的地方，何不奉獻給有制度的公益組織或寺院僧團，以期更有效地用在社會大眾身上，讓自己也蒙受更大的功德呢？
　　
　　持戒修行亦然，不能錯亂因果，混淆是非，像佛世時，一些外道持牛狗戒，以為折磨身體將可以讓自己早日解脫，殊不知解脫在心，不在身形，結果身壞命終之後，由於生前習氣使然，升天不成，反墮惡道，令人惋惜；直至今日，仍然有人標榜不吃不喝，以此來號召信徒。其實河沙妙德都在我們的方寸之間，與吃喝沒有絕對的關係。在國外，有些邪教還教人集體自殺，以獲得拯救，那更是一種以盲引盲，相牽入火坑的作法。所以，播種也要有智慧，才能得到真實的收成利益。《楞嚴經》云：「心地不真，果招紆曲。」凡事如果不從自己的真心上去參究，終如蒸石成飯，無有是處。
　　
　　《大寶積經》中記載：古時有一位乞女，節衣縮食，拿出僅有的一文錢到寺院去供養油香，住持大和尚馬上召集寺僧，迴向祈福。不久，國王出宮巡幸，在半路上遇到這位乞女，看到她美若天仙，便將她帶回宮廷立為皇后。一年之後，這位皇后率領百官婇女，帶著幾十車的供養物品，得意洋洋地來到這間寺院，沒想到只有知客師出來誦經迎接。皇后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和以前的待遇比起來有天壤之別呢？便下旨要住持出來答話，大和尚說：「因為妳以前以萬分的真心，獻出妳僅有的一文錢；而現在你雖然帶來幾十車的物品，卻是以貢高我慢的自大心理來供養。心器垢穢，何來莊嚴功德呢？」
　　
　　一瓣心香的「播種」雖是無形無相，卻可以得到彌天蓋地的「收成」，所以，對於佛教信徒，我分為四種層次：一年級是出錢布施，二年級是出力作義工，三年級是讚美說好話，四年級是善心多祝福。佛教裡的「迴向祝禱」就是在培養我們善心祝福的美德，可惜一向以來都沿用古文唱誦，令人很難將情感投入其中。所以，數年前，我作了一首四句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期使大家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受用。最近，我又用白話語體撰寫了多篇〈佛光祈願文〉，無非也是希望各行各業的人都能從每日的祈願中學習「播種」五戒十善與四無量心。
　　
　　我不但對廣大的信眾「播種」真理，也經常在僧眾間實施觀念「播種」，例如，我每年舉辦國際僧伽會議，傳播現代僧伽的理念，提昇出家人的素質；我每年舉行台灣寺院行政講習會，促進道場間的交流及共識。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同體共生的世界，必須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才能共創幸福的社會。尤其僧伽是信徒的依止老師，寺院是大眾的慧命之家，有了健全的僧伽和寺院，更能使我們的社會有豐美的「收成」。
　　
　　數十年悠悠歲月，隨時間而過，昔日天真問我的小沙彌想必已是中年比丘了，不知道你的「播種」，「收成」了沒有？但我可以告訴你，四、五十年來，我不斷地「播種」慈悲，讓眾生不斷地「收成」慈悲；我不斷地「播種」智慧，讓眾生不斷地「收成」智慧；我不斷地「播種」歡喜，讓眾生不斷地「收成」歡喜；我不斷地「播種」安穩，讓眾生不斷地「收成」安穩。「播種」不一定是為了自己，能讓大眾共同分享「收成」，這就是世間上最美好的事情。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我們都在寫歷史

　　佛光山開山以來，許多年輕人跟隨我奉獻青春歲月，日夜努力工作，服務大眾。我總是嘉勉他們：「我們都在寫歷史！」但也有一些青年求道意志不堅，中途換了跑道，我也徒嘆奈何！只可惜他們在佛光山的歷史無法再繼續寫下去了。
　　
　　「歷史」，是人類行為的軌跡。像文天祥、史可法、岳武穆、方孝孺，寫下了盡忠報國的「歷史」，留芳百世，永垂不朽；秦檜、吳三桂、洪承疇、汪精衛，卻寫下了賣國求榮的「歷史」，遺臭萬年，人人唾罵。可見無論行事善惡好壞，我們都在為自己、為國家、為社會、為人類留下了忠奸善惡的「歷史」。
　　
　　所以，「歷史」是一面鏡子，在歷史的鏡子裡，多少事物的原形映現其中；「歷史」是部冊書，在歷史的冊書裡，所有的興衰得失都記錄無遺。「歷史」本來可以是一湖清水，有些人卻可以把它攪得混濁不清；「歷史」本來可以是萬里晴空，有些人卻可以把它弄得烏煙瘴氣。因為古往今來，有的人用精勤事業寫「歷史」，有的人卻用利益金錢寫「歷史」；有的人用生命血汗寫「歷史」，有的人卻用巴結奉迎寫「歷史」；有的人用忠烈貞節寫「歷史」，有的人卻用曲躬諂媚寫「歷史」；有的人用慈悲智慧寫「歷史」，有的人卻用血雨腥風寫「歷史」。
　　
　　人的一生都是一頁「歷史」，有些人在「歷史」上留下多采多姿的事蹟，像富蘭克林，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學家、發明家、探險家；有些人終其一生努力於一件事情而能有所成就，也總算向「歷史」有了交待。像過去在揚州鄉下，有一名叫簡美貞的姑娘用自己的頭髮繡了一幅觀世音菩薩的聖像，雖說花費六十年的時間，卻在自己生命的「歷史」上留下了可貴的信仰。最可惜的是，有些人終日狗茍蠅營，在「歷史」上交了白卷。
　　
　　生命的「歷史」也像一條長河，難免遭遇到障礙的山石或突變的環境，我們是要像湍流急瀑那樣，不顧一切，奔流而下，激起陣陣炫麗的浪花，甚至衝出另一條河道，開創另一片嶄新的天地；還是要如平湖溪澗般，委婉曲折地勾劃出一條優美的曲線？端看我們當時的抉擇。不過，一時的抉擇，可能就會為你改寫了後面一生的「歷史」！唯一最怕的是，遇到了挫折，就灰心喪志，什麼都不做，像一灘死水一樣，任其腐臭生蟲。
　　
　　回想我過去本來只不過是個貧瘠鄉村的農家子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出家學佛，改寫了我一生的「歷史」，因為我在佛法裡擴展了自己的視野，昇華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年的叢林生活裡，我曾遭遇過一些委屈、冤枉，也曾被師長認為我不會有出息，但是我從不失意後悔，因為我知道，「歷史」必須靠自己去創造，別人的一句話無法決定我們的生死，別人的關懷呵護也無法作為永久的憑藉。所以，多少嚴苛的要求，多少無理的處罰，我都能全盤接受，視為未來揮灑生命的資糧。
　　
　　過去，我曾有兩次讀書深造的機會，第一次是在十八歲那年，承蒙一位教授青睞，要介紹我去國立教育學院讀書，當我興高采烈地向師長報告時，卻被他呵斥了一頓，因而打消念頭。第二次是在二十六歲那年，日本大正大學寄來了博士班的入學通知，要我即刻報到。我連機票都買好了，但臨行前，因為一位信徒朱殿元反問我：「你已經是我們的師父了，為什麼還要去當日本人的學生？」我深以為然，所以又趕緊放棄。多年之後，我回想往事，不禁慶幸自己兩次都沒去成，否則我最多只是在學術中鑽研故紙，擁有一席之地，那裡能和僧俗二眾共同寫下後來弘法利生的「歷史」呢？
　　
　　到台灣去發展，甚至到宜蘭弘法，也是因為一句話、一個念頭而改變的「歷史」。一九四九年，國共內訌，山河變色，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本來打算和常住一起共存亡，不料組織了百餘人「僧侶救護隊」，正要去台灣的智勇法師卻臨時卻步，我見茲事體大，便承諾代他行事，就這樣來到了自己完全一無所知的台灣。
　　
　　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師在新竹青草湖興辦「台灣佛教講習會」，我欣然受聘前往擔任教務主任，卻因教派不同，遭人排擠，所以我決定辭職他去。這時適逢李決和老居士正在為宜蘭人士找一位能講經說法的老師來傳播正信佛教，我見他慈眉善目，誠意殷殷，又見鄉野僻地無人肯去，便一口答應。從此以後，我走進了宜蘭的「歷史」，沒想到卻以此地為基礎，成立念佛會、弘法隊、歌詠隊、兒童班等，帶動了台灣初期佛教的發展，真是應了古人的話「無心插柳柳成蔭」。
　　
　　不喜歡與人爭利，也是我一路走來，「歷史」曲折的原因之一。像我和高雄其實結緣甚早，記得四十多年前，我就經常來往台北、高雄兩地之間佈教，每次一到高雄，那種鞭炮盈耳，奏樂鼓號的歡迎熱忱，直叫你感到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儘管高雄的信眾一再邀請我駐錫此處，但因為一來，當時在高雄學佛的青年不及宜蘭的青年那麼純樸、用心；二來，同學煮雲法師有一次在鳳山舉行皈依三寶典禮，計有二、三百人參加，盛況空前，便向我表示想留在鳳山發展，我便取消在那裡長住弘法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將過去的老師月基長老從香港接來台灣之後，想到可以將高雄的道場請他住持，因此我才接受興建高雄佛教堂的請求。不料建築途中，由於苓雅區的信徒不喜歡其他區的信徒到佛堂禮佛，我想：一個外省人，怎可長住？甚至佛陀是印度人，如果真的來此，也會被他們掃地出門。於是我默然退出，在鼓山區覓得一地興建壽山寺。有鑑於辦學的重要，不久，我在寺內成立壽山佛學院，不但一償「以教育培養僧才」的初衷，也落實了「寺院即教室」的理想。
　　
　　由於一來，學生不嫌設施簡陋，甚至在納骨堂旁邊完成學業；二來，學生不斷增加，校舍不敷使用，我於一九六七年，在大樹鄉購置一塊麻竹山地，興建東方佛教學院，並且在校園內親手栽種了十八棵榕柏，以紀念壽山佛學院第一屆學生中的十八位出家眾，全始全終，與我同甘苦，共患難的「歷史」。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東方佛教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翌日《中央日報》曾以「台灣首批佛學士」為標題，大大報導了一番，在當年佛教不很普遍的台灣，真是一件令全體佛教徒都為之振奮的事情。記得那時的學生有普暉、悟證、依道、性光、紹瑩、慈嘉、依嚴、慈怡、心如等，可見只要我們肯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歷史」是不會辜負苦心人的。
　　
　　後來，前來朝山的信徒日有所增，為了迎合大眾的需要，我陸續興建大雄寶殿、朝山會館……，佛光山的「歷史」逐漸發展，而財務拮据、山崩洪水、誣蔑毀謗、惡民圍山等人為及天然的災難也接踵來臨。至今由衷感謝僧俗二眾們都能秉持一師一道的精神，不畏艱難，奮鬥了三十多年，我們終於寫下了佛光普照的「歷史」。
　　
　　所以，我深深感到：「歷史」，有的時候固然應該寫下標榜個人功勳偉業的「斷代史」以為嘉勉，但我們更應該鼓勵集體生命接力共成的「創作史」。古往今來，有許多人歡喜將別人的「歷史」寫在自己的一頁上，但更多有抱負、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卻甘願將自己的生命寫在人類大眾的「歷史」之中。像古時譯經的高僧大德，固然憑著他們的悲心慧解，以般若文字裨益了無數的眾生，但也由於他們用兩條腿西行求法，為中印文化交流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歷史」。而龍門石窟、雲崗佛像、敦煌壁畫、房山石經如今享譽國際，無人不知，但那是多少師徒相繼，歷經多少朝代才完成的「歷史」鉅擘。甚至那鬼斧神工的藻井、那栩栩如生的雕像，都沒有留下原作者個人的「歷史」，但是卻為中華民族留下了睥睨世界的藝術瑰寶及永垂不朽的「歷史」。
　　
　　佛光山的許多徒眾亦然，他們和我見面的時候，為了佛教的需要，放棄原先的人生規劃，義無反顧地將自己投入弘法的行列中。像依空、依昱、依法、慧開、慈怡、妙淨等，原本無意於世間的學位，但是為了想共同為佛光山的各種事業寫下輝煌的「歷史」，各自花了十年、八年不等的歲月，取得博士學位。慈惠、慈容、心定已經是馳名世界的佛教法師，他們對於名位並不戀棧，但因為佛光山有多少大學及其它教育機構，只有接受美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好讓佛光山教育事業的「歷史」更加綿延久遠。慈莊憑著流利的英語、日語，如果在別的寺院，不知在海內外已經收了多少的徒眾，但是為了佛光山在世界五大洲的建寺工程，他心甘情願，席不暇暖地到各處視察；後面跟進的慧禮、依來、依恆、依宏、依訓、永全、滿謙、覺誠等，也紛紛學習他的精神，誓言為佛光山的寺院建設繼續寫下璀璨的「歷史」。
　　
　　此外，覺穆雖然是建築科系出身，但無意於建築，只想當個法師，因而不惜放棄建築師資格，隨我出家；但到了佛光山，為了事實的需要，只得又再拿起米達尺、設計圖，好為佛教的建築寫下不朽的「歷史」。妙慧為了追隨我弘法利生的腳步，辭去了優渥的會計師職業，佛學院畢業之後，到中華佛光總會、人間文教基金會，從頭開始學習佛門行政事務，準備日後為佛教的未來開拓更遠大的「歷史」。他們改寫了自己的「歷史」，創造佛光山共同的「歷史」，日後佛光山的「歷史」必定也會留下他們努力過的成績。
　　
　　從佛光山的建築，就可以看出創建以來，大家集體創作的「歷史」。像吳大海居士在開山初期，率先捐助了第一座水塔，我將之命名為「大海之水」。觀音放生池的「和愛島」，是紀念一位人稱「愛姑」的優婆夷「微和」。她不但生前熱心贊助放生池工程，並且在臨終時將全部遺產三萬元悉數捐出，作為興建放生池之用。所以完工之後，我特地將觀世音菩薩佇足的那一方土地稱為和愛島。頭山門前的彌勒佛像，是佛光山最殊勝的標幟之一。這尊佛像是佛光山開山後的第三年，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時，其中一名就讀國立藝專的朱朝基同學發起雕塑，並捐獻給佛光山。原先計劃安放在開山紀念碑旁，但是吊車工人將佛像吊到山門口暫為休息之後，想要再吊起時，佛像竟如磐石般安然不動，後來向高雄工兵隊商借巨型吊車左右齊吊，奇怪的是，吊到鎖鏈都斷了，仍然無法移動分毫，不得已，又再商請高雄港務局，將全高雄起重量最大的吊車借來，還是無法吊起，後來大家想到這裡或許是彌勒菩薩自己選定和大眾結緣的地方，所以就不再移動了。看來，方面大肚，笑臉迎人的彌勒佛都在努力地為佛光山寫下「給人歡喜」的「歷史」，我們怎能在輕忽懈怠中，不為人間和自己的生命寫下紀錄呢？
　　
　　有感於功德主們多年來奉獻心力，讓佛光山在不停地創新中茁壯成長，卻未曾像一般信徒一樣，要求將芳名留在樑柱上。數年前，我將他們的姓名全部鑴刻在高溫燒成的藝術陶壁上，為他們寫下美麗的「歷史」。「百人碑牆」的製作是為了讓古德的銘言墨寶能在佛光山留下永垂不朽的「歷史」，慈嘉身為負責人，為此日夜辛勞，不敢離山一步，直至全部竣工後，仍功成不居。為了獎勵他為佛光山寫下美化環境及無言教化的「歷史」，今年(一九九九年)六月，我特別給他一個前往西域參訪的機會，我相信他在踏著前賢的足跡，尋幽覽勝的同時，一定也能體會到後人循著他的腳步，為佛光山寫下「歷史」的法喜。
　　
　　過去我忙著建設，從來沒有想到要為自己另闢住所，只是因陋就簡，在男眾寮房的陽台上搭建了一處休憩的地方。直至心平繼任第二任住持時，弟子們一致決定要為開山的「歷史」留下見證，才興建了「開山寮」作為我永久的居所。我深深感到：一個人不必急於功成名就，受人重視，只要你肯為大眾寫下「歷史」的篇章，別人就會樂意為你留下「歷史」的軌跡。
　　
　　我從小拙於梵唄唱誦，知道這條路的「歷史」非我能走，因此我從年輕的時候，就矢志從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來創建佛教的「歷史」，等到收徒納眾之後，我讓長於美聲唱念的心平、心定、慧龍、慧法、慧聰、慧泰等人發揮所長，並且鼓勵他們為推廣音樂弘法寫下「歷史」。我也明白外語非江蘇揚州(我的籍貫)土腔土音的人所擅長，所以只有努力從華裔的文化裡著手開創佛教的「歷史」，並且在弟子中挑選通曉英文的人去學習其他語文，像梵文的依華，英文的滿亞、依益，法文的滿容、妙希，葡萄牙文的覺誠、覺培，西班牙文的覺誠、覺培，德文的妙祥及日文的依昱、滿庭等，加強他們的度眾能力，讓他們繼續擴展前人的成績，好將法水遍灑世界每個角落，為國際佛教寫下不凡的「歷史」。
　　
　　所謂「佛光普照，法水長流」，這個願望並非近年來才發起的。記得初來台灣時，家師曾派人從香港下院寄錢給我買船票到香港，但那時我正好與慈航及其他幾十位出家人被誤認為匪諜而同時入獄，在陰錯陽差之下失去了機會。後來當我等洗清冤屈，從牢裡出來之後，得知此事，感到自己在台灣生活近一年，才剛有了些許基礎，何必捨近求遠，於是將所有財物連同盤纏，全都送給那些在台灣沒有身份，比我更需要經費的同道們，讓他們到香港先開創弘法的「歷史」。　　
　　三十多年前，立法委員董正之先生曾到北投精舍，央求我學習英文，到瑞士去弘法，雖見他磕頭作禮，誠意殷切，但我想到海外弘法的因緣尚未成熟，恐怕有負重託，所以只有暫為婉拒，以待來時。當時我不是不重視「歷史」，而是在因緣未具足時，要先打好在國際弘法的基礎，才能留下「歷史」。
　　
　　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成立，終於圓滿我多年願望，將佛教帶到世界五大洲，而後又應當地信眾要求，佛光山在海外各地遍設道場。電視節目「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名主持人凌峰先生，數年前到歐洲走訪一周之後，承蒙他公開讚歎：「為歐洲華人寫下輝煌『歷史』的，是佛光山的比丘尼。」因為他親眼目睹佛光山在歐洲各道場的出家女眾，一人身兼數職，不但凝聚了華人的信心與力量，而且肩負起東西文化橋樑的重任。
　　
　　南非南華寺的創建也是一項特殊的成就，一九九五年，十位南非黑人出家，使得有黑暗大陸之稱的非洲頓時發出希望的光芒。最值得興奮的是，多年來我一直奔走呼號「恢復南傳佛教比丘尼僧團」的主張，在佛光會、佛光山及世界各國佛教領袖的共同發起下，終於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實現了。
　　
　　想當初我提出這個意見時，教界乏人響應，尤其南傳國家的比丘多以比丘尼僧團早已消失為由，不予正面的答覆，據悉是因為不願既有的教權分散。經過長年累月不斷的溝通協調，如今不但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恢復了比丘尼教團，許多南傳國家的比丘甚至撰文舉證，支持比丘尼僧團成立的合法性，及其對佛教發展的利益。可見，儘管有許多人抹煞「歷史」、偽造「歷史」、竄改「歷史」，自以為可以逞一己之私欲，瞞天過海，但後人終究會從蛛絲馬跡中找出事實的真相，因為「歷史」是最公正的判官，一定能還給它本來的面目。
　　
　　所以，「歷史」終究是公平的！尤其，人只要一生下來，世界就有我們的一份，所以我們必須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份，凡事為此而努力，為此而奮鬥，因為時時刻刻，「我們都在寫歷史」。但願每個人都能發大心，立大願，讓我們的每一句語言、一個念頭、一個動作，都能為後人所學習，都能為人間留下「歷史」；讓個己生命的「歷史」都能融入整個宇宙之中，為人類帶來幸福，為世界來和平。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面對問題，不要退縮

　人從出生下來之後，就會慢慢地感受到人間有很多問題，像生老病死的問題、人我是非的問題、貧富貴賤的問題、煩惱得失的問題，此外還有國家、社會、政治、經濟、人事、感情等諸多問題。許多人容易被這些問題所打倒。我在一甲子以上的人生中，也曾經歷過這些問題，很多人好奇地問我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在一次和信徒開示中，我終於告訴大家：「面對問題，不要退縮。」
　　
　　佛陀是最能夠做到「面對問題，不要退縮」的人，面對生老病死的問題，佛陀投入整個生命去體證解脫的方法；面對親情感情的問題，佛陀用智慧的言語來感動他的父親及未出家前的妻子；面對人我是非的問題，佛陀用平常心及實際的行動來破除謠言；面對政經社會等問題，佛陀簡明扼要地提出淨化的要點。我有幸出家，在佛法教育的薰陶下，每當「面對問題」的時候，總能抱定「不退縮」的精神，勇往直前，從而解決了許多問題。
　　
　　記得我童年祝髮之後，就奉家師志開上人之命，在棲霞律學院就讀。那時，我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夾雜在二十歲以上的同學當中，不要說別人嫌棄我什麼都不懂，我自己也覺得不夠資格，但我知道如果退縮畏懼，不加緊腳步努力學習，將來就沒有前途，所以硬著頭皮「面對問題」，在自我鞭策之下，居然也由每年扛榜，讀到名列前茅。
　　
　　一九四一年，家師命我參加三壇大戒。本來按照規矩，受具足戒的戒子必須年滿二十歲以上，而我那時才只有十五歲。或許由於家師當時是棲霞山寺的監院，因此所有的戒師都看在他的面子上，破格錄取我進壇受戒。起初我也懷疑自己是否能堪受大戒，後來我想到人生的歷史必須要由自己去創造，既然已經出家，又在佛教學院打下了基礎，如果再延續個五年才去受戒，也是拖延時光，不如及早「面對問題」！如今回想往事，很慶幸當年「沒有退縮」，使我在佛法的體驗上提早邁進一步。
　　
　　我在焦山佛學院就讀的時候，曾經代表學校參加全國佛學院聯合舉辦的演講比賽，和六百名僧青年一起角逐勝負。我當時連什麼叫作演講都不知道，但想到既被推選為院方代表，是一次難遭難遇的學習機會，只能向前，「不能退縮」，因此在一番準備之後，鼓起勇氣上台，沒想到竟能入選，為院爭光。
　　
　　二十歲那年，我從佛學院結業出來之後，第二年被地方人士推選為小學校長。由於過去十年所接受的都是封閉式的教育，自己也從未讀過國民小學，一下子面對兩百多名活潑蹦跳的學生，其中還有幼稚園的兒童，內心實在有點茫然。但以往的經驗告訴我：每一次的挑戰都是成長的契機，所以「沒有退縮」，因此又獲得了教學上的經驗。
　　
　　我慢慢發覺，其實有些「問題」是因為不曾經歷過，不懂得訣竅，所以覺得是「問題」，如果能用「不退縮」的鎧甲將自己的心理武裝好，就不會被「問題」所擊倒。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因局勢未定而採取戒嚴政策，那時高層人士多信耶教，佛教地位低落。許多同道「面對」弘法受阻、行動受限、調查臨檢、處處報備等諸多「問題」，因為感到前途茫茫，不易生存，所以紛紛改裝易俗，更換跑道，而我則始終抱持「永不退縮」的態度，「面對問題」，不意竟為佛教開拓出一片天地，一路走來，頗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
　　
　　例如：在新竹教書時，我應當地派出所要求，為民眾國語補習班授課，人數從第一天十四人，增加到第二天八十人，第三天兩百多人……，解決了過去派出所下達傳票也沒有人前來聽課的「問題」。因此，連所長都親自登門道謝，告訴我：「以後外出弘法可以不用到派出所報備。」
　　
　　在宜蘭佈教時，也因為我將念佛會借給警察局作為考試場地，局長將那個不斷刁難我的警員調到偏遠的鄉下去。凡此讓我在各地弘法時，省卻了不少麻煩。但二二八事變之後，當局對於匪諜的肅清一再雷厲風行，我所駐錫的雷音寺因為年輕人出入頻繁，所以三天兩頭就有人前來察探，甚至刑警隊派人每來公然監視，但我「毫不退縮」，除依然二六時中接引信眾之外，遇到無辜受嫌的人求救於我，我也盡力協助。結果不但度化許多青年人，連前來監視我的刑警隊長周德先生也皈依在三寶座下，成為雷音寺最得力的護法，他的太太後來還隨我出家，法名叫作滿梵。
　　
　　「面對問題，不要退縮」，若能做到結緣而不結怨，固然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但也有許多時候，我們想溝通協調，對方卻來勢洶洶，不願罷休，這時，我們還是要秉持「面對問題，不要退縮」的勇氣，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記得有一次我在龍潭弘法時，警察命我將聽眾解散。我和警察說：「是我找大家來聽經的，我怎麼能宣佈解散呢？你要解散，那你自己上台去宣佈。」他回答：「不行，我怎麼能講？」我告訴他：「既然你不能講，那就讓我上去講，講完了，大家自然就會解散。」警察無理可辯，只得眼睜睜地看著大家聽我講經。當時一般百姓唯恐被治罪名，大多怕得罪軍警，而我敢理直氣壯地面對他們，不知得到多少人的喝采。
　　
　　還有一次，我在花蓮弘法，警察以沒有事先申請為由，強行取諦，我當即表示：「我在台北弘法都沒有申請過，花蓮是什麼化外之區？」由於台北是台灣的首府，在四、五十年前，從台北來的人都被視為有來頭的人，所以對方一聽也愣住了，我又獲得小小的勝利。類似這樣的「問題」不知凡幾，但都因為我「不退縮」，智取而不力奪，所以總能迎刃而解。
　　
　　一九六三年，創建壽山寺，也為我帶來不少「問題」，首先是警察局將壽山公園通往壽山寺的路砌了一層一層的階梯，好讓汽車不方便到寺院裡來。我找來工人改成斜坡，警察馬上跑來取締。記得那天，我正在二樓主持皈依典禮，從窗口一眼望見，連忙停止儀式，下樓與警察交涉：「昨天蔣夫人到壽山寺後面的婦女習藝所參觀，就是因為你們做成階梯，讓車子不能上來，她只好下車走進去，萬一走這一段路發生了危險，你們擔當得了責任嗎？」警察一聽，事關蔣宋美齡的安危，馬上答應讓我舖成斜坡。
　　
　　後來，高雄要塞司令部又以樓房超高為由，下令拆除壽山寺，我「面對問題，毫不畏縮」一人獨往抗議：「中國大陸因為毀佛逐僧遭到國際人士的譴責，如果壽山寺拆除的時候，被記者照了一張照片登在報紙上，豈不令海內外所有的人都以為中華民國也是宗教不自由的國家。再說，前不久，越南總統吳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導源於他將佛教教旗燒毀，以致民怨沸騰。」主事者一聽，為之語塞，立刻取消前令。
　　
　　一九七六年，中國佛教會要我組團到美國參加開國兩百週年紀念慶典，由於內政部、外交部都已核准，所以便及早將沿途路程、旅館等事情安排妥當。但就在要出發的前兩天，我們才被通知赴美的簽證沒有通過。這時全團的人無不驚慌失措，只有我認為：既然知道是美國政府的「問題」，為何不向美國政府說明爭取呢？所以我趕緊打電話給美國駐台大使安克志先生，並於第二天兼程趕往台北依約拜見，一席談話之後，承蒙安克志大使親自打電話到領事館，隔天上午前往領取簽證，下午才得以順利出國。記得那天，團員之一的蕭慧華女士因為到銀行結匯之後，來不及回家整理行李，衣服沒有換，踏著一雙拖鞋就跑到飛機場去，匆忙的情況可想而知。有了這次的經驗，我更確信：「面對問題」，唯有主動溝通，「永不退縮」，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機。
　　
　　佛光山最初開山的時候，信徒們看到光是偌大的竹林有待整理，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所以個個裹足不前。我與弟子、學生們誓言要將荒山闢為聖域，但天公不作美，經常狂風暴雨，造成山洪暴發，將平日的心血毀於一旦，例如：初舖的草坪、初種的樹苗，在一陣颱風過境之後，馬上化為烏有，我們「不退縮」，重新來過，才有現在綠蔭滿山的景觀。為了將溝壑填平，我們搬砂運土，但是一場洪水來襲，砂土流失殆盡，我們「不退縮」，再去開山挖土，甚至從山下買了一萬卡車以上的砂土填補，才有現在處處平坦可行的地面。
　　
　　佛光山在登記寺院時，也遇到許多「問題」，先是縣政府和省政府之間互踢皮球，八年之後，好不容易有了眉目，辦理寺廟登記時，官員又問我：「你們登記的表格內怎麼只有住持，沒有管理人呢？」我告訴他：「我住持就是管理人。」就這樣又周旋了一段時日，才獲核准。但想到多少寺院因為不懂法令章程，找地方士紳作管理人，到頭來外行領導內行，意見不和時，住持反倒被管理人趕走，所謂「乞丐趕廟公」，真是豈有此理！所以我無論講演開示，或和政府官員交談的時候，都一再表示現有的寺廟法規應該改進，寺院庵堂既有住持，何必又要有管理人，導致兩個頭把寺院搞得污煙瘴氣。
　　
　　我認為寺廟負責人必須具備宗教學院畢業的資格，才不致使神棍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越演越烈。如今民間各種版本的宗教法規草案呼之欲出，如何採用實行，就要看政府能否具有「面對問題，不要退縮」的勇氣與智慧。
　　
　　不定時的天災與不合理的法令還算好應付，最無奈的是山下一些鄉民見利忘義。像麻竹園和東山男眾學部之間原本是深不見底的溝澗，我們倒了數千卡車的砂土，舖上柏油，才成為一條壯觀的大道，但鄉民偏說那是他們原有的道路，通車未果，便聚眾滋事，有一次還用鐵牛車圍山示威。縣政府唯恐事情鬧大，建議我將麻竹園前面的柵欄拿掉，讓村民搬運農產品的卡車通行。我覺得：遇到「問題」，應該勇於「面對」，而非苟且姑息，我便對縣政府說：「要拆掉佛光山很容易，但是要拿掉這個柵欄可不容易。」僵持數日之後，為了來山信眾的安全及道場環境的安寧，後來還是由縣政府及佛光山在後山會勘地點，做了一條產業道路，才算解決問題。
　　
　　佛教徒經過長年累月的教訓，終於從睡夢中慢慢覺醒：「問題」來了，不能逃避現實，唯有勇於「面對」，「不要退縮」，用理性的方式提出訴求，用團結的力量抵禦外侮，才能解決問題。
　　
　　一九九四年，異教徒挑釁造成「七號公園觀音事件」，明光法師發起「觀音不要走運動」，昭慧法師與林正杰立委在公園絕食抗議。眼見即將釀成政教衝突，許多人卻「面對問題」，無動於衷，甚至隔岸觀火，置身事外。基於佛教的權益及社會的和諧，我「毫不退縮」，挺身而出，不但親自拜訪耶穌教靈糧堂，而且和市議員、市政府作各種協調。後來佛光會決議發動三百輛遊覽車北上陳情，震驚市府，各相關單位遂連夜商討，達成共識，才讓觀音聖像繼續留在公園裡。
　　
　　四十年來，我一直主張將佛誕節訂為國訂假日。今年，昭慧法師與沈智慧立委發起佛教徒向政府申請立法，並請我協助促成。我歡喜允諾，與教界大德聯絡會商，發動信眾集體簽名，並且主動拜訪道教會、一貫道、人事行政局、及立法院。結果今年六月初終於在立法院，獲得二百零七位立法委員的連署，贊成將佛誕節訂為國定假日。消息一經發佈，佛教徒無不歡欣鼓舞，因為這是大家「面對問題，沒有退縮」，攜手合作得來的成果。
　　
　　許多人見我邀眾聚會，侃侃而談，以為我樂於此道，其實我最怕應酬吃飯，最怕到公共場所亮相，也不喜歡寫信、打電話，但是面對社會大眾的「問題」，我不能不設法解決；許多人看我行事快速，說到做到，以為我神通廣大，其實一生中也曾遇到力有未逮的時候，但面對義之所在的「問題」，我不能不秉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戮力以赴。
　　
　　例如：二十二歲那年，我擔任南京華藏寺監寺，必須應付寺內舊僧與地方土豪勾結作惡所加諸的種種迫害，儘管生命危在旦夕，但「問題」既然來了，我自覺更要堅守原則，「不能退縮」，所以力挽狂瀾，和惡勢力周旋到底。雖說革新計劃沒有成功，卻很自豪僧格立場終究沒有失敗。
　　
　　一九九六年，陳履安先生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由於他是虔誠的佛教徒，立身公正清廉，所以我明知沒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很難當選，卻依然堅持「信仰第一」的原則，公開表示支持他。競選期中，曾聞一些人抨擊：「宗教不宜和政治並提。」我聽了這些話，並「沒有退縮」，因為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我們生活在人間，每天「面對」的都是與社會大眾有關的「問題」，雖是宗教徒，何能置身於其外？再說，佛教界不支持佛教徒，優秀的佛教徒沒有力量，那裡肯出來為民服務？事實證明，這一次佛教徒的總統雖然落選了，但佛教徒沒有落選，因為經過這次選舉的教育之後，更多的佛教徒樂意出來為民喉舌，說明了佛陀「人間佛教」的本懷終將被大家所接受。
　　
　　我不但熱心佛教的事務，「面對關係大眾福利的問題」，也「不曾退縮」。記得多年以前，我率弘法團從東南亞歸國時，看到許多台灣漁民在機場迎接，不禁奇怪，後來才想起，在此之前，有幾艘台灣漁船被印度政府扣押，儘管有人勸我：中印斷交，能夠訪問印度已經不易，不要再節外生枝，但我認為：「面對自己同胞的問題，豈可退縮？」於是乘便向尼赫魯總統請命釋放我國的漁船，竟蒙允准。漁民們因感念此事，所以集體到機場歡迎。另一次，有七百多位華人因移民問題被印度政府逮補，我代表佛教向印度政府請求開釋，居然也發生了一點力量。
　　
　　台灣未解嚴之前，每次安全單位的人員到佛光山來，我都為囚禁在綠島的政治犯請命，許多人看我經常被人密告誣蔑，自身難保，一再勸我不要碰觸這個敏感的「問題」，但我還是「沒有退縮」。美麗島的事件發生之後，我和南區警備總司令常持秀先生見面談起此事時，也表示希望當局寬容，不要追究，用開放的胸襟來解決「問題」。中國國民黨十三全大會時，我應邀參加，當時蔣經國、俞國華等要我起來講幾句話，我就說：對於反對黨，要容他，化他，不要排擠他，才能讓社會更加祥和。對於兩岸「問題」，有鑑於多少人因為一海之隔，有家難歸，有親難投，妻離子散，骨肉別離，我建議政府應開放觀光，讓兩岸民眾交流。甚至一九八九年我赴大陸弘法探親時，與中共主席楊尚昆先生見面時，也曾建議中共應宣布台灣為和平區，不要武力犯台。後來台灣的政治開放，兩岸的人民交流，雖然不一定是因為我的話起了作用，但至少我能「面對問題」，就事論事，為所當為。
　　
　　此外，對於戶政機關刁難民眾、稅捐處催稅無視別人的尊嚴、社會人士忽略工商企業辛苦經營等「問題」，我都在講演時公開提出，希望大家能有所改善。甚至多年以前，一位素行不良的候選人硬是要我為他助選，人都已經站在我的講台上了，我還是「沒有退縮」，勇敢地向大眾宣佈：「請大家不要選他！」而面對許多人避諱不談的「問題」，我也都勇於提出看法與解決之道，例如：對於優生保健的「問題」，我提出應該由懷胎的母親來決定；對於安樂死的「問題」，我主張應該由最愛病患的人才有權力決定；對於複製生命的問題，我認為個人的業力無法複製，如何除惑證真，找回自己的本來面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對於服兵役的「問題」，我覺得佛教主張慈悲不殺，但是為了盡忠報國、為了拯救萬千生靈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義舉，絕非婦人之仁可喻。
　　
　　許多人以為：自己修行就好了，不必管社會上這許多「問題」，但你逃得了這個問題，另一方面的「問題」你能逃得了嗎？只要你存在的一天，你的「問題」和社會就有密切的關係，社會的「問題」也和你有密切的關係。
　　
　　佛教向來不怕「問題」，甚至禪宗還主張提起疑情，注重當下，真參實學。世界上許多偉人也都是由於「面對問題，從不退縮」，所以能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勳偉業，其中艾森豪總統就因為從小謹記母親的一句話而立志向上，她說：「人生好像玩橋牌，無論你手上的牌多麼不好，你都要好好地打完這場牌局。」這就是一種「面對問題，不要退縮」的理念。所以，真正的修持，真正的生活，必須「面對問題，不要退縮」；真正有抱負的人，真正有操守的人，也應該「面對問題，不要退縮」。唯有人人「面對問題，不要退縮」，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加祥和進步。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人生三百歲

　　最近常有信徒對我關心，他們有兩種問候方式，一種是：「師父！你要保重啊！」此話聽來，好像人生垂垂老矣，但也只有心領他的好意；另有一種人是問我：「師父！祝你長命百歲！」我笑著說：「長命百歲不夠。」對方一臉驚訝地問我：「那你要活多少歲啊？」我回答他：「人生三百歲。」很多人乍聽之下，都很懷疑：「人，真能活到那麼大的歲數嗎？」其實，你從另外一方面去想，人生豈只可以活到三百歲？如果你能盡情地發揮生命的潛能，你的一生就如同阿彌陀佛一樣，可以活到無量壽，散發無量光。
　　
　　我二十歲那年從佛教學院畢業出來之後，就將自己奉獻給社會大眾，我一生沒有放過年假，也沒有暑假、寒假，甚至星期假日我還比別人更加忙碌；我從早到晚沒有休息，不但在講堂教室裡弘法利生，在走路的時候、在下課的空檔，甚至在汽車、火車、飛機上，我都在精進地辦公、閱稿。每天我都是在分秒必爭、精打細算中度過。如果以一天能做五個人的工作來計算，我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了，假如能活到八十歲的話，就有六十年的壽命可以從事工作，六十乘以五，不就是三百歲了嗎？所以，三百歲不是等待來的，也不是投機取巧來的，而是自己努力辛勤創造出來的。
　　
　　日本松下電器的創辦人松下幸之助先生，就是主張人生要能活到三百歲的創始者。他不但身體力行，模範後學，而且在事業達到顛峰之際，組織了一個以促進世界和平(Peace)、幸福(Happiness)、繁榮(Prosperity)為主旨的PHP機構，此外還成立松下政經塾，為日本政經界培養具有奉獻精神的接班人。松下幸之助雖於數年前與世長辭，但至今他的精神、理念不但對日本人影響至鉅，甚至還是西方人士深入研究的對象，他的人生可以說比「三百歲」還要長久。
　　
　　可見人生的壽命不只從時間上、色身上去計較長短，更應該從其他方面去籌量久暫，像語言上的壽命、事業上的壽命、思想上的壽命、精神上的壽命、功德上的壽命、文字上的壽命，能夠影響深遠，裨益群生，才是我們應該重視的壽命。
　　
　　中國古德所說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不正是無量壽的主張嗎？一般人講究的「傳宗接代」思想，無非也是希望壽命無限，代代相續；甚至現在有許多人在死亡之前，將器官移植到別人身上，也是一種生命的延續。而民主國家、現代企業流行的接班制度、永續經營理念，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薪火相傳，流長久遠，固然彰顯了人類對於生命恆久的希望；歷史上，有節操志氣的人為國家民族的傳承，辛勤勞苦，犧牲奉獻，更是一種生命綿延的體現。
　　
　　因此，所謂「生命」，非僅指個人的生命，生命還可以與別人互用同享。這種共通的生命才是生命的真諦，例如：處處成就別人，給別人因緣，不就是壽命的擴大和延伸了嗎？我們常常看到社會上有些人擁有一塊畸零地，寧可放在那裡沒有用，也不願出售給別人，成就大家的好事，怎麼能延續生命呢？還有一些人很會賺錢，卻不肯用在公益上面，等到兩腿一伸，子孫分爭，煙消雲散，又怎麼能算長壽呢？「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精神，才是生命永續之道。像古聖先賢所創造的文教公益事業，直到現在，我們還享有他們的餘蔭，不正展現了生命的張力嗎？
　　
　　統一企業的創辦人吳修齊先生，不但事業龐大，涵蓋食衣住行各種生活層面，而且對父母之孝順，對家族之幫助，對社稷之造福，對佛教之護持，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九九三年，他在佛光山過八十歲華誕時，告訴我：「將來如果活到九十歲，要捐十億元做為慈善福利基金。」我鼓勵他：「九十歲太少了，希望你八十歲能增加一倍，活到一百六十歲，甚至像阿彌陀佛一樣無量壽。」他聞言大喜，我隨即作了一首打油詩送給他：
　　
　　人生六十稱甲子，
　　
　　真正歲月七十才開始，
　　
　　八十歲還是小弟弟，
　　
　　九十壽翁多來兮；
　　
　　百歲人傑不稀奇，
　　
　　神秀一百零二歲，
　　
　　佛圖澄大師，
　　
　　還可稱做老大哥；
　　
　　多聞第一的阿難陀，
　　
　　整整活了一百二十歲，
　　
　　趙州和虛雲，
　　
　　各自活了兩甲子，
　　
　　菩提留支一百五十六，
　　
　　其實人人都是無量壽，
　　
　　生命馬拉松，
　　
　　看誰活得久？
　　
　　無量壽佛的極樂淨土是累劫以來勤行四十八願所成就的，可見生命是一場和宇宙時空角逐的馬拉松賽跑，唯有以信心、慈悲、願力、修持，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堅持到底，都能活出生命的內涵來。
　　
　　佛經裡有一則「四歲老翁」的故事頗能發人深省：
　　
　　有一位白髮皤皤，齒牙脫落的老公公，有人問他：「老先生！你今年高壽？」
　　
　　老先生回答：「四歲。」
　　
　　對方一臉狐疑地說：「不要開玩笑了，你鬚髮全白，少說也有七、八十來歲了，怎麼會只有四歲呢？」
　　
　　老先生謙卑地回答：「唉！說來慚愧，我實際年齡雖然已經八十了，但那只是馬齒徒增而已。因為我過去的人生是在因循苟且中渾渾噩噩地度過，我真正的人生是從四年前皈依佛門開始。因為這四年來，我才懂得去追求人生的真理，我從行善助人、服務大眾中，體會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所以我覺得自己好像才只活了四歲而已。」
　　
　　我每次想到這個故事的時候，總是深深惋惜：人，何必到了耄耋高齡才感歎只有四歲呢？為什麼不及早把握人生，珍惜生命呢？所以我經常警惕自己：不要做四歲老翁，而應該立志過「三百歲」的人生。
　　
　　我在就讀佛學院時，就十分珍惜寶貴的光陰：每次排班等人，總是利用零碎時間，將文章的腹稿打好，以便爭取快速的時效。在受戒忙碌的作息裡，我訓練自己在返回寮房的路上，邊走邊脫鞋襪，以便早點打坐養息。直到現在，我養成一、二分鐘吃完一餐的習慣，盥洗也只花三、五分鐘，這不是刻意自苦草率，而是對自己生命的珍惜。古德不也是「非拜佛，不妄行一步；非讀經，不輕燃一燈」嗎？那是在珍惜時間，因為生命不能虛度，珍惜時間就是在儲蓄生命。
　　
　　在惜福崇簡的禪門裡，時間也是經常被討論的話題。有一位日本官員在問澤安禪師如何處理時間時，說道：「唉！我這個官做得真沒意思，天天都要受恭維。那些恭維的話聽來聽去都是一樣，實在無聊，我不但不喜歡聽，簡直有度日如年的感覺，真不知這些時間該怎麼打發才好？」
　　
　　澤安禪師送給他兩句話：「此日不復，寸陰尺寶。」
　　
　　有一天，一位信徒問趙州禪師：「十二時中如何用心？」
　　
　　趙州禪師回答他：「你是被十二小時支使得團團轉的人，我是使用十二小時恰恰當當的人，你問的是那一種時間？」
　　
　　的確，會運用時間的人，他的時間是心靈的時間，因為能夠縱心自由，達古通今，所以他的生命展現了泱泱宇宙的全體大用；反過來說，不會運用時間的人，他的時間只是鐘表刻度的時間，由於受到鐘表指針的支配，一小時不會多，一分鐘不會少，因此他的生命渾渾噩噩而渺小有限。
　　
　　許多人問我：「你這麼忙，那裡有時間計劃這麼多的事業？」其實我過去年輕的時候，就時常想：「假如我將來辦教育，應該如何實現理想？」假如我將來辦雜誌，應該如何充實版面？」「假如我將來佈教，應該講些什麼內容？」「假如我將來辦法會，應該如何計劃程序？」……再加上出道弘法以來，我幾乎每一天都在為信眾而忙碌不已，但我不以為煩苦，也不覺得是在為別人解決問題，因為我從傾聽、思惟、喜捨、助人當中，不斷地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由於過去的用心，所以一旦機緣成熟，不論創建道場或籌辦學校，一切構想早已成竹在胸，因此工作就能夠順利進行。如今到了古稀之齡，我仍二六時中處處留心，即使身帶病恙，仍工作不懈。有人問我：「為什麼不享享清福？或等健康恢復的時候再做呢？」我覺得韶光易逝，歲月荏苒，「等待」是生命的殺手，人生的意義是在有限的時光中，擴大生命的田園，與大家同享慧命的花果。
　　
　　過去四川有兩個兄弟同時發願朝禮觀世音菩薩的聖地──普陀山。哥哥想：我必須要籌妥資糧，備好船隻，順江而下，朝禮普陀。弟弟想：我雖然身無分文，但可以沿門托缽，徒步而行。時隔多日，弟弟已經朝禮過普陀山，再返家鄉，發現哥哥仍留在原地為籌措盤纏而苦惱。
　　
　　類似這對朝山兄弟的，社會上的人也可以分成兩種類型：有些人明明今天只有一件事情，卻特地把其中半件事情留待明天才做；但有些人手邊即使有十幾件事情，也希望一天就能夠完成。所謂：「今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懂得及時努力的人，當下就擁有「三百歲的人生」了。
　　
　　記得過去我在建佛光山的時候，信徒說：「你沒有錢，怎麼建得起來？」我先搭個小草棚，慢慢計劃，佛光山不就這樣建起來了嗎？我最初辦佛學院的時候，教界有人說：「你沒有人，怎麼辦得起來？」我先求其有，以一當十，當年一個個畢業出來的學生，不都成為今日佛教界的菁英嗎？我在辦文化事業的時候，有人嘲笑我：「你沒有經驗，怎麼做得長久？」我虛心請益，邊做邊學，如今各種文化出版不也蓬勃發展嗎？我想辦社會教育的時候，大家說：「你沒有地，根本一籌莫展。」我先在寺院裡成立技藝班，慢慢拓展，現在不也因口碑良好而獲得大眾的肯定嗎？我不為困難所惑，反而視之為生命的資糧，林林總總的佛教事業於焉成立，不但充實了我的人生，也成為信眾生命的一部分。欣見於此，所以，我更積極地從事各種弘法的工作。
　　
　　過去別人看到我做事神速，一臉的驚喜，我連忙打趣說：「我是『限時專送』。」現在承蒙信徒厚愛，法務更忙，我更加惜時如金，每次一分不差地赴約，總是引來一陣歡呼，我更為自己打趣說：「我是『快遞』。」其實，「限時」也好，「快遞」也好，無非都是想要為自己創造更長久的生命。
　　
　　我曾聽過一則「滴水和尚」的故事，其中所蘊含的生命意義，讓我久久難以忘懷：儀山禪師在洗澡的時候，因為水太熱，就呼喊弟子提桶冷水來加。一位弟子提了桶冷水來，將熱水加涼了，便順手把剩下的水倒掉。禪師不悅地說：「你怎麼如此浪費？世間上不管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用處，只是大小價值不同而已，你卻如此輕易地將剩下的水倒掉。你要知道即使是一滴水，如果把它澆到花草樹木上，不僅花草樹木喜歡，水本身也不失其價值，為什麼要白白浪費呢？」弟子聽了以後，若有所悟，於是將自己的法名改為「滴水」，這就是後來非常受人尊重的「滴水和尚」。
　　
　　一滴水，可以助長樹木花草的生存，這一滴水就是無限的生命；一句話，給人鼓勵，讓對方有信心地生活下去，這一句話就是無限的長壽。在民間，我們常看到一些婦女，喊丈夫，不叫名字，而叫他：「殺千刀的」、「死鬼」、「短命」、「夭壽」……如此不珍惜生命、感情，怎麼能成為恩愛的夫妻呢？還有些人，一件衣服明明可以穿五年，但是他三個月就把它穿壞了；一雙鞋子明明可以穿兩年，但是他幾天就將它磨損了；一些父母任小孩在沙發上跳躍翻滾，在桌子上任意敲打切割，好好的物品沒用幾天就千瘡百孔，凹凸不平，令人不忍卒睹，像這種從小就不懂得珍惜生命價值的人，將來如何期望他能懂得「人生三百歲」的意義呢？小貓小狗如果常常得到讚美，會長得更活潑美麗；一花一草若能常常得到照拂，也會活得欣欣向榮。當然，有些人的生命能與風霜雨雪奮鬥，但多數人的生命要在慈愛關懷之下成長，我們能關愛別人的生命，自己的生命自然能獲得延長。所以，我們為人處世，說話要立志說有「三百年」功用的話，做事要立志做「三百年」長久的事業。凡是一言一行都能夠影響「三百年」的人，就是最懂得生命意義的人了。
　　
　　唐伯虎有一首打油詩，形容人生的短暫，道盡了古往今來許多人心中的遺憾：
　　
　　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為奇，
　　
　　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
　　
　　中間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裡過了，
　　
　　算來只有二十五在世，受盡多少奔波煩惱。
　　
　　其實，如果你了解生命的意義，就不會如此怨歎了。你看，堅貞不拔的老松，一活就是數千萬年之久；尼拘陀樹的一粒種子，也能夠繁衍出無限的生機；還有，顏回只活了三十歲，他的善德賢名不是流傳千年嗎？僧肇大師也只活了三十一歲，他的一部《肇論》，千百年來不也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佛教嗎？真正懂得生命的人，不會受時間限制，不會受空間阻礙。
　　
　　兩千五百年前的靈山勝會，在虛雲老和尚的眼中，宛然存在；十萬佛土外的極樂淨土，阿彌陀佛也正在那裡說法。所謂「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我們用口說，可以創造無限的生命意義；我們用耳聞，可以聽到無限的生命在呼叫；我們用目視，可以看出無限的生命在活動，甚至我們用心思惟，都能夠體會無限生命的意義。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每一件事都是要依靠眾多的因緣才能成就，每一個人都是要仰賴無限的生命才能成長。像現代人所提倡的「集體創作，共襄盛舉」，就是在實踐「同體共生的生命」。只要我們抱持服務大眾的理念，一剎那間可以創造無窮無盡的生命，一微塵中也可以安立無量無邊的法界生命。　　
　　舉目望去，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展現生命力的舞台，即使是一莖小草奮力從石縫裡冒出來，接受雨水的洗禮、陽光的照耀，也是為了長養生命；即使是一棵寄生的樹藤，攀爬在牆頭上，迎風搖曳，搔首弄姿，也是為了延續生命；甚至螟蛉子也知道父母不能生育，因而借助別的昆蟲來展現自己的生命。
　　
　　俗話說：「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實，名倒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將小我的生命融入宇宙大化之中，造福無量無邊的眾生，讓一己的意志流入整個世間，與虛空萬物同在，那才是生命的真諦。阿彌陀佛之所以為萬人崇拜稱念，就是因為他證悟了無量壽、無量光。無量壽意謂超越了時間，無量光意謂超越了空間，能超越時間的人才是與真理相契合的人。因此，「三百歲」還是一個人生短暫的理想，如何擴大永恆的理念思想，我們還應該要向阿彌陀佛的無量壽、無量光邁進。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不能不信因果

　信佛重要，還是信因果重要？我個人認為：寧可以不信佛，但不能不信因果。因為不信佛，佛祖不會氣惱怨怪我們，降罪傷害我們，所以信佛固然對人生有很大的助益，不信佛也不會產生不好的後果。但是不信因果、不明因果、不知因果、不順因果而行，則後果不堪設想。因為「因果」是亙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的真理。大至國家興衰，小至個人得失，追根究底，其中的一切過程，惟有「因果」二字才能予以說明。
　　
　　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即使是變種接枝，也有變種接枝的結果。像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孔孟諸子，並非出身權貴世家，但由於懂得「因果」，知有所為，所以能成聖成賢，模範千古。夏桀、商紂、周幽王、秦始皇，乃至大建佛寺，擁護佛教的石虎、隋煬帝等，雖然掌握政權，坐擁山河，但由於違背「因果」的善惡法則，專制暴虐，殘忍成性，所謂「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最後逃不過「因果」定律的制裁，所以不但自己喪失性命，遺臭萬年，甚至招感國家滅亡、朝廷傾覆的厄運，寧不悲乎！
　　
　　猶有甚者，因果報應延及生生世世，及至惡業盡消，方得休止，即使以「神通第一」著稱的目犍連，也無法敵過宿世業障，被外道梵志以瓦石擊死；而至尊佛陀，雖已圓滿菩提，但由於夙業猶存，所以有木刺穿足、空缽而回、頭疼背痛等災難。經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此生空過，後悔無追。」所以智者無不以因緣果報之理則作為殷鑑。
　　
　　過去一個小偷在偷椰子的時候，被椰園的主人逮個正著，小偷辯解道：「我沒有偷你的椰子，因為我偷的是樹上的椰果，你種的是地下的椰種。」樹上的椰果和地下的椰種難道沒有關係嗎？所謂：「長安不是一天造成的。」從大陸到台灣，貪污腐敗的「因」，造成河山易幟的「果」；省籍衝突的「因」，造成二二八事變同胞互殘，族群等爭鬥不已的「果」，始作俑者能無悔乎？蔣家和毛家對國家社稷的功過姑且不論，但觀其後人種種不幸，「因果」之間的關聯實在不可思議。
　　
　　自古以來，許多人正像那盜取椰子的小偷一樣，只看到結果，而不追究原因，以致於濫起無明迷惑，再造新業罪殃，致使受苦無窮，「惑業苦」因果循環，無有止期！像目前全球犯罪年齡普遍降低，青少年作奸犯科者日益增加，許多人指責老師不善誘導，但父母的身教又如何呢？目睹世風日下，許多人慨歎人心不古，但誰能體會媒體也有責任呢？政經動盪不安，許多人遷怒於彼，但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嗎？各地天災人禍不斷，許多人怪這怪那，但人類是否洞察到殺業深重的原因呢？
　　
　　懂得「因果」的人，見到山林河川遭到破壞，就知道社會大眾對大自然的財富不知妥善保護，有一天地球將反撲人類；見到兒童在路邊戲耍小魚小蝦取樂或玩弄蟬兒、蜻蜒、蝴蠂、金龜，就知道長大成人對於生命的價值不予重視，有一天社會將亂象頻起。偈云：「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姓，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甘肥任我需，莫教閻老斷，自揣應如何？」「千百年來碗裡羹，怨聲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這都說明了「因果」昭然，絲毫不爽，我們能不謹慎規範身口意業，念念警惕嗎？
　　
　　社會人士不懂因果，苦迫交煎，猶可認為愚痴；但有時見到佛教人士也不明因果，迷惑造業，真是感慨無已。像信徒布施，施錢獻力，我們為什麼要祈求極樂世界勞煩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報償呢？一些寺院只知要求信徒無相布施，但自己有無相的修為來接受供養嗎？行腳於寺院殿堂、寬廣庭園之中，是否想到自己應如何延續前人的播種，期使結出豐碩果實，以為報答古聖先賢？一些教徒利用佛教資源，大力提倡社會公益，但自己在教內自私自利的行徑又如何啟發大眾？
　　
　　記得小時候看到民間廟觀牆壁上描繪「十殿閻王」、「刀劍油鍋」的情景，「因果」報應的觀念深植心中，至今難忘。及至稍長，剃度出家，參加法會，誦到《瑜伽焰口》中的文句：「近代先朝，帝主尊榮位，勳戚侯王，玉葉金枝貴，宰執中宮，婇女嬪妃類，夢斷華胥，來受甘露味；國士朝臣，經緯匡時世，牧化黎民，未遂忠良志，失寵懷憂，謫降邊邦地，戀國遊魂……。」更覺「因果」業報歷歷不爽，故而時時引以為誡。
　　
　　一九四九年，初來台灣，掛單中壢圓光寺，常看到住持妙果老和尚寫一首偈語送給信徒：「三寶門中福好修，一文施捨萬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在敬信之餘，心中亟思：佛教本身固然是上好的福田，但身為佛子的我們如何將這塊福田的價值發揮到極致？一九五四年，慈航法師捨報圓寂，恭讀遺偈：「法性本來空寂，因果絲毫不少，自作還是自受，誰也替你不了。」在感念慈老生前種種行誼之餘，更加提醒自己要不昧「因果」，慈悲利眾。後來我在世界各地創辦佛教學院，期能紹隆佛種，報佛深恩於萬一；我每年舉辦僧伽講習會、寺院行政講習會等等，藉此促進教內的交流；我設立佛殿講堂、養老精舍、墓園設施、義診醫療，希望所有對佛教有貢獻的人都能往生佛光淨土，讓他們的善心好「因」都能在此生享受善美的「果」報。
　　
　　如今眼看世事滄桑，歲月無情，深深感到「因果」不是哲理，而是一種宇宙人生的真相。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乃至人我相處、道德、健康、經濟等，都各有其因果關係。例如腹饑進食，進食是因，解饑為果；口渴喝水，喝水是因，解渴為果。我們絕對不能強求喝水可以解饑，進食可以解渴，因為那不合乎「因果」的法則。
　　
　　常聽一些人說：「我每天燒香拜佛，為什麼身體多病呢？」「我信佛如此虔誠，為什麼錢財被人倒了呢？」「我吃齋念佛，為什麼生活感到不順利呢？」「我每天打坐參禪，為什麼命運多舛呢？」我聞言不禁覺得奇怪，佛門不是保險公司，只知道一味祈求佛菩薩加被，自己的言行卻違背「因果」，怎能得到好報呢？所謂「種如是因，得如是果」，信仰有信仰的因果，道德有道德的因果，健康有健康的因果，經濟有經濟的因果，我們不能錯亂「因果」。想要身強體健，必須注重飲食、運動，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想要事業成功，必須精進勤奮、把握機會、分析市場趨勢；被人欺騙，應該先檢討自己是否貪小便宜，傷害別人；遭到扒竊，應該先反省自己是否太過招遙，將錢財露白，甚至或許前世有欠於他。
　　
　　也常聽一些人說：「某甲經常布施行善，但是為什麼如此貧窮呢？某乙為非作歹，為什麼這麼富有呢？」經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因果業報有現報、生報、後報，就好比植物有春種秋收，有一年生，有多年生。「因果」業網比植物的生長因素更為錯綜複雜，之所以遲速不一，輕重有別，其間的「緣」也很重要，好比一顆種子，即使再好，也需要沃土、陽光、空氣、水分、剪枝、施肥，才能茁壯成長，開花結果。世間之事亦然，一個人具有才華固然是一個好「因」，但也要加上好「緣」，才能得到好的結「果」。一個人素行不良固然是一個惡「因」，但如果能加上一些好「緣」，也可以改變因與果之間的關係，或許會減輕將來的惡「果」。所以，當我看到一個人才，總是在心裡想如何給他一個好的因緣，讓他能夠早日成就；當我看到冥頑眾生，也常思如何循循善誘，給他改過向上的機會。
　　
　　社會上有些人見到親友的輝煌成就，不但無視於這是多少「因緣」的耕耘得來的「結果」，卻在一旁說風涼話：「他不知道用什麼手段發了這筆橫財！」「他不知道怎樣攀緣上司，才獲得陞遷！」甚至有些人看到正信宗教蓬勃發展，不但無視於宗教淨化人心方面的成效，卻帶著嫉妒的心態大加撻伐，貶抑抹黑。每當目睹此情此景的時候，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一個社會如果連善美的宗教都容不下，如此惡「因」還能奢求進步發展的善「果」嗎？
　　
　　佛光山開山三十多年來，有的人只見到出家法師眾多的「果」，卻沒有看到我們多少辛苦培養僧才的「因緣」；有的人只見到在家信徒眾多的「果」，卻沒有看到我們花了多少心思教育信徒培植的「因緣」。三、四十年來，我看到千萬僧信和佛光山緊緊結合，一起成長，心中感到無限欣慰；但也看到少部份的人由於因緣不順，為了一句話、一件事、一個臉色、一個神情，離棄寶貴的信仰，甚至倒行逆施，妄語謗法，上焉者懂得及時追悔，猶可挽救；下焉者一路錯誤到底，終至萬劫不復的地步。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吾人對於世事「因果」豈可不明辨慎思？
　　
　　佛教的「十來偈」說得好：
　　
　　端正者從忍辱中來，貧窮者從慳貪中來，
　　
　　高位者從禮拜中來，下賤者從憍慢中來，
　　
　　瘖啞者從誹謗中來，盲聾者從不信中來，
　　
　　長壽者從慈悲中來，短命者從殺生中來，
　　
　　諸根不具者從破戒中來，六根具足者從持戒中來。
　　
　　短短數語，說明了禍福窮通的緣由，所以了解「因果」可以助人樂觀進取。像我生來歌喉五音不全，說話鄉音難改，自忖這與往昔「因果」有關，便不會惱怒生氣；受到別人的冤屈傷害，想到此乃宿世「因緣」所致，便不會灰心失望。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說：「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雖然宿世的惡業形成今世的障礙，但我深信只要肯耐心培養當下的善緣，改善過去的惡因，未來必定有無限的希望。所以，我學習發展其他長處，努力讀書以撰文和人結緣，由於有了這個「因緣」，結「果」文學的鑰匙為我開啟了一扇寬廣的天地；我學習堅守承諾，永不退票，由於有了這個「因緣」，結「果」獲得許多人的信任；我學習給人歡喜，滿人所願，由於有了這個「因緣」，結「果」許多人都樂於和我共事；我學習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由於有了這個「因緣」，結「果」衝破了許多難關。
　　
　　懂得「因果」，可以讓我們勇於面對挫敗。記得過去由於年輕氣盛，只知直心講理，不知人情世故，每遇阻難當前時，三思反省，才發覺自己在無意中傷害了別人，所以我學習改變立場，改善關係，有了這個「因緣」，結「果」贏得許多珍貴的友誼。佛光山最初開山時，頻遭山崩洪水的災難，當我知道這是土質、天候的關係時，便從植林種樹、水土保持著手，有了這個「因緣」，結「果」不但天災帶來的損失減至最低，而且全山綠蔭密覆，風景優美，成為信徒香客流連忘返的勝地。
　　
　　多年以前，一位發心的信徒要將五千萬台幣捐出來，希望我能辦一所大學，但我自認沒有這個「因緣」，對於結「果」能否如其所願沒有把握，所以好言婉拒。四十年前還有一位住在迪化街的信徒在過年時包給我一個十萬元的大紅包，我只收了一百元，雖然我的經濟十分困難，但我自問福薄德淺，恐將愧對信施，有負「因果」，所以將其餘款原封退還。剛到美國時，一位久居當地的佛教徒表示想捐二千三百萬美金給我辦學，另一位虔誠的信徒也聲明要捐助三百萬美元作為建寺基金，雖然數目龐大耀眼，但我堅持佛教事業應由十方共成，自忖我的功德條件不符，不能由於貪圖眼前的利益，讓社會大眾失去種福田的機會，所以一概辭謝不受。雖然類似的情況發生多次，讓我與大心功德失之交臂，但我從不後悔，因為我覺得錢去了有再來的時候，如果在「因」上苟且大意，自己遭受不好的「果」報尚屬事小，萬一斷送了眾生的慧命，豈不罪過深重！如今我在世界各地辦了多所大學，西來寺也屹立美西，成為發展歐美佛教的基地。這些事實說明了只要我們自己不負「因果」，「因果」必定也不會辜負我們。
　　
　　在宜蘭弘法時，有人自稱在公路局做事，想捐砂石給我們舖路，但先要拿錢給他運送砂石；在佛光山初開山時，有人自言是陸軍官校的上校，想捐二百石米糧給寺眾，但要我先墊車費。凡此例子不勝枚舉，但我總想到國家的公物、軍糧怎可輕易拿走，再說自己也沒有這個「因」緣條件可以接受，故當下回絕，結「果」後來都證明這是一樁騙局，不禁慶幸不已。經常見到一些人被人詐取錢財，甚至遭到破產、身亡的厄運，深究其中原因，大都由於當事人一念貪心所致。《楞嚴經》云：「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誠乃不虛之言也。
　　
　　所以，我常對佛光山的弟子們說：「我們要用『因果』的筆來記帳，用正直的心來理財。」佛光山管帳理財的人多達百人，但在金錢上從無差錯，這是因為大家的心裡有「因果」觀念，所以三十年來融洽和合，相安無事。
　　
　　信徒捐給佛光山的錢財，指定是用來出版雜誌的，不會被挪用購買香燭；指定是用來買水果供佛的，不會被挪用購買飲食；指定是用來作為僧眾道糧的，不會被挪用作為建築款項；指定是用來添置車輛的，不會被挪用裁製僧服僧鞋。因為佛光山的大眾對於信徒的每一分錢都能俯仰無愧，不錯置「因果」。
　　
　　我常對佛光山的信眾們說：「佛光山的帳簿掛在牆上。」大眾的功德芳名永遠鑴刻在佛光山各殿堂的樑柱及陶壁上，因為信徒發心的「因果」，我們必須重視。
　　
　　我常對佛光山的功德主說：「你們都是佛光山的『頭家』(台語，老闆的意思)！」數年前，我組織「功德主會」，施以佛法的教化及心靈的提昇，因為對於信施恆長的「因果」歷史，我們必須銘記於心。
　　
　　我也常對佛光山的義工、金剛們說：「過去的天龍八部經常環繞在佛陀的四周，你們是現代的天龍八部，應當受到我們的禮遇。」佛光山經常舉辦義工會議、金剛會議，以實質的鼓勵回饋為道場出力服務的男女老少，因為我主張：眾人奉獻佛教的「因」不必等到將來結「果」，身為佛陀侍者的我們，應該在現世代為及時報答。
　　
　　甚至我在佛光山手擬各種制度，揚善懲惡，讓善「因」繼續綿延，善「果」集體成就；我創立佛光會，讓十方善「因」結合，共同謀求善「果」。
　　
　　中國諺云：「順天則昌，逆天則亡。」「天理昭彰，疏而不漏。」日本楠正成將軍在行刑臨死前，也寫下「非、理、法、權、天」五個字。其中「天」，指的就是因果。《華嚴經》則直接簡明地指出：「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世間一切成敗得失、成住壞空既不是鬼神所能操縱，也不是權勢所能左右，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因果」法則。佛教的精義在明因識果，佛教的目的在教化人心，所以信仰佛教很好，明白「因果」的道理更好；明白「因果」的道理很好，奉行「因果」的法則更好。
　　
　　所以，我說：「你可以不信佛，但不可以不信因果。」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