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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哲學 -- 往事百語2　星雲法師著

小，不能忽視

一般人皆貪多求大，即使在目前日新月異的時代裡，世人以短小精薄為美，也多從其眼前的實用利益著眼，例如：小書易於攜帶，小車便宜省油。
　　
　　其實，就在我們的身邊，有許多「小」而不起眼的人、事、物，其未來性往往不可限量。例如：「小」砂石混在水泥中，可以建高樓大廈；「小」螺絲釘鎖在大機器中，可以運轉生產；「小」水滴不斷滴下，力可透石；「小」火星足以燎原；河床中一塊塊「小」土的沉積，可以讓流水淤塞；「小小」的一句話，足以影響一國之興衰；一文「小小」的布施，或能濟人燃眉之急；一絲「小小」的微笑，給人信心無限；一聲「小小」的愛語，散播了歡喜與鼓勵；每日一件「小小」的善行，足以廣結善緣；聽了一則「小小」的故事，可以發人深省；「小」兒童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小」王子長大可以繼任王位，統治全國；「小」不忍，即足以亂大謀……，凡此皆說明了「小」之不可忽視。
　　
　　記得幼時，母親多恙，我常在病榻前為她讀誦故鄉揚州七字段的故事，母親則糾正我所念錯的字，日積月累下來，我不但從不識字的母親那兒認識許多國字，培養我閱讀的興趣，更增長我忠孝節義的觀念。現在想想，童年時「小小」的孝心，竟成為我希聖希賢的啟蒙因緣，真是不可思議！
　　
　　及至稍長，家人送我到私塾讀書，一天，無意中看到附近讀洋學校的小朋友的課本上有這麼一段話　　
　　「短衣短褲上學校，
　　
　　從不遲到一分鐘。」
　　
　　我將這句話謹記在心，並且朗朗上口，奉為圭臬。直到現在，我向來為人所稱道的守時守信習慣，實則源於這「小小」的一句話。
　　回想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出家生涯，我在佛法大海裡，也經常自「小小」的一瓢飲中，盡嘗無邊的法味。
　　
　　青少年時，於各處參學，無論是一合掌，或一頂禮，雖是「小小」的動作，我都儘量表達內心的誠敬；向師長的一請示、一報告，即使是「小」事一樁，我也盡己所能，述說得適當合宜。猶記得至金山寺掛單，苦候五個小時，沒有人理我；到毗盧寺參訪首座，等了三天，不蒙接見，在這些「小小」的等候裡，我學到了逆來順受、虛心耐煩，從中獲益甚大。
　　
　　我也曾在多位老和尚座下忝任侍者，每天供應三餐，佇立侍候，添飯加菜；有時參加焰口法會，我側立在七大師身旁，寸步不動達八小時之久。這樣的兼職侍者，一做數年，雖然異常辛苦，精神上卻備感充實，因為我從那些長老大德的行儀中，學習到做人處事的禮貌與進退時空的分寸。由於從事這些「小小」的工作，我深深地體會到佛法的大用，使我於忙中不覺忙，苦中不感苦。
　　
　　出家剃度時，我最尊敬的容齋法師為我提取法名──「今覺」，並且告訴我：「不可以『小』看這兩個字！能夠當下做到，就不愧出家學道。」我從此將這「小小」的一段話印烙心田，並且時有所感。後來，我一直鼓勵學生或信徒，學佛修行，貴在每日反觀自照，「小」覺「小」悟，久而久之，自能大徹大悟。
　　
　　我雖是家師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但是並不因此而享受殊遇，有的只是更嚴厲的呵責。十六歲那年，染患瘧疾，時冷時熱，乏人照顧，正在奄奄一息之際，家師遣人送來一「小」碗鹹菜，給我配稀粥吃，令我感動涕零，旋即立誓盡形壽以身心奉獻佛教。一「小」碗鹹菜，引發大願，固不足為外人道，憑著這一點「小小」的感恩心，使我在人生旅途中歷經千辛萬苦，猶能百折不回，而未嘗稍改初心，才是我這一生中最大的收穫。
　　
　　十八歲時，至常州天寧佛學院，因名額已滿，無法如願就讀，想去禪堂參學，也遭拒絕，只好任職行單行堂。一位糾察師送我一雙襪帶，這是我參學期中所收到的唯一禮物，東西雖「小」，卻使我從此學會了廣結善緣。
　　
　　十九歲時，來到焦山佛學院讀書，客堂知客師慈悲，不但笑容相迎，還幫忙攜拿行李，招呼送單。當時，我還只是一名年輕的學僧，竟能受此禮遇，心中真是感動不已！這段人生中的「小」插曲，對於我日後待人處事，有著莫大的影響：我畢生提倡「給人歡喜」的信條，不就在這「小小」的事件上透露出無限的深義。
　　
　　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情勢危急，我與另一位同窗相商的結果：他留守在大陸與常住共存亡，我則渡海到人生地不熟的臺灣，大家分頭發展，為佛教的繼絕存亡盡一己棉薄之力。四十多年來，我念茲在茲，為開拓佛教而努力不懈。每當遭遇困境，憶及與彼岸故人之間這個「小小」的承諾，心中自然就會產生一股巨大的願力，激勵我奮發堅忍，終能衝破難關。這幾年來，我四處打聽他的消息，終於與他取得聯繫，並且盡力給予資助，主要地正是感念當年彼此心繫佛教的這份「小小」共識。
　　
　　一般人對於我能站在臺上，面對數以萬計的聽眾廣開大座，感到欣羨，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從過去「小」型的佈教中，累積多次經驗而有的成果。一九五三年，我應李決和居士之邀，到宜蘭雷音寺弘法。記得初次上臺講經時，我手腳發抖，為了不被察覺，只得雙手抓緊桌緣，好不容易下了臺，才發現自己全身已是汗流浹背。隨著說法次數的增加，我的膽子壯了，風儀也有了改進。二十年後，我踏入國家的殿堂，近十年來，我頻頻走上世界的講壇。此時的心情，既是為現在信眾的聞法虔誠而感動不已，更是為過去信眾的慈悲成就而升起無限的感恩。
　　
　　二、三十年前，寶島民智未開，神佛不分，為了使正信的佛教深入民心，只得挖空心思，設計各種活動。一天，我福至心靈，想到過去佛陀時代以音聲傳教，但是，卻苦於當年並沒有什麼佛教歌曲，便自己動手寫詞，請楊詠譜先生譜曲，把當地優秀青年一起唱到佛教中來。後來這些青年組成歌詠隊，跟著我上山下鄉弘法佈教，每次風塵僕僕而去，披星戴月而返，一支支「小小」的佛曲就這樣傳揚開來。
　　
　　多少民眾雖然識字不多，但是被歌曲的詞意所感動而法喜落淚！多少人不慣聽聞深奧的佛法，卻在悠揚的聖樂感召下欣然入教，五○年代的臺灣，民風還很保守，這一支「小小」的隊伍，卻以其朝氣蓬勃的歌聲，橫掃蘭陽地區，遍灑菩提種子，後來，我們還突破窠臼，將佛教聖歌、讚偈等錄製成唱片，以另一種型態來呈現佛法妙意，令人耳目一新！一張張「小小」的唱片就這樣將佛教帶入各個家庭。
　　
　　「宜蘭念佛會」的成立，是我與信徒們共修的開始。接著，臺北念佛會、龍岩(糖廠)念佛會、頭城念佛會、羅東念佛會……相繼成立，這些講堂的規模雖「小」，卻接引很多人學佛修行，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今春(一九九二年)，我到英國主持倫敦佛光協會成立大會，與副會長趙麗珠小姐會面，她首先興奮地提起三十五年前我曾送她筆紙文具的往事，由此大家打開了話匣子，從其父親──龍岩糖廠廠長趙望先生當年在廠內設立共修會之種種，談到目前她對國際佛光會的展望與抱負。時光真有如白駒過隙，孰能想像眼前這名豪氣萬千，積極在異域推動佛教的護法，正是過去那個乖巧恬靜的「小」童女呢？而最可貴的是：「小小」的念佛會成就了殊勝的法緣，緣緣相牽，脈脈相傳。
　　
　　一九五七年，張優理(慈惠)、吳素真(慈容)等首開佛教在電臺佈教的先例，於民本廣播電臺製作主持三十分鐘的定期節目「佛教之聲」，沒想到乳燕初啼，一鳴驚人，接著，又應中國廣播公司之邀，再闢「覺世之聲」。這些當年與我共寫歷史的青年們，均先後隨我出家，我們胼手胝足，由宜蘭雷音寺的弘法到高雄佛光山的開山；由國內各別分院的建設，到遍布世界的佛光寺與佛光會的成立；由「小」型的共修會到大型的國際活動，一晃三十餘載，我們由無到有，如今，心平接棒統領佛光山寺，慈莊、慈惠、慈容、慈嘉等則由少不更事的「小」女孩，成長為當今教界舉足輕重的長老比丘尼。慈惠更於第十八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榮膺副會長，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比丘尼。
　　
　　年少時非常喜愛讀書，每於晚上開大靜後，躲在棉被裡，拿著一炷香偷偷地閱讀默記，夜夜如此下來，居然也背了不少古文佳作，讀了不少章回小說。拜這點「小小」香光之賜，我奠下些許國學基礎。
　　記得十八歲在焦山佛學院念書時，有一天心血來潮，塗鴉「小詩」數首，並且試著投稿，不意這篇「小小」的處女詩作竟在《江蘇新報》上披露，令我喜出望外，引發了我對文學的興趣。
　　
　　二十五歲時，我在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承關凱圖老師在任課之餘，發心教演培法師和我六個月的日文，憑著這點「小小」的文法基礎，我將智道法師贈我的一本日文佛典譯成中文，並承王法蓮老居士贈紙、聖瑞法師出款、聖印法師謄清、心悟法師校稿、竺摩法師題字，《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的中文版終於問世了！一本薄薄的「小」書，由這麼多因緣和合而成，不也是觀音菩薩普門示現嗎？
　　
　　二十三歲在法雲寺日夜看守山林，在山上「小小」的草寮裡，我伏在冰冷的地上，完成了《無聲息的歌唱》，出版後甚受歡迎，給予我莫大的鼓舞，我自許要繼續筆耕，好讓讀者們飽餐法味！
　　
　　二十七歲，在雷音寺的斗室中，每晚就著「小小」的裁縫機，我寫下了《玉琳國師》與《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曾被拍成電影，又被改編成收視率頗佳的連續劇「再世情緣」，一本「小」書能躍上銀幕，以聲光弘法，實在是始料未及。而《釋迦牟尼佛傳》則是我日夜揣摩曠世聖者一言一行所寫成的，書雖非巨擘，但是其中一小字一小句，無一不是我與佛陀無數次接心印心的深刻體驗。後來，我以點滴書款購地興寺，「小小」的書冊不但以文字般若延續慧命，更成為佛教事業的資源。
　　
　　一九六一年，我承張少齊、張若虛先生的厚愛，接管《覺世旬刊》，三十年來兢兢業業地經營，如今每期十多萬份的發行量已普及海內外各個家庭，這份每十天出版一次的「小」冊子可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啊！
　　
　　一九七九年始，我陸續在三家電視臺製作佛教節目，不但屢獲頒獎，也由過去的外製，到目前電視公司的付費內製；此外，更從國內的播出到國外電臺的轉播，並且應觀眾要求，將內容結集成冊，譯成各國文字，可見只要內容富含意義，製作品質精良，即使是短「小」的社教節目也能受到社會的肯定。
　　
　　從宜蘭的兒童星期學校到現在各別分院的幼稚園、兒童班，乃至海外的中華學校，屈指一算，我辦了近四十年的兒童教育，對於「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這句話實在是體驗良深。就以早期畢業的園生來說吧，李宗德是耳鼻喉科的名醫，林孝信在美國開創電腦圖書公司，韓慶雲擔任服飾公司董事長，林幸子在海內外設廠製作禮服，黎明哲、蔡明得在軍公機關任職主管等，他們不但事業有成，家庭美滿，而且積極參與公益活動，於護法衛教更是不遺餘力。我深深感到：幼稚園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學前教育園地，若能於教學上運用巧思，灌輸正確的人生觀在幼童「小小」的心靈上，他們長大成人之後，自然就會懂得感恩惜福，勤奮向上，不但個人前途無量，也是國家民族的至福。
　　
　　環視佛光山，其中的一景一物都與我有著深厚的感情；當年親栽的小樹小花，現在已成了滿山的濃蔭；東山的一「小」堆砂石阻擋了失控的車輪，使車內的心平和四個小沙彌免於一禍；大悲法會中一「小」瓶一「小」瓶的淨水，因屢有靈異事跡而傳為佳話；陳列館中那一尊「小小」的燈花舍利觀音像是印度朝聖跡時，佛菩薩顯示的聖跡，不知讓多少香客佇足圍觀，增上信心！
　　
　　誰說「小」是微不足道的呢？「小」，正代表著無窮的希望──只要我們耐煩有恆，時間的浪潮會將「小小」的人物推向時代的前端；只要我們腳踏實地，歷史的巨手會將「小」因「小」緣聚合成豐功偉業；只要我們心存篤敬，即使是一念「小小」的誠意，慈悲的諸佛菩薩也會予以庇佑。眼睛很小，可以看遍世界；鼻孔很小，卻嗅著虛空的氣息；每一個小小細胞，都助長了人生的生存。莫以小善不為，莫以小惡可為，任何一「小」步，都是人間前途的一大步，「小」，蘊藏著不可忽視的力量！
　　
　　(佛光廿六年－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不見不聞的世界

　剛入佛學院念書，偶爾也進入禪堂參禪，堂主明度禪師說：「真正會聽的人，要聽無聲之聲；真正會看的人，要看心內的世界。」
　　
　　當時雖不太了解，但是覺得這句話蘊涵著甚深的法義，就把它記在心裡，沒想到對於我的一生，居然有著很大的影響。
　　
　　十五歲時，受三壇具足大戒，當我好奇地瀏覽戒壇風光時，戒師的一根籐條狠狠地打在我身上：「你看什麼？這世間上那一樣東西是你的？」於是，我閉目不看，在漆黑的世界裡，我燃起一盞心燈，世界的一切原來都在自己的心中。我學會了不看外而看內，不看有而看無，不看妄而看真，不看他而看己。三個月後，我在長廊上睜開眼睛，見到外界的青山綠水、藍天白雲，真是美不勝收！經過一番反觀自照的日子，雖然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但是心裡的感覺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直到現在，我走夜路，上下樓梯，即使不用眼睛看，也都很自如無礙。甚至我常覺得：用心眼去感受世間事，比用肉眼去觀察還要來得如實真切。
　　
　　二十八年前，剛買下佛光山時，信徒們看到滿山都是野草刺竹，交通又不便利，不禁大失所望，個個都說：「這種地方，誰願再來！」我不管眾人的看法，率領出家弟子們同心協力，搬石運土，移山填溝，終於將荒山曠野開闢成道場。現在，佛光山不但是臺灣的觀光勝地，而且也成為國際佛教的重鎮，當初說不來的信徒，已經不止百次上山，可見當時親眼所見的，親口所說的，也不一定正確啊！「有願必成」，我們要相信自己心中的願力。
　　
　　一九四一年受戒後，在律學院念書，夜裡巡寮，萬籟俱寂，驟聽落葉敲磚，夏蟲鳴唱，彎彎明月高掛夜空，不覺停下腳步，側耳傾聽，不料一頓杖責加身，糾察師喝斥道：「聽什麼？把耳朵收起來！這個世界上，什麼聲音是你應該聽的？」於是，我開始練習充耳不聞，但是好難啊！我乾脆用棉花球塞住雙耳，不聽世間的雜音，漸漸地，我的耳根清淨了，心中也自然空靈了。才剛體會到無聲之聲的法喜，老師又一個巴掌打了過來：「怎麼把耳朵塞起來？把耳朵打開來聽聽，什麼聲音不是你應該聽的？」我把棉花球拿開，各種音聲排空而過，直穿腦際。定下神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大自然有這麼多美好的音樂交織鳴奏啊！不禁自問：以前我的耳朵都用來做什麼呢？抱著「往者已矣」的心情，我下定決心：今後不聽是非而聽實話，不聽惡言而聽善語，不聽雜話而聽佛法，不聽閒言而聽真理。　　
　　五十年後，我於今年(一九九三年)新春，返鄉探母，蒙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長者誠意接待，他從北京專程來到南京，我們兩人歡敘暢談時，他的夫人很奇怪地說：「趙老平日的耳朵重聽，常常聽不到別人講話，為什麼今天卻都聽到星師講話？」趙老說：「我的耳朵只用來聽要聽的話，凡是不要聽的話，我都聽不到。」聽而不聽，不聽而聽，應該是聽聞的最高藝術了。
　　
　　而我，也曾有過不聽而聽的經驗：一九五四年，我在宜蘭雷音寺主持佛七，在喃喃的佛號聲中，我進入寧靜的禪淨境界。七天中，我時時刻刻覺得佛聲綿綿不斷，即使人不在佛堂，佛號也不絕於耳：吃飯時，一口一口都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刷牙的涮涮聲，也變成一聲聲的「阿彌陀佛」，乃至行住坐臥，念念分明都是彌陀之聲，未嘗稍停。七天的時間彷彿在一彈指間過去了，其間我所體會到的物我兩忘、心境合一、時空俱泯的境界，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十九歲，我在焦山佛學院時，實行「禁語」。剛開始很不習慣，有時不慎出語違誓，我就走到大殿後面海島前，重重地摑打自己，直至嘴角出血為止。如是禁語達一年之久，我不但口中無聲，竟然連心中也沒有了煩惱的音聲。在寂寥靜默中，我沉醉在靜觀萬物皆自得的境界裡，時間彷彿拉長了，方寸的空間也擴展了。
　　
　　我體會到「剎那永劫」的經驗，也感受到「極微」裡包容了大千宇宙。當我解禁說話時，同學們都驚訝於我的思辨敏捷。我想起過去外婆醃漬的醬菜，罈口封得緊密的漬物最為香脆，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們整天以感官追逐聲色，當然也就不能把心安住在佛道之上，所謂「寧靜致遠」，唯有在寧靜中，不亂看，不亂聽，不亂說，我們才能找回自己，增長智慧，見人所未見，聽人所未聽，說人所未說。
　　
　　一九六三年，我到日本訪問，在日本國立日光公園看到天照宮的樑上雕有三隻猴子，個個栩栩如生：一隻猴子雙手蓋住眼睛，一隻雙手按著耳朵，一隻雙手捂住嘴巴。我站立片刻，若有所悟：我們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每天總是不斷地向外界攀緣，對於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虛妄分別，因而產生許多煩惱，如果我們能時時反求諸己，不讓心在外境五欲六塵上流轉，不當看的不看，不當聽的不聽，不當說的不說，也就不會起惑造業，頻生無明煩惱了。我的思想心境，又獲得一次證實。
　　
　　二十年前，我曾經延聘俞國基先生來佛學院教授音樂，為了能達到教學的效果，我接受俞先生的建議，特地購置了一套非常具有水準的音響設備。記得第一天上課時，他放了一段交響樂給大家聽，剎那間，整個教室有如風馳電掣，萬馬奔騰般的喧鬧。聽罷，他興致勃勃地問學生們：「剛才的音樂，你們覺得那一段最好聽？」當時還是學生的依恆法師站起來說：「老師，樂聲停下來的時候最好聽。」
　　
　　老子曾經說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光十色、塵世喧囂使我們如聾若盲，失去自己的方向。我們要安身立命，就必須洞察「無相之相」，傾聽「無聲之聲」，訴說「無言之言」。
　　
　　儘管無聲無相，我們仍然可以轟轟烈烈地活在有聲有相的世界裡。過去大陸戰亂時期，我曾經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在街頭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鼓吹革新佛教的思想。回想當年，我眼裡看到的只是佛教未來的前途，耳裡聽到的唯有蒼生悲苦的吶喊，因此，眼中沒有刀槍，自然無畏；耳中沒有炮聲，自然無懼。　　
　　我常常率領信徒出國訪問或者朝拜佛陀聖地，無意中發現：無論走到那裡，當嚮導在宣布事情時，團員們總是七嘴八舌，我行我素，等到出了事，卻去埋怨別人；明明走廊大廳上有標誌指示，團員們卻橫衝直撞，到處問人。有人說：這就是現代人類的通病──慣於用嘴說話，而少用耳朵與眼睛。
　　
　　其實，人們不但小看眼耳見聞的作用，即使用眼睛看了，用耳朵聽了，用嘴巴說了，也不見得會看、會聽、會說呢！
　　
　　佛光山的大佛城，中外馳名，每天到這裡來的人絡繹不絕，但是也曾經有人看到大佛城的佛像都是用水泥塑的，不禁批評說：「這是水泥文化，沒有什麼價值！」這樣說話，姑且不論他的心態如何，但是我在佛光山二十餘年來，只看到佛陀聖像，而沒有看到水泥文化，為什麼有些人只看到水泥，而沒有看到佛陀呢？原來，只是「觀看」還是不夠，我們要進一步做到「洞察」、「善觀」、「善聽」。
　　
　　我的外婆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十七歲就開始持齋念佛，為人慈悲和藹，但是她的幾個孫兒孫女都在三、四歲時就夭折了，她從來不曾悲痛地啼哭訴苦，鄰居的閒言閒語，她也從不在意。難道她沒有感情嗎？不疼愛孫子嗎？都不是的，因為學佛已久的她，洞悉世事，了知生死一如，業報昭然，故能坦然面對橫逆，而無所憤恨無明。
　　
　　我初來臺灣時，寺廟不肯收留外省人掛單，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在外漂泊流浪，過著饑寒交迫的日子，卻因而更能領悟「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的妙意，所以心中仍然洋溢著一片幸福。後來我走入社會弘法時，屢遭迫害譏謗，我也未嘗以為憂苦，因為苦難正是我的逆增上緣。苦難雖然存在現實生活中，但是如果能夠設法克服，就更能體會到快樂的真諦。只有辛勤耕耘之後所收穫的果實，才特別香甜，所以我一直覺得人生很快樂。
　　
　　我在弘法時期，曾經有一次得了重感冒，喉嚨無法發聲，我並不著急，心裡想著：「做個啞巴也很好，啞巴是世界上最不會造口業的人。」又有一次，染患惡性關節炎，醫師宣布要將雙腿鋸斷，自忖：「行動不便，正好可以讀書寫作。」心中倒也安然。
　　
　　儘管目睹世事紛紜，如果我們能將森羅萬象匯歸佛法，就可以做到觀人自在、觀事自在、觀物自在、觀境自在、觀理自在、觀心自在，一切就會無有罣礙，無有恐怖，無有顛倒，當下我們自己即是「觀自在菩薩」，又何須向外尋覓？
　　
　　聽聞亦然，只是「諦聽」還未臻善美，我們要進一步能夠「善聽」，將壞的聽成好的，將邪的聽成正的。時常有人問我：「你是如何將佛法融會於生活之中？」其實，我都是在衣食住行、人我世事中學習佛法。甚至我從不會教書的老師那裡學會教書。因為，過去的佛學院不講究教授法，我每次在課堂上，都很留心老師的授課方式，我一面聽講，一面想像：「如果是我的話，我要怎麼去解說呢？」久而久之，自能將佛法融入心海。此外，我平日無論是聽經聞法，或是說教開示，都能依照佛陀「四依止」的教示──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來領悟經文言說，故能消化吸收，去蕪存菁，世間上的一切一切，都能成為自己的寶藏。
　　
　　我的弟子們常常說：我是處理人事問題的高手，什麼疑難雜症到了我的面前，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固然是因為我能耐心傾聽徒眾的困難，細心分析事情的前因後果，最重要的還是我儘量做到「兼聽」。我不以一家之言來下結語，我也不以一時的好壞來論成敗。我想：一個人若能完全做到「諦聽」、「善聽」、「兼聽」，也就庶幾無過了！
　　
　　我離家四十載後，返回故里，路皆不識；有時出國僅僅半個月，回到佛光山，覺得也有了改變。因緣聚散，人事無常，眼見耳聞都是緣起性空，因為緣起的有，自性的空，法無定法，實相無相。在一次座談會中，有人曾經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佛光山像什麼樣子？」有人說：像五指的形狀；有人說：像蘭花瓣的形狀；有人說：傳統式的寺院；更有人說：現代化的道場……。我覺得這些答案都對，但也都不對。我當初創建佛光山時，心中並沒有成規，只是隨順因緣。所以佛光山建有各種殿宇客堂，也創辦了各種佛教事業。我想：就是因為佛光山沒有定樣，所以才能擁有多采多姿的風貌吧！也曾有徒眾埋怨：山上最近工程不斷，不復過去的寧靜。我卻只看到建設的進步，沒有聽到嘈雜的音聲。因此，我始終覺得佛光山的寧靜祥和，先後一如。
　　
　　我自佛光山隱退住持一職以來，各處講經的邀約紛至沓來，各國來訪的信徒也絡繹不絕，再加上課徒教眾，日子可說是在分秒必爭中度過，但是我的心境卻愈趨空靈。雖然有許多不同的人和事環繞在身邊，我一面言談，一面辦事，也照樣可以瀏覽窗景，潤稿撰文，思惟演說綱目，計畫佛教發展，因為我的心中既沒有人，也沒有事。
　　
　　我常常一覺醒來，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有時好像連自己是誰都忘了。別人都說我太忙碌，要我多休息，我心裡一點也不覺得忙，因為我將身心六根都完全投入佛法裡，所以一切的榮辱、得失、有無、來去、飽餓、早晚……，都不去計較執著了。
　　
　　海倫凱勒眼盲心不盲，而能成為偉大的教育家；貝多芬耳聾心不聾，而能創造出悅人的音樂；德山宣鑑因龍潭崇信的熄滅燈火，而能明心見性；五千菩薩因維摩居士的默然無語，而得無生法忍。我自愧德薄慧淺，不能有如許成就，但是我由衷感謝佛教讓我認識了無聲無相無言的妙諦，使我終日為眾生服務，而生活在「苦不感到苦，忙不覺得忙」的禪悅裡。禪者說：「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不求聖解。」如果當下能如此生活，也就是我們不見不聞的世界了。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八月)

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

　　今年(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剛從日本開完國際佛光會理事會後返國，聽說在松山的臺北道場與在臺中的東海道場各自為我在十九日的行程中，安排了午宴，正在互相僵持不下，因為兩間別院都在陰錯陽差的情況下，分別約了演藝人員與新聞記者，在中午時間與我「素齋談禪」。我知道以後，立即打電話給兩家道場，給予承諾。是日，我依約分赴二地，在短短一個半小時內，超速行車，從臺中趕到臺北松山，既沒有讓道場失信，也沒有令客人失望。事後，二寺的住持前來道歉禮謝，我聽了，莞爾一笑，心裡想：「沒有關係！因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後來，我無意間和弟子們在閒聊時提及此事，不料這句話竟然在徒眾之間傳誦開來，成為一樁趣談。其實，話雖簡短幽默，但絕非偶發即興之語，而是我畢生以來的人我相處之道。
　　
　　即以「素齋談禪」為例，這是我想出來的方便，意在一方面使各階層人士藉著與我對談禪道的機會了解禪的本意，從而覓回心靈活水的源頭，一方面也讓社會大眾前來認識新落成的臺北道場。四十九天的「素齋談禪」下來，大家的反應非常熱烈，所以至今雖然已經結束，但是又應各界要求，在各個別院普遍展開。我本來已經行程忙碌，於今更形緊湊，許多徒眾都笑我自找麻煩，然而我還是自覺有理，因為寺院道場功能的發揮很重要，引導社會大眾去執除迷也很重要，相形之下，我的時間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而舉辦的「書畫義賣會」及「老歌義唱會」，是與「素齋談禪」同樣轟動一時的活動。其實我原本只是想藉著托缽興學方式籌款，然而自從申請建校通過的消息一經傳出，藝文界、演藝界都前來表示支持，因而發起這兩項活動。儘管我素無繪畫雅好，更無演藝歌唱興趣，我還是到各地親自蒐集，而且只要一有時間，就到藏畫室裡欣賞字畫，有時一待就是數小時之久。義賣當天，我更是帶著感恩的心情，來到現場，與拍賣高潮同起伏。老歌義唱時，我坐在前排，心想如果現在有人問我什麼歌最好聽，我一定毫不猶豫地說：不唱歌的時候最好聽！但是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存在，大眾的歡喜很重要，藝文界、歌唱界，及各地熱心贊助的人士，他們那份共襄盛舉的善心好意更是重要，這時，我的愛好、我的歡喜又算得了什麼呢！
　　
　　過去，我每次接獲些微供養，總是涓滴歸公，捐給常住。自從佛光大學建校以後，我一收到信徒的紅包，就想到佛光大學。近來聽說弱勢團體的發展空間備受阻礙，我又將去年一整年撰文出書的稿費、版稅、單銀，以及紅包供養等共計三百萬元，透過監察委員王清峰的安排，贈給六個弱勢團體。
　　
　　有人問我：「佛光山的建設所費不貲，大學的工程需款更鉅，既然自顧不暇，為什麼還要捐給別人呢？」我何嘗不知常住的困難，但是弱勢團體的存在，對於整個社會也有其重要性，更何況如果我們能夠藉此拋磚引玉，啟發大眾關懷互助的良知良能，對於人心的潛移默化，更富含重要的意義！尤其，當我回想早年來臺之初，那種捉襟見肘的窘狀，使我更能肯定這筆錢所帶來的鼓舞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回憶當年的我，雖然有心振興佛教，奮起民心，然而因為經濟拮据，所以只得節衣縮食，省下毫釐，累積到相當數目時，才用來購買圖書法物；我還撰寫文稿，編輯佛教雜誌，每當印刷出版，就連夜趕工包裝，好讓讀者及早享受法喜。為了藉教育培育僧才，我在千難萬難之下，開辦佛學院。
　　
　　當時老師不好請，我給予各種優惠禮遇，甚至深更半夜佇立在頭山門，等候遠道而來的外請老師；經費不足時，我到太平間、殯儀館通宵誦經，以貼補學生食宿支出，我在山下煮麵供眾，來籌措研究部辦學資金。那時我因為忙於奔波籌款，而沒時間去醫治腿疾，也忘了背部隱然作痛的內傷，後來竟然不藥而癒。「教運興亡，佛子有責」，我的確非僅口說，而是真心把教運的興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我的為教忘己終於感召了一批青年佛子，志願和我同心協力，共為續佛慧命而奮鬥不懈。剛當上中華印刷廠的經理吳先生，跟我出家，共創「佛教文化服務處」，後來隨著我南下高雄，幫忙開山闢嶺，使我無後顧之憂，那就是佛光山現在的住持心平法師；曾經是宜蘭女中高材生的李小姐，負責教務，因為有感於辦學的種種辛苦，而發心剃度出家，參與誦經行列，那就是現在美國西來寺開山的慈莊法師；放棄社會高薪工作的張老師，負責佛學院訓導，每天在課餘時間外出幫忙麵包店包裝月餅糖果，那就是現在的慈惠法師；慈容、慈嘉也將自己在幼稚園教書所得，全部奉獻出來，貼補佛學院開銷。大家在從事教育工作之餘，還要編印、校對《覺世》，處理文物的流通，可說是忙得不亦樂乎。
　　
　　由於我們師徒都有著共同的使命感，以佛教的前途為重，以個人的利益為輕，佛光山以文教為根本，培養不少人才，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因而得以在三十年間迅速發展。
　　
　　開山以後，我們應信徒食宿上的需要，陸續建設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應信徒諮詢休憩上的需要，設立東禪客堂、信徒服務中心；應信徒信仰上的需要，相繼興建大悲殿、大智殿、地藏殿、普賢殿；最近更應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禪堂、抄經堂、禮懺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為名副其實的四大名山菩薩道場。
　　
　　就在開山期間，我念及年邁的功德主們多年以來對佛教的貢獻，所以為他們興建佛光精舍，邀請他們來此安養天年；後來附近居民經常將一些失怙的孤兒送來山上，我又發心建築大慈育幼院來養育他們；接著這個信徒要求我們辦一所中學，那個信徒建議我們開一家幼稚園，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就這樣地成立起來；其他如佛光診所、萬壽園，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為前提，一一興設，使得佛光山又成為生、老、病、死都能與諸佛菩薩長相左右的人間淨土。
　　
　　當初我自覺個人不重要，所以縱然經費有限，也設法滿足信眾的需要，勉力興建各項設施，不料卻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對弟子們說：「光榮應該歸於佛陀，成就應該歸於大眾。」
　　
　　正因為時時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設上儘量滿足眾生的需求，在尋常時，也總是竭盡心力，表達對大家的一片至誠。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楊錫銘發心為幼稚園畫壁畫，我整日像學徒一樣跟著他，為他準備畫筆、顏料、調色板、米達尺，待他休息時，還不忘奉上茗茶鮮果，後來，他被我的誠意深深感動，因而皈依三寶，佛門又增添了一位金剛力士。
　　
　　才華橫溢的《幼獅雜誌》主編朱家駿，為我編輯《覺世》、《今日佛教》時，經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並且為他下麵，泡牛奶，準備點心。他常和我說：「師父！您先去休息吧！」我還是堅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來襲，我怕他著涼，每次都將自己僅有的一床毛毯拿給他蓋。他有感於我的關懷愛護，不但用心編輯，使《今日佛教》帶動了教界雜誌的進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來學佛。
　　
　　十年後，我來到高雄，市姑、六姊(蘇陳秀琴)、永記油漆行的張雲罔雀、裕隆印刷廠的曾進朑等人，也都因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們談論佛法，而結下甚深法緣，從壽山寺到佛光山的開建，迄今三十餘載，護法護僧，從不退心。近年來，高雄縣前縣長余陳月瑛女士，因為有感於每次來山時我的熱心接待，自己參加國際佛光會不說，還把女兒余玲雅、兒子余政憲都一起拉來加入，成為會員。多年來，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別人覺得你很重要，就必須先覺得別人很重要。
　　
　　過去，我因為感到沙彌是菩提幼苗，為「四不可輕」之一，非常重要，所以蓋了一棟棟很好的校舍，給他們讀書；後來覺得男眾的智慧、果斷，具有無限潛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區一塊風景優美的地方，為他們興建一座融和古今的北海道場；繼而又想到女眾的忍耐、柔和，對佛教的貢獻功不可沒，所以也為她們建設現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只為自己在傳燈樓走廊的過道上，加蓋一間起居室，不知不覺地住了十餘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開山寮，參觀者無不讚歎，此雖非生性儉樸的我心中所願，但是也說明了儘管自覺不重要，只要肯為人著想，自然會有人發覺你的重要，所以我們為人處事，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應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後人重之，這正合乎佛法裡所謂「因緣果報」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簡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時，佛印禪師以佛眼視眾生，所以蘇東坡在他的眼裡，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眾也如同佛祖一般地尊貴。
　　
　　常常這個弟子向我建議必須要見某甲，因為某甲對道場貢獻很大，希望我當面讚揚褒獎，以資鼓勵；那個信徒也來和我推薦一定要見某乙，因為某乙具有未來性，希望我能將他度入佛門。其實，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為重要，他們的建言如果獲得重視，心中就會非常地歡喜，所以儘管行程緊湊，我也安插時間，依言接見，不予拒絕。凡此，都必須先要覺得自己不重要。
　　
　　有時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閒，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裡閱書報，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這個單位的主管請我前往巡視指導，那個道場的住持也邀我為住眾開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務都很重要，徒眾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關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時間處理；我的生活，自有辦法能力調節。於是我只好又將自己的時間分割給他們，把書報、文章擱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處理，因為他們都很重要！
　　
　　儘管一些弟子們不忍見我終日繁忙，因此經常建議我參照公務人員朝九晚五的辦公方式，並且只依照預約的日程行事，不去理會臨時的邀請，然而想到多少徒眾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聲鼓勵，我雖然不重要，但是卻很有價值，又何忍拒人於千里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爭，精進不懈，為的不過是爭取更多的時間來滿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當中，因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觀念來待人，不知結了多少人緣，免除多少紛爭，給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歡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樂我苦，你對我錯」，人人果能如此，人間何愁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呢！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十月)

重新估定價值

　胡適博士在美國留學時的老師－－大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說：「我們要重新估定價值。」這句話對於我思想的開拓有著很大的影響，使我在面對佛教、人生，乃至於社會的種種問題時，都能從各方面予以評估定位，從而也促進了自己日後佛教事業的發展。
　　
　　如今回想自己之所以能夠很快地接受「重新估定價值」這句話的含義，並且善巧地應用在日常生活裡，是因為我有幸進入佛門，發現所見所聞竟然都與紅塵世俗的觀念大相逕庭，令我耳目為之一新。佛法裡苦、空、無常、無我的真諦，使我覺悟世間的虛妄假相，「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因而發心向道。
　　
　　所以，當世人以前進顯達為榮耀，以擁有越多的名利為幸福，以追求感官刺激為快樂，以自我為中心來待人接物時，我卻想在謙遜忍讓中養深積厚，在無求無得中享有浩瀚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泯除對待中得到無邊的法喜禪悅，在犧牲奉獻中融和人我，自覺獲益更多。
　　
　　雖然我習於「以退為進，以無為有，以空為樂，以眾為我」的理念，但是我不因循舊例，墨守成規，我也不滯於頑空，談玄說妙，我更不會人云亦云，惑於眾議。我時時刻刻都在考量過去的傳統，觀察現實的環境，思惟佛教的前途，「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調整向前邁進的腳步。
　　
　　太虛大師對佛教提出的興學理念：「教產革命，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成為我最早心儀的復興佛教之不二法門。
　　
　　二十三歲那年，來到臺灣以後，目睹惶惶人心飄泊無依，正信佛法隱而不彰，便考慮要循序漸進地改革教界弘法方式，使佛教通俗化、大眾化、藝文化、生活化，期能擴大利生的層面與深度。於是，我將以往口頭相傳的梵唄歌讚一一整理，譜曲填詞；我把過去一再翻印的經典加註新式標點，予以白話解釋；我用黑板、白板、幻燈片、投影機作為輔助弘法的道具，讓聽眾易於明白經義；我以梵音、佛舞、鐘鼓、獻供串場，加強大座講經的莊嚴效果。這就是我「重新估定價值」的成效。
　　
　　自出家以來，至今已歷五十五載，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一些佛門人士在實踐教義的時候，以辭害意，斷章取義，例如：把佛教說的五欲，解釋為「地獄五條根」，又說「愛不重不生娑婆」，其實古人所云，主要是在提醒大家不要耽溺沉淪其中，可是古往今來一些佛教人士卻矯枉過正，什麼都排拒不要，穿著崇尚破爛，捐款不留姓名，飲食刻意粗劣，乃至主張不吃不睡，以此為開悟要門。有些人在講經弘法時，指夫妻為冤家，說兒女是討債鬼、金錢是毒蛇、人間為穢土、娑婆如牢獄、三界如火宅，使得一些原本有心學佛的人聽了以後，退避三舍，躑躅不前。
　　
　　所謂：「求名當求天下名，計利當計天下利。」我覺得只要有利眾生者，淨財是多多益善，善名應廣為遠播，色相的莊嚴有其必要。而菩提道長，食物的營養正可以滋補色身，睡眠的休息也是為了要走更長遠的路途。雖說情愛如繩索，能束縛身心，又如苦海，能令人傾覆滅頂，但是如果大家能運用慈悲智慧，將兒女私情、手足之誼昇華為道情法愛，則菩提眷屬正可以在修行路上互相提攜，豈不美哉！
　　
　　勝鬘王后、鹿母夫人奉行大乘佛道，除了相夫教子之外，教兒童，建道場，也做了許多佛化事業；頻婆娑羅王、須達長者興設講堂精舍，禮請佛陀說法，度眾無數；維摩居士辯才無礙，是佛教著名的護法大士，儘管他有妻子兒女、田園舍宅，但並不妨礙他的修行弘法，雖然他經營商業，賺取俗利，卻以無量資財攝諸貧民；經典裡描述觀世音菩薩披瓔戴珞，法相莊嚴，二六時中恆以自己的名號，尋聲救苦，普濟天下有情，得到世人無限的尊敬；佛陀的相好光明，淨土的富麗堂皇，又令多少眾生慕道得度；大珠慧海禪師以「饑則食，睏則眠」為用功之道，不但無損於他的行儀，反而令後人更加確信修行只在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我興設美輪美奐的殿堂樓閣、花樹庭園，接引信徒香客、十方大眾；我建立優雅舒適的朝山會館、檀信大樓，提供素齋妙味、休憩處所；我用種種方便，宣揚佛教；我殫精竭慮，弘傳真理；凡有活動，我邀請夫妻連袂出席；舉行法會，我鼓勵全家一齊參加；從育幼院的孤兒到救濟院的老人，從佛光診所到雲水醫院，從托兒所到萬壽園，從技藝訓練到禪淨共修，我為解除生老病死之苦，而興辦各種慈善事業。我覺得人間未必是穢土，淨土也不一定是死後才能往生，只要有心，我們在現世也可以建設一方淨土，讓有志之士都能在這裡長養身心，同享法樂。
　　
　　《金剛經》云：「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又說：布施四句偈比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的功德還要多。我們發心度眾，並不是光用物質來施捨，最重要者，還是必須從文化教育著手，使廣大的眾生都能達到心靈的解脫。所以，其他寺院道場喜歡興建佛殿，我卻積極建設講堂、禪堂、會議室、圖書館、視聽中心……。其他道場在慈善、經懺上大力用心，我卻寧可默默無聞地發行雜誌刊物，出版三藏經典，興辦佛教學院，培養弘法人才。
　　
　　雖然所有這些為弘法利生而興建的設施，可謂所費不貲，但是我並不因此而特別青睞出手闊綽的財主富豪，反而樂於接受市井小民的微薄捐款，甚至我一向主張「儲財於信徒」，拒收信徒們超過經濟能力的奉獻。一張百萬元支票的布施與千人的百元布施，看來似乎價值相等，但是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後者，因為小額的布施能夠源源不斷，生生不已，不但持續長久，而且可以廣結善緣，使大家都有種植福田的機會。
　　
　　馬祖道一禪師創設叢林，以安禪僧；百丈懷海禪師訂立清規，鞏固僧團。由是宗門益盛，轉化無窮，組織與制度對於佛教發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只可惜後世佛子不懂得以現代的觀點賦予嶄新的生命，使得祖師大德的美意創舉徒然付諸歷史文字，而束之高閣，誠為可嘆！
　　
　　一九四九年，中國佛教會在臺北成立辦事處，當時，我也剛從大陸來到臺灣，於是我振筆疾書，寫下「我所希望中國佛教會駐臺辦事處者」，文中建議加強組織結構與佛教徒的訓練，以促進佛教的發展，但是未能引起共鳴。
　　
　　一九六七年，我闢建佛光山，即著手規畫組織，訂立制度，在當時沒有受到重視。多年以後，國內外的佛教團體、專家學者，卻紛紛來山從事研究。後來因為常住人眾越來越多，法務也越來越繁，時代更是越來越新，我自知其中需要改進之處仍有許多。還好心平、慈莊、慈惠、慈容、心定等弟子們都能秉持著如履薄冰的態度，時刻注意環境的變遷，經常檢討修訂既有的章程計畫，使得佛光山永遠充滿著蓬勃的朝氣。
　　
　　一九九二年，我成立國際佛光會，將在家信徒團結起來，共同為佛教的發展而努力奮鬥。我不但辦理各種研習營，訓練他們各種能力，而且設立獎評制度，鼓勵他們講經說法。這種空前的創舉，當然也在教界裡引起了爭議，有些人認為這種作法，使得千百年來僧伽所掌握的教權釋放無餘，將會造成不測之亂。但是我卻認為：過去佛教主要靠出家人來弘揚發展，固然有其時代的背景因素，然而時至今日，佛教已經傳播到全球五大洲，僅憑少數出家人的努力，顯然不足；再說隨著教育的普及，在家眾中，才學豐富者也不在少數，大家何不敞開心胸，彼此尊重，相互融和，在一個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統一起來，在一個人間佛教的信仰之下動員起來。
　　
　　我不但對於佛教的一切，「重新估定價值」，對於其他宗教，乃至民間信仰，我也抱持同等態度。三十年前，雲林縣媽祖宮想加入中國佛教會，遭到拒絕，我曾挺身而出，為其說項未成，至今深感遺憾；早年一些神道教團體，用轎子抬著神明，來佛光山禮佛，大雄寶殿的殿主面有難色，我得知後，也諄諄開導徒眾：人類都可以拜佛，神明為什麼不行呢？在佛世時，天龍八部都是三寶的虔誠弟子、佛教的護法神明，只是這些歷史隨著時光的流轉，久已被人忽略，我覺得現在佛教理應為這些民間信仰定位安身。所以，當吉隆坡的一間天后宮邀我前往主持供佛齋天法會時，我欣然赴約，後來，當地的神道寺廟都與佛教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關係。前雲林縣佛教會理事長郭慶文先生邀我為媽祖填詞寫歌時，我也歡喜應允，如今郭先生雖已逝世，多年來我卻一直在心中醞釀，未曾稍忘。
　　
　　三十多年前，政府明令禁止拜拜，我曾為文諫阻。我認為拜拜不僅是民間信仰的基礎，也是過去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風俗，許多人利用這一天的集會慶祝，互相聯誼，藉以擺脫工作壓力，使身心得到紓解。現代社會的忙碌不亞於過去的時代，我們何不「重新估定」拜拜的「價值」，謹慎規畫，改良弊端，賦予新義，好讓現代人藉著這些活動盪滌塵慮，淨化身心呢？
　　
　　許多人見我急公好義，口說筆書，為民喉舌，說我是「政治和尚」，甚至一些教界人士也冷語相譏。明白說，對於這種稱呼，我實在愧不敢當，因為我既不跑政府機構，也未曾關說攀附，我不過是關懷社會，克盡國民應有的責任而已，更何況出家不是出國，慈愍眾生本來就是出家人的天職。過去中國在君主專政時代，出家人一度迫於朝廷的威令，遁跡山林，不問世事，因此自明清以降，佛教一直未能發揮淨化人心的效果；現在國家漸漸走向民主、自由的途徑，在冀望社會大眾能以開放的心胸來看待宗教之餘，更殷盼吾等佛子也應該自我肯定，走入社會，為眾謀福。
　　
　　基於這種信念，即使在戒嚴期間，我也曾大膽建言當局：寬待綠島的政治犯，特赦美麗島事件的參與者；在解嚴以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平正方案，我更是多所支持。近來，柏楊先生提及維護人權的國際特赦組織，將要在臺北設會時，我也樂見其成，並且主動提供成立大會的場地，一些人聞言大驚，並力圖勸阻，我卻以為佛教原本就是主張生權平等的宗教，人權是生權的一種，又何能自於其外呢？
　　
　　雖說生存是眾生的權力，但是也不可以一概而論，濫行慈悲，例如：放生本來是一樁美事，然而卻往往被商人利用作為賺錢的工具，把飛禽走獸捕了又放，放了又捕，徒然使這些野生動物的身心受盡傷害。尤有甚者，放生的時空不對，也常常影響到生態的發展，乃至禍及人類。多年以前，曾有信徒前來佛光山，將一袋烏龜倒在放生池裡，未幾，將魚兒全都咬死；過去，大雄寶殿後面是草地果園，也曾有香客半夜把毒蛇帶往放生，危及大眾生命安全。還有一些遊人來山放生鳥雀，因為翅膀還沒長硬，求生技能未臻成熟，一放出籠外，立刻遭到弱肉強食的命運，見之令人心悲！看來對於生權的維護，大家應該「重新估定價值」，最好是能慎之於始，以真正愛生、護生、尊重生命的態度來代替放生的表相行為。
　　
　　隨著時移世遷，過去的一些觀念已被「重新估定價值」，例如：過去女子無才便是德，如今女強人卻比比皆是；以往女子嫁人講求門當戶對，現在卻注重對方的幽默情趣；過去父母重視子女的物質生活，如今也開始強調思想的啟迪；以往學校注重升學率的高低，現在也著手關懷生活上的教育。
　　
　　目前，社會上還有許多有待商榷的現象，都值得我們深思考量，「重新估定價值」，例如：只要孩子不要爹地的未婚媽媽、在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態下被送出國的小留學生、青年男女一窩蜂「跟著感覺走」的時代潮流等等，如果我們繼續任由發展，甚或全盤接受，恐將形成社會的亂源。
　　
　　經云：「法無定法。」又說：「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我們必須跟著社會的脈搏一起跳動，在思想上有所更新，在行為上與時俱進，然而我們也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會被眩目的浪花吞噬淹沒，尤其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裡，我們是進是退，是行是止，更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揀擇判斷，所以無論什麼，都要「重新估定價值」！
　　
　　(佛光廿八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老二哲學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我以「退一步海闊天空」勸慰吳伯雄，經半日長談後，吳先生於次日宣布退出省長選舉，省黨部主任委員鍾榮吉隨即發表談話，引用我在省黨部「以退為進」的開示內容，讚歎吳伯雄的胸襟與氣度，印證了我所說的「老二哲學」。當我看到這則新聞報導時，不禁莞爾，深感吳、鍾二人均頗具慧根－－前者言下大悟，即時轉念；後者聞法得益，轉施於人。而我，只不過是將一生奉行「老二哲學」的心得告訴有緣人罷了。
　　
　　說起來，這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十分湊巧：在俗家兄弟三人中，我排行老二；出家以後，在師兄弟三人裡，我又處於仲位，可以說我與「老二」很有緣分，而我也很喜歡當老二。因為老二可以揀老大的衣服鞋襪穿，雖然已經不新，但也不算太舊；老二不懂的事，可以「蕭規曹隨」，跟著老大的方法去做，儘管不一定十分正確，但也不會相差太遠。總之，我優遊在「老二」的天地裡，自得其樂，最重要的是，我安於做好「老二」的本分，在承上啟下當中得到無限的滿足。
　　
　　在同學裡面，我最敬佩的就是智勇法師，他不但辯才敏捷，文筆流暢，而且富於道義，精通武藝。基於一份景仰之心，我待他有如兄長，甘於追隨左右，任其差遣，凡接受一點衣食供養，我便轉贈給他，寧可自己受凍挨餓；對於他所交代的一切事情，我看得比自己還來得重要，一定想法子妥善完成。雖然我們年齡相彷，但是《論語》中所說的弟子之道－－有事，服其勞；有食，先生饌－－我可以說通通都做到了。
　　
　　一九四七年，有鑑於國勢飄零，人心渙散，再加上佛教衰頹，無補時弊，因此我四處籌款，出資興辦《怒濤月刊》，宣揚興教救國之道，並且推舉智勇法師擔任社長，而我自願做副社長，為他效勞奔忙。由於大家配合自然，理想一致，社務蒸蒸日上，獲得許多好評。記得蔣夢麟先生曾說：「做事時，困難不成問題，危險不成問題，所患者，無偉大之精神矣！」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是憑著「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精神，得以創立民國。我與同道們雖然僅具微滴之力，但是以堅強的正念為動能，匯入江海，終於一瀉千里，形成波波「怒濤」，在教界產生激濁揚清的效應。
　　
　　在舊僧勢力澎湃昂揚的當時，位居全國首善之區的南京名剎華藏寺蔭雲和尚竟然邀請我們前往接管，大家一致公推智勇法師做住持，而我理所當然地又在他手下擔任監院，為他做種種策畫。在彼此配合無間之下，大家眾志成城，拼死抵擋舊勢力的種種壓迫，將寺務漸漸帶入正軌。這時前線相繼傳來停戰和談、背諾失信的消息，在緊張的氣流中，夾雜著幾許悲憤。夜闌人靜時，細數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因為「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觀念作祟，所造成的分分合合，不知犧牲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思之越感傷痛，竟致無法成眠。
　　
　　一九四九年，中國再度走上了分裂的命運，我隨著因緣渡海來臺。初時三餐不繼，生活極為落魄，但還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在我的心目中，找個真正志在興教利民的寺院，長期奉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間，承蒙一些同道看得起，想將道場寺院交給我管理，然自忖出家學佛，不是為了做住持而來，若不能改變當地佛教崇尚愚昧的現狀，何忍坐享十方供養？例如台中佛教會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苗栗法雲寺等，我都因此婉拒，寧願一面從事苦役，一面閱藏撰文，以一管禿筆，將正信佛法介紹給大家。
　　
　　一九五二年，我聽說沒有人肯去偏遠的宜蘭弘法，覺得這才是一份真正有價值的工作，於是放棄在都會發展的機會，自願獨往這風雨飽潤的山城。在那裡，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只是無名苦役，每天搬蒲團，搬桌椅，讓不同程度的人了解佛法，更努力接引青年佛子，教導他們國文寫作，閱讀佛經。每次到各地鄉鎮弘法以前，我總是將台辭寫好讓他們背熟，而他們也都能不負所望，在臺上表現得可圈可點。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乃至目前在教育界的鄭石岩、林清志等，數十年來弘法不斷，都是在那時種下了菩提幼苗，如今他們不但自己花果滿樹，同時也在各地撒播種子。慧定法師的朝元寺、如學法師在世的師子會等，我都曾用心為他們作幕僚策畫。我覺得只要有機會為眾謀福，不必計較你我，甚至在幕後默默工作也很好，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一份為教為眾的共識。
　　
　　一九五四年起，我曾經參與高雄佛教堂的籌建工作達十年之久，落成後，我推舉月基老和尚任住持，自願在他底下擔任監院。當時一心只想從旁輔佐，讓寺務健全起來，使更多南部人士均霑法益，所以不計勞苦，南北兩地奔波。無奈內部人事複雜，大家都爭著要做「老大」，因而爭執頻起，我觀察分析，自覺勢不可為，所以告辭離去。但月基法師建設棲霞精舍，他任住持，我仍作老二，直至他圓寂，我不但不去作老大，連老二都放棄。
　　在蒼茫的暮色中，我徒步走到高雄車站，回憶十年間，眼看著矮屋高樓平地起落，滄海桑田變化無窮，深深感到世事的興衰看似無常，其實還是有一些常軌可循－－如果自身有不敗之資，即使是外患交乘，也能繼絕存亡，否則，儘管是因緣殊勝，終將步入窮途。無論是富國也好，興教也罷，都和「人」的思想正確與否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必須從根本「樹人」著手，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基於當時在北部法緣益廣，應酬日多，無法專心辦道興學，所以幾經考慮，決定告別繁華的台北，轉往南部偏僻鄉間辦學招生，授以正統的叢林教育。那時外省僧侶住在北部，都是神通廣大，住在南部的人，好像矮了半截，只有以「老二」自居。但佛光山的畢業生，數以千計，目前都在各地弘法利生。回顧位居市區要津的台北佛教界，甚至高雄佛教堂，三十年來卻是紛擾不斷，至今有寺無人住持，當年的信徒也都四散他方，只有徒增興歎。
　　
　　我不僅熱心僧伽教育，也積極從事社會教育。一九六四年，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發起籌建智光商工學校，並推舉南亭法師為董事長，感謝他幾次推讓後，終於答應就任。可惜當年的君子之風，卻沒有澤及後人，目前的主事者竟然處心積慮欲將我這個創校董事除名於外，撫今追昔，對於今人否定前人努力的心態，連「老二」也要除之而後快，安能妄想老大？
　　
　　不喜歡別人當「老大」，已是社會常態，大家見怪不怪，有人自甘屈居當「老二」，居然也被人排斥，才是無奇不有。一九七六年，美國開國兩百週年慶典，中央黨部社工會總幹事汪崇仁希望我能代表佛教組團赴美參加盛會，我好意親自前往台北某寺，和中國佛教會領導人報告，並且提議由他當團長，我當副團長；或由他當榮譽團長，我當團長。沒想到他一口拒絕，說道：
　　「如果你去，我不會去！」
　　
　　我只好說：「老法師，當然是您去，我不去沒有關係。」
　　
　　「所有的長老都討厭你去！」他冷冷地再強調。
　　
　　我向來不念舊惡，但是想到自己多年來，無論怎樣以低姿態和教會相處，不但從來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反而遭受多次的打壓排擠，當下決意一定要爭口氣給他們看，他們組織祝賀第一團，我要組織祝賀第二團。
　　
　　後來，妥善規畫的一個多月訪問行程，進行得相當順利，返臺後，每一個團員都表示法喜充滿，這時卻聽說另一個訪問團在旅遊中頻生口角，才回想自己擔任領隊的種種辛苦，因為自己以「老二」自居，把所有團員當為「老大」，最後，皆大歡喜，我也深覺自尊、謙虛都是「老二」應具的特質。
　　
　　記得有一天，名企業家張姚宏影女士對我說：「我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向多少人鞠躬彎腰才得到的。」對於她的肺腑之言，我引以為知音。回想慈航法師曾說：「如果要人討厭你，你儘可挺胸昂頭！」西諺也說：「宇宙只有五尺高，要能容下六尺之軀，必須低些頭！」
　　
　　一九八九年，《佛光大辭典》榮獲行政院全國圖書金鼎獎，當我接過獎杯，心裡並沒有太多驚喜。因為這是很多人花費十年時間，不計報酬，不眠不休地從事這項工作，心甘情願屈居「老二」，才能得到這份榮耀。
　　
　　由於顧慮到貧苦的山區民眾就醫不便，一九八三年，我們首創「雲水醫院」，每天用車子將醫護人員載往偏遠的鄉間，為貧苦的山民診療，而且為病患洗澡擦藥，整理居家環境，做盡「孝子賢孫」的工作。因為做的都是卑微的「老二」事情，後來，慈容、慧龍、依融、紹覺、永勝等，陸續當選了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一九六九，年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時，正值戒嚴戡亂期間，承蒙救國團應允掛名「主辦」，將團旗插滿全山，我們才得以豁免政府當局的干涉，使得活動順利舉行，嘉惠了許多大專青年，依空、昭慧、薛正直、古清美、尤惠貞等都是這一期的學員。在這裡他們認識了佛法的可貴，後來對佛法都做了很大貢獻。
　　
　　當佛光山漸漸在國際嶄露頭角之際，有鑑於香港人十分排斥出家人，所以只得把「佛香精舍」設在九龍的一棟公寓裡，默默接引信徒，等到在紅磡體育館舉辦了幾次大型講座以後，時機成熟，我們才又成立「佛香講堂」，廣施法雨。最近，香港最大佛教道場之一的「東蓮覺苑」也聘請佛光山慈惠法師前去住持管理。這一切的風雲際會，豈是偶然得來？所謂「自助，然後人助之。」古德說：「要作佛門龍象，先作眾生馬牛。」想要成就任何一件事，就得效法秋圃老農，躬身耕耘，培植善因好緣，才能有豐碩的收穫。
　　
　　所以，當我聽到有人稱讚我創下了許多「佛教第一」時，心理真是慚愧極了。匱乏如我，只不過是努力做一個「跑腿」的「老二」，將各種人、事、物結合在一起罷了。無論是建寺安僧，還是弘法度眾，都是眾人因緣成熟，感應道交所致。因此我常說：「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往後這份福報能否延續下去，還必須靠大家共同努力，「一將功成萬骨枯」，不要光看到高高在上的「老大」，那些無名的「老二」才更偉大！
　　
　　佛法說萬法相互緣起，故法法平等，每一法都可以是「老大」，也可以都是「老二」，但看你以什麼角度去觀察。紅花如果沒有四周的綠葉圍繞，怎能顯得嬌媚動人？主角假使沒有諸多配角的陪襯，也表現不出他的重要性來。所以綠葉、配角其實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做個「老大」，能夠領導群倫，固然很好；作個「老二」，去成就別人，也很偉大。歷史上，項羽打天下，結果竟是劉邦得天下；陳友諒先自立稱雄，南征北討，後來卻是朱元璋統一大局，坐上王位。世事不必強求，只要因緣具足，自能水到渠成。
　　
　　當初，我自號「星雲」，只想自我勉勵做星雲團裡的一顆小星星，以一己微弱的光芒和其他星光互相輝映，光照寰宇。如今佛光遍照五大洲，當年的心願已逐漸成就，印證了發心行道自能聚合善緣，其果報是不可思議的。最怕的是自己說食數寶，不肯耐煩吃苦，連一點亮光都吝於付出，你不願作「老二」，誰服氣你做「老大」呢？
　　
　　四十年來的臺灣，在朝野勵精圖治之下，經濟政治各方面都迭有進步，然而目前金權、暴力卻充斥社會，貪婪之風更是甚囂塵上。究其原因，不外追逐名利，爭強鬥勝，每個人都想爭做「老大」罷了。
　　
　　五指中的拇指，由於生得肥矮，所以能成其大用，試想吃飯、寫字，那一樣不用到它？高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大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萬物；真如無相，故能遍於一切處。凡此種種，證明古德所說：「無欲則剛，自勝則強。」因此，我們如果想要展現成功的人生，必得先從「老二」做起，不強出頭，隨緣隨分。如果能在服務奉獻當中成就他人，在努力工作中實現自我，那麼不管現在或將來是否能當上別人的「老大」，至少你已經做了自己的主人。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七月)

我們要做義工的義工

「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問我。
　　
　　我想這是因為我從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總是先做「義工的義工」，所以我的義工就很多了。
　　
　　傳統觀念裡，人有士、農、工、商等群類的區分，隨著時代的變遷，近來「上班族」、「龐克族」、「原宿族」、「無殼蝸牛族」、「頂客族」等等名詞紛紛出籠。自古以來，有一類族群貢獻良多，卻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義工」。「義工」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因此雖然沒有領薪，但是所從事的工作卻是無價的；雖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悅卻是無窮的。他們無所為而為，讓人生起無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義工的義工」，為他們服務。
　　
　　過去我每次要麻煩義工寫標語，寫傳單時，總是事先將筆紙找妥，並且安置座位；如果請信徒來澆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準備齊全，還要告訴來者水龍頭、工具箱在那裡。到了用餐時間，我熱心招待他們吃飯，不斷為他們準備茶水、點心；到了回家時，也不忘慰問辛苦，讚美他們的成績，甚至一路送到門口，看著他們身影遠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開辦慈愛幼稚園時，請楊錫銘先生擔任美工，事先我就準備好彩筆、顏料，在他進行畫圖時，不時為他沏茶、煮麵。他為幼兒們做義工，我就為他做義工，如同僕役般守候在旁，視其所需，隨時為他服務。楊居士那時是一個軍中的中級校官，不久之後自動皈依在三寶座下。
　　
　　當時，另外一位朱家駿先生負責編輯救國團的《幼獅雜誌》，版面設計新穎，標題引人入勝，突破陳年窠臼，在當年臺灣的雜誌界無出其右者，因為在此之前，他為我助編《覺世旬刊》和《今日佛教雜誌》。記得每次他一來，漿糊剪刀、文具稿紙早已一應俱全，井井有條地擱在書桌旁邊，甚至晚上睡覺，連枕頭、被單也都是新洗新燙，乾淨整齊地疊在床鋪上面。本來我是師父，但當他開始工作時，我好像侍者一樣，側立左右，聽從吩咐，半夜時分，寒氣逼人，我就泡熱牛奶，準備點心，為他暖胃療饑。他一面為我工作，一面編發《幼獅》，聲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後來我得以和當時文化界的名筆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瘂弦、梅新、公孫嬿等人結識，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以他出眾的才華，一定可以為教界貢獻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剛成立時，邱創煥先生擔任中央黨部社工會主任，擬請張培耕先生出任中國佛教會祕書長，但因他是我推薦，受到守舊者排斥，後來不得已由我敦聘張培耕先生為佛光山主任祕書。記得那時，我經常如同書僮一般任憑差遣，為他取筆拿紙，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願地跟隨我辦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時，請李新桃小姐專職負責，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視察時，也總是幫她寫信回函，整理庶務。後來她隨我出家，法名慈莊，現在佛光山海外道場的開山建設，都有賴她的籌辦規畫。
　　
　　其實，雜誌的美工、編輯都是我的專長，寫公文、定計畫的祕書業務，我也不是不會，然而在當義工的「義工」的同時，灌輸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別處弘法度眾，無形中更為教界培養了許多人才。
　　
　　在佛教裡，鬼子母因為佛陀令僧眾為她施食供養，所以後來成了佛教的護法靈祇；關雲長由於智者大師為他說法安心，是以發願生生世世守護伽藍。可見要「做義工的義工」，固然必須為他們服務，更重要的是要設身處地，為對方切身的需要考慮周全。記得翁松山先生當年在宜蘭時，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油漆工學徒，我見他極其聰明，所以請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經常去他工作的場地，在旁建議指導，贈送各類相關藝術書籍，並且買機票邀他到歐洲考察，當他的旅遊嚮導，觀摩各國藝術技術，現在佛光山許多殿堂的莊嚴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傑作，他也因此成了聲名遠播的藝術家。
　　
　　阿嬌女士有心為佛教做事，礙於家庭經濟不佳，必須在外兼職賺錢謀生，我知道了以後，為她設法安家。如今她不僅申請入道，作了佛光山的師姑，而且每天發心烹煮美食供養大眾。
　　
　　永均寧可辭去朝山會館館長之職，為我駕車，經常不分晝夜，南來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車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開車枯燥，撐著沉重的眼皮，找了許多話題和他閒聊。一回一答中，幾年的歲月過去了，他載著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幾百萬里的路程。因為他常聽我的說話、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歲的年齡，已當上佛光山人事監院，而且勝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給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時噓寒問暖，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是否勝任？考量他們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軍隊中說，「帶兵要帶心」，所謂帶心就是最好做他的義工。我認為如果要感激別人為你工作，為你忙碌，並不是表面上寒暄虛應，物質往來，而是從內心付出真誠的體貼、關懷，為他解決問題，給予種種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緣才能維持長久。
　　
　　許多人說我聰明圓融，說我通曉人情世故，知道輕重緩急。其實我生來笨拙，一無是處，如果勉強找出自己有那點長處，那就是我從小喜歡作「義工」了。回想童年時，父母幾個兒女當中，我最樂意料理家務；同齡的孩子裡，我最能與人為善。從工作中，我不但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更學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後，我發心作務，香燈、司水、典座、行堂樣樣做過。在行堂時，我揣摩如何快速地為大眾做最好的服務；司鐘時，我設想如何敲出好聽的鐘聲，讓冥陽兩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時，我體會如何運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愛的菜餚；編寫刊物時，我費盡心思撰寫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歲那年就讀於焦山佛學院時，我曾經建議學院展覽佛教文物，從構思到宣傳，我都一絲不苟的計劃籌備，展出時，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萬人潮參觀。展覽完畢，收拾善後時，回想整個過程，深深體悟到發心工作的最大報酬就是學習到智慧與靈巧，感受到當「義工」所得到的代價－－結緣和歡喜，無與倫比。
　　
　　剛到臺灣時，我在中壢落腳。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著板車，走十五里的黃土路，到市場叫醒菜販，備辦八十人份的柴米油鹽，再匆匆趕回寺。早餐以後，我快速將環境清理整潔，又到井邊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眾使用。日間還要負責廁所的清掃工作，那時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雙手將垢穢扒盡。寺裡有人往生了，我幫忙裝在木箱裡，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時期，我挑著擔子，穿著木屐，替常住到各處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每天勞役之繁重，可說義務發心，其樂無比。雖然有人嫉妒說閒話，但我一直十分感謝寺主的收留，給予我工作的機會，成就我擔當的能力。所謂「義工」，看起來是為人，其實最有利益的還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專司知賓的陀驃比丘，每天任勞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來敲門掛單，他也歡喜地提著燈籠，為其引導安單，數十年如一日，後來終於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報，日後再也用不著打燈籠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圓滿，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為人服務的同時，心燈通體明亮，法喜充滿全身，自認是人生最大的福報。
　　
　　古德有云：「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在佛門裡，講究的不是世智辯聰，而是菩提道心。翻開佛教典籍，可以發現歷代的祖師大德們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務中開悟見性，例如：
　　
　　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飯頭，
　　
　　慶諸禪師在溈山座下擔任米頭，
　　
　　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擔任桶頭，
　　
　　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擔任園頭，
　　
　　智通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直歲，
　　
　　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擔任燈頭，
　　
　　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擔任柴頭，
　　
　　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擔任淨頭。
　　
　　還有石霜禪師的篩米，雲巖禪師的製鞋，臨濟禪師的栽松，仰山禪師的牧牛，洞山禪師的種茶，雲門禪師的擔米，玄沙禪師的砍柴，趙州禪師的掃地，丹霞禪師的除草，懶融禪師的典座，印光大師的行堂等等，無非都說明了工作的意義在於擴大自我，服務人群，提升生命的價值。捨義工和勞動之外，還有什麼最好？
　　
　　我雖然沒有歷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獻工作中，我領悟到許多待人處事的方法原則，發願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傳授給發心服務的人。所以過去我在佛學院擔任院長時，總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學生，為他們講解這次勞動的意義以及工作的內容、做事的訣竅等，讓他們在工作當中，體會到更多的佛法，達到解行並重的學習效果。後來，我在佛光山舉辦活動時，也都在事前、事後召開講習會議，讓參與的人不僅能懷抱法喜在佛門服務，成就他們廣泛學習的機會，進而提升「義工」的層次。
　　
　　這些善因善緣，使得許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裡，茶來伸手，飯來張口，被人服侍得無微不至的董事長、闊夫人們，聽到佛光山舉辦活動，便千里迢迢專程趕來當「義工」，甚至心甘情願自掏腰包，坐上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西來寺幫忙寺務，有的還穿著圍裙，捲起袖子，在齋堂裡行堂端茶，在廚房裡洗碗揀菜。那種發心，那份認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進同泰寺，捨身為奴；漢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貴，入寺作役，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工作無分貴賤，只要做者有心，一樣能得到歡喜自在；事務無分難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將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聲有色，將程序繁複的活動辦得轟轟烈烈。
　　
　　釋迦牟尼佛色身雖已入滅，但法身常住靈山，以諸神通力化導眾生，是娑婆世界裡的「義工」；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義工」；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熱惱煉獄裡的「義工」；阿彌陀佛以七寶蓮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樹木羅列莊嚴極樂淨土，可以說是淨土世界的「環保義工」。由於諸佛菩薩常住世間，精進不懈地做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有了光明，我們凡夫俗子福薄德淺，在承受庇蔭之餘，豈能苟且偷安，貪逸惡勞？所以我一直覺得，佛門「義工」除了替三寶服務以外，更應該效法諸佛菩薩度眾不倦的精神，在世間上為廣大的有情布施歡喜，先做好義工的義工。
　　
　　在這種理念下，我創立國際佛光會時，不斷地呼籲各個協、分會的會長、會員們，應該積極舉辦各項有益社會人心的活動。在大家攜手合作之下，四年來成績斐然，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學校附近護送學童過馬路的「愛心媽媽」，不知獲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醫院裡幫忙排隊掛號的義工，不知協助過多少老年病患；到偏遠地區為人義診的「友愛服務隊」，不知解決多少貧苦人家無錢就醫的問題；在萬丈紅塵中設立的「讀書會」，不知帶動多少家庭共創書香社會。其他諸如植樹救水源活動、淨化人心七誡運動、特殊學生遊藝會、廢紙回收保護環境活動、到監獄戒毒村幫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會員義工的積極推動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為民風日益惡化的社會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一百萬人的佛學會考，光是義工就有三萬多人。
　　
　　近年來，我常收到各地來鴻，有的感謝佛光會的善行義舉，有的邀請佛光會共同協辦公益活動。對於真正有益於大眾的事情，不管大小鉅細，我一直認為是「義」不容辭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辭；至於一些讚美過譽，則愧不敢當，因為我們不過是在做「穿針引線」的「義工」，將各種好因好緣結合在一起，為開創人間淨土而盡一份力量罷了。
　　
　　一些事業有成的信徒常對我說：等到將來退休以後，要來佛光山當義工，服務大眾。其實做「義工」不必寄望於未來，此時此刻，就可以實踐菩薩道的「義工」精神，以四攝六度利樂有情。有心服務大眾，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許，作個不「退」轉菩薩、不「休」息菩薩。人身難得，勝緣難再，把握當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間廣結善緣，人生豈不更有意義？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三月)

不知道的樂趣

　去年(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在榮民總醫院做心臟手術，為我主持開刀的張燕大夫因而與我成為好友。有一天，他和我說：「如果我早已認識你，就不敢為你開刀了。」我笑著說：「這就是不知道的樂趣啊！」回想從開刀房到恢復室這段時間，歷經三十個小時，我都是在渾然不知的狀態中，並不感到痛苦，後來知道許多人在門外整日守候，心裡一直覺得不安。我突然體悟到：世間上許多的憂悲苦惱不都由於人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造成的嗎？再回想我這一生當中，由於「不知道」而得到的樂趣可真是不勝枚舉啊！
　　
　　五歲那年，外公劉文藻溘然長逝，家中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我當時不知死為何物，只感到外公平日時常板起臉來訓人，現在卻睡得那麼安詳，不禁竊喜。及至稍長，方覺抱愧不已。所謂「少年不知愁滋味」，童年時因為「不知道」人事的滄桑，所以天真爛漫，隨著年紀增長，見識越廣，「樂趣」也漸漸淡然。
　　
　　記得小時候，母親經常和兒女們說起一九二七年，孫傳芳與北伐軍隊在龍潭會戰，士兵們來家中搜人，拿刀到處亂刺的情景。儘管事過境遷已久，然而母親每次說到這裡，總是神色駭然，一副心有餘悸的模樣。那時的我，因為沒有經過戰亂，不知惶怖，只覺得與「官兵捉強盜」的遊戲相仿。十歲那年，七七抗戰爆發，雖然真正的戰爭已經來臨，遠地也不時傳來日軍燒殺擄掠的消息，但事不及身，所以依然不覺驚恐。當時我參加國民政府舉辦的民眾補習班，因為念錯一個字而惹得全班哄堂大笑，那種切膚之恥竟然有甚於耳聞戰爭之苦，至今仍記憶猶新。次年，我隨母親離鄉尋找在戰地裡失蹤的父親，目睹屍骨遍野，漂血成河的景象，我終於意識到戰爭的可怕，兒時與兄弟玩「騎馬打仗」的「樂趣」，也隨著「知道」事實的殘酷而消失殆盡。
　　
　　自一九四九年告別故鄉以後，與家人中斷音訊，沒想到首次得到的消息竟是外婆亡故的惡耗，使我既震驚又傷慟。外婆的溫良恭儉，是我一生的典範，然而卻不能為她親料後事，抱憾之餘，只有將多年積蓄的供養嚫錢寄給弟弟，請他為外婆建立塔堂，以為至少略盡孝意，了己心願。沒想到數年前返鄉，看到的居然是弟媳婦的墓碑，當下心甚不悅，久久不能釋懷。想到世間上，多少戀人因為發現對方沒有忠於感情而發生勃谿，終至分手；多少患者由於瞭解自己病情深重而日漸消沈，抑鬱而死。我深深感到：在「不知道」中，與事實保持距離，反倒是一種美好的境界。
　　
　　一九四九年，初來臺灣，八月二十二日那天，秋季法會結束，我拿著嚫錢，歡喜地上街買布，準備裁製僧衣，沒想到半路上被捉去警察局，因為平日不作虧心事，心中坦蕩蕩的，心裡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被釋放以後，得悉是在搜捕匪諜，讓我倒捏了一把冷汗，因為一旦定罪，只有死路一條，不禁慶幸當時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才能安之若素地度過難關。
　　
　　文化大革命時，母親三天兩頭被公安人員抓去盤問我的去處，因為她真的「不知道」我在那裡，所以回話時理直氣壯，儘管吃盡苦頭，卻能倖免一劫。而我在海峽的這一岸，雖然「不知道」母親生死如何，但還不至於十分掛礙，後來與她聯絡上了，反倒為她的生活起居、人我相處而掛心不已。
　　
　　我一生中看遍各種出家因緣，大致說來，有聞法歡喜，立刻決定落髮者；有考慮再三，才乞求師父圓頂者；也有猶豫徘徊，依然躑躅不前者。而我是在偶然的因緣下髫齡出家，沒有考慮的機會，或許正因為「不知道」出家是什麼，沒有分別心，反倒比別人更能安住在佛法裡。當時我是寺中年紀最小的沙彌，由於自愧什麼都「不知道」，我虛心向學，因此承教最多；由於自慚什麼都「不知道」，我謙卑恭順，因此結緣最廣。人生有如一場馬拉松，回首當年，一些聰慧過人的學長因熬不過風霜雨雪而墮入紅塵，另有一些才學超群的同道則耐不住人情冷暖而流落世俗。所謂「打死拿拳的，淹死會水的」，登高山的健將容易死於山難，開快車的好手也經常亡於車禍，能在「不知道」中隨遇而安，真是一種難得的福份啊！
　　
　　二十三歲時渡海來臺，在基隆海港登岸，望著陰晦的天色，只覺路途茫茫，每遇一人，皆不認識；每走一步，不知止於何處。雖說「今日不知明日事」，但我確信只要站穩每一個腳步，珍惜每一個因緣，將今日的事情做好，未來就有希望，至於明日將發生什麼事情，既無從知道，也不一定要知道。就這樣安然地度過了一生中最困頓的時光。
　　
　　由於仰慕慈航法師盛名，因此安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專程前往彌勒內院拜訪求教。慈航法師笑臉相迎，隨即聚合寺眾，臨時提議要我代他上課，我只好依言開示。事後想想：還好事先「不知道」，否則，恐怕緊張得三天三夜都難以安眠。後來，我經常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於各種場合應邀即席發言，無形中培養應變的能力。所以，「不知道」沒有關係，把握當下的機緣才是最重要的。
　　
　　四十年來的弘法生涯，從宜蘭到高雄，從鄉鎮到市街，從山林到殿堂，從臺灣到世界，教界的指責、外道的騷擾、政府的禁止、民間的誹謗、佛光山的移山填谷、西來寺的百餘次公聽會……，一切建設所歷經的困難阻礙，都是當初無法想像的，一旦知道的時候，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儘管前程未卜，也只好繼續「不知道」，勇敢地向前邁進，沒想到一路行來有驚無險，種種事業於焉完成。
　　
　　記得有好幾次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弟子們紛紛關心日後的經費問題，我都和他們說：「不必擔心那些事，我自有辦法，你們知道了，會睡不著覺的。」唐睢謂信陵君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不當知道的事知道了，會削減勇氣，不如「不知道」，反而能一鼓作氣，先馳得點。「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不知道」有時更能解決問題。
　　
　　我走訪世界各地，經常有人詢問日後政經發展的趨勢，我笑答：自己只是個和尚，不是算命的，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其實，無論是團體的發展也好，個人的前途也罷，都與整個大環境有連帶的關係，非現在所能知道。然而正因為「不知道」，所以未來才充滿了無窮的希望。
　　
　　三年前，江燦騰先生在一次會談中對我說：「有些人很仰慕您，但為什麼教界又有人不喜歡和您往來？」我不但不追問當事人的姓名，反而回答他：「不是我不好，就是他不好，這就要看個人的看法了。」他聞言哈哈大笑。
　　
　　我以為眾生的安危才是學佛者所應該知道的，至於其他瑣事，我們不但不強求「知道」，還應該學習趙州禪師的「忘」字訣－－忘是、忘非、忘情、忘境，甚至忘你、忘我、忘有、忘無。
　　
　　所以，收徒四十年來，我不曾問過弟子：「這件事我怎麼『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向我報告？」我覺得「不知道」很好，表示他們能承擔，我也沒煩惱。
　　
　　有一回，我自美國弘法歸來，在桃園機場出關，遠遠瞧見四位徒眾向我走來，不禁皺眉，心想：怎麼這麼多人來接機？我還沒開口，其中兩位徒眾見狀，趕緊說道：「我們剛送客人上機，恰巧在這裡遇見師父。」原來是我錯怪了他們，可見眼耳見聞的覺知也不盡然是正確的。所以即使是知道的事情，我們也不宜妄下評斷。
　　
　　然而有許多人不但濫信所見所聞，連「不知道」的事也想盡辦法去挖掘，不當看的，眼睛偏要看，結果看出煩惱來；不當聽的，耳朵偏要聽，結果聽出痛苦來；不當問的，嘴巴偏要問，結果問出是非來；不當做的事，偏要去嘗試，結果做出問題來。人生有許多過患不都是因為「不知」而強求知所引起的嗎？像影視紅星林雁聽信風水師的話，以為家裡有鬼，最後精神崩潰，三槍自戕；名作家三毛經常與靈媒溝通，結果寧願捨棄人間的生活，到鬼域與親友作伴，這些行為是多麼的愚癡啊！而神棍斂財、少年吸毒，也都是在好奇心的趨使下所造成，其所導致的社會亂象尤其讓人痛心疾首。
　　
　　「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為了跟上時代，人類汲汲探求新知，殊不知「知」識太多，也會生病成「癡」，像諾貝爾小說獎得主川端康成、三島尤紀夫，他們的博學多聞令人欽羨，然而就是因為知道得太多，卻不能匯歸統一，於是以結束生命來解除心中的苦悶，寧非可惜！而史達林僅僅以一本「唯物史觀」，就為二十世紀帶來無邊的禍害。可見知道得再多，缺乏正確的見解，也是徒然。
　　
　　數年前，佛光山功德主黃麗明居士和我談起她三十年前的一段舊事，我將其中的地點、人名、經過都說得一清二楚，她驚訝得瞠目咋舌。我每到一地，都能迅速掌握自己行進的方位、說話的分寸，甚至連電視弘法的錄影，也都能在不看錶的情況下，準時講完應該講的話，從不ＮＧ。徒眾常問我：如何知道這些時空、人際之間的關係？其實世間上任何事物，都有它一定的道理，我們不一定要親耳聽聞，親眼看見，才會知道。　　
　　每個人都有無窮的潛力，佛教稱它為「佛性」。佛性不可說，它不講求外在的知識，而注重內心的體悟。「不知道」的事情，都在我們的心裡，我們可以用心眼去看，用心耳去聽，只要我們以平常心來看這個世間，就會感到一切都是這麼的自然美妙，「樂趣」盎然。
　　
　　(佛光卅年－一九九六年五月)

從善如流

　　有一天，從高雄回山，依空法師同行，途中他忽然問我：「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性格是什麼？」我隨口答道：「從善如流。」過後認真回憶往事，發覺「從善如流」的確為我帶來寬廣的人生。
　　
　　十二歲披剃出家以後，師父志開上人命我進入棲霞律學院就讀，當時我是班上年紀最小的一位，同學們都大我十歲以上，他們不是嫌我小，就是怕我跟不上，所以總是和我說：「你要用功一點啊！」有感於大家的好意，我「從善如流」，非常認真地頂戴奉行，加倍精進，終於漸入佳境。
　　
　　十五歲受具足戒時，我因燃燒戒疤而燒壞腦神經，記憶力大為退步，每次背書時，總是記得上一句，就忘了下一句，老師痛責之餘，非打即罵，罰跪更是每日功課。老師無法可想，教我禮拜觀世音菩薩，求聰明，拜智慧。我「從善如流」，每天半夜三更都到大殿祈求菩薩加被，果然兩個月不到，不但記憶力恢復，而且領悟力比以前更好。
　　
　　這時，同學們又嫌我不會唱誦法器，我「從善如流」，自我努力練習，到處請益師長，結果雖因天賦荒腔走板的嗓音使我不得不往文教上發展，但由於這段期間曾經痛下苦功，鑽研入裡，所以直至今日，不僅大陸叢林的佛門規矩、法會儀式，我全都了然於心，而且宗下、教下、律下的一切儀軌，我也能如數家珍。我除了感謝學長們的督促教誨之外，更感到這是「從善如流」的性格給予我莫大的助益。
　　
　　由於自幼家境貧寒，未曾受過良好教育，初入佛學院時，作文課成為我最頭痛的時刻。老師在作文簿上的評語，不是說我文不對題，就是說我辭不達義。同學們在取笑之餘，叫我多用點心，我聽了以後，「從善如流」，不但在課餘時翻閱課外讀物，而且訓練自己在行走排班時運用零碎時間，暗打腹稿。經過這些努力之後，我大有進步，老師不但在課堂上表揚我的文章，而且將我的作品謄寫之後，送到報章雜誌上發表。
　　
　　從佛學院畢業出來之後，聽到有人說：「以舞蹈藝術可以幫助弘揚佛法。」我就「從善如流」，鼓勵別人參加舞蹈社團，表演敦煌飛天的舞蹈，一直舞到美洲、澳洲、歐洲等地。聽到有人說：「以話劇方式可以吸收更多佛子。」我也「從善如流」，親身參與話劇表演，甚至多位青年因此得度。乃至聽說運用傳單標語、街頭佈教等方式能增益度眾效果，我都「從善如流」，邀集同道，從上海、南京開始，一直到臺灣大街小巷，甚至偏遠鄉村，大家一齊努力。沒想到這些寶貴的經驗對我日後在設計活動方面竟然有著莫大的助益。
　　
　　後來，我「從善如流」地接受家師的安排，前往宜興擔任國小校長，使我在弱冠時就略諳校務行政；我「從善如流」地和同學們合辦《怒濤雜誌》(《霞光半月刊》)，使我在年輕時就具備紮實的編務經驗；我「從善如流」地跟隨同道們來到南京重整寺院，複雜的環境使我由年少無知漸漸轉為老成持重；我「從善如流」地直下承擔，率領僧侶救護隊，從烽火漫天的大陸來到春暖花開的臺灣，使我得以有機會與寶島居民共結法緣。
　　
　　初來臺灣時，人地生疏，我四處行腳掛單，寺院叫我整理環境，我就「從善如流」，灑掃庭院，清理內外；寺眾叫我專辦飲食，我也「從善如流」，挑水擔柴，買菜典座。住持叫我擔任書記，我就「從善如流」，跟隨翻譯，處理公文；信徒要我講解經義，我也「從善如流」，深入淺出，闡釋佛法。我本來是一個不善言辭的鄉下青年，由於我肯「從善如流」，滿人所願，因此無形中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
　　
　　我「從善如流」，接受同道的邀請，來到偏僻的風城教導佛子，當年的學生們如聖印法師、修嚴法師等，而今都成為教界的長老大德，怎不令人歡喜？我「從善如流」，答應信徒的要求，前往濕冷的雨鄉駐錫弘法，那時的青年們如心光、心平、慈嘉等，現在都成為佛門的龍象棟樑，怎不令人欣慰？因此，「從善如流」不但可以拓展我們的人際關係，更能使我們的生命得到無限的延伸。
　　
　　我雖被信徒們尊為師父，但依舊本著「從善如流」的精神為大眾服務，當寺院需要張貼活動標語布告時，我「從善如流」，為撰文稿，如今我對於各式公告可說是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當法會需要繕寫榜文齋條時，我「從善如流」，濡墨揮筆，字雖不好，但願以心香一瓣，與大眾廣結善緣。
　　
　　早期我初到臺灣，有了落腳之地的宜蘭之後，對於喜歡念佛的信徒，我「從善如流」，成立念佛會；對於熱衷歌唱的青年，我「從善如流」，組織歌詠隊；對於即將升學的學子，我「從善如流」，設立光華補習班；對於呀呀學語的幼童，我「從善如流」，開辦幼稚園、托兒所。凡此不但為臺灣佛教創下了先例，也為有情眾生種下得度的因緣。
　　
　　三十多年前，曾聽人說：「從大陸來的法師為什麼都喜歡集中在臺北，而不往美麗寶島的中、南部發展呢？」我自忖所言甚是，遂「從善如流」，南下弘法，先建佛教堂、壽山寺，後開闢佛光山；十餘年前，苗栗謝潤德居士對我說：「大師，您為什麼都在福建人的地方設立寺院，不到客家人的地方興建道場呢？」我想想此話也對，便「從善如流」，在潮州、屏東、新竹、桃園等地成立別分院，以示我對所有族群一律平等。
　　
　　到世界各處雲遊弘法，我「從善如流」，應各地信徒的懇請，在海內外遍設道場，以法水潤澤有情大眾；從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後，我「從善如流」，應十方信眾的要求，組識國際佛光會，將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來。我原本從小是一個羞澀的農家子弟，只能躲在別人背後做做助手，但因為「從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腳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讓我的眼界穿越過去，掌握現在，眺望未來的遠景。
　　
　　常有人問我：「您如何規劃生涯？」其實我生平素無大志，只是「從善如流」地隨順大家的喜好，沒想到居然能開創一片寬闊的天地。記得過去有人說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從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學院；有人說社會學校很重要，我也「從善如流」，創建智光工商學校、普門中學、西來大學、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有人說無依的老人需要照顧，我就「從善如流」，接管宜蘭救濟院，建設佛光精舍，協助高雄縣政府辦理崧鶴樓，專為老人服務；有人說年幼的兒童需要培育，我也「從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親班、幼稚園、童軍團，還為他們取名「善財童軍團」、「妙慧童軍團」。有人說發行雜誌對弘揚佛法助益甚大，我就「從善如流」，《今日佛教》、《覺世》、《普門》都是在這種因緣下問世；有人說出版佛書能廣度眾生，我也「從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佛光出版社。有人說佛教應該順應現代人的需要，我就「從善如流」，印行新式標點斷句的《佛光大藏經》、語體化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光牒版的《佛光大藏經》；有人說修持應該遵行古制，我也「從善如流」，興設襌堂、念佛堂、禮懺堂、抄經堂等硬體設施，並且備有專人指導。今後我仍樂意本著「從善如流」的觀念，為十方大眾服務奉獻。
　　
　　雖說我生性「從善如流」，但回憶年輕時，畢竟血氣方剛，也有非常固執的一面，例如：對於建築的外觀設計、室內的裝潢佈置、活動的程序內容、事務的先後步驟等，既已訂定，就不喜歡別人輕易更動。隨著年齡的增長，見識越廣，或許是受了西方民主觀念的影響，我執日益淡薄，只要對方言之成理，大家沒有異議，我就不予置評，自覺在「從善如流」的層次上更為進步；而佛光山的建築式樣、活動型式也因多樣化而顯得多采多姿；弟子們更因為和我在一起，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我所到之處，總是被一堆人簇擁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來獲准到日本攻讀博士，但因為信徒質疑「師父」是至高無上的頭銜，為何還要去求取世間的學位，所以我「從善如流」，放棄負笈東瀛的機會，使我有更多的時間培育青年佛子，未嘗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來想建朝山會館以供絡繹不絕的來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為慈惠建議當時臺灣信眾大多喜歡拜佛，所以我「從善如流」，先建大雄寶殿，佛光山的建設因而一帆風順。
　　
　　多年前，到西來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對我說：「師公！美國的新年好冷清，您過年和我們一起圍爐好不好？」我聽了以後，感慨係之，不但「從善如流」，連續三年在美國和當地徒眾一起過年，而且囑咐海外別分院的弟子們：新春期間，寺院道場一定要張燈結綵，舉辦活動，邀請信徒一起聚餐，好讓大家每年都能度過一個溫馨感人的中國新年，甚至每年春節，邀約社區美籍人士數千人聯誼活動，幾年實行下來，轉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去年年底，一位信徒請我寫一幅春聯，我不但「從善如流」，寫了一張「平安吉祥」送給他，並且令弟子印行二十萬份，分送信眾，沒想到不數日後，便索取一空。今年又將近尾聲，春節將至，我再度至誠地寫了「歡喜祥和」四個字贈予有緣之人，希望藉此祝福大家法喜無邊，法財無量。
　　
　　我雖然「從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面堅守原則的時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歡一，不喜歡二，比方我只擁有一雙僧鞋，感謝信徒經常縫製僧鞋送給我，但節儉的習慣實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轉贈他人；我一生對於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輕易起來，已經起來，就不喜歡換位。記得數年前在飛機上普通艙就坐後，承蒙機長要親自為我升等，請我坐頭等艙，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動，只得婉謝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諾，永不退票，即使跌斷腿骨，住院治療，也堅持辦理出院，坐著輪椅，依約赴會；我一生不隨便聽信人言，看病吃藥，縱然熟人介紹，我也一概婉拒。記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將上臺講經的前一刻，信徒帶來醫生要為我打針，當時的情況已不容多言，只得「從善如流」，沒想到一針下去，半年左右，左手無法舉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時，小腿腫脹，弟子們堅持將我送醫檢查，我拗不過他們的好意，只得「從善如流」，不料護士量錯體溫，一定要我住院觀察，讓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幾個小時。這兩次的經驗，使我更加堅守自己的原則，除聽主治醫師張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聽，至今身心安泰，頗為自得。　　
　　我素無購物娛樂的習慣，三十年前率團到各地訪問時，我只有「從善如流」地隨眾一起參觀百貨公司，欣賞各類展覽；我不喜歡非時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時，徒眾好意地準備了一整桌的點心，我只得「從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魚，飽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後，獨自一人以跑香經行活動來消化胃食。
　　
　　我向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曾經「從善如流」地聽信別人的介紹，未料錯用非人承辦要事，慘遭無妄之災；我一直想盡一點「中國心，臺灣情」，曾經「從善如流」地採取別人的建言在大陸辦學，不料陷於泥沼，進退兩難，甚至想要回饋故鄉，興建大樓，也是一波三折。
　　
　　虛空無有定相，無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寬廣；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澤大地。儘管「從善如流」會帶來一些不便與困擾，但我還是寧願自己吃虧，成就大眾。因為「從善如流」不但滿足了他人的希望心願，也是在實現自我美好的世界。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元月)

被領導學

　最近領導學、統御學、統帥學、主管學等書籍林林總總，充斥書店，正符合中國人「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觀念。其實就我一生的閱歷來說，被人領導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而且能夠被人領導的人將來才能做好領導的角色。我深感：領導別人固然很難做好，但能夠擅於被人領導，亦非易事。所以，當目睹大家熱衷於做領導人時，我不禁在此大聲疾呼：做一個成功的「被領導者」才是一門最重要的學問。
　　
　　我從小出家時，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領導者能讓我追隨效法，當時太虛大師有感於中國佛教積弊甚深，所以極力推動教制、教理、教產改革，他的悲心願力、他的深厚學養、他的熱忱為教、他的勇於承擔……，在在都成為許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對象，雖然我只有親聆教誨一、二次，但心常嚮往之，甚至經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為他效命，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一九四六年，我好不容易獲得師父志開上人的允准，準備回家，這是我出家以來第一次探親，正當喜不自勝時，太虛大師倡組「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務人員訓練班」的消息傳來，我立刻放棄返鄉計畫，爭取參加，成為我一生中難忘的回憶之一。
　　
　　中國佛教會正籌組第一屆大會時，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的噩耗驚動了整個佛教界，緇素二眾無不哀慟莫名，我也如遭晴天霹靂，鎮日失魂落魄，頓感前途一片茫然，猶如日月無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從。因為我不僅是在為我個人的損失而傷感，也是為中國佛教的未來感到擔憂。後來我想到同學智勇法師能寫善說，文武兼俱，遂一心追隨，並多次去函表示欲將宜興地方國小校長一職讓給他做，請他速來領導。後來在某種機緣之下，我們連袂離開宜興，抵達南京華藏寺時，我也擁護他當住持，並自願作他的副手，接受領導，亟思竭智盡忠，共為復興佛教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越演越烈，大陸風雲變色，為免共處一處，同歸於盡，我們相約分頭努力，希望藉此天涯海角，分燈為教。後來他從南京又回到宜興，我從大陸來到臺灣，從此關山遠隔，音訊全無。我心中依然盼望能有一位大德讓我追隨左右，奉行領導，所以我觀察良久，準備擇主常隨。在尋尋覓覓之中，我發現儘管有的大德長於教理研究，有的大德精於時勢分析，有的大德擅於政論批評，有的安於高位榮顯，但都未能懷抱振興佛教的理念。在茫然無主之餘，我更加渴望能出現一位沒有自私主觀立場，而且真正關心整個佛教的高僧大德，來作為依止的對象。
　　
　　一九五五年，大藏經環島弘法宣傳團成立，我擔任領隊，追隨團長南亭法師四處佈教，秉持屬下分擔憂勞應有的態度為其效命。只是生性保守的南亭法師經常指示我這樣不能做，那樣不可做，所以雖然合作期間從未發生爭執，但心中深以為憾。儘管如此，我自始至終從未有不歡的場面，一直很慶幸自己還是能接受別人的領導。
　　
　　一九六三年，我和白聖法師組織中國佛教會第一個訪問團到世界各國訪問時，曾亟思扮演好助理的角色，無奈身為發言人的我卻不能發言。我有一種不被人尊重的感覺。雖然別人如此不尊重我，但我仍要尊重別人，最後才能圓滿結局。
　　
　　四十年前，有鑑於聖教不彰，佛子大多因循舊習，僅思向外求福，不知自我實踐，我也曾一度為人編輯《人生雜誌》，為人助印發行大藏經影印工作，希望藉此推展佛教文化事業。但主事者僅想守成，與我開創的理念無法相符。雖然我並不滿意他的領導作風前後有多年，但直到我向他辭退時，他依依不捨，說我很適合跟隨他工作。這可以證明一點，我懂得被人領導。
　　
　　儘管世事無法盡如己願，我還是十分盡力地做好幕僚工作。我曾親近新竹、桃園、苗栗三地佛教會理事長妙果老和尚，任其助理。記憶中，我所擬定的各種計畫，回覆的各種公文，不曾見他更動一字；所建議的各種事項，所從事的各種活動安排，乃至會客、翻譯，也未嘗見他否決。不僅如此，在當時交通不便的年代，還承蒙他親自帶我跋山涉水，周遊各個客家地區，例如竹南的獅頭山、大湖的法雲寺、竹東的師善堂，關西的潮音寺，乃至平鎮、楊梅，還有許多新竹、苗栗的道場，都感謝他的慈悲嚮導，讓我結下許多因緣。記得有一天，太陽很大，他以一頂拿破崙式的帽子贈給我遮蔭，直到今日，我仍參不透老和尚的肚裡玄機。
　　
　　我也曾做過《慈航法師全集》的助編，並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師，承其慈悲垂護，親切接待。他雖然是我的長輩，但每次來信皆以「雲弟」稱我，可謂厚愛倍至。不幸年至六十時，正如人云：「慈航止於汐止。」我因而未能長期親炙，受他領導，至今追思，深憾緣慳。
　　
　　由於幾次未能如願地被人長期領導，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青年佛子慢慢推上了領導人的位子。自一九五三年以後，我都是擔任住持、會長、校長、院長、所長等職位，更加體會出「被人領導是幸福的，領導別人是辛苦的」。
　　
　　這一路行來，我雖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領導人，但因為我甘於隨緣、被人領導，不但悟出一番領導的方法，更深深感到「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侍」之銘語誠乃擲地鏗鏘，歷久彌新的至理。換言之，一個稱職的被領導者如果找到了名主，就必須心悅誠服，放下「上、中、前」(請客坐在上位，照相坐在中間，走路走在前面)的慾望，捐棄己見，時時記住扮演好幕僚角色，不但不可批評領導者，更不可出賣領導者自我求榮，一個被人領導的晚輩不得利用領導者的名聲，而且應該善於體會領導者的理念，勤於執行領導者的指示。春秋時代的樂毅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像劉墉的方正不阿，盡忠職守，和珅的八面玲瓏，只顧私利，是兩種不同型態的被領導人。結果前者流芳百世，後者遺臭萬年，實足以為後人深思簡擇。
　　
　　對於徒眾，我從不以領導者自居，而總是循循善誘，觀機逗教。大多數的弟子都心甘情願、死心塌地服從領導，在工作崗位上勤奮精進，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順從，心中卻存深厚我見，對於這類人等，我也只好裝聾作啞，忍痛見他受挫以後，悔不當初。有時，我也讓一些弟子偶而有機會充當我的管理人，讓他們心裡高興一下。所以，有時在走路時，聽到他們善意地要我向前退後，我都無不遵守；有時在吃飯時，聽到他們好心地要我吃這吃那，我也咸皆從命；乃至在開會時，弟子提出佳見，我均從善如流；在做事時，徒眾另有良策，我也隨喜接納。也許正因為我與生俱來這種「被人領導」的性格，所以能與弟子融洽相處，和合無間。
　　
　　至於我所創設的佛光會，各地協、分會的會長、幹部等，大多為事業有成的社會精英，大家在一個佛陀的人間佛教信仰下團結合作，所以我對於他們的領導也僅限於信仰上的指點，其他如感情、事業、友誼、婚姻等問題，我都避免干預。由於彼此認清界分，所以能凝聚共識，發揮力量。
　　
　　在叢林中，住持雖貴為一寺之主，但舉凡進出道場，都要遵守客堂規矩，事先告知頭單知客；早先出家的師兄即使年至耄耋，亦須遵從工作倫理，服從序級較高的師弟領導行事。這就是佛教界的長老擔任「領導人」和「被領導人」，以法制為尊，不計較名位的典範。放眼古今，可說最合乎工作的倫理，最合乎做人的藝術。
　　
　　披覽聖典，觀世音菩薩本於無量劫前證悟佛果，號正法明如來，卻甘於倒駕慈航，接受阿彌陀佛的領導，在世間應聲救苦，所以娑婆穢土有了光明的希望；彌勒菩薩與釋迦如來本為同參道友，但由於前者樂意做補處菩薩，接受後者的領導，使得來世的佛子有幸於龍華三會時，全部得度。諸佛菩薩尚且如此，身為凡夫俗子的我們更應放下尊卑大小的觀念，以眾生的福祉、世界的安樂為重。
　　
　　翻閱史籍，周公輔佐周成王，後人不僅讚美成王的仁慈愛民，更對周公的廉能賢達歎服有加；魏徵輔弼唐太宗，後人不僅稱道太宗的察納雅言，更被魏徵的公忠體國感動不已；諸葛孔明輔佐愚昧的阿斗，阿斗之父劉備雖明示諸葛亮可取而代之，但諸葛亮仍一心為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伯溫幫助明太祖得到天下，卻甘於屈居其下，做一個謀臣，貢獻良策……。凡此無不成為佳話，傳誦至今。因此「被領導者」雖於表相上地位較低，但只要肯韜光隱晦，涵養人格，堅守崗位，公忠輔弼，其諸般成就即足以與領導者並稱媲美。
　　
　　在中國，經常將妻子稱為賢內助，在現今男女平權的時代裡，顯得女人好像低了一截，但仔細推究，實際上在一個家庭裡如果沒有母親、妻子，何以為家？所以一個真正的賢內助應該具備賢慧、勤勞、能幹、友善的條件。在歐美，重要人物的身邊都有許多助理來幫他打點事情，中國的社會一向稱之為祕書，無論是助理也好，祕書也罷，與要人比之，似乎都處於卑微的「被領導」的地位，但一切要務若非助理、祕書的推動，則無法成事。所以身為一個被人領導的屬下，除了要具備瞻前顧後、策畫事務、人際融和、勤奮耐勞的條件之外，更必須有忠誠不二、通達情理、知進退、不越分的美德，最忌短視近利、欺下瞞上、逢迎攀緣、曲躬諂媚。
　　
　　所謂「世事通達皆學問」，人間何處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你看！紅花必須要有綠葉的陪襯，才能顯得出整體的美感；明月也必須要有眾星的點綴，才可以表現出夜色的美麗。「被領導」是一門很大的學問，「被領導者」能做得稱職中矩，將一己融入別人，遍入大我之中，也是在擴大自己，成就自己。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八月)

圖利他人

　　多年來，我每次從媒體報導看到公務人員因為圖利他人而被撤職查辦，吃上官司的消息時，心中不免奇怪，身為國家公僕，只要是正當事務，不為民求福、圖利他人，難道要圖利自己，私心自用嗎？儒家提倡捨己為人，墨家提倡兼愛非攻，道家提倡無私寡欲，耶教提倡服事於人，而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教義更將正當的圖利他人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在佛教家庭長大，從小出家學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許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鑽刻薄的人，不做驕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負義的人……，要做與人為善，「圖利他人」的人，沒想到這個觀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盡。
　　
　　記得童年時，我就經常替父母分擔家事，幫助兄姐解決困難，為師長們跑腿辦事，襄助同學一臂之力，我從「圖利他人」當中學習到許多做人的道理及處事的經驗。
　　
　　二十歲時，來到臺灣，我幫忙掛單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買八十人份的菜米，還要洗廁所，掃落葉。冬去春來，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禪坐、念佛、寫作……，當時的環境雖然很差，但是卻忙得不亦樂乎。看到現代的青年儘管環境良好，卻煩惱叢生，究其原因，都是由於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圖利他人」其實得益最多的還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誡徒眾們：「要常想自己如何為別人作因緣，而不要想別人如何待我們好。」
　　
　　後來一些寺院請我去駐錫管理，想到其他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紹他們前往任事。多少年過去了，聽說臺灣早年有許多佛寺在沒有法師住持的情況下，被一些附佛外道佔用，不禁感謝當年這些同道答應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
　　
　　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濃閉關，偶然得知某一法師也有此意，我立刻將關房讓給他用，並常去探望他，建議他如何閱藏、寫作。六年過去了，他出關弘法，我欣見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歡喜。後來他又因為身分證上沒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國簽證而未能應邀至紐約弘法，我聽說此事，立即為其設法請高雄警察局姜振勛督察長設法，幫他在身分證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後，他到美國擔任住持，我也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興萬分。兩年過去了，他回國有意接掌師父的遺產，我也抱持樂觀其成的心，一再請張少齊居士重視他的未來性，後來，終於成功。這些微力助他之心，只覺得是為人應有的行持，並不冀求有絲毫的回報。
　　
　　創建佛光山以來，我立下「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信條，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無私的胸懷，來「圖利」一切的眾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場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會，後來更應各國信徒的要求，在南美、中美、澳洲、非洲、亞洲等地設立別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還設立了接送飛機、中華學校、松鶴學苑、托兒育幼、午齋供應、以粥代茶等服務項目，凡此種種都獲得當地民眾的好評。這一切證明了「圖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觀念才是正確的。
　　
　　早年我被推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機會能為大眾服務，所以，對於一切會務，我都殫精竭慮，全力以赴。主辦護國息災法會時，我一無所有，憑著利濟眾生的誠心，兢兢業業，結果轟動一時；受命遠赴東瀛，為中華民國爭取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會籍資格時，不諳日語的我，竟也憑著為國為教的決心，獲得對方首肯。甚至在經濟拮据時，我曾為會址的興建捐出不少淨財；後來，中國佛教會主辦世界佛教僧伽會，佛光山捐了二百萬元；中國佛教會開辦玄奘大學，建校籌款運動伊始，我們也贊助一百萬元，以示共襄盛舉之意。
　　
　　我不但幫忙臺灣教界，對於海峽對岸各個道場的來函化緣，我也隨喜隨分，不只資助三百家以上；其他如印度、錫蘭、尼泊爾，乃至歐美國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幫助。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佛學院落成，我錯開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參加典禮；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道場開光，我也千里迢迢前往主持。我覺得能夠「圖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價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榮，或方興未艾，自己能夠稍盡棉薄之力，更感到與有榮焉。
　　
　　我的弟子永有在倫敦留學期間，曾和我說：「一位南傳佛教法師上課時，曾經告訴大家，出家人不能對在家信徒布施。」我聽到這句話，覺得十分驚訝。佛教的六度波羅蜜裡，以「布施」為上首，甚至主張實踐「圖利他人」的布施時，應該「三輪體空」，為何會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蘭展開弘法生涯時，常用單銀購買佛書、雜誌，分送給年輕人看，他們在言談時互相討論，無形中帶動了當地的學佛風氣。得知鄉民之中，有些人喜歡唱歌，卻不得其門而入；有些人喜歡讀書，卻沒有很好的教育環境，我便成立歌詠隊，設立補習班，以音聲、國學、文藝為因緣，方便接引青年學佛。久而久之，他們都將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樣。當我瞭解到當地缺乏完善的幼兒教育，於是辦了一所慈愛幼稚園。為了提高教師素質，我甚至還節衣縮食，送幾位幼教老師到臺中接受訓練，結果幼稚園口碑甚佳，學生達數百名之多，辦學成果為全省之冠，而家長們也因為送小孩來上學，無形中接觸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輕人由入門初識到虔誠信仰，由護法金剛到義工菩薩，後來跟著我南來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蘭小鎮竟然成為日後臺灣佛教蓬勃發展的搖藍。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嘗不是念念「圖利他人」的善因所得來的善果。
　　
　　為了「圖利他人」親近佛教，我為前來拈香禮佛的人端上一杯熱茶，在氤氳的香氣中，拉進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我為程度較差的人念書讀報，在珠璣的字句中，培養大家對文學的濃厚興趣；我為前來問道的人說法，從他們的言談中，倍覺如何觀機逗教、契理契機的重要性；我為傷心難過的人回信，從眾生的煩惱中，體驗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緩。經云：「菩薩發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實在圖利他人，成就對方的同時，我們已經逐漸完成了自己。
　　
　　四十年前剛來到臺灣的時候，憑著一股弘法熱忱，我忙過白日的法務工作之後，往往利用晚上時間來撰寫佛教書籍，由於當時佛教經典發行不夠普及，經常必須苦苦追憶過去所學，方能成篇。後來每念及當年窘境，我在出門弘法的時候，總是節衣縮食購買書籍，好讓弟子們能夠得到法益，甚至想盡辦法，提供資料給所需的人。像藍吉富要出版佛教書籍，需要日文資料參考，我立刻囑咐當時遠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空代為搜集，他依言照辦，拷貝寄回的資料竟達一尺多高；新文豐書局欲發行高麗藏經，我也將僅有的一套借給他們影印。一九五九年，我成立佛光出版社，所發行的書籍、錄音帶等文物，也一本「圖利他人」的願心，或採結緣方式印贈十方，或以大眾化的價格供應讀者。得過金鼎獎，耗資一千餘萬元，費時十餘年，動員數十位佛教學者編纂出版的《佛光大辭典》，本著促進兩岸佛教文化交流的信念，我慨然將它無條件給中國佛教協會在中國大陸境內發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法喜充滿的人生。
　　
　　許多弟子常對我說：「師父！您這樣挖心剖肺地對待他人，但是他們都能瞭解您的苦心嗎？您會吃虧上當啊！」我想「圖利他人」不嫌多，雖然難免會有吃虧上當的時候，但是我寧可如此，更何況從吃虧上當之中，培養我包容天地，忍耐異己的胸襟。出家六十年來，再大的挫折都不足以動搖我的心念，想來也未嘗不是人生一得。
　　
　　記得西來寺剛落成時，為了辦事的需要，常住曾到附近買車，日裔車商問清楚我們的需要之後，耐煩地說明那一種車比較便宜、實用，並且教導如何退稅，由於他的「圖利他人」，無欺誠懇的服務，七、八年下來，我們向這家廠商買了不下十多輛的載卡多。民族性的不同，「圖利他人」的態度也千差萬別，譬如日本商人的敬業精神就令人十分敬佩，如果甲店沒有這樣貨品，售貨員會不厭其煩地指點你去乙店購買，我遇到這類情況，在離開甲店以前通常都會多購買一些小紀念品以為感謝。加拿大的稅務員最為彬彬有禮，不但依約定時間在門口等候迎接，而且還告訴你如何節稅。反觀臺灣一些公務人員卻以磨人為樂，總不一次說明如何辦理，這一次也許怪你證件沒有帶齊，下一次又說你印章不合格，常常辦一件事情，總要奔走來回三、五次，像佛光山的一些別分院道場，辦個寺院登記，甚至要十年、八年才能拿到執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經歷世間諸多風霜磨難，我深以為警惕，經常提醒自己，教誡弟子要常常「圖利他人」，給人歡喜，給人方便。
　　
　　信徒阿敏姑在宜蘭開布莊，有一次她告訴我：「做生意很難持守妄語戒，因為如果對顧客照實說布料會褪色，就沒有人願意買了。」我教她：「妳可以坦白對客人說明這一種布會褪色，但是比較便宜，一尺要四塊錢；那一種布不會褪色，但是比較貴，一尺要八塊錢。」她本著「圖利他人」之心，不計得失，依法行事，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買了好幾棟樓房。信徒奉獻油香，有時我看對方經濟不佳，不收他們的供養，他們感動之餘，賺了錢以後，竟然不只十倍、百倍地奉獻道場。可見「圖利他人」其實是在為自己廣結善緣，得利的還是自己，因為給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
　　
　　西來寺剛落成時，「中華之聲」電臺的趙元元小姐想要採訪我，她顧念到節目在夜間播出，時間太晚了，對我造成不方便，所以改以錄音方式訪問，我得知後，告訴她：「只要對人間有意義的事，不要說時間很晚，縱然颳風下雨，我也會欣然前往。」趙小姐對我的「圖利他人」態度，心生歡喜，約定兩天後在電臺見面。去年，中華電視公司製作「蓮心」節目，邀請我主持第一次的歷史性錄影，我看到他們的企劃資料，覺得這是一個有益世道人心的節目，因此怡然答應，雖然每次錄影都要花上一天的時間，使我的行程益形緊湊忙碌，但想到能夠「圖利他人」，我覺得這一點犧牲仍是值得的。由於訪談內容都是對大家生活上十分受用的話題，所以播出之後，觀眾的反應十分熱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我對於報社記者的採訪，一向歡迎接待，坦誠相談，只是他們總喜歡問一些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尤其臺灣有許多記者不重視文教的價值，有時和他們暢談了一個多小時有關宗教對淨化人心的重要性，他們卻片言隻字也不刊登，只照著自己的意見，大談佛教的財富。我雖然心中百般無奈不悅，但是生性寧可自己吃虧，也不願拒人於千里之外，所以仍然勉為其難地接受訪問，甚至體念到立足社會謀生艱困，往往主動結緣，提供一些資料給記者發表。如此多年下來，臺灣的一些名記者像中央日報的李堂安、中國時報的蘇正國等都和我成了莫逆之交。他們中肯而又不失生動的報導發揮了媒體造福人群的功能，可謂功德無量。這種圖利他人的精神與方式，不正是社會祥和幸福的原動力嗎？
　　
　　多少年來，只要知道有苦難的地方，我都自動挺身而出，「圖利他人」，像臺灣的水災，我不只捐助十次以上；其他如孟加拉、菲律賓、俄羅斯、神戶、大阪、洛杉磯，乃至中國大陸各地的地、水、風、火等天災人禍，我也都竭盡所能，傾囊相助。一九九四年，臺灣因為颱風過境造成嚴重的「八一二水災」，總統李登輝先生大概知道我一向樂意「圖利他人」，公開「點名」，希望佛光山能夠捐輸解困。我那時正在歐洲弘法，儘管佛光山也是災區之一，心中憂心不已，我仍直下承擔，登高響應，呼籲全世界的佛光會員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勉力捐獻了一千萬元給政府賑濟災民。
　　
　　近來，臺灣社會治安敗壞，重大刑案一再發生，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甚至一些民間團體在市街遊行，要求政府提出革新社會的方案。一時之間，臺灣的社會問題成了社會大眾最為關心的話題，與我素昧平生的名教授邵玉銘先生在一次電視訪問中談及此事，竟然說道：「臺灣要淨化心靈，只有星雲大師出來才辦得到！」我輾轉耳聞，除了感謝他的過譽之外，更覺得自己應該身先士卒，為社會安定盡棉薄之力。不久之後，我發起「慈悲愛心列車──環島佈教」活動，倡導社會安定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喚醒大家應從自己做起，除了揭櫫去十惡、守七誡的德目之外，更主張要日行一善，「圖利他人」。只見「慈悲愛心列車」所到之處，均受到民眾熱烈歡迎，許多人扶老攜幼全家一起共襄盛舉，他們頂著烈日，冒著大雨，跟著我們一路走下去，希望能走出台灣和諧、安定的康莊大道。有的人甚至搬出家中的飲食果蔬送給沿街佈教的佛光會員們解渴止饑，我們堅信如果能將這種善良的風氣持續傳播下去，臺灣的每一個人都是愛心人，臺灣的每一塊地都是慈悲地，那麼何患社會不能繁榮進步，國家不能幸福康樂？
　　
　　佛經云：「人我一如，自他不二。」冀望社會大眾人人都能建立「圖利他人」的觀念，共同攜手努力，共創美好家園。如果教育界都能努力教學，作育英才；傳播界都能篤實客觀，作正面報導；工商界都能改善品質，增加生產；政治界都能重視人權，為民謀福……，大家必能在共存共榮的基礎下，享有祥和安樂的生活。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四月)

學佛要學吃虧

　一九四一年，我受具足戒時，得戒和尚若舜長老在教禮時和我們這群新戒說：「你們出家受戒要學的東西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記得：學佛，要學吃虧。」這一句話我謹記在心，對於我一生的做人處事有很大的受用。
　　
　　說到「吃虧」，大多數的人不喜歡「吃虧」，因為人都喜歡討便宜，我們不妨想想：如果別人的便宜給你討了去，他就非得要吃虧不可，世間上那有給你永遠佔便宜，別人吃虧的事情呢？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那些貪婪無厭，喜歡佔便宜的人，其實到頭來真正吃虧的人，必然是自己，像現在社會上被金光黨騙財的人，大都懊悔一時的利欲薰心；反觀一些看起來「吃虧」的人，結果才是真正佔了大便宜。
　　
　　像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因為他為民謀福，寧願自己吃虧，但到最後，大家公推他為帝；著名的「管鮑之交」，旁人都說管仲在佔鮑叔牙的便宜，但是鮑叔牙卻處處為管仲說話，後來還推薦他作宰相。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正因為鮑叔牙肯「吃虧」，所以不但交到一個好朋友，而且為國舉才，利益了全國人民。我們看中外歷史的忠臣義士也是因為肯「吃虧」，結果救國救民，力挽狂瀾於既倒，而自己也能流芳萬世，永垂不朽。所以，討便宜未必真討便宜，吃虧也未必真吃虧，真正來說，吃虧才是在討便宜。　　
　　我有幸親承若舜長老的教誨，在叢林參學時期，就體會到「吃虧」的妙用，記得那時大家都很窮苦，我每次得到一點什麼東西，寧願自己沒有，也要分給同參道侶；目睹燒水、行堂等工作必須起早待晚，花費勞力，沒有人願意承擔，我就自動挑起來做；聽到師長同學有什麼困難，我也毛遂自薦，設法幫助；甚至有時候同學們做錯事，擔心他們挨罰，我還自願代受處分。也曾有年長的同學勸我：「你這樣會『吃虧』的啊！」但我謹記著若舜長老的話。結果幾年之後，像我這麼一個頭腦並不聰明，又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的鄉下孩子，居然學習到許多做事的技巧，也鍛鍊出強健的體魄來，我對「學佛要學吃虧」這句話更加增長了信心。
　　
　　直到現在，我雖然年逾古稀，無論做什麼事情，我仍然一馬當先，甚至還做「不請之友」，指示徒眾安排我多教一點課，讓我多做一點事，我始終認為：一個人的辛苦，只要換來大家的歡喜，何「吃虧」之有呢？
　　
　　我不但寧可自己「吃虧」，多承擔一些事情，有時也會給人冤枉，受諸多委屈，自己只要自覺心甘情願，沒有什麼事情不可承擔，而且經常揀別人不要的來做。一九四八年，南京華藏寺的住持將寺產幾乎敗光，世局又動盪不安，佛教界沒有人願意接管這個爛攤子，眼看這間寺院就要被地方惡霸佔去，剛好我和一些同道們從宜興來到南京，聽說此事，便提議和寺方接洽，結果在蔭雲和尚的撮合下，接管了華藏寺。我們排除萬難，整頓僧紀，並且興學校，辦工廠，雖然由於國共內戰，方興未艾的佛教事業如曇花一現般消失在戰火之中，看來我們好像前功盡棄，「吃了大虧」，其實，在這段期間內所吸收的行政經驗，對於我後來建寺辦學都有著莫大的助益。
　　
　　到臺灣來的因緣，也是由於不怕「吃虧」而揀來的便宜。一九四九年春，國勢危殆，智勇法師組織了「僧侶救護隊」，要隨軍來臺服務時，臨時退卻，我那時連臺灣在那裡都不知道，但是看到「僧侶救護隊」群龍無首，即將散失，便自告奮勇，負責帶隊，就這樣，我與一干人等來到了臺灣。
　　
　　當時臺灣的佛教被列為神道迷信之流，地位十分低落，尤其從大陸來的僧侶經常被疑為匪諜，三天兩頭就被抓去盤查詢問，甚至鎯鐺入獄。許多人開始另謀出路，我也曾打算到其他地區，如香港、馬來西亞、瑞士等有因緣的地方，但是好不容易籌足了路費之後，聽說一些同道有的沒有身分證，有的沒有入境證，無法在臺久居，也急於到其他地方去。我心生不忍，於是將僅有的錢分送給他們做盤纏，自己繼續留在臺灣。沒想到後來居然能在這裡結了許多法緣，開展出另外一片天地，俗語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一直相信：隨順因緣，助人為先，「因果」必定不讓你「吃虧」的。
　　
　　四十多年前，地處臺灣東北的宜蘭還是一個沒有開發的鄉鎮，從臺北前往宜蘭必須搭乘四、五個小時的煤炭火車，到了宜蘭，因為要通過二十多個山洞，所以臉龐、耳朵、鼻孔全都沾滿了黑色的煤炭，再加上那裡生活條件很差，請來的法師沒有一個願意待在那裡弘法，因為連上一個廁所都要行走二十分鐘到火車站去方便。我知道以後，便束裝前來，就這樣，我在宜蘭一待就是數十年，至今戶口仍在宜蘭。雖然創建佛光山，但從來沒有離開的念頭，我在這裡建講堂，設立幼稚園，成立佛教歌詠隊、弘法隊、學生會、兒童班，成為新佛教發展的基礎。我想當初如果害怕「吃虧」，繼續待在人文薈萃的臺北，可能就不容易有如此的成就，臺語有一則俗諺，說：「佛祖疼憨人。」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一九六七年，褚伯思夫婦將全部資金投資在高雄大樹鄉的一塊丘陵地上，想要開建一所海事專科學校，結果和合夥人意見不合而作罷。但這塊地因土壤貧瘠，麻竹遍布，高低不平，到處兜售都無人肯買，褚氏夫婦一家老小的生活，甚至債務，頓時面臨問題。我知道以後，為了替他們解危，立即讓售高雄市中山一路三十四號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的房屋，以所得款項買下這塊丘陵。聞者莫不說我是個傻子，因為一來，我和褚氏夫婦夙昧平生；二來，這兩塊地的價值簡直有如天壤之別。我力排眾議，節衣縮食，搭草寮，開荒地，三十多年來，在這裡奠定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事業的基礎，這座當初沒有人要的丘陵，就是現在封了山大家還設法要來此一看的「佛光山」。直到如今，我們每個周末所舉辦的假日修道會，都是上千甚至數千人從臺灣各地前來參加。回想當初種種，不禁禮讚若舜長老那句「學佛要學吃虧」，真是一句擲地鏗鏘的至理名言。
　　
　　蔣經國先生在江西所辦的正氣中學在臺復校，一九七六年，在經營上有了困難，我聽說此事，便與校方議定，由佛光山出錢買下辦學的權利助他遷校，當時有人和我說：「你這樣做很『吃虧』，因為你還必須另外花錢建校。」但我覺得錢用了還會再回來，所以毅然決然多花一倍以上的錢才創辦現在普門中學。如今想來，在二十年前戒嚴時期，我能為佛門辦一所中學，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種不是用金錢所能衡量的價值，不也是由「吃虧」才能換來嗎？
　　
　　一九九六年，嘉義某管理學院雖申請立案，但沒有經費開工建築，不知如何是好，探詢佛光山有沒有接辦的意願，那時我們正在宜蘭礁溪林美山探勘地形，籌建佛光大學，無論在財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十分吃緊，許多人勸我：「如果另外再接辦一個大學，恐怕十分困難。」但是我仍然堅持己見，付費接管，一面接下待建的工程，一面和教育部進行申請開學事宜，一年不到，嶄新的南華管理學院成立，二、三年來，不但辦學風評甚佳，而且已經舉辦了多次的國際學術會議。這又證明了，只要你心存正念，即使「吃虧」，也沒有什麼辦不成的事情。
　　
　　從華藏寺到僧侶服務隊，從大陸到臺灣，從臺北到宜蘭，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山……，回想我和每一個地方的因緣幾乎都是將別人不要的拿去做，但我都能做得不負眾望，不僅將佛教發展到五大洲，而且為佛門辦了許多事業；從普門中學到南華管理學院，我也是咬緊牙關，接下別人未完的事業，雖說是多少血汗，多少辛苦的結晶，但能為佛教界、教育界豎立一個現代化、國際化的形象，不也是意義非凡嗎？所以，後來我常教導弟子們不要怕「吃虧」，多承當，多擔待，正好可以考驗我們的信心，我們的慈悲，我們的道念，我們的能力。
　　
　　中國有一則故事，敘述閻羅王審判兩兄弟，問他們將來投胎為人，要做受的人生，還是給的人生。哥哥說：希望能做一個為人付出的人生；弟弟說：希望能做一個接受別人所有的人生。後來，閻羅王依照他們的願望，哥哥投生在一個富貴人家，終其一生樂善好施；弟弟投生在一個以乞丐為生的人氏，終其一生皆以乞討為業。這雖是一則寓言，但也說明了：一個人如果懂得付出，不計較「吃虧」，才能擁有一個富有的人生；一個人如果錙銖必較，只知道接受，卻吝於付出，必定是一個貧窮的人生。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吃虧便是福。」真可以說是先人智慧的結晶。
　　
　　我經常懷念和煮雲法師之間數十年不變的交情，他過去和我在一起旅行，坐車、住宿都是我去付錢，可是一到了吃飯、照相，他都搶先坐中間座，走在前面站。有人說他喜歡討我的便宜，但我卻心甘情願地「吃虧」，而且很喜歡他討我的便宜，因為我很體諒他過去青少年時窮久了才會如此，更何況他真情善良，沒有心機，甚至經常對我的弟子說：「煮雲沒有福報，有的東西也守不住，不像你師父，到那裡都能所願成就。」其實我的所願成就也都是從「吃虧」來的。
　　
　　記得四十多年前在宜蘭弘法的時候，每逢法會，我都請前來參加的信徒們順便在寺院用齋。那時大家的經濟都不富裕，許多人攜家帶眷來吃齋飯，才添幾角的香油錢，因此每次法會辦下來都入不敷出。有些人就勸我不要辦齋，但我還是寧願自己「吃虧」，結果一次一次辦下來，信佛教的人越來越多，像依空、慧龍、李宗德、林清志、楊梓濱等，那時候都還是小孩子，由於曾經結下這段法緣，他們長大之後，有的跟隨我出家，有的在各地幫我辦佛光會，實在是當初始料未及之事。所以後來佛光山各別分院的住持、當家向我抱怨許多上班族的人在吃飯的時間總喜歡到寺院來趕齋時，我總是告訴弟子們：「人家肯來吃飯，是看得起我們，我們應該感謝他們給你添福的機會。」
　　
　　佛教的出家人有兩種不同的方向，一種是弘法利生，一種是經懺佛事。一般人很感謝經懺佛事的法師，一堂功德佛事下來，不但磕頭跪謝，還自動送上紅包供養；但是對於弘法的法師，一般人比較不了解他們的重要性。尤其在以前民智未開的時代，你要弘法，不但自己要花錢租場地，裝電燈，還得拜託人去聽你講經。他們來聽經，你還要感謝他們前來捧場。
　　
　　由於弘法利生看起來是一條很「吃虧」的路，所以過去很多出家人不喜歡發心弘法。但我卻認為弘法是佛教的根本，因為菩提種子一旦撒播出去，將來的收成必定不可限量。所以我寧可自己小小犧牲，也設法到各處去弘揚佛法，而且辦理免費的佛學班、夏令營等等，結果接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前來信仰佛教，我們一起奮發努力，將臺灣的佛教從老年的佛教帶向青年的佛教，從迷信的佛教帶向正信的佛教，從拜拜的佛教帶向聞法的佛教，從寺院的佛教帶向會堂的佛教……，這不全都是肯「吃虧」得來的成績嗎？
　　
　　慈航法師曾說：「如果你和那個人過不去，就叫他去辦學或辦雜誌。」而我在全世界，寺院建了一百多間，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國重要定點都成立有總會、協會一百五十多個，由佛光會辦有中華學校、《佛光世紀》以外，也已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及中學、大學、雜誌社、編藏處、經典翻譯中心等，雖說是多少血淚辛酸，但是為社會培養了多少人才，為佛教紮下了多少的基礎，這些事情深遠的意義不是只看表面的「吃虧」所能計算的。
　　
　　儘管我為了佛法的弘揚，為了大眾的利益，做了許多吃虧的事情，但了解「吃虧」三昧的人還是不多，像南華管理學院創辦之初，我就規定不收學雜費，一些學者認為辦高等教育應該採取高學費制度，讓有經濟條件的人來讀書；也有許多關心佛光山的人恐怕這樣一來，我們要揹負更多的銀行債務。但我覺得佛法之前，人人平等；大學之前，也應該讓人人有機會讀書。
　　
　　我經常看到許多清寒子弟雖然資質優秀，但是因為學費太高，只好望著大學的門檻興嘆，心裡覺得很可惜。再說，現今的時代，功利主義掛帥，連教育都變成一種商業交易，長久以來青年學子缺乏感恩的美德，所以我也想換一個方式來引導社會的風氣。基於這許多理由，我還是堅持實行不收學雜費的制度，一年之後，我就收到學生的感謝函，最難得的是，我在學校舉辦成年禮的時候，許多青年學子都自動報名來參加，這在過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在乎將來他們是否信仰佛教，但是我想如果莘莘學子能在這所學校的教育下，建立正確的人生觀，甚至社會大眾能因此對經濟價值觀念重新思考，估定了解「吃虧」哲學的美妙，那我就可說是「賺」到了。
　　
　　一向以來，對於佛教界的事情，我即使自己生活困難，也設法予以支援。近十年來經濟比較寬裕，我經常開辦僧伽講習會、寺院講習會，不但將自己的經驗傾囊相授，而且還將一套套新編的藏經、《佛教叢書》送給大家，連弟子都在笑我又在做「吃虧」的傻事，而我則認為與其自己珍藏，不如供養一切有心人士，讓所有的寺院都能具備健全的制度，讓所有的佛教徒都能擁有正確的理念，讓大家都一起來光大佛教，弘法利生，讓整個社會風氣改良，人心淨化起來，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嗎？
　　
　　我不但經常資助佛教寺院及其他公益社團，也勸信徒對他們作一些布施。弟子不明白，問我：「佛光山的建設需要那麼多的經費，你還教信徒捐給別人，不是白白『吃虧』了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哲學是：「該是你的，即使『吃虧』，還是你的。」
　　
　　記憶最深刻的是數年前，我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稅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信徒知道以後，紛紛讚歎，我告訴他們：「你們也可以捐給他啊！」像羅李阿昭居士依言捐獻之後，看到我要開辦佛光衛視，更加感動，所以掏出不止數倍的錢給我作為電視台的籌備基金，甚至張姚宏影、陳鄭秀子、薛政芳等人，一個個跟進。所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世間一切諸法本來平等，不增不減。「吃虧」，即非吃虧也。
　　
　　目前社會上有許多人覺得拜神比信佛好，因為拜神可以向神明祈求功名利祿，佛教卻教人要布施喜捨、忍辱負重，這些看起來都是讓自己「吃虧」的事情。其實，凡事皆有因果，布施、忍辱，看起來是別人佔便宜了，其實自己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像我終生都因為「吃虧」而讓我的佛道更上一層樓，因為「吃虧」而使得佛教事業更加興隆發達。所以，在此奉告大眾：「吃虧」不但是修行最討巧的方式，也是做人處世的不二法門。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一月)

要知道慚愧與苦惱

　淨土宗印光大師自稱「常慚愧僧」，我的同學煮雲法師也經常自稱「苦惱僧」。「慚愧與苦惱」確實不可不知，不可不奉行。因此，要知道「慚愧與苦惱」這一句話，也成為我的座右銘。
　　
　　不但印光大師、煮雲法師一個稱「慚愧」，一個稱「苦惱」，歷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高僧大德都經常自謙「慚愧」與「苦惱」，今日的青少年學道不易成功，就是因為少了知「慚愧」、知「苦惱」的性格。假如一個人從他懂事的時候開始，就經常「慚愧」對父母的孝順不夠，經常「慚愧」對老師的尊敬不夠，經常「慚愧」對親人的照顧不夠，經常「慚愧」對晚輩的提攜不夠，經常「慚愧」不懂世間上的各種學術，經常「慚愧」對別人的恭敬與溝通不夠，經常「慚愧」沒有能力擔當世間上的各種責任，經常「慚愧」不能幫助世間上多少的苦難眾生，經常「慚愧」自己的思想、信仰不夠清淨，果能如此「慚愧」，就會奮發圖強，有所作為。所以儒家有謂：「知恥近乎勇。」《佛遺教經》也說：「慚恥之服，無上莊嚴。」
　　
　　光是知道「慚愧」不夠，我們還要知道「苦惱」。我自幼就不善於佛教的歌詠梵唄，自覺非常苦惱；我一生沒有語言天才，學了多次的英文、日文，都不能進入情況，經常感到非常苦惱。此外，我沒有特殊的技能和專長，也覺得非常苦惱，例如：聽到有人向我報告水電的專業設備，我就不知如何是好，聽到有人和我說明財務收支預算的數據，我也不知如何應對。但由於我能效法古德「知道慚愧與苦惱」的美德，發心學習，勤勞向上，不敢稍懈，讓我感受到「慚愧與苦惱」為我的一生增加了無比的力量。
　　
　　先師志開上人也在我初出家的時候，經常訓示說：「我們要『知道慚愧』，要『知道苦惱』。因為我們這一世系既沒有輝煌的傳承，也沒有往聖先賢的歷史；我和你既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也沒有過人的智慧；既沒有皇親國戚可以依附，也沒有豪門鉅子的靠山。現在我們的一切，所能靠的只有靠佛法，靠因緣，靠我們『知道慚愧與苦惱』，以『慚愧與苦惱』激發我們奮鬥、精進的力量。」恩師上人的勉勵更增加我對於「慚愧與苦惱」的認知與受用。
　　
　　回想數十年來我對佛教事業的發心承辦，不都是靠著「慚愧與苦惱」的力量嗎？例如：辦雜誌或印行佛書的時候，遭逢許多困難，幸好我知道自己能力不夠的苦惱，進而到處請益，虛心學習，因此所辦的文化事業均能維持不輟；我更感謝讀者們熱心的護持，由於他們的淨財使佛法傳播得以發揚廣大，慚愧我何功何德，只不過是一個代辦者而已，既然有人如此看得起我，我就要更加努力，以不斷的突破向前，不斷的進步成績，向他們表示我的禮敬與感謝。所以，每當佛光山的功德主護法會議時，我都用台語向大家說：「歡迎你們『頭家』回來。」
　　
　　每當有人讚歎我辦的佛教學院、僧伽教育，或者大學、中學的時候，我也感到十分慚愧，因為這都是許多功德主的布施淨財，他們設立各種獎學金，以各種喜捨得來的成就。是他們給我的因緣，讓我有機會服務，所以我要加倍用心，以優良的辦學成果奉獻給我們的「頭家」。
　　
　　多年來，我在各個國家的會堂及各大都會的體育館主持佛經講座時，總是萬千聽眾齊聚一堂，其實有誰知道我每次在這種場合的時候，都會膽顫心驚，深怕沒有好的佛法來供養大家，勞煩大家不辭辛苦前來聞法，能不「慚愧」，所以在講經的時候，我總是準備醞釀，戮力以赴。
　　
　　一日復一日，一年又一年，雖然「慚愧與苦惱」的心情形成不斷的煎熬，但也促使我在佛道上永遠精進不懈。有人說我帶動了台灣佛教的發展，甚至將佛法弘揚到全世界。其實，這都是十方大眾帶動了我的發心，「慚愧與苦惱」給予我增上的因緣。
　　
　　我從幼小到逐漸長大的過程中，就有害羞的性格，在人前不敢講話，甚至別人的賞賜也不敢接受，凡有所表現總是畏縮後退。初到臺灣不久，約有十多年，我每個月一次又一次地從台北坐火車到高雄講經，後來因為禁不起每次信徒的迎送，感到「慚愧與苦惱」，受當不起，所以決心有一段時間不曾前往，但「慚愧與苦惱」有時也鼓動我發心增上；而責任感的趨使，也與「慚愧、苦惱」奮鬥。
　　
　　雖然我發起「家庭普照」，但我平時卻很少到信徒家中走動，為的是不敢承受太多的恭敬供養，甚至於我自己所創建的各別分院，有時前去，也不敢事前告訴大家，惟恐他們費心張羅，特別接待。基於自己發自內心深處的「慚愧與苦惱」，所以一概不敢給予他人太多的麻煩，許多事情我都是自己處理，所以我不但自己學會理髮、洗衣服，也學會縫衣補丁。
　　
　　這幾年在世界各地，為了弘法，從這一個城市到那一個城市，從這一個都會飛到那一個都會，每次一抵達機場，或者一下火車的時候，就看到信徒們羅列成隊，獻花頂禮，甚至還插旗子，拉布條，邀請樂隊擊鼓奏樂以示歡迎。目睹此景，每次均令我「慚愧、苦惱」，真想鑽一個地洞跳進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有向海內外佛光山各地別分院的徒眾及信眾宣布：「以後你們如果有十個人以上來接我，我就至少一年不再前來；如果獻花，我就兩年不會前來；如果再有拉歡迎布條，我就三年不來；如果要我到餐館裡吃飯，我就四年不來；如果吃飯的時候，像齋宴一樣，一道一道地吃法，我就五年不到。」因為「慚愧、苦惱」渺小如我，實在承擔不起如此多的濃情厚意，遑論至尊至貴的恭敬供養，個人實在承受不起啊！
　　
　　君不見前賢先輩們都十分自我珍惜，恐怕折福，所以不敢承受他人過多的好意，甚至喊出「惜福」的口號。的確，銀行裡的存款再多，如果你不愛惜，不但不能繼續進帳，而且還揮金如土，一旦存款用完，將到何處去張羅呢？福報也是如此，趕快培植都來不及了，那裡敢去浪費耗用呢？
　　
　　記得過去慈航法師一見到人，再心愛的東西也都願意喜捨給對方。他有一次告訴我：「有感於此生的福德因緣不夠，深深覺得『慚愧』，覺得『苦惱』，所以怎麼能錯過廣結善緣的機會呢？」我覺得能做到慈航法師的慈悲，才無愧於為僧之道。
　　
　　大醒法師也曾對我說過：「《口業集》是我將平日評論佛教界長短的文章結集而成的一本書，回想當初寫作的時候，對寺院人事嚴詞厲語，毫不留情，及至印光大師罵了我一句話『造口業』，才自覺『慚愧與苦惱』，所以就將這本書定名為《口業集》，以表懺悔之意。」祖師大德反求諸己，自承過失的風範於此可見。
　　
　　多年來，我不但在教界學習施捨，對於教外也樂於結緣，例如，善牧修女會救援雛妓，我聽說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也欣然資助；陽光基金會幫忙殘障人士，我也極願奉獻；甚至慈濟功德會及基督教門諾醫院，我都曾做過捐獻；此外，台南、屏東的戒毒所及各地監獄，我也派遣弟子前往輔導、說法，因為總想到為自己「慚愧、苦惱」的人生，結上一些善緣。
　　
　　在社會上，我們常聽到不少人怨怪國家對自己的刻薄，但不妨想一想：我們對國家又貢獻了什麼呢？有的人怨怪親人，但是請你再想一想；我們對親人又有什麼樣的照顧呢？有的人怨怪朋友，但是最好也先反省自己：我們對朋友又做了些什麼？有的人怨怪兒女，但做父母的有沒有考量到：我們對兒女又盡到什麼長輩的責任呢？假如我們能夠「知道苦惱與慚愧」，念及國家的保護，父母的養育、師長的教誨、親人的關懷、朋友的支持，我們除了「慚愧、苦惱」之外，感恩都尚且不及，那裡敢去怨天尤人呢？
　　
　　世間上，士、農、工、商供應我們衣食住行；社會上，傳播媒體供給我們訊息新知。一絲一縷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一粥一飯不會從虛空中蹦出來，所有的一切都是仰賴十方大眾的因緣，我們只有用「知慚愧、知苦惱」的心情來接受，以惜福、感恩的行動來報答，唯有如此抱著共享共有的雅量，才是一個有承擔，有情義，受得起，給得起的人生。
　　
　　此外，春天盛開的花朵、夏日和煦的薰風、秋天朗淨的明月、冬日溫暖的太陽，讓我們享有多少生活的情趣，我們如果不知道「慚愧與苦惱」，鎮日在人我是非裡面打轉執著，怎能堪受大自然的厚愛呢？橋樑給我們通過，大樹給我們蔭涼，雄偉的高山給我們攀登，遼闊的湖海給我們遨遊……，那一草一木的情義，那一砂一石的貢獻，我們都必須帶著慚愧與感恩、苦惱與惜福的態度來領納承受，否則豈不是連樹木花草、江湖河海都不如嗎？
　　
　　佛光山之所以能千辛萬苦把佛教帶動到國際化、現代化、人間化、大眾化，首先得感謝萬千的信眾給我的善緣，否則慧淺德薄如我，那裡能得到這許多的善緣美景呢？由於我自己一直抱持慚愧與苦惱的心念，例如每次法會、活動從開始籌劃到進行期間，我總是謹慎地四處查問，擔心來山大眾吃得不好，住得不好，往往為此責備徒眾準備不周；活動結束時，我也帶著一顆感念的心，在佛前祈願祝福，希望大家都能把朝山的法喜和平安帶回家去，和家人共享。
　　
　　國際佛光會百萬會員分布在全世界各地，他們有的關懷社會救濟賑災，有的施捨貧苦關懷殘障，有的創校興學慈悲度眾，有的護持弱小，照顧孤寡，例如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游象卿多次急難濟助、嚴寬祜獎學助人、曹仲植萬輛的輪椅施捨、張姚宏影文教事業的發心、王樹芳在世界各地慈悲喜捨，乃至全佛光會的人等，他們近年來對於巴布新幾內亞的海嘯、哥斯大黎加的風災、宏都拉斯的水患、南非以及孟加拉、拉達克的興學、救災支援及公益活動都不遺餘力，每次發動會員們共同募款，動輒都是數千百萬元的善款。他們的發心喜捨更加使我感到「慚愧與苦惱」。因為我的倡導，他們就響應割肉餵鷹的發心，不但向諸佛菩薩學習，也實踐了佛菩薩的悲願。因此，我除了弘法利生的文教事業以外，更要走向慈善的行列，對他們除了「慚愧感恩大願心」外，我還能說什麼呢？
　　
　　我從未學過建築工程及室內設計，但佛光山各道場的建築專家、室內設計師卻經常詢問我的意見，「慚愧、苦惱」的心情油然而生。為了給信眾提供一個良好的學佛環境，我曾經每到一地總是留心當地的各種建設作為參考，我每接觸一個工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開會向大家學習，現在各地別分院不但能擁有融和古今的特色，佛光山也把佛教和社會做了融和，由此深深感到「慚愧與苦惱」能夠建設未來的世界。
　　
　　《遠見雜誌》曾說我是「佛教的創意大師」，名記者卜大中則以「佛教的馬丁路德」形容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是如此，但我的確認為：在人生的道路上，自滿是阻礙進步的最大因素，傲慢是破壞道業的最大敵人，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培養「慚愧與苦惱」的性格。常聽別人說：「你不了解我。」其實真正最不了解自己的還是自己。若非透過徹底地自我反省，不懂得慚愧與苦惱，就不易看清自己的缺點，當然就不能革除染污執著的習氣。
　　《彌蘭陀王問經》記載希臘的彌蘭陀王與那先比丘之間論辯的精采對話。有一天，王問比丘：「一個證悟四果的在家居士也要向沒有開悟的出家人禮敬嗎？」那先比丘答道：「應該禮敬，因為出家人嚴持淨戒，具有慚愧心，將來會有證悟佛果的一天。」如同一塊白布有了一些污點，就十分明顯，但只要馬上洗清，就會恢復潔白；但一塊骯髒不堪的抹布，大家習以為常，想要洗清也不容易。惡習也是如此，唯有趕緊以「慚愧、苦惱」的法水，才能盪滌清淨。九五之尊的彌蘭陀王與那先比丘一番脣槍舌戰之後，終於拜服在三寶座下，因為他在真理之前，不得不「慚愧、苦惱」自己的卑微。
　　
　　記得童年的時候，母親指著我說：「你這個八折貨。」這是家鄉罵人的話，意指人的品質不好，如同只能打八折的貨品一樣。母親這句話，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直至今日，我仍然時常提醒自己，待人處世不能打折扣，必須全心全意，希望能減少「慚愧與苦惱」的遺憾。
　　
　　記得初來臺灣時，有一天有人告訴我：一位同參道友對我的照顧不周，表示非常不滿，要找我抗議。我知道以後，心中充滿「慚愧與苦惱」，想到數十年患難與共來臺，必定自己有得罪他的地方，所以我就注意改進，加倍對他關心友好，結果後來彼此一直如兄弟般往來。
　　
　　蕭師姑是非常善於烹飪的高手，每次我請她為客人準備宴席時，總是心懷「慚愧」，感念她的辛苦，同時也自覺「苦惱」，因為自己事情忙碌，無法親自掌廚，經常給她帶來辛苦，所以頻頻感謝、讚美；我每次到各別分院巡視時，不先到佛殿拜佛，總是到廚房向義工表示感謝；我每次請學生出坡勞作時，也經常用感謝的語氣，跟大家說：這件事非得要你們幫忙才行……，由於「慚愧」的感謝，「苦惱」的求助，往往能獲得大家更多的幫助。
　　
　　甚至對於徒眾，我也經常感覺「苦惱」，因為沒有給大家好因好緣，不能讓每位弟子都能發揮潛力，所以感到「慚愧」萬分。在佛光山，我設立良好的福利制度，讓他們在教育、深造、度假、醫療、退休等方面，都能得到最佳的保障。所謂「身安則道隆」，如今看到一千餘位出家弟子們能在道業上精進不懈，是我最安慰的事情。
　　
　　同參道友和一些信眾常說我是調和高手，都找我去排難解紛，甚至於兄弟分家、夫妻不和，我都去，其實祕訣無他，只在於我抱持皆大歡喜的想法，並帶著「慚愧與苦惱」的態度，先說好話，多陳己過，對別人多加尊重，因此一些暴戾氣氛的情形，我都能迎刃而解。
　　
　　多年來的人事歷練使我深深感受到：一個人只要把「慚愧與苦惱」培養成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把「慚愧與苦惱」表現在行住坐臥、語默動靜之中，必定能廣結善緣、增長品德。慚愧自己的無知、慚愧自己的無德、慚愧自己的無能、慚愧自己的不足，因而具有苦惱的自謙，益己又益人，何樂而不為呢？
　　
　　《法華經》中有一位常不輕菩薩遇人即行禮拜，並且說道：「我不敢輕視汝等，汝等將來皆當作佛。」由於他累劫以來，心中常懷「慚愧、苦惱」，所以不但擁有「常不輕」的美名，也成就了日後的佛道。世親菩薩本來學習小乘佛法，有一天他無意中接觸到大乘經典，當下慚愧、苦惱過去以小謗大的過失，欲以割舌來懺悔前愆，後來在胞兄無著菩薩的勸導下，寫下許多不朽的大乘論典，裨益了後世無數的眾生。古聖先賢秉持慚愧、苦惱的美德，在弘法利生上兢兢業業，精勤勇猛，吾輩凡夫慧淺德薄，怎能傲慢懈怠，無所用心呢？
　　
　　如今我年七十又三，懷著「慚愧、苦惱」的心情，期待自己能在菩提道上更加努力，把握快速飛逝的時間，將和平的理念貢獻世界，將佛法歡喜布滿人間，則於願足矣！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四月)

最高的管理學

妙睦從佛學院畢業出來之後，就被常住派到洛杉磯西來寺擔任知客。有一天，我在西來寺款待客人，對過程有一些意見，我問她：「妳在那裡受教育的？」她說：「就讀佛光山叢林學院之前，是在香港念管理學。」我聽了以後，和她說：「妳過去念的管理學，都是學著去管事，去管人，是不夠的，妳今後最好要學習把自己管理好，才是最高的管理學。」
　　
　　今天正逢「管理學」到處普及的時候，論其種類，真是不勝枚舉，有企業管理、人性管理、民主管理、分層管理，乃至於飯店管理、醫院管理、行政管理、倉庫管理……，但是對於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內心，就很少設立如此的課程了。在一九九六年，我創設了南華管理學院，和臺灣各個大學一起參加聯合招生。經過一番研究之後，我深深感到：佛教其實就是一門精深博大的「管理學」。　　
　　像一卷《阿彌陀經》，就是阿彌陀佛的「管理學」。在他的西方極樂世界裡，不但享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富麗的亭臺樓閣，清淨的休閒娛樂，融和的群我生活；而且沒有政治的迫害，沒有惡人的干擾，沒有經濟的困境，沒有男女的佔有，沒有交通的事故，沒有生態的污染，沒有衣食的擾人，沒有老病罣礙，沒有種族的界限，沒有怨家的敵對。阿彌陀佛將極樂世界的居民全都「管理」成「諸上善人聚會一處」，可以說阿彌陀佛就是一個最高的管理專家，因為他能夠給人安全、給人安樂、給人安心、給人安適。
　　
　　一卷〈普門品〉，是觀世音菩薩最好的「管理學」。觀世音菩薩為了將他世界裡的眾生「管理」好，所以先救苦救難，讓眾生得以無憂無懼，例如你有貪欲的，他布施喜捨來幫助你；你有瞋恨的，他以慈悲來教化你；你是愚癡的，他用智慧來引導你；你有疑嫉的，他賜信心來攝受你；求生兒子的人，他能幫助你生下福德智慧之男；求生女兒的人，他能幫助你獲得端正有相之女。如果你是軍人，他為你說軍人法；如果你是工商人士，他對你講工商管理法；即使你是一個童男或童女，他也會以童男童女的教育布施給你……，因為觀世音菩薩善於隨類應化，觀機說法，所以他走進了每一個人的心中，而信者們也將家庭裡最好的地方供奉給他，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信仰及領導。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得知，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的各種「管理學」，是合乎自我的管理、自性的管理、自覺的管理、自知的管理。由於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給予我們管理的示範，所以讓佛教發展出各種宗派的「管理法」，叢林寺院的「管理法」，僧團戒律的「管理法」，祖師大德的「管理法」……，可謂內容繁多，欹歟盛哉！讓佛教對於當代社會，甚至自我的「管理」等等，都有很大的貢獻。
　　
　　三十年前，我訪問日本時，見到日本工商企業團體，一隊一隊，一團一團的，都到各大寺院集合受訓，聽說這叫作「職前訓練」，是公司行號為了教育員工良好的思想理念及生活習慣，所以在他們正式工作之前，送到寺院裡接受佛教的「管理」訓練。當時日本寺院負責行政的出家法師也無不以佛門「管理」做人、「管理」工作的方式傾囊相授。那時，我就認為今後的佛教在社會的管理方面應該提出一些貢獻。
　　
　　世間上，物品的管理比較容易，因為物品既不會表達意見，也不會和你對立抗爭，你怎麼安排，它就如何地發揮功用；說到管理事情，事情也還算很好管理，因為事情有一定的原則，如果能將事情的輕重緩急拿捏妥當，將事情的好壞得失權衡清楚，管理起來也就不為難了。
　　
　　最難「管理」的是人。因為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煩惱，很多的意見，最重要的是面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習慣、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學歷、不同的資歷、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籍貫、不同的年齡……，如何在這麼多的差異之中，將人統攝起來，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
　　
　　人，很難管理，其實，更難管理的還是自己的一對眼睛，你要管理它非禮勿視，它有時偏不聽話；兩隻耳朵，你要管理它非禮勿聽，它偏歡喜竊聽他人的隱私；一張口，你要管理它不亂說，它偏偏禍從口出，闖下許多麻煩來；一雙手，你要管理它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可與取，但貪愛小便宜的人總是不計後果……。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都不能聽從自己的命令指揮，又如何能管理別人，管理其他的事情呢？
　　
　　其實眼、耳、鼻、舌、身，是有形有相的，還算好管理，假如管理自己的內心，這就難上加難了。心中的自私無明、煩惱邪見，如驕慢、嫉妒、憤恨、執著等等，如波浪一般鼓盪不已，如果自己缺乏大願、大力、大智、大悲，那裡能管理得了自己和自己的內心呢？
　　
　　盤踞在心中的煩惱雖然難以管理，即使是心中的一念情執也不易管理，有的人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可說是將自己心意情執發揚到極點；有的人愛國、愛民、愛家、愛人，即使如何地執著不捨，也還能為社會所接受；但，就有一些人，他們的心像頑猴惡馬一樣，總是犯人禾稼，最終還是自己受害至深。
　　
　　一個人想將自己管理好，則須管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例如：自己的思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心念要管理好，自己的威儀要管理好，自己的語言要管理好，任何一個地方管理不好，都會為我們帶來多少無謂的災殃。
　　
　　平時承蒙有人讚美我，說我門下徒眾之多，寺院之多，不知是如何管理的。其實，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管理」的法則，像我管理寺院，從不上鎖，像大雄寶殿、大悲殿、會議室、客堂、教室等等都是全日開放，好讓大眾隨時都可以進來瞻仰、使用；我管理物品，不喜歡建倉庫，我覺得物品是做來給大家用的，最好能物盡其用，東西一旦堆在倉庫，沒有人看得到，往往一放多年，等到要用的時候已經發霉生銹，豈不可惜！我管理錢，也不喜歡放在秘密的地方，三十多年前在壽山寺的時候，我將錢放在固定的地方，讓學生、徒眾各取所需，我認為這才是公平之道；我管理人，倡導法治、人治，甚至無為而治，我覺得最好的管理，其實是自己內心的管理。心治則身治，身治則一切皆治。
　　
　　有一段民間的繞口令說：「有一個城隍廟，東邊坐了一個管判官，西邊坐了一個潘判官，西邊的潘判官要管東邊的管判官，東邊的管判官要管西邊的潘判官，究竟是要東邊的管判官來管西邊的潘派官，還是西邊的潘判官來管東邊的管判官。」就是判官也彼此不服氣，你要管我，我要管你，互相看不起，僵持不下，就很難為城隍爺了。可見有了管理對方的想法，就有了分別對立，反而就更難管理了。
　　
　　在禪門有一則饒富趣味的故事，可以和上面的繞口令成為對比。有一個信徒到寺院找住持講話，住持叫旁邊的一位老禪師說：「你趕快去沏茶！」不久，住持又叫他：「你快去切一盤水果來！」住持和信徒講完話，又向老禪師喊道：「你陪客人聊聊啊！我有事要先走了！」住持出去了以後，信徒很奇怪地問老禪師：「這位住持是你的什麼人啊？」老禪師回答：「是我徒弟啊！」信徒大為不滿，說道：「既是徒弟，怎麼可以叫師父去泡茶？」老禪師回答：「他只有叫我去泡茶，沒有叫我去燒茶，燒茶就比較難了。」「他還叫你切水果！」「他很慈悲啊！只有叫我去切水果，沒有叫我去種水果，種水果可就更難了。」「他自己先走了，還叫你來陪我！」「他年輕，比較有用；我老了，所以做一些瑣碎的事情。」其實，在這個寺院裡，老禪師才是真正懂得「管理」三昧的人，由於他能顧全大局，放下身段，透視人際之間的因緣關係，因此讓整個寺院和合無諍。
　　
　　有鑒於「人和為貴」，所以我一向主張「集體創作」，我覺得最上乘的管理方式，應該是讓大家自動自發，肯定彼此所扮演的角色，互相合作，共同奮發突破；我也大力提倡「同體共生」的精神，我覺得最高明的管理原則，應該是讓整個團體能夠產生共識，上下一心。雖然我一手創建佛光山，但我都以召開會議來代替下達命令；儘管我是多少人的師父、師公，但我寧願大家商討研究，也不願斷然否決別人的意見。當然，其中也曾遇到很多不必要的困擾，例如一些應趕緊實行的議案，因為主事者的保守而延誤時機，以致日後必須付出多倍的努力及代價，但是為了尊重他人的看法也有其必要，所以我願承擔一切後果。三十年來，為了斡旋各個單位的意見，為了調和各個主管不同的看法，總有開不完的會議，但想到能給人多少利益，給人多少方便，給人多少學習，一切的辛苦即刻化為烏有。
　　
　　過去曾經聽過一則家庭主婦的故事，讓我感念良多：有一個母親就要過七十歲生日了，家人們秘密地商量著如何為她祝壽，想了半天都不知道她最喜歡什麼，最後小兒子說：「我知道，媽媽最喜歡吃我們每餐剩下來的飯菜。」大家想想，的確如此，於是到了這一天，兒女們就將冰箱裡的剩菜清出來煮了一鍋，說道：「媽媽！今天是您的生日，我們煮了您最喜歡的剩菜孝敬您。」這位母親聽了，一面流淚，一面說道：「是的，我最喜歡吃剩菜，幾十年來，你們所不喜歡的，我都默默歡喜承受下來。」自古以來，男士多稱自己的太太是內人、拙荊，甚至賤內等等，其實賢妻良母才是一個家庭裡面的主導內外的核心人物。我將這種肯犧牲，肯奉獻，不計較，不嫌苦的管理方法稱為「剩菜哲學」，用它來教導我的徒眾；但看古今中外，善於管理的良臣名將不都是因為擁有這種體貼、承擔的美德，所以能夠克敵致勝嗎？像吳起領軍，不但與兵士同榻而眠，同桌而食，而且噓寒問暖，為吮膿血，所以官兵們都肯為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李廣帶兵，在饑乏之際，發現泉水，不待士卒盡飲，必不近水，不待士卒盡餐，必不嚐食，所以大家都樂於為他效勞賣命，出生入死。
　　
　　因此，所謂「管理」，不一定高高在上，發號施令，而應當深入群眾，將團隊的精神帶領起來。三十多年前，我初創佛教學院，即使像「出坡」這麼一件例行的事情，我都親自說明意義，並且身先表率，挑磚擔水。三十年後的今天，想要為我做事情的徒眾何止萬千，但我不僅未曾以命令的口吻叫人做事，還經常主動地為徒眾解決問題。常常聽說某個徒眾在北部事情忙碌，我便為他主持南部的會議；往往知道那個徒眾正在主持會報，一時無法結束，我就為他代課教書。我覺得：最好的管理，是自己先與對方建立「生死與共」的觀念，才能發揮最大的整體力量。
　　
　　有些人從事管理，善以謀略在人我之間製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易為屬下所尊重；有些人從事「管理」，喜用計策先試探別人的忠誠，但是一旦被人識破，就不能為對方所信服。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以己心來測度他情，以授權來代替干涉。像龔鵬程先生和我素昧平生，只因聽說他的才華，便立刻在飛馳於高速公路的車廂裡，先用行動電話邀請他擔任校長，他先是一陣愕然，聽說我要建的是一所屬於全民的精緻大學，便一口答應，從此多年來的校務我未插手干涉，「南華」在他的帶領下，校譽日有所增；目前西來大學的校長陳迺臣先生，過去是花蓮師範學院校長，我將校務交付給他之後，也很少過問，西來大學的校務在他的拓展之下，也是蒸蒸日上。
　　
　　在世間上，一些父母和兒女們說：「你看！隔壁張家的某某多好，成績這麼好，那像你？」結果，孩子被說得一無是處，只有自暴自棄；在社會上，一些主管總是責備屬下不如別人，說者固然是「恨鐵不成鋼」，但沒有想到聽者的想法如何，根器如何，也就枉費心機了。每個人資質不一，各有妙用，只要你善於帶領，敗卒殘兵也能成為驍將勇士，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看出他們的優點長處，而給予適當的鼓勵？你能否看出他們犯錯的癥結，而給予確切的輔導？尤其，你能否不傷害他的尊嚴，而讓他的人生得到成長？像盤珪禪師以慈悲愛心感動惡習不改的慣竊，仙崖禪師以不說破的方式教導頑皮搗蛋的沙彌，凡此皆可看出歷代高僧大德「管理」十方叢林，接引各類僧眾的善巧智慧。　　
　　過去曾經有一個連名字都不會寫的男孩被送來佛光山，大家都嫌他笨拙，我用玩的方式來教他，慢慢地，他竟然開了智慧。大雄寶殿剛落成時，裡面一萬四千八百個小燈泡的線路錯綜複雜，都是他一人包辦；還有一個摩登妙齡女郎，每次來山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當時不知有多少人反對我收她作出家弟子，但她後來在佛法的薰陶下，不但勤勞努力，而且本分盡責，得到眾人的讚美。所以，說到「管理」，其實是在考驗自己心中有多少慈悲與智慧。
　　
　　信徒和我講話時，常會驚訝地說：「你說中了我的心事了！」這是因為我自四十多年前弘法以來，就常在揣摩前來的聽眾、信徒是什麼職業，抱著什麼心態，我要和他講什麼話，讓他歡喜，讓他感動，由於我能用心為人著想，所以後來我在「管理」人眾的時候，就能應付裕如。
　　
　　我接辦南華管理學院時，曾將一座大樓的設計方位改變，事後許多人說改得真好，他們問我是不是會看地理風水？其實心有心理，人有人理，情有情理，物有物理，地當然也有地理，過去我在讀佛學院的時候，每次一上殿，我就知道要趕快站到那個位置，因為我喜歡敲法器，即使沒有開我的牌，也總想有遞補的機會。每次一到齋堂，我也知道應該往那裡坐，因為我的食量大，我要找一個行堂容易看到的地方，好為我添飯；每次一到教室，我會知道該到那個位置去，因為過去寺院沒有錢點油燈，只有自己趕緊選擇光線最好的地方；每次和師長談話，我也知道該往那裡站，因為我要引起他的注意，好讓我能有更多學習的機會。後來舉凡隊伍的排列形式、建築的遠近高低、事情的快慢程序……，我都能拿捏得準確，這是因為我能用心將自己的「空間」管理得當的緣故。
　　
　　我經常在客人要來的前一刻，站在門口迎接，讓對方驚喜不已，有人問我是不是有神通？其實這是因為我從小就訓練自己要有時間觀念，例如什麼是五分鐘，什麼是十分鐘，甲地到乙地需要多少時辰，做一件事情要花費多少時間，我的心中都了了分明，所以一切事物當然也就能夠「管理」得恰到好處了。
　　
　　每年大年初一，我能約略算出今年春節大概會有多少人上山；在某些地方待上一、兩天，我也能知道當地寺院油香的多寡。徒眾輒感驚訝，其實我無絲毫特異功能，只是因為我有心去留意大小車子的流量，我肯去主動地了解每個地方的人文經濟，由於我心裡面有數字的概念，所以在管理寺院的時候，無論行政、財務、工程、總務……，當然就能夠預事而立，面面俱到了。
　　
　　所以，管理的妙訣，在於將自己的一顆心先管理好，讓自己的心中有時間的觀念，有空間的層次，有數字的統計，有做事的原則。尤其最重要的是，讓自己的心裡有別人的存在，有大眾的利益，能夠將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將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滿「最高管理學」的學分。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五月)

認錯，要有勇氣

春秋戰國時代，有一位生性固執的男子駕著馬車，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
　　
　　朋友問他：「你要往那裡去？」　　
　　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國。」
　　
　　朋友一臉狐疑地問道：「楚國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馳啊！」
　　
　　男子辯駁：「沒關係！我的馬非常優秀。」
　　
　　朋友無法理解，又問：「即使是一匹良駒，日行千里，但方向錯誤，還是沒有辦法到達目的地啊！」
　　
　　男子還是非常不以為然地說道：「你不用費心了！我有足夠的旅費。」
　　
　　朋友說：「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費，但路的方向畢竟是不對的，你怎麼能到得了楚國呢？」
　　
　　朋友雖然再三告誡他，這位男子仍然堅持己見，說道：「不打緊！我還有一個善於馭馬的好車夫。」
　　
　　總之，任憑朋友如何分析解說，男子依舊執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認錯」。這就是人的愚癡，人的執著！
　　
　　我們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則故事罷了，其實，類似的事情也經常發生在現代的社會。我曾經看過一個慈愛的母親因為女兒即將到寒冷的山區旅行，怕她凍著，所以就和女兒說：「乖寶貝啊！妳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顧到漂亮，要多帶一點衣服去啊！」
　　
　　女兒回答：「不必了，冷的時候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可以買到一件毛衣。」
　　
　　母親不放心，說道：「寒帶偏遠的地方，通常很難找得到一家店面。」
　　
　　女兒還是說：「沒關係，我可以找一個人家商借一件。」
　　
　　母親說：「越冷的地方，人煙越稀少，妳到那裡去商借呢？」
　　
　　女兒說：「萬一真的冷得沒辦法了，我馬上回來，不就得了嗎？」
　　無論母親如何地叮嚀囑咐，殷殷勸誘，做女兒的就是不肯多帶一點衣服預備。
　　
　　「死不認錯」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認錯，要有勇氣」，我一生都將這句話當成自己的座右銘。
　　
　　一九七一年，我想將朝山會館的建築列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為我認為：現代佛教應該和社會大眾結合為一體，能夠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讓信徒安心歡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議設立一座美輪美奐的朝山會館，不料很少信徒支援這項建設，眼看工程無法進行。有一天，慈惠法師對我說：「台灣的信徒根本不懂什麼叫作『朝山會館』，他們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師父應該先建大雄寶殿才對。」我一聽，覺得她的話非常合理，於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後來的建設一直非常地順利。假如當初我只憑理想，沒有「認錯的勇氣」，又何能有後來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團的民主，效法佛陀時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開會的時候，難免有一些徒眾的意見與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許是一個「從善如流」的人，很怕徒眾認為師父也是一個「死不認錯」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違抗，只會唯唯諾諾，沒有深思遠慮；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責別人，不能檢討自己。這樣一來，佛光山那裡能突破創新，為眾謀福呢？
　　
　　以我多年來授徒的經驗，凡是能夠接受教誨，「勇於認錯」的人，大多進步得快；凡事覺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認錯」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勸一些徒眾既然不長於讀書，就要及早學習其他技術，但他們卻執著己見，不肯「認錯」，結果花了許多年的時間鑽研學問，才發現走錯了路，後悔莫及。另有一些徒眾做事不能顧全大局，懶惰又不和眾，經過一再訓誡，還「死不認錯」，到頭來沒有一個單位肯要他做事。還有一些徒眾溜單以後，雖然知道自己錯了，卻沒有勇氣向大眾「認錯」，只得流浪在外。我雖有心寬容接納，基於宗門法規，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際遇的平順安危，其實和自己能否「認錯」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甚至古往今來，無論一個國家或一個團體，主事者乃至組成的份子，能夠「認錯」與否，往往就是成敗得失的關鍵所在。像項羽之所以在楚漢之爭中飲恨敗北，就是因為他剛愎自用，所以眾叛親離，最後自刎於烏江，臨終前還死不認錯，喊著：「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國名將周瑜，因為心胸狹窄，妒賢嫉能，錯失聯蜀滅魏的機會，卻不知反省，反而感嘆：「既生瑜，何生亮？」終致英年早逝。反觀劉邦和曹操，一個原本籍籍無名，一個被世人稱為奸雄，卻因為能聽從諫言，改正過失，而成就霸業。
　　
　　曾經做過中華民國經濟部長的尹仲容先生，在一九五○年間擔任外貿會主任委員時，曾頒佈「中藥限區採購辦法」，三天後，發現資訊判斷錯誤，立即取消前令，並且集合媒體，公開向大眾「認錯」道歉，當時有記者問他：「你這不是朝令夕改嗎？」他率真地回答：「知道錯了還不改正，這還了得？」由於尹先生實事求是，及時改正的風範，在當時引領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至今仍為許多人懷念不已。
　　
　　最近報載，經營亞都飯店成績卓著，獲得中外一致好評的嚴長壽先生，被聘請到臺北圓山飯店擔任總經理時，原本意氣風發，很想有一番作為，但不久之後就遞上辭呈，因為工作人員無法改掉威權時代的習氣，「死不認錯」，配合困難，嚴先生眼見無法改進，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說明了：「認錯要有勇氣。」能夠「勇於認錯」，才不會失去發展的契機。
　　
　　記得三十年前，因為台北到佛光山路途遙遠，北部的信徒紛紛請求佛光山在台北設立道場，好讓他們可以常常聽經禮佛。我也很想滿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處打聽，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場地。最初我們看中民權東路行天宮對面的一塊土地，透過一位經紀人接洽，雖然一坪的價錢不及市價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還是負擔不起，結果失去了這次的機會。後來，那塊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廈，每次坐車經過時，我的心裡都會生起一陣婉惜，總覺得對信徒虔誠的心意抱愧無比，因而發願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必定要在台北建一座空間寬敞的現代化道場。後來，信徒聽說此事，有感於我為了不能給大家一處好地方拜佛而「認錯」、難過，便發起大家協助出資。一九九四年，終於買下信義區一棟大樓中的幾個樓層，集台北道場、中華佛光會總會、佛光緣美術館、佛光緣滴水坊於一處，實現我多年來對於現代佛教建築的四個理想：傳統與現代結合、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藝文合一。
　　
　　一九九二年夏季，因為耐特颱風來襲，山洪暴發，雨水成災，造成台灣南部地區一片汪洋澤國，佛光山東山的砂石也流失不少。當時我人在國外，聞後匆匆趕回，看到坍方流失的土石及滿目瘡痍的坡地，真是一陣傷感，但我沒有責怪主事的職事照顧不周，防範不嚴，反而召集寺眾，對大家說道：「這次意外事件怪我當初沒有用心把擋土牆做好，讓常住遭受損失。」徒眾們聽了之後，都異口同聲地回答：「這不是擋土牆做得不夠穩固，而是我們沒有隨時清理水道。」
　　
　　我們師徒互相認錯，於是大家同心協力，奮力搶救，甚至邀請第八軍團研究大地工程的工兵營上山協助，很快地，東山又恢復以往的寧靜美好。從這件事，我深深感到：一個人要肯「認錯」，才有人樂意幫忙。因此，所謂的「廣結善緣」，不光是噓寒問暖，解衣推食就夠了，還應該在有「錯誤」的時候，能夠做到「嚴以責己，寬以待人」。
　　
　　中國古時凡有災禍，皇帝就下詔罪己，以求撫平人心，在今天民主時代的西方也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像去年(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因為緋聞案而鬧得滿城風雨，舉世皆知。剛開始時，柯林頓不肯認錯，對大法官做不實的證辭，結果引起民眾反感，險遭國會議員彈劾。所幸他後來勇敢地出來，公開向全美國的人民道歉，終於獲得民意支持，而穩住總統的寶座。可見一個人唯有「勇於認錯」，才能獲得大家的諒解，才有機會重新做人。
　　
　　久遠以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在臨終時，猶念念不忘欠了鄰人一隻雞無法償還，直至今日，沒有人批評蘇格拉底的貧窮，反而稱道他是一位坦然率真的哲人；三世紀前統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彌賠罪，自古以來，沒有人恥笑阿育王以九五之尊禮拜道歉，反而同聲讚美他「勇於認錯」的美德。所以，「認錯」不但不會失去自己的身份，反而能贏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奧妙，行事強橫，不肯低頭，最後自己成了最大的輸家。
　　
　　記得三十多年前，雷音寺首度重建時，一再商請門口的民房讓售搬遷，以便道場的整體規劃，雖經多次提出優惠的方案，屋主卻始終執著己見，不肯利益別人。後來信徒因共修時進出不便，也多次好言勸告，對方還是依然故我，不肯讓步，給人方便，結果招引眾怒，真是損人又不利己。
　　
　　佛光山開山不久，請了附近一位鄉民為我們做一些雜工。我曾給了他一些錢，請他買些果樹的幼苗種在寺周，沒想到他買好之後，種在自己的地上，而且暗中修築水道，將寺院用水引到他的田園灌溉，還向人誇耀他的土地是黃金之地，猶如黃金一般寶貴，我心裡不禁想到：你的果樹黃金，都是因為佛光山而有，這有什麼值得引以為榮？
　　
　　後來，我為了建大雄寶殿，向他情商購地，他的土地一日三漲，我問他：「你的名字叫作『祝成』，為什麼沒有『助成』的習慣呢？」
　　
　　他一付理所當然的樣子，答道：「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打算，我不助成是應該的。」
　　
　　結果就因為他凡事不助成，引起大家反感，一致決議不再用他，後來聽說連家人都不理睬他，這就是沒有人緣的後果。
　　
　　許多人問我：為什麼所到之處，都能受人歡迎？我自覺一生最大的長處就是能明理，肯「認錯」，因此無論長幼尊卑都喜歡和我在一起。
　　
　　記得一九四九年，臨別大陸到台灣之際，曾有一位不認識的鄰居想到台灣參加女青年大隊，請我到台灣後，替她查問可行與否。因為我也是匆匆來台，什麼狀況都不了解，後來國共戰爭斷航斷訊，造成她無法來台。雖然當時是因時局變化太快，而非故意推諉拖延，但心中一直感到內疚。四、五十年之後，我特地花了六萬港幣，請她和家人一起到香港、馬來西亞、泰國等地一遊，以表達「認錯」的誠意。看到她和家人遊罷東南亞，滿面春風，笑容可掬的樣子，我也同感歡喜。
　　
　　有一年，我率團到印度朝聖，途中請購了一尊石佛，拜託團員之一的蔡滄洲居士運回台灣。事後發覺這尊石佛重量達一百公斤，不知蔡居士是如何運到台灣的。想到自己當時只知道請購，卻全然沒有顧及別人搬運的辛苦，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深深的歉意。後來我不時到他開設在善化的亞洲麵包店買麵包，以彌補自己的無心之過。蔡居士多年來，一師一道，護持佛光山，雖然不是因為我經常買他的麵包，但我能夠「勇於認錯」，相信對於師徒之間道情的維繫應該也有助長之處。至今這尊佛像陳列在佛光山寶藏館內供人觀賞，蔡居士佛國有知，當會原諒我的無知之失。
　　
　　從小在美國留學長大的覺穆，在德州大學建築系畢業之後，隨我出家，回到台灣，一心想進佛光山叢林學院研讀佛學，因適逢佛光山籌建南華大學，正好需要她的專長，所以要她先到大學籌備處幫忙。只見身軀瘦弱的她，南北奔波不停，時而到嘉義大林的南華大學監督施工進度，時而到宜蘭礁溪的佛光大學了解工程狀況。雖然她表示心甘情願如此，但我還是覺得不忍，所以每次看到她回山，總要多給予一些招呼，也算是一種聊表心意的補償，沒想到她卻更加賣力地工作，如今她已是淨土文教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出家學道一甲子以來，應事接物，使我悟出了一個做人的道理：「你對我錯，你好我壞，你大我小，你樂我苦。」我不但將這個「四句偈」掛在口邊教育徒眾，而且經常引用一則故事來說明它的道理：
　　
　　從前有一戶姓張的人家與一戶姓李的人家毗鄰而居。張家經常吵鬧不休，李家卻和睦互敬。
　　
　　有一天，張先生問李先生：「為什麼你們家到處充滿歡樂，我們家卻天天像個戰場一樣？」
　　
　　李先生回答說：「因為你們家都是好人，我們家都是壞人。」
　　
　　張先生不解其意，問道：「此話怎講？」
　　
　　李先生答道：「譬如，在我們家，如果有人將茶杯打破了，一定有人趕快跑去『認錯』：『是我不好，把杯子放得太靠邊了，害你滿身都弄濕了，有沒有傷到手啊？』打翻的人也會連忙說：『沒事，沒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對不起，讓你嚇著了。』但是，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你們家，打翻的人會說：『是誰這麼沒大腦，把杯子放得這麼靠邊，害我全身都弄濕了？』另外一個人就立刻反駁：『是我放的杯子，怎麼樣？你自己不小心，還要賴到別人身上！』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大家都不肯『認錯』，當然就不會安寧了。」
　　
　　依空法師的弟弟張進輝居士在普門中學教書，育有兩名天資聰穎，活潑可愛的兒子。有一天，他正為教育孩子的問題而傷腦筋時，聽到我上述這番話，覺得很有道理，馬上拿回家去應用。在餐桌上，兒子抱怨飯菜不好吃，張居士馬上滿臉愧疚地說道：
　　「都是爸爸沒有用，爸爸不能賺很多錢，不能提供你們很好的生活。爸爸對不起你們！」
　　
　　兒子們聽到爸爸「認錯」，反而覺得又感動，又赧然，兩個人一致說道：「爸爸最偉大，我們要好好念書，將來用最好的東西來孝順爸爸。」
　　
　　可見「認錯」沒有大小之分，只在於我們是否具有「勇氣」；而能夠真誠「認錯」的人，才能夠處處祥和，一片歡喜。
　　
　　佛教十分注重「認錯」的修持，除了有各種懺悔法門之外，叢林道場選任住持當家，也以是否有供養大眾，「勇於認錯」的美德作為標準之一，因為有「認錯勇氣」的人才能夠以身教領眾、教眾、服眾、和眾。像晉朝的法遇禪師，是江陵長沙寺的住持，有一天收到師父道安大師寄來的荊杖，立即領悟：這是師父在訓誡他不久前對一名沙彌喝酒只略施處罰而沒有遷單的過失。於是立即鳴鐘集眾，向荊杖燒香致意，表示敬領師訓之後，便伏在地上，命維那師杖笞三下，並且垂淚自責，此後僧俗二眾更加精進道業。禪門語錄中更是充滿師徒之間以喝罵論道的公案，不但徒弟在錯誤時，能夠勇於認罪，即使老師不對，也有俯首道歉的雅量。正因為如此，禪宗能以活潑伶俐的道風流傳久遠。
　　
　　所謂「不怕念頭起，只怕覺照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不怕犯錯，就怕沒有「認錯的勇氣」。在今天開放的時代裡，常看到坊間書籍及知名人士都在鼓勵大家「前進，要有勇氣」、「表達，要有勇氣」，我常想：是否更應該提倡「認錯，要有勇氣」的精神？因為唯有父母與子女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老闆與伙計之間、長官與屬下之間都能具有「勇於認錯」的美德，我們的國家才能更進步發展，我們的社會才會更溫馨祥和。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向自己革命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常常被佛陀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而熱淚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誼之後，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個革命家。不過佛陀的革命不同於世間上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稱之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內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貪瞋愚癡的煩惱。「向自己革命」這句話從此就成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間上的革命有很多種，有政治上的革命、社會上的革命、經濟上的革命、習俗上的革命、種族上的革命……。一個新朝代的誕生、一個新國家的成立、一個新主張的宣誓、一個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經過一番革命而產生的，但人事無常，法久生弊，等到時間一久，理想變質了，主義不實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謂「窮則變，變則通」，佛教也說「法無定法」，一切都是應時應機，世間法沒有一成不變的，有形的革命與無形的革命在世間上也就不斷發生，從而促使了文明的進步。
　　
　　政治制度由君權時代進步到民權時代固然需要革命，社會型態由家族社會進步到宗族社會，經濟體制由農牧經濟進步到工業經濟，也都需要經過革命的歷程。革命本來是把一些迂腐、陳舊、罪惡、保守的思想、行為或體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國武王伐紂的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革命、歐洲的新教革命、法國大革命、文藝復興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等等，不但為人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將國家社會，乃至思想信仰帶入嶄新的階段，為人類歷史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許多人以革命為藉口，逞一己之私欲，以眾欺寡，以強凌弱，結果使得萬千生靈不但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這是因為人們的心中有貪欲、瞋恚、愚癡、嫉妒、邪見等許多不好的念頭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當境界來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因此，最究竟的革命應該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們翻閱史冊，將會發現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進而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才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別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來貴為王子之尊，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說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許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和正義，因此奮勇地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階級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煩惱痛苦及世間鬥亂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捨離一切愛染執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
　　
　　由於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不但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還能夠融入各種習俗，豐富當地的文化；佛教歷經不同的時空，不但未被時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還能夠因時制宜，破除妄執，繼續為每一世代的眾生作出最大的貢獻。
　　
　　像大乘佛教代替部派佛教而興起，如果不是龍樹菩薩、提婆菩薩打著「性空緣起」的旗幟，「向保守的教團革命」，佛教那裡能再顯欣欣向榮的生機？如果不是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揭櫫「萬法唯識」的主張，「向頑空的思想革命」，佛教「真空妙有」的思想那裡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揚？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如果不是道宣律師極力倡言「四分律五義通大乘」，積極推行「一乘圓頓妙戒」；如果不是百丈禪師進一步本著直下承擔「捨我其誰」的理念，超越戒律條文，創立叢林清規，那裡能像世間的「革命」一樣，以雷霆萬鈞之勢，讓中國佛教開創新的里程碑？若稱大乘八宗為當時思想上的革命者，實不為過也。至若南泉斬貓、丹霞燒佛，是為了「向舊有的包袱革命」，而不得不採行的激烈手段；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慧實大師寧受杖責，不向王權低頭，則展現了佛教高僧不惜身命，「向威勢強權革命」的本色；民國初年，太虛大師越挫越勇的無我表現及仁山法師大鬧金山寺的豪邁氣度，更是發揮了佛教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否則，中國佛教會何由誕生？
　　
　　然而卻有許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帶來的發展，卻沒有看到祖師大德「向自己革命」的過程，像龍樹、提婆都有過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時期，但他們經過法水的洗禮之後，翻然悔悟，精進道業，學有所成，因此能在眾說紛紜之際，發出獅子般的吼聲，威服群倫；無著、世親本來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論師，但他們在聽聞大乘佛法之後，覺昨日之非，而虛心學習，所以能進步神速，一日千里，對佛教作出卓越的貢獻；百丈懷海參學多日，被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後，才開悟見性，及至晚年，仍勤勞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與擔當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擬；南泉普願用心習律、學教、參禪，而後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在聽聞「選官不如選佛」一語後，及時覺醒，拜師學佛，終成一代大師；太虛大師曾掩關閱藏，而有悟境，又廣讀世間書籍，學通內外，而有改革佛教積弊的主張；仁山法師曾在金山寺窮研經典六載，並屢遊諸方，遍禮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聖先賢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氣，放棄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無畏、大精進、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蕩蕩地面對威勢利誘？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醜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麼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蹟：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盪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裡，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鑑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藉此恢復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佔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制；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正值戒嚴時期，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於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藉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只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份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勝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佈教，屢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為了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衊佛教，我致信抗議；對於越南總統吳廷琰迫害佛教，我也撰文筆伐。儘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雖然數十年來，中國佛教會以我為假想敵，對我種種牽制，甚至在開會時，公開議論要如何來打倒我，我也依舊勇往直前，為所當為；一九七三年，我想要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曾驚動了當時主管宗教部門的蕭天讚先生，他親自上佛光山，要我取消申請，我雖迫於情勢，不得不依命行事，但我仍能於數年之後，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在親身經歷了這許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間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此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里沒有一間派出所，維繫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只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面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麼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歷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祇；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和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后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
　　
　　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斗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准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憎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佈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在光復初期，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后里、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面不一的假道學，及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制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所以後來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藉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瞋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瞋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歎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幾年鏖戰歷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麼美妙的世界啊！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要利用零碎的時間

　我十二歲出家之後，就進入佛學院念書。我的同學都是高頭大馬的成年人，在年齡上、在思想上就差了一截，最困難的還是面對艱澀的佛學名相，讓我最為頭痛，每次上課，我都是在如聾若啞，不知所云中苦苦捱過。
　　
　　有一天，海珊法師大概看我們不知道如何用功，語重心長地向大家說道：「你們要會利用零碎的時間啊！」這句話如同晨鐘暮鼓般，給我很大的啟發。我數十年來，分秒必爭，不但學業得到迅速的進步，甚至許多心願、事業也都是在「零碎的時間」中完成。「利用零碎的時間」這句話也就成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法語之一。
　　
　　其實，人的一生，即使能活到百歲高齡，為了生活上的需要，也不得不將時間分割成零碎片斷，例如，我們有時需要吃飯，有時需要睡覺，有時需要處理公務，有時需要辦理私事。為了吃一餐飯，就得花時間去想菜單、買菜、洗菜、烹煮、洗碗，即使自己不動手，上館子去吃，也得要花上時間走上一段路，還要找座位，點菜單，等著侍者將飯菜端來。為了睡覺，我們得時常打掃房舍，整理床舖，有時候躺下來，還會輾轉反側，無法立即成眠。吃飯、走路、睡覺，其實並不一定是自己心甘情願要做的事情，卻是每個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事情。在我們短暫的生命旅途中，如果將每天吃飯、睡覺、走路、上廁所、洗澡的時間全部扣除，還剩下多少時間呢？即使人生還有數十寒暑，如果除去嗷嗷待哺，懵懂無知的幼年，及垂暮多病，心力交瘁的老年，真正能夠發揮智慧，奉獻社會的時間，還剩多少時間呢？所以人生的時光，少得有如海中之漚，水中之泡，實在是太有限、太短暫了。既然「時間零碎」是生活中的一項事實，懊惱無用，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進而善用它，將它轉化為一股激勵向上的力量，實現我們的理想，創造我們的事業，集合諸多「零碎的時間」，成為整體人生，如此也就庶幾無愧於難得的人身了。
　　
　　我回想自己一生當中，光是為了等車子、等客人、等上課、等開會、等吃飯，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後來我發覺：被人等待固然是一種殘忍的行為，學習等待卻是一種至高的藝術，所以我自己除了保持守時守信的習慣之外，也喜歡利用等待的「零碎時間」，計劃做事的先後程序、考慮人我的彼此關係、甚至思考文章的內容舖排、佛學上難懂的名相，或回憶讀過的名著佳作等，如此一來，不但培養我集中意志的習慣，也增進我從「聞、思、修」進入三摩地的能力。
　　
　　回憶在四十多年以前，我曾經坐煤礦小火車去台北縣菁洞坑弘法，途中在一座不知名的小站上，火車突然停止不走，五分鐘、十分鐘過去了，還沒有發動的跡象，車上的乘客無不焦急地來回走動、探問，我覺得因緣既是如此，何不平心靜氣地做些事情。就在人來人往的車廂裡，我反覆思惟，很快地完成了一篇腹稿，半個小時之後，火車啟動。到了菁洞坑下車，我再度利用弘法空檔的「零碎時間」，將剛才所思所想的一揮而就，這就是《今日佛教雜誌》的發刊詞──「我們的宣言」。
　　
　　由於我懂得利用「零碎時間」，訂計劃、想辦法，所以，無論是坐火車、坐汽車、坐飛機、坐輪船，無論要花費多少鐘點，路程多麼曲折輾轉，我不但從未感到時間難捱，反而覺得是席不暇暖的弘法生涯中最大的享受，所以我常常自豪地告訴別人：「公路、天空是我的床舖，汽車、飛機是我的餐廳，一本書和膝蓋是我的書桌，一隻筆是我所有的動力。」所以過去幾十年，我南來北往，乃至國內外來回，一點都不覺得浪費時間，甚至覺得「零碎時間」也不夠用。記得有一次在華航飛機上，曾在翻閱雜誌時，見到張岳軍先生的大作，裡面佳句不斷，明知即將著陸，還是不忍釋手，終因時間不夠，無法看完，下了飛機之後，只記得剛開始的一句是「人生七十才開始」，其它內容已不及閱讀，不免遺憾萬千。高希均教授的感人大作「八張飛機票」也是在飛機上看到的，但也因為匆匆一覽，現在回想內容，也記不清楚了。直到現在，我每次只要一上飛機，就趕緊閱讀書報雜誌，恨不得一口氣全都看完，以致於到達忘我的境界，深深感念到經中所謂的「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是多麼奧妙的哲理。原來，聽聞不足，必須補於思考；思考不足，必須補於實踐。而思考的訓練、修行的實踐，都必須靠永恆持續地精進不懈，其中，「零碎時間」就是我們用功的最好時刻。
　　
　　例如，我在佛學院就讀的時候，為了遵守海珊法師那句「要利用零碎的時間」，無論是掃地、司水、典座、行堂、洗碗等，我都保持正念，思惟觀察，或者替常住或別人設想，因為身體雖然勞動，頭腦卻不會受到影響，所以我看起來好像整天做事，沒有讀書，但總能考得高分，令人羨慕。
　　
　　五十多年前，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每天清晨為寺院拉車採買用品，一路上，一句「觀世音菩薩」的聖號陪伴著我，讓我忘卻了是非人我、稱譏毀譽，每天悠遊在法海之中，因此無論什麼難事加身，都不覺得辛苦。後來我南北弘法，常常坐在公車或火車上，一根根的電線桿、一畦畦的稻田也都化為我稱念「阿彌陀佛」聖號的念珠，飛揚在宇宙虛空之中，偶而竟也能到達「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的忘我境界，我發現諸佛菩薩不但在我內心的深處，甚至法身也在山河大地、鳥叫蟲鳴裡彰顯無遺。
　　
　　近三十年來，法務倥傯，但即使在坐睏臥眠的「零碎時間」裡，諸佛菩薩的聖容仍在我腦海裡盤桓不已，諸佛菩薩的聖號仍在我耳際中盪漾迴旋。我始終覺得：如果生活中沒有了「零碎時間」，就好像畫滿一紙的國畫，缺少了生命的張力與美感。
　　
　　我最初嘗試以文字弘揚佛法時，常常鎮日思惟，搜索枯腸，甚至挑燈夜戰，伏案終宵，也不見得寫出什麼東西，但往往在走路、等人的「零碎時間」裡，卻能觸景生情，靈光乍現，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神來之筆，最初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我仔細回憶往事，才明白時間或久或暫不是學習的絕對要素。
　　
　　一九五七年，我住在新北投普門精舍，印象中雲光山色，花樹婆娑。像我曾經花了一個暑假，一、二個月的時間，讀完蔡東藩先生四十冊的《中國歷史通俗演義》，但是到頭來什麼也記不得，只覺得他對佛教不友善，也不是議論公正的歷史學家；四十年前，《中央日報》連載的武俠小說，如臥龍生的〈玉釵盟〉，諸葛青雲的〈護旗〉等等，多年以來，都是我晨間閱報先讀為快的作品，但是到現在，竟然一點記憶也沒有。十年前，儘管朋友們推薦我讀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像《神雕俠侶》等，而且我也曾在香港和金庸先生晤面暢談，但是由於我怕記不起那許多每天不吃飯、不謀生，只在刀光劍影中來去揮舞的俠女勇士們，所以想想還是不去接觸也罷。反而四十多年前的同道、信徒，即使只花了一、兩分鐘「零碎的時間」，見過一次面，到今天，不但他們的名字我都能叫得出來，而且談話的內容、事物的背景，也都歷歷在目，難以忘懷，可見心念上的東西不一定要花長久的時間，佛教所謂的「一念三千」、「胸中法界」，誠乃不虛之言也。
　　
　　二、三十年前，電視播放「保鏢」、「西螺七劍」等連續劇，我也跟著大家好奇，湊熱鬧，如此持續數月之久，可是到現在卻一點印象都沒有。當時有一個小女孩跟著母親來寺院煮飯多年，法師們才剛講過的佛門人物故事，再問她人名、內容，她都一概不知；但只要信徒們一提到李璇、白嘉莉、歐陽菲菲等演藝人員，她卻能如數家珍，津津樂道。這也說明了每個人的根器不同，心思著力的方向不一，就會在八識田裡種下了不同的種子，所以花時間的長短，不是成事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我到焦山佛學院繼續學業，因為焦山位在揚子江中心，所以每天藥石(晚齋)過後，總喜歡走到門外沙灘上散步，一走數里之遙，因為面對那一望無際的江水，思緒就好像波波相繼的浪潮般，從遠處拍岸而來；起伏的念頭也如同暮靄返家的帆船般，不斷駛進心中的港口。在那段美好的時光裡，我雖無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佳句，但也偶有小詩習作登在《新江蘇報》上，對我日後從事佛教文藝創作，不無鼓舞。數十年後的今天，廁所文學、馬路文學、會議文學流行於世，有人說那是胡思亂想下的產品，我卻覺得如果在「零碎時間」裡，能用正念對治妄念，未嘗不是好事；當然最高的境界，是以無念對治正念，但何其難也！
　　
　　一九五二年開始，我駐錫宜蘭，每天總有一些青年們喜歡來到寺院裡聽經，他們問我：「青年在佛教裡能做些什麼事情？」於是，我開始教他們「利用零碎的時間」，作紙人、畫連環圖。我們每天就騎著腳踏車，帶著這些紙做的道具，到鄉村的露天廣場裡，一面採取通俗方式說法，一面以玩紙戲、放幻燈片來作輔助，結果往往吸引了許多人前來聞法，這在當時佛教不普遍的年代裡，真是莫大的鼓勵。我們每天騎著腳踏車，帶著抖擻的精神前往各鄉村鄰里佈教，總能載滿法喜的心情返回寺中。有一天，在歸程時，看到朦朧的月色，我突然心有所感，回到寺院寮房，趕緊拿出紙筆，就著微弱的燈光，寫下「弘法者之歌」，由於頗受佛教青年的歡迎，更鼓舞我創作佛教聖歌的興緻，像後來的「西方」、「祈求」、「鐘聲」、「甘露歌」、「菩提樹」、「偉大的佛陀」、「快皈投佛陀座下」、「青年佛教的歌聲」、「佛光山之歌」、「信心門之歌」、「佛教驅邪總動員」、「佛化婚禮祝歌」等等，也都是我在「零碎時間」醞釀思惟，而後一氣呵成的作品。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有一次應邀到新營高中主持佛學講座，當汽車飛馳在高速公路上時，偶然一剎那間，心中靈光一現，忽然讚頌三寶的詞句全都湧現在腦海裡，我立即請同車的慈惠替我記錄下來。那就是現在海內外佛教典禮集會時，大家經常唱的「三寶頌」。
　　
　　最初，我經常為頻繁的講演所苦，但既然答應了別人，就得全力以赴，於是拿出「利用零碎時間」的全副本領，不敢稍懈，後來竟能駕輕就熟，無論是臨時的開幕致辭，即席的餐前開示，我總能在數秒之內，脫口而出；一天數場的講話，同時進行的會議，我也可以在幾分鐘之內預先想好說詞。破土、落成、開光、啟用等的法語，內容不一，有時是為寺院，有時是為商店，有時是為機關，有時是為住家，我經常都是抵達目的地的前一刻，在車上打好腹稿；法會、活動的祝禱、祈願，對象不一，有時是青年，有時是婦女，有時是幼童，有時是老人，我也往往都是到了會場，和客人寒暄之後，才趕快去思惟組織。我發覺剛開始練習「利用零碎時間」的時候，片斷旳思想就如同水滴透過石縫般，最初是「滴」、「滴」、「滴」……，一點一點地流出來，時日一久，自然就會鑿穿石壁，形成一道清流，如銀瓶瀉地般宣流不止；而眾生本具的佛性好比包裹在層層彈殼裡的炸藥，只要善於「利用零碎時間」，讓正念的引信保持乾燥，不被妄念欲水所沾濕，一旦因緣具足，點燃火花，總能產生很大的引爆力量，將內在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
　　
　　佛光山開山時期，每週有許多善男信女組團朝山，救國團青年教師也經常來此聚會，雖然每次前來的客人、團員都不同，即使講的是同樣的內容，也不致讓人有重覆的感覺，但是我感到自己身為負責人，又是大家的師父，理當採取不同的題裁以身作則，才能教育擔任知客的徒眾、職事們，只是那時我既要兼工，又要教書；既要計劃，又要籌款，整天從早忙到晚，連闔眼都成為奢侈的休息，遑論刻意去思考開示的綱要，還好我過去習於「利用零碎時間」構思取材，所以每次從東方佛教學院的宿舍走往朝山會館，在經過寶橋的路上時，俯瞰池中碧波蕩漾、鳶飛魚躍的景象，往往引發無限的感觸。像「你好我壞，你對我錯，你大我小，你有我無」；「對自己不忘初心，對國家作不請之友，對朋友不念舊惡，對社會不變隨緣」；「見面三句話，相逢應問好，交談應微笑，口角一回合」……，都是在那一段寶橋的路上想到的題裁，我深深感到古德所云「大塊假我以文章」固非虛言，但也要吾人肯在「零碎時間」上多下功夫，才能把握其中的妙義。
　　
　　我每次主持三皈五戒的時候，因為平日習於「利用零碎時間」，頭腦從來未停過，即刻就會發現這裡不如法，那裡不對勁，無奈台上台下的徒眾，不能和我相應，只有雙眼一闔，告訴自己：「著急沒有用，一切隨緣吧！」就在這閉目的「零碎時間」裡，我也經常福至心靈，想到許多深入淺出的辭句，在開示時收到很大的效果，例如：我教大家稱念「我是佛」，並開示「我是佛」的觀念，總能讓皈依者立即明白學佛的意義，而得到點頭、鼓掌的迴響；我告訴大家：「皈依佛，是為自己的心建造發電廠，點亮心靈的燈光；皈依法，是為自己的心建造自來水廠，儲蓄甘露法水；皈依僧，是為自己的心田開發良田土地，長養菩提花果。」結果也能令大眾皆大歡喜，本來是觀禮的人，往往在聽完開示之後，也發起菩提心加入受持三皈五戒的行列。可見只要我們肯用心「利用零碎的時間」，無論睜眼、閉眼，都能洞悉世事，獲得法益。
　　
　　佛光山三十週年慶時，數項活動同一天舉辦，先是心定住持晉山典禮，又是功德主會，我既要招呼信徒，又要接待貴賓，沒有片刻休息，直到下午舉行封山典禮時，我坐在不二門前的法座上，才發覺腦中一片空白，還好省長宋楚瑜先生即將蒞臨，就在他的直昇機在天空中盤旋，準備著陸時，我想到了四句法語：
　　
　　封山，封山，常住責任一肩擔；
　　
　　封山，封山，慈心悲願永不關；
　　
　　封山，封山，菩提花果處處開；
　　
　　封山，封山，弘法利生希望大家一起來。
　　
　　這四句法語雖然是我在片刻等人的「零碎時間」中及時想出，看似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卻是我長久以來「利用零碎間」，思惟法義，觀察世事，提起正念，修持不懈的心得感言。
　　
　　我不僅文稿、講辭經常是在「零碎的時間」裡迅速完成，有些活動的舉辦也是在「零碎的時間」中偶發的感想，像「慈悲愛心人運動」並非多年的計劃，而是在閱讀報紙時，獲悉白小燕命案等重大刑案連續發生，突然想到要舉辦一個持續的活動，以喚醒大眾對於心靈淨化的覺醒，隨即在中華佛光總會的理監事會議中提出，獲得全力支持，遂能順利推出。佛牙剛從印度、西藏，途經泰國，迎奉回台灣的時候，我也沒有想要發起「三好運動」，可是當恭迎佛牙法會進行到一半，連副總統起身講話，我看到台下萬千的群眾，不禁心有所感，所以不揣冒昧，延請副總統連戰先生和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共襄盛舉，不意竟蒙獲首肯。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這短短的「零碎時間」，只要運用地恰到好處，不但能自我受益，也能成為福利群倫的關鍵所在。
　　
　　今日的時代，隨著科技的進步，操作簡易的機械雖然取代了程序繁複的手工，但奇怪的是，人類的忙碌卻未見其減，反見其增；人類的快樂則未見其增，反見其減。究其原由，不外是因為許多人一味地忙於比較、計較，以致於將自己逼到精神的死角裡去，社會的亂相也因而頻生不已，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善於「利用零碎的時間」，提煉自己的思想，提昇心靈的昇華，相信不但個人能擁有積極進取的人生，整個社會也能臻於幸福美滿的境地。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先作牛馬，再作龍象

　家師志開上人是佛教的實業家，他除了教書課徒之外，還興辦宗仰中學、棲霞律學院，同時也非常重視佛教的經濟實業發展，並效法百丈禪師的自食其力農工的修行生活，曾經整治山林、創辦農場、燒窯生產、設置染織場。家師在成立這些事業的時候，為了要向政府辦理登記，必需湊夠人數，所以把當時十五、六歲的我也登記了進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義，而有所異議或感到疑惑，還特地叮嚀我說：「你將來要想作『佛門龍象』，現在就得先作『眾生牛馬』。」這句話我一直奉行不逾，回想佛門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作牛馬，再作龍象」嗎？
　　
　　像佛世時，舍利弗尊者除講經說法之外，還負責精舍工程的監督，所以能威服群倫，助佛宣化；陀驃比丘在悟道之後，自願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燈幫忙前來參學的比丘安單，後來感得手指發光的瑞相。唐朝的志超法師勤勞眾務，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晝夜克勤，攝引後學，因而得到時人擁戴，數百僧侶翕從學習，法席隆盛。道亮法師六載舂米，曾無廢惰，後來講律，聲被東夏。宋朝道法禪師白天將乞食所餘，咸施蟲鳥，夜晚則脫衣露坐，以飼蚊蚋，一日入定，見彌勒菩薩放光照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竇禪師甚至不願出示大學士曾鞏的推薦信函，寧可陸沉靈隱寺中，操持作務達三年之久，後為龍天推出，駐錫雪竇山資聖寺時，從此海眾雲集，宗風大揚。溈山靈祐禪師及趙州禪師更是令人敬佩，一個發願來世作老牯牛服務大眾，一個希望往生後到地獄度眾。而在社會上，以「牛馬」精神服務大眾，而終能以「龍象」之姿成就事業者，更是不勝枚舉，如王永慶以賣米白手起家，高清愿從基層學徒做起，林肯童年時曾做過木工、雜工學徒，富蘭克林少年時曾擔任蠟燭工、印刷工。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龍象」，不怕「牛馬」般苦役的考驗；真正以眾生「牛馬」自居者，也不畏「龍象」的踐踏磨鍊。
　　
　　記憶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勞動、苦行結下不解之緣，好在我從小出生在農家，練就了結實的體力，舉凡車水、除草、牧牛、收割等庄稼人必備的本領，我都必須學習，甚至農忙之餘，我還得陪著外婆開闢菜園，種植果蔬，以維持家計。記得那時，外婆就經常對我說：「有志沒志，就看燒火掃地。」不時地告誡我：「從小一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時必須認真努力。我將這些話謹記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聖，服務最偉大」視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後，我到棲霞律學院就讀，也是從為人添飯、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運木柴等基本作務開始學起。到了暑假，我們每天得早出晚歸到山上採無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雖然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樂乎，尤其農曆春節的大掃除，單單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個月的時間。每逢乾旱時期，我還發心到江邊挑水，一次來回要三個鐘點左右。後來，到焦山佛學院繼續學業，除了上課之外，還兼作管理油燈、燒煮飯菜等事務。總之，勞動的工作從來未停息過一天。由於白天忙於勞動服務，晚上沒有照明設備，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來消磨時間，真正讀書的時間並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對佛法的體會卻能夠與日俱增。現在想來，才明白那種如「牛」似「馬」般忙碌的作務生活，使我活學活用，讓我「讀」遍長老大德行事的風采，「讀」盡寺院運作的方式，「讀」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訣。佛學院結業之後，我回到祖庭大覺寺，因為那裡擁有數百畝的土地農莊，我在教書之餘，又恢復兒時農家的生活，與稻麻菽麥、鋤頭耙鏟為伍，從大自然中擷取源源不斷的資糧。
　　
　　我初到台灣時，雖然在寺院裡從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車、打水、收租、採購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為一直習於勞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覺得厭煩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繼續鍛鍊身心的機會。尤其最令我高興的是，儘管過去在大陸不曾有過建築道場的經驗，然而由於具備長久的農工雜務基礎，一旦有了機緣，就能夠得心應手，勝任愉快。像最初在宜蘭建設念佛會講堂時，因為我每天觀察施工情形，對於砂石計算，門窗裝置，磚瓦搬運，刨木雕刻，澆灌水泥等了然於心，所以後來再開工興建慈愛幼稚園的時候，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駕輕就熟了。
　　
　　我從宜蘭來到高雄之後，面對一個與宜蘭鄉鎮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須更加兢兢業業，努力以赴。所以從高雄佛教堂到壽山寺的建築，對於一磚一瓦，一沙一石，我都不敢掉以輕心，總是觀察再觀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節省、如何趕工等細節方面，又多加一層認識，由此奠定我對土木工程的興趣。
　　
　　那時，我每天除了忙著寫稿、編書、教課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餘暇，便關心各地建築的外觀式樣及內部設計，並且不斷地思考：「如果是我，我會如何如何去做……。」因為有了這些概念，所以後來建設佛光山時，雖然請不起專業的工程師、建築師，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蕭頂順先生在泥地上邊談話，邊計劃，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籌建處，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三十多年來，佛光山一棟棟的建築就在路邊談話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
　　
　　記得剛闢建佛光山時，經濟十分拮据，每逢假日，我還得親自下廚，為來山的遊客服務，希望多得一些油香，來補助建築經費。為了節省工資，我經常將很多工作從蕭先生的手中再包回來自己做，舉凡搬運砂石、攪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眾，如心平、心定、依嚴、依恆等人扛起重任，像淨土洞窟兩邊的圍牆、靈山勝境的廣場、大雄寶殿前面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面的丹墀，還有龍亭、放生池等多處地方，都是在我們師徒同心協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觀雖不精美，但很堅固實用。像「牛馬」一樣的勞動生活不但凝聚了師徒之間的道情法愛，也錘鍊著弟子們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議的是，蕭頂順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來，所有建設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電工、油漆工仍然還是原班人馬，未曾換人，他也因為承辦佛光山的多項重大工程，而成為工程界的「龍象」，許多建築公司高薪挖角聘請他，但他還是覺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賺到更多的歡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務性格的我，註定我終此一生要如「牛馬」般奉獻人群。記得初到台灣時，我雖上無片瓦覆身，下無立錐之地，但只要看到貧苦的人，我就會不顧一切，盡一己之力給予幫助。一九五二年，花蓮大地震，我連一張公車票都買不起，卻本著「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願心，各地行化，勸募救濟震區的災民；韓戰期間，我四處募集醫藥，設法送往韓國前線救傷；越戰之後，我發起支援購買難民船，搶救越南難民；多少次颱風過境，我和黎元譽先生搶先到災區運送食物；後來世界各國的水澇、旱荒、震災、風難，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紓困，明知車水杯薪，如鸚鵡救火，但只想要盡一點微薄的心意。
　　
　　由於從童年時代，我就曾經為病患療傷餵食；弱冠之齡，也曾經為亡者更衣安葬，對於生、老、病、死，有著特別深刻的感觸。所以一俟佛光山開山之後，我便陸續興設佛光診所、雲水醫院、佛光精舍、萬壽公墓。佛光山開山時，我將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來的骨灰罐暫厝於工地草寮中，與之同寢共眠，直到萬壽堂成立之後，將它們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掛念；鄉民將路邊拾來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為他們添購新衣，送他們上學。後來，送來的小孩越來越多，大家同心協力，興建育幼院，好讓他們享有家庭的溫暖。儘管誠心奉獻，如「馬」負重，如「牛」犁田，但也只是點點滴滴，猶如微塵爪泥，無法拯救苦難重重的世界。所以，後來弘揚佛法，淨化人心，成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標。
　　
　　四十多年前的台灣，民風保守，佛教不振，現成的佈教場所難得一見，即使有，也不見得肯出借作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廣場作為道場，從搬桌椅、拉電線、安裝電燈、放幻燈片中，領略到場地佈置的要點；在徒步弘法、單車佈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腳踩大地，引發不少說法的靈感；從接觸各式各樣的信徒、各行各業的民眾當中，感悟到各個階層的人所面臨的苦楚；在身經各類人為阻難、各種天災變化中屢仆屢起，深深體會到佛法無限的妙用。五十年來，這許多的體驗躍然於心，後來，觸目遇緣無非妙諦，信手拈來皆是法語，我將之書成條目，從鄉村僻野講到國家會堂，從軍營兵團講到監所牢獄，從企業工廠講到學校會館，從家庭客廳講到機關團體，從寺院道場講到街頭巷尾，從國內山河講到國外海港，從電台電視講到電腦網路，這一生中，不止講了千餘會以上。有人說：「人永遠處於兩難的狀態，因為活著為自己很自私，活著為別人又很辛苦。」而我卻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禮，自許為「眾生牛馬」，在為芸芸眾生奔波忙碌的同時，還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樂。
　　
　　多年來，為了對佛教文化盡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馬」馳騁於道，一意想著如何前進，幾乎到達忘我的境界。記得拙作《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因為寺內沒有多餘的桌子，我就用板車將全部的書載到郵局的前面，一口氣包裝了兩千多本寄給讀者，當包完最後一本的時候，已是汗流浹背，濕透衣衫，郵局員工也一直催促離開，因為他們要下班了，但那種歡喜直到現在仍回味無窮。發行一份雜誌，從開始到出版，我一週多次來回印刷廠，經常日食不到兩餐，有時饑腸轆轆，也覺得興趣盎然；為了一本新書的印行，我搭乘數小時的火車到印刷廠去看校樣。當時只有一個心願：「我要為眾生做些事情！我要讓佛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書籍，一堆堆的刊物，無處收藏，我還是歡天喜地的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時大風大雨來了，為了怕書籍文件給水淹沒了，還得東搬西搬，但我依然樂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灣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經被水飄走，當時我正在國外訪問，回來聽說之後，心中一片茫然，只想為這一部大藏經舉行追悼會。
　　
　　六○年代，我編印過《覺世旬刊》、《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從寫稿、編輯、校對、發行，都是我一人包辦，尤其《覺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發行，就像五趣輪迴一樣，無或暫息，光是寫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瑣，不曾經歷者很難了解其中的味道。
　　
　　儘管多少個晨昏在文字堆裡度過，多少個深夜在絞盡腦汁中煎熬，既沒有拿過一文稿費，也沒有得過一句鼓勵，但是我心甘情願，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許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門，更是高興不已。後來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經過了數十年，目前已經發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與信眾之間負起溝通的功用，而且被許多人視為初入佛門的指引要津。由於《覺世旬刊》的順利發行，又帶動了《普門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戰。多年來，儘管法務倥傯，我卻未曾放棄「文化牛馬」的職志，不時推陳出新。像近兩年來，三百萬字的《佛教叢書》和三十萬字的《佛光教科書》陸續推出，無不是多年來如「牛馬」般服務大眾的切身體會。
　　
　　二、三十年前，創辦佛教教育事業，高雄師資不多，南部許多老師都是特地從台北延請到佛光山來授課，常常抵達的時候已是深更半夜，但無論多麼晚，我都會佇立在山門口，恭候他們駕到，甚至為他們煮宵夜點心，看著他們吃完就寢，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學院草創初期，沒有經費聘請行政人員，我不但一人身兼數職，還得到殯儀館、太平間通宵誦經來彌補學生食宿開支。後來，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莊陸續赴日深造，我一個人從工友打雜、編印講義到教務行政、輔導訓育，忙得不可開交。一些沒有恆心的學生中途退學，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歎息，多少的無奈，但三十多年來，我仍像「牛馬」一樣，無怨無悔地耕耘著這片菩提園地，只為了作育僧才，讓佛法能遠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這一生，對於某些信徒，或有慚愧照顧不周之處，但我對於大眾的福利，自問一向都是克盡心力，不辭辛勞。就以農曆過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會館幫忙典座，就是到果樂齋炒麵、炒飯，後來有好幾年的春節期間，我都是在指揮交通中度過。記憶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節期間，台北道場為募集佛光大學籌建基金而舉辦書畫義賣，我在義賣會的前夕才從泰國弘法歸來，雖不曾學過裝潢美工，但因嫌其會場佈置簡陋，即刻召集徒眾們通宵達旦重新擺設，直到第二天開幕時，雙眼都未曾闔過，沒想到來賓們讚語連連，聽在耳中，真是比什麼獎賞都來得更好。後來，我們以此經驗在各地開設美術館，獲得許多好評，可見無論什麼事都要從「牛馬」做起，才能穩紮根基，立於不敗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圍爐團圓的日子，我也經常都是在開示完畢之後，立即趕到山上各個區域視察，從懸吊花燈到工地灑掃，從通宵擺設陳列館的寶藏到熬夜佈置展覽館的物品，我都曾參與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購山下土地作為停車場，由於人手有限，負責畫停車線的員工直到晚間圍爐時還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奮勇前往幫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多才完工，一共畫好大客車停車位八十輛，小客車停車位四百輛，大年初一我守候山頭，看到車輛整齊有序地排在停車場，給予信徒們多少方便，雖是一夜未眠，那種無與倫比的成就感卻足以讓我興奮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馬」精神者也是不勝枚舉，像三、四十年前，心平從清理環境到印刷傳單，辦事之謹慎，顯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質，直至擔任佛光山住持之後，因積勞成疾，圓寂往生為止，種種行儀見證了「欲作佛門龍象，先作眾生牛馬」誠非虛言；慈莊在寺院裡從掃地抹桌到推銷書籍，無一不做，如今憑著流利的外語及親切的風儀，拎著一個小布包，獨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後，赴日留學，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幫忙寺務，數十年來以文教弘法聞名於海內外佛教界，四所大學籌辦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讚歎不已；慈容從幫我帶領幼稚園的小朋友做起，種種活動無一不與，近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對於教會事務的嫻熟，同儕中鮮有出其右者；慈嘉從香燈行堂到燒水洗碗，包辦一切雜務，其教課認真，學問紮實，說明了從日常作務中磨鍊心志，在胸膛間自然流露出來者，方為真才實學；心定在開山期間搬砂挑土、鏟地推車，有求必應，從不推辭，兩年前他被推舉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實是眾望所歸；餘如依空、依淳，大學畢業之後來山出家，也都是從擔任知賓及端茶服務開始做起，他們分別在日本東京大學及文化大學佛學研究所深造期間，還參與文化編輯工作，學成後受命掌管《普門》、《覺世》的編務及普門中學的校務，如今久煉成鋼，成為文教界的尖兵，這一切都是他們從辛勤作務中結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間，之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是許多人「作牛作馬」，服務大眾得來的成績，我絲毫不敢以「龍象」自居。隨著時代的進步開放，佛門僧伽的數量普遍提昇，這本來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許多人出家之後，即高高在上，自稱「僧寶」，藉「自修」之名，懶於說法，懶於度眾，懶於活動，懶於利生，長此以往，不僅是個人的墮落，也有違於佛教的真義。社會上也有許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敗，就怨天尤人，甚至為了名利虛榮而作奸犯科，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勸大家不要只看到別人的開花結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種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謂「想要千人頭上坐，先在萬人腳下行」，唯有先作眾生的「牛馬」，才能成為頂尖的「龍象」。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