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崗山吉祥精舍佛陀教育影音圖書館

佛光教科書第四冊 -- 佛教史

圖／佛光教科書（一套十二冊）

自序

　　佛教需要現代化！
　　
　　佛教現代化缺少的東西很多，最重要的是缺少一套完整的《佛教教科書》。一九五七年，菲律賓有佛教主辦的社會中學，透過印順長老要我為他們編寫一部佛教教科書，自覺力有未逮，因此辭謝。一九六○年代後，新加坡倡導華文，希望能編印佛教教科書，常覺法師商之於我，有感因緣不具，加以婉拒。環視今日佛教在台灣的發展和普及狀況，實在急需一套完整的《佛教教科書》，目前雖然有一套方倫居士編著的初級、中級、高級佛學課本，以及後來許多佛教團體所陸續編印的佛教教科書，也都未能受到佛教界普遍的重視。
　　
　　一九九○年起，我發心要為佛教編寫一套教科書，定名曰《佛教》。最初計劃以十萬字為限，後來結合佛教界大德長者的著作，以及各家學說，漸成為三百萬字的初編，出版後，沒有對外發行，只做為佛光會會員和佛光山徒眾弟子講說的參考資料。
　　
　　近年來，益感教科書的需要，同徒眾妙清提起，妙清自動爭取許多義工協助，舉凡佛光山的職事、叢林學院的教師，甚至是學生，眾皆響應。只是《教科書》的體例，不比一般的作文，非專職不能盡其功，所以向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建議成立書記室，加強書記室的功能，展開《佛光教科書》初編的工作。
　　
　　這期間，不論行腳海內外各國，《佛光教科書》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功課，甚至在療病之中，帶領書記室的書記們到澳洲黃金海岸的佛光緣中心閉關寫作，行到香港佛香精舍，依舊不眠不休的趕工，如此在美、歐、澳等各洲之間數度來回，終於完成了些許的心願。
　　
　　為了使《佛光教科書》的內容更為縝密周延，特別禮請教界內外的學者大德助成，例如一篇「西藏佛教」，特地邀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田璧雙喇嘛校正；「道教概說」一文，延請鑽研道教多年的南華大學校長龔鵬程先生評定；「民間宗教」則委由對此素有研究的鄭志明教授定稿；而一貫道的前人林育德先生也共襄盛舉，為「一貫道概說」鑑定；甚至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都經由各專門學者或宗教師予以校訂。至於佛光山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有的參與審稿，有的補充資料，有的潤飾修訂，可以說這部《佛光教科書》雖由我編定綱目，但因有佛光山子弟的參與，以及眾多因緣才能圓滿定讞。
　　
　　《佛光教科書》從一九九五年著手，歷五年終於在佛教東傳兩千年紀念前夕彙編完成，感謝三寶十方大德，由於前人的資料、台灣佛教蓬勃出版的事業及諸位佛教大德的作品，促成了《佛光教科書》的問世。
　　
　　關於《佛光教科書》編輯內容的特色有四：
　　
　　第一、《佛光教科書》全套共有十二冊，分別是：
　　
　　第一冊《佛光教科書》共分十二冊：
　　
　　第一冊《佛法僧三寶》
　　
　　第二冊《佛教的真理》
　　
　　第三冊《菩薩行證》
　　
　　第四冊《佛教史》
　　
　　第五冊《宗派概論》
　　
　　第六冊《實用佛教》
　　
　　第七冊《佛教常識》
　　
　　第八冊《佛教與世學》
　　
　　第九冊《佛教問題探討》
　　
　　第十冊《宗教概說》
　　
　　第十一冊《佛光學》
　　
　　第十二冊《佛教作品選錄》
　　
　　每冊含二十課，每課以兩千字左右為篇，但這樣的字數限制，對浩瀚無垠

佛法總有縛手綁腳的窘態，因此以注釋做為補充，也是幫助研讀學習者，減少蒐羅資料的困難。
　　
　　第二、這十二冊《佛光教科書》前後的分類是以基本概念及多元化學習為目標。佛教以三寶為中心，因此將《佛法僧三寶》列為第一冊，學者一旦對三寶建立信心以後，則佛法大海就能任其遨遊。
　　
　　第二冊《佛教的真理》、第三冊《菩薩行證》，是對三寶的延伸，因此前三冊可以說是對三寶理論的架構。此外，《佛教史》與《宗派概論》有相互關係；《實用佛教》、《佛教常識》、《佛教與世學》也彼此互有關連，而《佛教問題探討》與《宗教概說》，則是為了讓大眾對宗教問題有廣泛的認識。
　　
　　我們所以把《佛光學》編列在《教科書》第十一冊，是因為數十年來佛光山倡導佛教現代化、人間化、制度化，對當代佛教的發展不無影響，因此以佛光山和佛光會為主，提供一些概念和認識，協助大家掌握佛教未來發展的動向。
　　
　　為了讓初學者能夠從古德的作品裡認識浩瀚無邊的佛法，我們選擇一些歷代的經論和佳作，輯成《佛教作品選錄》，並加以簡介，希望藉由欣賞這些作品，對佛法有更深切的體認。
　　
　　第三、《佛光教科書》的內容受限於篇幅，教者、研讀者可以多參考注釋，有時注釋更能表達主題的說明，至於圖片、習題更有待各個教者、研讀者運用。　　
　　必須附帶一提的是，對於注釋內容不能一一標明出處，是本教科書的不足之處，不過佛光山發行有《佛光大藏經》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讀者可以充分運用，尤其《佛光大辭典》對《佛光教科書》的教學，更能有所幫助。
　　
　　第四、《佛光教科書》並非以學者專家為主要讀者對象，而是為亟需了解佛教的初學者所編印，內容著重在佛教基本知識的強化，因此學術性的研究推論及考據，不屬於本《教科書》的範圍。此外，在宗派的介紹上，我們的立場不偏於某一宗派，更非一家一派的言論；而在探討佛教史上，縱使存有佛教流傳的缺失問題，我們也不掩藏，希望有助於佛教未來的革新改進，教者、研讀者可從本《教科書》獲得對佛教全盤的了解。所以我們希望《教科書》能成為佛門中師父課徒之用及各個佛學院教師上課的教本，並能普遍應用於各寺院團體舉辦的講習會、讀書會等，更希望《教科書》也能提供給有心研究佛學者有入門的參考依據。
　　
　　本書出版的日期，正逢西元兩千年、也是佛教東傳中國兩千年的紀念，值此世紀交替之期，僅以此微願，化作心香一瓣，奉獻十方三寶各位大德，至望見者聞者不吝賜教！
　　
　　星雲
　　佛光山開山寮

第一課　僧團的成立

　　佛陀證悟後，在菩提樹下想起救渡眾生的大事因緣，心自思惟其所徹悟的正法甚深微妙，而眾生妄想執著，必定不能信解，所以生起疾入涅槃的念頭。
　　
　　此時，梵天知佛所想，即前往佛所，勸請佛陀住世說法。佛陀終於不忍眾生長夜悲苦，便隨順梵天勸請，決意示教利喜，宣揚適應眾生根機的教法。
　　
　　佛陀首先到波羅奈斯城的鹿野苑，度化曾在苦行林一起修行的憍陳如等五位侍臣，三轉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輪，此五人成為佛陀最初的比丘弟子。至此世間三寶具足，僧團於焉成立。
　　
　　從此，佛陀經常帶著五比丘行化在縛囉迦河的沿岸，並暫居於此。在這裡，佛陀度化了迦尸城的青年耶舍，他的父母親也皈依佛陀，成為最早的優婆塞、優婆夷。其後耶舍的朋友約五十人，受了佛陀慈悲智慧及道德的感召，也都皈依佛陀，成為出家的弟子。
　　
　　一天，佛陀便以此初具規模的僧團行腳人間，展開人間佛教的宣化工作。佛陀囑咐弟子們行化各方，自己則到伽耶山的優樓頻羅聚落，以智慧善巧度化事火外道三迦葉兄弟及其弟子一千人，並率同他們到達摩揭陀國，實踐度化頻婆娑羅王的約定。國王聽了佛陀說法以後，歡喜踴躍而皈依了佛陀，並在迦蘭陀竹林為佛陀建造第一座精舍，作為佛陀弘法、安居的地方。這是國王信佛的開始。
　不久，佛陀在竹林精舍度化原為外道的舍利弗、目犍連及其弟子二百五十人出家；「若不值佛，亦當獨覺」的大婆羅門摩訶迦葉，在遇佛聞法後，也皈投佛陀座下。至此，佛經中常提及的「千二百五十人俱」的僧團，亦已形成。越二年，佛陀回到故鄉普施法雨，教化釋迦王族青年，其異母王弟難陀、獨子羅睺羅、堂弟阿難、提婆達多、阿那律，以及為王子們理髮的首陀羅族優婆離等出家，又感化婆羅門之子須菩提歸投座下。這十位傑出比丘，就是日後著名的佛陀十大弟子。
　　
　　佛陀初期的出家弟子，惟限男眾。淨飯王逝世後，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及釋迦族五百女子請求出家，於是比丘尼僧團成立，使整個教團擴展為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等七眾弟子的完整組織。
　　
　　佛陀是位打破傳統社會階級制度的宗教革命家，他建立僧團，納受弟子是採「四姓平等」的原則，因此佛陀所度化的僧俗弟子，上從王公貴族，下至貧民百姓，乃至異教外道，凡誠心皈投者，佛陀皆如「無邊大海容納眾流」，欣然接受。佛陀說法，觀機逗教，方便引導，凡沐佛陀慈化者，無不信受奉行。因此，不僅出家證果的弟子眾多，在家弟子悟道者也不在少數。
　　
　　尤其在家信徒對於佛教護持不遺餘力，更是僧團存續的重要助緣。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等各大國國王，須達、毗舍佉等諸大護法在各地所奉獻的林園，所建立的道場，如竹林精舍、祇園精舍、鹿母講堂、重閣講堂等，不僅使僧團初期遊化、頭陀的生活漸行改為定居式的團體生活，而且成為佛陀一生弘法、納眾、安居的重要據點，對於僧團的發展影響甚鉅，貢獻斐然。
　　
　　佛陀成道十二年後，由於教化日廣，僧團逐日擴大，來自不同社會階級的僧眾，使原來清淨和樂的共居生活起了變化，弟子或有放逸之行而受譏嫌，或有見解不同而相紛爭，為維持僧團的和樂清淨，佛陀採「隨犯隨制」的方式，制定了以「六和敬」為綱領的戒條；同時制定每月二次的「布薩」會議、三個月的「雨安居」及「自恣」儀規，來規範、淨化僧團，使諸比丘都能在清淨戒法之中長養善心。
　　
　　佛陀是人間的大導師，他所宣說的教法都是解脫人生煩惱與世間苦難的真理；所制定的戒規，也與日常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道德倫理、修持解脫有關，可說是融法治、德化於一爐的繩墨。佛陀入滅之前，僧團中的七眾弟子均已具足完備的戒律。
　佛陀建立僧團，以法攝僧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現前弟子的解脫，更是為了未來正法的久住。佛陀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於八十歲臨入涅槃時，阿難請示後世弟子應以何安身立命？佛陀慈示弟子應「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尸波羅蜜是汝大師」、「依四念處嚴心而住」。佛陀把住持正法的責任付予僧團，提出以「法治」代替「人治」，而遺教以自性三寶為皈依，以戒為師，以法為中心。故現今的僧團，一如佛世，持守戒律，傳承法脈，光大佛法。

第二課　經典的結集

　　佛陀一代教說，透過集眾會誦的方式，經大眾審定認可後，有系統的編輯成書，垂為典則，稱之為「結集」。依佛陀的遺教，佛涅槃後，當以戒為師，以法為依止，故佛陀一代教法的傳續，所謂三藏結集，乃為佛涅槃後第一件大事。佛陀說法，因時應地，隨機開導，並無一定的形式，而且是以口口傳誦來記憶。時日一久，經過輾轉傳述背誦，恐有錯誤或散佚，或為外道邪亂而成異說。因此，為求其持而不失，純而不濫，將佛陀的教法統一編集，以適合傳承的形態，乃佛弟子刻不容緩的事。
　　
　　根據史料記載，佛史上有多次的結集，佛教歷經此數百年的努力，透過四次的結集，不斷演繹、增刪，三藏聖典始告完備。
　　
　　一、第一次結集
　　
　　佛陀入滅的時候，大眾哀傷悲痛逾恆，但是六群比丘之一的跋難陀卻歡喜地說：「佛陀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常說：應行是，不應行是；應學是，不應學是。我們今天終於脫離此苦，正可以任意所為，無復拘礙，何必要這樣傷心？」大迦葉尊者聽了，驚愕不已，唯恐僧團中出現更多破戒比丘，破壞正法流傳，因此在佛陀涅槃後的第一個雨安居期，集合五百位大羅漢比丘，由摩揭陀國的阿闍世王護持，於王舍城郊外的七葉窟內進行結集。
　　
　　結集之時，由大迦葉主持，「經藏」由阿難誦出，「律藏」則由優婆離分八十次誦出，稱為《八十誦律》，此律成為最初的根本律藏，爾後演化出《四分律》、《五分律》等律本。
　　
　　另據《五分律》及《大唐西域記》等記載，第一次結集有富樓那等數千人，因不滿大迦葉對戒律的保守作為，所以另闢場所進行內容不同的經、律結集，相對於大迦葉等在七葉窟內的「窟內結集」，稱此結集為「窟外結集」。總之，佛教史上第一次的結集，對後世而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二、第二次結集
　　

佛陀入滅百年前後，西方系統的長老比丘耶舍巡化至東方毗舍離，見跋耆族比丘收受信徒的金銀供養，認為有違戒律，雙方遂起爭執。耶舍不見容於跋耆族比丘，便回西方遊說數位名重一時的長老到毗舍離召開辯論大會。參與這次會議的東西方比丘計有七百人，雙方各推上座代表共九人擔任審查之責。此次爭執雖然是因金錢的納受而起，但討論的內容卻廣泛包含跋耆族比丘所提的十項新主張：角鹽淨；二指淨；他聚落淨；住處淨；隨意淨；
　　
　　所習淨；生和合淨；飲闍樓伽淨；無緣坐具淨；金銀淨。
　　
　　經雙方九位代表審查後，一致評斷上述十事違反佛陀的規定，不合律制，稱為「十事非法」，大會由此重新審定律藏。
　　
　　據南傳《島王統史》記載，東方跋耆族比丘因這次結集會議失敗後，心存不平，所以在大會結束後不久，聚集一萬比丘另行結集，獨自訂定律制的內容。佛教僧團因此分裂為傾向嚴謹保守的西方上座部，與傾向開放進取的東方大眾部二大派別。從此，佛教正式進入部派時期。
　　
　　三、第三次結集
　　
　　佛陀入滅兩百多年間，因阿育王奉佛敬僧，引起多達六萬的外道來附佛，並混跡在僧團，破法亂教(即所謂「賊住比丘」)，使得僧團七年間無法舉行布薩。阿育王為挽救此一亂象，乃延請目犍連子帝須共商對策，擯出邪見、破戒的外道沙門，並遴選精通三藏的千名比丘，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於華氏城舉行第三次結集。目犍連子帝須彙整各部派對佛法的詮釋異議，由大眾討論，並加以批判，論決正義，並將之編撰集成《論事》一書。
　　
　　經典結集至此，經律二藏的內容體裁可算完備，論藏也初步成型。此《論事》一書對於教法的不同解釋，有具體的評論，為後世研究部派佛教的重要典籍。結集後，阿育王敕令目犍連子帝須選派一批優秀的僧伽遠至恆河流域以外的地區，以及印度境外各國弘傳佛教。
　　
　　四、第四次結集
　　
　　據《大唐西域記》卷三載，第四次結集是佛陀入滅後四百年間，迦膩色迦王治世，王因「部執不同，無以去惑」，而請益脅尊者，尊者答以：「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盾。」王甚感痛惜，於是在迦濕彌羅集合五百位高僧，推舉世友為上首，在脅尊者主持下論釋三藏。首造十萬誦《優婆提舍論》注釋經藏，次作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注釋律藏，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注釋論藏，共計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自此，三藏教義周備無缺。迦膩色迦王以赤銅為牒，鏤刻梵文筆錄，以石函封緘，建塔珍藏，另以抄本遠送各地，廣宣流布。此後，大乘經典多用梵語，即源於此次結集。
　　
　　除上述印度的四次結集之外，近代以來，仍有數次經典結集：西元一八七一年，緬甸國王敏東召集二千四百名高僧於首都曼德勒舉行第五次結集；一九五四年，緬甸佛教又在國家的贊助下，舉行第六次結集，邀集斯里蘭卡等南傳國家與會，對巴利三藏進行嚴密核校，歷時二年，完成《南傳大藏經》的彙編。時至今日，佛典結集工作仍積極地在進行，並因應時代需求，與電腦科技結合，不僅更加完善的整理、保存了經藏，也因使用方便，而加速佛法弘化的步伐與範圍。總之，經典結集負起了正法弘傳之功，實是佛教發展中的一大偉業。

第三課　部派佛教的發展

　　第二次經典結集後，佛教分化為上座和大眾兩大部派，史稱「根本分裂」。直至佛滅四百年為止(西元前後)，兩大部派又次第的分化，稱為「枝末分裂」。從根本分裂到枝末分裂，在佛教史上稱為「部派佛教」時期，這是意味佛教的發展處於部派林立的狀況。此四百年間的佛教，在阿育王及迦膩色迦王等仁王護持下，獲得長足的發展，不僅開始向國外傳播，也使得三藏聖教更加豐富而完備。
　　
　　佛教從原始的和合一味演變到部派林立，主要是由於佛教所處時空改變所致。佛教由恆河中、下游逐漸向外弘化，因各地的風俗、語言、師承等文化背景不同，在戒律和教義的因應調適上自然產生差異。而原有多聞、持律、頭陀等根性差別者，在距佛日遙後，經輾轉傳授、修習，彼此間的差異就更顯著了，於是僧團開始分化。
　　
　　第二次結集導因於東西方比丘在地域上的差距，而對「十事」的戒律看法不同所引起。東方毗舍離原是一個思想自由開放的地區，而西方則屬婆羅門化區，思想自然趨於保守嚴謹。因此，第二次結集後，終究因地域文化的差異，導致佛教僧團分裂為：傾向嚴謹保守的西方上座部，與傾向開放進取的東方大眾部二大派別。
　　
　　上述「根本分裂」的原因乃南傳佛教所載，北傳則主張發生於阿育王時代的「大天五事」之爭才是主因。大天比丘對於阿羅漢身心境界與修持證果提出五項新說：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這是教義看法上的不同，結果支持大天的人數較多，組成大眾部；反對的長老上座，組成上座部，並遠移至西北印度的迦濕彌羅。
　　
　　根本分裂後，隨著對戒律、教義見解的差異，兩大部派又再度分化，大約一直持續到西元一世紀前後，佛教發展的主流轉入大乘為止，此即所謂的「枝末分裂」。部派的總數、分化的過程、原因、年代和名稱，南北傳文獻所記載各有不同。或以創始者立名，或以其所處地點立名，或以主要教義立名。其中以大眾部、上座部、說一切有部、正量部、經量部最為興盛。部派雖多，其分化系統可簡化為：一味、二部、三系、四派。一般而言，以四派為主軸，而次第分化為二十部。如附圖所示：

部派發展路線及其興衰史，與印度諸王的佛教政策有密切關係。在阿育王召開第三次結集和派遣傳道師弘化印度境內外後，上座部(分別說部)聲望如日中天，甚至遠播錫蘭、緬甸等國。到了迦膩色迦王時代，因「說一切有部」結集出《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因而在迦濕彌羅一帶形成了領導地位。反之，弗沙密多羅王在中印度的毀佛法難，也使佛法中心轉移至南方與北方。
　　
此外，三藏聖典方面，則有特殊的發展。各部派因豎立自家宗風，因此，不論律藏或經藏方面均各有傳承。此二藏雖因自宗立場的不同而有增刪的情況，然大體上與原始佛教時期的組織、體裁、內容相同。另外，具有獨立體裁的論藏，則是在這一時期才完備。故部派的特色，就三藏聖典來說，即在於「論藏」(音譯為阿毗達磨)的發達。尤其各部派為彰顯自宗的思想教義，遂直接促成阿毗達磨的研究學風，因此部派佛教又稱「阿毗達磨」佛教。
　　
現存各部派的阿毗達磨以上座部系為主，南方巴利銅牒部及北方說一切有部早期各有七部根本論，爾後更有《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俱舍論》等大作陸續問世。而大眾部的根本論書稱為「蜫勒」，因未傳譯，今僅得《分別功德論》。
　　
部派佛教思想發展繁雜，但基本上仍以大眾部和上座部為中心。大體而言，上座部重視原始經義的分別疏釋，在現實生活上趨於學術理論化，尤其主流派說一切有部的學究氣味太濃，致與人間脫節，後被大乘佛教貶為小乘者，原因即是在此。因此，在印度的上座部逐漸沒落，錫蘭所傳的分別說部(赤銅牒部)便成為上座部佛教的代表。相對的，大眾部著重佛陀的根本精神，對於經法重於貫通古意，並且融入新知，而在現實生活上的修持則是要求人間化，因此，大眾部終於發展成為大乘佛教。

第四課　印度諸王朝的佛教

　　佛教在印度流傳一千六百多年，探究其盛衰興替的原因，從僧團內部來說，與僧團本身在教義教法上的實踐與開展方向有關，從僧團的發展來說，則和諸王朝的信仰選擇有絕大關係。歷史上，由於印度王統向來複雜，不僅大小國林立，且征伐、併吞不斷，故本文僅依時序，針對幾個重要王朝的佛教發展狀況，作一梗概介紹。
　　
　　一、孔雀王朝(西元前四世紀－二世紀頃)
　　
　　孔雀王朝約創立於西元前三一七年，乃佛陀涅槃後第一個統一全印度的王朝，建都於中印度摩揭陀國的華氏城。三傳至阿育王(約即位於西元前二七○年)，文治武功達於鼎盛，成為印度史上最大的帝國，其對佛教護持弘揚之功，亦無出其右者。阿育王所推行的輪王政策，重要內容如下：於石崖或石柱上銘刻生活道德的訓誡法敕；廣建寺院，供養僧眾；於全國修建八萬四千佛塔；設立「正法大官」，力助弘化；舉行第三次經典結集。由於阿育王的篤信及推展，人民信仰日盛，佛教遂成為國教。
　　
　　阿育王在第三次結集後，即派遣傳教師前往印度邊境及國外弘化，其範圍遠至希臘、緬甸、錫蘭等國。此劃時代的勝舉，由於傳教師傳承的部派不同，以及因應當地風俗民情的需求，進而產生特色殊異的新部派，或促使原有部派的再次分化。阿育王執政三十餘年，使佛教走向國際化，其對佛法傳布的貢獻和以佛法治國的政策，為後世輪王治世留下最佳典範。
　　
　　二、熏迦王朝(西元前一八○年－八○年頃)
　　
　　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歿後，逐漸失去統治勢力，案達羅王朝在南印度獨立，希臘、波斯等異民族亦窺近西北方，印度又呈分裂狀態。西元前一七八年，孔雀王朝大將普沙密多羅在婆羅門國師協助下弒君自立，改號熏迦王朝。王即位後，進行大規模戮僧毀寺的排佛運動，使得佛教興盛的中印度頓時寺空僧絕，史稱「中印法難」。由於逃亡的僧眾多往南印度或西北印度，反而促成以南方案達羅為中心的大眾部佛教及北方迦濕彌羅、犍陀羅為中心的「有部」佛教的發展。其中上座部中的分別說部，因與大眾部思想相近，故往南後即與大眾部同化，往北則影響有部譬喻師的思想。
　 三、案達羅王朝(沙多婆訶王朝，西元前二二○年－西元後二三六年頃)
　　
　　案達羅王朝創立於西元前二二○年左右，位在德干高原地區，屬於大眾部教化範圍。西元前二八年兼併了中印度摩揭陀國的迦恩王朝後，大眾部的思想便傳到中印度，使中印度佛教稍得復興。爾後，隨著王朝的西進，大眾部的思想也影響了西方有部佛教，並促成西方經量部的形成。
　　
　　此時佛教能順利復興，實得力於王朝的安定，朝廷一方面信仰婆羅門教與崇拜民俗諸神，另一方面也對佛教採取保護的政策。佛教為走向群眾，便取法民間流行的夜叉造像，造成佛菩薩雕塑的風行，也因而間接促進了大乘菩薩思想的勃興。般若、法華、華嚴、淨土系的經典紛紛出現，龍樹依之立論闡釋，確立了大乘佛教的興起。繼有龍樹弟子提婆的發揚及國王的護持，大乘思想更加隆盛，大眾部逐漸同化於大乘之中。
　　
　　四、貴霜王朝(西元前數十年－西元後三二○年頃)
　　
　　阿育王歿後，希臘入侵西北印度建立王國。希臘人向來精於哲思，對於具有深奧哲學內涵的佛教信仰頗能接受，尤其彌蘭陀王與那先比丘進行一場佛教教義的辯論之後，終於成為佛教的擁護者，這對西北印度佛教的發展，具有重大貢獻。後來大月氏王丘就卻併吞了希臘王國，創立貴霜王朝，於是和南方案達羅王朝對峙，達五世紀之久，在印度史上稱為南北朝時代。
　　
　　貴霜王朝三傳至迦膩色迦王時(約西元七八－一二三年頃)，建立了縱貫中亞至中印的大帝國，是王朝的極盛時期。迦膩色迦王禮脅尊者及馬鳴為師，大崇佛法，曾在首都富樓沙建造高四十餘丈，壯麗宏偉冠於全印的大塔，塔旁建四大伽藍，供養數萬比丘。又為統一各部派異說，禮請脅尊者以一切有部為正統，在迦濕彌羅召集五百賢聖舉行第四次結集，使得佛教雖歷經中印法難，仍能在西北印度大放異彩。迦膩色迦王對佛教的貢獻，直追阿育王朝，在佛教史上有「阿育王第二」的美稱。
　西北印度的迦濕彌羅一帶，地處偏僻高山，從阿育王遣使來化後，一直為保守的有部化區，不受外界思潮影響，且在有部執牛耳之位。而犍陀羅雖亦盛行有部思想，然因地處東西間交通要衝，受中國、希臘、羅馬文化影響所及，學風開放，思想進步，故此地受到由南印漸次傳來的大眾部影響，也逐步融入大乘佛教思潮，如《般若經》等早期大乘經典，早已流行此地，如脅尊者、世友、馬鳴等一切有部系學者，也具有大乘的傾向。因此，迦膩色迦王時期，大乘的勢力已影響西北印度，進而促成西域大乘佛教的隆盛。
　　
　　五、笈多王朝(西元三二○年－七三○年頃)
　　
　　笈多王朝創立於西元三二○年，建都於摩揭陀的華氏城。五世紀頃，白匈奴入侵西北印度，並大肆毀佛，西元五○二年南下攻佔中印度，後雖由笈多王的支裔幻日王將之驅逐，但中印度也只能由一小國延續後期的笈多王朝(五三五－七三○)，小邦因而林立，其中以戒日王統(伐彈那王朝)較強盛，曾以玄奘大師(六二九－六四六年留印)為其「國寶」，並且千里護送玄奘回中國，一生積極護教。
　　
　　笈多王朝支持印度教(由婆羅門教融入民間泛神信仰而形成)，並且明訂以梵語為國語，這是婆羅門文化的復興期。唯王朝對於其他宗教仍採寬容政策，佛教乃能順利發展。唯佛教為與婆羅門教的教義抗衡，在佛典上捨棄使用俗語方式，改而朝向梵語化，且積極接近民眾，加速了大乘佛教的步伐。
　　
　　上座部佛教以西北印度的說一切有部、正量部、經量部力量較強，大乘佛教則以龍樹時期的經典為基礎，發展出無著、世親的「外無內有，事皆唯識」的唯識(瑜伽)一派，及護法、清辯成立的「俗有真空，體虛如幻」的中觀思想。爾後，中觀、唯識二系透過論證、批判的論理學(因明)方式，發揮「空、有」之辯，以幻日王在摩揭陀所興建的那爛陀寺為根據地，發展其教學，成為當時佛教的主流，因明的論證之學也因之盛行。我國玄奘便是在那爛陀寺，從戒賢學唯識而創立發揚了中國的唯識宗。然而就在玄奘離印至義淨入印的三十年間，佛教也急速密教化。
　　
　　六、波羅王朝(西元六五八年－一一三七年頃)
　　
　　波羅王朝興起於七世紀的孟加拉，共傳十八代，代代崇佛。第四主達摩波羅曾將國土擴展到曲女城，國勢最盛，對佛教貢獻也最大。他首先在那爛陀附近建歐丹多富梨寺，繼而又建超戒寺，其規模的宏偉，勝過那爛陀寺，此三寺成為當時的佛學中心。唯印度佛教自笈多王朝之後，已趨沒落，幸賴波羅王朝的保護才得以在東印度存續下來，在此五百年間，可說是密教的興衰史。
　　
　　西元一二○三年，佛教最後的據點超戒寺等，被回教徒破壞後，多數僧尼走避至西藏、尼泊爾等地，於是佛教從印度本土消失而轉入西藏，西藏接收了超戒寺大量典籍後，便傳承了密教教學的傳統，並發揚光大，於是形成以密教為主流的藏傳佛教一系。
　　
　　佛教自十三世紀在印度衰微後，到十九世紀出現復興的曙光。一八九一年，錫蘭達摩波羅上座率先創立「摩訶菩提協會」；次年，印度格里巴沙蘭上座創立「孟加拉佛教會」，在兩位上座的努力下，重修佛教聖蹟，興建寺院，也提昇學者對佛典研究的重視，進而有「佛教聖典協會」的成立。一九五六年，安培克博士以政府官員的身分，帶領五十萬人同時皈依佛教，使得印度佛教的復興重現生機。另外，由於佛教遺蹟陸續發掘，政府也開始重視，世界各國佛教徒前往朝聖者漸多。
　　
　　一九六四年，第七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鹿野苑召開，更加速佛教復興的腳步。今日印度的佛教，在學術研究上極為普遍，各國僧侶因崇仰佛陀遺蹟而至印度朝聖、建寺者漸多。
　　
　　一九九八年二月，佛光山聯合南傳、北傳、藏傳佛教，共同在印度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為印度佛教的復興開創新紀元，也為世界佛教史寫下不朽的一頁。就整個印度人口來說，佛教徒的人數仍是不成比例，因此，藉此戒會活動，希望能拋磚引玉，為復興印度佛教打開世界融和的新頁。

第五課　印度大乘佛教的開展

　　佛教在印度流傳與發展的過程，一般分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三個時期。大乘佛教雖然是由原始、部派佛教發展而來，但是其主要思想卻不同於聲聞的自我解脫，而是強調以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就無上佛果為目標。
　　
　　大乘佛教興起的時間約在西元一世紀，但是在原始阿含聖典及十二分教的「本生」、「譬喻」、「因緣」中，已顯示出大乘菩薩道的內涵；而佛陀一生以弘法利生為要務，更是說明佛陀就是大乘菩薩道的實踐者，只是當時的環境和眾生的根機偏於聲聞、緣覺，因此，當時雖然也有與佛陀風格相近的佛弟子，如舍利弗以智化導外道、目犍連以力降伏眾魔、富樓那深入蠻荒佈教、迦旃延與外道論議等，但大乘思想亦未能發揚光大。
　　
　　到了部派佛教時期，同樣有「外現聲聞身，內秘菩薩行」的大德出現。大眾部一向是進步自由的，如大天便是代表人物。其後，影響化地部、法藏部、經量部亦朝向大乘發展。西元一、二世紀的有部論師那先比丘、世友尊者、譬喻師馬鳴、脅尊者等，都具有大乘性格，他們的學說思想便成為從部派佛教演進到大乘佛教間的橋樑。
　　
　　大乘佛教歷經五、六百年潛移默化的過程，終於漸露曙光，綜其原因，概歸為四點：
　　
　　一、佛陀涅槃後，佛弟子隨著對佛陀精神的永恆懷念，於是佛陀過去生中修菩薩行的故事便成為學習的典範。
　　二、部派發達時期，各部派之間對義理的闡釋，意見分歧，因而加速了新思想的產生。
　　
　　三、佛弟子已警覺到部派過份著重於法的分析詮釋，把佛法變成保守難解的理論，因此極力摒棄，以回歸佛陀重視實際生活，以人間為主的本懷。
　　
　　四、佛教在印度的發展，一直受到婆羅門教的排斥，也受到南印度案達羅文化及外國希臘文化的影響，在面對外力的衝擊下，佛教更力求轉型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
　　
　　大乘佛教就在上述的原因之下，推動起來，新興佛教的運動者稱為「大乘行者」。而大乘典籍也在經過數百年的口口相傳，到了迦膩色迦王在位期間(七八－一二三)，逐漸被記錄保存下來。後由龍樹菩薩(一五○－二五○)將之整理、撰述闡揚，終於確立了大乘佛教的地位。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發展過程，依經典的出現及思想闡揚的時間先後，可劃分為初期、中期、後期三階段。西元一至四世紀間為初期大乘，重要的經典有《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維摩經》以及淨土諸經。《般若經》是最早出現的經典，由南方案達羅漸傳於西北印，其中的行進路線正顯示大乘佛教發展的路向，而其所主張「諸法性空」的思想，更是往後整個大乘佛教重要的理論基礎。所以，《般若經》可以說是促成大乘佛教興起的原動力。
　　
　　南印度的龍樹及弟子提婆即依據《般若經》的性空思想，造《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進一步闡釋中道的理論，而創立中觀學派，主張「不厭世間苦，不欣涅槃樂」，為初期大乘中最重要的思想，而且直到中後期，仍發揮其深遠的影響力。
　　
　　中期大乘是指四至六世紀，密教興起前的階段。重要經典包括宣說「如來藏」和「佛性」思想的《涅槃經》、《勝鬘經》，發揚唯識思想的《解深密經》，以及兼說兩種思想的《楞伽經》。四、五世紀之間的無著、世親兩兄弟，承繼以上諸經的思想，並以彌勒菩薩《瑜伽師地論》為根據，撰著《攝大乘論》、《唯識三十頌》、《唯識二十頌》等，闡述宇宙萬有皆是阿賴耶識所變現的「萬法唯識」思想，創立了瑜伽行派，亦即唯識學派。
　　
　　本派思想繼中觀學派成為當時大乘的主流，論師輩出。世親之後有安慧、增滿及陳那、護法二大系。中觀學派到了六世紀之後，又陸續出現佛護、月稱、清辯、寂護和蓮華戒等重要論師，因此，「中觀」與「瑜伽」所代表的空、有兩大思想領域的系統，又在大乘中、後期或競爭或合流，成為大乘佛教的二大主流。
　　
　　西元七世紀後，密教興起，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後期，密教經典紛紛出現，主要有《大日經》、《金剛頂經》，大乘佛教終於走向密教化。密教吸收中觀、瑜伽二派的思想，尤其受到廣義瑜伽行派「如來藏」思想的影響，主張眾生本來就是佛，稱為「本初佛」。修行者透過手結印契、口誦密咒、意觀成佛的「三密」修習，就能成就「本初佛」。此「即身成佛」的理論迅速流行，甚至中觀、瑜伽兩派學者亦多兼習密教。因此，到了八、九世紀，密教已經成為印度佛教的主流，西藏亦於此時陸續傳入密教。唯密教到了後期，與印度教的性力派結合，形成左道密教，便日趨沒落。
　　
　　十三世紀初，回教徒入侵印度，佛教雖在印度衰微，因大量密典及時移至西藏，密教也在西藏生根，形成了「藏傳佛教」。又早在西元前三世紀的阿育王，已將佛教傳播至印度以外的國家，爾後佛教陸續流布國外，向北路傳播者，以大乘佛教為主，稱為「北傳佛教」；向南傳播者，以上座部佛教為主，稱為「南傳佛教」。目前，北傳、南傳、藏傳系統的佛教，以漸趨融和的形態，在世界各國弘傳，二十一世紀佛教的開展，必定更加輝煌燦爛。

第六課　佛教的東傳

　　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依史料記載，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如「秦始皇四年(西元前二四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經來長安」、「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霍去病討匈奴時得金人，安置於甘泉宮」、「西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等。然在諸傳說中，一般以「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的說法最為有名，三國以來即被盛傳。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此事云：「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僧所住的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爾後，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白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之後，陸續有梵僧來華，他們主要經由絲路前來。然梵僧弘化有顯著事跡者，始於東漢末年以洛陽為中心的譯經工作。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桓帝到獻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譯有經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這說明中國佛教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而譯經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為安息太子，東漢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東來洛陽，二十餘年間，致力譯經，共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多為小乘禪數「阿毗曇」之學，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禪觀的修行及傳譯的平易精簡，對佛教的傳播貢獻卓著，是中國早期佛學流布的奠基者。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大月氏人，桓帝末年遊化至洛陽，於靈帝時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為大乘之學，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最為重要。《道行般若經》乃中國般若系經典最早的譯本，其後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能相應盛行，此經居啟蒙之大功；《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是介紹大乘禪觀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經》又為阿彌陀佛信仰傳入漢地的開始。支讖的譯典，為後世大乘佛教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譯可分為二系：一為安世高小乘禪數阿毗曇系，二為支婁迦讖大乘方等般若系。這是由於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系統，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於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如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爾後，在社會政治上，宦官外戚鬥爭為患，天災時起，黃巾起義，軍閥混戰而民不聊生；在學術上，兩漢儒家困於「經學考據」、「讖緯合流」而抑鬱難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心靈困頓之時，佛教的無常及

果觀，紓解了他們的情緒，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由少數人逐漸擴展到多數人，弘化地區也由洛陽、長安往南方開展。

第七課　魏晉佛教史

　　魏晉以來，時局紛擾，傳統儒學名教解體，名士避世棄儒，趨附老莊「以無為本」思想而蔚為風氣，因其立意渺玄，故稱「玄學」或「清談」。當時佛教般若「性空」之學甚契此派「貴無」思想，又有學通儒道，博學多識的道安大師及弟子慧遠等，有系統的融和、開展，故玄談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實其學，或增清談之資，佛教於焉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
　　
　　三國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學及譯經為主，朱士行曾於洛陽開講《道行般若經》，並以「諸未盡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經》，可見此時對般若之學已有新的要求。在譯事方面，特別重視戒律的譯介，曇柯迦羅譯有《僧祇戒心》、曇無諦譯出《曇無德羯磨》，而開中國戒法的傳承。
　　
　　因避戰禍，僧人多從北方來到南方，因此，吳代建業的佛教，多由關中、洛陽一帶傳入，如安世高、支謙等。安世高原為東漢末年譯經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線正可顯示佛教已由北漸向南傳播。支謙漢文造詣很高，發揚支讖般若一系，譯經甚多。其中《大明度無極經》乃《道行般若經》的同本異譯，係內啟兩晉般若之學，外導六朝清玄之風的重要經典。吳地佛教另一位重要傳播者為康僧會，乃佛教史上記載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侶，曾學安世高禪數之學，最具代表的譯著為《六度集經》，孫權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晉時代，佛教活動仍以譯經為主，竺法護為當時的代表，所譯經典有《光讚般若》、《維摩》、《寶積》、《涅槃》、《法華》等各部類經，對於大乘佛教的開展，影響甚鉅。其中，《正法華經》的譯介，使觀音信仰普及於民間，為鳩摩羅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譯家。
　　
　　西晉末葉，北方五胡十六國紛亂，晉室偏安江左，稱為「東晉」。於是中國分治南北二區。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後趙時期，以佛圖澄開啟佛教的弘傳最為重要。佛圖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殘暴嗜殺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華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業門徒萬計，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師為前秦時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學多聞，被視為當時北方學界的領袖。秦主苻堅延請他於長安主持譯場，一時中外譯家雲集。道安大師在佛教史上有許多創舉，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理論，要求譯經必「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2.為眾經撰注作序；3.分經文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為此後譯經者所宗；4.創編《綜理眾經目錄》，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的先河；5.制訂寺院清規及僧尼軌範；6.統一沙門同為「釋」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則以般若性空之義多有見地，創立「本無宗」，承其學者為慧遠。
　　
　　竺法雅以善用老莊等外學來理解般若義著稱，此即所謂「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而為生解之例」的「格義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後秦，由於鳩摩羅什東入長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羅什在後秦姚興的護持下大興譯經事業，南北俊秀仰止雲集，門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為傑出，稱為「什門四傑」。所譯經籍種類遍於大小三藏教禪諸家，其中《大品般若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使得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至此文備義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駁斥「格義」之迂。《成實論》、《阿彌陀經》、《十住毗婆沙論》、《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等譯著，文妙義精，流暢易讀，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後來以此諸經為基礎而有三論、四論、成實學派的興起，及天台、禪、淨等諸宗的成立。羅什譯業貢獻之偉，為整個中國佛教史開創一個新紀元，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南方東晉承繼西晉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學及般若學也隨之南下。與道安同時，而在南方傳教者有竺道潛與支道林，兩者皆以擅講般若而受到貴族士大夫的欽仰，為玄學式的貴族佛教及格義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聖不辯知論》、《即色遊玄論》等，創般若學的即色義，主張即色本空。時人評其學「不減王弼，比做向秀」。與謝安、王羲之、許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遊甚密。支道林之後，南方佛教中心即轉為廬山的慧遠。師博通六經，尤精老莊，聽聞道安講般若而出家。後以遠避戰亂而入廬山東林寺。師持戒嚴謹，為南方佛學領袖，當地名紳士學皆崇其行。曾迎佛馱跋陀羅、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廬山譯經，開啟南方譯經的風潮。應江州刺史桓玄之問，撰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明示出家法與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當時佛教與中國禮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結白蓮社，以《般舟三昧經》的禪觀修行，期生西方淨土，是禪淨共修的初創者，後世尊為淨土宗初祖。
　　
　　慧遠雖足不出山，然親近者眾，道生(曾北上長安受學於羅什門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發，以「佛性論」、「頓悟說」引起當時教界的辯論，尤其「一闡提皆得成佛」的主張，更被視為異端，而不見容於大眾，直至北涼曇無讖所譯北本《大般涅槃經》傳入，獲證同於佛說，時人方才驚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對於後來的涅槃、天台、華嚴和禪等各宗都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建康的道場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鎮，以譯經為主。佛馱跋陀羅、慧觀、法顯等，為當時駐錫譯經的大家。　　
　　又這時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熱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他在天竺參學十餘年，攜回《大般泥洹經》、《摩訶僧祇律》、《長阿含》等多部經典。法顯在佛教史上不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國留學史上的貢獻也是影響千古。
　　
　　兩晉時期，因玄學風行全國，使般若學的研究也達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勝之勢。「般若」豐富了「玄學」的內涵，「玄學」也成為傳播佛教教義的媒介，史稱「格義佛教」。直至鳩摩羅什、僧肇等師徒的導正，終於形成中國佛教正統的風格。由於學風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譯經事業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學派競立的基礎。

第八課　南北朝佛教史

　　東晉之後，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齊、梁、陳，稱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稱跖跋魏)，嗣後分為東西二魏，而禪位於北齊、北周，稱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對峙局面，歷時一百六十餘年，後由隋文帝統一。這個時期的佛教由於各帝王的支持擁護，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譯經更為隆盛，大小乘經論弘傳，佛教學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義則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為中國佛教發展快速的時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環境的差異，對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傳東晉法統，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風，所需於佛教者，較之北朝則多偏重於義學，且因南朝諸帝多喜問道，並延請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長足的發展。劉宋文帝曾先後令道猷、法瑗等，弘傳道生頓悟教義，並請慧琳參與國政，文帝之子武帝則時時問法於求那跋陀羅。而後齊文宣王蕭子良廣召賓客高僧，精研佛理，開講經義，並撰述著書。梁武帝親自講經說法，更使南朝佛教達於鼎盛，他曾率道俗二萬人捨道歸佛，又以提倡素食，親作〈斷酒肉文〉，敕寶唱撰輯《梁皇寶懺》，又建寺鑄像、講經注疏、設齋供僧，推動各種法會、佛事，甚至四次捨身同泰寺，願為佛奴，為歷代帝王中篤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簡文帝、元帝亦受其影響而崇佛。此後陳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輟。
　　南朝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無論是譯經卷數或其範圍，都相當可觀；又經論研究蔚為風潮，進而促成各家學派的成立。晉、宋之交，義學高僧如道生、慧觀、佛馱跋陀羅自關中還廬山而轉建業，沮渠京聲、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羅等譯經高僧亦陸續南來，建業遂代廬山而為南朝佛教領導中心，奠定了南朝譯經的基礎。法顯所譯六卷《大般泥洹經》因道生提倡，至慧觀、謝靈運就北涼曇無讖譯四十卷《大般涅槃經》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經》後，學者靡不研習，群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學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晉兩朝。又沮渠京聲譯《彌勒上、下生經》，兜率淨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時。佛陀什譯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國四部廣律的傳譯。良耶舍譯出《觀無量壽佛經》等，對於淨土教的傳播產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譯出《菩薩善戒經》，為大乘戒法傳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譯出《善見律毗婆沙》，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據，另譯《雜阿毗曇心論》，形成專研毗曇學的風潮。
　　
　　求那跋陀羅最主要的譯經有《勝鬘經》、《楞伽經》，對中國如來藏思想的開展帶來深遠的影響。陳真諦譯有《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大乘起信論》、《俱舍論》等，使無著、世親之學弘傳於中國，同時亦開啟攝論、俱舍二學派。又「三論」以僧朗、僧詮及法朗而中興；《成實》在梁世更為興盛。《法華》的研究，持續平穩發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還包括高僧史傳及佛教經錄的編纂，計有僧祐的《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寶唱的《名僧傳》、《比丘尼傳》、慧皎的《梁高僧傳》等。其中《出三藏記集》的目錄條例，開隋唐經錄的先例。
　　
　　北朝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暫的反佛外，餘皆護持佛教，相較於南朝，其佛教的發展與政治間的關係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帶，性多質樸粗獷，對佛教的信仰則多偏於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門法果為道人統，不僅開啟中國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現在皇帝即當今如來」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又北魏文成帝時代的沙門統曇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設立僧祇戶和佛圖戶，首創佛教的社會福利事業，並開鑿舉世聞名的雲崗石窟以為先帝薦福。爾後，龍門、麥積山石窟等相繼開鑿，此為北朝佛教與政治結合，重視佛教事業功德的表徵。
　北朝佛教除極力主張漢化的北魏文帝提倡義學外，餘則多半重視實踐修行的禪、淨、律三門。在禪修方面，有佛陀傳慧光、僧稠以及菩提達摩傳慧可等二系；淨土則以曇鸞為主；律學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禪觀最為盛行，天台祖師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禪觀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較接近西域，兩地僧人往來頻繁，故譯業亦盛；又因為佛學研究者眾多，由此亦促成學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譯經之冠的菩提流支，譯出《入楞伽經》，乃禪觀最重要的經典依據；《往生論》則為曇鸞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淨土一系的基礎；《十地經論》則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論學派铖，以及曇無讖翻譯的《大般涅槃經》(北本)，形成涅槃學，傳入南朝後，弘揚更廣。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發展，已脫離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問難。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間的諍論不斷，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時代發生二次的法難，佛教的發展因而停滯。
　　
　　繼法難的產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經的護法運動由此應運而生。統觀本期佛教，呈上升趨勢，唯各學派的形成，則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礎。

第九課　譯經事業的開展

　　佛教發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國弘傳生根，便是透過經典的翻譯。從東漢末年到唐代中葉，譯經事業由初創到隆盛，歷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雖有譯經，卻只有補餘或重譯而已。中國佛教譯經事業的歷時久遠，可說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業，而所譯經論卷帙的龐複，誠為世界文化的瑰寶。以下依其發展過程略分三期來介紹：
　一、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本期譯經始於東漢桓、靈二帝之間，當時佛經的傳入並非直接來自印度本土，而是間接由西域東來的僧侶所傳入，經本多以西域當地文字寫成，或由譯師以西域語言口傳，故通稱「胡本」或「胡語經典」。
　　
　　最初的譯經大師以東漢桓帝年間入漢的安世高與支婁迦讖最具影響力，二師的譯著分別代表小乘禪數與大乘般若性空學的兩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時引進中國的情形。與二師同時的譯經家尚有竺佛朔、嚴佛調、安玄、康孟詳等，皆各有譯著，然多為助譯或合譯者。
　　
　　二師之後的大譯家則為三國的支謙。支謙從支讖的弟子支亮受業，故承支讖之學，譯有《大明度無極經》、《維摩經》等三十六部經，吳國孫權拜為博士，為開啟江左譯事的功臣。康僧會及朱士行也是這個時期的高僧。
　　
　　本期最後一位譯經大家乃西晉竺法護，譯有般若、寶積、法華、涅槃等各部類經，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譯經數量最多者。《祐錄‧竺法護傳》評其「自西域歸，大齎梵經，沿路傳譯，寫為晉文……終身寫譯，勞不告倦」，故有「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的讚譽。
　　
　　綜觀本期的譯經師，多為西域高僧，譯經費用多來自民間私人資助，規模則為一、二人對譯，故所譯經籍雖然不少，仍多為斷簡零品。此乃佛教處於早期傳播階段情形，爾後佛教流佈漸廣，則譯經事業便有明顯的開展。
　　
　　二、東晉南北朝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本期譯經事業因有道安與慧遠兩位佛教領袖的努力推動，而能進展順利。道安首在長安網羅義學高僧，並組織譯場，經費所需由苻堅護持，對於翻譯文體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論點，要求「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以直譯方式開啟譯經事業新紀元。慧遠承道安之志，以廬山為中心，延攬許多天竺西域高僧譯經，如僧伽提婆、佛馱跋陀羅等，故有「蔥外妙集，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者，遠之力也」。二師本身雖非譯師，然乃真正推動譯事的元勳。
　　
　　本期重要譯師，首推鳩摩羅什。後秦弘始三年，姚興以「國師之禮」迎請羅什至長安，在逍遙園組織龐大譯經場，這是國立譯場的創始。當時有僧叡、僧肇、僧契、法欽、道標等八百俊彥諮受襄譯，依《開元釋教錄》載，師徒所譯典籍有《阿彌陀經》、《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十住毗婆沙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新的境界。總體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採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新的里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後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羅什所帶起的譯經事業，使得譯家賢哲輩出，在羅什前後的大家有數十位，如佛馱跋陀羅、曇無讖等。到了南北朝，譯業仍然隆盛，論部的譯著尤其輝煌，東晉羅什師資專弘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而此期則漸重於無著、世親的唯識學，其中真諦所譯《攝大乘論》、《中邊分別論》、《俱舍釋論》、《大乘唯識論》等，都是法相的秘鑰，為中國唯識學的發展奠定了初基。計真諦在華的二十三年間，共譯出經論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響卓著，亦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第二期譯經的特色乃因國家的重視與護持，在龐大譯經組織的優勢下，高僧雲集，共襄助譯，故能發展到有系統譯介大經大論的能力，使譯經事業呈現高速發展之勢。
　　
　　三、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本期的譯經特色，在於主譯者已由外來高僧轉為由本國高僧來擔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與義淨兩位大師。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三年間(六二九)西行求法，歷十七年而榮歸，攜回佛經五○二夾六五七部，太宗為玄奘於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召揀高才名僧分掌筆受、證義等各職，譯場組織較前更加完備。玄奘自律甚嚴，未曾一日懈怠，計十九年間譯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數量之多，為歷代諸家之冠，所譯經論如《大般若經》、《大毗婆沙論》，卷數之多，亦為曠世鉅作，而諸多唯識論著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的譯出，使唯識在中國的發展，能形成系統，繼由弟子窺基發揚而成宗立派。譯經事業至玄奘已達於最高峰。
　　
　　義淨乃繼法顯、玄奘之後的西行高僧，遊學印度二十餘年，精通梵、漢，先後在長安、洛陽主持譯場十餘年，共譯有經論五十六部二三○卷，譯著的數量與品質皆稱卓越，與玄奘同列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翻譯大量的密教經典也是本期的特色。總之，本期以前二期譯經的成果為基礎，開創更完整的譯經組織，使得譯經事業達於巔峰。此後二百多年間，譯業漸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復興譯場，並設印經院，譯場組織與制度更形完備，唯所譯經論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雖仍有譯事的進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譯為漢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譯為漢文的零星之作。
　　
　　譯經實非簡單易行之業，從譯師、經典的來源，到語言文字、譯文體例的抉擇等，皆為棘手難定的問題，故在譯經開展過程中，為因應時代的需要，即不斷的提出改進及創新的方案，如東晉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說，隋朝彥琮主張譯家宜具「八備」資格，唐朝玄奘立「五種不翻」的譯經原則，北宋贊寧則提倡譯語應用「新意六例」等。譯經事業在審慎嚴格及歷時久遠的經營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漢文三藏聖典。

第十課　隋唐佛教史

　　結束南北分裂局面而開展的隋唐，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最強盛的朝代，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經典翻譯、宗派競立的巔峰時期，其影響不僅深入中國各階層，而且遠播至韓國(高麗、百濟、新羅)、日本、越南，開啟各國佛教的燦爛新頁。
　　
　　隋唐佛教的興盛繁榮，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穩固基礎外，更有賴於國家的統一強盛及護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五八九－六○○)，立即廢止北周毀佛政策，下詔修建寺院、重整經像、設「五眾」及「二十五眾」宣講佛教義理，更以大興善寺做為譯經的中心，計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廣，所度僧尼達五十多萬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寫經十三萬卷，佛教在隋文帝時代的盛況可見一斑。
　　
　　隋煬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國的方針，對佛教的提倡亦不遺餘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並親從天台智者大師受菩薩戒，迎請吉藏大師入慧日道場弘揚三論，因此三論與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護持下能開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為前提，所創的三階教亦流行一時。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對佛教多採保護政策。高祖於帝業初創時，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設十大德以統攝僧尼。太宗則於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歸國後，於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場，法相唯識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創立。武則天時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實行了一連串的佛教措施：開沙門的封爵賜紫，詔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組織譯場，開鑿龍門石窟。其中以對神秀大師的禮遇，使禪宗大盛，而詔令新譯《八十華嚴》，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創立華嚴宗的大功臣。玄宗則崇信密教，對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禮敬有加，曾請不空入宮授灌頂法，因之密宗興盛一時。肅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餘沙門入宮朝夕誦經祈福，並受灌頂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並於戎狄入侵之際，召沙門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民消災。憲宗時，迎佛骨於鳳翔法門寺，更掀起社會上一股崇佛的熱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護持，得以迅速發展，其興盛繁榮表現在許多方面，如譯經、著述、藝術等，尤其中國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譯經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譯經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譯家有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彥琮等。其中梵漢文俱佳的彥琮，為中土僧侶主持譯場的先鋒，曾在《辯正論》中提出譯經者須具「八備」的條件，對後來譯經人才的評選發揮極大的作用。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護持，規模組織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漢的中國僧侶主持，使得譯經在量上、質上皆為歷朝之冠。著名譯師有玄奘、義淨、不空、菩提流志、實叉難陀、般若三藏、善無畏、金剛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為傑出，他們都被列入中國「四大翻譯家」之內。此三人譯經各有所專，玄奘所譯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曇，成就最大；義淨重在律典；不空專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幾已全部譯介，而且所譯經論較之前朝，更有選擇性、系統性與完整性。
　　
　　隨著經論的大量譯出，高僧碩德的著作也相對豐富，如針對佛典，加以系統分類精確的經錄，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經的《眾經目錄》七卷、彥琮的《眾經目錄》五卷、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內典錄》、智昇的《開元釋教錄》、圓照的《真元新定釋教目錄》。其中以《開元釋教錄》影響最大，為後世大藏經編目和雕印的準據。
　　
　　另外，還有大量針對經論所作的各種佛典注疏，而結合個人體驗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論專書也紛紛問世。這些表現各人獨特思想見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因此，顯示隋唐佛教興盛的天台、三論、法相、華嚴、密宗、禪、淨、律等八大宗派的創立，實與經典的翻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隋唐佛教的發展，對文學、藝術也提供了絕佳的題材與靈感，當時文人學士對於佛教的磅礡精深與僧侶的精神修養，產生崇高的敬意，歸向者頗多，如韓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維、李翱、裴休等，都與佛教有深厚的因緣，因此蘊含佛教哲理的詩文創作也應運而生。又由寺院的講經發展至社會的俗講也甚為流行，進而創作了許多變文作品。隨著變文的流傳，又發揮成多彩多姿的經變圖相，更增添寺院畫像以及繼南北朝以來持續開雕的石窟壁畫的內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興盛也引起韓、日各國的仰望，紛紛派遣學僧前來學習觀摩，韓國方面有義湘、太賢、惠日、法朗、信行、道義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鳳、最澄、空海等。韓、日佛教因此獲得大規模的開展。
　　
　　總體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對佛教護持，對於儒、道亦採支持的態度，亦即以「三教並用」做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與儒、道在當時鼎足而立，互為爭勝，尤其道教對佛教的明爭暗鬥更是無有間斷，因此在武宗時，因個人極度的偏好道教長生之術，再加上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動，終於進行一連串的毀佛事件，以會昌五年(八四五)最甚，總稱「會昌法難」，共廢毀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萬餘座，迫令還俗僧尼二萬六千五百餘人，沒收寺田數萬頃。這次的滅佛，使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佛教文化財，包括經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後，立即下詔復興佛教，爾後幾代皇帝也相繼護持。唯隨著唐末王朝的日趨衰落，佛教的鼎盛時期也隨之結束。
　　
　　唐滅，五代十國分治北、南二地，動亂頻仍，五代中版圖最大的後周，在國家財政窘迫之際，於世宗當政時又再一次的毀佛(九五五)，佛教經此法難及戰火的摧殘，已衰頹不堪，著重義理研究的宗派盛況不再，唯剩著重實踐的禪宗以及強調信仰的淨土宗在民間流傳著。以永明延壽禪師提倡禪淨雙修，最受崇敬。

第十一課　中國大乘八宗的開展

　　中國佛教經南北朝時期的拓展發揚，隨著隋唐的統一，在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融和及帝王的護持等條件下，使得佛教經典翻譯更有系統，義理更為明確，南北各學派的思想學說特色更加明顯，且因各有師承、專重的經典及獨到的思想主張，於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開創了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茲將大乘八宗在中國的開展分述如下：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華經》為根本經典，智者大師依據此經「會三乘歸一大乘」的思想開展出「五時八教」的教相判釋，建立天台宗的思想體系。本宗教學組織主要分為教、觀二門。教相門為一念三千、性具善惡；觀心門有一心三觀、三諦圓融等。本宗法統傳承，初祖上推至龍樹菩薩，其次為慧文－慧思－智顗－灌頂－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師。隋朝四祖智顗(五三八－五九七)以慧文、慧思的禪觀思想為基礎，進一步依據《法華經》撰述《法華文句》、《法華玄義》及《摩訶止觀》，開創出具中國特色的教義及教判理論，乃天台宗實際創立祖師。入唐後，唯識、華嚴創立並大興，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無情有性」之說，使天台宗風大振，後世稱其為天台中興之祖。唐武宗會昌法難及五代戰亂後，宗門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禮、慈雲遵式的弘揚復興，民國以來則有諦閑、倓虛及慧嶽等諸師的弘揚。
　　
　　二、三論宗
　　
　　三論宗是由鳩摩羅什傳譯龍樹、提婆中觀學，譯出《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而奠定三論宗的理論基礎。主要思想是透過「破邪顯正」、「真俗二諦」、「八不中道」、「涅槃世間」的道理，闡釋《般若經》「諸法空性」之義。其傳承法統為龍樹－提婆須利耶蘇摩－羅什－僧肇－曇濟－僧朗－僧詮－法朗－吉藏。羅什之後，因北魏太武帝滅佛，宗風不振，經僧朗的復興，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論的注疏，又著作《三論玄義》，集三論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譽為三論宗的開祖。該宗至唐中葉後，因天台、唯識、禪宗的盛行而趨衰退。目前台灣研究三論者，以印順長老最負盛名。　　
　　三、唯識宗
　　
　　唯識宗乃通過分析「法相」而得出「萬法唯識」的結論，因之得名。唯識宗亦稱「法相宗」。根本經典有《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六經十一論。其學說承繼無著、世親印度瑜伽行派的理論，主要教義有唯識說、三性說和五種姓說等。本宗由玄奘大師自印度傳譯一系列瑜伽唯識的經論而奠定基礎，實際創宗者為其弟子窺基，二傳弟子慧沼，盛極一時。該宗以義理繁瑣，晚唐後逐漸式微，直至清末民國間，因唯識富科學探討的意義，研究者增多，如楊仁山、太虛大師、歐陽竟無等。
　　
　　四、華嚴宗
　　
　　華嚴宗因奉《華嚴經》為根本經典而得名。主要教義有「六相圓融」、「十玄緣起」、「法界三觀」等，總稱為「如來性起法門」。華嚴宗判釋一代教法為五教十宗，以《華嚴》為所宗，杜順和尚著《五教止觀》，即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譽為華嚴宗初祖。智儼大師撰著《華嚴經搜玄記》等，奠定華嚴立宗的基礎，是為二祖。三祖法藏賢首大師，集華嚴宗的大成，建構以「法界緣起」為本宗思想體系的理論，曾為武則天宣講《華嚴經》，令其心開意解，茅塞頓開，故華嚴宗可說是在武則天的護持下，由法藏所創立。四祖清涼澄觀大師則漸融入天台、禪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禪師，倡導教禪一致。會昌法難後，華嚴宗門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淨源重興，元、明、清續有人才宣揚宗義，民國後，有月霞大師創辦華嚴大學，今有成一法師所創辦的華嚴專宗佛學院繼傳宗脈。
　　
　　五、律宗
　　
　　律宗以研習及持守戒律得名。東晉時陸續傳入《十誦律》、《四分律》、《摩訶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聰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繼而唐朝道宣更以大乘教義闡揚《四分律》，撰著律學五大部，創南山律宗。另與道宣同一時代的，尚有法礪所創相部宗，懷素所開東塔宗，合稱為「律部三宗」。後唯存南山宗獨秀，後代所稱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將戒律分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時教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與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師的弘傳，加上天台宗師多兼弘戒學，律宗乃應運中興。明末清初古心律師及其法嗣三昧律師在寶華山主持戒席達百餘壇，寶華戒壇名震一時。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師的弘揚，律宗乃存續不衰。
　　
　　六、密宗
　　密宗因自稱受法身大日如來真實言教(密咒)的傳授，且須經灌頂等入教儀式和秘密傳授方可傳習，故稱密宗或密教。該宗以《大日經》、《金剛頂經》為根本經典，主要教義為胎藏界、金剛界兩部曼荼羅所代表大日如來智德顯現的宇宙萬有之說；另以一切萬法的六大本體，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闡明本自具足如來德性，當身即是大日覺位，修習手結契印，口誦真言，心觀大日如來的三密加持，則能達到「即身成佛」，頓證當體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國時期傳入，至玄宗開元年間，印僧善無畏、金剛智、不空陸續來華，譯出弘傳《大日經》、《金剛頂經》後，始形成宗派。該宗傳承法系為龍樹－龍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一行－惠果。密宗因理論教義與修持方法與中國傳統文化習俗頗有差異，因此民間不甚流行，唯在元、明、清之際仍受朝廷護持，今日中國西藏地區乃密教盛行區或。另外，歐美及台灣密宗的弘揚也有日漸興盛趨勢。
　　
　　七、禪宗
　　
　　禪宗的「禪」，即梵語「禪那」的簡稱，原義是心念的專一。禪宗即因主張以禪為生活中的修持而聞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著稱，此思想乃根源於佛陀在靈鷲山拈花示眾，迦葉破顏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傳心」的美談，此後歷代祖師「以心傳心」次第傳承。
　　
　　南朝時，菩提達摩攜付法衣缽東來，被奉為中國禪宗初祖。再傳慧可，三傳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達摩所傳《楞伽經》禪法與《般若經》離言絕相之教，進一步開展出「隨心自在」的禪修生活，成為中國禪宗的基本風格。五祖弘忍發展道信倡導的修行與農耕結合，強調於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為自然的農禪生活。中國禪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師徒的弘傳下正式形成。其後分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漸悟說，南宗惠能主頓悟說。南宗因神會的力爭，乃逐漸取代了北宗地位，於中唐後獨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澤神會、青原行思、南嶽懷讓三系，後二系更開演為五家七宗，成為中國禪宗的主流。禪宗重視心性的特殊教法，雖歷經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戰亂，仍能屹立不搖。今日台灣許多道場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為禪宗叢林，其影響之深遠可知。
　　
　　八、淨土宗
　　
　　淨土宗以專念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得名。根本經論為《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和《往生論》等三經一論。主要思想可歸納為信、願、行三資糧－－由信發願，由願起行。行則包括四種念佛、十六種佛觀、發三種心、修五念門等種種法門，其中尤以念佛法門，仗佛願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稱為易行道。
　　
　　本宗的弘揚以東晉慧遠於廬山結社念佛為開端，乃中國淨土的主流，後有北魏曇鸞的弘揚，至唐代道綽、善導承其旨。開元初年，慧日倡禪淨雙修、戒淨並弘的「不捨萬行」，承遠、法照、飛錫繼其說。因此，淨土宗在唐代可分為慧遠、善導、慧日三系。唯該宗並無祖徒相傳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曉法師，將歷代弘揚淨土法門有重大貢獻者，如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和省常等諸位大師列為淨宗七祖，明代又舉袾宏、智旭，清代舉行策、省庵、徹悟及民國印光共成十三祖。
　　
　　淨土法門不僅禪師力倡兼修，亦為天台、律家所重，又因簡單易行，徹上遍下，無所不宜，故流傳廣遠，歷代不衰，至今仍弘傳興盛。近代台灣以廣欽、煮雲、李炳南及妙蓮等倡導念佛最具代表性。

第十二課　宋元明清佛教史

　　中國佛教經過唐末、五代兩次的法難，以及朝代更迭的戰亂後，由於經典散佚、寺院毀壞、僧侶受迫等，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現復甦之跡，唯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國運不興，佛教雖綿延不絕，然已不如隋唐時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傳統型態，逐漸傾向生活修行與宗派調和的路線。從彌陀信仰的結社念佛、禪院農林的寺院經濟生活，到與儒、道二家的調和及禪、淨、教、戒融和的現象，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後中國佛教的特質。大體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復興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時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則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興盛一時，唯佛教積弱過久，仍不及北宋的興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對佛教多採保護政策，太祖建國後，即廢止後周世宗毀佛之令，修訂出家考試之制、詔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開寶四年，敕令張從信等至成都開雕大藏經，稱《開寶藏》，這是中國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麗刻藏的共同依據。後來又陸續完成《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發展的偉業，影響後世刊刻藏經甚鉅。太宗時，詔立太平興國寺為先皇帝寺，並設立組織完備的譯經院，使中斷二百多年的官刻譯經，一度復興。真宗一代則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推行登壇受戒之制。另外，由於帝室的護持，寺院的田園、山林享有免稅權，寺院乃以此為經濟基礎，從事長生庫、碾場等各項公益事業，對民間社會助益匪淺。
　　
　　北宋佛教的復興，唯台、賢、淨、律四宗，禪宗則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特殊教法，倖免於唐末五代戰亂，而法綱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勢，因之祖師「燈史」著作特別豐碩，禪宗的盛行可說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學發達，其思想受禪宗影響甚鉅，其間或有排佛之論，然禪學開展理學精神特色，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眾，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狀況。
　　
　　天台宗得高麗傳回典籍而弘揚一時，後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義，各傳其學；天台教義雖博洽深玄，然因輔以律行、禮懺、念佛，故能廣流普及。在華嚴宗方面，因教義與禪宗同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於禪宗而得復興，呈現「教禪一致」之風，以子璿、淨源二位大師的弘揚最力，後者有「賢首中興」之譽。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於律學撰著，又因天台宗師多兼弘戒法，律學乃應運中興。淨土宗則於宋朝三百年間持續興盛，念佛結社之風深入廣被，不讓禪宗。台、賢、禪、律諸宗祖師亦多秉其教學，嚴以律行，而趣淨土，因此台淨融和、禪淨雙修的思潮風行，淨土信仰因之深植於民間。直至宋徽宗時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壞佛教，如燒毀經像，詔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並將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嚴重受挫，除禪、淨二宗猶能盛行外，其餘各宗漸沒。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與朝廷的關係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統治華夏一百多年，可說多得力於佛化政治。太祖建國之初，重用禪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訂典章，令慓悍好戰的蒙古百姓攝化於佛教。其後諸帝承襲此風，皆倚重僧信以協助國政。至元世祖迎請西藏薩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請制蒙古文，譯述藏經，對蒙古文化貢獻巨大，賜號「大寶法王」，世祖封賞全藏為俸爵，地位職權之高僅次於皇帝。此後薩迦派僧侶世代為國師，遂使西藏佛教(喇嘛教)成為元代的國教。
　　
　　藏教雖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終究不合民情，故僅能在宮廷中流行。民間則以禪、淨二宗最為盛行，禪宗有曹洞宗的萬松行秀著作《從容錄》發揮曹洞家風；臨濟宗則以雪巖祖欽、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為代表。此期禪僧多兼修淨土，仍延續宋代禪淨雙修的風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統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為皇覺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於寺院，故對佛教特別崇敬，也力圖整頓佛教。因此，即位後即頒佈了一連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試、制度牒、刻藏經(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為禪、講、教三類；成祖永樂帝以臨濟僧道衍為宰相，刻北藏，並作〈讚佛偈〉、《金剛經解》，力護佛教。此後，諸帝王無不奉佛，禪、淨二宗與喇嘛教並行。
　　
　　明中葉後，朝廷為救飢荒而有賣牒之舉，僧團迅速膨脹，因而弊端叢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導致再一次的毀佛事件。然而沒落的佛教卻因之覺醒，而力圖復興。迄明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師輩出，不僅於禪教諸宗大為弘揚，更力倡禪、淨、教、戒為一體，主張儒、釋、道三教合流為一宗，於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趨流行，成為日後三百年佛教發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長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樣，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說是以佛化政策統治了蒙、藏、漢三個不同的民族。朝廷不僅在西藏以達賴治前藏，以班禪治後藏，在蒙古各地賜封喇嘛「呼圖克圖」的尊號，更將皇宮中的雍和宮改為喇嘛寺。對於顯教雖崇信誠篤，但在施政上則以儒家為主。
　　
　　清初諸位帝王與佛教的關係頗深，順治皇帝曾作〈讚僧詩〉「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肩難」來表明願為僧侶的心跡；康熙帝則迎請明末以來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進佛教的復興；雍正帝則親事章嘉活佛，參禮迦陵性音禪師，自號圓明居士，主張禪、教、淨調和之論，尤其熱心淨土法門，對近世以念佛為主的禪淨共修，影響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計有華嚴宗的柏亭續法，禪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聰，淨土宗的省庵實賢、徹悟際醒。傑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禪宗的宋世隆、畢紫嵐；皈依淨土的周安士(夢顏)、彭際清；以及鄭學川、龔自珍、魏源、譚嗣同、楊文會及梁啟超、章太炎、丁福保、蔣維喬等佛教學者，都對當時的佛教有很大的貢獻。　　
　　清末印經事業發達，屬於官方開雕的有《龍藏》，以及漢、滿、蒙、藏、梵五譯本對照的佛典出版。民間則有《百衲藏》、《頻伽藏》，可見清代對佛教文獻整理的重視。清末，由於洪、楊等人作亂，以信仰上帝教為號召，十餘年間，東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國的統治之中，軍行所至，佛寺、經像焚燬殆盡。太平天國的排佛禍患非但不亞於三武一宗的法難，而國運不斷的遽變，也使得佛教的發展一再受阻。

第十三課　民國佛教史

　　佛教歷經太平天國之亂，衰頹不堪。至清末民初，廟產興學的風潮，更使佛教的發展雪上加霜。當時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數帝王官僚，如三武一宗，而是整個社會，使得佛教面臨歷代最大的危機。幸有佛弟子們起而護法，如：章炳麟發表〈告佛弟子書〉及〈告白衣書〉兩篇文章，燃起僧青年佛子護教的熱忱。又有陳樨庵、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經處與祇洹精舍等處為中心，影印刊行佛經，以及倓虛、諦閑、太虛、月霞、東初、歐陽漸、呂澂等興校辦學，為佛教復興作育人才。這一切皆予中國佛教復興的契機，不僅使佛教教義的闡揚與研究較清代進步，也使佛教各宗逐漸抬頭，尤其禪淨雙修的行持，成為佛教的主流，水陸法會及各種經懺為主的法會也迅速發展，且延續至今，仍隆盛不衰。
　　
　　另外，佛教為了應變民初政治、思想、文學等變革而籌組教會，倡導革新，人間佛教的理念應運而生，成為民國以來一大特色。西元一九一一年，天童寺敬安法師等人創設「中華佛教總會」，初步提出了保護寺產、振興佛教的口號。太虛大師提出佛教教產、教制、教理的三大革命，發表《整理僧伽制度論》，設立武昌、閩南佛學院及漢藏教理院，創辦《海潮音》、《人海燈》、《佛化報》、《佛化新青年》等雜誌，乃佛教革新運動最著力者。
　　
　　「七七事變」後，太虛大師又號召佛弟子群起救國，全國佛教僧青年齊力響應，可說是中國佛教由舊趨新的一個轉捩點。惟經八年抗日，中國佛教方期重建之時，又值國共失和，中國大陸佛教幾至滅絕。在此同時，佛教僧青年於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來臺，中國佛教得以在台延續發展。計民國肇立至國民政府遷台約三十八年間，為教為法的高僧大德有虛雲、來果、弘一、慈舟、圓瑛、印光、敬安、大醒及歐陽竟無、梁漱溟、湯用彤、王恩洋、唐大圓、江味農、范古農、呂碧城、周洋光、戴季陶等。政府來台前後的臺灣佛教已有月眉山靈泉寺、大湖法雲寺、觀音山凌雲寺和大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佛教多具閩南、齋教或日本化的性質。直至中國僧侶陸續來台後，不斷的努力，如一九四八年慈航法師主持「台灣佛學院」，一九五三年白聖、太滄、智光、南亭在臺南大仙寺首開戒壇，台灣佛教才重新回歸到傳統中國佛教的形式制度。
　　
　　此後，在臺灣政治、經濟漸趨穩定、繁榮的情況下，佛教在各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茲說明如下：
　　
　　一、佛教文化出版：重修大藏經、影印大藏經、佛教叢書、佛教刊物、工具書的發行編印、圖書館的設立等，皆超過大陸時期甚多。
　　
　　二、佛教教育：自慈航法師渡臺，於中壢圓光寺首創臺灣佛學院，提倡僧伽教育後，各地佛學院亦相繼成立，其中歷史最久遠者為從一九六四年創立至今的佛光山叢林學院，歷時已三十五年以上。
　　
　　三、佛教弘法：已由早期少數人的街頭佈教，演進為國家殿堂聽眾萬人的弘法大會；弘法的媒介則從日據時代的紙劇和幻燈片，到現今多元化的舞臺、電臺、電視、多媒體等；弘法範圍地區則從家庭普照發展到世界道場的成立。
　　
　　四、佛教社會福利：此乃本於佛教慈悲、福田思想，加上攝眾生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思想教義等，所推動的社會福利工作。近年佛教團體在這一方面的表現，獲得相當的成效與肯定。
　　五、佛教社團組織的成立：政治解嚴後及人民團體法的修改，各種佛教社團組織紛紛成立，形成佛教界多元化的盛況。
　　
　　六、國際宗教文化交流：對促使各宗教間融和，提昇我國國際地位及國民外交，貢獻甚鉅。
　　
　　七、人間佛教的實踐：佛光山在開山之初即遵照佛陀一代時教，以人間佛教為弘法的原則，實踐六祖惠能大師「佛法世間覺」的主張，回歸佛陀佛法在人間完成的本懷。其他如慈濟、法鼓山等也有所推展。
　　
　　目前臺灣佛教顯現出蓬勃發展的跡象，但也出現許多的附佛外道擾亂視聽，破壞佛教聲譽。綜合其產生主因：(一)組織鬆散：佛教缺乏整體組織，無法規範、審核僧眾教團資格。(二)佛教教育未納入教育體系，弘法人員水準不一，正信佛教教義尚未普及於社會。因此，為使中國佛教重新確立於國際宗教界，籌組佛教總部、僧伽法庭，訂立各種法規，普及僧眾教育，應是當前佛教迫切之道。

第十四課　西藏佛教史

　　西藏位於我國西南邊陲，與尼泊爾、印度毗鄰，當印度受回教侵逼之後，高僧大德們相繼前往西藏，藏傳佛教因而多承八世紀至十三世紀印度密教的體系。佛教初傳入藏，不斷地遭受原始苯教的極力排斥，經過長時間的衝突、融和，無形中也加入了苯教一些神祇和宗教儀式，使西藏佛教更增添地方民族色彩。
　　西元七世紀，松贊干布(六一七－六五○在位)先後迎娶虔信佛教的尼泊爾波利庫姬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佛教因而隨之傳入西藏。松贊王大力護持佛教，派遣使者端美三菩提等，至印度學習梵文。回國後，創藏文字母，翻譯佛經，此為西藏譯經的嚆矢。藏王分別為兩位公主興建大昭寺、小昭寺供奉佛像經典，兩國的僧侶也陸續入藏，佛教因此傳播開來。但傳統苯教勢力甚大，松贊王崩後，佛教便無法順利發展。直到赤德祖贊(七○四－七五五在位)執政，迎娶唐朝金城公主，努力振興佛教，派遣僧青年入唐參學，佛教才開始恢復生機。但是，祖贊王崩後，隨即發生西藏史上第一次的禁佛運動，直至其子赤松德贊(七五五－七九七年在位)掌權後，即刻展開一連串的護法行動，包括：迎印度寂護大師入藏說法，又請蓮花生大師來藏感化苯教，並請二高僧共創桑耶寺，依佛戒度僧出家；請僧譯經，並解決當時中印僧人「頓漸之爭」，進而宣布西藏佛教採印度寂護一系的應成中觀派教法；於佛苯二教辯論後，正式宣布佛教為西藏國教，佛教因此建立穩固的基礎。
　　
　　赤松德贊王之後，一直到赤祖德贊(八一五－八三八年在位)時期，為佛教弘傳的巔峰期。赤祖德贊的弘法功績在於廣譯經典，並收錄大小乘的主要經論，編纂丹噶、欽浦、旁塘三大佛經目錄；又設立「七戶養僧」制度。其對佛教護持之功甚大，與赤松祖贊、松贊干布共同被譽為西藏「三大法王」。
　　
　　由於德贊王的崇佛而遭苯教極力反彈，其後繼者朗達磨王(八三八－八四二年在位)，便在信奉苯教的貴族擁護下，展開大規模的滅法運動，史稱「朗達磨法難」。對於佛教打擊沉重，迄至佛教再度復興的一百多年間，未見佛教傳播的跡象，為西藏佛教史上的「黑暗時代」，並以此期為界線，將之前的佛教發展稱為「前弘期」，之後稱為「後弘期」。
　　
　　朗達磨滅法之後，直到十世紀末，佛教復興運動漸起於青海與西部阿里地區。十一世紀初期，阿底峽應藏王邀請，由印入藏，首先復興戒律，並提倡正統的印度佛教，撰著《菩提道燈論》，確定修行次第，並創立噶當派，從此邁入十一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的「後弘期」佛教。
　　十三世紀，回教徒入侵印度，大量僧侶逃亡入藏，印度後期學術中心超戒寺的經論幾乎全部移入西藏，因此西藏佛教雖然顯密皆傳，卻以密教為盛。另有從尼泊爾、青康等地進藏的僧侶，因流派傳承不同，一些高僧大德便對佛教教義的理解和看法進行著述立說，自成體系，因而逐漸形成宗教教義與修行方法不同的教派，此乃後弘期的特色。其中以四大派最為著名：
　　
　　一、寧瑪派：俗稱「紅教」，乃十一、二世紀時，由素爾家族的三人，依蓮花生所傳入的密咒及「伏藏」經典所創的一派。尊蓮花生為祖師，重密輕顯，以無上瑜伽為究竟，根本教義為「大圓滿法」。
　　
　　二、薩迦派：俗稱「花教」，創始人為貢卻傑布(一○三四－一一○二)，以瑜伽行中觀派的見解為主流，盛行唯識、中觀的研究，主要教義為「道果法」。第五祖八思巴(一二三九－一二八○)，受元世祖封為「大寶法王」，賜與全藏政、經、軍權，不僅在西藏地方有著統治地位，對於中國元朝政治亦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三、噶舉派：俗稱「白教」，為噶當派的支派，由馬爾巴、密勒日巴在西元第十一世紀中期創立。主張顯密兼修，教義傳承以月稱的應成中觀派思想為主，密法則側重「大印」的修法。
　　
　　四、格魯派：俗稱「黃教」，是西藏佛教中最後興起的一個大教派，於十五世紀初，由西藏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噶當派基礎上所創立。宗喀巴所撰《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密宗道次第廣論》，闡明顯密二宗的修行次第，強調不分顯密均須恪守戒律的重要主張，成為此派的根本聖典。該派在發展過程中，採「活佛轉世」制度，以解決其宗教領袖的繼承問題，遂逐步形成達賴、班禪兩大活佛系統，並在全西藏各地取得領導地位，從此政教合一體制更趨成熟。
　　
　　後弘期佛教是外來佛教文化與西藏本土文化進一步的融和，印度佛教中的顯密教義多已傳入，進而能完成西藏的大藏經「甘珠爾」與「丹珠爾」的結集編印。又寺院經濟發達，寺廟成為佛學研究中心，故後弘期佛教才是西藏佛教確立和發展時期。
　　
　　印度佛教傳入西藏，經過與苯教長期衝突競爭的前弘期，到教派林立的後弘期，終於形成以格魯派為主的「達賴與班禪」體系主導著西藏佛教界。一千多年來，西藏的政治、教育、經濟、社會文化及生活的各個領域皆已和佛教緊密結合。但自從一九五九年以後，是另一次前所未有的教難，寺廟遭嚴重破壞，多數喇嘛被殺或被迫還俗，達賴十四世則避難國外，整個西藏宗教信仰活動停滯。文化大革命後，中共為發展觀光事業，曾整修幾所列為「國家重點保護」的寺院。
　　
　　二十世紀下半葉，西藏佛教開始向歐美各國傳播，十四世達賴極力向世界宣揚佛法，同時致力推動世界和平運動，於一九八九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更促使西藏佛教受到世界各國人士的推崇，紛紛於各國設立佛學中心。總之，西藏佛教雖遭破壞，卻得以傳入世界大部份地區，至今仍有擴大的趨勢。近年來更在台灣、東南亞地區建立藏傳佛教中心，發展甚為迅速。
　　
　　附錄：西藏王傳承表
　　
　　西元六四○年至八四○年左右，西藏共有十代贊普：
　　
　　松贊干布(棄宗弄贊六二九－六五○在位)－－貢松貢贊－－芒弄芒贊(乞黎跋布六五○－六七六在位)－－都松芒保結(器弩悉弄六七六－七○四在位)－－赤德祖贊(棄隸縮贊七○四－七五五在位)－－赤松德贊(娑悉籠獵贊七五五－七九七在位)－－牟尼贊普(祖之煎七九七－七九八在位)－－赤德松贊(塞那累七九八－八一五在位)－－赤祖德贊(惹巴堅八一五－八三八在位)－－朗達磨(八三八－八四二在位)

第十五課　日本佛教史

　　西元六世紀中葉，佛教自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其間曾引起正反兩派不同意見的爭執，後由崇佛者獲得勝利，自此開展日本佛教史新頁。日本佛教的發展、演進，可略分為：飛鳥時代(五四六－六四五)、奈良時代(六四五－七八一)、平安時代(七八二－一一九二)、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室町時代(一三三三－一六○○)、江戶時代(一六○○－一八六八)、明治維新之後(一八六八－？)等七個時期。
　　
　　一、飛鳥時代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歸功於聖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攝政的三十年之間，下詔興隆佛法，創建寺院，親自宣講佛經及著疏，遣使入唐，將自朝鮮傳入中國文化的途徑，改為由日本直接與隋唐文化的交流，並以佛教為國教。推古三十三年(六二五)，高麗沙門慧灌抵日，弘傳三論，開日本三論宗之始，門下俊傑甚多，三論便成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六五三)，從玄奘大師習法相，為日本法相宗的初傳。綜觀佛教於此初傳期間，得到國家的保護，唯當時社會仍多以求神的心態奉佛，尚未進入真正的慧解與行持。
　　二、奈良時代
　　奈良時代傳承飛鳥時代的護佛政策，以興隆佛教來護國祐民。有聖武天皇熱心推展佛教，興建壯麗宏偉的東大寺，鑄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並請唐鑑真大和尚設壇授戒，正式確立日本佛教的戒法，並推崇華嚴思想，以體現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學風鼎盛，主要宗派有三論、成實、法相、俱舍、律宗和華嚴等六家，即所謂「奈良六宗」。各寺大多諸宗並存，研究者也數宗並學。唯其中以華嚴宗受聖武天皇的重視，具有優勢地位。又法相宗人才輩出，成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其他方面如寫經、佛教文學、美術等，也同時盛行。綜觀此期佛教，著重人間性、國家性，並有學術發展的特色，在教理上傳承於中國，尚無新論。
　　
　　三、平安時代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從唐朝傳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學密、禪、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複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著有《辨顯密二教論》，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論書。至此，日本佛教已漸脫離中國的範疇，而發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後，許多僧侶亦同時至中土求學，即所謂「入唐八家」，也聞名古今，所學皆與密教有關。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稱為密宗的興隆時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貴族們所信仰，因此貴族青年皆以出家為風尚。　　
　　平安中葉之後，貴族與武士間的矛盾嚴重，佛教為保護寺產，徵集武士為僧兵，於是佛教僧侶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渦，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產生，但也因對末法的警覺，佛教開始出現新的宗派。首先出現的便是含淨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與惠心源信為代表。因此奈良時代國家性、學術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時代，便轉變成民間化的佛教。
　　
　　四、鎌倉時代
　　
　　平安末期經過慘烈內戰後，由源賴朝於鎌倉設置將軍幕府，開展了鎌倉幕府時代，亦拉開日本武家專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興宗派紛紛出現，奈良六宗亦有復興之勢，新舊佛教之間產生多元化的互動與影響。依發展時間先後約分三期。
　　
　　第一期：1.法然(源空)提倡以稱名念佛為主的淨土宗；2.榮西提倡兼融台、密、禪的臨濟宗；3.慈圓中興天台宗、貞慶中興法相宗。
　　
　　第二期：1.明惠提倡華嚴宗的「信滿成就」論；2.親鸞創立以信心為本的淨土真宗；3.道元倡立修證一如的曹洞宗。
　　
　　第三期：1.日蓮提倡口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經題為證悟之本的日蓮宗；2.一遍強調以一心念佛為主的時宗。
　　
　　淨土宗與淨土真宗兩派，信仰人數最多，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淨土真宗與日蓮宗可說是日本本國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鎌倉時代是一個轉變時期，新的改革運動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歷史上展開新頁。
　　
　　五、室町時代
　　
　　由於社會動亂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禪宗因武士的歸仰及其「明心見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戰禍中一枝獨秀的盛行於社會各階層，也因此產生混合禪味的日本茶道、花道、書道和劍道。又禪宗高僧受到將軍和武士的尊崇和擁護，也自然推動了「禪」的盛行。這時期最被推崇的是確立「五山文學」地位的夢窗國師與大燈國師。另外，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等宗派，皆在創始人圓寂後，因思想正統之爭，而逐漸分裂成許多派別，但仍受到許多農民信眾的護持。室町末期，進入諸侯割據的戰國時代，佛教形成兩種不同的形勢：一是與武士聯合以適應環境的真言、天台等宗；另一股力量則結合被壓迫的民眾，如農民及下階層人，以爭取有利形勢，如淨土真宗及日蓮宗等即是。
　　
　　六、江戶時代
　　
　　戰國時代的動亂結束後，德川家康在江戶設置幕府，為使日本減少外國的壓力與內部紛爭，頒行「鎖國政策」，以禁止耶穌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動亂的活動，佛教與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穩定中持續發展。德川家康是淨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護佛教，並將佛教納入封建政權的體系中。他頒佈「寺院法度」，用來制定各宗派所屬寺院的屬從關係，及對寺院的種種規定。又實施「寺檀制度」，使全國每一個國民都有歸屬護持的寺院。由於法度的限制與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侶的生活獲得了保障，但也導致佛教發展的停滯。
　　
　　本期佛教有隱元隆琦禪師(一五九二－一六七三)從中國應邀至日本創黃檗宗最受矚目。「黃檗宗」與臨濟、曹洞二宗並稱，為日本禪宗第三大派。整體來說，本期的法度制度，是獎勵學問的，然在思想方面卻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學研究上並無特殊表現。反之，江戶末期，儒學與國學卻積極推展，此時日本神道也應時復興，但是受到「廢佛毀寺」的影響，佛教又進入黑暗期。
　　
　　七、明治維新
　　
　　孝明天皇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將大政奉還，第二年開始「明治維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一八六八)頒布「神佛分離令」，以神道教為國教，又以種種理由，迫令僧侶沿用俗姓，甚至鼓勵僧侶食肉帶髮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發起「護法一揆」(團結一致)運動來反抗，才獲得停止，但有日本淨土真宗受其影響。至福田行誡、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驅，以世界宗教大勢，評駁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願寺派的島地默雷等大力宣導宗教自由立場，終於在明治二十二年通過宗教自由的法律規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過困厄時期，進入新的時代。
　　
　　明治二十年前後，自由研究佛學的新風氣普遍展開，佛教大學的建立、經典的整理，以及佛學辭典的編纂發行等工作，更充實了日本現代佛學的內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經脫離中國佛教型態與觀念，並且在日本文化醞釀下的佛教也已普及於民間。二次世界大戰後，佛教更是蓬勃發展，新興宗教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其中以日蓮系分化出來的最多，如創價學會、靈友會、立正佼成會等，發展極為迅速。

第十六課　韓國佛教史

　　西元四世紀，佛教從中國向東傳入韓國，時當朝鮮半島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足而立的時期。到了七世紀中葉，新羅聯合唐朝，滅了高、百兩國，建立統一王朝，佛教逐漸脫離中國的傳承，樹立韓國佛教獨特的教學。十四世紀末葉，新羅王朝被高麗王朝(九一八－一三九二年)所取代；佛教在王室護持之下，四百多年期間，由發展走向興盛，由融攝的轉變過程形成富有韓國特色的宗教。　　
　　一、高句麗佛教
　　
　　據《三國史記》所載，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三七二)，中國前秦王苻堅遣順道法師及使者齎來經書、佛像；四年，秦僧阿道亦前來傳教；翌年，王為二僧建肖門寺和伊弗蘭寺，這是韓國佛寺創建的開始，佛教乃正式傳入韓國。至枕流王元年(三八四)，佛教由東晉的梵僧摩羅難陀傳入百濟；而新羅則遲至西元四一七年以後，才由高句麗僧傳入。佛教傳入前，朝鮮半島人民崇拜鬼神，信奉巫教，因此佛教初傳時期亦被視同民間信仰一般，以王室貴族為中心，進而形成護國祈福的國家信仰。
　　
　　高句麗因國土和中國北方相接，又時值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因此，佛教的發展受北朝影響較大。帝王多信佛，更有不少高僧渡海至日本傳教，其中惠慈被日本聖德太子禮請為師；爾後慧灌則任僧正之職，並為日本三論宗始祖，佛教因此廣為傳揚。直到榮留王七年(六二五)，王遣使入唐傳回道教後，佛教才受到迫害。當時道教雖興，高句麗卻也走上滅國之途(六七五)。
　　
　　二、百濟佛教
　　
　　百濟佛教受中國南朝影響較大，諸王亦崇信佛教，阿莘王、聖王(又稱聖明王)、威德王、法王、武王等，都是有名的護法仁王。至六世紀初，高僧輩出，其中以謙益盛弘律宗，推為百濟律宗之祖，最為有名。百濟佛教對隔海的日本也有深遠影響，聖王二十四年(五四六)致贈佛像、經書等予日本，是為佛教傳入日本之始；此後至日本弘法的百濟僧侶遽增，主要以弘傳三論和成實二宗為主。
　　
　　三、新羅佛教
　　
　　朝鮮半島三國中，佛教雖最晚傳入新羅，但發展卻最為興盛。到了真興王時代(五四○－五七五在位)，佛教的發展，如麗日中天。新羅在統一朝鮮半島前，高僧圓光和慈藏都曾前來中國參學，回國後不僅大弘佛法，且受朝廷重視，輔佐國政。新羅統一王朝後，佛教受中國唐朝的影響，大乘各宗傳入，元曉、義湘大師弘傳華嚴；圓測、太賢大師宣揚法相，因此，華嚴、法相兩宗最為盛行。另外淨、律、密等宗派也日漸弘傳，禪宗在新羅後期至高麗初期已發展為九派之多。概言之，新羅佛教因受到王室的支持，寺院遍布，碩德輩出，著作豐富，確為後繼的高麗佛教奠定發展的基礎。
　　
　　四、高麗佛教
　　
　　高麗的創國者太祖，是有名的佛教護法仁王，他深信高麗的建國是憑仗佛力之故，因此發願保護佛教，訂定信佛事佛的訓要。信佛護教，祈求國泰民安，便成為高麗王室的一大傳統。其中，為了攘敵救國而雕印的《高麗大藏經》，最具歷史意義。高麗時代常遇外敵入侵的窘局，因此常以建寺、舉行法會等各種佛事為國祈福消災，這是「祈福禳災，鎮護邦國」的國家思想形成的原因。另外，對僧尼的統理政策，除承繼新羅時期的僧官制度外，還仿照進士科舉制度，遴選優秀僧侶授予僧階。
　　
　　高麗佛教發展大致上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是高祖至肅宗時期(九一八－一一○五)。此時中國佛教仍繼續傳入朝鮮，同時深入普及於社會，華嚴、法相、禪宗法脈持續，國師大覺義天由宋回國後，成立天台宗。中後期：自睿宗即位後形成的民族佛教。主要是指智訥所創的曹溪宗禪法，本宗成立後，廣為高麗人民所接受，不僅超過禪門九山，後來由中國再傳入的臨濟禪，也用曹溪宗的名義弘揚，成為民族化的大宗派。綿延至今，在韓國佛教中，仍最具代表性。
　　
　　高麗佛教的發展極為輝煌，直到末期，興起儒學，逐漸形成一股排佛的思潮，為李朝的排佛崇儒種下了遠因。
　　
　　西元一三九二年，李朝太祖推翻了高麗，建立朝鮮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一三九二－一九一○年)，稱為「李朝」。初期仍延續高麗時期以佛教治國的風範，自太宗登基後，立即表明崇儒排佛的方針。故自太宗至顯宗(一四○一－一六七四)兩百多年期間，頒行毀寺、迫僧還俗、禁止僧侶進城等種種措施，使得佛教走向衰頹的境地。
　　
　　近代，中英鴉片戰爭之後，朝鮮受到西方列強與日本的入侵，佛教也有了轉變。首先，解除對佛教的種種限制與禁令，並逐漸設置相關的管理機構以掌理僧政。在佛教復興的同時，結構、型態也產生了一些變化，因為受到日本佛教影響，教團裡出現了帶妻僧。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分裂成南北兩個國家。南韓的佛教相當盛行，仍以曹溪宗最有勢力。五十年代，新興的宗派不斷出現，其中以圓佛教發展最為迅速蓬勃。目前佛教界辦有綜合大學等教育機構，也致力於慈善事業的發展。一九七五年，政府在佛教徒極力的請願下，明定四月八日佛誕日為國定假日，可見佛教在韓國已積極展現出重生之姿。

第十七課　東南亞、南亞佛教史

　　東南亞、南亞是位於中南與印度半島之間的國家，自古即深受佛教文化的熏陶，雖然相繼有婆羅門教、印度教、回教、耶穌教的交替存在，但這些國家至今仍深具佛教色彩，例如：莊嚴的寺院、寶塔，是時人巡禮的古蹟聖地，佛教節日是全民參與的慶典。此外，僧侶地位的崇高、民眾信仰的虔誠、完善的僧伽管理機構、僧伽教育普及，在在都突顯佛教在東南亞、南亞的成熟化。由於東南亞國家與佛教有緣的很多，本課僅介紹南傳佛教系統的五個重要國家，以及南亞國家中，三個佛教歷史悠久的國家概況：
　　
　　一、斯里蘭卡佛教
　　
　　斯里蘭卡，古稱「師子國」、「錫蘭」，該國佛教是在印度第三次經典結集後(西元前三世紀)，由阿育王派遣其子摩哂陀所傳入，當時的國王天愛帝須為摩哂陀建大寺，並於此寺舉行錫蘭第一次三藏結集，此寺乃成為錫蘭上座部(赤銅牒部)佛教的起源。爾後，摩哂陀的妹妹僧伽蜜多也前來建立比丘尼僧團，使得錫蘭擁有完整的僧伽組織。
　　
　　西元前後，佛教分化為兩派：一是大寺派，仍為上座部佛教的根據地；一是無畏山寺派，則以大、小乘兼弘，聲譽逐日提高，而後由之分化出一部為逝多林派，三派之間以無畏山寺派為盛。五世紀時，覺音論師在大寺完成三藏的巴利文翻譯，並完成一部佛教百科全書《清淨道論》，而奠定大寺派的復興與教學基礎。與之同時，《島史》、《大史》也相繼編著問世，是為錫蘭佛教興盛時期。
　　
　　十一世紀南印度侏羅人入侵，佛教也遭到嚴重迫害。十二世紀時，波羅羯磨跋怙一世在位，力振佛教，結集上座部三藏，因此確立大寺派為錫蘭佛教的正統傳承。
　　
　　十三至十七世紀，錫蘭為葡萄牙、荷蘭等國侵佔，佛教再度受挫，直至十八世紀才由泰國長老優波離等人復興。目前斯里蘭卡的主要佛教團體有「摩訶菩提學會」、「世界佛教徒友誼會」、「青年佛教會」、「斯里蘭卡佛教聯盟」等，其中前二者致力於國際弘法上的卓越貢獻，使斯里蘭卡成為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代表。
　　
　　佛教一直是斯里蘭卡的傳統宗教，早期將佛陀成道處的菩提樹分枝移植於此，並迎請佛牙前來供奉，至今仍是斯里蘭卡人的驕傲。佛教對該國的影響，是遍及整個文化，從語言、文字、教育、政治、建築到生活，無不關聯。而緬甸、高棉、泰國、寮國的佛教也受其影響，這些國家至今仍然是上座部佛教興盛的地方。
　　
　　二、泰國佛教
　　
　　泰國，古稱「暹羅」，在十三世紀泰人正式建國以前，佛教已盛行多時，並先後傳入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蒲甘佛教及錫蘭佛教；素可泰王朝崑羅康恆王在位時期(一二七七－一三一七)，因禮請錫蘭大寺派僧侶來泰說法、傳戒，始確定南傳上座部為主要信仰。十九世紀，曼谷王朝的拉瑪四世改革佛教，創法宗派，原有眾多僧眾即稱大宗派，這是今日泰國的兩個主要佛教派別。
　　
　　佛教是泰國國教，佛教徒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國家設有宗教廳，專職宗教事務，以僧皇職權最高，目前全國約有九千餘所的佛學院和兩所佛教大學，專門致力於僧伽人才的培育。尤其近年來西方人士學佛者眾多，因此禪坐中心更是四處林立，佛教更加興盛。
　　
　　泰國人的一生，可以說都是以寺院為中心，所以佛教寺院是宗教、社交及教育的根源。一般習俗，男子一生至少須經過一次剃度出家，才算擁有完整的人格。
　　
　　一九五○年，泰國和錫蘭共同發起成立國際性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一九八八年，南北傳佛教交流融和，於美國佛光山西來寺舉行第十六屆大會；一九九八年，於澳洲佛光山南天寺舉行第二十屆大會。一九九四年，泰國最大道場法身寺與佛光山締結為兄弟寺，更是南北傳佛教融和的最佳表徵。
　　
　　三、緬甸佛教
　　
　　據《島史》記載，阿育王曾派遣須那迦、鬱多羅二人至金地傳教，所謂「金地」，是指下緬甸的打端一帶。當時所傳乃上座部佛教，西元十世紀之後，大乘佛教及密教傳入。十一世紀，阿奴律陀王統一全國，在蒲甘成立上座部佛教，當時錫蘭受到南印度侏羅人的攻擊，於是蒲甘王朝便成為南傳佛教的中心，長達二百年之久。十二世紀，僧團分裂為錫蘭宗派和原有的緬甸宗派；十八世紀，緬甸佛教又發生著衣論爭，形成偏袒派與通肩派的對立；十九世紀，英國勢力入侵，僧院組織成為民族獨立運動的凝聚點；一九四七年獨立後，佛教漸形復興。
　　
　　第五次及第六次經典結集都由緬甸佛教徒所發起，對南傳三藏的結集貢獻很大。
　　
　　至今，佛教仍是緬甸人主要的宗教信仰，信徒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無論男女老幼，一生中都要多次入寺過短期的出家生活。佛教對緬甸人民而言，不僅是精神上的信仰，也是生活的全部。
　　
　　四、高棉佛教
　　
　　高棉，古稱「扶南」、「柬埔寨」，早在西元三、四世紀時，已有大乘佛教的傳入。六世紀時，婆羅門教傳入，並一度被定為國教。九世紀，安哥王朝創立，大乘佛教與婆羅門教同時並行，當時建有安哥城及安哥寺等佛教聖蹟。十三、四世紀後，緬甸、暹羅等先後傳入錫蘭上座部佛教，終使高棉成為上座部佛教國家。
　　
　　一八六三年，高棉淪為法國殖民地，然高棉王室仍舊存在，佛教因受王室護持，亦能傳揚發展。一九五四年，高棉獨立，原有佛教的僧伽教育機構更形發展，憲法並規定佛教為國教，國王是當然的擁護者。全國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信奉佛教。主要僧團組織有大宗派和法宗派二大教派，另有二大佛教社團：「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柬埔寨分會」與「居士巴利學會」。
　　
　　一九七○年，高棉暴發內亂，佛教因而受到迫害，但佛法早已深植在高棉人的心中，因此，在國內佛教徒及外國佛教機構的努力重建下，佛教已逐漸復興，而流亡海外的僧侶們更積極弘法，在美國已有五十座以上的道場。
　　
　　五、寮國佛教
　　
　　寮國，古稱「老撾」，史上記載，在十四世紀法昂王在位時，由高棉傳入上座部佛教。十七世紀蘇里亞旺王朝時，佛教極盛，首都永珍一度成為東南亞佛教中心。十九世紀，寮國成為法國的殖民統治，佛教發展停滯。
　　
　　一九五四年，寮國獨立，佛寺佛像的鑄造、僧伽教育機構的設立，充分顯示佛教的蓬勃發展。國家設有和泰國一樣的僧王等僧伽組織，憲法並規定「佛教為國教，國王是最高保護者」、「國王必須是熱心的佛教徒」，佛教在國家支助護持下迅速發展。唯在一九六○年起，政府又陷入政治和軍事的分裂狀態，內戰連連，佛教的發展更形艱難。
　　
　　雖然國家危亂，佛教依然是寮國人民的生活重心，舉凡婚喪喜慶、衣食住行，甚至受教育，都離不開佛教的範籌。一九九○年，寮國的憲法草案將佛教的菩提樹葉作為國旗的圖案，顯示寮國的佛教已有復興的展望。
　　
　　六、尼泊爾佛教
　　
　　尼泊爾是佛陀的出生地，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巡禮佛蹟時，曾小住於此。西元八世紀，尼泊爾佛教即與印度教、民間信仰混合，成為密教形式的大乘佛教。十三世紀，印度受到回教迫害，不少僧侶攜入大量經典，使尼泊爾佛教達於鼎盛。目前，尼泊爾佛教以藏傳佛教為主，盛行紀念佛陀足跡、崇拜金剛杵、鈴等宗教活動，充分展現了密教的色彩。
　　
　　七、不丹佛教
　　不丹原崇奉西藏佛教的寧瑪派，此因八世紀中葉，印度蓮花生從西藏返印時，途經不丹，駐留宣教之故。十一、二世紀，西藏佛教各派已在不丹十分活躍，尤以竹巴噶舉派最盛。十六世紀時，即由此派的法王組織中央政府，採政教合一政策，行政由在家居士統籌，法王以轉世方式統治不丹，因此竹巴噶舉成為不丹的國教。目前不丹人幾乎全是佛教徒，而「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不丹成立分會之後，許多年輕僧侶開始前往世界各佛教國家參學，帶給不丹佛教更大的發展空間。
　　
　　八、孟加拉佛教
　　
　　佛教在孟加拉的歷史悠久，七世紀時，佛教已相當興盛。自七世紀到十二世紀末是孟加拉佛教的黃金時代，阿底峽與戒賢都曾到此國弘教。十三至十九世紀，孟加拉佛教陷入衰頹期，直到摩訶斯他皮爾法師發起宗教改革，重組僧團，佛教才又慢慢重燃生機。時至今日，佛教雖是弱勢宗教，佛教徒只佔全國人口的千分之六，屬於上座部佛教，但全國仍有六百多間佛寺，並有一百五十餘所佛學院，在政府的管理下，還設有巴利文和梵文委員會。另外，佛教亦致力推動慈善事業和社會文化活動，並有廣播和電視的弘法節目，因此佛教在孟加拉仍具有一股力量。

第十八課　歐美佛教史

　　佛教與歐洲接觸，可溯於西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派遣傳教師至印度境外弘傳佛法之時。前二世紀後半期，希臘彌蘭陀王則是最早信仰佛教的歐洲人。西元五至九世紀之際，耶穌教集中教會權力，佛教教義始漸失傳於歐洲。十三世紀蒙古打通亞歐的交通，馬可波羅兩次造訪我國元朝，把佛教介紹到歐洲世界。十五世紀末以後，由於歐洲殖民政策的結果，學術上的佛教研究再度勃興，主要的國家有英、德、法等國。
　　而美洲佛教的傳入，早在西元五世紀時已有佛教的弘傳者從亞洲的堪察加橫跨白令海峽，到達北美的阿拉斯加弘傳佛法，特別是在中美洲，爾後被耶穌教及強權者所隱沒。近代佛教的再傳入，則要從美國談起。一八七○年左右，佛教隨日本僑民遷至夏威夷而傳入，約於一八九九年再輾轉傳到舊金山，佛教便正式踏上美國本土，同時也北傳至加拿大。
　　
　　一、德國佛教
　　
　　德國人性好沈思，是西方國家之中最早體會佛教真諦，並禮讚佛教教義的國家。十七世紀的萊布尼茲，十八世紀哲人康德，十九世紀初期的許多哲學家如叔本華、尼采及音樂家華格納等，都是佛教的崇信者。佛教思想藉由這些哲學家、藝術家的啟蒙，於十九世紀得以在德國扎根。
　　
　　一八一八年，德國開設第一個梵文、印度學研究所，迄今設立相關佛學研究所的大學已有許多，弘揚佛教義理的書籍刊物、機構亦陸續出現。一九○三年，德國音樂家古斯出家，是德國第一位比丘，此後有許多德、法、美、荷人跟隨學佛。納粹政權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佛教受到影響。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後，各地佛教團體又漸成立，呈現百花齊放的景象。近幾年來，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以建設人間淨土為主旨，正積極的建寺發展中。
　　
　　二、英國佛教
　　
　　英國佛教早期以學術研究為主，內容包括南傳、西藏及大乘佛教。主要的貢獻有：一八七五年蔡特斯完成最早的一部《巴英辭典》；一八八二年戴維茲成立「巴利聖典協會」，將巴利三藏及注釋有計畫地翻譯成英文，而為英國佛教的發展鋪路；荷吉森在尼泊爾發現梵文貝葉經典，為歐洲研究大乘佛教的濫觴；阿諾德的詩篇《亞洲之光》問世，被譯成十多國語文，接引許多讀者信仰佛教；狄斯羅斯著《西藏語文法》、《藏英大辭典》，便利了藏傳佛教研究；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發現古經典文物，則引起西方學界對西域佛教的研究。
　　
　　近代英國佛教則以孔茲為研究大乘佛教的佼佼者，被譽為歐洲佛學大師。　　
　　佛教在民間展開弘法活動，始於一九○六年傑克森在海德公園的宣揚教義，此後佛教漸為一般民眾所知，遂使佛教組織漸立，如「不列顛愛爾蘭佛教會」、「佛教協會」、「西方佛教僧團之友」、「法光寺」以及專弘西藏、南傳佛教的中心等。一九五四年，「摩訶菩提協會」在倫敦創建「倫敦佛教精舍」，是南傳佛教在歐洲的第一座佛寺。
　　
　　一九七○年代，日本佛教傳入英國，以禪宗、淨土真宗及真言宗為主。中國佛教除了太虛大師曾於一九二八年至英國弘揚佛法外，目前佛光山在英國已有數個道場，國際佛光會也設有協、分會，以推廣人間佛教。
　　
　　三、法國佛教
　　
　　西方首先以系統化的方法來研究佛學的國家是法國。一八二六年布諾夫與德國拉森合著《論巴利語文》，而開西方研究巴利文風潮；爾後，在巴黎組織「法亞協會」，並首開以梵、漢、藏文版本對照的翻譯法，更開啟佛學研究的風氣，故有「歐洲佛學研究之父」的稱譽。繼之，在梵文翻譯上最重要的人物是列維，校譯有安慧的《唯識三十頌釋》、無著的《莊嚴經論》等，為佛教哲學與歷史研究開闢新天地。法國大乘佛教另一位著名學者是蒲仙，他最大的貢獻是將世親的《俱舍論》譯為法文，為研究說一切有部的先驅。
　　
　　一九七五年，越南淪為共軍統治，移民法國的越南人開始設立佛教團體；日本禪宗、日蓮宗與西藏的佛教也紛紛傳入，並建立據點。中國大乘佛教的弘揚，則始自一九二八年太虛大師的弘化。一九九一年佛光山亦前往建寺，目前已有多所道場設立。國際佛光會也設有協、分會，積極弘揚人間淨土。
　　
　　四、美洲佛教
　　
　　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日本僑民大量遷入中、南美洲，佛教的信仰也隨之傳入，但語言的障礙，佛法的弘傳，仍停留在亞裔僑民中。但是這個時期的藏傳式佛教已漸流傳，形成兩大主流：一為日本禪宗、「日蓮正宗創價學會」，二為藏傳佛教。當學禪的風氣開始在白人社會開展時，許多禪學中心與禪修道場便因應而生。而日本禪學泰斗鈴木大拙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授佛學，對佛學研究的發展，亦功不可沒。又「創價學會」因戰後美軍由日本撤回而傳入，至今已成為美國最大的佛教宗派。一九七○年代因中共武力進入西藏，喇嘛紛紛逃離，部份輾轉來到美國，於是藏傳佛教在美國奠基。
　　中國佛教方面，則有聖嚴、顯明、淨海、浩霖等諸位法師陸續前往弘法建寺。一九八八年，佛光山在洛杉磯創建西來寺，國際佛光會總部也在此成立，十年來舉辦了各項活動與國際學術會議，積極拓展人間佛教事業。至今，佛光山已在美國興建了二十多所道場，並創立西來大學，成立國際翻譯中心。如此結合教育、文化的弘化目的，實為推動美洲佛教的本土化，發展屬於西方社會文化的佛教。
　　
　　一九九二年起，佛光山再將弘化腳步延伸至中、南美洲，目前在巴西、哥斯大黎加、巴拉圭、阿根廷等國設有道場，國際佛光會也成立協、分會，因此為美洲佛教的弘傳打開人間佛教的大門。　　
　　五、俄國佛教
　　
　　俄國佛教真正有歷史可考是在十七世紀時，由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族卡爾米克人及布利亞人傳入。一七四一年，俄國伊莉莎白女皇下詔，敕封可汗喇嘛為佛教最高行政首長，因此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其後，布利亞的佛教寺院及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建立，僧侶的地位更形提昇。
　　
　　十九世紀後，在沙皇的鼓勵下，佛教的研究及經典的翻譯大為興盛。其中，最具名望的是多爾耶夫喇嘛，他曾被任命為達賴十三世的宗教顧問，並且為西藏與蘇俄的外交關係穿針引線。一九一二年得到達賴支持與授命，在聖彼得堡建卡拉加哈跨(kalacahakra)寺，每年定期舉辦法會與結夏安居，是第一座在歐洲國家首都舉行佛教儀禮的佛寺。
　　
　　一九二九年，史達林當政，大肆毀佛，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情況才獲得改善。蘇聯政府開始准許佛教建造寺院，被放逐國外的學者也陸續回國，美、韓、印等國的佛教學者開始到蘇聯授課，佛教又在學術研究浪潮的推動下漸露曙光。一九九三年，國際佛光會在聖彼得堡與莫斯科成立協會，有助於佛教在俄國的傳播。
　　
　　目前歐美許多國家都已有佛教的傳播，特別是國際佛光會所推動的人間佛教，更是遍及於大小國家中。

第十九課　其他國家佛教史

　　一、香港佛教
　　
「東方之珠」的香港，在西元五世紀間有晉代奇僧杯渡禪師渡海在青山建杯渡庵，成為最早的香港佛教寺院。一八四二年後，英國統治香港，佛教一切活動隱沒在山林間，以農禪為主，其中以大嶼山紀修和尚創建的十方道場(寶蓮禪寺前身)為代表。
　　
一九一六年初，港紳潘達薇、陳靜濤等組織佛學會，香港正式有研究佛學的組織，這也是都市佛學的發起。爾後，太虛大師應邀到香港弘法，鼓吹佛教改革運動，也推動香港佛教界再生運動，紛紛以素食館為傳教所，成立居士林等，更帶動都市弘法的熱潮。此後，寺院、佛教組織相繼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國共戰爭時期，不少僧侶陸續從大陸到香港，如：若舜、靄亭、茂峰、寶靜、通一、芝峰、虛雲、倓虛、筏可、樂果、海仁、定西、印順、太滄、證蓮、優曇等，可說集全國僧侶的精華，對於近代香港佛教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同一時期尚有香港本地僧信，如：慈祥、覺一、何張蓮覺、陳靜濤、林楞真、王學仁等共同弘護，為香港佛教發展奠定穩固基礎。
　　
今日香港以大乘佛教為主，各宗並容，尤以禪、淨、法相和密宗最為興盛，高僧大德有：覺光、永惺、聖一、洗塵、圓果、松泉、暢懷、羅時憲、霍韜晦、吳汝鈞、高永霄等。在弘法活動方面則呈現多樣性發展，包括：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其中，佛光山每年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的大型現代佛學講座，獲得香港佛教界的支持，掀起一般社會大眾學佛的熱潮，更使香港佛教趨向現代化與人間化。　　　　
二、越南佛教
　　
佛教傳入越南，約在西元二世紀末，由中國的牟子、康僧會等人，將佛法傳到交趾一帶(今越南北部)。十至十四世紀，由於李、陳王朝的護持，佛教達於鼎盛，並以中國南宗禪為主流。十七世紀，淨土宗取代了禪宗的地位。十九世紀末，因法國的佔領而使佛教衰微，直到第二次大戰後，越南獨立，佛教才逐漸復甦。
　　
近代的越南佛教因有心珠、素蓮、智海、玄微、一行等諸位法師的修寺興學、創辦雜誌和成立佛教組織，才帶動了佛教的發展。一九六三年，吳廷琰為維護天主教而破壞佛教，不允許佛誕節懸掛教旗事件，造成廣德等七位僧人的引火殉教。一九七五年，西貢淪於越共，隨著難民的逃亡世界各國，越南佛教便傳到法、美、澳等國，這是越南佛教徒強烈宗教情操的表現。
　　
　　
三、菲律賓佛教
　　
西元八至十三世紀，佛教隨著印尼室利弗逝王朝的力量傳入此地，可惜尚未生根，回教就跟著東來。爾後，西班牙的殖民主義者更挾天主教的威勢，強迫人民放棄固有信仰，幼弱的古菲律賓佛教至此消滅。菲律賓成為遠東唯一的天主教國家。
　　
近代菲國的佛教是隨華僑而傳入，一九三一年，「旅菲中華佛學研究會」成立，不久，性願、瑞今等法師創建第一座正信寺宇──信願寺。爾後，念佛共修、佛經講座及社會教育、福利、慈善等事業陸續展開。一九八九年起，佛光山前往弘法，建有佛光講堂、慈恩寺及多所佛光緣，國際佛光會亦於此設立協會，使得原來只弘揚於華僑之間的佛教，更廣及於菲律賓民眾之中。
　　
　　
四、新加坡佛教
　　
新加坡居馬來半島南端，華人佔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中國大乘佛法在此流傳甚廣，尤受中國閩、粵影響為甚，故有禪、淨兩大派的形成。南傳上座部佛教因錫蘭、泰國的移民不少，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九五○年代以後，台灣佛教進駐此地，使佛教有更多樣化的發展。雖然新加坡地狹人稠，但寺院林立，形成「兩巷一庵，一街三寺」的特殊景象。「新加坡佛教總會」由宏船法師擔任會長，是當地較有組織與力量的團體，一九五一年，更成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新加坡分會」，由畢俊輝居士擔任會長。
　　
新加坡的高僧輩出，如宏船、廣洽、優曇、演培、常凱、隆根等法師，創辦文殊中學、佛學書局、施診所等，但因使用英語的人數增加，而華裔道場仍以華語為主，故難以吸引青年知識分子。國際佛光會新加坡協會，自一九九五年開始，每年舉行佛學講座及梵唄音樂演唱會，即為接引青年學佛，開發佛教的生力軍。
　　　
五、馬來西亞佛教
　　
佛教傳入馬來西亞可分二期：早期受印度文化的影響而有狼牙修佛教王國的建立；十五世紀以後，麻六甲王朝太子伊斯干達沙娶回教公主為妻，下令全國改信回教，佛教因而逐漸衰微。十七世紀後，華僑渡海到南洋謀生，中國僧侶接踵而至，雖然印度的佛教早已沒落，但中國佛教卻開始落地生根。
　　
今日的馬來西亞雖以回教為國教，但居於次位的佛教，自一九五七年國家獨立後，佛教團體紛紛成立。其中屬於全國性團體的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有竺摩、金明等長老，在經過多方的努力與爭取後，終於在一九六二年促使政府將「衛塞節」定為國定假日。國際佛光會並於此設立馬來西亞協會。一九九六年，星雲曾應邀在莎亞南體育館舉行弘法大會，計有八萬人參加。
　　
目前，佛教在馬來西亞仍以華族漢文系佛教為主，以英語為媒介的南傳佛教為輔。達摩難陀長老是南傳佛教的代表者，對當地佛教的發展，貢獻很大。近來藏傳佛教、日本佛教也漸受注意，使馬來西亞佛教呈現多元化發展。
　　　　
六、印尼佛教
　　
西元五世紀初，法顯大師訪問爪哇島時，已有佛教的流行。七至十一世紀，義淨大師西行求法，途經此地，見婆羅浮屠，幾可媲美於印度那爛陀寺，佛教的興盛，可見一斑。一○○六年，摩拉匹火山爆發，佛教隨之湮沒在火山灰燼之下。直到二次戰後，佛教才有復甦之勢。六○年代，印尼政府採取排華政策，禁止使用中文，使得大乘佛教的傳播一度受挫。一九八三年，由於教界的努力，政府通過「佛誕節」成為國家節日，並批准「印尼佛教學校」的登記，讓佛教的弘傳透過教育而能發展。
　　
今日的印尼佛教，居士林普遍設立，佛教組織如佛光協會等亦相繼成立，佛堂約三百餘所，凡此種種皆可以反映出印尼佛教未來的希望。
　　
七、澳洲佛教
　　
據傳，在十九世紀澳洲早期建國的淘金時代，佛教即隨著錫蘭商船移民而傳入，但因人數極少，佛教傳揚不廣。直至二十世紀，一些研究佛教的西方人士移民澳洲後，佛教始傳播開來。
　　
其中，美籍比丘尼達摩珍納是最早期的開拓者之一，他在一九五一年來到澳洲弘法，先後成立「維多利亞學會」、「新南威爾斯佛學會」等。爾後，其他佛教團體相繼跟進。
　　
二十世紀的後期，來自亞洲的一批批移民當中有不少佛教徒，他們在澳洲組織佛教團體，舉辦弘法活動，其中較具規模的是佛光山在雪梨所建的南天寺、布里斯本的中天寺、西澳講堂等道場，及國際佛光會所設立的協、分會。在他們的推動之下，對澳洲文化社會助益甚大，使得佛教在當地備受肯定與矚目，而成為近年澳洲發展最快的宗教。
　　　　
八、非洲佛教
　　
佛教何時傳入非洲已不可考，目前只知在一九二○年代，東非坦尚尼亞有錫蘭商人於每年的浴佛節浴佛，以及一九二七年曾由摩訶菩提協會支援，於佛誕節時用三種語言弘揚佛法，並印贈佛教書籍，可惜當時並無設立僧團，致佛法未在非洲弘傳，直到佛光會進入非洲之後，方有改觀。
　　
一九九二年，佛光山應邀前往弘法，並於南非政府所獻六公頃的土地上，由慧禮法師興建「南華寺」，並陸續在新堡、布魯芳登、約堡、開普頓、德本等地成立道場；國際佛光會也在以上諸地及史瓦濟蘭、剛果等地成立協、分會。
　　
一九九四年，南華寺成立非洲佛學院，同年十月，十位剛果青年請求剃度出家，這是非洲的第一次剃度典禮，也是佛教史上第一批黑人出家。未久，祖魯族酋長率領十餘萬人，剛果也有數千人請求皈依佛教。佛光山慧禮、依來等法師在非洲弘法的成果是輝煌的，相較於當初建寺、佈教的困難，這些驚人的成就，在在說明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第二十課　新興教團的開展

　　本課所謂的新興教團，包括十九世紀以來，以傳統佛教宗派的某些教義為根本，結合其他思想、哲理或習俗所創立的「新宗教」(新興宗教)，以及完全屬於傳統佛教，卻是新成立的教團。前者以發展迅速、規模最大的日本「創價學會」、「靈友會」、「立正佼成會」、韓國的「圓佛教」為代表；後者則以興建於一九七○年，卻已竄升為泰國規模最大的「法身寺」為代表。

　
一、創價學會、靈友會、立正佼成會
　　
(一)創價學會
　　
一九○三年由小學教師牧口常三郎和戶田城聖所創。創立之初，原名「創價教育學會」，屬教育理論與價值論的研究團體，由牧口任第一任會長，會員以小學教師為主。由於牧口及戶田都是日蓮正宗的信徒，他們將日蓮信仰融入該會，因此該會乃演變為附屬於日蓮宗下的在家信眾組織。一九四三年，牧口及戶田被政府以違反「治安維護法」及「不敬神社」罪名逮捕入獄，牧口因此死於獄中，戶田於一九四五年出獄，為第二任會長。他以折伏活動及座談會的大規模傳教方式，使該會再度復興，並改名為「創價學會」。一九五○年，該會向政府申請成為獨立的宗教法人。
　　
創價學會的基本教義是以日蓮正宗「三大秘法」的思想體系為主軸，並糅和牧口常三郎的〈價值論〉、戶田城聖的〈生命論〉等現代思想。主張宇宙為一大生命體，其本質以佛法表示，即為「妙法蓮華經」五字，而日蓮聖人親筆書寫的「南無妙法蓮華經」正顯此理，因此強調只要信奉並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就是皈依宇宙生命，並引發內心所具的佛界，達到覺悟，與宇宙生命合而為一。因此該會重視現世利益，是個新興的宗教團體。會員的每日修持，以早晚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經題為主。所奉持的要典以日蓮所著的《御書》及其對《法華經》的詮釋、日寬撰著的《六卷抄》等為主。
　　
一九六○年，池田大作接任第三任會長後，在創價學會的基本教義上更加發揮，提出「人性社會主義」、「佛法民族主義」，組織「公明黨」，實現日蓮上人以尊重人性為基調的「王佛冥合」法華救世理想。另外，更提倡「地球民族主義」，將創價學會推向國際舞台，於一九七五年在關島正式成立「國際創價學會」，有五十多個地區、國家參加，池田被推舉為第一任會長。
　　
池田之後，北條浩接任第四任會長。目前，該會由第五任會長秋谷榮之助所主持。會務發展非常隆盛，在教育、文化、宗教上的推展成效卓著，已是日本新興宗教中最大的團體。
　　
(二)靈友會
　　
也是屬日本日蓮宗系新興宗派之一。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間，由久保角太郎與小谷喜美等人漸次成立。該會在近代新宗教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包括立正佼成會、博愛同志會、佛所護念會等二十多個新宗派，都是由該會所分立出來。
　　
該會總部設在東京，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後，處處瀰漫著惶恐不安的氣氛，該會適時大力傳教，一九三四年，教徒便達一千戶，到了一九三六年，突增至十萬餘戶。日本侵華期間，該會支持戰爭政策，強調國家主義與天皇崇拜，因此受到政府保護，會務因而得以順利發展。戰後在百廢待興時，又提出「思想善導」、「社會淨化」及「婦女也可成佛」等主張，並利用祭祀祖先及各種通靈祈禱，以治病轉運的方式傳教，因此信徒遽增至五十萬餘戶，成為當時最龐大的新興宗教。一九五○年後，因漏稅等事件而造成分裂及內部紛爭不斷，發展陷入低潮。一九七一年，久保角太郎之子久保繼成擔任會長後，在總部設海外傳教局，積極向國外傳教，教團才有較大的發展。
　　
靈友會的主要教義是日蓮宗法華信仰與民間祭祀祖先萬靈等習俗結合的信仰。靈友會創始人之一的久保角太郎，因受若月千勢及西田俊藏法華信仰與亡靈供養思想的啟發，宣稱個人的靈魂和祖先亡靈、三界萬靈相通，因此主張供養祖先之靈就等於供養三界萬靈，藉此得到萬靈的保佑，達到家庭幸福、國家安泰的目標。又主張祭祀祖先正是在家信徒的「菩薩行」及「自身成佛」的菩薩道。
　　
該會所奉經典有法華三部經：《法華經》、《無量義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和彌勒系列經典。每日行持，主要是早晚讀誦久保角太郎所編錄的《青卷經》，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經題三十分鐘。但最著重的還是祖先萬靈的祭拜。綜言之，該會是日蓮法華信仰所引申出來，佛、靈結合的體系，但並不重視教義的弘揚，而以祭拜、通靈行法為主，與純正日蓮宗思想不盡相同。目前會員停留在三百多萬，由本派分立出的「立正佼成會」反而更加興盛。
　　
(三)立正佼成會
　　
原稱「大日本立正交成會」，亦屬於日本日蓮宗系的新興宗教。一九三八年由靈友會脫離出來的庭野日敬及長沼妙佼所創，會名取「立於正法，與人交往，成就佛身」之意。創立之初，力量十分薄弱，會員只有三十位。二次大戰後，因大力宣傳現世利益的思想，會員激增。一九五一年，與日本ＰＬ(完全自由)教團等新興宗教團體聯合組成「新日本宗教團體聯合會」，此後該組織發展迅速，進而邁向政治舞台。
　　
該會亦以法華三部經為根本經典，以〈壽量品〉中的釋迦牟尼佛為本尊，以實現常寂光土(佛國)為目的，基本教義是受法華信仰、民間信仰等影響，而提出「妙、體、振」的神佛與人相互感應的宗教理論，受靈友會的影響，也強調祖先崇拜。
　　
一九五七年，長沼妙佼逝世，會長庭野日敬將降神為主的神秘活動去除，強調該會是在佛陀教法下，重視日常行持慈悲、禮拜及菩薩行的「實踐宗教」。一九六○年，為紀念長沼妙佼，把會名改為「立正佼成會」。至此，該會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曾響應梵諦岡所提的「教會一致運動」，主張世界各宗教間進行對話、合作。一九七○年，「世界宗教徒和平會」(WCRP)成立，庭野為該組織日本分部的委員長。一九九一年後，會長由庭野日敬的長子庭野日擔任。目前該會在文化、教育、醫療上成果卓著，海外也成立教區，主要在北美和南美等地，目前信徒人數僅次於創價學會。
　　
二、圓佛教
　　
圓佛教祖師朴重彬，法號「少太山」，通稱「大宗師」，在圓佛教裡又被尊為「教祖」。一九二四年創「佛教研究會」，為圓佛教中央本部的前身。基於自給自足的觀念，預示以後必須建立具有生產性、自立性經濟基礎的宗教，因此一方面開創經濟機構，一方面研究佛法，並提出「以真理的宗教和事實的道德為心身兩全的實踐方法」作為宗教理念，以及文化、教育、慈善三者一體的宗教目標。
　　
一九四五年，第二代祖師鼎山宋奎正式將「佛教研究會」改名「圓佛教」，他倡導教育建國，創辦「唯一學林」，後改名為圓光大學，並將開宗大師的言行及著作等，編成教典，作為信徒的信奉指針。第三代祖師大山金大舉法師，喊出「真理是一個，世界是一個，人類是一個家族，世界是一個職業場所，必需開拓成為一圓世界」，開始宣佈向世界進軍。
　　
圓佛教以「○」為表徵，取代一般寺院的佛像，認為「圓」是：「一圓相，是法身佛。是宇宙萬有的本源，是諸佛諸聖的心印，是一切眾生的本性。」強調精神和物質如雙軌，缺一不可。該教以《金剛經》作為所依經典，基本教義有二：一是真空妙有的修行門，二是因果報應的信仰門。從修行門中，立精神修養、事理研究、作業取捨等三學。綜合此門的實踐，仍歸宗於禪，在理論上和精神修養上，與禪宗結合，提出「動靜一如，靈肉雙全」、「佛法是生活，生活是佛法」等無時禪、無處禪的理論。在信仰門的實踐上，特別注重社會問題，報四恩，成四要，作為每個教徒必要日日奉行的生活指針。
　　
圓佛教具有人間性格的教義，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因此在教育、文化、慈善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實踐了佛教生活化、現代化的積極作風。　　　　
三、法身寺
　　
法身寺位於泰國曼谷市近郊，一九七○年由詹孔那雍優婆夷(法身寺住眾信徒皆尊稱老奶奶)，帶領現任住持正法乘上座和副住持定精進上座開始動工興建所成。
　　
這座新建的寺院，雖然只有二十八年的歷史，卻是目前泰國最有名的禪修道場。其禪定的主要法門稱為「入法身法門」，是由蒙昆貼牟尼法師以自證法身的經驗所傳授下來。詹孔那雍老奶奶是蒙昆貼牟尼法師的首座弟子，現任住持則親受老奶奶的教導。
　　
法身寺以「外界的幸福安樂來自內在詳和安寧」的思想基礎，而立其建寺宗旨：「每個人都有機會修習靜坐，都能證悟法身，獲得人類自身的真正幸福。」因此，法身寺重視靜坐，寺眾一天靜坐時間可長達十二小時，依「入法身法門」展開嚴格的訓練。
　　
由於信眾日多，法身寺的建地已由當時三十二甲擴展到今日的四百甲左右。目前正在興建能容納一百萬人的「大法身舍利塔」和容四萬人同時靜坐的「國際法身堂」。法身寺的面積與寺務行政組織在泰國佛教中首屈一指，目前在國內外亦設有分寺及善友中心以擴展弘法。
　　
法身寺不斷以傳統融和現代的方式呈現另一股佛教生命，在弘法活動方面，除每星期日及每年佛教節日的法會外，亦不斷接受各機關學校團體的委託，做佛法生活的訓練營。另外，在學術、文化的推廣、交流上亦不遺餘力。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與佛光山締結為兄弟寺，立約共創